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7, Vol. 33 Issue (6): 759-768.   PDF    
http://dx.doi.org/10.16187/j.cnki.issn1001-4918.2017.06.15
国家教育部主管、北京师范大学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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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泉泉, 魏铭, 刘霞. 2017.
WANG Quanquan, WEI Ming, LIU Xia. 2017.
青少年自伤行为的机制及影响因素:基于情绪管理的视角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of Adolescent NSSI: An Emotion Regulation Perspective
心理发展与教育, 33(6): 759-768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33(6): 759-768.
http://dx.doi.org/10.16187/j.cnki.issn1001-4918.2017.06.15
青少年自伤行为的机制及影响因素:基于情绪管理的视角
王泉泉, 魏铭, 刘霞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 北京 100875
摘要:青少年是自伤的高危人群,这与自伤的情绪管理功能密切相关。基于情绪管理视角,生物社会模型、回避体验模型和情绪管理模型分别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情绪管理在自伤发生中的核心地位。综合目前关于自伤的心理学及跨学科研究成果发现,青少年自伤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基因与脑等生物学因素、家庭与学校环境中的人际因素,以及个体的人格特征。其中,基因、脑与家庭环境对青少年自伤的影响尤为关键。今后应在纵向研究、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以及脑成像技术融合等方面对自伤进行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自伤行为    情绪管理    青少年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of Adolescent NSSI: An Emotion Regulation Perspective
WANG Quanquan, WEI Ming, LIU Xia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Adolescents is at high risk of 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motion regulation function of NSSI. Several explanatory models, including the biosocial model, experiential avoidance model and emotion regulation model, were put forward to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entral role of emotion regulation in the onset and maintenance of NSSI. In this review, several risk factors related to emotion have been discussed, including biological factors, interpersonal factors and personality trait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the longitudinal stud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ene and environment and the application of brain imaging technique.
Key words: non-suicidal self-injury    emotion regulation    adolescents    

自伤是指在没有明确自杀意图的情况下, 个体故意、重复地改变或伤害自己的身体组织的行为, 这种行为不为社会所认可, 且不具致死性或致死性较低(江光荣, 于丽霞, 郑莺, 冯玉, 凌霄, 2011; Nock, 2010), 常见形式有割伤、撞击、烧伤、抓伤、咬伤、以头撞击硬物等(Glenn & Klonsky, 2013; Swannell, Martin, Page, Hasking, & St John, 2014; Whitlock et al., 2011)。自伤行为在人群中广泛存在(Briere & Gil, 1998; Swannell, Martin, Page, Hasking, & St John, 2014), 同时也是一种复杂且危险的心理病理行为, 与许多心理问题或障碍存在相关, 且是自杀的重要危险性因素(Guan, Fox, & Prinstein, 2012; Ribeiro, Franklin, Fox, & Bentley, 2016), 其普遍性和严重后果已引起研究者和临床工作者的高度重视。自伤长期以来一直附属于边缘型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BPD)的研究, 但近些年发现, 自伤不仅出现于多种心理问题或障碍中, 甚至没有心理问题的个体也会出现自伤行为(Klonsky, Oltmanns, & Turkheimer, 2003; Ross & Heath, 2002)), 且具有独立的症状特征。据此, 美国精神病学会已将自伤列为独立的诊断标准。因此, 对自伤的产生机制进行更为细致和有针对性的探讨就显得尤为重要。

为探索自伤的深层原因以便进行更好的干预, 研究者对自伤的功能进行了大量深入研究, 已发现自伤的多种功能, 其中情绪管理在多种自伤功能中的报告比例最高(Nock & Prinstein, 2004)。例如, Klonsky(2007)通过对18篇文献进行分析后指出有七种功能已被研究所证实, 其中情绪管理功能被所有研究一致支持, 是自伤的核心功能。青少年是自伤的首发高发人群, 在个体毕生发展过程所出现的心理问题中, 大约一半都开始于青少年时期(Julia & William, 2008)。鉴于青少年时期在个体发展与自伤行为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本文将在情绪管理视角下, 着重对这一时期的自伤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1 青少年自伤行为的现状及原因

