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到底追求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哈佛大学塔尔博士坚定地认为：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标准，是所有目标的最终目标 (Ben-Shahar, 2007)。无独有偶，2012年国庆长假期间，中央电视台走基层记者对全国各地3500多位不同身份不同背景的人进行街头调查，而调查的问题正是“你幸福吗？幸福是什么？”一时间，“幸福”一词从学术名词成为媒体热词，从研究者走向大众。主观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 是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包含认知和情感两种成分 (Diener, 1984)。从个体层面来看，主观幸福感是体现个体心理发展积极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方面 (刘霞, 赵景欣, 申继亮, 2013)；从社会层面来看，主观幸福感是衡量社会和谐的心理指标，关注和研究个体主观幸福感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李艳艳, 2015)。然而，已有调查表明，大学生能够感受到主观幸福感，但其现状并不乐观 (刘洋, 2015; 黄毅, 2014)。因此，探讨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西方心理学致力于探索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者们提出了众多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理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基于人格的模型，比如自上而下模型 (Diener, 1984)、动力平衡模型 (Headey & Wearing, 1989) 等。这些理论模型从不同的侧面说明了人格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并指出如果说人格因素不是主观幸福感最好的预测指标，至少也是最可靠、最有力的预测指标之一 (Diener, 1984)。“性格优势”(Character Strengths) 作为积极心理学的另一核心研究领域，是指反映在个体的认知、情绪和行为方面的一组积极人格特质 (Peterson & Seligman, 2004)。近年来，已有研究表明性格优势与幸福感有着密切的关系 (Martínez-Martí & Ruch, 2014; Buschor, Proyer, & Ruch, 2013; Leontopoulou & Triliva, 2012)。Harzer (2016)在总结以往性格优势与幸福感关系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性格优势是影响个体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并且，一项追踪研究结果显示，青少年的性格优势 (比如超越、节制、他人导向以及智慧优势) 能够预测其两年后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Gillham et al., 2011)。我国学者探讨了大学生性格优势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结果显示，希望乐观、爱与被爱、宽容宽恕、谨慎审慎、社交智慧、洞察悟性、创造才能优势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周雅, 刘翔平, 2011)。此外，大量干预研究也表明基于性格优势的干预措施可以持续增加个体的幸福感，并降低其抑郁水平 (Suldo et al., 2015; Proyer, Gander, Wellenzohn, & Ruch, 2014, 2015; Gander, Proyer, Ruch, & Wyss, 2013; Proctor, Tsukayama, Wood, & Maltby, 2011)。综上所述，性格优势对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影响。

