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7, Vol. 33 Issue (3): 352-360.   PDF    
http://dx.doi.org/10.16187/j.cnki.issn1001-4918.2017.03.13
国家教育部主管、北京师范大学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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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信息

赵景欣, 王秋金, 杨萍, 刘霞. 2017.
ZHAO Jingxin, WANG Qiujin, YANG Ping, LIU Xia. 2017.
行为自主决策、亲子亲合与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留守与非留守青少年的比较
The Relationship among Decision-making Autonomy, Parent-Adolescent Cohes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Left-behind Adolescents and Non-left-behind Adolescents
心理发展与教育, 33(3): 352-360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33(3): 352-360.
http://dx.doi.org/10.16187/j.cnki.issn1001-4918.2017.03.13
行为自主决策、亲子亲合与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留守与非留守青少年的比较
赵景欣1, 王秋金1, 杨萍1, 刘霞2     
1. 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济南 250014;
2.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 北京 100875
摘要:以374名农村青少年为被试,基于留守青少年和非留守青少年的比较,探讨了个体行为自主决策、亲子亲合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检验了亲子亲合与性别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行为自主决策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农村留守和非留守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父子亲合和母子亲合能显著正向预测两类青少年的积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负向预测其消极情绪。(2)对于非留守青少年,行为自主决策与母子亲合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存在性别差异:行为自主决策仅能够显著正向预测非留守男生的积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母子亲合则显著负向预测非留守女生的消极情绪;但是,这种性别差异不存在于留守青少年之中。(3)对于非留守青少年,母子亲合在其行为自主决策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显著:低母子亲合水平下,行为自主决策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其生活满意度;高母子亲合水平下,行为自主决策与其生活满意度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键词留守青少年    行为自主决策    亲子亲合    主观幸福感    
The Relationship among Decision-making Autonomy, Parent-Adolescent Cohes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Left-behind Adolescents and Non-left-behind Adolescents
ZHAO Jingxin1, WANG Qiujin1, YANG Ping1, LIU Xia2    
1. School of Psychology,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2.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A total of 374 rural adolescents were recruited from a rural area in Shandong province of China, including 161 adolescents from two-parent-migrant families and 213 adolescents from nonmigrant families. These adolescents completed a self-report assessment on investigating relations between decision-making autonomy, parent-adolescent cohesion, and adolesc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Parent-adolescent cohesion and gender were examined as moderator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decision-making autonomy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adolescents' life satisfaction. Father-adolescent cohesion and mother-adolescent cohesion predicted higher levels of adolesc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Moreover, decision-making autonomy predicted positive emot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only among boys from nonmigrant families and mother-adolescent cohesion predicted negative emotion only among girls from nonmigrant families. In addition, mother-adolescent cohesion moder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ecision-making autonomy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adolescents from nonmigrant families. Specifically, decision-making autonomy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adolescents' life satisfaction at lower levels of mother-adolescent cohesion, but such association was not significant at higher levels of mother-adolescent cohesion.
Key words: left-behind adolescents    decision-making autonomy    parent-adolescent cohesion    subjective well-being    
1 问题提出

当前,随着农村留守青少年数量的不断增长及其自身发展适应问题的日益凸显,留守青少年的心理状况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但是,已有研究主要关注留守青少年的抑郁、焦虑、孤独和问题行为等消极结果(Cheng & Sun, 2015; Jia & Tian, 2010; Su, Li, Lin, Xu, & Zhu, 2013),对于留守青少年的幸福感等积极适应结果的关注则相对较少。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个体心理的健康发展不仅仅是指没有心理疾病,还应包括主观幸福感等积极心理状态的获得(Antaramian, Huebner, Hills, & Valois, 2010; Seligman, 2008)。其中,主观幸福感对于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发展有着重要影响(PalomarLever & Victorio-Estrada, 2014),主观幸福感缺失的儿童青少年会表现出更多的不良行为,甚至出现学习倦怠、适应不良等心理或行为问题(Bergman & Scott, 2001; Hascher, 2008)。然而,已有研究表明,农村留守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低于非留守青少年(申继亮, 胡心怡, 刘霞, 2009; Su, et al., 2013)。在这一背景下,揭示农村留守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保护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就成为当前该领域研究中的重要主题。

