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个体的社会性退缩是指个体在面对社交场合时表现出退缩、害羞的倾向或恐惧和焦虑 (Rubin，Coplan & Bowker, 2009; Coplan, Armer, 2007; Early et al., 2002)。儿童的社会退缩为其心理健康发展及社会适应带来极大的风险 (Coplan, & Weeks, 2009; Rubin, & Coplan, 2004)。相比于正常儿童，表现出严重社会性退缩的儿童在其童年、青少年时期罹患焦虑症的风险更高，此外，他们在以后的职业生涯发展中也可能出现滞后，即更难以取得职业成功 (Hayward, Killen, Kraemer, & Taylor, 1998; Schwartz, Snidman, & Kagan, 1999; Caspi, Bern, & Elder, 1988)。从现有研究来看，母亲的抑郁症状是预测儿童社会性退缩的重要因素之一 (O’Connor, Langer, & Tompson, 2016; Reuben, Shaw, Brennan, Dishion, & Wilson, 2015)。而母亲的抑郁症状与其教养行为之间有着很高的相关 (刘丽莎，李燕芳，2013)，由抑郁症状所带来的情感、认知和躯体上的症状使得母亲在育儿、教养行为中，更容易出现低敏感的、消极的以及不信任的教养行为，而这些教养行为极有可能造成了儿童的社会性退缩 (Smith, 2012；曹婷婷，2011；& Pauli-Pott, 2008; Moehler et al., 2007)。然而，目前探究母亲抑郁症状和儿童的社会性退缩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数量有限，所得到的结果并不一致，同时由于缺乏纵向的研究，我们很难看到二者之间的发展性的预测关系。此外，我们也不能得知是否母亲的抑郁症状对儿童社会性退缩的影响是通过母亲的教养行为得以实现的。一旦以上所说的这些关系能够得以确立，我们就可以对儿童社会性退缩的形成机制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也可将研究成果进一步转化到针对母亲抑郁症及其子女的干预项目中。因此，通过纵向研究来探究母亲抑郁症状、教养行为以及儿童社会性退缩之间关系是很有必要的。

1.1 母亲的抑郁症状与儿童社会性退缩：纵向动态的关系

已有研究发现，早在婴幼儿时期，母亲的抑郁症状与儿童的社会退缩之间就存在密切关联。在儿童4个月时，母亲的抑郁症状可以预测儿童在1岁时在陌生人情景实验中的害羞、躲避行为 (Pauli-Pott, Mertesacker, & Beckmann, 2004) 以及学步期儿童的恐惧感与行为抑制性倾向 (Moehler et al., 2007)。在两岁半到三岁的儿童中，相比于正常母亲的儿童，母亲患有抑郁症的儿童在不熟悉的非社交和社交场合中，均表现出更高水平的行为抑制 (Kochanska, 1991)；甚至在亲子互动中，这些儿童也表现出更少的面部表情、更少地主动发起社交行为或反抗母亲的控制，以及更多地沉默式的不顺从行为 (Dix, Stewart, Gershoff, & Day, 2007)。Rubin等人 (Rubin, Both, Zahn-Waxler, Cummings, & Wilkinson, 1991) 发现母亲的抑郁症状能够预测五岁儿童的社会性抑制。但也有研究发现母亲抑郁症状与儿童的抑制性之间并不存在任何联系 (Hartley et al., 2010; Glöggler & Pauli-Pott, 2008)。