积极心理学家赛里格曼认为，每个个体都有与众不同的性格优势，既然如此，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为什么会有所不同呢？性格优势理论指出，如果善于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这些优势，将会最大限度地增进个体的幸福体验 (Seligman, 2002)。该理论表明，优势运用在性格优势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性格优势和优势运用都反映了个体对自身优势的知觉，但是性格优势是个体对自身所拥有的优势的知觉，而优势运用是个体所感知到的对自身整体优势的运用情况 (Govindji & Linley, 2007)。了解自身性格优势的个体运用优势的机会和可能性更大，而运用优势得到的正向反馈结果反过来加深了个体对其性格优势的认识和思考，这也就形成了良性循环，已有研究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存在的证据 (Takahashi & Morimoto, 2015; Govindji & Linley, 2007)。另外，大量研究显示，优势运用能够有效地预测幸福感 (Forest，Mageau, Crevier-Braud, Bergeron, Dubreuil, & Lavigne, 2012; Proctor, Maltby, & Linley, 2011; Linley, Nielsen, Gillett, & Biswas-Diener, 2010)。在工作中运用优势的个体能够体验到更高水平的幸福感 (Littman-Ovadia & Steger, 2010)，对于工作拥有更多的积极体验 (Harzer & Ruch, 2012, 2013)。并且，追踪研究结果也表明，优势运用是幸福感的一个重要的纵向预测因子 (Wood, Linley, Maltby, Kashdan, & Hurling, 2011)。综上所述，性格优势、优势运用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密切相关。具体来说，虽然性格优势对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性格优势如果不加以运用并不能完全直接预测主观幸福感，优势运用可能在其中起到“桥梁”的作用。据此，本研究尝试提出假设H1：优势运用在性格优势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虽然性格优势可能会通过优势运用对主观幸福感产生重要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有必要考察这一中介过程是否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梳理关于主观幸福感的文献发现，大多数研究从单一的个体或者环境方面探讨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很少从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视角探讨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生态系统理论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认为，个体与环境系统交互作用影响个体的发展 (Bronfenbrenner, 1989)；并且，主观幸福感的人格-环境交互作用理论认为，人格对个体情绪的影响会被情境增强或削弱，即人格与环境交互作用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Emmons, Diener, & Larsen, 1986)。也就是说，个体之所以体验到不同程度的主观幸福感，不仅与个体特征有着密切的联系，还可能受到环境的影响。所以，作为个体特征的优势运用在性格优势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作用时，其中介作用的表现可能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当代大学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比如学习压力、就业压力、人际关系压力等，而这些压力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有着不良的影响 (Huebner, Ash, & Laughlin, 2001; 傅俏俏, 叶宝娟, 温忠麟, 2012)。那么，优势运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否会因个体所经历的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呢？

一方面，压力易损假说 (stress-vulnerability hypothesis) 认为积极因素在高压环境下往往失去了保护作用 (Li, Zhang, Li, Li, & Ye, 2012; 王建平, 李董平, 张卫, 2010)。李董平 (2012)提出的“杯水车薪”模型为此提供了支持，该模型认为风险因素对资源因素与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即风险因素会削弱资源因素的有利影响。一项实证研究表明，在个体所经历的压力性生活事件较多或者较严重时，领悟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杨强, 叶宝娟, 2014)，换言之，压力性生活事件削弱了领悟社会支持这一资源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有利影响。根据压力易损假说，对于经历高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个体来说，优势运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会减弱。另一方面，Hobfoll (1989)提出的“资源保护”模型 (the model of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同样认为，风险因素对资源因素与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但是，风险因素不会削弱资源因素的有利影响，也就是说，无论个体所面临的风险因素如何，资源因素对社会适应都具有有利的影响 (叶宝娟, 胡笑羽, 杨强, 胡竹菁, 2014)。这一观点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经历高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个体还是经历低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个体，其应对效能以及日常学业复原力等资源因素对学业成就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叶宝娟等, 2014; 叶宝娟, 杨强, 胡竹菁, 2013)。根据“资源保护”模型，无论是经历高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个体还是经历低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个体，其优势运用对主观幸福感都具有促进作用，即高优势运用个体的主观幸福感高于低优势运用个体。综上所述，无论是基于压力易损假说还是“资源保护”模型，压力性生活事件都可能会调节优势运用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据此，本研究尝试提出假设H2：压力性生活事件在优势运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根据性格优势理论和主观幸福感的人格-环境交互作用理论，结合已有的实证研究，我们尝试提出假设H1和H2，并整合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见图 1)，即“性格优势→优势运用→主观幸福感”，且该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受压力性生活事件的调节。旨在从理论上深入理解性格优势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同时为主观幸福感人格-环境交互作用理论提供实证依据；从实践上为有效提高主观幸福感提供干预和指导，促进个体的身心健康。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从重庆市某综合类大学和河南省某师范类大学选取800名大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729份，回收率为91.13%，剔除有规律作答、部分不完整作答以及各变量3个标准差以外的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673份。其中，大一230人，大二236人，大三207人；男生108人，女生565人；被试年龄在17~24岁之间，平均20.26±1.32岁。

2.2 工具 2.2.1 性格优势问卷 (CVQ-96)