根据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自主性是青少年期的重要发展任务之一(Erikson, 1968)。在青少年期,随着个体生理的逐渐成熟、认知能力的提升和一些社会角色的体验或获得,他们会产生更多地追求自主的需要;同时,他们在某些领域事务的决策上也可能会获得更多自主性的权利(Qin, Pomerantz, & Wang, 2009)。行为自主决策(Decision-Making Autonomy)就是指个体决定自己的行为,不断倾向于自己做出决策而非与他人协商(Collins, Gleason, & Sesma, 1997)。青少年的行为自主决策可以表现在不同的生活领域事务之中,包括社会习俗事务(social-conventional issues, 如是否使用礼貌用语)、安全事务(prudential issues, 如是否喝酒、抽烟等)、常规事务(multifaceted issues, 如是否纹身等)和个人事务(personal issues, 如怎样支配零用钱等)(Smetana, Campione-Barr, & Daddis, 2004);并且,青少年在不同领域事务上的行为自主决策水平对于其幸福感有不同的影响(Smetana et al., 2004)。研究表明,与其他领域行为自主决策的影响相比,在个人领域事务上行为自主决策水平高的青少年会报告较多的积极情绪、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和自我价值感,体验到较少的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Qin et al., 2009; Smetana et al., 2004)。然而,已有研究表明,青少年对行为自主决策的需求往往会与父母认为自身仍具有决定孩子行为的权利相冲突(Eccles et al., 1993)。这就使得青少年在该领域自主性的获得过程中可能会遭遇来自其父母的阻力,进而可能影响到青少年的行为自主决策与其主观幸福感等积极适应结果之间的关系。对于农村留守青少年而言,父母外出打工带来的亲子分离,导致打工父母对他们的监管相对缺失;留守养育者由于家务、农活繁重以及监管责任分散等原因,对其也会相对宽松(赵景欣, 刘霞, 2013)。这样,留守青少年在个人领域的事务中可能会拥有更多自主决策的权利或机会,来自成年人的阻力也相对较小。那么,在亲情相对缺失、父母监管相对松散的背景下,农村留守青少年关于个人领域事务行为自主决策是否依然是其主观幸福感的保护性因素呢?这有待于进一步考察。

尽管青少年时期个体对自主性的需求不断增加,但是父母仍然是青少年重要的依恋对象和支持来源(Laible, Carlo, & Raffaelli, 2000)。亲子亲合(Parent-Child Cohesion)是指父母与子女之间亲密的情感联结,它即可以表现在积极的互动行为之中,又可以表现为养育者与儿童心理上对彼此的亲密感受(Zhang & Fuligni, 2006)。亲子亲合通常被认为是青少年正常发展的基础条件,对青少年的发展起着最为稳定的保护作用(Bean, Barber, & Crane, 2006; Zhao, Liu, & Wang, 2015)。研究表明,亲子亲合能够正向预测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Carla, Magdalena, Kielpikowski, Pryor, & Paul, 2011)。对于留守青少年,由于父母长期在外打工,他们与父母之间面对面互动和沟通减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与父母之间情感联结的消失。已有研究发现,与父母之间高水平的亲子亲合能够显著降低留守青少年的孤独感和抑郁等消极情绪(Zhao et al., 2015)。然而,这种远距离的、非面对面的积极亲子关系是否能够提高留守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这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在青少年期,个体在保持与父母的积极关系的同时获得自主是一个重要的阶段任务(Steinberg & Morris, 2001)。进入青少年期的个体,一方面由于自我的发展开始要求独立自主,希望脱离对父母的依赖,实现一定程度的心理分离;另一方面,由于对依恋关系的需求又要维持与父母亲密的情感联结。这一分离-个体化的过程涉及亲子关系的重新协商,即从单方面的权威向相互协商的关系转变,使青少年脱离对父母的依赖,在心理上与父母分离,进而获得独立性和自主性(Blos, 1979)。但是,青少年仍然需要家庭亲密性,同时也会继续在亲合、支持的家庭环境中受益(Barber & Schluterman, 2008)。可以说,青少年的行为自主决策与亲子亲合之间是相互依赖、互为补充的;青少年能否维持情感联结的需要及自主性需要之间的动态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发展的结果。研究发现,个体关联感需求的高度满足,能够有效缓冲自主性需求的满足对其抑郁情绪的负向预测作用(Vansteenkiste, Soenens, & Luyckx, 2006);在体验到与亲人之间高水平的亲密的社会情感联结时,即使青少年自主决策的机会较少,这些青少年同样可以形成高水平的自主型动机,进而促进其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的提升(Bao & Lam, 2008; Ryan & Deci, 2000)。这意味着,亲子亲合能够调节个体的行为自主决策与其心理适应之间的关系,高水平的行为自主决策只有在青少年保持与父母亲密情感联结的背景下才可能对个体的心理发展和适应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对于留守青少年来说,他们与打工父母之间的情感联结发生在父母长期不在身边、远距离背景之下。这种背景下的亲子亲合能否支持个体行为自主决策的积极效应呢?这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此外,个体自主性发展与亲子亲合的性别差异也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根据Hill和Lynch(1983) 的观点,男生常常被鼓励独立、坚定自信,而女生被期望、顺从、善于表达。研究表明,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男生都比女生更早地获得自主(Fuligni, 1998);青春期的男生独立意识增长更强,他们更渴望脱离父母的束缚,自由自在的生活(邹泓, 李晓巍, 张文娟, 2010)。可见,高水平的行为自主决策对男生可能更具社会适应意义。从与父母之间的情感联系的紧密性来看,女生比男生表现出更强的关系取向和更多的情感需求(Stroud, Salovey, & Epel, 2002),女生与父母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与和谐(王美萍, 张文新, 2014)。可以预期,青少年的行为自主决策与亲子亲合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个体发展结果的影响可能会存在性别差异。

