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Vol. 33
国家教育部主管、北京师范大学主办。
文章信息
- 侯香凝, 丁菀, 王海平, 王莹, 蔺秀云. 2017.
- HOU Xiangning, DING Wan, WANG Haiping, WANG Ying, LIN Xiuyun. 2017.
- 父母早期受虐与子女对立违抗症状的关系:亲子虐待和儿童愤怒管理的作用
- The Association of Parental Childhood Abused Experience with Child's Oppositional Defiant Symptoms: The Role of Parent-child Abuse and Child Anger Management
- 心理发展与教育, 33(6): 734-743
-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33(6): 734-743.
- http://dx.doi.org/10.16187/j.cnki.issn1001-4918.2017.06.12
2.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北京 100195;
3. 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 北京 100034
2. Affiliated Primary School to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5;
3. Huangchenggen Primary School in Xicheng District of Beijing, Beijing 100034
对立违抗障碍(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 ODD)是一种以持续的“愤怒、易激惹的情绪”，“爱争论、公然违抗的行为”以及“常怀恨在心”为特征的心理障碍(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5)。根据美国精神病协会统计，ODD症状通常出现在学龄前期，发病率在1%到11%之间，平均发病率在3.3%左右(Ameris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我国四川省和香港地区ODD的发病率分别为3.01%和6.8%(Leung et al., 2008; Qu et al., 2015)，ODD在男孩中的发病率要高于女孩(蔺秀云等，2013)。在症状上，ODD合并有情绪和行为两方面的症状，与品行障碍有发展上的连续性(Burke & Loeber, 2010)。ODD患者在与他人互动中会有更高水平的敌意和攻击性，其在情感，社交，学术和职业适应上有显著的功能损伤(蔺秀云等，2013)。并且，许多在早期没有达到ODD诊断标准但表现出少量ODD症状的儿童，如果没有及时的干预，往往会发展出更严重的ODD症状(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鉴于此，发现早期的ODD症状及其影响机制对ODD的预防和干预是有重要价值的。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个体的发展嵌套于一系列相互影响的环境系统中(Bronfenbrenner, 1979)，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说，家庭是其接触最多的直接环境(McKinney & Renk, 2007)。已有大量研究证实了家庭系统对儿童ODD症状发生发展的作用，如蔺秀云等(2013)从家庭系统理论的角度探讨了影响儿童ODD症状的家庭因素。在家庭系统理论中，ODD的影响因素来自于三个不同的水平，包括整体水平、互动水平和个体水平，如低亲密度、高矛盾性的家庭氛围，婚姻冲突，不良的亲子互动，父母精神健康问题和儿童冲突控制困难等(Burke & Loeber, 2010)。家庭系统各个水平的因素对儿童ODD症状的影响不同(蔺秀云等, 2013)。发展心理病理学提出，对于儿童青少年心理障碍病因和干预的研究应当关注不同背景下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及风险和保护机制(Wenar & Kerig, 2000)。考虑到家庭系统对儿童ODD症状的重要影响和发展心理病理学的理论框架，本研究尝试探讨家庭系统中不同水平的因素在儿童ODD症状发生过程中的风险和保护机制，具体着眼于父母受虐经历和儿童ODD症状的关系以及亲子虐待在其中的中介效应，并探讨儿童个体水平上愤怒管理在其中的风险和保护机制。
在众多和儿童ODD症状有关的家庭因素中，虐待所带来的影响较大(Boden, Fergusson, & Horwood, 2010)。广义上的虐待是指“会对儿童健康、发展以及自尊造成实际或潜在伤害的所有形式的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忽视和遗弃等(WHO，2011)”。目前，大量研究证实了经历过虐待的儿童会有更高水平的攻击性，更多的情绪控制问题(Gilbert et al., 2009)。从发展的组织观点看，在虐待中成长的儿童生活在低于平均期望水平的家庭环境中，难以顺利完成阶段显著性任务，因此也更容易出现一系列的内外化问题(Cicchetti & Toth, 2005)。ODD兼具情绪和行为上的问题，而亲子虐待作为家庭系统中互动水平上的近端因素是ODD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角色(黎燕斌等，2016)