在上述研究中，母亲的抑郁症状和儿童的社会退缩通常在同一个时间点被测量，且只有单个时间点的数据，因而无法做出因果推断。Moehler等人 (2007)收集了母亲在儿童2周以及2、4和14月时的抑郁症状，但仅在儿童14个月时对其社会性退缩进行评估。若想要了解儿童社会退缩是否会随着母亲抑郁症状的变化而改变，必须在多个时间点评估儿童的社会性退缩和母亲抑郁症状。Glöggler和Pauli-Pott (2008)以及Pauli-Pott等人 (2004)展开的纵向研究在几个不同的时间点上测量了母亲的抑郁症状和儿童的社会退缩。然而，他们只研究了母亲早期的抑郁症状与儿童之后的社会退缩之间的相关关系，并没有检验儿童的社会退缩是否会随着母亲抑郁症状的变化而改变。因此，针对母亲抑郁症状与儿童社会退缩之间的关系的纵向研究，特别是采用分层线性模型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对此问题进行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而童年早期是儿童自主性迅速发展、重要的社会交往技能得到培养和发展、对自己和他人的内在工作模型逐渐形成的阶段，由母亲的抑郁症状引起的种种家庭教养行为都会阻碍这些重要的发展任务，导致儿童形成社会性退缩的倾向，因此本研究着重探索从24个月到54个月间母亲抑郁症状与儿童社会性退缩之前的动态关系。

1.2 父母教养行为的中介作用

由抑郁症带来的母亲教养行为上的缺陷是造成其子女出现适应性问题的原因之一 (Lovejoy, Craczyk, O’Hare, E, & Neuman, 2000D)。而儿童的社会性退缩作为适应性问题的指标之一，与教养行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Rubin et al., 2009；Burgess, Rubin, Cheah, & Nelson, 2001)。相比于正常的母亲，抑郁母亲会表现出更多的疲惫、更高水平的悲伤和焦虑情绪、更多的沉思和聚焦于自我的思想，以及缺乏专注 (APA, 2000)。这些症状导致抑郁母亲可能表现出三种具有不同行为特征的教养行为。它们分别是低敏感性和低反应性的教养行为、充满负面情绪的教养行为以及干扰性和控制过度的教养行为 (刘丽莎，李燕芳，2013; 石晓辉，2013)。然而对于教养行为是否能解释母亲的抑郁症状与子女社会性退缩之间的联系这一问题，以往的研究停留在笼统的层面去探讨“不利的、低能效的教养行为”而鲜有研究分别对不同种类的教养行为进行探索 (Lovejoy et al., 2000)。本研究则探究三种不同的教养行为是否中介了母亲的抑郁症状与儿童社会性退缩之间的关系

1.2.1 低敏感性、低反应性的教养行为

大量探索亲子关系的研究发现，低敏感且缺乏反应性的教养行为可能会导致儿童在面对父母时表现出退缩和回避行为，并有可能会延伸到其他社会情境中。相互调节取向 (mutual regulation orientation) 理论指出当父母不能对儿童的消极情绪做出及时反馈时，儿童会减少和父母的沟通，并且不能建立良好的自我效能感，甚至学着用退缩的方式来回避父母的消极情绪。在面无表情实验 (Still-Face) 中 (Tronick, Als, Adamson, Wise, & Brazelton, 1979)，当儿童不能得到母亲的反应时，他们开始表现出退缩和自我安抚的行为 (Tronick, 1998)。此外，研究依恋的学者也认为，不敏感和无应答的母亲可能会致使儿童建立矛盾且不安全的依恋。拥有这种依恋类型的儿童害怕被父母拒绝，因而可能导致退缩 (Burgess et al., 2001; Booth, Rose-Krasnor, McKinnon, & Rubin, 1994)。因此，根据相互调节取向理论以及依恋理论的预测，我们预测母亲的低敏感性与低反应性的教养行为将会解释为什么母亲的抑郁症状会影响儿童的退缩行为。