采用段文杰等 (2012)根据Peterson和Seligman (2004)的优势行动价值问卷 (Values in Action Inventory of Strengths, VIA-IS) 修订的中文版性格优势问卷 (Chinese Virtues Questionnaire-96, CVQ-96)，使其适合中国大学生群体。该量表包括亲和力 (Relationship)、生命力 (Vitality)、意志力 (Conscientiousness) 三个维度，涉及24种性格优势，共96个项目，采取Likert 5点记分 (“1”表示非常不像我，“5”表示非常像我)，分数越高表示所拥有的性格优势水平越高。研究表明，总问卷和3个分问卷的α系数在0.83~0.92之间，重测信度在0.70~0.76之间；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 (χ²/df为3.33，RMSEA等于0.08，GFI、AGFI、IFI和CFI值都大于0.80) 发现，整个问卷结构效度良好。本研究中总量表的α系数为0.95。

2.2.2 优势运用量表 (SUS)

采用Govindji和Linley (2007)编制的优势运用量表 (Strengths Use Scale, SUS)。该量表旨在测量个体的优势运用情况，为单维量表，共14个项目，采取Likert 7点记分 (“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分数越高表示优势运用情况越好。研究表明，总问卷的α系数在0.94~0.97之间，重测信度为0.84。本研究中总量表的α系数为0.92。

2.2.3 主观幸福感 (SWB)

已有研究采用生活满意度量表和积极与消极情感量表分别测量主观幸福感的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将个体在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上的得分标准化，然后用生活满意度加上积极情感减去消极情感，以此作为主观幸福感的指标，并指出主观幸福感包括生活满意度和情感成分 (Linley et al., 2010; Govindji & Linley, 2007; Sheldon & Elliot, 1999)。据此，本研究采用生活满意度和情感作为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指标。

生活满意度量表 (SWLS) 采用Diener, Emmons, Larsen和Griffin (1985)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该量表旨在评价整体生活满意度，衡量主观幸福感的认知成分。SWLS是单维量表，共5个项目，采取Likert 7点记分 (“1”表示非常不符合，“7”表示非常符合)，分数越高表示生活满意度越高。研究表明，总问卷的α系数为0.87，重测信度为0.82。本研究中总量表的α系数为0.79。

积极与消极情感量表 (PANAS) 采用黄丽、杨廷忠和季忠民 (2003)翻译的Watson, Clark和Tellegen (1988)编制的积极与消极情感量表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PANAS)，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适合中国人群，并且在大学生群体中有广泛的应用 (张斌, 蔡太生, 罗兴伟, 朱虹, 2013; 刘思斯, 甘怡群, 2010)。该量表旨在测量评价者在过去一周体验到的情感程度，衡量主观幸福感的情感成分。PANAS包含积极情感 (PA) 和消极情感 (NA) 两个分量表，共20个项目，采取Likert 5点记分 (“1”表示非常轻微或根本没有，“5”表示非常强烈)。研究表明，总问卷和2个分问卷的α系数在0.82~0.85之间，重测信度为0.47。积极情感各项目的负荷在0.40~0.76之间，平均负荷为0.65；消极情感各项目的负荷在0.45~0.75之间，平均负荷为0.62。将个体在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上的得分标准化，然后用积极情感减去消极情感，以此作为个体的情感得分 (Linley et al., 2010; Govindji & Linley, 2007; Sheldon & Elliot, 1999)。本研究中总量表的α系数为0.83。

2.2.4 压力性生活事件量表 (ASLEC)

采用高越明 (2006)修订的刘贤臣 (1997)编制的青少年自评生活事件量表 (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list, ASLEC)。该量表旨在测量评价者在过去的九个月所体验到的生活事件以及对其影响的程度，包括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和其他六个维度，共27个项目。若事件未发生过则记为0，若发生过则根据事件发生时的心理感受采取5点记分 (“1”表示无影响，“5”表示极重度)，得分越高表明事件对青少年的影响越大。研究表明，总问卷的α系数为0.89，分半信度为0.91；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 (χ²/df为2.73，RMSEA等于0.06，GFI、AGFI、IFI和CFI值都大于0.90) 发现，整个问卷结构效度良好。本研究中总问卷的α系数为0.90。

