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应用，网络在人们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截至2015年6月，我国即时通讯用户规模达到6.06亿，网络游戏用户规模达到3.80亿(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16)。网络使用给个体带来的影响也日益受到心理学家的广泛关注，但现有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有研究表明网络使用给个体带来了积极影响(牛更枫等, 2015; Frison & Eggermont, 2015; Steinfield, Ellison, & Lampe, 2008)。例如，在社交网站上与好友交流联系，可以维持和扩大社会资本(Steinfield et al., 2008)。但也有研究认为网络使用给个体带来了消极影响(罗喆慧, 万晶晶, 刘勤学, 方晓义, 2010; Lee, 2014; Mok, Jorm, & Pirkis, 2016)。例如，网络为有自伤倾向的青少年提供了相互交流的平台，增加了其自杀概率(Mok et al., 2016)。研究结果之所以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个体的网络使用动机(Kruat et al., 2002; 张锋, 沈模卫, 徐梅, 朱海燕, 周宁, 2006)与网络使用强度(Tandoc, Ferrucci, & Duffy, 2015)不同。因此，这一问题需要研究者更多地关注。

青少年时期是生理和心理急剧变化的时期，也是各种情绪问题出现的高峰期。因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话题。其中，抑郁最为研究者所重视。研究表明青少年抑郁的发生率为20%~30% (杨文辉, 周烃, 彭芳, 刘海洪, 2013)。抑郁会给青少年的社会适应带来各种消极影响，如更差的学业表现(Fröjd et al., 2008)，更多的物质滥用(Chaiton, Cohen, O’Loughlin, & Rehm, 2009)以及成年后更高的自杀倾向(Vander Stoep et al., 2011)。在抑郁的影响因素中，压力事件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Monroe和Simons(1991)指出压力事件是导致抑郁发生的重要因素。Hankins (2008)的纵向研究也证实了压力事件对抑郁的正向预测作用。虽然压力事件对青少年抑郁有影响，但少有研究在网络普及的背景下，探讨压力事件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因此，本研究将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

压力需求理论(Stresses Toward Equilibrium Principle)认为，压力是机体内部的一种不平衡状态，在面对压力时，个体有强烈的动机去寻求途径缓解压力以维持机体平衡(Murray, 1938)。媒体使用就是一种常见的缓解压力途径。以往压力事件与媒体使用的研究表明，看电视不仅可以通过转移注意以暂缓压力事件带来的负性情绪，让负性情绪回到基线状态，还可以使个体产生积极情绪(如，看娱乐性强的节目)以替换消极情绪(Anderson, Collins, Schmitt, & Jacobvitz, 1996)。在当今的信息社会，网络已成为一种具备社交、娱乐等各种功能的重要媒介，也具有有效缓解压力的作用(魏华, 周宗奎, 李雄, 罗青, 高洁, 2014; Frison & Eggermont, 2015)。例如，压力事件可以正向预测逃避型游戏动机(魏华等, 2014)。因此压力越大，个体的网络使用动机越强。同时，青少年使用互联网联系好友和娱乐休闲已经相当普遍——城市与农村青少年(10~19岁)的网络使用率分别为85.1%和65.6%，占我国网民总数的23.8%(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16)。网络既已成为青少年生活的重要部分，它在压力事件与抑郁之间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

