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在转移的过程中, 一部分农民工子女随着父母进入了务工城市生活, 成为了“流动儿童”。流动儿童是指6~14岁随着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住半年以上的儿童(方晓义, 范兴华, 刘杨, 2008)。流动儿童随着父母亲进入城市, 他们生活的社会环境条件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同时流动儿童在城市适应的过程中往往也面临着来自社会关系、文化、福利制度等各个层面的社会排斥(任云霞, 张柏梅, 2006)。当个体长期受到社会排斥, 其应对资源和策略都耗竭的时候, 他们在社会交往中往往更多地选择回避, 这个时候他们更容易产生社会疏离感(张林, 张园, 2015)。所谓社会疏离感指的是个体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 遭到他人的消极对待, 未能与外界进行良好的互动, 由此而引发的与社会相疏远和对立的消极情感。众多研究发现个体社会疏离感不仅和犯罪行为、异常同伴关系密切相关, 而且还会直接对身心健康的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Yuksek, & Solakoglu, 2016; Rudolph, et al., 2014; Ifeagwazi, Chukwuorji, & Zacchaeus, 2015)。

近年来, 随着歧视研究领域中研究焦点的转移, 人们开始逐渐关注弱势群体自身对于歧视现象的知觉与反应。所谓的歧视知觉指的是个体知觉到自己所属的群体成员资格而受到的不公正的消极性或者伤害性对待(刘霞, 2008)。当流动儿童进入到城市, 农村户籍的限制往往会使他们经常要面对来自升学、就业、社交等领域的不公正待遇, 以及来自某些城市人群的不友好对待。这些歧视会让个体感到他人对待自己的方式主要受到外在的、无法改变因素(比如户籍制度)的影响。习得性无助理论认为, 一旦当个体意识到事情的结果主要取决于个人无法控制的因素, 个体会逐渐感到自己无法控制未来的命运, 从而产生巨大的无助感或丧失感, 并带来一系列的心理问题(Abramson, Seligman, & Teasdale, 1997)。目前, 国内很少有人探讨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社会疏离感的影响机制。但是很多研究均发现歧视知觉对个体心理健康有着明显不利的影响, 国外一项元分析研究显示, 歧视知觉对心理健康(比如抑郁、焦虑、消极情感)具有显著性影响; 其中, 歧视知觉对弱势群体更容易产生消极影响(Schmitt, Branscomnbe, Postmes, & Garcia, 2014)。国内的实证研究也发现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的问题行为、抑郁、心理健康水平、社会融入都有着显著的直接影响(朱倩, 郭海英, 潘瑾, 林丹华, 2015; 范兴华, 陈锋菊, 唐文萍, 黄月胜, 袁宋云, 2016; 蔺秀云, 方晓义, 刘杨, 兰菁, 2009; 郝振, 崔丽娟, 2014)。因此, 本研究认为, 歧视知觉有可能是影响流动儿童产生社会疏离感的重要因素。

