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Vol. 33
国家教育部主管、北京师范大学主办。
文章信息
- 周宵, 伍新春, 王文超, 田雨馨. 2017.
- ZHOU Xiao, WU Xinchun, WANG Wenchao, TIAN Yuxin. 2017.
- 社会支持对青少年创伤后成长的影响:状态希望和积极重评的中介作用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The Mediated Role of State Hope and Positive Reappraisal
- 心理发展与教育, 33(5): 587-594
-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33(5): 587-594.
- http://dx.doi.org/10.16187/j.cnki.issn1001-4918.2017.05.09
2.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社会工作学院; I-CORE重大创伤研究中心, 以色列特拉维夫 69978
2. School of Social Work, I-Core Research Center for Mass Trauma, Tel Aviv University 69978, Israel
目前大量的研究已经发现，经历创伤后的个体不仅会出现诸如抑郁、焦虑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等消极的心理反应，而且也会出现积极的心理变化(Dekel, Levin, & Solomon, 2015; Leong et al., 2015; Zhou, Wu, Fu, & An, 2015; 周宵, 伍新春, 曾旻, 田雨馨, 2016)。其中，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简称PTG)被认为是创伤后最常见、最典型的积极心理变化(Tedeschi & Calhoun, 1995)。例如，有研究发现45%~90%的创伤经历者会表现出PTG(Berger & Weiss, 2003)，其中地震后青少年的PTG发生率高达51.1%(Wu, Xu, & Sui, 2016)。
PTG在灾后人群中存在的普遍性，激起了人们对PTG影响因素及其机制考察的兴趣。其中，Freedy, Resnick和Kilpatrick(1992)的创伤后危险因素模型认为，创伤暴露程度是导致个体出现创伤后心理反应的前提，它也可能导致PTG的出现。不过，研究发现并非经历创伤事件的个体都会出现PTG(Meyerson, Grant, Carter, & Kilmer, 2011)，例如，Kilmer和Gil-Rivas (2010)对经历卡特里娜飓风后的66名儿童进行研究，发现其创伤暴露与PTG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Taku, Kilmer, Cann, Tedeschi和Calhoun (2012)对经历不同创伤事件后的440名青少年的研究发现，创伤暴露程度对PTG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因此，可以说创伤暴露程度是导致PTG出现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基于此，研究者在关注创伤暴露程度对PTG影响的同时，更加关注其他因素的作用，认为PTG是创伤后的社会环境因素和自身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Tedeschi & Calhoun, 2004)。
对此，创伤事件后个体成长的社会环境模型(Helgeson & Lopez, 2010)认为，创伤后个体的成长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发生的，来自社会环境中的他人支持可以直接促进个体对他人的积极评价，从而有助于增进个体对人际关系的积极体验。此外，来自他人的支持也可以给创伤后的个体提供资源，弥补个体创伤时所丧失的资源(Hobfoll & Shirom, 2001)，从而可以降低创伤事件对个体的消极影响，帮助个体发现创伤后的益处(Schaefer & Moos, 1992)，实现PTG。因此，可以说社会支持是导致PTG实现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环境因素。
不过，该模型(Helgeson & Lopez, 2010)在强调社会支持对PTG实现的直接作用的同时，也认为社会支持可能经过个体自身的因素来影响PTG的产生。其中，积极重评可能是一个重要个体因素(Tedeschi & Calhoun, 2004)。所谓积极重评是以个人成长的方式为负性事件赋予积极的意义；它是一种直面负性事件，积极加工事件信息的认知应对(Garnefski, Kraaij, & Spinhoven, 2001)。实际上，人们在创伤中感知到他人的支持，可以降低个体的注意负荷，这有助于个体获得更多的注意资源对创伤事件进行认知评价(Helgeson & Lopez, 2010)，从而发现创伤后世界的意义，实现PTG。此外，一个支持性的社会环境可以为个体提供安全的环境氛围(周宵, 安媛媛, 伍新春, 陈和琼, 龙超敏, 2014a)，鼓励个体对创伤事件进行积极的认知重评，从而引发个体对创伤事件的意义整合，有助于降低创伤事件对个体的消极影响，促进创伤后的积极变化，实现PTG(周宵, 伍新春, 安媛媛, 陈杰灵, 2014b)。因此，社会支持可以通过增加个体对创伤事件的积极重评来进一步促进PTG的实现。
