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depression)是青少年期普遍存在的情绪问题(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2)。抑郁的青少年通常具有较差的学业成绩和消极的同伴关系(Kochel, Ladd, & Rudolph, 2012; Verboom, Sijtsema, Verhulst, Penninx, & Ormel, 2014)，在成年期也会表现出更多的适应不良，如低自尊、高攻击以及较差的身体健康状况等(Aronen & Soininen, 2000; Keenan-Miller, Hammen, & Brennan, 2007)。揭示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因素及机制既有助于研究者理解抑郁的发生发展，也能为青少年抑郁的干预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和依据。

抑郁具有代际传递性。母亲作为青少年的主要抚养者和重要社会支持来源，其抑郁是导致青少年抑郁的重要因素(Garber & Cole, 2010; Hammen, Shih, & Brennan, 2004)。Goodman等人(2011)对193项实证研究的元分析表明，与母亲正常的儿童青少年相比，母亲抑郁的儿童青少年存在更多内化问题。根据Goodman和Gotlib(1999)提出的母亲抑郁代际传递的整合模型(Integrative Model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Risk to Children of Depressed Mothers)，母亲抑郁既可能通过遗传的途径增加子女对抑郁的易感性；还可能通过母亲的消极认知、情感、行为以及给子女造成的压力性生活环境等途径导致青少年的抑郁。本研究拟探讨家庭中的环境因素在抑郁代际传递中的作用。

以往的研究较多地关注了教养行为在母亲抑郁代际传递中的中介作用(如Hammen et al., 2004; Olino et al., 2016)。抑郁的母亲更多采用低温情、高拒绝以及高心理控制的教养行为，进而导致儿童青少年内化问题的出现(Elgar, Mills, Mcgrath, Waschbusch, & Brownridge, 2007; Robila & Krishnakumar, 2006; 刘丽莎, 李燕芳, 2013)。此外，也有研究表明，家庭中的夫妻冲突、母亲的情感表达等因素也起着中介作用(Cummings, Keller, & Davies, 2005; Tompson et al., 2010; 宗利娟, 刘俊升, 李丹, 陈欣银，2014)。值得注意的是，母子关系的作用却很少得到研究者的关注。与母亲单方面主导的教养行为不同，母子关系是在母亲与子女的互动中建立起来的，母子关系质量不仅能够反映母亲的教养方式、态度以及行为，并且能够更好地代表青少年在家庭中的人际关系及情感联结状况。

依恋理论(Bretherton, 1990)指出，儿童对自己的认知与感知到的父母对自己的评价有关。与父母建立起拒绝等消极的情感联结，会导致儿童对自己的消极认知(Toth, Rogosch, Sturgeapple, & Cicchetti, 2009)；相反，从父母那里获得的支持，与儿童更高的自我价值感以及更少的情绪问题有关(Laursen, Furman, & Mooney, 2006; Young, Berenson, Cohen, & Garcia, 2005)。Cummings, Schermerhorn, Keller和Davies(2008)在依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并检验了情感安全理论：父母的抑郁能够通过影响子女感知到的家庭关系(夫妻关系、亲子依恋)进而导致子女的消极适应结果。个体进入青少年期后，由于生理上的成熟、更多同伴的介入以及自主性的发展，使青少年感知到的与父母的亲密度有所下降(Steinberg, 2001)。而抑郁的母亲具有的冷漠、悲伤的特征，以及常采取低温情、高拒绝的消极教养方式，使青少年常感知到更为消极的母子关系(Elgar, Mcgrath, Waschbusch, Stewart, & Curtis, 2004)，进而导致青少年的抑郁(Withers, Cooper, Rayburn, & Mcwey, 2016)。这意味着母子关系在母亲抑郁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中可能起中介作用，本研究拟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