Kraut等(2002)在富者更富混合模型(Rich-get-richer Paradox)中指出网络使用对个体的影响是由不同的使用行为决定的，如使用互联网进行娱乐和信息搜索对个体社交结果的影响不同于与家人、朋友或线上陌生人聊天等产生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动机是个体行为产生的根源。国内研究者张锋等人(2006)也指出，互联网发挥其作用的方式更可能与使用者的不同动机有关。他们的研究表明，信息获取动机负向预测抑郁，而人际情感动机则通过增加病理性网络使用而正向预测抑郁。因此，不同个体即便都使用同一网络媒介，网络使用带来的后果也可能是不同的，网络使用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可能会通过不同的网络使用动机来起作用。由于网络提供给个体缓解压力的方式是多样的，因此，压力事件可能引发个体的多种网络使用动机。网络使用动机主要包括社会补偿动机，消磨时间动机，休闲娱乐动机和好友联系动机(Barker, 2009)。社会补偿动机是指个体无法从现实中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转而在网络上寻求社会补偿的动机。拥有这种动机的个体将网络视为一个安稳舒适的环境以逃避现实。例如：我上网因为这让我远离其他人。消磨时间动机是指个体上网是为了打发时间，个体暂时不去管那些压力因素，只上网消耗时间。如：我上网主要是没有更好的事情可以做。休闲娱乐动机是指个体上网是为了放松身心。如：我上网因为这让我感到愉快。好友联系动机是指个体上网主要为了与好友联系，并从中获得满足感。如：我上网是为了跟好友交换新鲜事。本研究中，由于社会补偿动机与消磨时间动机主要是逃避压力而不是解决问题，因此可能正向预测抑郁。好友联系动机是通过社交方式获得社会支持，因此可能负向预测抑郁。休闲娱乐动机可以放松身心，缓解压力，增加积极情绪，因此它也可能负向预测抑郁。

相关研究也显示，网络使用动机可以正向预测网络使用强度(Barker, 2009)。而网络使用强度对抑郁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Tandoc et al., 2015)。同时，Leung(2006)指出，压力事件正向预测网络使用强度。因此，压力事件也可能通过网络使用动机和网络使用强度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抑郁。

以往研究多考察网络对大学生的影响(Tandoc et al., 2015)。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普及现已经延展到了初中阶段，这一时期是个体从童年期进入青春期的转变期，有着较多的压力体验(Leung, 2006)，且这一时期个体的认知能力并不完善，社交技能也未发展完全，极易受到网络的负面影响(Subrahmanyam, Greenfield, Kraut, & Gross, 2001)。因此，考察网络使用在压力事件与初中生抑郁间的作用十分必要，它可以从媒体使用的角度揭示压力事件影响初中生抑郁的内在机制。同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深化该领域的理解和认识，也有助于推动在网络背景下对抑郁的预防和干预。此外，以往研究表明，初中生的抑郁存在显著的性别和年龄差异。具体表现为抑郁随年龄增大而增加，女生抑郁得分高于男生(陈祉妍, 杨小冬, 李新影, 2009)。因此，本研究将性别与年龄作为控制变量。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压力事件正向预测四种网络使用动机；网络使用动机中，社会补偿动机与消磨时间动机正向预测初中生抑郁，而休闲娱乐动机与好友联系动机负向预测初中生抑郁；压力事件通过影响网络使用动机影响初中生抑郁。

H2：压力事件正向预测网络使用强度，网络使用强度正向预测初中生抑郁，压力事件通过影响网络使用强度影响初中生抑郁。

H3：网络使用动机正向预测网络使用强度，压力事件通过网络使用动机和网络使用强度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初中生抑郁。

采用整群取样的方法，在武汉市内2所初中进行被试选取。在每所学校中，每个年级抽取三个班进行施测，共发放问卷1044份，回收有效问卷913份，有效回收率为87.45%。其中男生558人，女生355人，初一398人，初二313人，初三201人，平均年龄为13.34±1.04岁。

采用刘贤臣等(1997)编制的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该量表包括27个条目，采用6点计分(0=未发生；1=发生过，没有影响；2=发生过，轻度影响；3=发生过，中度影响；4=发生过，重度影响；5=发生过，极度影响)，得分越高表明应激的压力越大。在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93。

采用Barker(2009)编制的网络使用动机量表。该量表共20个项目，包括社会补偿动机，消磨时间动机，休闲娱乐动机和好友联系动机四个维度。量表采用7点计分，被试对量表中的陈述是否符合自身情况进行评定(1=完全不符合到7=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网络使用动机越强烈。对原始问卷翻译后在本研究的初中生群体中进行施测，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标如下：χ²/df=4.73，RMSEA=0.06，NFI=0.87，GFI=0.92，CFI=0.90。本研究中四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分别为0.77，0.74，0.80，0.70。量表总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89。