同时, 国内众多关于流动儿童的实证研究发现, 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对其心理健康、城市适应和主观幸福感均具有显著性预测作用(刘霞, 赵景欣, 申继亮, 2013; 刘霞, 2013; 刘杨, 方晓义, 2013; 单丹丹, 2011)。流动儿童在城市适应的过程中, 由于他们的身份认同不是唯一的, 还需要同时对农村人和城市人两个身份进行组织和整合。认同整合指的是具有多重身份的认同者如何看待他们多种身份之间关系的个体差异变量(倪士光, 李虹, 2014)。Syed和Mclean(2015)指出认同整合是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的保护性因素, 众多实证研究也发现认同整合对于移民的心理健康和适应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Jackson, & Yoo, 2012; Chen, Benet-Martinez, Wu, & Bond, 2013; Schwartz et al., 2015); 流动儿童认同整合与心理健康呈显著性正相关(倪士光, 李虹, 2014)。因此, 认同整合有可能是避免流动儿童产生社会疏离感的重要保护性因素。同时, 社会认同发展与整合的四阶段模型认为威胁感受、地位或权力的不对称会对个体的认同整合产生阻碍作用, 进而对心理健康产生消极影响(Amiot, De la Sablonniere, Terry, & Smith, 2007)。权利或地位的不对称往往会导致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产生歧视的态度和行为, 而弱势群体对歧视的知觉会让他们感受到来自外界的威胁, 因此歧视知觉有可能是影响流动儿童认同整合发展的重要因素。实证研究也发现歧视知觉对个体的认同整合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倪士光, 李虹, 2014; Jackson, & Yoo, 2012)。综上, 我们认为, 流动儿童的认同整合能够在外界歧视对流动儿童身心发展的不利影响中会起到保护性作用, 认同整合有可能在流动儿童歧视知觉和社会疏离感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社会支持的概念最早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提出来, 实证研究发现社会支持是流动儿童社会适应和心理健康的重要保护性因素(胡韬, 刘敏, 廖全明, 2014; 赵英淑, 杨磊, 2011; 白春玉等, 2014)。社会支持缓冲器模型认为社会支持可以通过调节其它因素对于身心状况的消极影响来保持与提高个体的身心健康水平(Cohen & Willis, 1985)。实证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对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具有显著性负向预测作用, 是流动儿童应对歧视知觉的重要社会资源(刘霞, 申继亮, 2010; 周向华, 杨青松, 2013)。因此, 社会支持有可能在歧视知觉和社会疏离感之间起到调节效应。同时众多实证研究发现, 社会支持能够缓冲外界不利因素对个体社会适应的影响(Cooper, Brown, Metzger, Clinton, & Guthrie, 2013; Murray, Lombardi, Bender, & Gerdes, 2013; Taylor, Budescu, Gebra, & Hodzic, 2014), 比如Cooper等(2013)发现来自父亲的社会支持能够调节种族歧视对非裔美国女生适应的不利影响。倪士光(2013)指出, 认同整合是流动儿童在城市适应过程中社会融合的最终标志。实证研究也发现流动儿童的社会支持与认同整合具有显著性正相关, 是促进流动儿童认同整合的一个重要变量(倪士光, 李虹, 2014年)。因此, 我们认为社会支持也可能在流动儿童歧视知觉和认同整合之间起到调节效应。

个体-环境交互作用模型认为个体心理发展是在个体和环境交互作用中形成的(Lermer, Lermer, Almerigi, & Therokas, 2006), 在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中, 研究者也越来越重视对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交互作用的探讨。社会认同发展与整合的四阶段模型理论认为认同整合是个体认同发展的最后阶段, 认同整合高的个体能够把多重身份和谐地统一在一起, 并对心理健康产生重要的影响。曹慧和张妙青(2010)进一步指出认同整合高的个体具有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社会适应能力。因此, 认同整合是个体心理健康发展的一个内在的保护性因子。曾守锤(2011)指出社会支持是流动儿童心理适应的重要外在保护性因子。所以, 我们认为在对流动儿童社会疏离感的影响上, 认同整合和社会支持有可能产生交互作用。同时, 人类发展的“保护因子-保护因子模型”(protective-protective model)认为, 不同保护因子在预测发展结果的时候可能存在交互作用, 也就是说保护因子(如认同整合)对结果变量(如社会疏离感)的预测作用可能受到另一种保护因子(如社会支持)的影响。这种影响存在着两种假说：促进假说和排除假说。促进假说指的是一种保护因子可能增强另一种保护因子对结果变量的预测作用(Cohen, Cohen, West, & Aiken, 2003; 鲍振宙, 张卫, 李董平, 李丹黎, 王艳辉, 2013); 排除假说则认为一种保护因子可能会削弱另一种保护因子对结果变量的预测作用(Cohen, et al., 2003; 鲍振宙等, 2013)。一项实证研究也发现流动儿童内隐群体偏爱和社会支持对学习适应的交互作用显著, 在高内隐群体偏爱的流动儿童中, 高社会支持组的学习适应显著优于低社会支持组(丁芳, 吴伟, 周鋆, 范李敏, 2014)。因此, 我们认为社会支持有可能在流动儿童认同整合和社会疏离感关系之间也起到调节作用。

综上, 本研究提出三个研究假设：(1)歧视知觉与流动儿童社会疏离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2)认同整合在上述两个变量间存在中介效应; (3)流动儿童歧视知觉、认同整合与社会疏离感之间的关系受到社会支持的调节。基于上述假设, 我们提出了一个整合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 1)。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从江苏省苏州市、浙江省嘉兴市两个城市的六所学校(其中公立小学2所, 打工子弟小学4所)四年级到六年级,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整群抽样, 共获得流动儿童有效被试1101名, 平均流动时间为4.87年。其中, 男生609人(55.3%), 女生492人(44.7%); 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954人(86.6%), 公立学校流动儿童147人(13.4%); 无转学经历393人, 转学一次392人, 转学两次170人, 转学次数三次及其以上146人。

