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后, 流动人口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 结构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其中以迁移模式逐渐由“单身外出”转为“举家迁移”尤为显著。教育部数据显示, 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儿童(又称进城务工随迁子女, 指户籍登记在外省(区、市)、本省外县(区)的乡村, 随务工父母到输入地的城区、镇区(同住)并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共1294.73万(教育部, 2015)。以北京市为例, 《2015年北京市统计年鉴》显示, 小学阶段流动儿童共有36.9万, 其中在公立学校就读的儿童约30.6万, 占全体小学学龄流动儿童的83.0%, 占北京市公立小学儿童总数的44.6%。可见, 流动儿童是一个人数庞大、不容忽视的群体。

孤独感是个体基于对自己在同伴群体中社交和友谊地位的不满足而产生的孤单、寂寞、失落、疏离和不愉快的主观情绪体验, 是一种消极、弥漫的心理状态(Weiss, 1987)。孤独感会给儿童带来巨大的痛苦, 并进一步导致其他心理问题的发生, 甚至严重威胁儿童的适应功能和心理机能的积极发展(Schinka, van Dulmen, Bossarte, & Swahn, 2013)。一项针对296名儿童的8年追踪研究发现, 儿童期的孤独感水平可能会导致个体出现认知功能失调, 改变个体对未来刺激或压力的反应性, 并能显著预测其青少年期的抑郁症状(Qualter, Brown, Munn, & Rotenberg, 2010)。易艳红等(2013)对武汉市632名流动小学生测查发现, 流动儿童的孤独感检出率达12.55%, 远远高于同龄的非流动儿童(6.32%)。孤独感已经成为了流动儿童较为突出和普遍的心理健康问题之一(蔺秀云, 方晓义, 刘杨, 兰菁, 2009；侯舒艨, 袁晓娇, 刘杨, 蔺秀云, 方晓义, 2011；陈露露等, 2015)。

尽管国内目前有大量研究考察儿童青少年的孤独感现状与影响机制, 但对孤独感本身的动态发展过程缺乏纵向研究资料, 仅有的几项追踪研究中大部分均是在普通儿童群体中开展的。如周宗奎等(2007)对274名3、4年级的小学生进行两年追踪调查, 发现两年间儿童的孤独感水平呈现中等程度的稳定性。刘俊升等(2013)对884名2年级的小学生进行历时三年的追踪, 发现小学生的孤独感成曲线递减趋势, 递减速度逐渐减缓。针对流动儿童群体, 目前大部分研究者采用横断设计考察孤独感的发生率和影响因素, 缺乏采用追踪设计探讨孤独感随时间变化的特点。尽管横断设计可以大大提高数据收集的效率, 但是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师保国, 王芳, 刘霞, 康义然, 2014)。已有的少数追踪研究(侯舒艨, 袁晓姣, 蔺秀云, 方晓义, 2011)发现, 流动儿童的孤独感随着进入城市的时间增长而呈显著下降趋势。然而, 该研究仅测量了两个时间点, 难以帮助我们准确地描绘流动儿童孤独感的发展变化过程。事实上, 大多数的流动儿童来到城市中并非短暂滞留而是长期居住, 采用在较长时期中多次测量个体孤独感的发展水平更有利于我们以发展的视角来看待流动儿童群体的孤独感变化趋势, 并在此基础上, 确定影响流动儿童孤独感的重要因素, 这对于推进流动儿童心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据此, 本研究拟通过4次测量的2年追踪研究, 采用无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来进一步探索流动儿童的孤独感发展趋势, 并考察可能存在的影响因素。