青少年是自伤行为发生的高风险人群。研究表明, 普通青少年群体的自伤发生率约12%~38%(Gratz, 2006; Klonsky & Glenn, 2009; Muehlenkamp, Claes, Havertape, & Plener, 2012), 临床样本中约为30%~40%(Jacobson, Muehlenkamp, Miller, & Turner, 2008), 均远高于自伤人群的整体数据(普通样本4%, 临床样本21%, Briere & Gil, 1998)。在发生频率方面, 15%~25%的普通青少年报告至少曾有过一次自伤行为(Muehlenkamp & Gutierrez, 2004), 6%~7%报告在过去一年中有多次自伤行为(Jacobson & Gould, 2007)。此外, 自伤行为首次发生也多在青少年期, 且随时间呈一定变化趋势。调查显示, 自伤症状多开始于青少年早期(Andover, 2014), 约12~14岁(Tørmoen, Rossow, Larsson, & Mehlum, 2013; .Jacobson & Gould, 2007), 在青少年晚期至成人早期达到峰值, 之后逐渐减少(Barroca, Giletta, Hankin, Prinstein, & Abela, 2014), 平均持续时间为2年(Muehlenkamp, Peat, Claes, & Smits, 2012)。

研究发现, 情绪问题是青少年自伤高发的重要原因之一。青少年期由于面对身心发展与环境的巨大变化, 是消极情绪出现的高峰, 如伤心、焦虑、低自尊、抑郁、感到没有希望等(Guan et al., 2012), 并且在情绪反应上更为强烈和多变(Voon, Hasking, & Martin, 2014)。调查显示, 自伤尤其多发生在有情绪管理困难的青少年中(Andover & Morris, 2014; Voon et al., 2014)。此外, 自伤对于情绪管理的有效性也是导致青少年自伤频发的重要因素。大量基于回顾性自我报告的研究显示, 自伤者在行为发生时都伴随高唤醒程度的消极情绪, 包括紧张、焦虑、愤怒、受挫、伤心、自我厌恶、压力感等, 但在实施自伤行为之后, 大部分自伤者报告这类高唤醒的消极情绪得到显著缓解(Claes, Klonsky, Muehlenkamp, Kuppens, & Vandereycken, 2010; Sim, Adrian, Zeman, Cassano, & Friedric, 2009)。实验室条件下的研究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结论, 在自伤行为结束之后, 个体报告了消极情绪的显著缓解, 同时伴随着各项生理指标的明显下降(Brain et al., 1998)。这说明自伤能显著缓解高唤醒的消极情绪。Kranzler(2017)采用更为生态的方法对自伤过程中情绪随时间的变化进行了详细记录, 结果发现在自伤行为后的第一时间, 消极情绪立刻显著下降而积极情绪有所上升, 这说明自伤的情绪管理效果具有即时性, 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因此当青少年陷入强烈的负性体验时, 自伤便成为他们摆脱消极情绪的首选手段。

2 情绪管理视角下的自伤行为产生机制

研究者们在大量实验与临床证据的基础上, 提炼出众多理论模型试图揭示自伤行为的发生机制, 这些理论模型均不同程度强调了情绪的作用。这其中, 直接从情绪管理视角出发的理论主要有生物社会模型、体验回避模型和情绪管理模型。

2.1 生物社会模型

生物社会模型(Biosocial Theory)是Linehan基于对BPD的研究而提出的(Crowell, Beauchaine, & Linehan, 2009)。这一理论认为, BPD首先是一种情绪系统管理障碍, 是由个体先天的情绪脆弱性与后天不良的社会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先天情绪脆弱性的主要特征为在情绪体验上更强烈、更敏感、更难平复, 也包括与之相关的情绪管理技能缺陷, 这使得个体更容易陷入高唤醒强度的消极情绪而不能自拔, 从而加大自伤的危险。后天的不良环境被称之为“无效环境”(invalidating environment), 其主要特征是对个体情感需求的忽视与虐待。在这样的环境中, 个体会形成如下情绪管理障碍:(1)无法准确识别、调节情绪; (2)不能学会以适当方式应对压力; (3)个体的过激行为因得到负性强化而逐步加强; (4)无法信任自己的感受和认知, 而必须通过外界的反应来进行判断。

