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焦虑是个体身处实际或想象中的压力情境时主观体验到的紧张、忧虑、恐惧等负性情绪，它具有稳定性且与学业、人际适应(Albano, Chorpita, & Barlow, 2003)以及抑郁、行为障碍(Weems, 2008)存在密切联系。持续高焦虑者若得不到及时的干预或矫治，其患有抑郁或行为障碍的风险就会提升。农村留守儿童青少年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在外务工而被留在户籍所在地的儿童和青少年，由于生活环境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系统性破坏，更易出现焦虑问题。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社交焦虑水平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李薇薇，蔡翥，2012)。青少年期是个体心理发生重大变化和学业任务加剧的时期，是焦虑提升的转折点，为了对留守青少年的焦虑进行科学预防或有效控制，需要考察影响留守青少年焦虑的相关因素及具体作用机制。

家庭是人类发展的生态学模型中最基本的分析单元，亲子依恋作为家庭环境的重要变量，其与焦虑的关系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高度关注(Boldt, Kochanska, Yoon, Nordling, 2014; Brumariu, Kerns, & Seibert, 2012; Stuart Parrigon & Kerns, 2016)。根据依恋理论(Bowlby, 1973)，安全性依恋的个体身处压力情境时，通常视父母为缓解焦虑的安全基地；不安全依恋的个体并不视父母为调节消极情绪的安慰资源，他们有些回避或忽视父母，有些时而依附父母，时而表现出对父母的生气或反抗。与这些观点相一致，实证研究发现，与安全性母子依恋的婴儿相比，不安全母子依恋的婴儿学龄期时的分离焦虑水平较高(Mofrad, Abdullah, & Uba, 2012)。有关儿童青少年亲子依恋的研究发现，安全性母子依恋的小学儿童社交焦虑、广泛性焦虑和躯体伤害恐惧水平较低(Brumariu et al., 2012; Brumariu & Kerns, 2010)，对母亲持安全依恋信念的青少年焦虑水平更低(Costa & Weems, 2005)。

尽管亲子依恋与儿童青少年焦虑的发展研究成果丰富，但多数研究主要以城市儿童或青少年为被试考察母子依恋对焦虑发展的影响。其实，个体在发展过程中能够与多个看护者之间形成多重依恋关系，对于双亲家庭的儿童和青少年，他们从一出生就开始建构与母亲和父亲的依恋关系(邢淑芬，梁熙，岳建宏，王争艳，2016)。根据多重依恋理论的独立组织假说，每种依恋关系的形成是建立在看护者与儿童青少年独立的互动经历基础上的，它们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影响不存在主次之分，各自影响心理发展的不同方面或对发展的同一方面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Howes, 1999; 邢淑芬等, 2016)。研究发现，母子依恋能更好地预测儿童的自我表征，父子依恋能更好地预测儿童的焦虑和退缩(Verschueren & Marcoen, 1999)；另有研究发现，母子依恋只缓解当时儿童的焦虑水平，父子依恋能缓解当时和1年后儿童的焦虑水平(Stuart Parrigon & Kerns, 2016; 赵金霞，2012)。虽然在婴幼儿期母子依恋相对重要，但随年龄的增长，父子依恋更有助于个体的心理适应(Boldt et al., 2014)。因为父子依恋是“父亲-孩子的激活关系”，父亲会帮助孩子独立地应对外部世界，勇敢地面对新环境(Lamb & Lewis, 2010)。尽管父子依恋对个体心理适应的影响不同于母子依恋，但比较母子依恋、父子依恋对青少年心理发展相对贡献的研究还较少(Kochanska & Kim, 2013)。在中国农村，父亲外出母亲看管(父外留守)或父母双亲外出其它监护人看管(双留守)是普遍存在的留守家庭模式，父亲或父母双亲长期在外务工不仅使留守青少年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也使他们与外出父母之间情感互动的频次与质量降低，这是否会导致母子依恋、父子依恋对青少年焦虑的相对贡献在父外留守和双留守的家庭之间存在差异？该问题尚未有研究进行考察，本研究将以农村初中生为被试对其进行探讨。由于父外留守青少年的母亲长期陪伴在身边，本研究预期母子依恋对其焦虑的预测作用可能大于父子依恋；双留守青少年由于父母都在外务工，考虑到父子依恋对儿童、青少年期的焦虑具有更好的预测力，本研究预期父子依恋对双留守青少年焦虑的预测作用可能高于母子依恋。