2.3 施测过程与数据处理

采用统一的指导语，由研究者本人和经过培训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组织大学生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测试前先说明问卷的保密性、注意事项以及填写方法，在理解后单独作答，填写完毕后当场收回问卷，并致谢。整个测试过程大致需要20分钟。剔除无效问卷，录入有效数据，然后用SPSS17.0和AMOS17.0进行数据的处理与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和主要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3.1.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采用问卷法，通过集体施测和自评方式收集数据，因此测量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Common Method Biases)。为此，在数据收集过程中主要通过项目顺序和反应方式的设定、作答的匿名性以及数据的保密性等方式进行程序控制；在数据分析时，采用SPSS17.0对其进行Harman单因素检验，评估其共同方法变异严重程度。同时对所有变量的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检验未旋转的因素分析结果，确定解释变量变异必须的最少因子数，如果得到了多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不超过40%，则表明共同方法变异不严重 (Ashford & Tsui, 1991)；如果只析出一个因子或某个因子解释力特别大，即可判定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周浩, 龙立荣, 2004)。检验结果表明，未旋转主成分分析共有40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仅为15.33%，鉴于此，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严重。

3.1.2 主要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采用SPSS17.0对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斯皮尔曼 (Spearman) 相关分析 (表 1)，结果发现，亲和力、生命力和意志力分别与优势运用、生活满意度、情感呈显著正相关；优势运用与生活满意度、情感呈显著正相关；生活满意度与学习压力、其他呈显著负相关，而与人际关系、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相关不显著；情感与压力性生活事件的各个维度呈显著负相关；优势运用与学习压力呈显著负相关，而与生活事件其他的维度相关不显著。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

3.2 优势运用的中介作用检验

为减少多重共线性问题，简化模型，增强模型的收敛性，对主要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 (温忠麟, 吴艳, 2010)。然后根据中介作用的检验方法，采用AMOS17.0及其结构方程技术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以性格优势为预测变量，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检验优势运用的中介作用，并考察整个模型拟合情况。结果表明，整个模型拟合指数良好 (χ²/df为4.40, RMSEA等于0.07, GFI、AGFI、IFI和CFI值都大于0.90)。性格优势、优势运用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见图 2。结果显示，在增加了优势运用这个中介变量后，性格优势对主观幸福感的路径系数由原来的0.77下降为0.46，并且性格优势对主观幸福感的路径系数 (β=0.46, p < 0.001)，性格优势对优势运用的路径系数 (β=0.66, p < 0.001)，优势运用对主观幸福感的路径系数 (β=0.42, p < 0.001) 均显著。这说明，优势运用在性格优势和主观幸福感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值ab=0.28, Z=8.21, p < 0.01)。

3.3 压力性生活事件的调节作用检验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就是同时涉及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一种常见模型，这种模型意味着自变量通过中介变量对因变量产生影响，而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又受到调节变量的影响 (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2006)。根据调节作用的检验方法，采用AMOS17.0及其结构方程技术，以优势运用为自变量，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优势运用和压力性生活事件各维度中心化后形成的交互项作为调节效应的指标 (温忠麟等, 2006)，检验压力性生活事件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整个模型拟合指数良好 (χ²/df为3.01, RMSEA等于0.06, GFI、AGFI、IFI和CFI值都大于0.90)。具体说来，优势运用 (β=0.73, p < 0.001)、压力性生活事件 (β=-0.30, p < 0.001)、优势运用×压力性生活事件 (β=0.11, p < 0.05) 对主观幸福感的路径系数均显著，说明压力性生活事件在优势运用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中起调节作用。