孤独感的产生和发展与个体所处的社交环境以及个体的社会关系状况有关(吴剑, 蒋威宜, 2006)。在众多影响流动儿童孤独感产生和发展的因素中, 流动性和教育安置方式是流动儿童面临的两种特殊适应压力(胡宁, 方晓义, 蔺秀云, 刘杨, 2009；曾守锤, 2008)。一方面, 流动会给儿童的适应功能和心理健康带来长期的压力和慢性损害(Wang & Mesman, 2015)。研究表明, 频繁地更换居住场所和就读学校会给儿童带来巨大的环境改变, 使得他们更容易被同龄的儿童排斥或欺负(李丹, 陈峰, 陈欣银, 陈斌斌, 2011)。流动阻碍了儿童应对人际挑战的能力, 使得流动儿童难以建立长期的、稳定的同伴关系, 进而对其发展积极的人际关系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Turker & Long, 1998; Temple & Reynolds, 1999；辜美惜, 郑雪, 邱龙虎, 2010)。相比于流动性低的儿童, 流动性高的儿童的孤独感水平显著更高(胡宁, 方晓义, 蔺秀云, 刘杨, 2009)。另一方面, 流动儿童的教育安置方式也会对其心理健康和城市适应产生显著影响。部分研究发现, 公立学校的教育环境更利于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相比于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 公立学校流动儿童的孤独感水平显著更低(袁晓娇, 方晓义, 刘杨, 李芷若, 2009；张翔, 2015)。这可能是因为公立学校让流动儿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城市本地的社会文化环境, 有利于促进其融入和适应的进程(曾守锤, 2008)。但也有研究发现, 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比公立学校流动儿童的孤独感水平更低(周皓, 2008)。这可能是因为打工子弟学校中的儿童均来自农村, 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类似, 同伴之间的交往和沟通更加轻松和愉快, 流动儿童面临的适应和社会交往的压力更小(邱达明, 曹东云, 杨慧文, 2008)。鉴于已有研究中发现的影响流动儿童的特殊因素以及不同研究结果的差异, 本研究将采用纵向设计继续探索教育安置方式与流动性对流动儿童孤独感水平的影响, 并假设流动儿童的教育安置方式和流动性水平会显著预测其孤独感的起始水平与发展趋势。

近年来, 为了更好地理解个体不屈从于逆境, 反而获得积极适应和发展的现象, 发展心理学家们对于逆境中心理弹性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了长期的研究(Luthar, Cicchetti, & Becker, 2000；Bonanno, Westphal, & Mancini, 2011)。根据研究视角的不同, 心理弹性的界定可分为结果论(Rutter, 2006)、特质论(Connor & Davidson, 2003)和过程论(Masten, 2014)三种不同的取向。无论哪种取向, 它们均体现出“个体对困境和创伤的积极适应”这一核心特征(雷鸣, 戴艳, 肖宵, 张庆林, 2011)。在本研究中, 心理弹性指的是个体遭遇逆境和挫折后从中恢复并适应良好的能力(Connor & Davidson, 2003)。作为一种压力应对资源, 心理弹性可以通过调动个体的积极情绪、创设支持性的社会网络从而有效地抵御风险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崔丽霞, 殷乐, 雷雳, 2012)。

已有研究表明, 心理弹性可以显著负向预测不同群体儿童青少年的孤独感水平, 在减少儿童青少年的孤独感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年晶, 刘爱书, 2009；董泽松, 2013；罗小芳, 王强, 齐娜娜, 2014；谷传华, 2015)。针对流动儿童的研究也发现, 良好的心理弹性有助于降低儿童的孤独感, 并提升其适应能力(王中会, Gening Jin, 蔺秀云, 2014)。然而, 尽管已有研究探讨了心理弹性对减少儿童孤独感的促进性作用, 但少有研究采用追踪设计来考察心理弹性对孤独感的影响。研究表明, 时间因子的加入, 可以使得对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因果性的探寻变得更有把握, 更为重要的是, 追踪研究设计在揭示心理弹性对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过程和机制方面具有非常稳健的效果(席居哲, 左志宏, WU Wei, 2012)。因此, 有必要充分考虑时间因子这一重要因素, 深入探索心理弹性在减少孤独感中扮演的重要积极角色, 为未来开展心理健康预防与干预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由此, 我们采用初次测查的心理弹性水平预测流动儿童孤独感的起始水平与发展趋势, 并假设心理弹性水平可以显著负向预测流动儿童孤独感的起始水平与变化趋势。

综上, 本研究拟通过四次追踪测查探讨以下问题：(1) 采用追踪研究范式, 探讨流动儿童孤独感发展变化的趋势。(2) 考察流动性和教育安置方式对流动儿童孤独感的起始水平和发展趋势的影响。(3) 关注心理弹性是否能显著预测流动儿童孤独感的起始水平及其发展趋势。

