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Vol. 33
国家教育部主管、北京师范大学主办。
文章信息
- 聂瑞虹, 周楠, 张宇驰, 方晓义. 2017.
- NIE Ruihong, ZHOU Nan, ZHANG Yuchi, FANG Xiaoyi. 2017.
- 人际关系与高中生内外化问题的关系:自尊的中介及性别的调节作用
- Associations among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High Students'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s: The Mediating Roles of Self-Esteem and Gender Differences
- 心理发展与教育, 33(6): 708-718
-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33(6): 708-718.
- http://dx.doi.org/10.16187/j.cnki.issn1001-4918.2017.06.09
高中阶段是个体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需要面对升学、未来就业、个人素养和社会性发展等多方面的发展压力(Deb, Strodl, & Sun, 2015; 唐芹等，2013)，更容易产生抑郁、焦虑等一系列内化问题行为(Dong-Sik & Hyun-Sun, 2010; Sahin, 2014; 李钰祺，张磊，郑净昀，薄建柱，2012；席明静，2017)，以及吸烟、酗酒和攻击等外化问题行为(Doumen, Buyse, Colpin, & Verschueren, 2011; Kaya, Bilgin, & Singer, 2012；魏霞，孙桐，康殿民，2012；肖琳等，2012；赵国兵等2013)。根据生态系统理论(the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和发展情境论(the Developmental Contextualism Theory)，人类生活的环境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系统组成，个体在各个系统中通过与他人的相互作用来促进自身的发展(Bronfenbrenner, 2013; Muuss, 1996)。对于高中生来说，家庭和学校是生活的两个重要的微系统，个体在与父母、教师和同伴相互作用中不断成长。
家庭是个体成长的基石，亲子关系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持续一生。良好的亲子关系中，父母的支持、良好的沟通、积极地情感互动能够帮助青少年更好地探索与发展，并在面对挑战时积极地解决问题(Bireda, 2014)。亲密的亲子关系，特别是和母亲的亲密程度，为青少年提供了良好的支持，给青少年带来温暖和安全感，减弱了青少年生活中的压力事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Ge, Natsuaki, Neiderhiser, & Reiss, 2009)。研究发现，安全的亲子依恋能够降低青少年的抑郁和焦虑水平(Eijck, Branje, Iii, & Meeus, 2012; Waite, Whittington, & Creswell, 2014)，亲子关系良好的青少年在未来出现物质滥用、攻击行为等外化问题的可能性更低(Branstetter & Furman, 2013; Chan, 2015; Lee, 2014; Sandhu & Kaur, 2012)。
随着个体的不断成长，学校逐渐成为学生活动的主要场所，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对青少年的影响日益增强。教师作为除父母之外的另一种权威代表，逐渐在青少年的人际网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研究发现，师生关系与青少年发展存在高相关，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亲子关系(Martin, Marsh, Mcinerney, Green, & Dowson, 2007; 董奇，陈传升，2001)。温暖、信任的师生关系、较少的师生冲突均能促进青少年良好的学校适应，同时也使得青少年更少出现内化和外化问题(Baker, Grant, & Morlock, 2008; Miller-Lewis et al., 2014)。国内外的横断和追踪研究均发现，对抑郁、焦虑等内化问题较高的学生而言，良好的师生关系已经成为帮助他们更好的适应学校生活的保护性因素(Liu, Li, Chen, & Qu, 2015; Wang, Brinkworth, & Eccles, 2013; Wehrly, 2015; 刘连启，2016)。
