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的外化问题包括违纪行为和广泛的攻击，具体包括违反学校纪律、打架打人、故意破坏公物、吸烟、离家出走等(Achenbach, 1991)。外化问题在青少年时期是特别突出的问题，而且也是儿童青少年表现出的最普遍、最持久的不良适应形式之一(Moffitt, 1993; Dodge, 2002)。一项对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青少年的调查表明，青少年中期吸烟成瘾的青少年约占4.6%，而在青少年后期这一比例上升为10.4%(郭未, 杨胜慧, 郑晓瑛, 2013)，而针对我国未成年犯的抽样调查显示，未成年犯中年龄14岁至16岁的比例最高，约占总量的三分之二(路琦, 董泽史, 姚东, 胡发清, 2014)。已有研究证实，成人出现的问题往往可以追溯到青少年期的行为问题，在青少年期出现的违纪和攻击行为在成年后可能演变为更严重的犯罪行为(Jessor, Donovan, & Costa, 1991; Richmond & Stocker, 2008)。因此青少年外化问题持续引发研究的关注，探讨与揭示青少年外化问题发生发展的影响因素以及作用机制成为其中的主要领域，而家庭环境的作用如父母的婚姻状况、教养方式是研究的焦点之一(Stroud, Meyers, Wilson, & Durbin, 2014)。

父母的婚姻质量，是指夫妻双方的主观满意度与婚姻关系的客观和谐程度，是双方在各个方面进行调适的综合状况(Lewis & Spanier, 1980)。它作为家庭环境因素的重要方面，与青少年外化问题状况显著相关(Howes & Markman, 1989; Kelly, 2000)。研究显示，父母的婚姻质量出现问题，对青少年的成长是非常不利的。长期处于高水平婚姻冲突下的青少年在发展中更容易导致外化问题(Galambos, Barker, & Almeida, 2003; Harold, Shelton, Goeke, & Cummings, 2004)。但父母的婚姻质量对青少年的外化问题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仍存在不同的理论观点。尤其集中在是父母婚姻冲突为孩子树立了行为的负面榜样，直接引发了孩子的问题行为，如社会学习理论(Belsky, 1981)，还是婚姻冲突更多影响了父母本身对孩子的教养行为而间接导致了孩子的问题行为，如外溢假说(The spillover hypothesis)(Easterbrooks & Emde, 1988)。

父母的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教育和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观念，对待子女的态度以及在此过程中的言行举止(Darling & Steinberg, 1993)。大量研究表明父母的教养方式与青少年的外化问题也有显著相关(Lee, Daniels, & Kissinger, 2006; Luthar & Goldstein, 2008)。研究显示，如果父母使用支持、温暖等积极教养，则其子女大多数能心情愉悦、情绪稳定和自我接纳，这是重要的保护因子。反之，如果父母使用严厉、控制等消极教养，将造成子女退缩、过分顺从、自卑、焦虑、缺乏安全感、攻击性强或反社会行为(Erikson, 1950; 刘文婧, 许志星, 邹泓, 2012)。

如上所述，父母的婚姻质量是直接对孩子的外化问题产生作用，还是间接通过教养方式对孩子的外化问题产生作用，关于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理论观点。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是最早用来解释婚姻冲突与孩子问题行为之间直接作用关系的理论之一，在婚姻关系中，该理论认为孩子通过观察父母攻击性冲突解决方式，强化其用攻击行为解决矛盾的错误观念，导致孩子的问题行为(Belsky, 1981; 池丽萍, 王耕, 2002)。而情绪安全理论认为婚姻冲突可能增加了父母间未处理的敌意，对孩子表现出更消极的教养，造成孩子长期的情绪压力，损害情绪安全感而导致了孩子的问题行为(Davies & Cummings, 1994)。根据家庭系统理论提出的外溢假说(The spillover hypothesis)则认为处于冲突中的父母，很容易将注意力聚焦在双方的情绪化行为上，对孩子的需求不敏锐，并极易表现出情绪化行为，从而造成亲子关系的恶化，婚姻冲突中产生的情绪压力会导致消极的教养方式，从而造成孩子的问题行为(Easterbrooks & Emde, 1988)。