母子依恋、父子依恋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并不独立起作用，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内部的母子与父子子系统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多项研究也表明，母子依恋与父子依恋联合作用于儿童发展，与一方父母的安全性依恋能够补偿与另一方父母的不安全依恋对儿童发展的消极影响(Boldt et al., 2014; Kochanska & Kim, 2013)。然而，这些研究主要以完整家庭的儿童为被试，结果是否适合留守青少年群体尚待进一步分析。本研究拟将母子依恋、父子依恋的交互作用对不同留守类别青少年焦虑的影响作为另一重要内容进行考察。父外留守青少年由于母亲的陪伴，本研究预期安全性母子依恋能够补偿不安全父子依恋对其焦虑发展的消极影响；双留守青少年由于父母都在外务工，本研究预期母子依恋、父子依恋对其焦虑发展的相互补偿作用较小。

根据个体发展的生态学模型，学校是青少年发展的另一重要情境，教师是除父母之外影响青少年发展的重要成人。研究发现，教师支持对青少年的心理发展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张梦迪，2013)。当然，学校教师既直接作用于青少年的心理发展，又与家庭存在交互作用，来自教师的情感支持既能缓解家庭不利因素对青少年心理发展的消极影响，也能促进家庭因素对青少年发展的积极影响(乔娜, 张景焕, 刘桂荣, 林崇德, 2013)，因此，从系统论的视角探讨家庭与学校的共同作用有助于全面揭示二者影响青少年心理发展的交互作用机制。然而，回顾已有的研究，有关家庭和学校共同影响处境不利青少年心理发展的文献还相对缺乏。Sullivan的人际关系理论(1953)认为，在不利的处境中，社会支持更容易发挥潜在的心理治疗功能。Zhao, Liu和Wang的近期研究(2015)也表明，与父外留守的青少年相比，社会支持更容易缓解亲子关系不良对双留守青少年孤独感的影响。据此，本研究拟进一步考察教师支持对亲子依恋和青少年焦虑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本研究预期，与父外留守的青少年相比，教师支持更有助于保护双留守青少年免受焦虑情绪的困扰或抵御不安全的亲子依恋对双留守青少年焦虑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以农村父外留守、双留守青少年及其对照组(非留守)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不同留守状态的青少年之间的比较，探讨以下问题：(1) 母子依恋、父子依恋和青少年焦虑的平均水平在三组青少年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2) 母子依恋、父子依恋预测青少年焦虑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在三组青少年间可能存在的差异；(3) 教师支持对青少年焦虑的主效应以及对亲子依恋和青少年焦虑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在三组青少年间可能存在的差异。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是一项大型追踪研究的一部分，被试为整群选取的山东省临沂市某乡镇三所普通中学初一年级20个班共771名学生。在征得学校领导和班主任的同意后，以班级为单位对学生进行集体问卷测查，剔除无效问卷后剩余有效被试741名(男407，女334)。其中，父外留守青少年306名(男154，女152)，双留守青少年147名(男99，女48)，非留守青少年288名(男154，女134)。他们的年龄分布在11~14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2.85±0.52岁，约86%的青少年为非独生子女。

2.2 研究工具 2.2.1 亲子依恋

采用陈武等人修订的亲子依恋问卷进行测量(陈武，李董平，鲍振宙，闫昱文，周宗奎，2015)。母亲、父亲问卷各自独立但题项内容相同，分别施测后得到青少年的“母子依恋”、“父子依恋”得分，分数越高，依恋越安全。问卷共13个项目，1 ~ 5级记分，项目例子如“妈妈/爸爸尊重我的感受”。研究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构想效度(陈武等，2015)。本研究中，母亲、父亲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5和0.87。

2.2.2 教师支持

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进行测量，该量表主要用来考察个体感知到的来自家庭、朋友和其他重要他人的支持程度，共12个项目。由于教师是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成人，本研究参照已有研究(张梦迪，2013)将其他支持改为教师支持，包括4个项目(如“在我遇到问题时老师会出现在我身旁”)。采用1 ~ 5级记分，以4个项目得分的平均分记为教师支持得分，分数越高，支持度越高。研究表明，量表在中国初中生群体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张梦迪，2013)，本研究中教师支持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7。