与亲子关系、师生关系等个体与年长个体交往的垂直关系不同，同伴关系是与同龄人交往过程中产生的一种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是平等的、平行的，也是影响儿童社会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周宗奎，孙晓军，赵冬梅，田媛，范翠英，2015)。以往研究发现，同伴依恋较低的青少年会出现更多的内化和外化问题(Tambelli, Laghi, Odorisio, & Notari, 2012)。遭遇同伴欺凌以及对同伴信任感较低的个体更容易出现抑郁情绪，以及攻击、退缩等外化问题行为，而同伴接纳度高的青少年焦虑水平更低(Cotter & Smokowski, 2015; Zimmer-Gembeck & Pronk, 2011; 杨海燕，蔡太生，何影，2010)。良好的同伴关系则有助于缓解学生的抑郁和焦虑情绪(阳德华，2001; 张润苗，2013)。一项元分析发现，安全的同伴依恋能够降低青少年对抑郁焦虑的易感性，而不安全的安全依恋则会增加抑郁、焦虑等内化问题(Gorrese, 2015)。虽然对于儿童而言，良好的亲子关系可能更有助于建立更好的同伴关系，但是对于青少年而言，家庭和同伴则更可能分别对情绪产生影响(田录梅，张文新，刘海娇，French，2011)。
总体来看，以往研究多单独关注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对于内外化问题的影响，或者从不同的重要性来探讨不同人际关系对于青少年影响的相对影响作用，但也有观点认为，家庭、社区和学校共同分担着影响学生发展的责任，每一个领域都可以相互合作或者单独起作用(于璐, 2008)。因此，有必要同时考虑这三种人际关系对学生发展的影响。西方研究发现，同伴关系对高中生发展的影响作用大于师生关系和亲子关系(Herres & Kobak, 2015)。而选择对西方青少年而言最重要的同伴关系进行干预，能够有效的减少青少年的吸烟、酗酒等问题行为(Georgie, Sean, Deborah, Matthew, & Rona, 2015)。然而与西方不同，中国受到儒家文化影响，更注重与权威的关系。中国的一项早期调查也发现，师生关系与青少年学业成绩、不端行为和利他行为的相关均高于亲子关系(董奇，陈传升，2001)。因此，本研究希望能够探讨我国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对于高中生内外化问题的相对作用大小，为未来干预研究中选择对高中生群体而言最有效的干预对象提供理论基础。由于高中生更多的处在学校环境中，且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假设师生关系对于高中生内外化问题和自尊的影响高于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
然而即使处在相似的环境中，个体的发展依然存在差异(李英，张宝山，2014)。近年来，为了探究环境对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者开始关注易感素质在人际关系与青少年抑郁、焦虑、问题行为等适应问题之间的关系。根据人-情境交互作用理论(The Person-Context Interaction Theory)，情境因素(例如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同伴关系等)可能与个人因素(如自尊)交互作用，对青少年的行为产生影响(Magnusson & Stattin, 1998)。自尊作为个体自我系统的核心成分之一，它的发展状况不仅与个体的心理健康直接相联系，而且作为一个起中介作用的人格变量，对个体的认知、动机、情感和社会行为均有广泛的影响(Wilkinson, 2004; 夏醒，2014)。抑郁自尊理论(The Self-Esteem Theories of Depression)认为，低自尊是抑郁最重要的易感素质之一(Metalsky, Hardin, & Abramson, 1993)。而Rosenberg的社会联结理论(The Social Bonding Theory)指出，低自尊会降低个体与社会的连接，从而减少了社会规范的一致性，导致更多不良行为的出现(Rosenberg, 1965)。此外，还有观点认为，个体要保护自己免受失败和外部斥责带来的自卑和羞耻，因此产生了对他人的敌意和愤怒，出现攻击行为等一系列问题行为(Tracy & Robins, 2003)。低自尊的青少年对批评或者拒绝的自我意识太强，太脆弱，他们在受到嘲笑和责备时可能会深感不安，更容易出现抑郁、焦虑和社会适应困难等一系列问题行为(Lecompte, Moss, Cyr, & Pascuzzo, 2014; Lim, 2011; Lin, 2015; Väänänen et al., 2014; Wang, 2011; 邓慧华，陈慧，钟萍，唐鑫，梁宗保，2013; 雷修龙，祖萍，赵玉秋，许韶君，2013; 张潮，渠玉红，2010; 张润苗，2013)。而良好的亲子关系能够提升自尊，从而减少抑郁情绪和酗酒等问题行为(Hu & Ai, 2014; Kim & Cicchetti, 2011)。追踪研究也发现，受到同伴侵害的青少年在未来自尊水平较低，更可能出现内化问题行为，且自尊在同伴关系和内化问题间起中介作用(Leeuwis, Koot, Creemers, & Lier, 2014)。针对自尊的干预能够有效提升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降低内外化问题行为的产生(Babakhani, 2011; 李培培，2015)。因此，本研究希望能够进一步探讨自尊的中介作用机制，为未来干预研究中选择对高中生群体而言最有效的干预对象提供理论基础。