1.2.2 充满负面情绪的教养行为

与积极教养行为相比，消极教养行为下儿童会得到更多来自母亲的负面信号 (如苦恼、愤怒、不安)，因为他们的尝试寻求帮助和表达需求的行为有可能引起父母的拒绝、愤怒以及其他厌恶反应。从社会学习角度来看，如果儿童在尝试与母亲互动时没有收到响应或引起了母亲厌恶反应，儿童与母亲的互动倾向会降低，并且学会退缩。这些退缩行为被激活后，儿童会形成“与父母接近会带来让父母不悦的反应”的预期 (Bandura, 1977)。一旦建立，这种防御系统便难以消除 (Bandura, 1977)。它可能会延伸到其他社会情境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出现一般性的社会退缩。已有的实证研究也发现，母亲的批评和不满与儿童的社会性退缩有关 (Hirshfeld, Biederman, Brody, Faraone & Rosenbaum, 1997)。就目前我们所知，没有研究探究了消极的教养行为在母亲抑郁与儿童社会性退缩这一联结中的中介作用。

1.2.3 干扰性和控制过度的教养行为

采取此种教养行为的父母对儿童施加过多的干预，用以控制儿童的活动和环境。不论是纵向研究还是横断研究都证明了此种教养行为与儿童以及青少年的社会性退缩之间存在一定相关 (李丹黎, 张卫, 李董平, 王艳辉，2012；Rubin et al., 2009)。根据Rubin提出的儿童社会退缩模型，父母的过分保护和干预往往过分监控儿童的社交环境，限制儿童的行为，不支持儿童自主独立并控制儿童的活动 (Rubin et al., 2009)。这样的教养行为限制了儿童在社会环境中建立应对和解决问题的策略的机会，并使得儿童很难感知到自己的能力，从而强化了儿童的社会退缩。并且有研究证实父母过度保护式的教养行为和儿童童年期的社会退缩之间存在一定联系 (曹婷婷，2011；Rubin, Burgess, & Hastings, 2002; Lieb et al., 2000)。鉴于有抑郁症状的母亲表现出更多的干扰式和控制过度的教养行为 (Lovejoy et al., 2000)，我们推断，过分控制的教养行为可能加强母亲的抑郁症状与儿童社会退缩之间的关联，这一中介机制尚未被探索。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使用从儿童6个月到54个月的纵向研究数据，旨在探索以下问题：(1) 儿童的社会性退缩是否会随着母亲抑郁症状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2) 三种不同的教养行为是否能解释母亲抑郁与儿童社会性退缩之间的动态关系。通过多时间点测查、探索母亲抑郁与儿童社会性退缩在个体内变化的关系，能更有力地证明母亲抑郁症状对儿童社会退缩的直接影响，探究二者的因果关系。同时，通过探索三种不同教养行为的中介作用，不仅在理论层面丰富了理解母亲抑郁对儿童社会性退缩的潜在影响机制，也为我们将研究成果进一步转化到针对母亲抑郁症及其子女的干预项目中提供了实证依据。

2 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家儿童健康与人类发育研究所一项早期儿童保育和青少年发展的纵向研究。包含美国10个地区的1364个家庭的纵向数据。儿童被试均为1991年出生，并在他们出生同年被招募进入研究。本研究中，有705名男孩和659名女孩，其中24%的儿童是少数民族，10%的母亲学历在高中以下，30.6%的家庭收入需要比 (income-to-needs ratio) 低于美国的贫困线，14%的母亲是单亲妈妈。

2.2 程序和材料

本研究采用了儿童从1个月到54个月之间的数据。母亲分别在儿童6、15、24、36以及54个月时对自己的抑郁症状进行报告。儿童的社会退缩情况分别在其24、36以及54个月时测量。母亲教养行为分别在儿童6、15、24、36以及54个月时通过半结构化观察法进行测量。