与此同时，虐待的代际传递性也是家庭系统中持续被关注的话题(Heyman & Slep, 2002)，本研究认为在ODD儿童的家庭中也存在虐待的代际传递现象。具体来讲，虐待的代际传递性是指在童年期经历过虐待的父母会倾向于在成年后向其子女施加虐待，这也被称为暴力的循环(Pears & Capaldi, 2001)。例如，Bailey，Hill，Oesterle和Hawkins(2009)在三代人间开展了一项前瞻性追踪研究，结果发现有躯体虐待行为的父母，往往在其童年期也经历过家庭中的躯体虐待。有研究提出这种虐待的代际传递过程是通过观察学习实现的，父母在童年期会观察并习得其养育者的虐待行为，进而在成年期成为养育者后也容易向子女施加虐待(Bandura & Walters, 1963)。鉴于此，父母受虐作为家庭系统中个体水平上的远端因素也是儿童ODD症状发展中的潜在风险因素，而这一过程很可能是通过近端因素亲子虐待实现的。
尽管如此，并不是所有受过父母虐待的儿童都会发展出ODD症状。家庭系统理论也指出儿童个体水平上的因素也会影响ODD(蔺秀云等，2013)，如有研究发现情绪调节能力差的儿童更容易发展出ODD症状(Burke & Loeber, 2010)。ODD的典型症状是易怒易激惹(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因此本研究在关注亲子互动对ODD影响的同时，也关注个体水平上儿童的愤怒管理对ODD症状的作用。已有的研究提出愤怒管理包括愤怒应对(Anger Cope, AC)，愤怒抑制(Anger Inhibition，AI)和愤怒失调(Anger Dysregulation，AD)三个方面，AC是指儿童通过适应性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愤怒情绪，AI是指儿童有意地压抑愤怒情绪的表达，AD是指儿童采取与所在文化不适应的方式来表达愤怒情绪，其中AD会预测儿童的不良后果，而AI和AC会负向预测儿童的功能失调(Zeman, Shipman, & Suveg, 2002)。根据发展心理病理学观点，个体水平的因素在儿童青少年心理障碍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能缓冲或加强环境因素影响(Kerig, Ludlow, & Wenar, 2012)。由此，本研究假设儿童的愤怒管理在父母虐待对ODD症状的影响中起到的调节作用，其中AI和AC可以缓冲虐待与ODD的关系，而AD会加强二者关系。
综上，本研究从家庭系统理论的角度，探讨了父母受虐对儿童ODD症状的影响及亲子虐待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也关注儿童愤怒管理的调节作用。研究的具体假设如下：(1)父母在童年期的受虐经历会显著正向预测其成年期的家庭中子女的ODD症状；(2)父母对子女的虐待(子女受虐，Child Abuse，CA)在父母早期受虐经历和儿童ODD症状之间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即有过受虐经历的父母越容易对子女施加虐待，其子女有较多的ODD症状；(3)儿童愤怒管理(AC、AI和AD)在儿童受虐和ODD症状之间起到显著调节作用，其中，高水平的AC和AI能够缓冲受虐对儿童ODD症状的预测作用，而高水平的AD会加强受虐对儿童ODD症状的预测作用。假设概念图如下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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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假设概念模型图 |
选取北京市、山东省和云南省14所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中有ODD症状的学生和其父母为被试，共359个家庭。儿童被试年龄在6~13岁之间，平均年龄9.42±1.61岁。其中女生107人(29.8%)，男生248人(69.1%)，有4人(1.1%)未填写性别；一年级58人(16.2%)，二年级63人(17.5%)，三年级73人(20.3%)，四年级81人(22.6%)，五年级84人(23.3%)。父母被试中，母亲224人(62.4%)，父亲95人(26.5%)，有40人(11.1%)未填写性别。母亲的平均年龄是37.21±3.98岁，父亲的平均年龄是39.33±4.90岁。