以往研究发现，高中生在自尊(Bachman, O’Malley, Freedman-Doan, Trzesniewski, & Donnellan, 2011; 伍秋萍，蔡华俭, 2006)、抑郁焦虑(Bender, Reinholdt-Dunne, Esbjørn, & Pons, 2012; Derdikmaneiron et al., 2011; Naninck, Lucassen, & Bakker, 2011; 郑汉峰, 张利, 肖德容, 2015)和攻击行为(Leadbeater, Kuperminc, Blatt, & Hertzog, 1999; 吴鹏, 刘华山, 姜春艳, 马玉芝, 2012)等一系列内外化问题行为上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此外，由于男生和女生在归因风格、投入程度和行为反应上的差异，因此人际关系对男生和女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Rose & Rudolph, 2006)。与女生相比，男生更倾向于独立，对关系在意相和投入相对较少，所以面对关系压力时更不容易采用内化的方式处理压力或降低对自己的喜爱与评价(Nole-Hoeksema & Girgus, 1994)。由于中国文化中的重男轻女思想导致父母对男生会有更高的期望，而男生也更加接受父母的惩罚，因此躯体惩罚能够预测女生而非男生的问题行为(Xing, Wang, Zhang, He, & Zhang, 2011)。在学校环境中，教师的批评更容易损害女生的自尊(魏冰思，2015)；而对于同伴的研究也发现，同伴压力对于女生抑郁情绪的预测作用高于男生(Conley, Rudolph, & Bryant, 2012)。由于上述性别差异的存在，本研究假设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对于女生自尊和内外化问题的影响高于男生。
综上，本研究希望探究(1)我国高中生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对青少年内外化问题的相对影响作用；(2)自尊在高中生亲子、师生和同伴关系与内外化问题行为中的中介作用；(3)亲子、师生、同伴关系对高中生内外化问题作用机制的性别差异。根据以往的研究结果，本研究假设：师生关系对于高中生内外化问题和自尊的影响高于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人际关系对于女生问题行为的预测作用高于男生。由于以往有研究发现高中生在内外化问题上存在年级差异，高年级学生的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均显著高于低年级学生(陈亚琴.，2016；咼程昕，2016；李绍光，张玉萍，2007；张思明，2010)，因此本研究在所有模型中将年级作为控制变量进行控制。
2 方法 2.1 被试从北京市选取四所全日制高中，其中两所学校位于中心城区，两所位于郊区行政区，每个地区有一所重点高中和一所普通高中，每所高中各抽取高一、高二、高三年级各2个班级(共24个班级，每所学校6个班级)参与调查。被试共计797人，其中男生342人(42.91%)，女生455人(57.09%)，高一学生288人(36.14%)，高二学生262人(32.87%)，高三学生247人(30.99%)，被试样本的平均年龄为17.30岁，标准差为1.06。
2.2 工具 2.2.1 亲子关系问卷采用Buchnan，Maccoby和Dornbush (1991)编制的亲子亲密度量表，分别对父子和母子的关系进行评述，共9个项目，采用5点评分，从1为“完全不”到5为“非常”。本研究使用平均分来反映亲子关系，得分越高，表示青少年与父亲(或母亲)的关系越紧密。该量表中父子关系部分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4，母子关系部分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总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量表结构良好(χ2= 3377.31, df=45, CFI=0.96, TLI=0.94, RMSEA=0.08)。
2.2.2 师生关系问卷原问卷由Pianta (1994)编制，经邹泓等人(2007)修订，问卷由23个项目组成，分为亲密性、冲突性、支持性和满意度4个维度，采用学生评定的方法。每个学生需要根据与老师的日常关系评定所描述情况的符合程度，采用5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到“5”。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5，各维度的α系数分别为0.84，0.83，0.75，0.65。
2.2.3 同伴关系问卷选取由Armsden和Greenberg (1987)编制的同伴依恋量表(IPPA)进行调查，该量表共25道题目，采用5点计分，从“1”(从来不这样)到“5”(总是这样)，原始量表分为信任、沟通、疏离三个维度，为了使得潜变量的三个观测变量的载荷方向一致，将同伴疏离反向计分，变成同伴亲密。本研究中该量表各维度的α系数分别为0.87，0.87，0.70，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量表结构在可接受范围内(χ2=1148.67, df=262, CFI=0.91, TLI=0.90, RMSEA=0.07)。