2.2.3 焦虑

采用Spence儿童焦虑量表中文版(Zhao, Xing, & Wang, 2012)进行测量。共44个项目，其中38个为焦虑项目(如“我对一些事情感到担心”)，6个为测谎项目。包括分离焦虑、躯体伤害恐惧、社交恐惧、恐慌障碍、强迫冲动障碍和广泛性焦虑6个因子。由于《心理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将强迫冲动障碍从焦虑亚类分离，本研究在统计焦虑总分时删除了与强迫冲动障碍有关的题项。问卷采用0 ~ 3级记分，以所有焦虑项目得分的平均分记为青少年焦虑得分，分数越高，焦虑水平越高。Zhao等人研究(2012)表明，量表在中国儿童青少年群体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2.3 研究程序与统计分析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施测，主试为受过培训的心理学专业教师和大四本科生。施测前，首先对所有主试进行指导语(如研究目的、信息保密性)、问卷测查内容和施测注意事项的培训。然后，每班一名主试进行施测，待学生作答完毕当场回收问卷。采用SPSS22.0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

3 结果分析 3.1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为考察不同留守类别与性别的青少年在亲子依恋、教师支持和焦虑水平上可能存在的差异，本研究以留守类别(非留守、父外留守、双留守)和性别为自变量，以母子依恋、父子依恋、教师支持和青少年焦虑为因变量进行3×2的多元方差分析。结果发现(见表 1)：母子依恋(F(2, 735)=4.82, p < 0.01, (η²=0.01)、父子依恋(F(2, 735)=3.32, p < 0.05, (η²=0.01) 和焦虑(F(2, 735)=4.35, p < 0.05, (η²=0.01) 在不同留守类别的青少年之间差异显著，多重比较发现，双留守青少年的母子依恋、父子依恋安全性显著低于，焦虑水平显著高于父外留守和非留守青少年，后两组青少年之间差异不显著；教师支持在不同留守类别的青少年之间差异不显著(p > 0.05)。

青少年焦虑的性别差异显著(F(1, 735)=43.15, p < 0.001, (η²=0.06)，女孩得分显著高于男孩，其它变量的性别差异不显著(ps > 0.05)；所有变量的性别与留守类别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s > 0.05)。鉴于青少年焦虑存在性别差异，本研究接下来的统计分析将性别作为控制变量处理。

分别对非留守、父外留守和双留守青少年的数据进行偏相关(控制青少年性别)分析，结果发现(见表 2)：母子依恋安全性与非留守、父外留守青少年的焦虑呈显著负相关，与双留守青少年的焦虑相关不显著；父子依恋安全性与三组青少年的焦虑都呈显著负相关；教师支持与非留守、双留守青少年的焦虑呈显著负相关，与父外留守青少年的焦虑相关不显著。三组青少年的母子依恋、父子依恋和教师支持相互间均呈显著正相关。

3.2 分层回归分析

为考察母子依恋和父子依恋的交互作用、亲子依恋和教师支持的交互作用对不同留守类别的青少年焦虑的影响，本研究以青少年性别为控制变量，以焦虑为因变量，以母子依恋、父子依恋、教师支持为预测变量，分别对非留守、父外留守和双留守青少年的数据进行了分层回归分析，共建立了3个回归方程。为避免多重共线性，本研究对预测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各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的顺序为：第一步，性别；第二步，母子依恋、父子依恋、教师支持；第三步，预测变量中心化后生成的交互项(母子依恋×父子依恋，母子依恋×教师支持，父子依恋×教师支持)。

分层回归分析发现，非留守青少年的回归方程显著(见表 3)。其中，父子依恋和教师支持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焦虑，表明父子依恋越安全，教师支持度越高，非留守青少年的焦虑水平越低。母子依恋对非留守青少年焦虑的预测不显著，三个交互项的预测作用都不显著。

父外留守青少年的回归方程显著(见表 3)。其中，母子依恋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焦虑，表明母子依恋越安全，青少年的焦虑水平越低；父子依恋对青少年焦虑的预测不显著。母子依恋与父子依恋的交互项显著，由于理想的调节变量是与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相关都不大，因此，本研究以母子依恋为自变量，以父子依恋为调节变量采用Preacher，Curran和Bauer(2003)的在线资源进行简单斜率检验。结果发现(见图 1)，当父子依恋安全性较低时，母子依恋对焦虑的预测显著，simple slope=-0.16, t=-2.12, p < 0.05；当父子依恋安全性较高时，母子依恋的预测作用不显著，simple slope=-0.09, t=-1.34, p > 0.05。这表明，母子依恋与父外留守青少年焦虑的关系受父子依恋的调节，当父子依恋安全性较低时，安全性母子依恋能够补偿不安全父子依恋对焦虑发展的不良影响。