母子关系是青少年抑郁发展的重要人际背景，虽然目前已有少数研究开始关注母子关系在抑郁代际传递中的中介作用(McWey, Claridge, Wojciak, & Lettenberger-Klein, 2015; Withers et al., 2016)，但这些研究主要关注了一般的母子关系质量。研究发现，母子关系是一个多维概念，不仅包括消极的母子冲突也包含积极的母子亲合，二者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Smetana, Metzger, & Campione-Barr, 2004)。在青少年期母子关系常表现为母子冲突增多，及母亲与子女在情绪上的亲密性(即亲子亲合)有所下降(Steinberg, 2001)。Laursen和Collins(2009)认为，青少年期亲子冲突的增多不仅与青少年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增强有关，也与父母对青少年的消极信念和非合理性期望存在密切关联。抑郁的母亲在母子互动中的诸多不足，增强了母子之间的冲突：如她们缺乏对日常生活的兴趣，时常表现出冷漠、缺乏自信等特征，在与子女的互动中多涉及人际交往的冲突及自己失败的人际经验(Fendrich, Warner, Weissman, & Myrna, 1990)，而且她们往往不能很好地调节与孩子之间的冲突(Paykel, 1974)。同样，母亲的抑郁还会导致母子亲合水平的下降。抑郁的母亲自身冷漠、悲伤、对事物缺乏兴趣的特征以及她们低温情的教养方式，使子女感知到较低的母子情感联结(Cummings et al., 2008)，进而削弱了青少年的自尊和自我价值感(Laursen et al., 2006)。由此可见，母子关系的积极和消极维度都可能成为抑郁代际传递的间接机制，本研究将同时考察母子冲突与母子亲合在母亲抑郁与青少年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母子冲突和母子亲合均在母亲抑郁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在抑郁代际传递的过程中也存在某些“调节因素”(Goodman & Gotlib, 1999)。Goodman等人(2011)的元分析表明，在母亲患抑郁的儿童中，只有68%的儿童表现出抑郁症状，其他儿童并未表现出抑郁症状。Magnusson和Stattin(1998)指出，青少年在相同或相似的环境中出现的不同的发展结果与自身气质特征有关。具有某些消极气质特征的儿童青少年，对于家庭中的不利因素(如父母较差的情绪调节能力)更加敏感，从而更易出现抑郁(Yap, Allen, & Sheeber, 2007)。消极情绪性作为气质的一个基本维度，常被认为与儿童青少年的抑郁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本身可能就是抑郁的一种“素质”，具有该素质特征的个体容易受到环境影响而产生抑郁(Compas, Connor-Smith, & Jaser, 2004)。消极情绪性是指个体表现出的易受挫/易怒、害怕、悲伤以及内疚等情绪，具有高消极情绪性的个体在面对压力事件时，更易产生悲伤情绪，并可能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情绪反应等(Stifter & Dollar, 2015)。Dougherty，Klein，Durbin，Hayden和Olino(2010)的研究发现，消极情绪性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并非其本身的独特预测作用，而可能表现为其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同样，Hummel和Kiel(2015)发现，家庭环境因素对不同消极情绪性水平的儿童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在高消极情绪性的儿童中，母亲高水平的、侵入式的控制行为会导致儿童内化问题的增多；相反，在低消极情绪性的儿童中，母亲的这种控制行为反而与儿童内化问题的减少有关。其他研究也表明，具有高消极情绪性的青少年更易受到来自环境的消极影响而表现出适应不良(Dix & Yan, 2014; Schermerhorn et al., 2013)。因此我们认为，高消极情绪性的青少年可能更容易受到不良家庭环境(如强烈的母子冲突)的影响进而产生抑郁。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青少年的消极情绪性在母子冲突/亲合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青少年抑郁及其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也是研究者广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研究发现，女生对母亲抑郁所造成的压力更加敏感(Hankin, Mermelstein, & Roesch, 2007)。女生表现出更多的消极归因和反刍行为，使得她们更容易受压力事件的影响而出现抑郁症状(Hyde, Mezulis, & Abramson, 2008)；并且女生对母亲进行的模仿学习以及与母亲的交流更多，而且她们对人际关系和谐更为看重，与母亲的冲突对女生会产生更大的消极影响(Davies & Lindsay, 2004)。但是少数研究结果表明，父母心理病理问题与男生内化问题的关系更强，因为男生更需要来自父母的管理来提高自己的情绪调节能力(Schleider, Chorpita, & Weisz, 2014)。此外，还有研究发现，抑郁的代际传递不存在性别差异(Garber & Cole, 2010)。本研究也将考察母亲抑郁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及机制是否存在性别差异。鉴于先前研究的不一致以及目前中国文化背景下相关研究的缺乏，本研究对这一问题不提出具体研究假设。