2.2.4 自尊量表自尊量表(SES)Rosenberg编制，该量表由10个条目组成，分数按4级计分，从“1”(非常不符合)到“4”(非常符合)，分值越高，自尊水平越高。该量表在关于自尊的测量中广泛使用并表现出很好的信效度。在本研究中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85。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量表结构良好(χ2=3377.31, df=45, CFI=0.96, TLI=0.94, RMSEA=0.08)。
2.2.5 抑郁采用Andresen等人(1994)编制的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 )考察受试者的抑郁表现，量表共10题，由受测者根据自身情况，按照“0-3”四个等级评定一周内出现题中所述感觉的频率，其中“0=从不或极少”，“3=几乎总是”，总得分为各题分数之和。得分越高，表示受试者的抑郁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83。
2.2.6 焦虑采用Zung(1971)编制的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考察焦虑状态的轻重程度，在临床和科研实践中都有广泛的应用。量表共20题，由受测者根据自身情况，按照“1-4”四个等级评定一周内出现题中所述感觉的频率，其中“1=没有或很少时间”，“4=绝大部分或总是有”，得分为各题分数之和。在本研究中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80。
2.2.7 外化问题行为选用方晓义等人(1996)的研究所使用的外化问题行为评定问卷，涉及吸烟、饮酒、打架、逃学等不良行为，共有19个项目。采用四级评定，其中“1=从未”，“2=偶尔”，“3=经常”，“4=总是”，得分范围是20-80分，被试得分越高，表明问题行为越多。在本研究中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83。
2.3 研究程序由经过培训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任主试，征得学校领导、负责老师的同意后，由青少年自愿参加。测量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匿名实测，施测前，主试按照指导语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真实作答，所有问卷当场回收。
2.4 数据分析与处理本研究采用SPSS20.0以及Mplus7.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由于所有数据均来自青少年的自我报告，因此在利用结构方程分析中介效应前，为了检验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利用Harman单因素法构建了单因素模型，结果发现拟合指数(χ2 = 41124.22, df = 7635, CFI = 0.26, TLI = 0.25, RMSEA = 0.07)不理想，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周浩，龙立荣，2004)。
3 结果 3.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表 1列出了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皮尔逊相关系数。结果发现，抑郁总分的平均分高于抑郁筛选标准10分。女生的同伴信任(t=-3.99, p < 0.01)、同伴沟通(t=-2.66, p < 0.01)、同伴亲密(t=-4.67, p < 0.01)得分显著高于男生，教师冲突(t=5.20, p < 0.01)和问题行为显著低于男生(t=7.79, p < 0.01)，抑郁(t=-0.90, p>0.05)和焦虑(t=-1.45, p>0.05)得分与男生相比无显著差异。对各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父子、母子亲密与自尊呈显著正相关，与内外化问题呈显著负相关；教师亲密、支持、师生关系满意度与自尊正相关，与内外化问题负相关，师生冲突与自尊成负相关，与内外化问题呈正相关。同伴信任、沟通和亲密与自尊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与内化问题呈显著负相关，同伴信任和同伴亲密与外化化问题呈正相关。自尊与内外化问题均呈显著负相关，但与外化问题的相关较弱。
| M | SD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
| 1性别 | 0.57 | 0.50 | ||||||||||||||
