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CMT)强调，隐喻是人们借助具体的、有形的始源域概念来表达抽象的、无形的目标域概念，从而实现抽象思维(Lakoff & Johnson, 1999)。如人们借助具体的“冷”和“热”的感知经验来描述抽象的冷酷和热情(Williams & Bargh, 2008; Bargh & Shalev, 2012; IJzerman & Semin, 2009)，借助具体的空间位置“上”和“下”来表征抽象权力的大和小(Lu, Zhang, He, Zheng, & Hodges, 2014; 唐佩佩, 叶浩生, 杜建政, 2015；Wu, Jia, Wang, Du, Wu, & Dang, 2016)，借助“婴儿感受到母亲怀抱的温暖”来表达抽象的社会性的爱(黎晓丹, 杜建政, 叶浩生, 2016)。所以，对于抽象的目标域概念，我们无法直接理解和认识，往往需要借助具体的始源域概念进行隐喻表征。

那么，为什么抽象的目标域概念可以借助具体的始源域概念进行隐喻表征？一种观点认为，特定的始源域概念与抽象的目标域概念之间的隐喻表征是基于二者之间内容和结构的关联而建立起来的(Landau, Meier, & Keefer, 2010)。在此过程中，概念隐喻表征会迅速而自动地激活概念的意象图式，架构起始源域概念和目标域概念之间的联结(Wang & Lu, 2011; Williams, Huang, & Bargh, 2009; Pecher, Boot, & Van Dantzig, 2011)。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抽象概念的隐喻表征从根本上根植于身体经验(Landau et al., 2010; Pecher et al., 2011)。如中国传统文化所谓的“齿牙不洁以致秽气蒸腾”、“口臭冲人”等描述，实际上就是用齿牙不洁和口臭的身体经验来表达污秽和不舒适的抽象概念。此外，具身认知理论(Embodied Cognition Theory, ECT)作为当前认知心理学研究的新取向，与概念隐喻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该理论也强调，抽象概念的认知加工是建立在身体经验基础之上(Lakoff & Johson, 1999; 叶浩生, 2010; 殷融, 苏得权, 叶浩生, 2013)。毋庸置疑，人类通过身体与客观世界的互动形成关于具体概念的身体经验，在进行抽象概念隐喻表征时，就会自动激活与身体关联的视觉的、空间的、动觉的感知，身体经验也由此成为抽象概念隐喻的最初来源。

不仅如此，人们还会将身体洁净与道德概念相关联，将身体肮脏与不道德概念相关联，以形成道德概念净脏隐喻。如人们用“纯净”描述一个人的道德，用“肮脏”描述一个人的不道德(Lakoff & Johnson, 1999)。英语语言中，“a clean life”表征“洁身自爱的生活”，“be of pure heart”表示“心地纯洁”，“throw dirt at sb”意为“毁谤他人”(吴念阳, 郝静, 2006)。汉语语言中，用“某人手脚不干净”来表达此人常有偷窃类的不道德行为，用“某人嘴挺臭”来表达此人经常说一些有悖道德的话。西方学者玛丽道格拉斯(2008)也指出，净身是一种以洁净概念为基础的道德隐喻。此外，洁净的物理环境也是抽象道德概念发展的基础(Williams et al., 2009)。如“洁净近于圣洁/美德”，就是用物理环境的洁净来表达人类心灵上的圣洁/美德。以上例子说明，日常生活中，净脏概念被赋予了道德内涵和意义，使得人们容易建立起洁净与道德概念，肮脏与不道德概念的心理联结，但依然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和佐证，使得净脏与道德概念之间的隐喻表征关系还不是很清晰。