2.2 研究工具 2.2.1 儿童对立违抗症状评估表根据DSM-IV-TR中对立违抗障碍的诊断标准发展的儿童ODD症状评估表，共8个项目(黎燕斌等，2016)。评估表以“是”、“否”计分，符合项目中1条及1条以上即为ODD症状儿童。以往研究表明衡量ODD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为其发病的广泛性(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个体的行为应在多个场所和不同关系中进行评估。本研究针对ODD症状的评估在学校和家庭两个场所中展开，量表由父母和教师分别填写，最终由父母评ODD和教师评ODD总分确定儿童ODD症状表现。教师填写的量表内部一致性Cronbach系数α为0.89，父母填写的量表内部一致性Cronbach系数α为0.76。
2.2.2 童年期创伤问卷儿童受虐和父母受虐均采用Bernstein等人(2003)编订的童年期创伤问卷简版(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进行评估，中文版由赵幸福、张亚林、李龙飞和周云飞(2005)修订。问卷共20个项目，包括四个维度：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情感忽视，躯体忽视，采用5级评分，从“从不”到“总是”分别计1~5分，情感忽视分量表题目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示受到的虐待水平越高。儿童虐待和父母虐待分别由儿童和父母进行自我报告，以考察儿童和父母所感知到的受虐水平，父母回忆其在18岁之前所感受到的家庭中的虐待。本研究中既使用总分，也采用维度计分。父母虐待量表总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系数α为0.90，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系数α在0.61~0.89之间。儿童虐待量表总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系数α为0.90，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系数α在0.52~0.91之间。对该量表进行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在父母填写的童年期创伤问卷中χ2为294.50，自由度为158，RMSEA = 0.052，CFI = 0.93，TLI = 0.91，SRMR = 0.073，父母填写的该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在儿童填写的童年期创伤问卷中χ2为226.73，自由度为159，RMSEA = 0.036，CFI = 0.97，TLI = 0.96，SRMR =0.053，儿童填写的该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
2.2.3 儿童愤怒管理量表采用Zeman等人(2002)编制的儿童愤怒管理量表(Children Anger Management Scale，CAMS)，已有研究证实了该量表在中国儿童群体施测中有良好的信效度(Li & Han, 2016)。量表共11个项目，采用3级评分，从“很少”到“经常”分别计1~3分。量表因素分析结果确定了三个维度：愤怒失调(AD)，测量和文化背景不相称的愤怒表达，得分越高表示愤怒失调越严重；愤怒抑制(AI)，评估自我报告的掩盖或抑制情绪表达，得分越高表示愤怒抑制程度越高；愤怒应对(AC)，考察自身感知到的采取建设性方式处理愤怒情绪的能力，得分越高表示AC能力更强。在本研究中，量表总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系数α为0.83，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系数α在0.56~0.82之间。研究采用维度计分，由儿童自我报告。对该量表进行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χ2为55.69，自由度为38，RMSEA = 0.038，CFI = 0.98，TLI = 0.97，SRMR = 0.035，该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
2.3 研究程序采用方便取样，选取北京市、山东省和云南省14所小学的1~5年级有ODD症状的儿童及其父母和班主任进行问卷施测。具体研究程序如下：首先以方便取样的方式联系14所小学的心理健康老师，心理健康老师同意参加后，由他们向各班班主任和家长发送研究邀请函和知情同意书。共532个家庭同意参加，进一步由父母和班主任对儿童的ODD症状进行评估，选取在家庭或(和)学校中符合ODD诊断标准1条及以上的359名儿童及其父母和班主任进行施测。施测过程中，由经过培训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任主试，以班级为单位对儿童进行集体施测，针对一至三年级儿童和阅读理解能力有限的儿童，由调查人员指导儿童阅读题目并对其进行解释，儿童问卷当场回收；教师问卷由教师在办公室内完成；父母问卷(要求一名父母完成问卷)由儿童带回家中完成，一周后由班主任收齐寄回，施测前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真实作答。问卷完成后，发放礼品给被试以示感谢。