| 2年级 | 1.95 | 0.82 | -0.07 | |||||||||||||
| 3父子亲密 | 32.58 | 7.08 | 0.07 | 0.00 | ||||||||||||
| 4母子亲密 | 34.80 | 6.63 | 0.17** | 0.03 | 0.76** | |||||||||||
| 5教师亲密 | 20.24 | 5.18 | -0.03 | -0.02 | 0.18** | 0.18** | ||||||||||
| 6教师冲突 | 12.63 | 4.70 | -0.18** | 0.08* | -0.21** | -0.22** | -0.39** | |||||||||
| 7教师支持 | 19.03 | 3.24 | 0.03 | -0.03 | 0.24** | 0.24** | 0.59** | -0.57** | ||||||||
| 8教师满意度 | 14.41 | 2.94 | 0.02 | 0.07 | 0.15** | 0.13** | 0.37** | -0.53** | 0.47** | |||||||
| 9同伴信任 | 39.62 | 5.94 | 0.14** | -0.01 | 0.22** | 0.28** | 0.18** | -0.22** | 0.27** | 0.21** | ||||||
| 10同伴沟通 | 31.69 | 5.02 | 0.09** | -0.01 | 0.23** | 0.28** | 0.24** | -0.17** | 0.30** | 0.18** | 0.84** | |||||
| 11同伴亲密 | 24.01 | 4.94 | 0.16** | -0.06 | 0.13** | 0.16** | -0.01 | -0.24** | 0.09* | 0.13** | 0.33** | 0.20** | ||||
| 12自尊 | 30.90 | 4.83 | -0.03 | -0.04 | 0.23** | 0.24** | 0.24** | -0.20** | 0.27** | 0.21** | 0.23** | 0.25** | 0.16** | |||
| 13抑郁 | 10.58 | 5.89 | 0.03 | 0.04 | -0.25** | -0.22** | -0.23** | 0.23** | -0.27** | -0.27** | -0.21** | -0.17** | -0.19** | -0.43** | ||
| 14焦虑 | 35.29 | 8.10 | 0.05 | 0.06 | -0.20** | -0.18** | -0.13** | 0.24** | -0.22** | -0.19** | -0.20** | -0.13** | -0.26** | -0.32** | 0.69** | |
| 15问题行为 | 1.21 | 0.20 | -0.27** | 0.04 | -0.21** | -0.22** | -0.18** | 0.33** | -0.20** | -0.17** | -0.07* | -0.07 | -0.14** | -0.08* | 0.20** | 0.21 |
| 注：*p < 0.05, **p < 0.01，***p < 0.001下同；性别中0=男；1=女。 | ||||||||||||||||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为外源潜变量，是模型中的自变量。其中，父子亲密和母子亲密为亲子关系的观测变量，师生关系中的亲密性、冲突性、支持性和满意度为师生关系的观测变量，同伴信任、沟通和疏离为同伴关系的观测变量。抑郁和焦虑作为高中生内化问题行为的内生潜变量，与外化问题行为一起作为模型的因变量，同时将性别和年级为控制变量，模型的整体拟合指数良好(χ2=277.87, df=58, CFI=0.94, TLI=0.91, RMSEA=0.07)。其中，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对内化问题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亲子关系和师生关系对外化问题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而同伴关系对于外化问题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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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师生关系、同伴关系、亲子关系对内外化问题行为的作用 |
采用嵌套模型比较的方法，首先限定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对高中生内化问题预测系数相等，得到竞争模型与原模型相比的变化量为△χ2(3)=10.46, p < 0.001，说明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对高中生内化问题的预测作用差异显著。进一步分别限定师生关系与同伴关系、师生关系与亲子关系、同伴关系与亲子关系对高中生内化问题的预测系数相等，得到竞争模型与原模型相比的变化量分别为△χ2(1)=20.87, p < 0.001; △χ2(1)=15.43 p < 0.001; △χ2(1)=1.23, p>0.05。说明在考虑了外化问题的作用时，师生关系对于内化问题的影响高于同伴关系和亲子关系，而同伴关系和亲子关系对内化问题的影响差异不显著。