虽然积极重评可能是社会支持影响PTG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个体因素，但是在希望理论看来(Snyder, 2002)，希望也可能是中介社会支持与PTG之间关系的重要个体因素。所谓希望，是指以追求目标的方法和动力交互作用为基础的动机性状态。它包括了方法和动力思维两种要素，前者是个体感知到能够实现目标的方法和路径，后者是诱发和维系个体实现目标的动力因素(Snyder, 2002)。该理论认为，社会支持可以促进个体与他人的目标讨论和分析，有助于个体获得实现目标的方法，并为之努力，从而提升个体的希望水平(Snyder, 2002)。此外，社会支持还可以增进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帮助个体体验到更多的归属感，从而促进个体的目标导向行为(Kohut, 1984)，这也有助于希望水平的提升。因此，Snyder, Michael和Cheavens (1999)认为社会支持可以为个体希望水平的增加提供资源。一旦个体具有较强的希望感时，个体就可能制定出多种有效的方案(Snyder, 2002)，并为这个方案实施提供充足的动力(Truitt, Biesecker, Capone, Bailey, & Erby, 2012; Valle, Huebner, & Suldo, 2006)，从而有助于个体缓解创伤后的消极心理结果，实现积极心理变化(Subandi, Achmad, Kurniati, & Febri, 2014; Yuen, Ho, & Chan, 2014)，促进PTG的实现。也就是说，社会支持可以通过希望这一中介来影响PTG。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希望与PTG的研究起步较晚，很少有实证研究对社会支持通过希望促进PTG的这一间接路径给予证明；更重要的是，现有的关于希望与PTG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癌症患者群体(Ho et al., 2011; Hullmann, Fedele, Molzon, Mayes, & Mullins, 2014; Yuen et al., 2014)，对于自然灾难后的青少年群体而言，希望和PTG之间的关系如何，尚缺乏实证研究的证据。
从上述理论分析中可推知，社会支持可以通过希望、也可以通过积极重评来促进PTG，那么作为中介变量的希望和积极重评之间是否也存在某种关系呢？对此，Snyder (2002)的希望理论认为，当个体对未来抱有希望时，希望的目标将会成为他们行为的动力，促进其采取积极有效的策略来实现所希望的目标。对于创伤后的个体而言，如果其对创伤后的世界抱有希望感，可能会促使他对创伤事件进行积极思考(Snyder, 1999; Snyder, Feldman, Taylor, Schroeder, & Adams, 2000)，增加个体对创伤事件的积极评价(Yuen et al., 2014)。因此，可以说希望可能会促进个体对创伤相关线索进行积极的重新评价。
总之，通过对以往的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尽管创伤后个体成长的社会环境模型(Helgeson & Lopez, 2010)和希望理论(Snyder, 2002)认为积极重评和希望都可能中介社会支持对PTG的影响，但是尚不清楚这两个理论是否可以整合在一起，从而进一步阐释PTG发生的深层机制；此外，在社会支持通过希望和积极重评影响PTG的过程中，两个中介变量的关系如何，尚缺少实证研究的支持；最后，由于青少年对于地震这一自然灾难的易感性(Margolin, Ramos, & Guran, 2010)，其创伤后的认知情况也可能会影响PTG的实现，从而表现出特异性。为此，本研究拟以雅安地震2.5年后的青少年为研究对象，从理论整合的视角深入考察社会支持、希望、积极重评与PTG之间的关系，并基于以上的论述，提出如下假设：(1) 社会支持可以直接影响PTG；(2) 社会支持可以分别通过希望和积极重评来间接影响PTG；(3) 社会支持也可以经希望通过积极重评来间接地影响PTG。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本研究于雅安地震2.5年后的2015年11月份，在雅安地震极重灾区芦山县选取397名中学生为被试，其中，男生242人(61.0%)，女生154(38.8%)；平均年龄16.42 (SD=1.76)，年龄范围在13至20岁之间。所有的被试都经历过雅安地震，其中地震时有9.8%的青少年被困、9.1%的青少年受伤。
2.2 研究工具 2.2.1 创伤暴露程度问卷本研究采用伍新春、张宇迪、林崇德和臧伟伟(2013)修订自Wu, Hung和Chen (2002)编制的创伤调查问卷。问卷共18题，包括是否亲眼目睹他人的被困、受伤或死亡情况，以及是否事后得知他人的被困、受伤或死亡情况。其中，亲眼目睹计3分，事后得知计2分，无此情况计1分，最后将所有题目的分数相加作为创伤暴露程度的指标，得分越高说明创伤的程度越严重。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9。
2.2.2 社会支持问卷本研究采用了周宵等人(2014b)修订自邹泓(1999)编制的社会关系网络问卷。问卷共20题，分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陪伴、肯定价值和亲密感等五个维度。问卷采用5点记分，0代表“从不”，1代表“很少”，2代表“有时”，3代表“很多”，4代表“总是”。计算所有项目得分，得到被试的社会支持总分。个体的得分越高，表示主观感知到的社会支持越强。在本研究中，问卷的总体Cronbach’s α系数为0.95。