2.4 数据管理与分析使用SPSS19.0和Mplus7.11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统计分析。首先，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和差异性分析；然后，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讨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最后，使用Mplus7.11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父母对子女的虐待在父母受到的虐待和儿童ODD症状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儿童愤怒管理(AC，AI，AD)作为调节变量的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3 结果 3.1 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首先，考察儿童在AC、AI、AD和ODD症状上的性别及年级差异，MANOVA检验结果见表 1：AC、AI和AD在不同性别儿童中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ODD症状在不同性别儿童中的得分差异显著(F(1，267)=5.75，η2=0.021，p < 0.05)，男孩的ODD症状得分显著高于女孩。将年级分为低(一、二年级)、中(三、四年级)、高(五年级)年级段，对儿童AC、AI、AD和ODD症状上的得分做年级段差异检验，结果发现其年级段差异均不显著。性别和年级段的交互作用在AC、AI、AD和ODD症状上的得分均不显著。
| 愤怒应对(AC)M(SD) | 愤怒抑制(AI)M(SD) | 愤怒失调(AD)M(SD) | ODD症状M(SD) | ||
| 儿童性别 | 男孩 | 2.02(0.61) | 1.93(0.50) | 1.61(0.55) | 5.97(3.79) |
| 女孩 | 2.08(0.62) | 1.90(0.52) | 1.53(0.51) | 4.11(3.34) | |
| F | 0.24 | 0.063 | 0.061 | 5.75* | |
| 偏η2 | 0.0010 | 0.00 | 0.00 | 0.021 | |
| 年级段 | 低年级段 | 2.06(0.62) | 1.93(0.51) | 1.54(0.51) | 5.22(3.74) |
| 中年级段 | 1.98(0.58) | 1.88(0.48) | 1.58(0.54) | 5.65(3.84) | |
| 高年级段 | 2.17(0.64) | 1.98(0.54) | 1.69(0.59) | 5.27(3.84) | |
| F | 1.95 | 0.68 | 1.28 | 0.39 | |
| 偏η2 | 0.015 | 0.0050 | 0.010 | 0.0030 | |
| 性别×年级 | F | 0.82 | 1.59 | 0.41 | 0.22 |
| 偏η2 | 0.014 | 0.026 | 0.0070 | 0.0040 | |
| 注：* p < 0.05，** p < 0.01，*** p < 0.001，下同。 | |||||
同时，对父母受虐在父母性别上做ANOVA检验，见表 2，结果发现父母受到过的四种类型的虐待在父母性别上的差异均不显著。考察父母性别和儿童性别对父母施加于子女的不同类型的虐待的影响，MANOVA检验结果见表 3：父母对子女的躯体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在不同性别儿童中的得分差异显著，男孩受到的躯体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显著多于女孩；父母对子女的情感虐待在不同性别儿童中的得分差异不显著。父母性别的主效应、父母性别和儿童性别的交互作用在四种类型的子女受虐上的得分差异均不显著。对四种类型的子女受虐做年级段差异的ANOVA检验，结果发现四种类型的虐待在不同年级段上的得分差异均不显著。
| 父母情感虐待M(SD) | 父母躯体虐待M(SD) | 父母情感忽视M(SD) | 父母躯体忽视M(SD) | ||
| 父母性别 | 父亲 | 6.58(2.40) | 6.31(2.59) | 9.76(4.26) | 7.45(2.83) |
| 母亲 | 7.03(3.09) | 5.87(2.41) | 10.04(4.46) | 7.40(2.68) | |
| F | 1.46 | 1.86 | 0.24 | 0.021 | |
| 偏η2 | 0.0050 | 0.0060 | 0.0010 | 0.00 |
| 子女情感虐待M(SD) | 子女躯体虐待M(SD) | 子女情感忽视M(SD) | 子女躯体忽视M(SD) | ||
| 父母性别 | 父亲 | 8.68(5.27) | 6.79(3.61) | 11.14(5.99) | 8.35(3.17) |
| 母亲 | 7.34(4.01) | 6.80(3.52) | 10.58(5.70) | 8.24(3.50) | |
| F | 2.80 | 0.029 | 0.21 | 0.26 | |
| 偏η2 | 0.013 | 0.00 | 0.0010 | 0.0010 | |