之后，限定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对高中生外化问题预测系数相等，得到竞争模型与原模型相比的变化量为△χ2 (3)=26.27, p < 0.001，说明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对高中生外化问题的预测作用差异显著。进一步分别限定师生关系与同伴关系、师生关系与亲子关系、同伴关系与亲子关系对高中生外化问题的预测系数相等，得到竞争模型与原模型相比的变化量分别为△χ2(1)=43.30, p < 0.001; △χ2(1)=20.01, p < 0.001; △χ2(1)=15.72, p < 0.001。说明在考虑了内化问题的作用时，师生关系对于高中生外化问题预防作用高于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对高中生外化问题有微弱的正向预测作用。
3.3 自尊的中介作用 3.3.1 自尊的中介作用模型检验将自尊作为中介变量加入结构方程模型，同时将性别和年级为控制变量，分析后所得结果如图 2所示，模型的整体拟合指数如下：χ2=309.53, df=67, CFI=0.94, TLI=0.91, RMSEA=0.07，模型拟合良好。与直接作用相比，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对内化问题的预测作用有所降低，同伴关系对内化问题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对外化问题的预测作用降低，但均达到显著水平。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对高中生自尊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自尊对内化问题有显著预测作用，而对外化问题的预测作用不显著(详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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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自尊在师生关系、同伴关系、亲子关系与内外化问题行为中的中介效应模型 |
使用Bootstrap对自尊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发现，自尊在亲子关系(95% CI:-0.08, -0.02)、师生关系(95% CI:-0.24, -0.10)和同伴关系(95% CI:-0.06, -0.01)与内化问题间的中介作用显著。考虑内化问题的影响后，自尊在师生关系(95% CI:-0.00, 0.01)、同伴关系(95% CI:-0.00, 0.00)、亲子关系(95% CI:-0.00, 0.01)与外化问题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3.3.2 自尊的中介作用模型性别差异检验为了比较中介模型的性别差异，将年级为控制变量，首先检验男生和女生的测量模型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详见表 2)。首先，对男生和女生模型进行自由估计，模型拟合指标见Model 1，然后限定男生女生所有的测量模型相等，所得的模型拟合指标见Model 2，结果发现Model 2模型与Model 1相比有显著差异(△χ2(11)=27.98, p < 0.001)。之后对测量模型的不同路径分别进行比较，让两条存在性别差异的测量路径自由估计，建立新的基本模型Model 3，将Model 3作为间接作用性别差异的基线模型。
| χ2/df | χ2 | df | CFI | TLI | RMSEA | |
| Model 1 | 2.94 | 393.44 | 134 | 0.94 | 0.91 | 0.07 |
| Model 2 | 2.97 | 365.46 | 123 | 0.94 | 0.91 | 0.07 |
| Model 3 | 2.83 | 374.16 | 132 | 0.94 | 0.92 | 0.07 |
进一步检验自尊在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对高中生内外化问题影响路径的中介作用(详见图 3)及性别差异。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对男生而言，自尊在亲子关系(95% CI:-0.16，-0.05)、师生关系(95% CI:-0.13，-0.01)与内化问题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同伴关系与内化问题中的中介作用不显著(95% CI:-0.09，0.01)。