更为重要的是，道德概念净脏隐喻还会影响个体的道德判断。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道德概念净脏隐喻对道德判断具有隐喻一致性效应。研究发现，嗅觉与视觉洁净下被试的助人意愿更强(Liljenquist, Zhong, & Galinsky, 2010)，洁净组被试比控制组被试表现出更严格的道德违反判断(Helzer & Pizarro, 2011)，清新的环境可诱发被试心灵的洁净(Holland, Hendriks, & Aarts, 2005)。还有研究发现，相比于接触洁净物体的被试，接触肮脏物体的被试会对那些采取不道德方式完成任务的下属发放更高的奖金和给予更积极的评价，表明接触肮脏物体会使个体的道德判断标准降低(Cramwinckel, Cremer, & Dijke, 2013)。王程和鲁忠义(2013)将这种类型的隐喻一致性效应称为认知偏移效应。总之，道德概念净脏隐喻根植于个体净脏身体经验中，净脏身体经验具有净化个体道德概念的心理效应，进而对其道德判断产生同化作用。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道德概念净脏隐喻对道德判断具有隐喻补偿性效应，即隐喻映射与道德判断的方向恰好相反。已有研究证明了“洁净能减轻罪恶感”的麦克白效应，即抄写不道德故事的被试更容易在赠品中选择纸巾等洁净物品(Zhong & Liljenquist, 2006)。研究还发现，通过手来完成不道德行为后，被试对手部清洁用品的需求增加，而通过嘴完成不道德行为后，被试对口部清洁用品的需求增加(Lee & Schwarz, 2010)。由此我们推测，被试在完成不道德行为时可能会引发其身体肮脏的体验，进而激活其对身体洁净的动机性需求，以此来补偿和调节身体肮脏体验对个体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往研究也发现，身体的“热”可能减轻个体由社会事件的“冷”所引发的负面体验与感受(Bargh & Shalev, 2012; Ijzerman, Gallucci, Pouw, Weiβgerber, Doesum, & Williams, 2012)。以此类推，个体可能采用身体洁净来补偿身体肮脏所激发的消极自我体验，以达到内在自尊的满足和心理的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研究结果也不尽一致。如Zhong，Strejcek和Sivanathan(2010)通过语句想象任务启动被试净脏的身体体验，结果发现，洁净组比肮脏组被试对不道德行为的判断更为苛刻，表现出净脏隐喻的一致性效应；而Schnall，Haidt，Clore和Jordan(2008)研究发现，处于肮脏背景的被试比洁净背景的被试对不道德行为表达了更为强烈的谴责，表现出净脏隐喻的补偿性效应。对此，研究者认为，隐喻研究使用的实验材料不同，研究结果亦有所差异(Hong & Sun, 2012)。还有研究认为，洁净概念的不一致(如概念清洁、环境清洁)和道德判断指向不明确(如自身、他人)是导致研究结果不一致的重要原因(陈玉明，郭田友, 何立国, 燕良轼, 2014)。然而，以往研究并未在实证层面探讨净脏背景和净脏自身隐喻对道德判断影响的差异，更难以从二者的差异性或特异性寻找道德判断差异的终极原因。此外，以往研究以明确意义和比较典型的不道德故事为实验材料，而道德两难故事由于具有道德和不道德的双重性，使得被试更难做出抉择和判断，以此作为实验材料可能更具有隐喻映射作用。

基于以上研究，实验1启动净脏背景以进行道德与不道德词判断任务，验证道德概念净脏隐喻的心理现实性；在实验1的基础上，为了体现道德概念净脏隐喻的高级复杂性，实验2启动净脏背景以进行不道德故事和道德两难故事判断任务，探讨道德概念净脏隐喻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实验3变换启动材料，在净脏自身启动下探讨道德概念净脏隐喻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并与实验2结果进行整合，比较净脏背景和净脏自身对道德判断影响的差异，以及二者可能的不同是否是影响道德判断差异的重要因素，从而试图解决以往道德概念净脏隐喻对道德判断影响不一致的根本原因。

2 实验1 2.1 实验目的和假设

实验1采用Stroop图词干扰范式证明道德概念净脏隐喻的心理现实性，即道德词呈现在洁净背景上，不道德词呈现在肮脏背景上为隐喻一致性条件，判断反应时较短；而道德词呈现在肮脏背景上，不道德词呈现在洁净背景上为隐喻不一致性条件，判断反应时较长。

2.2 研究方法 2.2.1 被试

以40名大学生为被试，被试选择均满足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色觉正常，无阅读障碍，以前从未参加过类似实验等条件。