需要说明的是，以往的研究对母亲抑郁的测量多采用临床诊断的标准(Garber & Cole, 2010; Hammen, Shih, & Brennan, 2004)。Goodman(2007)指出，母亲的抑郁症状与临床诊断的抑郁障碍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存在差异，符合临床诊断标准的抑郁障碍具有更大的遗传力，而母亲的非临床抑郁症状主要通过影响环境因素来影响子女的抑郁。本研究拟测量社区样本中母亲的抑郁症状，试图探索母亲的中度及轻微抑郁症状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影响机制，以期为认识母亲抑郁代际传递的一般规律提供证据。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考察母亲抑郁对青少年抑郁的作用机制——母子冲突与母子亲合在母亲抑郁与青少年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青少年的消极情绪性在该中介路径中的调节作用；并检验模型在男女生中是否存在差异。具体而言，本研究的假设模型见图 1。

图 1 母亲抑郁、母子关系、青少年消极情绪性与青少年抑郁关系的假设模型

图选项

采取整群抽样法，选取山东省济南市城区12所初中的八年级学生作为被试。经学校、家长和青少年的知情同意，共有1708名中学生(男生852人，占50%)及其母亲参加了本研究。青少年平均年龄为14.30 ± 0.48岁，母亲的平均年龄为39.17 ± 2.47岁。母亲受教育水平为“高中或中专”水平及以下者占37.2%，“大学专科”水平者占27.4%，“大学本科”水平及以上者占34.2%。

采用Kovacs编制(Children’ s Depression Inventory, CDI; Kovacs, 1992)并由陈欣银等翻译修订(Chen & Li, 2000)的儿童抑郁量表(中文版)。该量表包括27个项目(例如，“不高兴”、“感到想哭”等)，适用于年龄在7 ~ 17岁之间的儿童青少年，由青少年自我报告。该量表采用0、1、2三点计分，以所有项目的平均分代表一般抑郁状况，得分越高，抑郁症状水平越高。在以往关于中国青少年抑郁的研究中，该问卷表现出较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Chen & Li, 2000; Zhang et al., 2015)。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为0.89。

采用Bedford和Dear(1999)编制的妄想症状调查量表(The Delusions-Symptoms-States Inventory, DSSI)中母亲抑郁子量表。该量表由母亲自我报告，共包含7个项目，如“最近一段时间，我感到未来没什么希望”等。问卷采用4点计分，从0(不是这样)到3(总是这样)，以所有项目的平均分代表母亲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得分越高表示抑郁症状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为0.83。

采用Prinz，Foster，Kent和O’Leary(1979)编制并由Zhang和Fuligni(2006)修订而成的父母冲突量表来测量母子冲突的强度。首先让青少年回答在过去的两周中是否与母亲谈论过问卷中列举的12个具体问题(如花钱、学习等)。如果谈论过，则进一步依据5点量表(从1“很平静”到5“很气愤”)回答谈论时其(指被试)心情如何。与先前的计分方式一致(Zhang & Fuligni, 2006)，母子冲突强度的计算是对回答心情为“2”以上的项目求平均分，分数越高，表明冲突强度越大。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为0.79。

该问卷取自Olson、Sprenkle和Russell(1979)的家庭适应与亲合评价量表Ⅱ(The Family Adaptation and Cohesion Evaluation Scales Ⅱ, FACES Ⅱ)，由青少年自我报告。问卷共由10个项目组成，如“我与母亲在困难时互相支持、我与母亲彼此感觉非常亲近”。采用5点计分，1表示“几乎从未有过”，5表示“几乎总是这样”。以所有项目的平均分代表母子亲合的水平，分数越高，表明亲合水平越高。本研究中，母子亲合量表的Cronbach α为0.88。