3.4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以上结果表明，优势运用部分中介性格优势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而压力性生活事件调节优势运用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这意味着在性格优势、优势运用、压力性生活事件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优势运用可能是有调节的中介变量。对此，根据有调节的中介作用的检验方法，采用AMOS17.0及其结构方程技术，建立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图 3结果显示，整个模型拟合指数良好 (χ²/df为3.60, RMSEA等于0.06, GFI、AGFI、IFI和CFI值都大于0.90)。具体说来，性格优势与优势运用之间 (β=0.69, p < 0.001)、优势运用与主观幸福感之间 (β=0.36, p < 0.001)、性格优势与主观幸福感之间 (β=0.51, p < 0.001) 路径系数均显著；压力性生活事件对优势运用的路径系数显著 (β=0.07, p < 0.05)，压力性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路径系数显著 (β=-0.23, p < 0.001)，压力性生活事件与优势运用的交互项对主观幸福感的路径系数显著 (β=0.10, p < 0.05)，这说明性格优势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采用简单斜率检验，进一步分析压力性生活事件的调节作用。以调节变量平均数上下一个标准差将被试分为高压力性生活事件组和低压力性生活事件组，绘制交互作用图。从图 4可以直观地看出优势运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如何受到压力性生活事件调节的，具体说来，对于低压力性生活事件组 (Z_生活事件≤-1)，随着优势运用的增加，主观幸福感表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 (β=0.42, t=8.40, p < 0.001)，即优势运用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主观幸福感增加0.42个标准差；对于高压力性生活事件组 (Z_生活事件≥1)，随着优势运用的增加，主观幸福感也表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 (β=0.57, t=11.40, p < 0.001)，即优势运用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主观幸福感增加0.57个标准差，相对于低压力性生活事件组，增加的幅度显著提高。因此，优势运用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会因个体所体验到的压力性生活事件水平的不同而表现出强度上的差异。进一步分析得知，对经历低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个体来说，优势运用在性格优势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4.43%；而对经历高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个体来说，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67.43%。

4 讨论 4.1 优势运用的中介作用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纳入优势运用以深入探讨性格优势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亲和力、生命力和意志力分别与生活满意度、情感呈显著正相关；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性格优势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直接正向预测作用，即性格优势水平越高，个体所体验到的主观幸福感越多，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 (Martínez-Martí & Ruch, 2014; Park, Peterson, & Seligman, 2004; 周雅, 刘翔平, 2011)，并为主观幸福感的基于人格的模型提供了支持，作为个体的人格特质的性格优势能够有效地预测其主观幸福感。高性格优势个体能够激发自身的应激适应能力以及自我保护机制，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以保持较高水平的幸福感。如一项研究发现，面对生活压力事件时，乐观者倾向于采取积极应对方式，而悲观者倾向于采取消极应对方式，因此，希望乐观的性格优势对应对方式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能够使个体进行良好的心理调节 (Nolen-Hoeksema, 2000)，进而为其保持较高水平的幸福感提供一种心理保障。

同时，本研究的结果还显示，性格优势除了直接作用于主观幸福感外，还通过优势运用间接作用于主观幸福感，该结果支持了假设H1。换言之，优势运用在性格优势和主观幸福感间起着“桥梁”作用。首先，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更多性格优势的个体，更容易感知到自身整体优势的运用情况，了解自身性格优势的个体更倾向于运用自身的优势。其次，优势运用促进了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 (Douglass & Duffy, 2014; Forest et al., 2012; Proctor, Maltby, & Linley, 2011; Linley et al., 2010)。所以，拥有更多性格优势的个体能够增加其运用优势的可能性，在生活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感到满意，从而体验到更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这与性格优势理论的观点 (Seligman, 2002) 一致。综上所述，性格优势除了直接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外，还通过个体的优势运用间接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虽然每个个体都有与众不同的性格优势，但是有些个体了解自身的性格优势，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善于运用这些优势，而有些个体却意识不到，这就使得个体体验到不同程度的主观幸福感。