2 方法 2.1 研究被试

被试来自北京市一所流动儿童学校(所有学生均为流动儿童)和两所公立小学(流动儿童占全体儿童的比率约为60%和80%)的四年级和五年级学生。采用方便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被试, 从2011年10月起, 每间隔半年对其进行连续四次的问卷测查(分别记为T1/T2/T3/T4)。第一次施测共回收有效问卷530份, 其中共有北京儿童104名, 公立学校流动儿童241名, 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185名。其中, 男生323(60.9%)名, 女生207(39.1%)名。四年级学生271(51.1%)名, 五年级学生250(47.2%)名, 9名儿童缺失年级信息。在426名流动儿童中, 男生269(63.1%)名, 女生157(36.9%)名。四年级学生211(49.5%)名, 五年级学生215(50.5%)名。由于搬家、转学、病/事假等原因, 随后的三次追踪测验分别流失被试52人, 56人, 36人, 到第四次测量为止, 共有385名被试参与四次测查, 其中有流动儿童281名。

卡方及t检验结果显示, 流失的被试与继续参加研究的被试, 在性别比(χ²(1)=-0.92, ns)、年级比(χ²(1)=-0.15, ns)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及第一次测查的心理弹性(t(528)=-1.86, ns)、孤独感(t(528)=-0.40, ns)上均无显著差异, 表明被试不存在结构化流失。

2.2 研究工具 2.2.1 流动儿童的流动性情况

根据已有研究中对于流动儿童的流动性特点的描述, 自编流动儿童流动情况问卷, 问卷共包含5题：(1) 是否有过父母在城里打工, 自己和其他亲人在老家生活的经历：(2) 是否曾经到其他城市流动；(3) 来北京后的转学次数；(4) 在目前的学校上学多久了；(5) 来北京后的搬家次数。采用填空的形式让流动儿童填写。在进行数据处理时, 先对五道题目采用0-1赋值, 之后再求总和作为流动儿童的流动性得分。最后, 将流动性得分在平均值及以下的转化为0, 该组为低流动性组, 将得分在平均值及以上的转化为1, 该组为高流动性组(胡宁等，2009)。

2.2.2 心理弹性

采用胡月琴、甘怡群(2008)编制的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测量流动儿童的心理弹性。该量表在国内已被广泛应用(如, 王中会等，2014；刘庆, 王苗苗, 相青, 宋玉萍, 2016), 具有较高的信效度。该量表共有27个题目, 如“我的生活有明确的目标”、“我有一个同龄朋友, 可以把我的困难讲给他/她听”。题目采用5点记分, 1代表“完全不符合”, 5代表“完全符合”, 分数越高, 表示心理弹性越高。在本研究中, 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3、0.87、0.90、0.91。

2.2.3 孤独感

采用Asher等人(1984)编制的孤独感量表(Children’s Loneliness Scale, CLS)中文版测量流动儿童的孤独感。该量表包括16个孤独项目和8个关于个人爱好的插入项目, 孤独项目的题目如“没有人跟我说话”。因子分析表明插入项目与负荷于单一因子上的16个孤独项目无关。题目采用5点评分, 1代表“完全符合”, 5代表“完全不符合”, 分数越高, 表示孤独感越强。该量表已经应用于国内多项研究(如, 田录梅, 陈光辉, 王姝琼, 刘海娇, 张文新, 2012；刘俊升, 周颖, 李丹, 2013), 具有较高的信效度。在本研究中,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3、0.87、0.87、0.87。

2.3 研究程序

在征得学校领导和被试本人知情同意后,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4次团体施测, 被试在约定的自习课时间统一参加问卷填写, 并当场回收问卷, 4次施测的内容和程序完全一致。施测时, 每个班级配备1~2名主试, 负责向被试详细讲解指导语(说明本次测查的目的和意义；强调保密、答案无对错之分、独立作答等原则)、例题及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 并对施测过程进行质量监控。主试均为经过统一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指导语、问卷内容和施测中的职责、注意事项等)的心理学专业硕博研究生。被试完成全部问卷约需40分钟, 完成问卷后每个被试将获得一份小礼品。