综上,本研究将基于留守青少年与非留守青少年之间的比较,探讨不同留守类别与性别青少年的行为自主决策、亲子亲合以及主观幸福感的特点,分别检验行为自主决策、亲子亲合对留守青少年和非留守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直接预测作用,并揭示亲子亲合对行为自主决策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及其性别差异与留守类别差异。本研究假设:(1) 留守青少年与非留守青少年在行为自主决策、亲子亲合、主观幸福感上存在显著差异;(2) 行为自主决策、亲子亲合均能显著正向预测留守青少年和非留守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3) 父子亲合、母子亲合均能调节青少年行为自主决策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存在留守类别和性别差异。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班联系,自愿参加的方式,从山东省菏泽市、聊城市的两所乡镇初中选取初一、初二年级的405名农村青少年,剔除无效问卷、特殊家庭青少年(父母一方或双方去世、父母离婚或再婚)问卷后,剩余有效被试374人,包括161名双亲外出青少年,213名非留守青少年。被试的年龄范围在11~17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3.92±0.90岁,其中,男生202名,女生172名。

2.2 测量内容 2.2.1 行为自主决策

采用Qin等人(2009)编制的青少年行为自主决策问卷(Decision-Making Autonomy Scales),测量青少年在个人领域事务上的行为自主决策水平。问卷共计14个项目,例如“怎样度过自己的空闲时间”等,采用5点计分,1“家人为我决定”、2“家人询问我的意见,但最终由他们来决定”、3“家人和我一起决定”、4“与家人讨论后,由我自己来决定”、5“我自己来决定”。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代表被试的行为自主决策水平,分数越高说明被试的行为决策自主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行为自主决策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9。

2.2.2 亲子亲合

采用Olson等(1979) 编制的家庭适应和亲合评价问卷Ⅱ(Family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Evaluation Scales Ⅱ)的亲合分问卷,测量青少年的父子亲合和母子亲合水平。问卷包括题目完全相同的母亲/父亲两个分问卷,共10个项目,例如,“我与母亲/父亲彼此感觉非常亲近”等,采用5点计分,从1“几乎从不”到5“几乎总是”。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作为被试的母子/父子亲合水平,分值越高说明被试的亲子亲合水平就越高。本研究中,母子/父子亲合分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63与0.68。

2.2.3 主观幸福感

采用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三个指标来测量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其中,运用陈文锋、张建新(2004) 修订的积极/消极情绪量表来测量青少年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该量表中的8个项目测量个体的积极情绪,6个项目测量个体的消极情绪。采用4点计分,从1“没有”到4“经常有”。采用Huebner(1991)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来测量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由7个项目组成。采用5点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计算各指标项目的平均分来代表被试在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上的得分。本研究中,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2、0.80和0.60。

2.3 研究程序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每班由两名具有施测经验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任主试。测试一次完成,大约用时40分钟,问卷全部当场收回。采用SPSS20.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处理。