| 儿童性别 | 男孩 | 8.11(4.80) | 7.26(3.88) | 11.43(6.17) | 8.73(3.55) |
| 女孩 | 6.91(3.45) | 5.77(2.37) | 9.23(4.47) | 7.26(2.79) | |
| F | 1.30 | 4.97* | 8.14** | 8.03** | |
| 偏η2 | 0.0060 | 0.022 | 0.036 | 0.035 | |
| 父母性别×儿童性别 | F | 0.086 | 0.23 | 1.54 | 0.26 |
| 偏η2 | 0.00 | 0.0010 | 0.0070 | 0.0010 |
对父母受虐、子女受虐，儿童AC，AI，AD和ODD症状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发现(见表 4)，在父母受虐中，躯体虐待、情感忽视与儿童ODD症状显著正相关；情感虐待、情感忽视与AC显著负相关；情感虐待与AI显著负相关；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情感忽视与AD显著正相关。在子女受虐中，四种类型的虐待都与儿童ODD症状显著正相关，与AC显著负相关；情感虐待与AI显著负相关；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情感忽视与AD显著正相关。父母受虐和子女受虐的相关在不同的虐待类型中不同，子女躯体虐待与四种类型的父母受虐显著正相关；子女情感虐待与父母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显著正相关；子女躯体虐待和父母情感忽视显著正相关。
| M(SD)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
| 1父母情感虐待 | 6.88(2.87) | — | |||||||||||
| 2父母躯体虐待 | 6.00(2.46) | 0.64*** | — | ||||||||||
| 3父母情感忽视 | 9.99(4.32) | 0.50*** | 0.37*** | — | |||||||||
| 4父母躯体忽视 | 7.47(2.76) | 0.47*** | 0.49*** | 0.68*** | — | ||||||||
| 5子女情感虐待 | 7.73(4.42) | 0.14* | 0.19** | 0.105 | 0.081 | — | |||||||
| 6子女躯体虐待 | 7.03(3.83) | 0.00 | 0.099 | 0.14* | 0.099 | 0.30*** | — | ||||||
| 7子女情感忽视 | 10.79(5.74) | -0.011 | 0.022 | 0.11 | 0.032 | 0.42*** | 0.29*** | - | |||||
| 8子女躯体忽视 | 8.29(3.44) | 0.18** | 0.16** | 0.15** | 0.21*** | 0.39*** | 0.21** | 0.61*** | - | ||||
| 9 ODD症状 | 5.42(3.75) | 0.069 | 0.12* | 0.12* | 0.089 | 0.24*** | 0.30*** | 0.28*** | 0.20** | - | |||
| 10 AC | 2.04(0.61) | -0.12* | -0.053 | -0.13* | -0.095 | -0.29*** | -0.19** | -0.31*** | -0.16** | -0.24*** | - | ||
| 11 AI | 1.93(0.50) | -0.12* | -0.073 | -0.11 | -0.076 | -0.14* | -0.050 | -0.092 | -0.073 | -0.12* | 0.69*** | - | |
| 12 AD | 1.58(0.54) | 0.16** | 0.20*** | 0.21*** | 0.10 | 0.27*** | 0.30*** | 0.30*** | 0.11 | 0.31*** | -0.45*** | -0.33*** | - |
采用Mplus 7.11软件建构结构方程模型对中介效应进行估计，如果满足CFI≥0.90，TLI≥0.90，以及RMSEA≤0.08，SRMR≤0.08的条件则认为模型拟合良好(Kline, 2011)。本研究采用bootstrap的方法对回归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Erceg-Hurn & Mirosevich, 2008)，通过对原样本进行有放回的随机抽样来重新构造样本分布(本研究共构造2000个样本，每个样本容量均为334)，获得参数估计的稳健标准误和置信区间，如果置信区间不包含零，则认为有统计显著性。本研究采用极大似然估计(Maximum Likelihood)的方法对缺失值进行处理，这种方法能尽可能保存现有的数据，从而获得更好的无偏参数估计和更精确的标准误(Schafer & Graham, 2002)。分析中以父母受虐为预测变量，子女受虐为中介变量，儿童ODD症状为结果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其中，潜变量父母受虐、子女受虐分别由父母和子女受到的情感虐待、情感忽视、躯体虐待和躯体忽视提取形成，儿童性别是控制变量。