2.2.1 抑郁症状

在五个时间点通过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 (CES-D; Radloff, 1977) 评估了母亲的抑郁症状，得到的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值在0.88到0.91之间。该量表中采用四点量表的评分方式，评定最近1周内症状出现的频度，分数越高表示症状出现频度越高。虽然母亲的抑郁症状能够非常稳定地预测儿童的不良发展结果，但相对较短、暂时的抑郁症状可能并不足以带来这些效应 (Campbell, Cohn, & Meyers, 1995)，为了更准确地探测母亲在儿童发展早期的抑郁症程度 (Campbell, 2007)，我们对母亲的抑郁症状得分进行了叠加 (Dix & Yan, 2014)，母亲在6、15和24个月时的流调用抑郁量表得分的平均分表示母亲在儿童24个月时的累计平均抑郁症状，而6、15、24和36个月的得分平均分表示母亲在儿童36个月时的累计平均抑郁症状，母亲在儿童54个月时累积平均的抑郁症状则由6、15、24、36和54个月五个时间点的分数平均分表示。

2.2.2 儿童的社会性退缩

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儿童行为问卷 (CBCL) 来评估儿童的社会性退缩。母亲在儿童24、36和54个月时根据问卷中的描述对儿童近两个月的行为进行评价 (例如，“0”表示无此表现，“1”表示有此表现，“2”表示经常有此表现)。本研究中使用的是儿童行为问卷的社会性退缩分量表，共含有七个项目，包含了儿童社会性退缩的几个方面。儿童社会性退缩的分量表有很高的信效度 (DiLalla & Caraway, 2004)。在本研究的三个测查点中该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值在0.67到0.73之间。

2.2.3 母亲教养行为

本研究通过15分钟的母亲与儿童的半结构化互动观察对母亲的三种教养行为进行了评估。其中6个月和15个月时的观察在家中进行，24、36和54个月时的观察在实验室进行。6个月时的观察实验流程为：前7分钟，研究者要求母亲像平时一样用常用的玩具与儿童玩耍，之后的8分钟中母亲需要使用一套标准的玩具让儿童参与玩耍。在15、24和36个月时，母亲需要给儿童展示三个装着玩具的盒子，并指导他们按照特定的顺序玩这三个盒子里的玩具。

所有的实验过程都有录像记录。观察评定人员都接受过严格的训练，被随机指派去观察录像，并且不知道录像中人物的任何信息。母亲和儿童在6、15和24个月的交互过程使用四点评定量表 (1-4分别表示母亲在录像中表现出该种教养行为的程度，1表示几乎没有该种教养行为，4表示展示出了高水平的该种教养行为)，而在36和54个月时使用七点评定量表 (1-7分别表示母亲在录像中表现出该种教养行为的程度，1表示几乎没有该种教养行为，7表示展示出了高水平的该种教养行为)。在6、15和24个月时，评定员们对母亲的教养行为进行编码评价，评价结果分为敏感的教养行为 (即低敏感性、低反应性的教养行为的反向评分)、充满负面情绪的教养行为以及干扰性和控制过度的教养行为三类 (在三个时间点母亲负性的Cronbach’s α分别为0.75、0.70和0.74，编码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1, 0.62和0.76)。在36和54个月时，评定员要评价母亲的支持行为 (即低敏感性、低反应性的教养行为的反向评分)、敌意 (充满负面情绪的教养行为) 以及对儿童独立自主的尊重 (即干扰性和控制过度的教养行为的反向计分)(在两个时间点母亲负性教养行为的Cronbach’s α分别为0.83和0.72，编码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2和0.90)。由于分别使用4点和7点量表进行的评定，因此在进行数据分析之前将所有的母亲教养行为分数转化成了标准分数。其中6、15和24个月的低敏感性且无应答的教养行为得分的均值为早期不敏感教养行为得分，其他两种教养行为得分的计算方式与此相同。这三类不同的教养行为在24、36和54个月的标准分数将作为母亲教养行为在这三个时间点的评估指标。