4.2 生活事件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考察了优势运用的中介作用是否会因个体所经历的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结果发现，当个体的优势运用处于同等水平时，经历低压力性生活事件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明显多于经历高压力性生活事件个体，也就是说，压力性生活事件是个体主观幸福感的风险因素，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 (Zimmer-Gembeck & Skinner, 2010; Huebner et al., 2001; 杨强, 叶宝娟, 2014; 傅俏俏等, 2012)。更重要的是，个体所经历的压力性生活事件在优势运用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调节作用，该结果支持了假设H2。具体而言，无论是经历高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个体还是经历低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个体，其优势运用对主观幸福感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个体的主观幸福感随着优势运用水平的增加而增加，由此可见，优势运用并不是一个压力易损因子，而是一个压力保护因子，在压力性生活事件中依然促进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该结果为“资源保护”模型提供了实证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与经历低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个体相比，经历高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个体的优势运用对其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更大。换言之，优势运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被个体所体验到的压力性生活事件所强化。并且，进一步分析得知，对于经历高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个体来说，其优势运用的中介效应更大。在经历高压力性生活事件时，个体为了改善自身的状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以此来解除困境，进而提高其主观幸福感。这可能是因为经历高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个体拥有低水平的积极情感，已有研究验证了积极情感的调节作用，如一项关于感恩的干预研究表明，低积极情感个体从干预措施中获益更多，随后其感恩、积极情感以及幸福感迅速提高 (Froh, Kashdan, Ozimkowski, & Miller, 2009)；再如，另一项研究表明，积极情感调节自尊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低积极情感个体能够更容易感受到其生活满意度的增加 (Douglass & Duffy, 2014)。此外，与经历低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个体相比，经历高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个体对压力更加敏感，会自觉运用自身的优势，采取积极的方式来应对压力，进而体验到满足和幸福，这样，经历高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个体将从优势运用中获益更多，优势运用对其主观幸福感具有更大的影响。然而，经历低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个体往往自我感觉良好，所以增加的优势运用水平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可能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对经历高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个体来说，其增加的优势运用水平可能会给个体带来希望和满足感，其主观幸福感迅速提高。

综上所述，性格优势既直接作用于主观幸福感，又通过优势运用间接作用于主观幸福感，同时，优势运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受到压力性生活事件的调节作用。该结果为主观幸福感的人格-环境交互作用理论提供了支持，人格与环境交互作用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优势运用的中介作用被个体所经历的压力性生活事件所强化。

4.3 研究价值及展望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首先，理论上，有助于理解性格优势是“怎样”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以及“何时”影响更强，进而丰富了性格优势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机制的理论研究；同时也为主观幸福感的人格-环境交互作用理论提供了一定的实证依据。其次，实践上，根据性格优势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有效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从而促进其心理健康，实现内心的自我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比如，在了解自身性格优势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将其运用到日常生活中，提高自身的优势运用水平，进而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当然，由于条件限制，本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其一，本研究是横断设计，尚不能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且，近年来，研究者们指出由横断研究所揭示的中介效应，其纵向研究的结果可能是不显著的 (Douglass & Duffy, 2014; Maxwell & Cole, 2007)，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结合实验研究和纵向设计来进行深化。其二，对个体优势运用的测量仅采用问卷自评的形式，比较单一，并且个体并不能总是准确地报告自己的优势运用情况，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致力于其他测量方法的开发，以便获得更准确的数据；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的变化，压力性生活事件量表已不能完全涵盖现在大学生的生活事件，因此，将该量表应用于现在大学生群体时，需要根据现在大学生的具体情况，补充必要的生活事件，使其更能反映现在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其三，本研究虽然探讨了优势运用对性格优势和主观幸福感的部分中介作用，以及生活事件对优势运用和主观幸福感的调节作用，但是除此之外，可能还存在其他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性格优势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5 结论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得出如下结论：

(1) 大学生性格优势对主观幸福感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同时还通过优势运用的中介作用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2) 大学生优势运用的中介作用受到个体所体验到的压力性生活事件的调节，优势运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会随着个体所体验到的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