2.4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由于采用自我报告法收集数据可能会导致共同方法偏差(周浩, 龙立荣, 2004), 因此在进行数据分析之前, 我们采用分离第一公因子的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结果表明, 在分别控制了四次测量中儿童报告的心理弹性和孤独感题目的第一未旋转因子后, 心理弹性与孤独感的偏相关系数均显著(T1: r =-0.25, p＜0.001；T2: r =-0.24, p＜0.001; T3: r =-0.16, p＜0.01; T4: r =-0.12, p＜0.05), 可见四次测量中的心理弹性和孤独感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2.5 数据分析

首先, 采用SPSS 22.0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考察儿童的孤独感在四次测查中的发展变化情况, 观察心理弹性与孤独感的相关关系；其次, 采用Mplus 7.11构建无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Latent Growth Modeling, LGM), 考察孤独感的发展趋势；再次, 将流动性和教育安置方式加入无条件模型第二个水平的方程, 构建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 考察两者对孤独感的起始水平和发展趋势的预测作用；最后, 考虑到本研究中的心理弹性指的一种能力, 在四次测量间呈较稳定的状态, 因此在分析心理弹性对孤独感的发展趋势的影响作用时, 仅将第一次测查得到的心理弹性水平加入模型, 考察心理弹性水平对孤独感起始水平以及发展速度的预测作用。另外, 由于潜变量增长模型允许追踪数据的缺失值, 并能在模型中对这些缺失值进行估计, 因此, 为了更完整地保留所有的被试信息, 本研究将所有426名流动儿童均纳入分析中, 并根据Duncan等的建议(Duncan, Duncan, & Li, 1998), 采用全信息最大似然法(Full In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 FIML)程序处理缺失值。本研究中所有模型估计均采用稳健极大似然估计(MLR)方法。

3 结果 3.1 四次测量中儿童的孤独感与心理弹性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首先, 本研究采用方差分析检验比较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公立学校流动儿童和北京儿童的四次测查中孤独感与心理弹性的差异, 结果显示, 三类儿童在四次测量的心理弹性水平(T1：F (2, 527)=49.12, p＜0.001; T2：F (2, 475)=32.76, p＜0.001；T3：F (2, 419)=25.00, p＜0.001; T4：F (2, 383)=11.98, p＜0.001) 和孤独感水平(T1：F (2, 527)=16.86, p＜0.001; T2：F (2, 473)=11.16, p＜0.001；T3：F (2, 418)=8.43, p＜0.001; T4：F (2, 383)=7.00, p＜0.001) 上均存在显著的差异。Post-hoc检验发现, 在心理弹性上, 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的心理弹性水平显著低于公立学校流动儿童和北京儿童, 另外两类儿童不存在显著差异。对于孤独感而言, 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显著高于公立学校流动儿童和北京儿童, 另外两类儿童不存在显著差异。

其次, 继续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流动性高低组儿童的孤独感和心理弹性水平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在426名流动儿童中, 除1名儿童流动信息缺失外, 流动性低组共有儿童228名, 流动性高组共有儿童197名。结果表明, 在心理弹性水平上, 除第一次测查之外, 流动性低组的儿童心理弹性水平高于流动性高组的流动儿童(T1：t=1.63, p=0.11；T2：t=2.99, p＜0.001; T3：t=1.97, p＜0.05; T4：t=2.27, p＜0.05)；在孤独感水平上, 除第四次测查之外, 流动性高组的流动儿童的孤独感水平显著高于流动性低组的儿童(T1：t=-2.10, p＜0.05; T2：t=-2.19, p＜0.05；T3：t=-2.53, p＜0.01；T4：t=-1.47, p=0.14)。

流动儿童的孤独感和心理弹性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矩阵如表 1所示。在四次测量间, 孤独感和心理弹性均呈显著负相关。

3.2 孤独感的变化趋势：无条件增长模型

为了测查流动儿童孤独感的发展变化趋势及特点, 本研究构建了无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对孤独感的变化轨迹进行分析。同时, 为了变化趋势与变化速度, 本研究分别构建了线性无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M1) 和非线性无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M2) 进行检验。线性无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只需估计截距和斜率。其中, 截距代表孤独感的起始水平, 所有的因素载荷固定为1.0, 斜率表示孤独感的变化速度, 根据测试的时间间隔, 将因素载荷固定为1.0、2.0、3.0、4.0。非线性无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在线性无条件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二次项(即曲线斜率), 代表孤独感的发展变化速度的加速度, 具体结果见表 2。