2.3 统计处理与分析

本研究使用SPSS和HLM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以及分层线性模型的建模。统计分析步骤包含三个步骤。首先，通过相关分析探究母亲抑郁症状、教养行为以及儿童的社会性退缩之间是否如假设的一样存在相关。其次，为了探究24到54个月间儿童的社会性退缩是否能随着母亲抑郁症状的变化发生对应的变化，我们将母亲在24个月到54个月时的抑郁症状作为被试内随时间变化因素纳入模型，来预测儿童社会性退缩随时间的变化。再次，通过将三种教养行为纳入分层线性模型，检验教养行为对母亲抑郁和儿童社会性退缩的关系的中介作用。本研究中，运用边缘检验 (Sobel, 1982a) 来检验中介作用的显著性。

在整个统计分析过程中，一系列在以往研究中被证实与母亲抑郁与儿童社会性退缩相关的变量都作为控制变量进入分析。在所有模型中，如果性别可以显著预测某个被试间变量，那么就分别建立女孩和男孩的模型，这样就可以对不同性别建立对儿童社会性退缩有最好预测的准确模型。

3 结果 3.1 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本研究所涉及的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如表 1所示。14.2%的母亲在抑郁症状上的分高于16分，说明这些母亲已经表现出达到临床程度的抑郁症状 (Murrel et al., 1983)。从表 2可以看出，在所有年龄阶段中，儿童的社会性退缩与母亲的抑郁症状都存在显著的相关，说明二者之间的相关存在跨时间性。三种类型的教养行为与母亲抑郁症状以及儿童的社会性退缩之间，除开在儿童54个月时母亲抑郁症状与儿童社会性退缩以外，都存在显著相关。另外，三种教养行为之间也存在高相关。

3.2 母亲抑郁症状与儿童社会性退缩的关系：分层线性模型

在分层线性模型中，我们将母亲在儿童24个月、36个月和54个月时的抑郁症状得分作为被试内变量，来预测儿童在24个月到54个月之间社会性退缩的变化。这一模型分为两层子模型。第一层模型中，我们用时间、母亲在儿童24到54个月抑郁症状、母亲抑郁症状和时间斜率的交互作用来预测儿童在24个月到54个月之间的社会性退缩的变化。第二层模型中，一级模型中的截距 (π_0i)、时间系数 (π_1i)、母亲抑郁症状系数 (π_2i)、时间与母亲抑郁症状的交互系数 (π_3i) 都被儿童的性别和其他人口学变量所预测 (如下公式所示)。在被试内模型中，分别有3163和1107个观测值被纳入一级模型和二级模型中。

第一层：

Y_ij=π_0i+π_1i×(时间点)+π_2i×(母亲抑郁)+π_3i×(时间点)×(母亲抑郁)

第二层：

π_0i=β₀₀+β₀₁×(性别)+β₀₂×(收入)+…+r_0i

π_1i=β₁₀+β₁₁×(性别)+β₁₂×(收入)+…+r_1i

被试内模型的结果如表 3所示，母亲的抑郁症状得对儿童的社会性退缩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儿童社会性退缩随时间的变化轨迹的斜率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儿童在24到54个月之间的社会性退缩没有表现出有规则的变化。此外，时间和母亲抑郁症状得分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说明与母亲抑郁症状对儿童社会性退缩的影响不随时间变化有显著不同。在二级模型中，性别显著地预测了一级模型中的所有系数，因此母亲抑郁症状对儿童社会性退缩的影响存在着性别差异。

表 3分别展示了针对女孩和男孩的结果。首先，由于男生模型的截距显著地小于女生模型的截距，因此，女生的社会性退缩显著高于男生。其次，虽然母亲抑郁症状与儿童的社会性退缩的关系在男生和女生中均达到显著水平，但这一关系在男生中的强度要高于在女生中的强度，说明母亲抑郁症状的变化与男孩社会性退缩的变化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