2.4 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由于本研究所有变量均来自青少年自我报告,因此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根据Podsakoff, MacKenzie, Lee和Podsakoff(2003)的建议,本研究在数据分析之前,应用Harman单因子检验(Harman’s One-factor Test)进行了统计确认。结果显示,特征根值大于1的因子有14个,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是18.62%, 小于40%, 说明本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 结果 3.1 农村留守青少年行为自主决策、亲子亲合、主观幸福感的特点及其相关

不同性别的留守青少年与非留守青少年在行为自主决策、亲子亲合及主观幸福感上的平均数、标准差见表 1。以留守类别和性别为自变量,分别以行为自主决策、母子亲合、父子亲合、积极情绪、消极情绪、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进行2×2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青少年行为自主决策的留守类别、性别主效应以及留守类别与性别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F(1, 370)=0.43, p > 0.05;F(1, 370)=0.19, p > 0.05;F(1, 370)=0.55, p > 0.05);青少年父子亲合的性别主效应显著,男生的父子亲合水平显著高于女生(F(1, 370)=12.67, p < 0.001, η2=0.03),但留守类别主效应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F(1, 370)=0.20, p > 0.05;F(1, 370)=1.03, p > 0.05);青少年母子亲合的留守类别、性别主效应及其交互作用均不显著(F(1, 370)=0.51, p > 0.05;F(1, 370)=1.42, p > 0.05;F(1, 370)=1.73, p > 0.05);青少年消极情绪、积极情绪、生活满意度的留守类别主效应均显著,留守青少年的消极情绪显著高于非留守青少年(F (1, 370)=6.88, p < 0.01, η2=0.02),积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非留守青少年(F (1, 370)=5.93, p < 0.05, η2=0.02;F (1, 370)=3.92, p < 0.05, η2=0.01),但性别主效应(F(1, 370)=2.08, p > 0.05;F(1, 370)=0.28, p > 0.05;F(1, 370)=0.18, p > 0.05) 及二者的交互作用(F(1, 370)=3.56, p > 0.05;F(1, 370)=0.43, p > 0.05;F(1, 370)=0.008, p > 0.05) 均不显著。

表 1 不同性别的留守与非留守青少年在各变量上的平均数(标准差)

分别对留守青少年和非留守青少年的行为自主决策、亲子亲合、积极、消极情绪、生活满意度之间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见表 2),无论是留守还是非留守青少年,行为自主决策与其生活满意度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而与其积极、消极情绪之间相关不显著;无论是留守还是非留守青少年,母子/父子亲合与青少年的积极情绪、生活满意度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与青少年的消极情绪之间均存在显著负相关。另外,对于留守青少年,行为自主决策与其母子亲合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表 2 留守(非留守)青少年行为自主决策、亲子亲合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
3.2 行为自主决策与留守、非留守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亲子亲合与性别的调节作用

为了检验母子亲合、父子亲合对青少年行为自主决策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可能存在的性别和留守类别差异,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法,分别对留守青少年和非留守青少年进行分析。为避免多重共线性,根据Aiken和West(1991) 的建议,对行为自主决策、母子亲合(父子亲合)进行中心化处理。各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的顺序如下:第一步,中心化后的行为自主决策、母子亲合(父子亲合)以及虚拟编码后的性别(0=女,1=男);第二步,两项交互项[行为自主决策×母子亲合(父子亲合),行为自主决策×性别,母子亲合(父子亲合)×性别];第三步,三项交互项[行为自主决策×母子亲合(父子亲合)×性别]。对所有回归模型中显著的交互项,采用Aiken和West(1991) 提出的简单斜率分析法来描述调节效应的本质。

3.2.1 母子亲合与性别的调节作用

行为自主决策、母子亲合、性别及其交互作用项对留守和非留守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见表 3。如表 3所示,留守青少年(β=0.19, p < 0.05) 和非留守青少年(β=0.21, p < 0.01) 的行为自主决策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其生活满意度;留守和非留守青少年的母子亲合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其积极情绪(β=0.42, p < 0.001;β=0.45, p < 0.001)、生活满意度(β=0.36, p < 0.001;β=0.33, p < 0.001),显著负向预测其消极情绪(β=-0.25, p < 0.01;β=-0.27, p < 0.001)。

表 3 行为自主决策、母子亲合、性别及其交互项对留守、非留守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