从实证研究来看，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有研究表明婚姻质量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孩子的外化问题，而且还通过教养方式对孩子的外化问题产生影响(Jenkins, Simpson, Dunn, Rasbash, & O’Connor, 2005; Schoppe-Sullivan, Scherchmerhorn, & Cummings, 2007; 李剑侠, 郭菲, 陈祉妍, 2012)。另有研究则显示婚姻质量对孩子的外化问题没有直接作用，只通过教养方式对孩子的外化问题产生间接影响(Chang, Lansford, Schwartz, & Farver, 2004; Cui & Conger, 2008; Stroud et al., 2014)。尽管已有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父母婚姻质量和父母教养方式都对孩子的外化问题存在影响，但其中的具体作用机制如何？尚存在不一致，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综上所述，目前涉及父母婚姻质量，教养方式和青少年外化问题的理论与实证结果皆存在不一致，导致这些不一致结果的原因是多样的，但有几个设计和方法上的问题可能值得关注：首先是目前的设计大部分采用横向设计，对于变量间的关系检验存在一定的限制(李剑侠等, 2012; 刘俊升, 季晓芹, 李丹, 2014)。本研究采用纵向设计，能够较好的分析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也能清晰解释现象变化过程的特点(风笑天, 2006)；其次，在研究中大多采用的是单一主体报告，有其片面性，且存在共同方法变异的问题，本研究采用多主体报告，使得结论能更加客观全面(陈光辉, 张文新, 王姝琼, 2009)。最后，现有研究大部分都集中探讨消极教养和外化问题之间的关系，较为忽略积极教养的作用，将两类教养同时考察的研究也偏少，本研究在建构模型时同时考察了积极教养和典型的消极教养严厉两个维度。因此，基于以上的理论，本研究建构的模型如图 1所示，本研究的假设如下，第一次测量(T1) 的父母婚姻质量对第二次测量(T2) 的青少年外化问题产生直接影响，也可以通过T1积极教养和T1严厉教养的中介作用来影响T2青少年的外化问题。

图 1 父母婚姻质量、教养方式和青少年外化问题的关系假设模型

图选项

本研究数据来自于全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项目，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样本覆盖了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大区域，在北京、杭州、乌鲁木齐、沈阳等九个代表城市选取的青少年和家庭样本。本研究第一次测量的数据是2009年底至2010年初调查所得，第二次测量的数据是2011年起调查所得，数据调查时间间隔约一年，追踪样本的主体为非毕业班同学(小学四、五年级，初一、初二以及高一、高二)(侯金芹, 郭菲, 陈祉妍, 2013; 侯金芹, 陈祉妍, 2016)。本研究中共有青少年2396名，其中男生1165名，占48.6%，女生1231名，年龄10 ~ 18岁，平均年龄14.99 ± 2.21岁。

采用Locke和Wallace(1959)编制，刘培毅和何慕淘(1999)修订后的婚姻调适问卷中文版(Marital Adjustment Test, MAT)来测量父母的婚姻质量，由青少年的母亲和父亲双方报告。该问卷包括了婚姻质量如争论，沟通，休闲娱乐，家庭财务等多个方面，共15个条目，总分得分范围2 ~ 158分，得分越高，表明婚姻调适越好，婚姻满意度越高。婚姻调适问卷是测量婚姻质量广泛使用的一个工具，以往研究表明其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中该量表的母亲评一致性信度为0.78，父亲评一致性信度为0.77。