生物社会模型构建在大量临床经验之上, 关注了BPD或自伤行为形成的先天和后天因素及其相互作用, 其中的情绪易感性、情绪管理策略缺陷与无效环境等因素现已被认为是影响自伤的核心因素, 获得了大量的证据支持, 并在临床干预上有显著作用(Crowell et al., 2009)。但是该模型在表述方面过于笼统, 关于自伤行为形成机制上的论述不够细致, 例如先天与后天是如何相互作用导致自伤行为的, 二者在影响自伤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如何等, 同时也忽略了认知在情绪管理中的作用。此外, 该模型是针对BPD而提出的, 而近来研究发现自伤很可能与BPD有本质区别, 因此该理论对自伤的针对性也有一定不足。

2.2 体验回避模型

Chapman, Gratz和Brown(2006)在自伤行为与情绪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体验回避模型(Experiential Avoidance Model, EAM), 认为自伤的主要功能在于回避或逃离个体不想要或厌恶的内在体验(如想法、躯体感觉、痛苦等), 其中主要是回避负性的情绪体验。根据体验回避模型, 自伤产生的具体过程是:一个事件引发了个体的厌恶情绪, 个体为急于逃离这种不愉快的情绪体验而实施了自伤行为, 从而缓解或消除了这种负性体验。同时这一结果又对自伤行为进行了强化, 一旦再次面临相同的情境, 个体就会倾向于使用自伤来达成目的。这样, 重复的负强化模式加强了不愉快的情绪唤醒与自伤行为之间的联系, 久而久之自伤就成了一种自动化的逃避反应。

这种回避反应有可能是经进化而形成的行为模式(Gross, 1998; Lane et al., 1997), 也可能受一些先天特质的影响, 如冲动性和感觉寻求等, 二者共同构成了这一行为的生物基础。而后Chapman等人(2006)进一步探讨了促使个体更易卷入体验回避行为的各种因素, 如情绪强度、情绪管理障碍、痛苦容忍度等。

体验回避模型认为自伤本质上是一种工具性反应, 整个行为是通过强大的负强化来维持和加强的, 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情绪管理方式, 从反馈效果上解释了自伤者为何采取自伤而不是其他方法来消除负性体验。其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方面, 体验回避模型以效果为标准, 忽视了各类自伤行为产生的原因、对应的功能等, 因此没有较好的针对性; 另一方面, 这一模型没有对自伤机制的产生做过多的探讨, 而是从强化效果出发, 推测自伤行为的产生可能是由于内源性阿片肽、注意力转移、自我惩罚等功能性原因导致(Chapman et al., 2006)。

2.3 情绪管理模型

Gross(1998)认为, 情绪管理即个体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使用各种策略作用于情绪, 以影响其发生、体验、表达、维持和程度。情绪管理依次经历情境、注意、评估和反应四个过程, 而后由反应过程提供反馈作用于情境, 可以对情境进行调整或重新引发新的情境(McKenzie & Gross, 2014)。五种情绪管理策略(情境选择、情境调整、注意分配、认知改变、反应调整)与以上四个过程分别对应, 具体为:(1)情境过程包括情境选择和情境调整。前者指个体通过选择使自己处于某种情境之中, 如选择自伤行为; 后者指个体采取行动以调整当前情境, 如通过自伤得到他人注意; (2)注意过程所对应的策略为注意分配, 如转移、反刍等, 以此将注意力集中在其他方面从而缓解当前情境所带来的情绪体验; (3)评估过程所使用的策略是认知改变, 如通过自我惩罚等来改变情绪体验; (4)反应调整作用于反应阶段, 改变个体的生理或心理感受, 其结果作为反馈又对情境过程产生影响。整个过程如图 1所示。