3.3 三种教养行为的中介作用

由于母亲24到54个月抑郁症状的变化与儿童社会性退缩的变化之间存在相关，我们进一步检测24到54个月母亲的教养行为在这一相关中的中介作用。根据Baren和Kenny (1986)提出的在单层回归模型中检测中介效应的方法，Krull和MacKinnon (2001)提出了在分层模型中探索中介效应的方法。我们根据这些以往文献，分三个步骤分别检测三种教养行为在母亲抑郁症状与儿童社会性退缩之间的关系。第一步，在分层线性模型中，证明母亲抑郁对儿童社会性退缩的预测作用 (已证，见表 3)。第二步，在分层线性模型中，将母亲的教养行为作为因变量，母亲的抑郁症状、测查时间点、母亲抑郁与测查时间点二者的交互作用作为自变量。分层模型如以下公式所示，模型结果如表 4上半部分所示。如表 4所示，在一级模型中，母亲在24到54个月之间抑郁症状得分能够显著地预测同一时间段的不敏感的、消极的和干预性的教养行为。

第一层：

母亲教养行为_ij=π_0i+π_1i×(时间点)+π_2i×(母亲抑郁)+π_3i×(时间点)×(母亲抑郁)

第二层：

π_0i=β₀₀+β₀₁×(性别)+β₀₂×(收入)+…+r_0i

π_1i=β₁₀+β₁₁×(性别)+β₁₂×(收入)+…+r_1i

π_2i=β₂₀+β₂₁×(性别)+β₂₂×(收入)+…+r_2i

π_3i=β₃₀+β₃₁×(性别)+β₃₂×(收入)+…+r_3i

第三步，在分层线性模型中，将母亲的抑郁症状、测查时间点、母亲抑郁与测查时间点二者的交互作用、母亲的教养行为同时纳入模型作为自变量，将儿童的社会性退缩纳入为因变量。分层模型如以下公式所示。由于计算中介效应的大小，主要是基于这一模型中母亲教养方式的系数π_4i，我们在表 4下半部分分别报告了这一系数。同时，我们用sobel z检验 (Sobel, 1982b) 分别检测了三种教养方式的中介性是否显著 (见表 4最后一行)。如表 4所示，在一级模型中，这三种不同的教养行为均不能显著地预测儿童的社会性退缩行为。但由于性别仍然是对一级模型中的教养行为系数的显著预测变量，对男、女孩又分别建立了模型进行探索。不敏感的和消极的教养行为都能显著预测男孩的社会性退缩，而这一预测关系在女孩中却不显著。Sobel检验结果z值显示出，对男孩而言，24到54个月母亲充满消极情绪的教养行为显著地中介了母亲抑郁症状和儿童社会性退缩之间的相关，而这一中介作用却没有在其他两种教养行为中得到证实。

为了探讨充满消极情绪的教养行为的中介作用是否是独立于其他两种教养行为的作用，我们又将三种教养行为同时放入第三步的模型中进行探讨 (见表 4最后一列)。然而，当三种教养方式同时被纳入分层线性模型时，消极教养行为的中介作用也消失了。

第一层：

儿童社会性退缩=π_0i+π_1i×(时间点)+π_2i×(母亲抑郁)+π_3i×(时间点)×(母亲抑郁)+π_4i×(母亲教养方式)