当没有引入中介变量时，父母受虐对子女ODD症状的正向预测效应显著(β=0.14，p < 0.05)。在引入子女受虐后(如图 2)，中介模型拟合较好，χ2(29)=49.06，p=0.011；CFI=0.98，TLI=0.962，SRMR=0.040，RMSEA=0.046，90%的RMSEA置信区间为[0.022, 0.067]。父母受虐对子女ODD症状的正向预测效应不再显著(β=0.05，p>0.05)。父母受虐能够显著地正向预测子女受虐(β=0.23，p < 0.01)，同时子女受虐能够显著正向预测ODD症状(β=0.39，p < 0.001)。Bootstrap分析的结果表明，子女受虐在父母受虐和儿童ODD症状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indirect effect=0.089，p < 0.05，95% CI [0.0040, 0.17])，中介效应占总效应66.40%。表明父母对子女的虐待完全中介父母受到的虐待对儿童ODD症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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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子女受虐对父母受虐和ODD症状间的中介作用模型 |
按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阐述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使用Mplus7.11进行检验。首先对显变量儿童AC，AI，AD进行标准化处理，以避免多重共线性，并将潜变量子女受虐分别与经标准化处理的AC，AI，AD乘积生成三个潜变量交互作用项子女受虐×愤怒应对(CA×AC)，子女受虐×愤怒抑制(CA×AI)，子女受虐×愤怒失调(CA×AD)，以考察儿童AC，AI和AD对儿童受虐在父母受虐和ODD症状间的中介作用的后半路径的调节效应，儿童性别是控制变量，对研究变量进行standardize处理。由于交互作用项是潜变量，因此Mplus模型拟合结果仅输出AIC、BIC和Adjusted BIC。
首先，检验子女受虐在父母受虐和儿童ODD症状间的中介效应的后半路径是否受到儿童AC的调节作用。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建议，进行依次检验，结果见图 3(路径系数皆为非标准化路径)，模型拟合结果为AIC等于6821.95、BIC等于6960.80，Adjusted BIC等于6843.44。父母受虐对子女受虐的效应边缘显著(a1=0.18，t=1.89，p=0.058)，对儿童ODD症状的效应不显著(c1'=0.070，t=0.63，p>0.05)；子女受虐对ODD症状的效应显著(b1=0.57，t=2.90，p < 0.01)；儿童的AC对子女受虐的效应显著(a2=-0.27，t=-5.58，p < 0.001)，对ODD的效应不显著(c1'=-0.061，t=-0.86，p>0.05)。子女受虐和AC的交互项对儿童ODD症状的效应不显著(b2=0.018，t=0.17，p>0.05)。表明儿童AC对中介效应的后半路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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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愤怒应对(AC)的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注：CA表示子女受虐，AC表示愤怒应对；图中系数均为未标准化系数。下同 |
接着，检验子女受虐在父母受虐和儿童ODD症状间的中介效应的后半路径是否受到儿童AI的调节作用。结果见图 4(路径系数皆为非标准化路径)，模型拟合结果为AIC等于6817.50、BIC等于6956.11，Adjusted BIC等于6838.76。父母受虐对子女受虐的效应显著(a1=0.23，t=2.39，p < 0.05)，对儿童ODD症状的效应不显著(c1'=0.055，t=0.51，p>0.05)；子女受虐对ODD症状的效应显著(b1=0.57，t=3.28，p < 0.01)；儿童的AI对子女受虐的效应显著(a2=-0.12，t=-2.61，p < 0.01)，对ODD的效应不显著(c1'=-0.053，t=-0.93，p>0.05)。子女受虐和AI的交互项对儿童ODD症状的效应不显著(b2=0.039，t=0.30，p>0.05)。表明儿童AI对中介效应的后半路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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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愤怒抑制(AI)的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注：CA表示子女受虐，AI表示愤怒抑制。 |