2.2.2 实验材料及其评定

刺激词包括两类：道德词与不道德词，均为双字词，各30个，均不包含净脏相关字眼。道德词包括善良、正义等，不道德词包括无耻、奸诈等。道德词(M=0.001445)与不道德词(M=0.001020)在频率上没有差异，t(58)=0.63，p>0.05；道德词(M=17.50)与不道德词(M=18.63)在笔画数上没有差异，t(58)=-0.98，p>0.05。38名不参加正式实验的大学生对所选择的刺激词的道德效价进行了9级评定，1=非常不道德，9=非常道德。道德词得分(6.78±0.27)显著大于5，t(37)=40.08，p < 0.001；不道德词得分(3.07±0.35)显著小于5，t(37)=-34.48，p < 0.001，说明所选刺激词符合实验要求。

背景图片包括两类：洁净和肮脏背景，均选自百度图库，含有天空和河流常见图片各15张。10名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按照图片配对原则，筛选出最让被试感觉到洁净或肮脏的天空和河流图片各3组。38名不参加正式实验的大学生对筛选出的洁净和肮脏背景图片进行9级评分，1=非常肮脏，9=非常洁净，肮脏图片得分(1.96±0.64)显著低于5，t(37)=-29.48，p < 0.001；洁净图片得分(7.97±0.83)显著高于5，t(37)=21.99，p < 0.001，表明背景材料与个体经验一致，可作为实验材料使用。

2.2.3 实验设计和程序

实验为2×2两因素被试内设计。自变量一为词汇类型：道德词、不道德词；自变量二为背景类型：洁净背景、肮脏背景。因变量是被试对洁净或肮脏背景上道德词或不道德词判断的反应时。

采用E-Prime软件编制程序，背景处理成分辨率为960×720像素的图片。图片中心位置有一个4cm×3cm的白色方框，方框内呈现道德词和不道德词，字体大小为二号，字体颜色为黑色。30个道德词和不道德词随机出现在洁净或肮脏背景上各1次，共包括120个试次，按照完全随机的顺序呈现。

实验在隔音且灯光微暗的屏蔽室进行，要求被试对呈现在洁净和肮脏背景上的刺激词尽快做出判断，一半被试判断为道德词按“J”键，判断为不道德词按“F”键，另一半被试按键任务相反。实验开始后，首先在屏幕中间呈现500ms的注视点“+”，接着随机呈现黑色空屏500~800ms，之后刺激词呈现在净脏背景上，要求被试迅速按键判断，随后刺激词消失，黑色空屏500ms后，注视点再次出现，进入下一个试次。实验过程中，计算机自动记录反应时与准确率。如果被试对每个刺激的判断超过2000ms，刺激词将自动消失，计算机自动将此结果记录为错误反应。正式实验前有10个试次的练习。实验结束后，向被试表示致谢并赠送小礼物。

2.3 实验结果和分析

剔除按键反应错误率80%以上和未完成实验的4名被试数据。剩余36名被试在洁净和肮脏背景上对不同刺激词判断的反应时见表 1。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背景类别的主效应显著，F(1, 35)=6.96, p < 0.05, η_p²=0.17，洁净背景上判断刺激词的反应时显著小于肮脏背景上判断刺激词的反应时；刺激词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 35)=4.92, p < 0.05, η_p²=0.12，被试判断道德词的反应时显著小于判断不道德词的反应时；背景类别和刺激词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F(1, 35)=27.89, p < 0.001, η_p²=0.43。简单效应检验发现，被试在洁净背景上判断道德词的反应时显著小于判断不道德词的反应时，F(1, 35)=22.82, p < 0.001；被试在肮脏背景上判断不道德词的反应时显著小于判断道德词的反应时，F(1, 35)=13.75, p < 0.01。

2.4 讨论

实验1结果显示，在洁净背景上，被试对道德词判断的反应时显著快于不道德词；而在肮脏背景上，被试对不道德词判断的反应时显著快于道德词。也就是说，净脏背景与道德概念隐喻表征一致时，反应时更快；而净脏背景与道德概念隐喻表征不一致时，反应时更慢。说明道德词与洁净关联，不道德词与肮脏关联，证明了道德概念净脏隐喻的心理现实性。

此外，道德概念隐喻表征还会影响个体的道德判断。而将道德判断建立在净脏背景为基础的隐喻表征中，使得道德概念净脏隐喻对道德判断影响的研究更具现实意义。那么，以净脏背景为基础的道德概念隐喻是否对道德判断产生影响？实验2即回答此问题。