从表 2的拟合指标可以看出, M1和M2的拟合均良好, 其中, M2比M1的拟合结果更优。然而, 尽管M2的数据拟合结果优于线性无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 但是模型的曲线斜率不显著(曲线斜率=0.02, p=0.13), 也就是说, 在四次测量时间点间, 儿童孤独感的发展变化加速度比较稳定, 孤独感的发展变化符合线性趋势。因此, 接受M1的模型结果。M1结果表明, 儿童的孤独感起始水平为2.13(p＜0.001), 孤独感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降低, 斜率为-0.03(p＜0.01), 截距的变异(σ²=0.30, p＜0.001) 显著大于0, 表明儿童起始的孤独感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个体差异。并且, 孤独感的截距和斜率之间(r=-0.01, p＞0.05) 不存在显著相关, 表明孤独感的起始水平与发展速度不存在显著关联。

同时, 采用相同的方法检验北京儿童的孤独感发展趋势, 结果表明, 无论是线性潜变量增长模型或是非线性潜变量增长模型, 模型的斜率和曲线斜率均不显著, 表明在四次测量中, 北京儿童的孤独感不存在显著的上升或下降趋势。

由于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是探讨流动儿童的孤独感发展趋势, 并且在此基础上探讨流动儿童面临的特殊压力事件(流动性和教育安置方式)以及心理弹性对其孤独感发展趋势的影响作用, 因此, 在后续的分析中, 我们仅将流动儿童作为研究的对象。

3.3 不同流动类型与教育安置方式的流动儿童孤独感变化趋势的差异

为了考察流动儿童孤独感变化趋势是否存在流动性和教育安置方式差异, 我们在线性无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一次测查时儿童的流动性与教育安置方式, 构建条件模型。其中流动性(0=低流动性, 1=高流动性), 教育安置方式(0=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 1=公立学校流动儿童)。

结果表明, 该条件模型的拟合良好, χ²/df=2.02, p=0.03, CFI=0.98, TLI=0.98, RMSEA=0.05。不同教育安置方式的儿童在起始的孤独感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β=-0.35, p＜0.001), 具体表现为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的孤独感起始水平显著高于公立学校流动儿童, 然而, 不同教育安置方式的流动儿童的孤独感发展趋势没有显著差异(β=0.02, p=0.40)。同时, 流动性高低的儿童在起始的孤独感水平上也存在显著差异(β=0.16, p＜0.01), 具体表现为流动性高的儿童的起始孤独感水平显著高于流动性低的儿童, 但流动性高低不同的流动儿童的孤独感的发展趋势却不存在显著差异(β=-0.01, p=0.54)。

此外, 截距的变异仍然显著大于0(σ²=0.27, p＜0.001), 斜率的变异边缘显著(σ²=0.01, p=0.058), 因此有必要再进一步考察是否有更加重要的因素导致了发展水平出现了个体差异。

3.4 心理弹性对孤独感变化趋势的预测作用

为了进一步检验心理弹性对孤独感的变化趋势的预测作用, 继续将第一次测查得到的心理弹性水平加入到条件增长模型中, 以第一次测查的心理弹性水平分别预测流动儿童孤独感的起始水平与发展趋势, 以验证心理弹性对减少其孤独感的积极作用。

结果表明, 该条件模型对数据的拟合可以接受, χ²/df=3.33, p＜0.001, CFI=0.97, TLI=0.95, RMSEA=0.07。心理弹性水平既显著预测孤独感的起始水平(β=-0.70, p＜0.001), 也显著预测孤独感的变化斜率(β=0.05, p＜0.05), 这说明第一次测量时心理弹性水平越高的儿童, 不仅起始孤独感水平更低, 同时, 四次测查间孤独感水平下降越快。表明心理弹性对于流动儿童孤独感的降低有促进作用。