改编Valkenburg和Peter(2007)编制的网络使用强度问卷，用来测量网络社交使用强度与网络游戏使用强度。其中，网络社交使用强度与网络游戏使用强度各有4个项目。例如，上一次你上网时，大概有多长时间是在聊天?(1=少于15分钟，2=15分钟到1小时，3=1到2小时，4=2到3小时，5=3小时以上)。本研究将选项的总分作为网络使用强度指标。本研究中网络社交与网络游戏使用强度量表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71和0.73。

采用Radloff(1977)编制的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的中文修订版(陈祉妍等, 2009)。量表共20题，采用4点计分(0=偶尔或无发生；1=有时发生；2=经常发生；3=持续发生)，得分越高说明一周内抑郁程度越高。本次测量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78。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主试由经过统一培训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任，统一发放问卷，统一回收。采用SPSS17.0和Mplus7.11对数据进行描述分析，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建模等统计分析。

本研究所有变量均来自中学生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因此，分析数据前需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检验(周浩, 龙立荣, 2004)，结果显示，第一个主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仅为16.27%(远小于40%的临界标准)，因此共同方法偏差的威胁并不严重。

对压力事件，网络使用动机，网络使用强度与抑郁的平均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除好友联系与抑郁无显著相关外，其余变量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如表 1所示)。

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变量间的相关分析(n=913)

表选项

由于抑郁的性别和年龄差异显著(陈祉妍等, 2009)，因此本研究在进行统计分析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采用Mplus7.11软件，在控制了性别和年龄后，对压力事件、网络使用动机、网络使用强度与抑郁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有两条路径不显著。按标准化路径系数“由小到大”的顺序逐一剔除不显著路径(好友联系→使用强度，β=－0.018，t=－0.560，p > 0.05；消磨时间→抑郁，β=0.046，t=1.029，p > 0.05)，最终所得模型如图 1。模型拟合指数：χ²/df=1.60，RMSEA=0.026，CFI=0.997，TLI=0.988，SRMR=0.019。根据侯杰泰等(2004, p 155-161) 提出的模型拟合良好的标准，χ²/df小于5.0且越小越好，RMSEA < 0.05，SRMR < 0.05，CFI和TFI越接近1越好，本研究中模型拟合良好。

图 1 压力事件，网络使用动机，网络使用强度与抑郁的路径图

图选项

从该模型可以看出压力事件不仅可以直接影响抑郁，还通过网络使用动机和网络使用强度的间接作用影响抑郁。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比Bootstrap检验，重复取样2000次，计算95%的置信区间。若95%的置信区间不包括0，则表明间接效应显著。温忠麟等(2014)指出：1) 若研究以中介效应立论，要根据ab与c’的符号进行解释。2) 如果ab与c’的符号相同，则按中介效应解释，结果报告中应报告ab/c’；如果ab与c’的符号相反，则按掩蔽效应解释，结果报告中应报告|ab/c’|。本研究中压力事件通过好友联系动机和休闲娱乐动机影响抑郁的间接效应属于掩蔽效应，而压力事件通过社会补偿动机和消磨时间动机影响抑郁的间接效应属于中介效应。此外，压力事件还通过网络使用动机和网络使用强度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抑郁(见表 2)。

表 2 压力事件对抑郁影响的间接效应分解

表选项

在压力需求理论与富者更富混合模型的视角下，本研究考察了网络使用动机与网络使用强度在压力事件和抑郁之间的作用，揭示了压力事件如何通过不同的网络使用动机影响网络使用强度进而影响抑郁的机制。结果表明，压力事件可以直接影响抑郁，也可以通过网络使用动机和网络使用强度的间接作用影响抑郁。