3 实验2 3.1 实验目的和假设

实验2探讨净脏背景隐喻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实验2假设，净脏背景隐喻对道德判断具有隐喻一致性效应，即洁净背景下被试的行为判断向道德一侧偏移，肮脏背景下被试的行为判断向不道德一侧偏移。

3.2 研究方法 3.2.1 被试

以58名大学生为被试，被试选择条件同实验1，所有被试均未参加实验1。

3.2.2 实验材料与评定

洁净与肮脏背景同实验1。

故事材料包括两类：不道德故事和道德两难故事，每类故事各8个。借鉴和改编以往研究(Schnall et al., 2008; Zhong et al., 2010; 殷融, 叶浩生, 2014)中使用过的故事材料。35名不参加正式实验的大学生对故事材料进行9级评分，1=做出道德判断非常容易，9=做出道德判断非常困难，不道德故事得分(2.92±0.44)显著低于5，t(34)=-28.00，p < 0.001；道德两难故事得分(7.23±0.61)显著高于5，t(34)=21.78，p < 0.001。被试对不道德故事的判断较为容易，对道德两难故事的判断更加困难，说明故事材料的选取是有效的。

3.2.3 实验设计和程序

实验为2×2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自变量一为组别：洁净背景组、肮脏背景组；自变量二为故事类别：不道德故事、道德两难故事。因变量是被试对洁净或肮脏背景上不同类别故事的道德判断。

采用E-Prime软件编制实验程序。实验背景全部处理成分辨率为960×720像素的图片。图片中心位置有一个14cm×8cm的白色方框，方框内呈现不道德故事和道德两难故事，字体大小为四号，字体颜色为黑色。8个不道德故事和道德两难故事按照完全随机的顺序分别呈现在洁净或肮脏背景上。

进入实验后，所有被试被随机分为两组，分别在肮脏和洁净背景上对不同类别故事主人公行为进行道德判断，1=非常道德，9=非常不道德，分值越大表示被试认为故事主人公的行为越不道德。键盘上的数字键1~9分别对应9个等级，被试每次评判时只需按键盘上对应的数字键位进行道德等级评判，按键反应后自动翻页，计算机自动记录被试的按键反应。实验结束后，向被试表示致谢并赠送小礼物。

3.3 实验结果和分析

所有被试均按要求完成了实验，洁净和肮脏背景上不同类别故事的道德评分见表 2。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故事类别主效应显著，F(1, 56)=127.86, p < 0.001, η_p²=0.69，被试对不道德故事的不道德评分显著高于对道德两难故事的不道德评分；背景类别主效应显著，F(1, 56)=9.63, p < 0.01, η_p²=0.15，被试在洁净背景上比肮脏背景上对故事主人公行为的不道德评分更低；背景类别与故事类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1, 56)=4.25, p < 0.05, η_p²=0.07。简单效应分析发现，被试在洁净背景上比肮脏背景上对道德两难故事主人公的不道德评分更低，F(1, 56)=16.82, p < 0.001；被试在洁净背景与肮脏背景上对不道德故事主人公的评分差异不显著，F(1, 56)=0.45, p>0.05。

3.4 讨论

实验2结果显示，当道德两难故事出现在洁净背景上时，被试倾向于认为故事主人公的行为更道德，而当道德两难故事出现在肮脏背景上时，被试倾向于认为故事主人公的行为更不道德。也就是说，净脏背景使得被试对故事主人公的判断向着与净脏隐喻映射一致的方向偏移，从而降低了洁净组被试对故事主人公的不道德评分，提高了肮脏组被试对故事主人公的不道德评分，表现出净脏隐喻的一致性效应。

然而，实验2仅仅考察了净脏背景隐喻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净脏背景究竟是否激起被试净脏自身还尚不明确。而净脏身体经验是道德概念隐喻的基础，道德判断与净脏隐喻的映射正是来源于个体“净脏”的身体体验(吴念阳, 郝静, 2006)。因此，道德概念净脏背景和净脏自身隐喻可能不同，净脏自身隐喻是否对道德判断也会产生隐喻一致性效应？净脏背景与净脏自身隐喻对道德判断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实验3即对此进行探究。