采用Ellis和Rothbart(2001)编制的青少年早期气质问卷(The Early Adolescent Temperament Questionnaire, EATQ)修订版测量青少年气质，由青少年自我报告。基于研究目的，本研究采用青少年气质的消极情绪性维度。该维度包括7个项目，如“当我打电话而电话正占线时，我会很烦”等。问卷采用1 ~ 5五点计分，分别代表“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以所有项目的平均分代表该气质特征的强度，得分越高，表示青少年的消极情绪性倾向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为0.71。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al economic status, SES)包括父母文化程度、父母职业以及家庭收入。其中父母受教育水平包括“小学或小学以下”、“初中(含初中未毕业)”、“高中或中专(含高中未毕业)”、“大专(含夜大、电大)”、“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硕士或博士)”六类，依次记1~6分。根据职业的专业技术性程度将父母职业归为三类“农民或下岗失业人员”、“蓝领”和“专业或半专业性人员”，分别记为1~3分。家庭月收入从“1000元以下”到“8000元以上”每隔1000元划分为一类，分别记1~9分。采用因子分析法合成SES指标，得分越高代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范兴华, 方晓义, 刘杨, 蔺秀云, 袁晓娇, 2012)。本研究中合成后的SES平均数为0.00，标准差为1.00，总分范围在-3.36~1.02之间。

问卷调查分为青少年自我报告和母亲报告两部分。所有施测均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施测过程均在30分钟左右。其中，青少年自我报告的问卷由经过培训的心理学研究生担任主试；母亲报告以班级为单位组织母亲到学校完成母亲问卷的施测。施测过程中，由主试讲明要求，解释指导语，被试回答完全部问卷后由主试当场收回问卷。采用SPSS21.0软件包和Mplus 7.0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

本研究采用Harman的单因素因子分析(Podsakoff, MacKenzie, Lee, & Podsakoff, 2003; 周浩, 龙立荣, 2004)来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在未进行因子旋转的情况下，共生成11个因子，揭示了50.13%的变异；第一个因子解释了16.79%的方差变异，远小于40%的判断标准，表明本研究中共同方法偏差并不严重，在后续的分析中不再进行控制。

本研究所涉及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如表 1所示。母亲抑郁与母子冲突强度、青少年抑郁均呈显著正相关，与母子亲合呈显著负相关；青少年抑郁与母子冲突强度、消极情绪性呈显著正相关，与母子亲合呈显著负相关。

表 1 研究变量的平均数(M)、标准差(SD)以及相关系数

表选项

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采用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考察母子冲突强度、母子亲合在母亲抑郁和青少年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基于母子冲突测量工具的特点(Zhang & Fuligni, 2006)，在模型中我们将母子冲突作为显变量使用，其余变量为潜变量。为了提高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的稳定性、指标数据质量和模型拟合程度，对潜变量的指标进行了项目打包。此外，所有统计分析中都将SES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采用Bootstrap法对模型进行估计。

首先，检验母亲抑郁对青少年抑郁的直接效应。结果显示，模型拟合良好，χ²=56.50，df=26，RMSEA=0.04，CFI=0.99，TLI=0.99，R²=0.03，所有观测指标的因子负荷在0.60 ~ 0.84之间(ps < 0.001)。母亲抑郁能够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抑郁(β=0.15, SE=0.05, p < 0.01, 95%CI[0.07, 0.26])。在直接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增加母子冲突与亲合两个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模型拟合良好，χ²=339.64，df=61，RMSEA=0.05，CFI=0.97，TLI=0.96，R²=0.21，所有观测指标的因子负荷在0.55 ~ 0.90之间(ps < 0.001)。与直接效应模型相比，包含中介变量的模型能够增强对青少年抑郁变异的解释(ΔR²=0.18)。由表 2可知，中介模型的各个路径系数均显著。采用“MODEL CONSTRAINT”命令设置辅助变量a₁b₁和a₂b₂，对母子冲突、母子亲合的中介效应进行估计，a₁b₁=0.02(SE=0.01, p < 0.05, 95% CI[0.01, 0.03])，a₂b₂=0.04(SE=0.02, p < 0.05, 95% CI[0.01, 0.07])，母子冲突和母子亲合在母亲抑郁与青少年抑郁的联系中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3.22%和28.93%。