本研究发现，压力事件通过网络使用动机影响抑郁，这支持了假设1。压力事件对四种网络使用动机都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这切合了压力需求理论的基本观点(Murray, 1938)，表明压力事件会引发个体不平衡的状态，促使初中生寻求多种途径减少压力。网络在技术上提供了多种减轻压力的方式，这些方式一旦迎合了初中生的心理需求，网络就会被他们广泛使用。但是不同的使用动机对抑郁的影响不同。压力事件会增加初中生社会补偿的网络使用动机，进而正向预测抑郁。这表明沉浸于安逸舒适的网络世界以逃避问题会增加抑郁。以往研究也显示，逃避问题只会为心理健康带来不良影响(张月娟, 阎克乐, 王进礼, 2005)。压力事件还会增加初中生消磨时间的网络使用动机，但消磨时间动机对他们抑郁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表明压力事件也会增加暂时逃离问题的动机，而暂时的逃离在一定程度上对抑郁的影响是不显著的。这也与新近研究结果一致(Panova & Lleras, 2016)，该研究显示利用手机网络逃避消极情绪的个体，抑郁程度更高，而利用手机网络消磨时间的个体，抑郁程度并无显著下降。

压力事件会增加初中生休闲娱乐的网络使用动机进而降低抑郁水平。同传统媒介一样，网络所具备的休闲娱乐功能，能像传统的媒体(如电视)一样，让处于现代背景下的个体转移注意力和增加积极情绪(Anderson et al., 1996)，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少抑郁。压力事件还会增加初中生好友联系的网络使用动机进而降低抑郁水平。这表明压力事件会增加上网寻求好友帮助的动机，而好友帮助和社会支持可以有效减少抑郁(Pössel, Rudasill, Sawyer, Spence, & Bjerg, 2013)。新近研究显示，保持与好友的联系是智能手机使用的重要动机之一，而使用手机网络与好友维持联系的青少年会感受到更紧密的同伴联结(Lepp, Li, & Barkley, 2016)。这也是网络除了带来客观上的便利之外，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的体现。

此外，不同的网络使用动机在压力事件与抑郁关系中的作用不同，这切合了富者更富混合模型的基本观点。该模型指出，不同的网络使用行为对个体的影响不同(Kruat et al., 2002)。本研究将网络使用的效应从网络使用行为深化到网络使用动机上，扩展了该理论的适用范围。同时，以往基于该理论的研究多关注稳定的人格特质对网络使用结果的影响，如高自尊者更多地使用网络维持已有联结，而低自尊者则使用网络进行社会补偿(Barker, 2009)，这就使得高自尊者能够维持良性的社交网络，而低自尊者则更依赖网络以获得替代满足(Lee & Cheung, 2014)。本研究从网络使用动机的视角深化了对该理论的理解，强调不同动机在压力事件与抑郁之间发挥不同的作用。具体来说，好友联系动机与休闲娱乐动机负向预测抑郁，而社会补偿动机则正向预测抑郁。因此，在面对压力事件时，初中生若能选择正确的网络使用动机，利用网络寻求好友联系和休闲放松，则能降低抑郁；若不能选择正确的网络使用动机，利用网络逃避现实，则会增加抑郁。

本研究发现，压力事件会通过网络使用强度影响抑郁，这支持了假设2。压力事件正向预测网络使用强度，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Li, Zhang, Li, Zhen, & Wang, 2010)。由于网络的便利，人们可以拥有更快速的信息交流，更多样的娱乐方式和更广阔的人际网络。网络被认为是可以有效减少压力的工具(Frison & Eggermont, 2015)。因此，面对压力事件时，个体可能选择增加网络使用强度来满足内心的需求。而网络使用强度越大，抑郁程度越高。这也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Lee, 2014)。网络使用强度必须保持在有度的范围内，一旦个体使用互联网超出一定强度，则会对心理健康带来不良影响。新近研究表明，网络使用的时间能够显著预测网络成瘾(张锦涛等, 2014)，而网络成瘾是心理健康的重大威胁。因此，即便互联网能够满足初中生的各种需求，其网络使用强度也要被限制在某一范围内。