2.2.3 状态希望量表本研究采用Snyder等(1996)编制的状态希望量表(The State Hope Scale，简称SHS)。该量表由6个条目组成，分为动力思维(agency thinking)和方法思维(pathways thinking)两个维度。问卷采用8点记分，1代表“绝对不符合”，8代表“完全符合”。研究在翻译原量表的基础上，结合访谈的结果，对量表题目的表述进行了微调，构成了最终的状态希望量表。在本研究中，希望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结构效度良好，χ2 / df= 3.38，CFI = 0.99，TLI=0.98，RMSEA (90%CI)= 0.077(0.047, 0.111)。
2.2.4 认知情绪调节量表本研究采用认知情绪调节量表的中文修订版(朱熊兆, 罗伏生, 姚树桥, 2007)。该量表由36个项目组成，分自责、接受、反刍(沉思)、积极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评、向下比较、灾难化和责怪他人等维度。问卷采用5点计分，0代表“绝对不符合”，4代表“完全符合”。该量表在青少年群体中具有良好的适用性(陈海燕, 姚树桥, 侯婵娟, 明庆森, 2012; Zhen, Quan, Yao, & Zhou, 2016)。在本研究中，问卷总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根据需要，本研究仅选择积极重评这一分维度进行研究。在本研究中，积极重评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
2.2.5 创伤后成长问卷本研究采用周宵等人(2014a)修订自Tedeschi和Calhoun(1996)编制的创伤后成长问卷。修订后的问卷共22题，包括自我觉知的改变、人际体验的改变、生命价值观的改变三个维度，对应项目数分别是9，7，6。采用6点记分，0代表“没有变化”，5代表“变化非常大”。被试在该问卷的得分越高，表示PTG越强，即越有成长。在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
2.3 研究程序及数据处理本研究以雅安市芦山县的两所中学的学生为被试，采取整群抽样的方式，在征得学校、所在班级班主任和学生本人的同意后，由心理咨询专业的在读研究生采用相同的指导语，进行集体施测。要求被试仔细阅读指导语，然后按要求填答问卷。完成问卷后，所有问卷当场收回。之后，由主试带领学生进行小游戏，以消除问卷填答过程可能带来的不适。
所得数据采用SPSS16.0和Mplus7.0进行分析。在数据分析的过程中，由于被试填答、数据录入等原因导致研究中存在一定的缺失值，为了避免缺失数据对结果的影响，根据Schafer和Graham(2002)的建议，采用极大似然估计(ML)对缺失值进行处理。此外，本研究采用χ2/df、比较拟合指标(CFI)、Tucker-Lewis指数(TLI)和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等指标来评价模型的拟合情况。根据温忠麟, 侯杰泰和马什赫伯特(2004)的建议，我们将以χ2/df小于5，CFI和TLI大于0.90，RMSEA小于0.08作为评价模型拟合数据良好的标准。
2.4 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统计控制，结果表明未旋转和旋转都得到9个因子，未旋转和旋转后得到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分别为27.32%和19.42%，均小于40%的临界值。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 结果 3.1 创伤暴露、社会支持、希望、积极重评与PTG的相关考虑到PTG是在创伤暴露后出现的积极心理结果，因此在进行社会支持、希望、积极重评与PTG之间的Pearson相关分析时，也将创伤暴露程度纳入。此外，为了明确在后续的中介效应检验中是否需要控制性别和年龄，因此也将性别和年龄纳入相关分析中，结果见表 1。由表 1可以发现，性别与社会支持、积极重评和PTG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与希望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年龄仅与社会支持之间呈显著负相关，与其他的变量之间相关不显著；创伤暴露程度仅与PTG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与其他的变量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社会支持、希望、积极重评与PTG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 M±SD | 1 | 2 | 3 | 4 | 5 | 6 | |
| 1.性别 | — | 1.00 | |||||
| 2.年龄 | 16.42±1.76 | 0.02 | 1.00 | ||||
| 3.创伤暴露程度 | 20.45±3.22 | -0.01 | 0.07 | 1.00 | |||
| 4.社会支持 | 49.38±15.77 | 0.19** | -0.15** | -0.04 | 1.00 | ||
| 5.希望 | 29.25±7.94 | -0.12* | -0.06 | 0.03 | 0.24** | 1.00 | |
| 6.积极重评 | 9.67±3.43 | 0.15** | 0.08 | 0.06 | 0.27** | 0.28** | 1.00 |
| 7.PTG | 62.69±20.90 | 0.15** | 0.05 | 0.16** | 0.25** | 0.38** | 0.35** |