自尊在亲子关系(95% CI:-0.01，0.01)、师生关系(95% CI:-0.01，0.01)、同伴关系(95% CI:-0.01，0.01)与外化问题中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对女生而言，自尊在亲子关系(95% CI:-0.10，-0.01)和同伴关系(95% CI:-0.12，-0.02)与内化问题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在师生关系与内化问题中起部分中介作用(95% CI:-0.21，-0.07)。自尊在亲子关系(95% CI:-0.01，0.01)、师生关系(95% CI:-0.01，0.01)和同伴关系(95% CI:-0.01，0.01)与外化问题中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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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自尊在男生师生关系、同伴关系、亲子关系与内外化问题行为中的中介效应模型 注:未加括号为男生模型的系数，括号内的为女生模型的系数。 |
由于自尊在亲子关系和师生关系与男女生内化问题中的中介作用均显著，因此进一步进行性别差异检验。中介作用比较发现，自尊在亲子关系(95% CI:-0.00，0.01)和师生关系(95% CI:-0.00，0.01)与内化问题中的中介作用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4 讨论本研究主要关注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对于高中生内外化问题的影响，并探究自尊的中介作用及性别差异。结果发现，师生关系比同伴关系和亲子关系对高中生内化问题有更强的负向预测作用；对于外化问题而言，师生关系比亲子关系的负向预测作用更强，而同伴关系则起微弱的正向预测作用。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自尊在亲子、师生和同伴关系与内化问题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而在亲子、师生和同伴关系与外化问题中的中介作用不显著。性别差异检验未发现自尊的中介效应在男女生中的显著差异，但自尊在女生同伴关系与内化问题中起完全中介作用，但在男生中中介作用不显著。
本研究发现，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能够显著预测高中生的内外化问题行为。这个可能是因为人际关系良好的青少年往往能够在面临困难时得到来自父母、教师和同伴给与的更多的社会支持，因此产生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可能性也更低(Chan, 2015; Miller-Lewis et al., 2014; 张润苗，2013)。以往的研究也发现，较好的亲子关系有助于形成健康的依恋风格，减少青少年的内外化问题行为(Muris, Meesters, Van Melick, & Zwambag, 2001)，而父母对孩子的拒绝和忽视则与孩子的诸多行为问题(如：攻击行为、违纪行为)和社会性问题(如：抑郁、焦虑)有关(Fatima & Sheikh, 2016; Lewis, Collishaw, Thapar, & Harold, 2014; Rudolph, & Zimmer-Gembeck, 2014)。学校环境中，良好的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能够让青少年形成对学校的积极情感和态度，和同学形成积极地情感关系，减少抑郁焦虑水平，更少出现退缩和攻击行为(储艳霞，2012；张润苗，2013；Wang, Brinkworth, & Eccles, 2013)。
虽然在西方环境中，同伴关系对于高中生的影响大于师生关系和亲子关系(Herres & Kobak, 2015)，但本研究发现师生关系对于中国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比同伴关系和亲子关系更大。国内一项早期全国抽样调查发现，师生关系与青少年学业成绩、不端行为和利他行为的相关均高于亲子关系(董奇，陈传升，2001)。对于初中生的调查也发现了相似的结论，与亲子关系相比，师生关系更能够预测青少年学业成绩(王佳宁，于璐，熊韦锐，齐晓栋，2009)。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随着个体进入青春期，独立性和自主性开始增强，他们逐渐从父母的家庭中分离，学校成为了高中生活动的主要场所，因此学校对于高中生的影响更为重要。另一方面，中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更强调对权威的服从(Wang & Hooper, 2015)，教师成为父母之后的另一个权威；而高考的制度决定了学生要服从老师的安排，因此对高中生的影响比同伴更大。本研究再次证实了与西方不同，中国的文化中师生关系和亲子关系对青少年的影响高于同伴关系(王佳宁等，2009)。