2.2 研究工具 2.2.1 个体歧视知觉问卷

结合前期对江浙地区流动儿童的访谈, 对刘霞(2008)编制的“个体歧视知觉问卷”进行修订, 问卷共列举了流动儿童在江浙地区生活可能遇到遭受歧视的九种情况, 要求被试对每个句子描述的情况与其现实符合的程度进行回答, 问卷答案从1(一点都不符合)到4(完全符合)四点计分, 得分越高说明歧视知觉水平越高。对问卷使用极大方差正交旋转提取主成分的方法进行因素分析, 结果只发现一个因子, 并能够解释52.11%的总体方差, 各项目因子载荷在0.46—0.74之间, 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

2.2.2 双文化认同整合量表(BIIS-流动儿童版)

采用的是双文化认同量表流动儿童修订版(倪士光, 李虹, 2014), 量表包含8个项目, 分为认同和谐和认同距离两个维度, 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五点计分, 其中1、2、5、7为反向计分, 分数越高说明认同整合的水平越高。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1。

2.2.3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

采用姜乾金(1999年)修订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本次研究中, 把其他支持的项目中“领导、亲戚、同事”改为“老师、同学、亲戚”。量表共12个项目, 由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老师、同学、亲戚)三个维度构成, 项目从1(极不同意)到7(极同意)七点计分, 分数越高说明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越高。本次研究中, 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

2.2.4 青少年学生疏离感量表

采用杨东、张进辅、黄希庭(2002)编制的青少年学生疏离感量表, 该量表共52个项目, 包括社会疏离感、人际疏离感和环境疏离感三个分量表。本研究采用的是其中社会疏离感分量表, 该分量表从无意义感、自我疏离感、压迫拘束感和不可控制感四个方面进行测量, 共24个项目, 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五点计分, 分数越高说明社会疏离感水平越高。本次研究中, 社会疏离感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

2.3 研究程序与统计处理

选取江苏省苏州市和浙江省嘉兴市共六所学校作为调查学校, 并以班级为单位, 进行纸笔方式的团体施测, 每班配备一名经过统一培训的心理学专业学生作为主试。完成问卷的用时约为40分钟, 结束时候赠送小礼品。

采用SPSS19.0进行统计分析, 包括初步统计分析和研究模型检验两个部分。初步统计分析对研究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并采用Pearson积差相关考察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研究模型检验采用的是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方法进行依次回归检验, 同时本次所有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均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 本研究共构造1000个样本, 每个样本容量均为1101人。

3 结果与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

运用SPSS软件将歧视知觉、认同整合、社会支持、社会疏离感等变量进行探索性分析, 检验未旋转的因素分析。通过Harman单因子检验发现, 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10个, 同时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8.10, 小于40%的临界标准, 由此可以推断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结果并未造成太大的影响。

3.2 初步统计分析

表 1呈现了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其相关系数。由表 1可知, 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社会疏离感呈显著性正相关(p < 0.001), 与认同整合、社会支持均呈显著性负相关(p < 0.001);认同整合、社会支持与社会疏离感均呈显著性负相关(p < 0.001);社会支持与认同整合呈显著性正相关(p < 0.001)。此外, 流动儿童的性别、学校性质、转学次数与社会疏离感均呈显著性相关(p < 0.05, p < 0.01)。因此, 后面回归分析中将会把流动儿童的性别、学校性质和转学次数作为协变量进行控制。

3.3 歧视知觉和流动儿童社会疏离感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以性别、学校性质、转学次数为控制变量, 流动儿童歧视知觉得分为自变量, 认同整合得分为中介变量, 社会支持得分为第二阶段的调节变量, 社会疏离感得分为因变量, 采用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方法进行依次回归检验, 结果如表 2所示。

首先, 方程1整体上显著, F(6, 1094)=53.20, p < 0.001, R²=0.23。其中, 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社会疏离感具有显著性负向预测作用, 社会支持对流动儿童社会疏离感具有显著性正向预测作用, 歧视知觉与社会支持的交互项对流动儿童社会疏离感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说明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社会疏离感的直接效应不受调节。其次, 方程2整体显著, F(6, 1094)=46.08, p < 0.001, R²=0.20。其中, 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认同整合感具有显著性负向预测作用, 社会支持对流动儿童认同整合具有显著性正向预测作用, 歧视知觉与社会支持的交互项对流动儿童认同整合的预测作用不显著。最后, 由于方程1中社会支持在歧视知觉对社会疏离感直接效应上不具有调节效应, 在方程3中只估计社会支持在认同整合与社会疏离感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现, 方程3整体上显著, F(7, 1093)=55.42, p < 0.001, R²=0.26。其中, 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社会疏离感具有显著性正向预测作用, 认同整合对流动儿童社会疏离感具有显著性负向预测作用, 社会支持对流动儿童社会疏离感具有显著性负向预测作用, 认同整合与社会支持的交互项对流动儿童社会疏离感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这说明认同整合在流动儿童歧视知觉和社会疏离感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社会支持调节了歧视知觉→认同整合→社会疏离感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