表 2 母子冲突、母子亲合的中介作用路径系数

表选项

本研究进一步检验了母子冲突与母子亲合的中介作用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设置辅助变量a₁b₁-a₂b₂，计算中介效应值的差异。结果显示，母子冲突与母子亲合的中介效应不存在显著差异(a₁b₁-a₂b₂=-0.02, SE=0.01, p=0.18, 95% CI[-0.05, 0.01])，即母子冲突与母子亲合所发挥的中介作用不存在显著差异。

根据温忠麟和吴艳(2010)提出的潜变量交互效应分析方法，生成乘积项的潜变量——母子冲突×消极情绪性、母子亲合×消极情绪性。在上述结构方程模型基础上，增加消极情绪性、母子冲突×消极情绪性、母子亲合×消极情绪性对青少年抑郁的路径，以检验消极情绪性的调节作用是否显著。结果显示，模型拟合良好，χ²=1028.57，df=196，RMSEA=0.05，CFI=0.93，TLI=0.91，R²=0.29，与中介效应模型相比，该模型增强了对青少年抑郁变异的解释(ΔR²=0.08)。母子亲合×消极情绪性的交互项对青少年抑郁的路径系数不显著(estimate=0.01, SE=0.07, p=0.87, 95% CI[-0.12, 0.16])，即消极情绪性不能调节母子亲合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母子冲突×消极情绪性的交互项对青少年抑郁的路径系数显著(estimate=0.10, SE=0.05, p < 0.05, 95% CI[0.003, 0.22])，即母子冲突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受到消极情绪性的调节。

通过简单斜率检验来分析消极情绪性的调节作用。分别计算消极情绪性高低分组(消极情绪性得分在平均数1个标准差之上为高分组；消极情绪性得分在平均数1个标准差之下为低分组)下母子冲突对青少年抑郁的路径系数和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在高消极情绪性的青少年中，母子冲突对青少年抑郁的预测作用显著(estimate=0.18, SE=0.06, p < 0.01, 95% CI[0.07, 0.32])，中介效应值为0.02(SE=0.01, p < 0.05, 95% CI[0.01, 0.05])；在低消极情绪性的青少年中，母子冲突对青少年抑郁的预测作用不显著(estimate=-0.02, SE=0.06, p=0.80, 95% CI[-0.16, 0.10])。

图 2 青少年消极情绪性对母子冲突与青少年抑郁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图选项

为揭示模型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对模型进行多组结构方程建模。通过比较基线模型(测量部分载荷相同)与约束模型(结构系数相等模型)的拟合指数来确定模型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由于卡方指数易受样本量的影响，本研究同时考虑了Δχ²、ΔCFI、ΔRMSEA以及RMSEA置信区间重合的程度作为模型比较的指标(Little, 2013)。即使Δχ²显著，若两个模型的ΔCFI小于0.01、RMSEA置信区间重合且ΔRMSEA小于0.01，说明两个模型不存在差异显著；反之则模型有差异。对直接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显示，基线模型的拟合指数分别是χ²=200.59，df=60，CFI=0.97，RMSEA=0.05(90%CI [0.05, 0.06])；约束模型的拟合指数分别是χ²=205.81，df=61，CFI=0.97，RMSEA=0.05(90%CI [0.05, 0.06])。Δχ²=5.21，Δdf=1，p < 0.05；ΔCFI=0.00；RMSEA置信区间重合；ΔRMSEA=0.00。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检验结果显示，基线模型的拟合指数分别是χ²=1582.36，df=412，CFI=0.90，RMSEA=0.06(90%CI [0.05, 0.06])；约束模型的拟合指数分别是χ²=1604.95，df=420，CFI=0.90，RMSEA=0.06(90%CI [0.05, 0.06])。Δχ²=222.59，Δdf=8，p < 0.01；ΔCFI=0.00；RMSEA置信区间重合；ΔRMSEA=0.00。上述结果表明，本研究中母亲抑郁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及其机制均不存在性别差异。