4 实验3 4.1 实验目的和假设

实验3探讨净脏自身隐喻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并比较净脏自身和净脏背景隐喻影响道德判断的差异。实验3假设，净脏自身隐喻对道德判断具有隐喻补偿性效应，净脏自身与净脏背景隐喻对道德判断的影响不同。

4.2 研究方法 4.2.1 被试

以64名大学生为被试，被试选择条件同实验1，所有被试均未参加实验1和实验2。

4.2.2 实验材料

净脏自身句包括两类：洁净句、肮脏句，各有6个，均借鉴Zhong等人(2010)使用的语句，洁净句如“我的头发干净整齐”、“我的口气很清新”等。肮脏句如“我的头发又油又乱”、“我的口气有股恶臭”等。

4.2.3 实验设计和程序

实验为2×2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自变量一为启动组别：洁净自身组、肮脏自身组；自变量二为故事类别：不道德故事、道德两难故事。因变量是被试在洁净或肮脏自身启动下对不同类别故事的道德判断。

进入实验后，所有被试被随机分为两组，一组为洁净自身组，另一组为肮脏自身组。按照Zhong等人(2010)的方法，首先，两组被试均被告知本实验需要完成几项不相关任务。接着，洁净和肮脏组被试分别阅读并记忆与自身洁净或肮脏相关的句子，尽最大努力将自己置身于文字所描述的状态之中，并告知被试在道德判断任务结束之后回忆这些句子。然后，洁净和肮脏组被试分别进行故事判断，8个不道德故事和道德两难故事按照完全随机的顺序分别呈现在屏幕中央。

实验结束后，被试自我报告“体验到的自我洁净或肮脏程度”，7点计分，1=没有体验到，7=完全体验到，分值越大表示被试体验到的洁净或肮脏程度越高。接着询问两组被试是否猜测到阅读句子与故事判断之间的关系。最后向被试表示致谢并赠送小礼物。

4.3 实验结果和分析

删除2名没有完成任务的被试数据，剩余62名有效被试数据，其中洁净自身组30名，肮脏自身组32名。

4.3.1 净脏自身组别的有效性检验

单样本t检验发现，洁净自身组的洁净体验得分(4.77±0.73)显著高于4，t(29)=5.77，p < 0.001；肮脏自身组的肮脏体验得分(4.63±0.79)显著高于4，t(31)=4.46，p < 0.001。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两组被试的净脏体验程度差异不显著，t(60)=0.73，p>0.05。说明净脏自身组别的操纵是有效的。

4.3.2 净脏自身隐喻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洁净和肮脏自身组被试对不同类别故事的道德评分见表 3。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故事类别主效应显著，F(1, 60)=169.54, p < 0.001, η_p²=0.74，被试对不道德故事的不道德评分显著高于对道德两难故事的不道德评分；组别主效应显著，F(1, 60)=7.47, p < 0.01, η_p²=0.11，洁净自身组比肮脏自身组对故事的不道德评分更高；组别与故事类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1, 60)=4.93, p < 0.05, η_p²=0.08。简单效应分析表明，洁净与肮脏自身组对不道德故事的不道德评分差异不显著，F(1, 60)=0.67, p>0.05；洁净自身组比肮脏自身组对道德两难故事的不道德评分更高，F(1, 60)=15.73, p < 0.001。

4.3.3 净脏自身和净脏背景隐喻对道德判断影响的差异

由实验2和实验3结果可知，被试在净脏背景和净脏自身启动下均对道德两难故事判断存在差异。对实验2和实验3数据进行整合，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洁净自身组比洁净背景组对道德两难故事的不道德评分更高，t(57)=4.47，p < 0.001；肮脏自身组比肮脏背景组对道德两难故事的不道德评分更低，t(59)=3.58，p < 0.001。

4.4 讨论

实验3结果显示，肮脏自身组比洁净自身组被试对道德两难故事的不道德评分更低，说明肮脏的身体体验的确激发了肮脏的自我体验，被试为了维护自我积极体验，采用身体洁净体验来补偿由自我肮脏体验所导致的心理失衡，对故事主人公更趋向于道德判断。