检验子女受虐在父母受虐和儿童ODD症状间的中介效应的后半路径是否受到儿童AD的调节作用。结果见图 5，模型拟合结果为AIC等于6812.44、BIC等于6951.40，Adjusted BIC等于6834.05。父母受虐对子女受虐的效应不再显著(a1=0.13，t=1.42，p>0.05)，对儿童ODD症状的效应不显著(c1'=0.038，t=0.38，p>0.05)；子女受虐待对ODD症状的效应显著(b1=0.50，t=3.05，p < 0.01)；AD对子女受虐的效应显著(a2=0.26，t=5.39，p < 0.001)，对ODD的效应不显著(c1'=0.085，t=1.27，p>0.05)。子女受虐和AD的交互项对儿童ODD症状的效应显著(b2=0.27，t=2.96，p < 0.01)。表明儿童AD对中介效应的后半路径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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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愤怒失调(AD)的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注：CA表示子女受虐，AD表示愤怒失调。 |
为进一步探明儿童AD如何影响子女受虐和ODD症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简单斜率检验。将AD按平均分加减一个标准差分为高、低两组，分析在不同的AD水平下儿童受虐和ODD症状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见图 6)，子女受虐对ODD的预测作用在AD低分组(simple slope=0.33，t=4.52，p < 0.001)和高分组(simple slope=0.46，t=5.38，p < 0.001)都是显著的。此外，相比之下，在AD水平较高时，子女受虐对ODD症状的预测作用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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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 愤怒失调(AD)在子女受虐对ODD症状影响中的调节效应 |
本研究发现，父母受虐对子女ODD症状的直接作用显著，同时亲子虐待会中介父母受虐对子女ODD症状的作用，即受虐父母会向子女施加虐待，进而导致子女出现ODD症状；儿童个体水平上的AD对中介效应后半段的调节作用显著，进一步发现当儿童的AD水平较高时，父母施虐对ODD症状的影响更大，而AI和AC(愤怒应对)的调节作用均不显著。ODD是儿童青少年时期高发的心理问题，其症状涉及到情绪和行为两方面的问题。本研究着力于探讨ODD这一儿童青少年时期典型的心理问题的形成原因，从家庭系统入手，发现了父母受虐、施虐以及儿童自身的愤怒管理对ODD症状的影响，为ODD症状的发现、预防和干预提供了更丰富的理论支持和实践角度。研究结果强调了亲子虐待对子女的消极和长期的作用，即亲子虐待不仅会使儿童出现更多的ODD症状，而且这种消极影响是很难由儿童自身的积极情绪管理所缓冲的；并且，在ODD儿童的家庭中也存在着虐待的代际传递过程，父母对于ODD儿童的虐待很可能源自父母的原生家庭中虐待对于他们自身的影响。因此，儿童ODD症状不仅需要从儿童层面上干预，也应当考虑家庭因素在其中的关键作用，如及时发现亲子间的虐待行为，并从父母自身的经历入手进行更加根源上的干预。
4.1 亲子虐待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在父母有过受虐经历的家庭中，子女越有可能发展出ODD症状，并且亲子虐待在其中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首先，结果再次验证了家庭系统中的“暴力循环”理论，即有过受虐经历的父母会在成年期发展为施虐者，更有可能对子女施加虐待(Heyman & Slep, 2002)。这种家庭中的“暴力循环”现象符合班杜拉的观察学习理论，个体会将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暴力行为纳入到自己的图式中，导致受虐者发展为施虐者(Bandura & Walters, 1963)。此外，研究验证了亲子虐待行为会对儿童发展带来消极后果，这符合发展的组织观点(Cicchetti & Toth, 2005)。在虐待中成长的儿童的生活环境是低于平均期望水平的，因此会在完成阶段显著性任务中遇到困难而出现阶段停滞，进而表现出情绪和行为上的控制困难等ODD症状。同时，研究结果验证了蔺秀云等(2013)针对ODD的发病原因提出的家庭系统理论，ODD症状的影响因素来源于整个家庭系统，既包括互动水平上的亲子虐待，也包括个体水平上的父母受虐经历。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发现第二代父母性别对虐待的代际传递过程没有显著的影响。以往有关虐待代际传递的研究提出了特定性别社会学习模型(gender-specific social learning model)，该模型提出虐待行为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对同性别父母虐待行为的观察学习和性别认同过程中形成的(Lunkenheimer, Kittler, Olson, & Kleinberg, 2006)，而本研究结果不符合该模型。这可能是因为特定性别模型中更适用于传统的家庭结构，“男主外，女主内”和“重男轻女”的观念使父亲和母亲分别对儿子和女儿的影响更大(Berndt et al., 1993)。然而，随着我国社会文化结构的转变，女性开始走出家庭，并且独生子女政策也加强了男女平等的观念，因此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从而削弱了社会学习理论提出的同性别认同的过程。