本研究还发现，压力事件会通过网络使用动机与网络使用强度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初中生抑郁，这支持了假设3。具体来说，压力事件会增加初中生的社会补偿、消磨时间和休闲娱乐三种网络使用动机进而增加网络使用强度，最终导致抑郁。初中生在面对压力事件时，常常渴望从网络使用中获得满足以缓解压力(Frison & Eggermont, 2015)，而这种动机越强，越会通过网络使用来满足内心的需要。同时，网络使用强度越大，造成抑郁的风险也就越高(Lee, 2014)。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压力事件会引发初中生网络使用动机中的消磨时间动机，但这种动机本身不会导致抑郁(Panova & Lleras, 2016)，而是会通过提高网络使用强度来增加抑郁。因此，初中生通过网络使用来消磨时间减轻压力，避免产生更多消极情绪是可以的，但这种使用一旦超出了一定程度，变成上网虚耗时间，就会导致抑郁。此外，压力事件也会引发初中生休闲娱乐的网络使用动机进而减少抑郁，但这种动机也会通过增加网络使用强度而增加抑郁。这表明压力事件发生后，初中生利用网络放松身心是有益的，但这种使用要限定在一定范围内，过度使用将为初中生的心理健康带来消极影响。

富者更富混合模型指出，网络使用对个体心理健康影响的性质取决于具体的网络使用行为(Kraut et al., 2002)，本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该模型。一方面，压力事件会引发初中生各种网络使用动机进而影响抑郁，但不同的网络动机会导致不同的网络使用行为，并为他们带来不同的影响。另一方面，网络使用动机对初中生心理健康的影响还要通过网络使用强度的中介作用得以实现。有些网络使用动机不直接影响抑郁，但会通过网络使用强度影响抑郁；有些网络使用动机对抑郁有积极影响，但随着网络使用强度的增加，其积极效应锐减。因此，不论是哪种使用动机，只要初中生的网络使用强度增加，抑郁程度也会随之增加。尽管有大量研究表明网络使用会带来积极效应(牛更枫等, 2015; Frison & Eggermont, 2015; Steinfield et al., 2008)，但网络使用的效应还要取决于不同的网络使用动机，而且也要在网络使用强度处于合理有度的使用范围内。此外，网络使用的效应还存在群体差异。以往研究多关注网络使用对大学生的影响，而初中生还存在一些特点。第一，初中生抑制能力薄弱，还无法对网络使用进行有效地自我管理(Li et al., 2010)。第二，学习是初中生生活的主旋律，一旦网络使用强度增加，势必会削减学习时间进而影响学习效果。新近研究也表明，大部分青少年认为网络媒介用作非学业用途的时间越长，他们的学业成绩也越低(Salomon & Kolikant, 2016)。因此，一方面鼓励初中生合理利用网络来减少压力事件带来的抑郁，另一方面要引导初中生对网络使用强度进行控制，避免沉溺网络不能自拔，加重抑郁或者引发新的抑郁。

本研究深化了压力事件对青少年抑郁影响的研究，揭示了在信息社会中压力事件会通过网络使用动机和强度对初中生的抑郁产生影响，同时也为青少年建立健康的网络使用习惯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但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研究所测量的网络使用只有网络使用强度这个单一的变量，没能考察个体在网络使用过程中的具体行为，而这些具体的网络使用行为可能是影响抑郁的重要原因(Wang, Jackson, Zhang, & Su, 2012)。因此，未来研究应探索网络使用动机所对应的网络使用行为对初中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其次，研究采用横断设计无法考察压力事件与初中生抑郁间的因果关系，因此未来研究应采用追踪设计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同时，研究揭示压力事件影响初中生抑郁的机制仍需要追踪研究进一步验证。此外，大量研究指出，探究人格特征与互联网使用的交互作用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雷雳, 杨洋, 柳铭心, 2006; Valkenburg, Peter, & Walther, 2016)。未来研究也应考虑人格变量与互联网使用行为的交互作用如何影响心理健康。

(1) 压力事件与网络使用动机、网络使用强度和初中生的抑郁均呈显著正相关;

(2) 压力事件正向预测网络使用动机与网络使用强度，网络使用动机正向预测网络使用强度，网络使用强度正向预测初中生的抑郁;

(3) 网络使用动机中，社会补偿动机正向预测初中生的抑郁，而好友联系动机与休闲娱乐动机负向预测初中生的抑郁;

(4) 压力事件通过网络使用动机和网络使用强度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初中生的抑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