采用由Melby和Conger (2001)开发的爱荷华青年和家庭项目(Iowa Youth and Families Project, IYFP)中的教养问卷，由青少年进行报告。该问卷共11个条目，受测者根据最近一年的情况回答父母的教养行为，采用1(从不)~ 5(总是)5点计分。包括了两个维度：积极教养维度测量父母采用讲道理，开放式沟通，问题解决及与孩子进行互动的程度，以及父母对孩子行踪和表现的掌握程度；消极教养维度的严厉教养测量的是父母采用打骂、斥责等教养行为的程度。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Kim, Ge, Conger, Brody, & Gibbons, 2003; Kim & Ge, 2000)。本研究中积极教养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是评母亲为0.81，评父亲为0.87。严厉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是评母亲为0.68，评父亲为0.67。

采用由Achenbach(1991)编制，徐韬园(1999)修订后的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CBCL)进行测量，由父母分别报告。该问卷共113个条目，分为8个维度，本研究选取了违纪和攻击性两个维度进行测量，父亲和母亲分别根据孩子最近半年的情况回答每项行为符合的程度，采用0(不符合)~ 2(很符合)3点计分，得分越高，问题行为越严重。本研究中父母评量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均为0.88。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抽取的代表城市中分层抽取各类学校，每所学校分层抽取自然班，调查以班级为单位进行。由经过培训的主试在班上向家长和学生说明此调查的内容和目的，并说明填写的具体注意事项。学生卷当场填写完收回，父亲卷和母亲卷则在一周内填写完毕交给主班老师，最后统一收回。本研究为追踪研究，因此进行了前后两次施测。使用SPSS16.0和AMOS17.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首先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讨各变量之间的关系，然后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父母婚姻质量、教养方式和青少年外化问题的关系进行路径分析，并采用Bootstrap方法对教养方式在父母婚姻质量与青少年外化问题中介作用的显著性进行检验(Shrout & Bolger, 2002)。3研究结果

在分析中首先对青少年外化问题的性别差异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父亲评青少年外化问题：男生(M=3.55±4.99) 的外化问题显著高于女生(M=2.57±3.85) 的外化问题(t=3.21，p < 0.01)；母亲评男生(M=3.01±4.24) 的外化问题也显著高于女生(M=2.25±3.22) 的外化问题(t=3.00，p < 0.01)。对青少年外化问题的年龄组差异进行的检验显示，父亲评结果显示为青少年早期(10~13岁)(M=2.79±3.95) 的外化问题与青少年中期(14~18岁)(M=3.08±4.49) 的外化问题没有显著差异(t=-1.03，ns)；母亲评青少年早期(M=2.45±3.59) 的外化问题与青少年中期(M=2.68±3.83) 的外化问题(t=-0.94，ns)亦不显著。

相关分析显示父母的婚姻质量与教养方式存在显著相关，T1(第一次测量)母亲及父亲的婚姻质量与T1母亲及父亲的积极教养都呈显著正相关，与T1母亲及父亲的严厉教养呈显著负相关。父母的婚姻质量、教养方式与青少年的外化问题呈现跨轮的显著相关：T1母亲及父亲婚姻质量与T2(第二次测量)青少年外化问题呈显著负相关。T1母亲及父亲的积极教养与T2青少年外化问题呈显著负相关，而T1母亲及父亲的严厉教养则与T2青少年外化问题呈显著正相关(见表 1)。

表 1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表选项

首先，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理论假设验证分析，以第一轮的父母婚姻质量为自变量，母评婚姻质量和父评婚姻质量分别为其观测变量。教养方式为中介变量，教养方式分为积极教养和严厉教养，作为潜变量呈现，其中父亲教养和母亲教养分别作为观测变量。第二轮的青少年外化问题是模型中的因变量，父亲评和母亲评为其观测变量，最终模型如图 2。结果表明，该模型的拟合指标分别为：χ²/df=8.07，RMSEA=0.04，NFI=0.99，IFI=0.99，TLI=0.99，CFI=0.99。各拟合指标均良好，说明数据与建构模型拟合度较好。模型中T1积极教养，T1严厉教养和T2外化问题的各因子载荷都在0.63至0.88之间，并且各路径均有统计学意义。由父母婚姻质量、积极教养、严厉教养对青少年外化问题影响的关系路径图(图 2)可知，T1父母婚姻质量能够正向预测T1积极教养(β=0.42，p < 0.001)，T1父母婚姻质量能够负向预测T1严厉教养(β=-0.17，p < 0.001)，T1积极教养负向预测T2外化问题(β=-0.26，p < 0.001)，T1严厉教养正向预测T2外化问题(β=0.31，p < 0.001)，T1父母婚姻质量与T2外化问题之间的路径系数也显著(β=-0.13，p < 0.001)。