4 讨论 4.1 流动儿童孤独感的发展趋势及特点

本研究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四次追踪测试, 采用潜变量增长模型, 考察当前背景下流动儿童孤独感发展变化的趋势, 并在此基础上考察流动儿童的流动性和教育安置方式对其孤独感的影响以及心理弹性的促进性作用。研究发现, 在四次测量间流动儿童的孤独感呈线性下降趋势, 与假设一致, 并与已有研究的结果也是一致的(侯舒艨等, 2011)。这说明, 流动儿童进入城市以后, 随着年龄的增长, 其情绪体验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随着在城市中生活的时间增加和年龄的增加而降低。根据认知加工理论, 孤独感是个体在对自己的社交关系网络不满时知觉到的主观体验, 因此, 个体对于社会关系的主观标准、期望以及知觉到的水平是影响其孤独感的重要因素(Marangoni, & Ickes, 1989)。当流动儿童刚进入群体时, 对周围环境和同伴均不熟悉, 这种不确定和不稳定性使得个体容易体验到比较高的孤独感, 随着儿童在群体中的时间增加, 社交网络逐渐稳定, 个体慢慢融入和适应了群体及当前社会环境, 有效的社会支持和良好的友谊质量使得其孤独感随之逐渐降低。

4.2 流动性与教育安置方式差异对流动儿童孤独感发展趋势的影响

与研究假设一致, 本研究发现, 相比于流动性低的儿童, 流动性高的儿童有显著更高的孤独感水平；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的孤独感水平显著高于公立学校流动儿童和北京儿童。同时, 潜变量增长模型结果发现, 两者均对孤独感的起始水平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一方面, 该研究结果表明, 流动性高的儿童的孤独感起始水平显著更高。流动性高意味着流动儿童的同伴关系、师生关系等社交网络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对于小学阶段的儿童而言, 同伴关系和师生关系对于其重要性日益增加, 这一阶段的孩子逐渐重视自己被同伴接纳的程度以及在群体中的归属感和身份感(刘俊升等，2013)。根据生态系统理论, 人际关系对于儿童的社会情绪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力, 和谐而稳定的人际关系可以有效抵消社会负性环境对儿童青少年成长的消极影响, 进而对于减少抑郁、社交焦虑和孤独感等内化问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Bronfenbrenner, 1979；金灿灿, 刘艳, 陈丽, 2012)。相比于非流动儿童, 流动儿童的外在社会环境随着流动而频繁改变, 他们需要不断适应新的城市、学校和家庭环境。然而在进入新环境时, 由于自身的特点(如比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浓重的说话口音、土气的穿衣风格和古怪的行为等)更容易被本地的同伴排斥或拒绝(郭良春, 姚远, 杨变云, 2005)。研究表明, 社交地位越不利的儿童会体验到更高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 并且表现出更差的适应能力和更多的攻击行为(Dodge, 1983)。因此, 频繁流动可能会导致儿童对自己的社交能力和同伴中的地位评价更低、社交需要未满足感更高, 进而无法与周围的环境形成良好的互动, 难以建立高质量的、稳定的同伴关系, 直接导致其体验到较强的孤独感水平(胡宁等, 2009)。

另一方面, 该研究结果支持了“公立学校更有利于流动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观点(Gao, 2015)。这可能是因为公立学校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 能为流动儿童提供更多的与城市主流文化和北京儿童接触的机会, 进入公立学校上学的儿童更容易把自己知觉为北京人, 认为自己是其中的一员。因此, 进入公立学校上学加快了流动儿童的跨文化适应过程。反之, 打工子弟学校大多数建立在城市的郊区, 其教师大多数也来自于农村, 在打工子弟学校就读的儿童更容易给自己贴上“外来人”的标签, 形成“城中乡”的小团体, 坚持原有文化的行为方式, 把自己与北京当地人截然分开(袁晓娇等, 2009；Gao, 2015)。然而, 城市与农村的文化差异与冲突是流动儿童不可控制又必须经历的, 主动与主流文化隔绝的状态会引起流动儿童对自己的身份认同的问题, 从而引发孤独感。已有研究表明, 流动儿童的孤独感更多产生于他们与城市社会的互动过程之中, 更积极地认识城市、与城市人交往的状态, 能显著地减轻流动儿童的孤独感水平(史晓浩, 王毅杰, 2010)。