此外，整合实验2和实验3数据，结果显示，相比于洁净背景组，洁净自身组对道德两难故事的不道德评分更高，表明洁净自身导致了被试更严厉的道德判断；而相比于肮脏背景组，肮脏自身组被试对道德两难故事的不道德评分更低，表明肮脏自身导致了被试更宽松的道德判断。Zhong等人(2010)也强调，洁净的身体增加个体的道德品质，使个体的道德判断标准更高。本实验中，洁净自身可能增加被试自我“洁净”意象，提升被试自我道德境界，对他人的不道德行为评判标准就更为严格；肮脏自身增加被试自我“肮脏”的意象，自我道德境界较低，对他人的不道德行为评判标准就更为宽松。

5 总讨论 5.1 道德概念净脏隐喻的心理现实性

实验1结果发现，当道德词呈现在洁净背景，不道德词呈现在肮脏背景时，被试对目标词判断的速度更快；而当道德词呈现在肮脏背景，不道德词呈现在洁净背景时，被试对目标词判断的反应更慢。说明洁净更容易激活被试对道德词的隐喻表征，而肮脏更容易激活被试对不道德词的隐喻表征。个体正是基于具体概念与抽象概念之间的关联进行隐喻表征(Landau et al., 2010)。也正因为如此，被试在道德判断任务中才会表现出“道德是洁净的，不道德是肮脏的”自动联结。

以往研究也表明，具身体验与抽象概念隐喻表征一致条件下，被试对目标词判断的反应时更短，如高权利词出现在空间上方，低权利词出现在屏幕下方(Lu et al., 2014; 唐佩佩等, 2015; Wu et al., 2016)；道德词呈现在白色背景上，不道德词呈现在黑色背景上(殷融, 叶浩生, 2014)；道德词出现在屏幕上方，不道词出现在屏幕下方(王锃, 鲁忠义, 2013; 贾宁, 蒋高芳, 2016; Wang, Lu, & Lu, 2016)。本研究中，当道德词出现在洁净背景上，不道德词出现在肮脏背景上时，更符合个体关于道德概念的隐喻表征，表明道德概念与洁净体验一致，不道德概念与肮脏体验一致时，被试判断任务较为易化，反应也较快，证明了道德概念净脏隐喻的心理现实性。

5.2 净脏隐喻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实验2和实验3将道德概念净脏隐喻延伸到比道德概念词汇加工更高级复杂的道德判断层面。结果发现，净脏背景和净脏自身隐喻均会对道德判断产生影响，并且与实验1研究结果具有共通性，即洁净和肮脏体验诱发被试对道德两难故事主人公进行道德和不道德倾向判断。也就是说，被试自动架构起净脏背景和净脏自身体验与道德判断之间的隐喻联结。该结果为实验1道德概念净脏隐喻的心理现实性提供了重要佐证，同时将道德概念净脏隐喻拓展至更复杂的道德两难判断领域。

实验2结果表明，相比于道德两难故事呈现在洁净背景上，当呈现在肮脏背景上时，被试更容易将主人公的行为判断为道德水平低下，道德判断也更为严苛，表现出净脏隐喻的一致性效应，与以往研究结果吻合(Liljenquist et al., 2010; Helzer & Pizarro, 2011; Cramwinckel et al., 2013; Holland et al., 2005)。说明洁净背景体验促使被试的判断向“道德”一侧偏移，而肮脏背景体验使得被试的判断向“不道德”一侧偏移，产生净脏隐喻的一致性效应。

与实验2结果不同，实验3结果发现，洁净自身组比肮脏自身组更容易将道德两难故事主人公的行为判断为不道德，道德判断更为苛责，表现出净脏隐喻的补偿性效应。以往研究也发现，被试回忆自己的不道德行为后会更渴望身体的清洁(Zhong & Liljenquist, 2006; Lee & Schwarz, 2010)，长期感到孤独的个体倾向于更长时间的取暖和泡澡(Bargh & Shalev, 2012)，身体更冷的被试渴望观看温暖浪漫的爱情电影(Hong & Sun, 2012)。本研究中肮脏的自身体验激发了被试肮脏的心理体验，被试为了弥补由自身肮脏体验所导致的心理失衡，采用自身洁净补偿心理肮脏，从而降低了道德两难故事的不道德判断，对道德两难故事的评判更为宽松，朝着与净脏自身隐喻映射方向相反的一侧偏移。实验3和实验2结果尽管不同，但都证明了道德概念净脏隐喻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5.3 净脏背景和净脏自身隐喻对道德判断影响的差异