图 1 自伤情绪管理过程模型 (转引自McKenzie & Gross, 2014)

情绪管理模型的引入为自伤研究带来新的角度, 它从过程的观点考察自伤, 关注了自伤在各个阶段所扮演的角色, 着重强调了自伤作为情绪管理策略的作用, 有助于在情绪管理早期就可以对其进行预防、识别和干预。而且, 情绪管理模型强调了认知因素的作用, 揭示了自伤的认知功能, 为自伤情绪管理功能带来新的理解。不过, 情绪管理功能对过程的关注使其对自伤形成的生物和环境因素重视不够, 因此也未能深入研究自伤形成的内在机制。

上述理论从情绪管理的视角出发, 既有内在的一致性, 又相互补充融合, 从情绪管理的不同侧面揭示了自伤的形成, 对自伤患者特别是青少年自伤群体研究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3 青少年自伤行为产生的影响因素

由前述可知, 青少年自伤是一种与情绪密切相关的复杂行为, 并非单一的机制可以解释, 而是遗传与环境、个体与人际、脑与行为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 根据目前研究结果, 其影响因素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

3.1 生物学因素 3.1.1 基因与情绪易感性

与情绪调节有关从而使个体易于卷入自伤行为的基因可能涉及血清素、多巴胺系统、肾上腺素系统、神经营养因子、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谷氨酸、γ氨基丁酸、多胺类等八大系统, 包括多个候选基因(Tsai, Hong, & Liou, 2011; 陈小容, 2014), 其中, 血清素的5-羟色胺转运体(serotonin transporter, 5-HTT)和隶属神经营养因子的BDNFVal66Met得到了自伤研究者的重点关注。

5-羟色胺转运体是重要的情绪调控基因(Yokoyama et al., 2015)。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连锁多肽性区域(5-HTTLPR)位于5-HTT的启动子区, 其上有S和L两种主要等位基因, 可以对5-HTT的转录效率进行调控。其中, S等位基因会降低5-HTT的转录效率, 使个体容易出现情绪管理相关问题(Canli & Lesch, 2007)。研究表明, 携带S等位基因的个体更易对事件进行负性评估, 对消极情绪的体验也更敏感、强度更大(Demaree et al., 2009; Hariri et al., 2002), 从而增加了自伤行为发生的可能性。Hankin, Barrocas, Young, Haberstick和Smolen(2015)以300名青少年为研究对象, 考察了5-HTTLPR对长期人际压力与自伤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 结果表明携带S等位基因的青少年在人际压力下更可能实施自伤行为。

BDNF(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是神经营养因子的一种, 在神经元和突触的形成、神经系统的发育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多在与情绪调控相关的前海马区和杏仁核神经网络区进行表达。BDNFVal66Met可通过影响BDNF的表达对个体易感性产生影响。Bresin, Finy和Verona(2012)考察了BDNFVal66Met在童年情感环境与自伤行为关系间的调节作用, 结果发现携带两个Val等位基因的个体, 其童年情感虐待与自伤行为呈显著相关, 这一结果说明相对于Met等位基因, Val等位基因的携带者具有更高的易感性。不过也有研究表明Met基因对情绪调节存在影响, 携带Met等位基因的被试在给予情绪刺激时有更强的杏仁核激活(Montag, Reuter, Newport, Elger, & Weber, 2008)。

以上证据表明, 基因可通过情绪易感性使个体更易发生自伤行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根据差别易感性模型(Belsky & Pluess, 2009), 这些使个体具有情绪易感性的基因不只在负性条件下发挥作用, 在积极环境中也会使个体更倾向于往好的方向发展, 如5-HTTLPR的S等位基因在积极环境中能显著降低个体出现心理问题的风险(Pluess, Belsky, Way, & Taylor, 2010)。因此在考察基因与自伤关系的同时, 必须重视环境的影响。