第二层：

π_0i=β₀₀+β₀₁×(性别)+β₀₂×(收入)+…+r_0i

π_1i=β₁₀+β₁₁×(性别)+β₁₂×(收入)+…+r_1i

π_2i=β₂₀+β₂₁×(性别)+β₂₂×(收入)+…+r_2i

π_3i=β₃₀+β₃₁×(性别)+β₃₂×(收入)+…+r_3i

π_4i=β₄₀+β₄₁×(性别)+β₄₂×(收入)+…+r_4i

4 讨论 4.1 母亲抑郁症状与儿童社会性退缩：纵向的动态关系

本研究首次证明了在儿童24个月到54个月之间，随着母亲的抑郁症状升高，儿童的社会性退缩症状也会随之升高。当母亲的抑郁症状加重时，他们会对儿童的情绪、需求、行为更不敏感，且对儿童的应答和反馈更加迟缓，或者对儿童的活动做出更多的干涉和控制 (Lovejoy, 1991)。这些教养行为通过多种机制对儿童的社会性退缩带来了更大的风险。首先，对儿童的悲伤信号不敏感或不应答的教养行为可能使儿童与母亲形成矛盾型不安全依恋，儿童因此减少诱发母亲反应的行为 (Rubin et al., 2009)。其次，建立独立自主的意识是儿童在头几年重要的发展任务之一 (Bandura, 2006)。而当儿童主动想去得到母亲的反应或影响环境时，多次失败的经历使他们逐渐丧失自我效能感，从而更有可能产生社会性退缩行为。最后，抑郁母亲可能会通过过分控制限制儿童锻炼有效沟通和重要社会技能的机会，从而导致儿童在社交中因能力不足出现社会性退缩。在中国文化背景中，也有类似的研究发现，宗利娟、刘俊升、李丹和陈欣银 (2014)对298名母亲极其婴儿进行了8个月的追踪研究，结果显示母亲的抑郁情绪对婴儿的退缩等内隐问题存在直接的影响。说明母亲的抑郁症状对儿童退缩或其他内隐问题的影响在中美两种文化背景下有一定的一致性。

通过构建分层线性模型对被试内随时间变化的变异作进行探究，本研究证明母亲抑郁症与儿童社会性退缩之间纵向的动态关系。虽然前人的研究通过探究被试间变异试图证实母亲抑郁症状与儿童社会性退缩之间的相关 (Glöggler, & Pauli-Pott, 2008；Pauli-Pott et al., 2004)，但这些研究都无法排除其他来自儿童、母亲、家庭等稳定因素对这一相关性的贡献。例如，基因遗传假说 (genetic transmission hypothesis) 认为抑郁症状和退缩性行为共享的遗传因素或人格特征 (例如，脑电活动模式、大脑半球的激活和神经质人格；Jones et al., 1996; Kochanska, 1991; Lovejoy et al., 2000) 可能解释为何有抑郁母亲的儿童会出现社会性退缩；母亲的社会技能 (例如偏差的观点采择能力等) 和人格特质既是影响母亲抑郁症状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儿童社交能力的重要原因。因此，撇开母亲的抑郁症状不谈，这些与之相关的因素都可能是导致儿童社会退缩的重要原因。而本研究使用的方法能进一步证实了母亲抑郁与儿童社会性退缩的相关绝不仅仅由共享的基因或人格特征导致。

4.2 充满负面情绪的教养行为的中介作用

当母亲的抑郁症状在儿童24到54个月之间升高时，男孩的社会性退缩随之升高，而母亲充满消极情绪的教养行为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随着母亲抑郁症状的加重，她们会表现出更多的负面情绪 (Lovejoy et al., 2000)。在亲子互动过程中，这些充满消极情绪可能表现为母亲对儿童需求的批评、拒绝、愤怒。不断的社会学习使儿童逐渐形成跨情境的退缩的防御机制。本研究第一次证实了此种教养行为在母亲抑郁症状与儿童社会性退缩间的中介作用，并且也只有此种教养行为中介了母亲抑郁症的被试内变量对儿童社会性退缩的影响，而在以往的大量相关研究中发现的过分控制的、干预式的教养行为与儿童社会性退缩的关系并没有在此本研究中得到证实。这让我们重新思考这二者孰因孰果。干预式、过分控制的教养行为极有可能是父母对已经出现社会性退缩行为的儿童的一种行为反应：随着儿童社会性退缩症状的增加，父母可能会增加对其过度保护的控制行为。需要注意的是，三种教养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相关，当三种教养方式同时被纳入分层线性模型时，消极教养行为的中介作用也消失了。因此，消极教养行为的中介作用可能是通过其他形式的教养行为或与其他形式的教养行为共同作用实现的。