从非留守青少年的调节模型来看,行为自主决策与母子亲合的二项交互项能够显著预测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如图 1),在低母子亲合水平的非留守青少年,行为自主决策与其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向关联(simple slope=0.34, t=4.22, p < 0.001),母子亲合水平高的非留守青少年,行为自主决策与其生活满意度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simple slope=0.08, t=1.01, p > 0.05)。这说明,在母亲与孩子的亲合水平较高时,行为自主决策水平的提高不会导致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增加;但是,当母亲与孩子的亲合水平较低时,行为自主决策水平的提高则显著提高了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行为自主决策与性别的二项交互项能够显著预测非留守青少年的积极情绪,对于其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也达到了边缘显著水平。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如图 2图 3),行为自主决策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男生的积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simple slope=0.15, t=2.12, p < 0.05;simple slope=0.30, t=3.91, p < 0.001),但是不能预测女生的积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simple slope=-0.07, t=-0.99, p > 0.05;simple slope=0.09, t=1.00, p > 0.05)。母子亲合和性别的二项交互项能够显著预测非留守青少年的消极情绪。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如图 4),母子亲合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女生的消极情绪(simple slope=-0.45, t=-4.29, p < 0.001),但是不能预测男生的消极情绪(simple slope=-0.14, t=-1.40, p > 0.05)。

图 1 母子亲合对非留守青少年行为自主决策与其生活满意度关系的调节作用
图 2 性别对非留守青少年行为自主决策与其积极情绪关系的调节作用
图 3 性别对非留守青少年行为自主决策与其生活满意度关系的调节作用
图 4 性别对非留守青少年母子亲合与其消极情绪关系的调节作用

从留守青少年的调节作用模型来看,各二项交互项、三项交互项对青少年积极/消极情绪、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均不显著(ps > 0.05)。

3.2.2 父子亲合与性别的调节作用

行为自主决策、父子亲合、性别及其交互作用项对留守和非留守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见表 4。如表 4所示,留守和非留守青少年的父子亲合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其积极情绪(β=0.39, p < 0.001;β=0.51, p < 0.001)、生活满意度(β=0.32, p < 0.001;β=0.32, p < 0.001),显著负向预测其消极情绪(β=-0.34, p < 0.001; β=-0.22, p < 0.01);留守青少年(β=0.18, p < 0.05) 和非留守青少年(β=0.22, p < 0.01) 的行为自主决策依然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其生活满意度。

表 4 行为自主决策、父子亲合、性别及其交互项对留守、非留守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

从非留守青少年的调节模型来看,在控制父子亲合的条件下,行为自主决策与性别的二项交互项能够显著预测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表明,行为自主决策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男生的生活满意度(simple slope=0.32, t=3.83, p < 0.001),但是不能预测女生的生活满意度(simple slope=0.03, t=0.34, p > 0.05),这说明,男生的的行为自主决策水平越高,其生活满意度越高,而女生的行为自主决策水平并不能预测其生活满意度。

4 讨论

根据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自主性是青少年期发展的重要主题(Erikson, 1968);由于对依恋关系的需要,青少年又需要维持与父母亲密的情感联结(Laible et al., 2000)。在这一分离-个体化的过程中建立起与父母之间的既自主又联结的关系,对青少年的心理发展和适应十分重要(Blos, 1979)。基于留守和非留守青少年之间对比,本研究描述了不同类别青少年的行为自主决策、亲子亲合和主观幸福感状况,探讨了行为自主决策、亲子亲合分别对两类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保护作用,并且检验了亲子亲合对两类青少年行为自主决策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性别差异,为提升农村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与实证支持。

与已有研究相一致(Su et al., 2013),本研究发现,留守青少年的积极情绪、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非留守青少年,消极情绪显著高于非留守青少年。这进一步支持了留守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低于非留守青少年的结论。然而,与预期不同,在本研究中,留守青少年的行为自主决策水平与非留守青少年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是由于:第一,虽然父母不在身边,但是留守养育者依然能够直接参与青少年个人领域的决策。第二,本研究采用了自我报告的方法来测查青少年的行为自主决策水平,个体对高行为自主水平的渴望可能会导致他们对自身行为自主决策水平的高估(Noller & Callan 1986; Smetana, 1989)。