为了更加清楚地揭示社会支持是如何调节流动儿童认同整合对社会疏离感的影响, 我们计算出社会支持为平均数正、负一个标准差时, 流动儿童认同整合对社会疏离感的效应值(即进行简单斜率检验), 并根据回归方程分别取认同整合和社会支持平均数正、负一个标准差的值绘制了简单效应分析图。检验发现, 当社会支持水平较低时, 流动儿童认同整合对社会疏离感的负向预测作用不显著(B_simple=-0.08, SE=0.08, p=0.29);当社会支持水平较高时, 流动儿童认同整合对社会疏离感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并增强(B_simple=-0.48, SE=0.08, p < 0.001; B_simple=-0.08增强为B_simple=-0.48), 说明流动儿童社会支持水平越高, 认同整合对社会疏离感的影响越大, 流动儿童歧视知觉通过认同整合对社会疏离感的间接影响受到社会支持正向调节(详见图 2)。

4 讨论 4.1 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社会疏离感的关系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社会疏离感显著性正相关, 在控制流动儿童性别、学校性质、转学次数的作用之后, 歧视知觉对社会疏离感的预测系数达到0.36, 被歧视感越强, 社会疏离感就越大。这说明, 流动儿童歧视知觉对社会疏离感具有明显的正向预测作用, 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是相似的(Brohan, Gauci, Sartorius, & Thornicroft, 2011)。由于目前城乡二元制户籍管理制度影响, 流动儿童进入城市之后往往会发现生活中普遍存在着歧视现象, 这些歧视会让他们感受到来自当地社会的排斥和拒绝, 而且这种现状在短时间内也很难会被改变。Williams(2007)认为长期遭遇排斥的个体会由于应对资源的耗竭导致抑郁和无助感, 继而产生社交退缩行为。众多实证研究也发现歧视知觉对个体社交能力产生消极的影响(Myrick, & Martorell, 2011), 对流动儿童的社交焦虑和害羞回避行为都有显著性预测作用(蔺秀云等, 2009; 肖敏敏, 2012)。社交焦虑和害羞回避行为往往会导致流动儿童在进入城市之后, 无法与周围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从而引发社会疏离感的出现。

4.2 流动儿童认同整合在歧视知觉与社会疏离感中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发现, 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认同整合呈显著性负相关, 认同整合与社会疏离感呈显著性负相关, 认同整合在歧视知觉和社会疏离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认同整合较高的流动儿童能够把农村人和城市人的双重身份有效地整合成一体, 并根据需要灵活地进行身份的转换, 从而提高自身的心理适应能力; 同时一项纵向研究还发现认同整合高的个体具有更高的自尊、乐观和亲社会能力(Schwartz et al., 2015); 这些都能够帮助流动儿童更好地与当地社会建立密切的联系, 从而避免社会疏离感的出现, 因此认同整合是降低流动儿童社会疏离感的内在保护性因素。同时, 研究还发现流动儿童认同整合在歧视知觉和社会疏离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当流动儿童进入到城市, 他们往往会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来自外界的歧视, 而这些歧视往往引发他们关于自己身份的探索。符号互动理论认为个体的自我概念主要是通过和他人的互动建立起来的, 受到歧视的个体往往会把他人的偏见态度内化为自我观点(Knights & Willmott, 2011)。感受到歧视的流动儿童往往无法通过人际互动学习新的有意义符号—“城市人”(倪士光, 李虹, 2014), 同时来自城市中的偏见也会强化他们对“农村人”身份的认同, 这些都会阻碍流动儿童对农村人和城市人双重身份的有效整合。低认同整合的流动儿童由于无法对农村人和城市人双重身份进行有效的组织和协调, 往往会出现社会身份冲突甚至认同危机, “他们在城市生活中不知该依据何种群体习得和表现相应的社会行为”(刘杨, 方晓义, 戴哲茹, 王玉梅, 2012), 从而导致更多的城市不良适应行为的出现, 并因此可能产生与社会相疏远和对立的消极情感。因此, 流动儿童认同整合在歧视知觉和社会疏离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也是可以被解释的。