图 2 父母婚姻质量、教养方式和青少年外化问题的关系路径图

图选项

因此，基于图 2所示的中介模型，采用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进一步检验教养方式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抽样数为2000，置信区间为95%。结果表明：教养方式在T1父母婚姻质量和T2外化问题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其95%置信区间为[-0.19~-0.13]，间接效应值为-0.16，置信区间内未包含0，验证了T1积极教养、T1严厉教养在T1婚姻质量和T2外化问题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温忠麟, 叶宝娟, 2014)。T1父母婚姻质量到T2青少年外化问题的直接效应值为-0.13，总效应量为-0.29，效果量为中介效应值除以总效应量(温忠麟, 张雷, 候杰泰, 刘红云, 2004)，教养方式的中介效应效果量为55.2%。

本研究结果表明，父母亲有良好婚姻质量的孩子不易出现外化问题，而父母亲婚姻质量较低的孩子更容易产生外化问题，这一结果与已有的研究一致(Schoppe-Sullivan et al., 2007)。父母亲的婚姻质量是孩子在家庭中成长的重要环境因素，根据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孩子通过观察父母的行为及后果而学习到相关人际交往和冲突解决策略，而父母亲较低的婚姻质量则意味着更多的冲突(隐蔽或公开的冲突)，不良的沟通模式及情绪处理方式等，孩子暴露在这种环境中，自然而然也学习到这些方式，并且间接增强了孩子的错误观念，认为攻击行为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可行方式，这种错误观念直接导致孩子的外化问题(Belsky, 1981; 夏天生, 刘君, 顾红磊, 董书亮, 2016)，长期生活在高水平婚姻冲突下的孩子更容易产生外化问题(Harold et al., 2004)。反之，父母亲良好的婚姻质量可以使孩子生活在比较安全的环境中，并且学习到好的冲突处理方式和人际相处策略，从而不容易产生外化问题(Cummings & Davies, 2002)。

父母亲的积极教养对青少年的外化问题有负向预测作用，而严厉教养对青少年的外化问题则有正向预测作用。以往研究显示，父母亲的积极教养对青少年来说是具有正向引导作用，温暖、支持等积极教养行为帮助青少年减少问题行为的发生，而严厉教养则会加重孩子问题行为的发生(Amato & Fowler, 2002; Chang et al., 2004)。大量的研究也证明，如果父母亲对孩子问题行为的教养方式过于严厉，容易强化父母和孩子之间强制性的不良相互作用，导致更进一步的问题行为。而父母为了避免这种恶性结果，会使用更加严厉的教养方式，从而使得孩子的外化问题更容易产生(邓世英, 刘视湘, 郑日昌, 2001)。

本研究中，虽然没有直接把父亲和母亲分开单独考察，但是相关分析中显示了和母亲的教养方式一样，父亲的教养方式也与青少年外化问题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父亲的教养也十分重要。有研究显示，父亲参与到教养中，并且发挥积极的教养作用，对青少年的外化问题有较好的抑制作用(Amato & Gilbreth, 1999; 刘蓓, 魏志民, 邢晓沛, 王美芳, 2012)。

本研究发现，父母亲的积极教养及严厉教养在父母婚姻质量与青少年外化问题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这一结果与本研究理论假设相吻合，即父母婚姻质量不仅直接对孩子的外化问题产生影响，而且还间接通过父母亲的积极教养及严厉教养对外化问题产生作用，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也是一致的(Jenkins et al., 2005; Schoppe-Sulliva et al., 2007; 李剑侠等, 2012)。