本研究显示,行为自主决策能够正向预测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这与已有研究相一致(Qin et al., 2009),说明在个人领域事务的行为决策水平对于农村留守与非留守青少年也具有直接的积极意义。但是,行为自主决策却不能显著预测其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这对于留守青少年和非留守青少年均是如此。这可能是因为,青少年在个人领域行为自主决策的获得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来自其父母的阻力(Eccles et al., 1993),而这种阻力会强化青少年对行为自主决策的渴望。因此,行为自主决策的水平越高,个体就会获得越多对生活的“掌控感”,进而体验到更多的生活满意度。但是,在崇尚集体主义的文化氛围中,家庭成员更重视相互依赖、和谐的人际关系(Marcus & Lin, 1999)。尤其是在认为“管”孩子就是对孩子好的东方家庭环境中,当青少年获得更多的行为自主决策自由时,可能会产生脱离父母“管教”的不确定感,甚至是因为“违背”父母而产生的内疚感(Chao, 1994; Qin et al., 2009)。这种不确定感或内疚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行为自主决策与个体情绪的关系。此外,本研究还在非留守青少年群体中发现了行为自主决策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性别差异:行为自主决策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男生的积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与女生的积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之间则不存在显著关联。这表明,对于更加渴望获得自主、更加希望摆脱父母束缚的男生而言(Fuligni, 1998),其行为自主决策水平具有更强的社会适应意义。

作为亲子关系的积极方面,亲子亲合对于一般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保护作用得到了诸多研究的证实(Barber & Schluterman, 2008; Jeremy, Ronald, & Bruce, 2010)。在本研究中,无论是母子亲合还是父子亲合,均能够提高个体的积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降低其消极情绪,对留守青少年和非留守青少年均是如此。这表明,不管父母是否与青少年生活在一起,亲子之间亲密的情感联结均是提升其幸福感的重要保护因素。在非留守青少年中,本研究还发现了母子亲合作用的性别差异:母子亲合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女生的消极情绪,但是与男生的消极情绪之间关联不显著;留守青少年的母子亲合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却不存在性别差异。这可能是因为,随年龄的增长,与女生相比,男生对母亲的情感需要逐渐降低,更多地寻求独立自主或在朋友群体中寻找情感需要的满足(Takahashi, Antonucci, & Akiyama, 2002)。这样,男生与母亲之间即使有较高水平的母子亲合,也疏于向母亲表达自己内心的情绪,从而降低了母子亲合的保护作用。但是,由于留守青少年的母亲不在身边,这种影响的性别差异作用则不再明显。

另外,在非留守青少年中,本研究还发现了母子亲合对于青少年的行为自主决策与其生活满意度之间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在母子亲合水平较高时,行为自主决策水平的提高不会导致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增加;但是,当母亲与孩子的亲合水平较低时,行为自主决策水平的提高则显著提高了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这可能是因为,在青少年期,个体在情感上逐渐与父母分离,更多地寻求独立自主(Takahashi et al., 2002)。这样,在较低水平的母子亲合背景下,高水平的行为自主决策水平就会产生一种补偿作用,进而提高了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然而,当母子亲合水平较高时,个体与母亲之高度亲密的情感联结可能会使个体将母亲的决策内化为自己的决策,认为母亲的决定也是自己所做的决定(Bao & Lam, 2008; Ryan & Deci, 2000)。所以,在高母子亲合条件下,即使个体行为自主决策与其生活满意度之间不再存在显著关联,但是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水平依然很高。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并没有发现父子亲合对于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这进一步表明,父子亲合和母子亲合在青少年发展中的作用是存在差异的。对于留守青少年,无论母子亲合还是父子亲合不能调节行为自主决策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这显示,在对于留守青少年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上,亲子亲合、行为自主决策是独立起作用的。那么,对于留守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亲子亲合、行为自主决策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中是否存在其他的作用机制?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在农村留守青少年家庭中,父母长期外出打工导致了其家庭环境的改变(Lu, 2012)。在这一背景下,行为自主决策和亲子亲合在留守青少年主观幸福感上的作用模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通过与非留守青少年的比较可以看出,尽管青少年在个人领域的行为自主决策和高水平的亲子亲合均在提升其主观幸福感方面存在主效应,但是母子亲合对于非留守青少年的行为自主决策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调节作用并不存在于留守青少年群体之中。这提示,亲子之间情感联结的功能在父母不在身边的情况下似乎发生了改变。本研究结果不仅为青少年的分离-个体化理论提供了一定的补充,而且为深入认识留守家庭中亲子关系的功能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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