尽管教师支持对父外留守青少年焦虑的主效应以及与母子依恋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但教师支持与父子依恋的交互项显著。简单斜率检验发现(见图 2)，当教师支持较高时，安全性父子依恋能降低父外留守青少年的焦虑水平，simple slope=-0.25, t=-3.20, p < 0.01；当教师支持较低时，父子依恋的预测作用不显著，simple slope=0.06, t=0.79, p > 0.05。这表明，父子依恋和教师支持对父外留守青少年焦虑的发展是联合起作用的，只有当青少年获得高水平的教师情感支持时，安全性父子依恋才能降低他们的焦虑水平。

双留守青少年的回归方程显著(见表 3)。其中，父子依恋临界显著地负向预测青少年焦虑(p=0.08)，教师支持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焦虑，母子依恋的预测作用不显著，三个交互项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4 讨论

本研究基于发展系统论综合考察了非留守、父外留守和双留守青少年的母子依恋、父子依恋、教师支持与焦虑的关系及交互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能够为不同留守状态的青少年焦虑的教育干预提供理论指导。

4.1 不同留守状态下青少年的亲子依恋和焦虑状况

已有研究发现，与非留守的儿童青少年相比，留守儿童青少年的父子信任和父子沟通水平较低(李晓巍，刘艳，2013)，焦虑水平较高(李薇薇，蔡翥，2012)。作为已有研究的深化与拓展，本研究考察了非留守、父外留守和双留守青少年的亲子依恋与焦虑状况。结果发现，双留守青少年的母子依恋、父子依恋安全性显著低于，焦虑水平显著高于父外留守和非留守青少年，后两组青少年之间差异不显著，这与研究预期较为一致，原因可能与家庭结构的差异有关。双留守青少年的父亲和母亲都长期不在身边，是经历亲情缺失最为严重的农村青少年群体，虽然父母会通过现代通信工具时常与他们联系，但在亲子交往上明显具有时间上的长期间断性、空间上的远距离性、交往的非面对面性和互动频率低等特点(李庆丰，2002)，这可能会降低他们的亲子依恋质量。正是这些特殊的亲子互动特点，使得心智尚未成熟且缺乏父母呵护的双留守青少年与非留守及父外留守的青少年相比承受着更多的心理压力，如他们不仅体验着亲子分离的痛苦，还需独立应对生活、学习、人际交往等诸多问题，尽管父母外他者的心理慰藉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心理压力，但仍无法弥补父母情感缺失带来的伤害。这可能是双留守青少年焦虑水平较高的主要原因。

与研究预期不一致的是，本研究中亲子依恋和焦虑在父外留守和非留守青少年之间差异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留守母亲的陪护能让父外留守青少年获得最基本的生活照料，当身处焦虑情境时，母亲温暖的心灵关怀、耐心细致的行为指导不仅有助于维持母子间良好的情感联结，缓解青少年的焦虑水平，也有助于代偿父亲情感缺失的不良影响。这可能是父外留守与非留守青少年在亲子依恋和焦虑水平上差异不显著的主要原因。

4.2 亲子依恋与留守青少年焦虑的关系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变迁和教育观念的变化，父亲在儿童青少年养育中参与的时间逐渐增多，然而，关于父子依恋对处境不利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影响，我们知道的还相对较少。本研究综合考察了母子依恋、父子依恋对留守青少年焦虑的影响，结果发现，其与焦虑的关系在不同留守类别的青少年之间存在差异。安全性母子依恋能降低父外留守青少年的焦虑水平，但不能降低非留守和双留守青少年的焦虑水平；安全性父子依恋既能降低非留守和双留守青少年的焦虑水平，也能调节安全性母子依恋对父外留守青少年焦虑的影响。这表明，对非留守和双留守青少年来说，安全性父子依恋较之母子依恋更有助于缓解他们的焦虑情绪，该结果不仅与研究预期和已有研究相符(Verschueren & Marcoen, 1999)，也为多重依恋理论的独立组织假说在留守青少年中的适用提供了依据。对父外留守青少年来说，母子依恋和父子依恋联合作用于他们的焦虑情绪，当父子依恋安全性较高时，母子依恋对焦虑的预测不显著；当父子依恋安全性较低时，母子依恋能降低他们的焦虑水平，这与西方研究较为一致(Boldt et al., 2014; Kochanska & Kim, 2013)，表明与一方父母的安全性依恋可以补偿与另一方父母的不安全依恋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体现了两种依恋关系对父外留守青少年焦虑发展的补偿效应。