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均通过影响学生的自尊水平从而影响学生内化问题的产生。以往的研究也发现了相似的结论(党清秀，李英，张宝山，2016; 王赵娜，王美萍，2014; 张斌，唐辉，卢宁，2013)。这可能是因为，良好的环境因素能够帮助青少年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更加认可自己的价值感(Gorrese & Ruggieri, 2013; Hu & Ai, 2014; Liu et al., 2015)。而较差的人际关系质量会降低个体的自尊水平，而低自尊的个体则倾向于社交回避，获得有限的社会支持，从而增加内化问题的风险(Robins, & Roberts, 2008)。
本研究的结果没有发现自尊在人际关系与外化问题中的中介作用。虽然有研究表明，自尊较高的青少年危险行为和攻击行为较低(Wang et al., 2013)，但自尊和攻击性的关系仍存在争议。如，“受威胁”的自我理论指出，真正和攻击型有关的是自恋，而非自尊(Baumeister, Smart, & Boden, 1996)。此外，以往研究多单独考察人际关系对外化问题的作用，而忽略了内外化问题之间的共病性，并未考虑内化问题的影响(Jarrett, Siddiqui, Lochman, & Qu, 2014; Lee & Bukowski, 2012)。而自尊是一种对自我的评价，自我价值感较低的学生更容易将问题内化，产生更大的内部压力较大，从而更容易产生抑郁、焦虑等内化问题行为(Hu, Fang, Chen, Deng, & Lin, 2015)。且自尊作为一种对自我情感方面的认知，能够提升我们的自我体验，提高心理韧性，降低抑郁水平，而外化问题行为更多的受到自我控制的影响(Nie, Li, Dou, & Situ, 2014)。虽然低自尊的青少年更容易产生攻击性行为，但更可能因为他们更不容易调节外在环境对自己的负面影响，自尊在外界环境与外化问题之间更多的起调节作用(董会芹，2015)。
自尊在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和男女生内化问题中的中介作用并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在女生同伴关系与内化问题中起完全中介作用，但在男生中中介作用不显著。说明女生与同伴的关系通过自尊对内化问题起缓解作用，而在男生与同伴的关系对内化问题没有明显的直接和间接的缓解作用。这可能是因为，与以往研究相似(李宁，2007)，本研究中女生与同伴的关系要显著好于男生与同伴的关系，而这一社会支持可以通过自尊对内化问题产生缓解作用。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发现同伴关系对于男生的外化问题具有微弱的正向预测作用，而对于女生预测作用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不同的性别角色期待造成男女生对人际关系的认知和从关系中获得的支持不同，因此人际关系对于男生外化问题的作用较强，而对于女生内化问题作用的预测性较强(Cox, 2013)。对于女生来说，性别角色期待让她们更加注重人际沟通，虽然冲突对她们的破坏性作用更大，但是良好的关系对于女生的保护性作用也会更强(Davies & Lindsay, 2004)。此外，男生和女生情绪社会化的过程也存在显著差异，对男生而言，无论是参与关系，还是在关系中遇到冲突，都更倾向于通过行为进行表达，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在关系中更容易出现问题行为(Kinsfogel & Grych, 2004)。而对于女生而言，外在冲突对于关系具有破坏性作用，为了维持长久的关系，使关系的质量更加平稳，女生会通过情绪内化避免可能的外在冲突(Simon & Furman, 2010)。
综上，本研究详细考察了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对于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首先，本研究验证了对于中国高中生而言，师生关系对内外化问题的影响高于同伴关系和亲子关系。未来的研究和干预需要重点加强对高中生教师的培训工作，通过培养良好的师生关系，帮助青少年提升自尊水平，减少问题行为的产生。其次，本研究通过性别差异检验发现，同伴关系对于降低女生的内化问题行为有较强的预测作用，而在考虑到师生和亲子关系的影响后，亲密的同伴关系可能是滋生男生外化问题行为的温床。它提示学校心理健康工作者可以针对高中生性别角色特点，帮助女生建立更好的同伴关系，同时减少男生降低同伴关系对于干预的污染效应(Cohen & Prinstein, 2006)。但与此同时，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从方法上讲，本研究属于横断研究，难以做出严格的因果推论。所以，未来需要通过追踪研究进一步增强人际关系预测内外化问题结论的有效性。从内容上讲，由于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之间存在一定的交互作用，但三者的关系目前并不明确，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明三者的关系，并考察不同人际环境之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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