3.1.2 脑与情绪管理

近年来, 脑成像技术的发展为探讨青少年自伤行为机制带来更为直观的生物学证据, 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从发展的角度出发, 青少年时期脑的情感系统与认知控制系统发展不平衡可能是导致青少年自伤行为高发的重要原因。青少年时期与情绪处理有关的脑区(如前扣带回、杏仁核等)发育迅速, 使青少年情绪体验更敏感, 反应也更为强烈; 但与此同时, 这一时期的认知控制系统(如前额叶皮层)发育相对滞后, 在情绪控制与处理方面能力不足(Shulman et al., 2016; Somerville, Jones, & Casey, 2010)。研究表明, 与成人相比, 青少年在面对消极刺激或事件时杏仁核激活更强(Guyer et al., 2008), 但情绪控制能力较弱(Moor et al., 2012)。这些证据均表明, 当青少年面对负性事件时会引发高唤醒的消极情绪, 但又缺乏妥善的应对消极情绪体验的能力, 因而往往通过自伤进行缓解。

另一方面, 从病理学角度来看, 自伤青少年在情绪调节神经回路的结构和功能上可能出现异常。与情绪调节有关的脑区主要涉及前额叶-杏仁核和皮层-边缘系统的相互作用(LeDoux, 2000; Phillipsa, Drevetsb, Rauchc, & Lane, 2003)。具体来讲, 位于边缘区域的杏仁核负责产生情绪, 而前额叶区域对所产生的情绪进行监控和管理(Ghashghaei & Barbas, 2002)。Plener, Bubalo, Fladung, Ludolph和Lulé(2012)以女性青少年为被试考察自伤组与无自伤组在情绪处理方面的不同, 结果发现在情绪图片与自伤内容图片两种刺激条件下, 自伤青少年在杏仁核、海马、额叶等区域均表现出异常的激活模式。Schreiner等人(2017)同样以女性青少年为被试进一步对以杏仁核为中心的神经环路进行研究, 结果发现自伤青少年在杏仁核-额叶神经环路的功能联结上出现紊乱, 会对情绪反应、行为控制等产生影响。这些证据均表明自伤青少年在脑发育过程中出现了情绪管理缺陷, 因此易于导致自伤行为。

3.2 人际因素

人际因素通常被认为是自伤行为的诱发因素(Turner, Cobb, & Gratz, 2016), 对于青少年来说, 家庭与学校作为其成长的重要场所, 在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3.2.1 家庭环境

根据Linehan的生物社会模型, 家庭无效环境是导致自伤行为产生的重要因素, 其主要特征是父母对个体情感的忽视与虐待。在这种环境中, 个体的情绪表达方式、情绪反应会受到不利影响、甚至出现病理化趋势, 加大自伤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例如, Thomassin, Shaffer, Madden和Londino(2016)考察了青少年早期经历与自伤行为的关系, 结果表明童年期的情感虐待与自伤直接相关, 情绪表达对这一关系具有中介作用。Emery, Heath和Rogers(2017)则对父母在青少年自伤行为中的作用进行研究, 发现青少年对父母支持的感知与自伤行为密切相关, 那些无法感知到父母自主支持的青少年, 在情绪管理方面有更多困难, 更可能发生自伤行为。这些研究结果都指向了早期养育环境以及父母-青少年关系在自伤的形成与持续中的重要性。

此外, 父母冲突、重大生活事件等也会导致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发生。王玉龙, 覃雅兰, 肖璨和蔺秀云(2016)对年龄为11~19岁的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 探讨了父母冲突和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关系, 结果表明父母冲突能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自伤水平, 情绪不安全感在二者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重大生活事件通常不直接对自伤行为产生影响, 而是通过亲子关系或父母冲突间接作用于青少年的情绪管理, 如在离婚这一事件中, 父母冲突可能比离婚事件本身对青少年的心理发展、情绪状态等影响更大(邓林园, 赵新珏, 方晓义, 2016)。