本研究尝试从家庭结构状态的差异对上述结果做出解释。非留守和双留守的青少年与父亲、母亲之间的互动处于同一时空条件下，即父母双方都陪伴在青少年身边或双方都外出务工。一些研究者认为，父亲和母亲对子女情绪发展的影响主要通过探索和调节机制完成(Paquette & Bigras, 2010)，与提供安全基地的母亲相比，作为玩伴的父亲更可能引导或鼓励子女趋近危险刺激、探索新情境(Duchesne & Ratelle, 2014)，父子间的激活关系不仅培养了儿童青少年的合作意识和问题解决技能，而且增强了他们的信心和勇气(Grossmann et al., 2002)，强大的父性威力可能会遮蔽母性关爱对儿童青少年焦虑的影响，无论父母都陪伴在子女身边还是外出打工都是如此。对父外留守青少年来说，外出务工的父亲尽管经常通过电话与他们保持情感上的交流，但这种交往毕竟具有时空上的特殊性。当遇到危险或压力情境时，青少年更容易从长期陪伴自己的母亲那里寻求安慰或帮助，这自然提升了母子依恋对父外留守青少年焦虑的直接保护作用，当父子依恋安全性较低时，母子依恋对父子依恋还发挥着补偿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非留守青少年的母亲虽然也陪伴在他们身边，但母子依恋安全性并没有降低他们的焦虑水平。鉴于非留守青少年的父亲也常伴左右，且随年龄增长父亲更有助于个体的心理适应，本研究被试为初中生，父亲的指导和鼓励可能更容易遮蔽母子依恋的影响。

4.3 教师支持对留守青少年焦虑的保护作用

本研究发现，教师支持对非留守、父外留守和双留守青少年的焦虑都具有保护作用，只是保护机制有所不同。对非留守和双留守青少年来说，教师支持能直接保护他们免受焦虑情绪的困扰，保护效应值分别为0.14和0.27。这表明，无论父母双方陪伴在青少年身边还是外出打工，来自教师的情感支持都能让他们感觉到周围人的关心和帮助。尤其是亲情缺失最为严重的双留守青少年，虽然家庭内部的情感交流弱化，但教师的情感支持能够弥补家庭情感功能的缺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焦虑情绪。对父外留守青少年来说，高水平的教师支持能够增强安全性父子依恋对焦虑的抵御作用，体现了两种保护因素交互作用于个体发展的增强模式，交互效应值为0.17。这说明在良好的师生关系背景下，父外留守青少年可能更容易感受到来自父亲的关爱与帮助。

尽管教师支持对三组青少年的焦虑都具有保护作用，但从保护效应值看，其对双留守青少年焦虑的保护效力最高，这不仅与研究预期和Zhao等人的近期研究(2015)相符，也与Sullivan的人际关系理论(1953)相一致，表明社会支持在弱势群体更容易发挥保护效力。这一结果提示教育工作者，对焦虑水平高、亲情缺失严重的双留守青少年给予足够的关爱与帮助是促进他们情绪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

4.4 未来研究展望与教育干预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完善。首先，尽管本研究对相关变量的考察具有坚实的理论依据，但结论是否可靠仍需追踪这类具有因果推断力的研究来进一步检验。其次，本研究只考察了青少年的焦虑，没有关注抑郁和其它外显的行为问题，由于母子依恋、父子依恋、教师支持对儿童青少年各种问题行为的预测是不一样的(邢淑芬等，2016；张梦迪, 2013)，未来研究需综合考察亲子依恋、教师支持对多种问题行为的不同影响，使研究内容更加丰满。再次，本研究没有考察分离年龄和留守时间对青少年焦虑的影响，有研究发现，亲子分离时个体的年龄越小，留守时间越长，其焦虑水平越高(凌辉等，2012)，未来研究需对这两个变量给予关注。

尽管存在以上局限，本研究对缓解留守青少年焦虑的教育干预依然提供了诸多重要启示。第一，心理健康工作者在教育干预过程中需重点对焦虑水平较高的双留守青少年尤其是女孩进行针对性干预。第二，由于安全性母子依恋能补偿父亲外出对青少年焦虑的消极影响，本研究呼吁农村家长，在追求家庭经济富裕的同时要付诸孩子更多的情感关怀，尽量减少母亲外出率，这对孩子的健康发展尤为重要。第三，考虑到教师支持对非留守、父外留守和双留守青少年的焦虑都具有保护作用，且对双留守青少年的保护效力最强，本研究建议教师尽量多了解留守尤其是双留守青少年的内心世界并及时进行心理疏导，以求更好地为留守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长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