通过证实母亲抑郁症状以及消极教养行为的被试内变量与儿童社会性退缩的被试间变化之间的动态联系，进一步证实了母亲的消极教养行为对另外二者至今的中介作用。未来的研究可以检验为何母亲消极的教养行为在中介作用中会不同于其他两种教养方式。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中，母亲的抑郁症状确实会引起三种消极教养行为的出现 (朱丽, 李泽爱, 周晓琴, 金琼, 王晓玲, 2011; 蒋立春, 1995)，然而，与儿童早期社会性退缩以及其他适应问题有更高相关的是母亲干扰性和控制过度的教养行为 (卢富荣, 王侠, 李杜芳, 王耘, 2015; 曹婷婷, 2011)，但教养行为的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还未有过探究，未来的研究可以对此进行探索，同时探讨中美的文化差异在其中的作用。

4.3 性别差异：男孩的社会性退缩与母亲抑郁症状的联结更紧密

本研究发现母亲的抑郁症状能更好地预测男孩的社会性退缩。这一现象可以用父母和家庭外成员通常持有的性别刻板印象来解释 (Henderson et al., 2001)。当儿童在两岁时开始表现出社会性退缩，父母可能会用相对消极的教养行为来回应男孩。与女孩相比，男孩的社会性退缩可能会引发父母更消极的情绪反应、拒绝的教养行为。因此，不仅是母亲的抑郁症状会影响儿童的社会性退缩，二者之间还可能存在双向的影响，从而扩大了母亲的抑郁症状对儿童适应问题的影响。本研究并没有直接证明这种双向影响的存在，后续的研究可以去探索本研究中出现的性别差异的形成机制。此外，在中国文化中，尚未有类似的研究结果出现，未来国内研究也可从类似的问题着手探究性别在亲子互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4.4 本研究的不足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首先，本研究中只用了母亲报告的儿童行为问卷的社会性性退缩分量表来评估儿童的社会性退缩。因为母亲同时也报告了自己的抑郁症状，这样的评估方式可能导致潜在的报告者偏差。但是由于母亲的教养行为是通过实验室观察进行评估的，所以当发现教养行为在母亲抑郁对儿童社会性退缩的影响中有显著的中介作用时，可以说明母亲抑郁和儿童社会性退缩之间的相关不仅仅是由报告者偏差引起的。其次，在分层线性模型中，结果显示社会性退缩并没有随时间发生系统的变化，然而，社会性退缩的发展轨迹可能存在着巨大的个体差异 (Booth et al., 1994)。未来的研究可通过建立潜变量混合增长模型进一步探索此类问题。第三，母亲抑郁对儿童社会性退缩的潜在影响机制与对儿童其他内隐行为问题 (如焦虑、抑郁) 的影响机制可能有相似之处，有待将来研究的进一步探索。第四，本研究所用数据均来自于美国国家儿童健康与人类发育研究所，数据收集的时间在20世纪90年代，研究结果与当今美国社会可能存在一些差异，例如父亲角色在儿童教养中的参与度逐渐增高，可能会对母亲的特质与儿童内隐问题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然而根据现有的研究来看，母亲的抑郁症状仍然是儿童内隐问题的重要风险因素，且在已生育妇女中保有较高的出现率 (O’Connor et al., 2016; Reuben et al., 2015)，因此本研究的结果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最后，鉴于儿童社会性退缩在不同文化情景下的文化认同度有所不同 (Chen et al., 1998)，本研究所得结果在中国文化中的解释和推广需要谨慎。

5 结论

(1) 在儿童24~54个月期间，随着母亲抑郁症状的升高，儿童的社会性退缩也随之升高。

(2) 消极的教养行为中介了母亲抑郁对男生社会性退缩的影响。

(3) 母亲抑郁症对儿童社会性退缩的影响存在着性别差异：与女生相比，男生的社会性退缩更容易受到母亲抑郁症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