3.2.2 学校环境

学校是青少年成长的重要场所, 教师和同伴作为学校的主体, 对青少年的心理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研究表明, 青少年对教师支持和同伴氛围的感知在自伤行为的发生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 Madjar, Zalsman, Mordechai和Shoval(2017)采用自我报告法对594名高中生的自伤行为与学校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结果显示, 学生对教师支持与同伴氛围的感知在重复自伤组和无自伤组有显著差异, 低水平的教师支持感知、高水平的消极同伴氛围感知与自伤行为显著相关。不仅如此, 低水平的学校环境感知对青少年之后的自伤行为有显著的预测作用。Kidger等人(2015)一项历时2年(14岁~16岁)的追踪研究发现, 那些没有学校归属感、感到教师不公平的青少年在2年后更易发生自伤行为。

比起教师支持感知, 同伴氛围在更多方面对青少年自伤行为产生影响。青少年的态度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同伴团体规则与同伴关系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 低质量的同伴氛围(如敌意与暴力)会显著增加自伤行为发生的可能性(Tang et al., 2013)。此外, 同班团体中如有自伤行为的青少年, 也会增加其成员卷入的风险(Kidger et al., 2015; Madjara et al., 2017)。

3.3 人格特质

人格是个体独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风格, 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体在事件发生时的情绪反应和处理方式, 因此拥有某种特定人格的个体更可能发生自伤行为。研究者对广泛使用的大五人格与自伤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发现自伤与五种人格特质均可能有不同程度的相关, 其中, 神经质与自伤的关系得到了最为一致且有力的证据支持。例如, Gromatsky等人(2017)发现高神经质个体与自伤行为显著相关。You, Lin, Xu和Hu(2016)以2874名高中生为研究对象考察大五人格与自伤的关系, 发现高神经质个体不仅更容易发生自伤行为, 而且重复发生的频率更高。这些研究结果与神经质人格的特点是一致的, 神经质是指个体易于体验消极情绪和将事件进行负性评估的倾向, 拥有这种特质的个体面对生活事件时更倾向于陷入高唤醒的消极情绪, 从而导致自伤行为。

除神经质外, 其余四项人格特质(外倾性, 宜人性, 尽责性, 开放性)与自伤关系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Brown, 2009; Goldstein, Flett, Wekerle, & Wall, 2009; Claes, Vandereycken, & Vertommen, 2004), 这可能与研究者所使用的工具有关, 也可能是因为大五人格的分类并不适用于自伤行为的研究, 比如与自伤关系密切的特质如冲动性在大五人格中未能得到充分测量(MacLaren & Best, 2010)。基于此, 未来关于人格与自伤关系的研究可以引入多个人格模型进行比较, 并对研究工具进行针对性改进。

3.4 小结

青少年自伤行为是由以上各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而导致的。例如, 基因可通过对体内化学物质的调节或改变脑结构与功能使个体具有某种先天的自伤倾向性, 如情绪易感性(Tsai et al., 2011)、神经质等(Takano et al., 2007); 脑不仅受基因的影响, 同时由于自身的发展特点—青少年期情感系统与认知控制系统发育不平衡—而为自伤的高发提供潜在的神经基础(Somerville et al., 2010)。在以上生物学因素的基础上, 不良的人际环境成为青少年自伤行为重要的诱发因素, 特别是家庭无效环境对个体情绪管理障碍的形成有关键作用。

4 未来研究方向 4.1 加大对青少年自伤行为的追踪研究

自伤行为是随时间发展而变化的, 对自伤进行长时间的追踪研究会更清晰了解该行为发生、发展的过程特征, 并深入探讨其变化机制。例如, 青少年是自伤的首发高发期, 进入成人期后逐渐下降。其中, 一些个体逐渐停止了自伤行为, 另一些则转化成重复性的病理性自伤, 还有一些发展成其他更为危险的心理问题(Ribeiro et al., 2016)。那么个体停止自伤行为的原因是什么?有研究表明, 良好的家庭关系(如父母支持)可能是个体停止自伤的重要因素, 但如何影响、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自伤还不得而知(Emery et al., 2017), 需要更多追踪研究数据的支撑。此外, 追踪研究还有助于我们了解青少年从自伤发生到偶发性自伤、再到重复自伤的发展过程, 揭示各个阶段是否有着不同的发生机制, 这对青少年自伤的预防和干预有着重要意义。