为考察母亲的抑郁症状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影响机制，本研究对1708名八年级学生及其母亲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母亲的抑郁不仅能够直接影响青少年的抑郁，还能通过影响母子关系的多个方面进而导致青少年的抑郁；同时，青少年的消极情绪性能够调节消极母子关系对其抑郁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母亲的抑郁症状能够显著预测青少年的抑郁。就效应大小而言，本研究发现的母亲抑郁对青少年抑郁的效应与西方研究中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Goodman et al., 2011)。与以往采用临床诊断标准的母亲抑郁障碍的研究相比(Garber & Cole, 2010; Hammen et al., 2004)，本研究发现母亲的抑郁症状对青少年抑郁影响的效应并不算大。如问题提出部分所说，达到临床诊断标准的母亲抑郁可能具有更高的遗传效力，此时抑郁的代际传递包括来自生理和环境两方面的作用。而且，达到临床诊断标准的母亲抑郁往往具有长期性的特点，这种长期的母亲抑郁对青少年的消极适应结果具有更大的影响(Hammen & Brennan, 2003)。此外，符合临床诊断标准的抑郁母亲往往具有更加严重的抑郁以及共发的焦虑障碍(Goodman et al., 2011)，对青少年内化问题的影响更大。本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表明，母亲的抑郁即使未达到临床诊断的标准，也会对青少年的情绪适应有消极影响。这也意味着关注非临床样本、揭示更为普遍的抑郁代际传递的过程，对于更广泛的青少年抑郁的预防和干预有重要实践意义。

与研究假设1一致，母亲的抑郁除了能够直接预测青少年抑郁外，还通过影响母子关系质量导致青少年的抑郁。母亲的抑郁通过增加母子之间冲突的强度，降低母子之间的亲密程度来影响青少年的抑郁。与前人的研究相比(McWey et al., 2015; Withers et al., 2016)，本研究首次同时探讨了母子关系的积极(母子亲合)和消极(母子冲突)维度的中介作用，并且发现母子亲合和母子冲突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中介作用。由此可见，母子冲突与母子亲合对青少年抑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仅改善母子之间强烈的冲突并不能很好地预防和干预母亲抑郁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实践研究者还应注意建立母子之间积极的情感联结，从母子关系的多个方面实施干预，才能获得更加有效的干预结果。

本研究发现青少年的消极情绪性调节母子冲突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高消极情绪性青少年的母子冲突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其抑郁水平，而对于低消极情绪性的青少年，母子冲突不能显著预测其抑郁水平。这部分地证实了本研究的假设2，也与先前考察气质特征调节外在环境因素对青少年自身发展的研究结果一致(Hummel & Kiel, 2015; Sugimura & Rudolph, 2012)。具有高消极情绪性的青少年对压力事件更敏感，警觉性更高，生理和情绪唤醒阈限低(Garber & Rao, 2014)。在一定的压力环境下，高消极情绪性会导致青少年的情绪反应调节障碍以及更多的逃避退缩(Compas et al., 2004)。因此，母子冲突强能够显著预测高消极情绪性青少年的抑郁。

