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教育部主管、北京师范大学主办。
文章信息
- 宋明华, 陈晨, 刘燊, 李俊萱, 侯怡如, 张林. 2017.
- SONG Minghua, CHEN Chen, LIU Shen, LI Junxuan, HOU Yiru, ZHANG Lin. 2017.
- 父母教养方式对初中生攻击行为的影响:越轨同伴交往和自我控制的作用
- Effects of Parenting Styles on Aggression of Junior School students: Roles of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and Self-control
- 心理发展与教育, 33(6): 675-682
-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33(6): 675-682.
- http://dx.doi.org/10.16187/j.cnki.issn1001-4918.2017.06.05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合肥 230026
2.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230026
攻击行为是有意对他人的身体和心理造成伤害的行为倾向和模式。近年来,连续发生的校园恶性暴力事件引发了人们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高度关注。以往的研究表明,攻击行为会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如人格发展、情绪适应、心理适应和社会交往等(张林, 刘燊, 徐强, 吴晓燕, 杨梦圆, 2017; 张林, 吴晓燕, 2011),同时这也作为衡量青少年社会化成败的重要指标之一(何一粟, 李洪玉, 冯蕾, 2006)。尽管目前对攻击行为成因已有大量研究,但大多是从某一方面对青少年攻击行为进行探讨,缺乏从家庭、同伴与个人因素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综合作用机制的探讨(刘畅, 陈旭, 2012; Raine et al., 2016)。鉴于攻击行为给初中生身心健康带来的不良影响,探讨初中生攻击行为的形成机制对于有效控制青少年的攻击行为、减少校园暴力发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攻击行为的形成机制问题,Anderson和Bushman(2002)提出的一般攻击模型认为,情境因素是促使攻击行为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情境因素主要来自个体周围的环境刺激,尤其是家庭环境中父母教养方式对个体攻击行为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Gómezortiz, Romera, & Ortegaruiz, 2015)。父母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教化和抚育孩子时所体现出来的教育观念、对待子女的态度以及在此过程中的一切言行举止(罗云, 陈爱红, 王振宏, 2016)。Arrindell等人(1999)强调应考察儿童亲身感受到的父母教养方式,并将教养方式分为拒绝、过度保护和情感温暖三种类型。其中,拒绝和过度保护是消极的教养方式,情感温暖是积极的教养方式;受积极父母教养方式影响的个体攻击行为较少,而受消极父母教养方式影响的个体攻击行为较多(Danzig et al., 2015)。例如,情感温暖的父母教养方式有助于形成和谐的亲子关系,可减少攻击行为的发生(邵海英, 2014)。而过度保护的父母教养方式与孩子主动性攻击行为的发生存在着很高的关联性(Xu, Farver, & Zhang, 2009)。同时,与那些感到被父母接受的孩子相比,感受到被父母拒绝的孩子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敌意和攻击行为,情绪也更不稳定(Barnow, Lucht, & Freyberger, 2005)。Serbin和Karp(2004)的研究还表明,教养方式可以通过孩子自身的模仿从而影响他们的子女,他们通过对父母不良行为模式的观察与模仿,成年后也用同样的粗暴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从而引起下一代同样具有高攻击性,产生恶性循环。可见,早期家庭环境因素特别是孩子感知到的父母教养方式(尤其是消极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攻击行为模式的形成具有直接影响,然而父母教养方式如何影响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具体机制尚不清楚,本研究进一步探讨父母教养方式对攻击行为的作用机制。