4.2 儿童愤怒管理对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本研究通过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考察儿童自身的愤怒管理(AC，AI和AD)对中介效应后半路径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儿童的AD的调节作用是显著的，当儿童的AD水平越高时，亲子虐待会导致儿童出现更多的ODD症状。因此，儿童的AD也是影响ODD症状发生的风险因素，AD会加剧亲子虐待对儿童ODD症状的影响。这符合家庭系统理论的主张，个体水平上儿童的情绪管理的因素也会影响ODD症状的发展，家庭系统中不同水平之间的风险因素在对ODD的影响过程中存在交互作用(蔺秀云等，2013)。
此外，愤怒管理的另外两个维度对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均不显著，无论儿童个体的AC和AI水平高或低，中介作用中亲子虐待对儿童ODD症状的影响程度不变，这与研究假设不一致。以往有关儿童愤怒管理的研究发现，AC和AI皆对个体的外化问题的发展有缓冲作用(Zeman et al., 2002)。但本研究并没有发现儿童的AC和AI能够缓冲亲子虐待对ODD症状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父母的虐待行为对儿童造成的影响是十分顽固的，无法被儿童自身的AC和AI等积极能力调节。这可能也与本研究关注的儿童年龄有关，9岁的儿童认知水平和情绪控制能力尚不完善。已有研究发现大脑的前额叶皮层在情绪调节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前额叶对情绪的调节作用直到青春期才发育成熟(Lewis & Stieben, 2004)，因此儿童的发展水平可能会限制他们的调节效果。鉴于此，亲子虐待会显著地导致儿童ODD症状，这一过程难以由儿童个体的积极特质所调节和缓冲，因此对家庭中的亲子虐待进行及时的干预对改善儿童的ODD症状是十分关键的。
4.3 不足与展望尽管本研究取得一些有意义的结果，对儿童ODD症状的预防和干预提供了理论支持，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第一，本研究为横断设计，无法探究亲子虐待和儿童ODD症状的因果关系。已有研究指出，儿童自身的行为问题也会影响父母的应对方式(Patterson, 1982)，如儿童“易激惹”、“公然违抗”的表现会增加父母的亲职压力，导致父母容易采取虐待性的教养方式。因此未来有必要通过追踪设计，进一步推断家庭环境因素和儿童ODD症状之间的因果关系，更清楚地阐释ODD的发病原因。也可以通过追踪研究，发现ODD症状和亲子虐待各自及两者关系的发展特点。第二，本研究采用的是问卷法，在研究方法上较为单一，也可能出现主观报告导致的偏差。但本研究在数据采集上出现自我报告偏差和社会赞许性的可能性较小，因为儿童的ODD症状由老师和父母共同评估，而父母受虐和亲子虐待均由受虐者一方报告。未来的研究可以纳入访谈法和行为观察法，增强数据的客观性。第三，研究中让父母填写的童年期创伤问卷是通过回溯的方法让父母回忆其童年期在家庭中经历过的虐待，父母的回溯报告可能会受到个体回忆准确性的影响而产生偏差，这是本研究在测量工具上的局限性。尽管如此，也有研究证实了通过童年期创伤问卷报告的虐待和医院的记录及家庭其他成员的报告的情况是一致的(Brewin, Andrews, & Gotlib, 1993)，并且通过童年期创伤问卷报告的虐待和忽视会随着时间保持稳定(Paivio, 2001)。
5 结论本研究发现：
(1) 男孩的ODD症状得分显著高于女孩；男孩受到的躯体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显著多于女孩；
(2) 在控制了儿童性别后，父母在童年期的受虐经历仍可显著正向预测其成年期的家庭中子女的ODD症状；
(3) 亲子虐待在父母受虐和子女ODD症状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即父母受虐通过亲子虐待间接影响子女ODD症状；
(4) 父母受虐通过亲子虐待影响子女ODD症状的中介效应后半路径受到子女个体水平愤怒失调(AD)的调节，具体来说，当AD水平较高时，亲子虐待对ODD症状的影响更大；但愤怒应对(AC)和愤怒抑制(AI)对中介效应无显著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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