在对青少年自伤行为表现进行追踪研究的同时, 也要注重与其有关的基因与脑神经系统的发展变化。例如, 脑结构与功能在个体发展过程中是可变的, 这些变化有可能是受基因控制, 也可能是后天环境或学习过程所带来的, 而大脑神经系统的改变很可能从根本上影响青少年的自伤行为, 因此对这些变化进行长期的追踪以探讨其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4.2 探讨基因、环境及二者交互作用影响自伤的具体机制

尽管大量研究表明, 自伤行为是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 但二者交互作用的具体机制仍不清楚(Bakermans-Kranenburg & van Ijzendoorn, 2011), 这一问题不仅限于单基因与单环境, 而且还存在于多种基因型与多重环境之间。例如, 研究发现5-HTTLPR和BDNF Val66Met对情绪易感性有累加效应, 相比于其他基因型组合, 同时携带S和Met基因型的个体对情绪刺激有更强的反应(Outhred et al., 2012; Wang, Ashley-Koch, Steffens, Krishnan, & Taylor, 2012), 而且BDNFVal66Met的功能部分地受到5-HTTLPR的影响, 不过其内在原理还需进一步探讨。在环境方面, 青少年所处的多层次环境系统也会共同作用对其情绪管理产生影响(Dalton, Hammen, Najman, & Brennan, 2014), 如父母教养行为、父母-青少年关系、父母关系质量、学校等, 但目前此方面研究还比较少, 未来应加以重点关注。

此外, 基因与环境在自伤中的作用程度可能也有所不同。例如, 尽管基因在情绪易感性方面已被证明有重要作用, 但很多研究结果并不一致(Li & He, 2007; Lin & Tsai, 2004), 且不易重复(Duncan & Keller, 2011), 甚至在一些研究中基因的影响效果只占很小比重(Karg, , Burmeister, Shedden, & Sen, 2011; Risch et al., 2009), 这可能是由于方法不同所致, 也可能是其他因素的作用掩盖了基因的效果(Nicholas et al., 2012)。鉴于基因-环境的重要性, 今后应加大对二者作用比重的研究。

4.3 脑成像技术的融入

脑成像技术以其直观性不仅可以为自伤研究提供重要的证据支持, 而且通过与其他方法的结合, 如基因与脑成像技术的结合, 可以有助于从多个层面拓展研究者对自伤行为产生机制的深入理解。

目前关于自伤的脑机制研究多集中于情绪相关的神经网络, 而基因研究的结果同样也多指向各个候选基因的情绪调控功能, 因此二者的关联研究可以从情绪角度加深对自伤行为的了解。如Raine(2008)提出了基因-脑-行为的作用模式, 以脑成像技术为中介来探讨基因多态性、脑功能以及行为之间的关系, 弥补了以往研究中从基因到行为之间的证据空白。根据这一模型, 基因先引起与情绪处理相关的大脑结构和功能的改变, 而后这些改变会影响个体的情绪管理过程, 从而导致自伤行为的发生。例如, Guo等(2013)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考察了MAOA基因多态性对情绪调节的脑区及神经环路的影响, 发现在消极情绪下, 高水平MAOA活性表达的被试在额中回、左侧额下回的脑区激活程度明显高于低水平表达被试, 这表明MAOA可通过改变情绪相关脑环路的功能进而影响个体对消极情绪的调节, 从而增加了自伤发生的易感性。这与基因-脑-行为模式是一致的。此外, 基因与脑成像技术的结合为自伤行为的预防、诊断与干预也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确认可能导致自伤发生的候选基因, 从而进行针对性研究。基于以上方面, 未来应加大对脑成像技术在自伤行为中的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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