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家庭和同伴是影响青少年发展的两个重要子系统。这两个子系统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而非独立发展,其中一个子系统的风险因素会增加青少年暴露于另一个子系统的风险因素之中,进而导致青少年的不良行为(陈武等, 2015)。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同伴的行为对青少年起到榜样和强化的作用(宋静静等, 2014)。苏斌原、张卫、苏勤和喻承甫(2016)研究指出结交不良同伴会通过社会模仿等形式对青少年产生影响,使其产生不良行为。以往研究也表明越轨同伴交往是导致青少年产生攻击行为的风险因素,如与越轨同伴交往会对青少年的攻击行为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Ellis & Zarbatany, 2007),甚至也会增加青少年出现反社会行为的可能性(Lee, 2011)。近期学者们还十分关注越轨同伴交往在父母教养方式对初中生攻击行为间接影响中的作用。苏斌原等(2016)研究发现越轨同伴交往显著中介父母网络监管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关系;陈武等(2015)研究发现越轨同伴交往在亲子依恋对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影响中起显著的中介效应。由此,越轨同伴可能是引发问题行为的中介因素。然而越轨同伴交往在父母教养方式与攻击行为之间是否具有中介作用尚未得到研究检验。另外,父母教养方式也可能会逐渐影响或改变青春期个体与不良同伴之间的交往,从而导致个体攻击行为倾向的提高,这也是本研究拟将要考察的主要问题之一。
自我控制是指个体为达到特定的目标而监控、抑制、坚持和调整自身行为、情感以及期望的能力(Duckworth, 2011)。Gottfredson和Hirschi(1990)提出的自我控制理论认为,低自我控制是犯罪和侵犯的主要原因,相比于高自我控制能力的人,低自我控制者在一定程度上更容易出现犯罪和偏差行为。例如,岸本鹏子等人(2012)发现,服刑人员的自我控制能力越高,其预谋攻击行为则越少,且自我控制能力的高低可能在与攻击行为相关的多重路径中扮演着特定且复杂的作用;Li等人(2013)发现,自我控制与攻击行为倾向有显著的负相关,即自我控制负向预测攻击行为;Osgood和Muraven(2016)发现,较低的自我控制会直接导致攻击行为的发生。有研究表明,低自我控制个体受越轨同伴交往的影响较大,可能更容易导致攻击行为;反之,高自我控制个体受越轨同伴交往的影响较小,进而很少表现出攻击行为(Righetti, Finkenauer, & Finkel, 2013)。由此看来,自我控制可能会调节越轨同伴交往对攻击行为的影响。鉴于以往自我控制与越轨同伴交往、攻击行为交互作用的研究不够深入,本研究拟探讨当初中生处于越轨同伴交往这种不利环境中时,自我控制是否能够调节越轨同伴交往与初中生攻击行为的关系,是否可以作为一种保护因素,有效降低越轨同伴交往对初中生攻击行为的影响。简言之,自我控制在越轨同伴交往与攻击行为间可能存在调节作用,这也是本研究拟将要考察的主要问题之一。
综上,我们提出两个假设:(1)越轨同伴交往在父母教养方式与攻击行为之间存在中介作用;(2)这一中介作用受到自我控制的调节。围绕这两个假设,本研究拟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综合考察父母教养方式、越轨同伴交往和自我控制对攻击行为的影响。具体而言,本研究将考察父母教养方式影响攻击行为的机制,探讨越轨同伴交往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以及自我控制能力高低对这一中介链条的调节作用,以期为攻击行为的干预提供实证支持与理论指导。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采取整群取样方法选取宁波地区四所中学七、八、九年级的学生进行调查,发放问卷650份,得到有效问卷631份,有效回收率为97.08%。其中男生368名,女生263名;七年级学生106名,八年级学生220名,九年级学生305名;城市学生308名,农村学生323名;独生子女242名,非独生子女389名;年龄在13到16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4.59(SD=1.10)。
2.2 研究工具 2.2.1 父母教养方式采用Arrindell等人(1999)编制、蒋奖等人(2010)修订的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Simple Egna Minnen av Bamdoms Uppfostran, S-EMBU),包括拒绝、情感温暖和过度保护三个维度,共计21个题项。采用5点计分,1表示“从不”,5表示“总是”,得分越高表示越倾向于采用这种父母教养方式。本研究从积极教养方式(情感温暖)与消极教养方式(拒绝和过度保护)两方面对父母教养方式进行探讨,其中积极教养方式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81,消极教养方式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83。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该问卷结构效度良好:χ2/df=2.76,CFI=0.92,NFI=0.94,GFI=0.93,RMSEA=0.041。
2.2.2 越轨同伴交往采用Li等人(2013)编制的越轨同伴交往问卷(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Scale),主要考察被试与越轨同伴接触交往的频次高低。共计8个项目,采用5级计分,1表示“从不”,5表示“总是”,得分越高表示个体与有越轨行为的同伴交往越多。本研究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该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χ2/df=3.02,CFI=0.94,NFI=0.93,GFI=0.94,RMSEA=0.023。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89。另外,在这里我们使用匿名条件下青少年自我报告而不是同伴提名对该变量进行测量,有助于收集到有代表性的大样本调查数据,而且会降低敏感问题回答时的社会赞许性。