本研究整合实验2与实验3结果发现，洁净自身组比洁净背景组对道德两难故事主人公的道德判断更严格，肮脏自身组比肮脏背景组对道德两难故事主人公的的道德判断更宽松。说明当人们进行道德判断时，相比于与背景关联的洁净/肮脏隐喻，与自身关联的洁净/肮脏隐喻更容易引发人们对道德判断的严格/宽松。以往研究发现，个体自我关联程度会影响其行为判断(Wheeler, Morrison, DeMarree, & Petty, 2008)，并且个体自我关联程度越强，越不容易受到外界刺激的干扰(Dijksterhuis & Bargh, 2001)。本研究启动净脏背景，净脏背景线索与自我关联程度较低，个体在进行道德两难判断时更容易受净脏背景刺激的直接影响，在洁净背景线索下更倾向于道德判断，而在肮脏背景线索下更倾向于不道德判断，产生净脏隐喻的一致性效应；但启动净脏自身，净脏自身线索与自我关联程度较高，容易激发被试内在的道德自我意识，进而对个体的道德两难判断产生间接影响。以往研究也强调，洁净自身能提升被试的道德自我意象，致使被试的道德判断标准更高(Zhong et al., 2010)。日常生活中，洁净身体使得我们对潜在的污染物保持高度警觉，对肮脏的物体更加排斥，与上述研究结果吻合。所以，洁净/肮脏自身启动会增加/降低被试的道德自我意象，被试的道德判断就更严格/宽松，产生净脏隐喻的补偿性效应。

此外，净脏背景和净脏自身隐喻对道德判断影响的差异还受到净脏来源指向的影响。道德判断指向不明确也是导致研究结果不一致的重要原因(陈玉明等, 2014)。本研究净脏背景启动尽管会激发净脏自身经验，但净脏背景启动指向主体自身还是客体背景尚不明确。我们认为，被试只有将客体背景洁净内化为主体自身洁净，才能将这种外烁的洁净隐喻化为内在的道德自我，而这种加强的道德自我感知反过来会要求更严厉的道德判断。以往研究也认为，个体自我内部指向信息被激活后，更容易表现出显著的信息通达优势(Ma & Han, 2010)。还有研究认为，被试的洁净自我保护功能被启动后就更容易做出严苛的道德判断(Schnall et al., 2008)。所以，洁净自我导致道德判断苛责的增强，主要是因为个体基于自我视角进行洁净信息加工，通过洁净自我内化导向提高被试的道德自我意象，从而使其道德判断变得更严厉。由此可知，道德概念净脏自身与净脏背景隐喻对道德判断影响的差异，很可能是由于二者净脏来源指向不同，净脏自身明确指向主体自身，进而激活了与主体自身关联的道德自我意识，从而影响了个体道德判断的严厉性，而净脏背景隐喻是否指向主体自身尚不明确，更容易受外界刺激的干扰，从而产生道德概念净脏隐喻的一致性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发现，净脏背景和净脏自身隐喻均只对道德两难故事判断产生影响，对不道德故事判断不产生影响，与以往研究(殷融, 叶浩生, 2014)吻合。原因在于，不道德故事涉及撒谎、欺骗等泾渭分明的行为，被试对此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态度，很容易做出明确的不道德评判，也很难受到净脏线索的影响而发生改变。而道德两难故事材料容易使被试处于一种无法快速抉择的两难境地，引发被试的心理冲突，这种模棱两可的“不确定”状态使得来自外界和自身的启动线索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在净脏环境和自身线索的启动下，对他人的道德判断会倾向于与隐喻一致或相反的方向偏离。说明道德概念净脏隐喻并不是在任何情境下均会对道德判断产生影响，今后的研究要关注道德概念净脏隐喻影响道德判断的情境依赖性。

6 结论

道德概念净脏隐喻具有心理现实性。净脏背景启动下个体对他人的道德判断产生隐喻一致性效应，净脏自身启动下个体对他人的道德判断产生隐喻补偿性效应。净脏背景和自身启动对道德判断的影响不同，相比于净脏背景启动，被试在洁净/肮脏自身启动下对道德两难故事的判断更加严厉/宽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