4.3 流动儿童社会支持在认同整合和社会疏离感之间的调节效应

本研究发现, 流动儿童社会支持对社会疏离感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这一研究发现与前人的研究是相一致的(邱剑, 安芹, 2012; 邓琳双等, 2012)。社会支持是流动儿童的一项重要保护性因素, 如果他们在城市日常生活中无法感受到周围群体的接纳, 没有及时建立起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 流动儿童往往更容易产生对社会的疏离和敌对的情感, 从而出现社会疏离感。因此, 社会支持是降低流动儿童社会疏离感的重要保护性因素。

本研究还发现社会支持不仅对流动儿童社会疏离感的影响具有主效应, 而且在认同整合和社会疏离感之间具有调节效应。这一发现验证了个体-环境交互作用模型(Lermer, Lermer, Almerigi, & Therokas, 2006), 也就是说流动儿童社会疏离感的发生是其个体认同整合和外界环境中社会支持交互作用的结果。同时, 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社会支持在认同整合和社会疏离感之间的调节效应是正向的, 流动儿童社会支持水平越高, 认同整合对于社会疏离感的负向预测作用就越大。文化框架转换范式认为认同整合主要体现在个体在不同文化框架下身份之间的互相转换(Hong, Morris, Chiu, & Bent-Martinez, 2000), 在高社会支持水平下, 高认同整合的流动儿童不仅自身能够灵活调用与当前环境一致的身份信息, 采取恰当的行为方式, 同时也能够在外界获取足够的社会资源和支持, 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 从而避免社会疏离感的出现。同时, 这一调节模式也符合“保护因子-保护因子模型”的促进假说, 也就是说, 对于社会支持水平高的流动儿童, 认同整合对降低其社会疏离感的保护作用更大。由社会认同发展与整合的四阶段模型可知高认同整合的个体能够降低自身内部冲突, 具有更强的心理适应能力(Amiot, et al., 2009); 此时再伴随更多的社会支持, 就更容易帮助流动儿童在城市生活中和当地人进行积极的互动并顺利融入当地社会, 从而避免社会疏离感的出现。相反, 在低社会支持水平下, 即使流动儿童具有较高的认同整合, 但是由于他们在城市生活中没有构建起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 无法与当地社会建立良好的联系, 他们也有可能产生社会疏离感, 从而削弱认同整合的保护作用。

4.4 研究启示及局限性

本次研究结果对实践工作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启示。首先, 学校管理者和社会工作者必须要重视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社会疏离感的影响, 通过一系列手段减少流动儿童在城市生活中遭遇来自升学、就业、社交等领域的不公正待遇, 降低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其次, 认同整合在流动儿童歧视知觉和社会疏离感之间具有中介效应, 提示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降低流动儿童歧视知觉, 促进他们的认同整合, 进而减少其社会疏离感的出现。尤其是在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短期内无法改善的情况下, 可以帮助流动儿童提升认同整合水平, 降低他们的心理适应压力。最后, 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不仅对流动儿童社会疏离感的影响具有主效应, 而且在认同整合和社会疏离感之间具有正向的调节效应。因此, 当流动儿童进入到城市生活中, 应当尽快帮助他们建立起完善的社会支持网络, 从家庭、同伴、教师和同学各个方面给予他们充分的社会支持, 促进他们进行积极的社会适应和融合, 帮助他们有效地降低其社会疏离感水平。

尽管本研究具有一定价值, 但仍然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首先, 本次研究采取的是问卷调查法来进行数据的收集。尽管相关研究认为在匿名保密的前提下, 对于行为的自我报告并不会存在巨大偏差(Tourangeau & Yan, 2007), 但是在未来, 研究还应当通过家长报告、同伴提名等更为客观的方法进行数据的收集, 避免社会称许性、共同方法变异等问题的影响。其次, 本次研究采取的是横断研究设计, 无法对歧视知觉和社会疏离感之间的因果关系做出推断。未来可以通过纵向追踪研究设计, 在后续研究中对本研究提出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最后, 本次研究样本选取的是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的流动儿童, 缺少了初中流动儿童的样本, 研究结果能否推广到更广泛的被试群体还需进一步的检验。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

(1) 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社会疏离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2) 认同整合在流动儿童歧视知觉和社会疏离感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3) 认同整合在流动儿童歧视知觉和社会疏离感之间的中介作用受到社会支持的正向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