2.2.3 自我控制采用由Tangney等人(2004)编制、谭树华等人(2008)修订的自我控制问卷(Self-control Scale, SCS)。共计19个项目,包含自律和冲动控制两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其中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越强。本研究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该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χ2/df=2.98,CFI=0.93,NFI=0.92,GFI=0.95,RMSEA=0.031。本研究中问卷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83,自律和冲动控制维度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0和0.84。
2.2.4 攻击行为采用Buss和Perry(1992)编制的攻击性问卷(The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包含4个组成部分:身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和敌意,共计29个条目。问卷采用5点计分,其中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分数越高表明攻击性越强。此量表在国内研究使用中表现出很好的信效度(辛自强, 郭素然, 池丽萍, 2007)。本研究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该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χ2/df=3.62,CFI=0.94,NFI=0.93,GFI=0.96,RMSEA=0.034。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84,身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和敌意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1、0.82、0.83和0.85。
2.3 施测程序以班级为单位开展团体施测,每个班级由一名受过培训的心理学研究生作为主试。测试时间没有限制,学生填写完成后当场收回测试材料。
2.4 数据分析采用SPSS 21.0进行统计分析。在经典参数检验中,一旦总体正态分布、方差齐性等前提未被满足,便会大大增加犯Ⅰ类和Ⅱ类错误的可能性。按照Erceg-Hurn和Mirosevich(2008)的建议,采用Bootstrap法对回归系数的显著性进行检验。该方法无需假设样本服从某种分布,而是通过对原样本进行有放回的随机抽样来重新构造样本分布(本研究共构造1000个样本,每个样本容量均为631人),获得参数估计的稳健标准误及95%偏差校正的置信区间,若置信区间不含零则表示有统计显著性。
3 结果与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本研究受客观条件限制,仅采用自我报告法收集数据,可能会导致共同方法偏差。根据周浩和龙立荣(2004)的建议,从程序方面进行控制,如采用匿名方式进行测查、部分条目使用反向题等。数据收集完成后,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表明,未旋转和旋转后都得到22个因子特征值大于1,未旋转得到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2.17%,旋转得到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5.67%,都远远小于40%的临界值,说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明显。
3.2 描述性统计结果对攻击行为及各维度特点分析发现,在初中生的攻击行为总分上,不同性别的差异边缘显著(t=-1.80, p=0.073),男生(M=66.87, SD=1.20)略高于女生(M=64.27, SD=1.20),在家庭居住地上没有显著差异(F(2, 628)=0.34, p=0.71, ηp2=0.02),是否为独生子女也没有显著差异(t=-0.22, p=0.83, d=0.02)。其中,在身体攻击维度上性别差异显著(t=16.74, p < 0.001, d=0.46),男生(M=17.46, SD=4.0)高于女生(M=15.64, SD=4.06),在是否为独生子女上差异显著(t=-1.98, p < 0.05, d=0.22),父母是否离异上也有显著差异(t=-2.45, p < 0.05, d=-0.48)。敌意在母亲文化程度上差异显著(F(3, 627)=3.01, p < 0.01, ηp2=0.01)。言语攻击在父亲文化程度上差异显著(F(3, 627)=3.28, p < 0.05, ηp2=0.03)。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见表 1。积极父母教养方式与敌意有显著负相关,而与其他各主要变量之间相关均不显著。消极父母教养方式与各主要变量之间有显著正相关(p < 0.01),因此本研究仅探讨消极父母教养方式对攻击行为的预测作用。消极父母教养方式与越轨同伴交往、攻击行为、身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和敌意之间均呈显著的正相关(p < 0.05),而与自我控制呈显著负相关(p < 0.05)。越轨同伴交往与攻击行为、身体攻击呈显著正相关(p < 0.01),而与自我控制呈显著负相关(p < 0.05)。另外,自我控制与攻击行为、身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和敌意均呈显著负相关(p < 0.01)。