本研究显示父母的婚姻质量越高，父母的教养方式越趋于积极教养，反之则越趋于严厉教养，这一研究结果支持了外溢假说，即父母的婚姻问题会影响他们的教养方式(Easterbrooks & Emde, 1988; Erel & Burman, 1995)。婚姻中的一方若对婚姻的满意度高或从对方接收到支持，则比较容易对孩子有较高的支持度和敏感性，更倾向采取积极教养。反之，如果婚姻中的双方处于具有破坏性的婚姻冲突中，他们的情绪就会受到消极的影响，并且无法对孩子的需要提供敏感的回应(McCoy, George, Cummings, & Davies, 2013)，从而更倾向对孩子采取严厉教养，导致孩子的外化问题。因此，不良的婚姻质量会恶化父母对孩子的教养方式，而良好的婚姻质量则有利于父母和孩子的教养关系(Krishnakumar & Buehler, 2000)。

情绪安全理论也认为婚姻冲突可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威胁到孩子的情绪安全感，从而导致孩子的问题行为(Davies & Cummings, 1994)。特别是当父母的婚姻质量较低，冲突较多时，会导致他们生理上的疲惫及情感上的匮乏，从而影响到他们与孩子之间的亲子互动，把未处理的敌意扩展到孩子身上，导致对孩子采用更多的严厉教养，威胁到孩子的情绪安全感；或者父母的冲突使得他们很容易忽略孩子的生理及心理需求，对孩子的敏感性降低，导致孩子的不安全依恋，从而产生问题行为(Schoppe-Sullivan et al., 2007; 池丽萍, 王耕, 2002)。反之，当父母的婚姻质量比较高，彼此对关系有较高的满意度，能相互提供支持时，双方的情绪就比较稳定，对孩子的需求及情绪有敏锐的觉察，就更容易采用积极教养，并能提供温暖的支持与引导，孩子就具有较好的情绪安全感，这也会成为孩子远离外化问题的保护性因子(Schermerhorn, Cummings, & Davies, 2008)。

因此，在临床实践中不仅要关注父母的婚姻质量差对孩子产生直接的消极影响，还要关注其对父母教养方式带来的负面影响，因父母的教养方式也会预测孩子的外化问题。本研究结果也鼓励父母要首先处理好双方的婚姻关系，提高婚姻满意度，其次调整教养方式，尽量使用积极的教养方式，这样才能更好的帮助其孩子降低发生外化问题的可能性。

本研究中，我们依据社会学习理论及外溢假说同时考察了父母婚姻质量以及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外化问题的作用机制，结果论证了理论假说。本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教育实践意义。首先，父母婚姻质量与教养方式以及青少年外化问题的关系提示父母要先处理好双方的关系，和睦良好的家庭关系可以成为减少孩子外化问题的保护因子，并多采用温暖、支持等积极教养，与孩子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其次，对青少年外化问题的干预具有指导意义，提示父母们可以通过个体咨询、团体辅导或家庭治疗来调整家庭的关系，改善教养方式，能切实降低孩子外化问题发生的几率。

目前在本研究中虽分析的是两轮追踪数据，但调查的时间仅相隔一年，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推论父母婚姻质量、教养方式和青少年外化问题长时程的动态作用关系。因此将来的研究要进一步扩大追踪的年限，以便获得更可靠的结果。其次，严格意义上的追踪研究和数据，应该将青少年外化问题的初始水平也纳入模型，将来的研究可以在考虑基线水平之后得出因果路径关系，这样的结果更加严谨。最后，父母和孩子不同的性别组合是否对婚姻质量对孩子的作用以及教养方式对孩子的作用产生影响，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考察三者在不同性别亲子组合(父女、父子、母女、母子)中呈现的关系是否不同。

(1) 父母婚姻质量对父母的教养方式产生影响；

(2) 父母婚姻质量可以直接预测青少年的外化问题，同时也可以通过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的外化问题产生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