然而, 与研究假设不一致的是, 无论是流动性或是教育安置方式均对流动儿童孤独感的发展趋势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尽管流动性和教育安置方式会影响到儿童的孤独感的水平, 但不会对其孤独感的变化速度产生显著影响。对于小学中高年级的儿童来说, 孤独感的发展趋势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儿童适应学校环境、参与群体活动和融入所属群体的进程情况(刘俊升等, 2013)。研究表明, 尽管环境的改变会加剧儿童面临的社会结构破坏的程度, 并由此对其心理健康带来消极影响, 然而, 随着来到新环境后的时间的增长, 儿童的适应潜能会逐渐发挥作用, 以降低环境压力对心理健康的消极作用(Jelleyman & Spencer, 2008)。对于流动儿童而言, 进入城市生活和学习的时间越长, 其对于城市的熟悉程度越高, 社会文化适应越好, 进而孤独感水平越低(袁晓娇等, 2009)。本研究的结果支持了这一观点, 认为流动性的高低和教育安置方式的不同不会显著影响儿童从不熟悉环境到熟悉和融入环境所花费的时间。然而, 该结果也提示我们孤独感的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受到了其他重要因素的影响, 未来应当针对此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4.3 心理弹性对流动儿童孤独感发展趋势的影响

为了探索心理弹性对孤独感的影响, 我们把第一次测量得到的心理弹性水平加入孤独感的条件增长模型中考察了心理弹性对孤独感的起始水平和发展趋势的促进性作用。结果表明, 第一次测量的心理弹性水平能显著的预测流动儿童孤独感的起始水平与发展趋势。该结果表明, 心理弹性是减少流动儿童孤独感的重要心理资源, 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朱倩, 郭海英, 潘瑾, 林丹华, 2015)。原因可能是心理弹性能为面临威胁的个体提供保护, 并提高他们应对潜在威胁的能力, 帮助个体克服逆境带来的创伤, 从而部分抵消风险因素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Fergus & Zimmerman, 2005；Hu, Zhang, & Wang, 2015)。高心理弹性的流动儿童在面对创伤或消极生活事件时会更加积极主动的调整情绪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充分运用自身的积极态度和情绪以及环境中的支持性社会关系来应对遇到的逆境和创伤, 从而缓解风险事件的影响, 打破连锁的负向影响效应, 减少个体适应不良和出现各种心理问题的可能性并促使其良好发展(马伟娜, 桑标, 洪灵敏, 2008；Masten & Tellegen, 2012)。

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机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提供了实践启示。一方面, 社会机构应当致力于为流动儿童提供更多进入公立学校学习的机会、提供一定的社会保障以减少其学校和住房流动性；另一方面, 学校和家庭应当有意识地利用干预活动来培养流动儿童的个人优势和有效的社会资源来促进其心理弹性的提高, 从而减少流动儿童的孤独感并提升心理健康水平。

4.4 本研究的贡献、局限性及未来研究的展望

本研究通过四次测查, 采用综合性追踪模型, 系统考察了流动儿童的孤独感发展趋势, 同时考察风险因素和促进性因素在某测量点上对孤独感的直接作用以及在纵向时程上的效应, 揭示了流动儿童孤独感的发展过程及其可能机制。这为深入探索流动儿童孤独感的发展模型, 理解流动相关的特殊适应压力和心理弹性对孤独感的影响提供了一定的实证基础。

然而, 本研究仍有以下不足：第一, 虽然本研究的追踪次数较多, 但是追踪的持续时间比较短, 难以全面而系统地反映流动儿童孤独感的长期变化趋势；第二, 本研究的研究样本较少, 并且四次测量间, 由于流动儿童转学、搬家、病假等原因流失了一部分宝贵的被试,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本研究成果的代表性；第三, 本研究的样本选自北京地区, 考虑到中国不同地区的流动儿童特点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 因此在推广结果时需要更加谨慎。未来的研究需要选取更大和更具代表性的样本, 延长追踪的时间, 综合考察流动儿童的个人特质、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对其孤独感发展的作用。

5 结论

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 流动儿童的孤独感呈显著的线性下降趋势, 起始水平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

(2) 流动性高的儿童的起始孤独感水平显著高于流动性低的儿童, 同时, 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的孤独感起始水平显著高于公立学校流动儿童, 但教育安置方式和流动性水平均不影响流动儿童孤独感的发展趋势。

(3) 心理弹性水平可以显著预测流动儿童孤独感的起始水平及其下降的斜率, 高心理弹性对促进流动儿童孤独感水平的降低具有显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