M | SD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
1性别a | — | — | 1 | ||||||||||
2年龄 | 15.00 | 1.01 | -0.09 | 1 | |||||||||
3积极父母教养方式 | 2.56 | 0.61 | -0.00 | 0.15* | 1 | ||||||||
4消极父母教养方式 | 2.02 | 0.46 | -0.07 | 0.08 | -0.24** | 1 | |||||||
5越轨同伴交往 | 1.53 | 0.55 | -0.11* | 0.08 | -0.05 | 0.16** | 1 | ||||||
6自我控制 | 3.13 | 0.45 | -0.07 | -0.04 | 0.04 | -0.24** | -0.11* | 1 | |||||
7身体攻击 | 2.08 | 0.51 | -0.22** | -0.09 | -0.10 | 0.25** | 0.25** | -0.43** | 1 | ||||
8言语攻击 | 2.37 | 0.45 | 0.03 | 0.01 | -0.07 | 0.15** | 0.05 | -0.37** | 0.33** | 1 | |||
9敌意 | 2.42 | 0.64 | 0.09 | 0.01 | -0.11* | 0.31** | 0.10 | -0.30** | 0.25** | 0.28** | 1 | ||
10愤怒 | 2.28 | 0.57 | 0.12* | 0.07 | -0.01 | 0.11* | 0.07 | -0.51** | 0.38** | 0.40** | 0.28** | 1 | |
11攻击行为 | 2.28 | 0.38 | -0.10* | 0.06 | -0.07 | 0.30* | 0.20** | -0.61** | 0.70** | 0.64** | 0.68** | 0.76** | 1 |
注:a性别为虚拟变量,男生=0,女生=1;*表示p < 0.05,**表示p < 0.01,***表示p < 0.001,下同。 |
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建议,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需要分别检验直接路径、中介链条的前半段和中介链条的后半段是否受到调节变量的调节效应。根据假设,本研究仅检验中介链条的后半段是否受到调节变量的调节效应。如果回归检验既证明了中介作用,又证明了中介链条上的调节效应,则说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存在。本研究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见表 2。
方程1(Y:攻击行为) | 方程2(M:越轨同伴交往) | 方程3(Y:攻击行为) | ||||||||||||
B | SE | β | 95% CI | B | SE | β | 95% CI | B | SE | β | 95% CI | |||
X | 0.17 | 0.05 | 0.18*** | [0.09, 0.27] | 0.14 | 0.05 | 0.14** | [0.05, 0.25] | 0.15 | 0.05 | 0.15** | [0.07, 0.25] | ||
V | -0.53 | 0.05 | -0.54*** | [-0.63, -0.42] | -0.08 | 0.07 | -0.08 | [-0.20, 0.08] | -0.52 | 0.05 | -0.52*** | [-0.61, -0.42] | ||
X×V | -0.02 | 0.04 | -0.02 | [-0.08, 0.06] | -0.06 | 0.06 | -0.07 | [-0.19, 0.07] | -0.01 | 0.04 | -0.01 | [-0.08, 0.08] | ||
M | 0.10 | 0.05 | 0.10* | [0.01, 0.20] | ||||||||||
M×V | -0.06 | 0.04 | -0.09* | [-0.12, -0.001] | ||||||||||
性别 | -0.02 | 0.08 | -0.01 | [-0.19, 0.16] | -0.22 | 0.11 | -0.11* | [-0.42, -0.02] | 0.001 | 0.09 | 0.001 | [-0.16, 0.18] | ||
R2 | 0.36 | 0.04 | 0.38 | |||||||||||
F | 65.80*** | 4.29** | 41.68*** | |||||||||||
注:X、V、M和Y分别代表消极父母教养方式、自我控制、越轨同伴交往和攻击行为,下同;所有预测变量的95%置信区间采用Bootstrap方法得到。 |
如表 2所示,方程1中消极父母教养方式正向预测攻击行为,消极父母教养方式与自我控制的交互项对攻击行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方程2和方程3中,消极父母教养方式对越轨同伴交往的效应显著,同时越轨同伴交往与自我控制的交互项对攻击行为的预测效应显著。这表明,消极父母教养方式、越轨同伴交往、自我控制和攻击行为四者之间构成了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越轨同伴交往在消极父母教养方式与攻击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其中自我控制只在越轨同伴交往与攻击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