与研究假设2不一致的是，消极情绪性的调节作用仅出现在母子冲突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中，母子亲合与消极情绪性的交互作用不显著。无论在高消极情绪性还是低消极情绪性的青少年中，母子亲合都能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的抑郁。这可能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有关：首先，社区样本中，青少年与母亲的亲密度(即母子亲合)通常维持在较高的水平(Steinberg, 2001)，青少年可能对这种积极母子关系的变化更加敏感。母子之间亲密程度的波动，对青少年的影响也就更明显。其次，可能与消极情绪性的特点有关。消极情绪性反映的是个体易悲伤、易生气、易受挫的倾向性，消极情绪性高的青少年对压力事件及消极刺激更敏感(Garber & Rao, 2014)，而对母子亲合这样的积极亲子关系维度，消极情绪性发挥的作用不明显。由此可见，抑郁的代际传递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预防和干预青少年抑郁的过程中，既不能忽视母亲抑郁症状及不良的母子关系对青少年的影响，也应该重视对青少年自身特征等因素的干预。

综合上述研究发现，母子冲突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因青少年“易感性”的不同而有差异，但母子亲合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却没有表现出这种差异性。换言之，对所有的青少年而言，低水平的母子亲合均能导致其抑郁。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母子冲突的增多不一定能导致青少年的抑郁，但母子亲合的下降却使青少年面临抑郁的风险。这提示我们，在青少年期，父母应与青少年保持良好的情感联结并尽量避免冲突的发生；即使亲子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也应尽可能维持亲子之间的较高亲密度，从而降低青少年出现抑郁症状的可能性。

在本研究中，母亲抑郁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及机制均不存在性别差异。首先，抑郁代际传递的性别差异可能与子女的年龄有关(Goodman et al., 2011)。以往发现性别差异的研究，多数以儿童为研究对象(Cummings et al., 2005; Hummel & Kiel, 2015)；西方以青少年为被试的一些研究也未发现这种性别差异(如Garber & Cole, 2010)。今后的纵向研究可以对这种年龄趋势进行检验。其次，Garber等人(2010)认为，虽然个体的抑郁在青少年期开始出现性别差异，但男女生可能仅在抑郁症状平均水平上存在差异，在危险因素与抑郁的关系上具有相似性。关于抑郁及其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历来是研究者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未来研究者应给予更多的关注，特别是应加强对中国文化背景下这一问题的研究。

本研究在母亲抑郁代际传递整合模型的基础上，不仅同时检验了多维母子关系的中介作用，还首次实证检验了青少年的气质在抑郁代际传递中的调节作用，藉此为该模型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支持。同时，本研究的结果对抑郁的干预和预防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在实践干预中，应对亲子关系给予充分的重视，不仅要减少亲子关系的消极方面(亲子冲突)，还要改善亲子关系的积极方面(亲子亲合)。此外，消极情绪性在抑郁代际传递中的调节作用还提示干预实践者要充分考虑青少年自身对抑郁的易感性，通过培养青少年正确的认知方式、问题解决能力有利于减少母亲抑郁对青少年抑郁等适应问题的影响。为实现有效干预母亲抑郁对儿童青少年抑郁等适应问题的消极影响，应从母亲、家庭环境(如亲子关系)以及青少年自身多个方面共同实施干预和治疗。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本研究仅探讨了变量间的同时性关系，无法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随时间的推移变量间相互影响所产生的效应。未来的研究应该采用纵向研究设计，进一步考察母亲抑郁与青少年抑郁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及随时间的变化。其次，抑郁代际传递机制中还存在其他“调节因素”，比如积极健康的父亲：青少年如果能够从父亲那里得到充足的支持和保护，可能也不会受母亲抑郁影响而出现抑郁等适应问题。因此，我们认为考察更为全面的抑郁代际传递机制是今后研究的重要方向。最后，本研究的被试均为城市青少年，研究的结论能否推广至农村青少年群体中，尚需进一步验证。今后的研究应该选取人口学特征更为多样的样本，以期得到更具推广性的研究结论。

本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证实，抑郁的代际传递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母亲抑郁能够通过影响家庭环境(母子关系)进而导致青少年的抑郁；同时，青少年自身的特征会调节家庭环境对其造成的影响。青少年抑郁的干预与预防，应充分考虑母亲抑郁及与之有关的家庭环境、青少年自身特征等多种因素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