| 注：*代表p＜0.05，**代表p＜0.01，***代表p＜0.001，以下同。性别虚拟编码中，男性编码0，女性编码1。 | |||||||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希望和积极重评在社会支持与PTG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可以发现该模型中包括了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两个部分。基于Anderson和Gerbing(1988)的建议，我们首先对测量模型进行检验。在我们的结构方程模型中，测量模型主要是由社会支持、希望和PTG三个潜变量构成，其中，社会支持潜变量由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陪伴、肯定价值和亲密感等五个维度抽取而来，希望潜变量由动力思维和方法思维两个维度抽取而来，PTG潜变量由自我觉知的改变、人际体验的改变和生命价值观的改变等三个维度抽取而来。在该测量模型中，我们假定社会支持、希望和PTG潜变量之间存在相关，且潜变量的因子载荷被自由估计。对此测量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发现模型的拟合指数良好[χ2(32)=70.75, CFI=0.987, TLI=0.981, RMSEA (90% C I) = 0.055 (0.038-0.073), SRMR=0.027]，说明测量模型可以接受，也进一步说明可以进行后续的结构模型分析。
为了验证希望和积极重评在社会支持与PTG之间的中介作用，我们在控制性别、年龄和创伤暴露程度后，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的程序(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刘红云, 2004)，先分析社会支持对PTG的直接效应模型和路径，结果发现模型拟合指数良好：χ2(37)=89.93, CFI = 0.978, TLI = 0.969, RMSEA (90% C I) = 0.062(0.046-0.078), SRMR =0.027。路径分析的结果发现，社会支持对PTG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217，p＜0.001)，其中社会支持解释了PTG变异的6.8%。
以社会支持对PTG影响的直接效应模型为基础，在社会支持与PTG之间的直接关系中同时加入希望和积极重评，并根据希望理论，建立一条由希望至积极重评的路径，从而形成最终的间接效应模型(见图 1)，其中希望是由动力思维和方法思维两个维度抽取而来的潜变量，积极重评是显变量。此外，由于PTG是在创伤暴露后出现的积极心理结果，因此我们将创伤暴露程度纳入图 1的模型中予以控制。同时，根据性别和年龄与主要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我们在分析图 1的模型时，也控制了性别和年龄的作用。对控制性别、年龄和创伤暴露程度后的图 1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模型的拟合指数良好，χ2(60)=138.02, CFI = 0.973, TLI = 0.960, RMSEA (90% C I) = 0.059(0.046-0.072), SRMR =0.030。对该模型中的路径进行分析，发现控制性别、年龄和创伤暴露程度后，社会支持分别对希望和积极重评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30，p＜0.001；β=0.17，p＜0.01)，但对PTG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6，p>0.05)；希望分别对PTG和积极重评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36，p＜0.001；β=0.25，p＜0.001)，积极重评对PTG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21，p＜0.001)。这些结果说明了在控制性别、年龄和创伤暴露程度的基础上，将希望和积极重评纳入到社会支持与PTG之间的关系中，社会支持不能显著地直接促进PTG的实现，但却可以分别通过希望和积极重评来促进PTG的实现，也可以通过希望由积极重评的多重中介对PTG发挥促进作用。
|
| 图 1 控制性别、年龄和创伤暴露程度后的希望、积极重评在社会支持与PTG之间的中介效应模型图 |
为了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我们使用了Bias-Corrected Bootstrap程序进行检验(Preacher & Hayes, 2008)。首先采用重复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原始数据(N=397) 中抽取2000个Bootstrap样本，然后根据这些样本拟合图 1的模型，生成并保存2000个中介效应的估计值，形成一个近似抽样分布，将这些效应值按数值大小排序，用第2.5百分位数和第97.5百分位数估计95%的中介效应置信区间。如果中介效应95%的置信区间没有包括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使用Bias-Corrected Bootstrap方法得到社会支持经希望由积极重评至PTG的多重间接效应95%置信区间[β=0.015(0.001~0.029)]、社会支持经希望至PTG的间接效应95%置信区间[β=0.106(0.043~0.168)]、社会支持经积极重评至PTG间接效应95%置信区间[β=0.036(0.001~0.071)]均不包括0，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上述中介效应成立。中介效应的总值为0.157(0.015+0.106+0.036)，占总效应的72.4%(0.157/0.217)。