为了更清楚地解释越轨同伴交往与自我控制对攻击行为影响交互效应的实质,将自我控制按照正负一个标准差分成高、低组,采用简单斜率检验考察在不同自我控制能力水平上越轨同伴交往对攻击行为的影响,具体的调节效应如图 1,对于高自我控制能力的个体,越轨同伴交往对攻击行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Bsimple=0.01, SE=0.01, p>0.05),即中介效应不成立;而对于低自我控制能力的个体,越轨同伴交往对攻击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Bsimple=0.03, SE=0.01, p < 0.01),即中介效应成立。即对高自我控制的个体而言,消极父母教养方式直接影响个体的攻击行为,越轨同伴交往不起中介作用;而对于低自我控制个体,个体的攻击行为既受到消极父母教养方式的直接影响,也受到越轨同伴交往的间接影响。
进一步对整合模型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模型拟合程度较好(χ2/df=3.02, CFI=0.92, NFI=0.95, GFI=0.94, RMSEA=0.032),见图 2。其中,消极父母教养方式对个体攻击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γ=0.17, p < 0.001),自我控制会对攻击行为有显著的负向预测(γ=-0.54, p < 0.001);消极父母教养方式对越轨同伴交往有显著的正向预测(γ=0.13, p < 0.01),而越轨同伴交往对攻击行为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γ=0.10, p < 0.05),这说明越轨同伴交往在消极父母教养方式与攻击行为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同时,越轨同伴交往和自我控制的交互项对攻击行为有显著的负向预测(γ=-0.09, p < 0.05)。以上结果表明,自我控制对越轨同伴交往在消极父母教养方式与攻击行为之间的间接效应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调节作用的发生在中介模型的后半段,即越轨同伴交往对攻击行为的影响过程受到初中生自我控制能力高低的调节。
4 讨论 4.1 父母教养方式、越轨同伴交往、自我控制与初中生攻击行为的关系本研究发现,青少年的身体攻击在是否为独生子女、父母是否离异上表现出了差异,其中独生子女表现出更多的身体攻击,这可能是由于父母的溺爱会使得孩子易形成蛮横骄纵、唯我独尊的心理(陈洪岩, 李军, 杨世昌, 邹枫, 2014)。父母离异个体也会表现出更多的身体攻击,言语攻击和敌意在父母文化程度上表现出差异,离异家庭存在父母争吵甚至暴力冲突的现象,父母文化程度低也更容易出现言语攻击和敌意行为,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青少年也更容易出现攻击行为(王菁, 刘爱书, 牛志敏, 2016),这充分说明不良家庭环境因素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消极父母教养方式与越轨同伴交往、攻击行为都呈显著正相关,越轨同伴与初中生攻击行为呈显著正相关,表明消极父母教养方式可能会导致初中生与越轨同伴交往以及攻击行为的出现,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相一致(Gao, Yu, & Ng, 2013)。本研究还发现,自我控制与初中生攻击行为呈显著负相关,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一致(Donnell et al., 2012)。高自我控制能力的个体往往有更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能更好地应对生活压力,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Eisenberg, Spinrad, & Eggum, 2010)。相反,低自我控制能力的个体,喜欢获得及时满足,更容易被短期利益迷惑,产生犯罪或越轨行为(Vazsonyi & Crosswhite, 2004)。
4.2 越轨同伴交往的中介作用对越轨同伴交往中介作用的检验表明,越轨同伴交往在消极父母教养方式与初中生攻击行为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消极父母教养方式通过越轨同伴交往影响初中生攻击行为的发生。这表明,同伴因素(如越轨同伴交往)相对于家庭因素(如消极父母教养方式)是青少年问题行为(如攻击行为)的近端因素,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Ryzin, Fosco, & Dishion, 2012)。长期受消极父母教养方式影响的青少年更容易结交越轨同伴,从而增加了出现攻击行为的可能性。
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解释:首先,父母教养方式会影响同伴的选择。青少年正处于渴望自我独立的“分离-个体化”时期,但由于其本身的不成熟性,仍不能完全脱离父母,就容易产生一种矛盾的逆反心理。父母教养方式会影响亲子关系的建立(Holmes et al., 2013),当亲子之间缺乏沟通和信任,甚至关系淡漠时,孩子会认为父母并不在意自己,不能从家庭享受到安全基地的保护,他们就可能结交不良同伴来引起注意或进行反抗(陈武等, 2015; 苏斌原等, 2016)。其次,同伴聚集理论认为不良同伴间形成的规范促进了青少年不良行为的发生和持续发展,为了获得同伴群体的接受和认可,青少年会进一步强化他们的问题行为(苏斌原等, 2016)。最后, 社会发展模型和初级社会化理论均指出,个体发展的背景因素(如家庭、同伴)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不良的社会联结会促进青少年与不良同伴交往,进而更容易产生问题行为(Hawkins & Weis, 1985)。当消极父母教养方式会促使青少年发展出不良的人际关系和学校适应困难,更容易结交越轨同伴从而增加了出现攻击行为的可能性。可见,消极父母教养方式可能会增加个体与不良同伴交往的风险,而与不良同伴的交往又会进一步导致青少年形成攻击行为。
4.3 自我控制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发现,个体的自我控制对消极父母教养方式与攻击行为之间的间接效应存在调节作用,具体的调节作用发生在中介链条的后半段,即越轨同伴交往与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受到初中生自我控制能力的调节。具体而言,相对于自我控制能力高的初中生,自我控制能力低的个体越轨同伴的中介效应更明显。自我控制作为个体按照社会标准或自己的意愿,对自己的行为、情绪和认知活动等进行约束、管理的能力,不仅是个体的心理社会适应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各种问题行为的重要预测变量—自我控制能力低下是不良行为产生的重要心理机制(牛更枫等, 2015)。Gottfredson和Hirschi(1990)所提出的自我控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佐证了这一观点,该理论认为,相比于高自我控制能力的人,低自我控制者在一定程度上更容易出现犯罪和偏差行为。本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观点,自我控制不仅对攻击行为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还能在越轨同伴交往对攻击行为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并且越轨同伴交往和攻击行为对低自我控制个体的攻击行为有着更大的影响。这也进一步表明,自我控制不仅可以直接对攻击行为产生影响,它还是其他因素对个体的不良行为产生影响的关键中间变量,能够缓释外界风险因素对个体不良行为的消极影响(牛更枫等, 2015)。
4.4 研究意义与展望本研究发现,青少年的身体攻击在是否为独生子女、父母是否离异上表现出了差异,言语攻击和敌意在父母文化程度上表现出了差异。这提示我们父母在教育子女过程中应采用科学的教养方式,为子女的健康成长提供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不能因担心子女受挫而给予太多的保护,应多与其进行情感交流,学会倾听子女的想法,并给予正确的引导,以帮助其形成正确的认知模式。越轨同伴交往在消极父母教养方式与初中生攻击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这提示我们,父母不仅要用适当积极的教养方式来教育孩子,让孩子在离开家庭走进校园后能自然而然地与好的同伴发展出良好的人际关系之外,也可以通过鼓励孩子增强个人技能,参与各种积极、友爱和合作的行为,减少他们与不良同伴结交的可能性来减少校园暴力事件的发生。另外,本研究还发现越轨同伴的中介效应也受到个体自我控制水平高低的调节。这也进一步提示我们,对于那些自控力水平差的个体,更应减少他们同越轨同伴的交往,加强正确社会行为规范的教育,以避免其对不良榜样的模仿而习得攻击行为。总之,这一结果提示父母在对孩子培养过程中应该充分重视教养方式的选择。同时,父母还应该重视孩子与同伴之间的交往,以及他们自我控制能力的训练,进一步预防攻击行为的发生。
当然,本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待未来研究中进一步完善:第一,对于自变量的选择,本研究只考察了家庭因素中的父母教养方式和同伴因素中的越轨同伴对初中生攻击行为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考察家庭、同伴背景中的其它因素对个体发展(包括攻击行为)的影响,更全面地确定这两种背景中的因素对青少年发展的作用机制;第二,对于中介机制,本研究发现越轨同伴交往在消极父母教养方式与初中生攻击行为之间只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这就说明在这其中可能还存在其他的中介变量。未来的研究可发掘认知、情感层面的中介变量。同样地,对于调节机制,本研究只考察了个体层面因素的调节效应,未来研究可以探讨群体层面的调节变量;第三,在本研究中,攻击行为是作为一个结果变量,但攻击行为也可能反过来作用于家庭环境(如父母教养方式)和同伴关系(如越轨同伴交往)。这就需要未来的研究通过纵向研究来考察生态系统理论中不同层次变量的动态作用过程,从发展的、动态的眼光来看待影响青少年发展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
5 结论本研究获得如下主要结论:
(1) 消极父母教养方式对越轨同伴交往、攻击行为均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2) 越轨同伴交往在消极父母教养方式与初中生攻击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3) 自我控制可以调节越轨同伴交往对初中生攻击行为的作用,自我控制能力低时越轨同伴交往的中介效应显著,而自我控制能力高时该效应不显著。
Anderson C. A., & Bushman B. J. (2002). Human aggress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3(1), 27-51. DOI: 10.1146/annurev.psych.53.100901.1352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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