4 讨论本研究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来考察状态希望和积极重评在社会支持与PTG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目的在于探究社会支持影响PTG的深层机制。研究的结果发现在直接效应模型中，社会支持可以直接促进PTG，这证明了假设1，也与以往关于自然灾难后青少年的研究结果一致(Jia, Ying, Zhou, Wu, & Lin, 2015; Zhou & Wu, 2016; 周宵等, 2014a, 2014b)。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来自他人支持可以直接促进个体对他人的积极评价(Helgeson & Lopez, 2010)，有助于增进个体对人际关系的积极体验，从而实现PTG。
不过，在控制性别、年龄和创伤暴露程度的基础上，于社会支持与PTG的关系中，加入希望和积极重评后，发现社会支持虽然不能直接促进PTG的实现，但却可以通过希望和积极重评来促进PTG的实现，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2，也支持了希望理论(Snyder, 2002)和创伤事件后个体成长的社会环境模型(Helgeson & Lopez, 2010)，进一步说明了社会支持对PTG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希望和积极重评来实现的。对于社会支持通过希望影响PTG的实现这一结果，我们认为其原因在于当个体获得社会支持时，他可能会有更强的动力去追求他已有的目标，使个体希望的动力思维得以提升。同时，也因为感受到自己被支持，即使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受到阻碍，个体也能寻求更有效的解决方案，由此促进个体希望的路径思维(黎志华, 尹霞云, 2015)。对于创伤后的青少年而言，一旦他们希望的动力和路径思维得到提升，他们就可能敢于面对创伤事件，也会主动地寻找应对创伤事件及其消极结果的策略，从而降低个体的消极心理反应，实现积极的心理变化。
此外，社会支持之所以可以经过积极重评来促进PTG，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社会支持可以提供给个体更多的物质和情感支持，为个体营造一个支持性的环境，增加个体的安全感，有助于个体对创伤事件及其消极结果进行认知暴露，从而帮助个体将认知的焦点从消极的事件中转移出来(Tedeschi & Calhoun, 2004)，促进个体积极地重新审视创伤事件的可能性，寻求创伤背后的意义，从而可以促进PTG的实现(周宵等, 2014b)。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在控制性别、年龄和创伤暴露程度后，社会支持可以通过希望经由积极重评来间接地对PTG发挥促进作用，这证明了我们的假设3。对此，我们认为在社会支持的作用下，创伤后个体的希望水平可能会有较大的提升(Crothers, Tomter, & Garske, 2006; Zhang, Gao, Wang, & Wu, 2010; 廖芯, 罗万英, 周俊英, 胡世泉, 2014)，从而会促使个体更关注未来的目标(Scheier & Carver, 1985)，而不仅仅将注意的焦点集中在当下的困境中，因此这有助于创伤后的个体将注意的焦点从创伤事件的消极面上转移出来，增加对创伤事件积极面的关注，帮助个体实现对创伤事件的重新认知，重新建构对创伤后世界的理解，进而实现PTG。
总之，通过本研究，我们发现社会支持对PTG的作用主要通过希望和积极重评来实现，研究结果有效地整合了希望理论(Snyder, 2002)和创伤后个体成长的社会环境模型(Helgeson & Lopez, 2010)的假设，对于PTG影响机制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此外，本研究也可为灾后心理援助工作的开展提供一定的启发，即灾后心理援助工作需要从提供给青少年社会支持入手，帮助青少年建立自信，树立对创伤后世界的希望感，引导其积极地重新审视创伤事件，从而帮助青少年建构对创伤世界的新理解，发现创伤背后的意义，并最终实现PTG。不过，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一方面本研究采用横断研究的设计，很难有效地考察社会支持、希望、积极重评和PTG之间随时间变化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在雅安震后2.5年时间内，所调研的青少年也可能经历了其他压力性事件或出现其他的心理问题，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本研究的结果，然而本研究并没有对这些因素进行有效地控制。因此，后续的研究可以在控制这些因素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地追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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