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Vol. 32
国家教育部主管、北京师范大学主办。
文章信息
- 陈圆圆, 张卫, 朱键军, 喻承甫, 张一波, 卢镇辉 .2016.
- CHEN Yuanyuan, ZHANG Wei, ZHU Jianjun, YU Chengfu, ZHANG Yibo, LU Zhenhui .2016.
- 同伴侵害对青少年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 Peer Victimization and Problematic Online Game Use Among Adolescent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 心理发展与教育, 32(6): 733-744
-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32(6): 733-744.
- http://dx.doi.org/10.16187/j.cnki.issn1001-4918.2016.06.12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结果，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其中，网络游戏用户规模达到3.91亿，较去年底增长了2562万人，占整体网民的56.9%，而网游用户中青少年学生群体所占比例为24.1%。在网络游戏使用逐渐普遍化、低龄化的背景下，我们探讨青少年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问题有着尤其重要的意义。多数网络游戏给青少年提供了新奇、冒险的内心感受，也会让他们加倍为之付出时间、精力，甚至沉迷于此，继而发展成为一种的成瘾行为(Petry & O’Brien，2013)。本研究根据Ko等(2012)的定义，将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Problematic online game use，POGU)定义为青少年无法控制网络游戏行为并产生大量消极心理社会结果的行为模式/状态。根据对全球不同国家的POGU发生率进行检索，我们发现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比率在0.2%-50%之间(Festl，Scharkow，& Quandt，2013; Gentile，2009; Hur，2006; 朱键军等，2015)。不难发现，青少年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已发展成为广泛关注的世界性心理卫生问题。2013年6月，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也称网络游戏失调，Internet game disorder)作为一种障碍首次被纳入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附录中。随着对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关注度的不断提升，探讨青少年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的发生及其内在机制有着重要的研究及实践干预价值(Zhu，Zhang，Yu，& Bao，2015)。
同伴侵害泛指青少年所遭受的来自同龄人任何形式的攻击，例如身体侵害(如，击打等)、语言侵害(如，嘲笑等)和关系侵害(如，社交攻击等)(Card & Hodges，2008; Finkelhor & Dzuiba-Leatherman，1994)。青少年绝大部分时间在校学习，同伴是他们相处时间最多、接触频率最高的对象，他们的发展不可避免受到同伴环境的影响(Jia et al.，2009)。根据压力应对理论的观点(Lazarus & Folkman，1984)，个体在面对压力情境(如，同伴侵害等)时可能会发展受阻，选择消极的方式应对不利处境，进而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行为(Kliewer，Dibble，Goodman，& Sullivan，2012; Sullivan，Farrell，& Kliewer，2006)。例如，一项针对美国城市青少年的追踪研究发现，有过同伴侵害经历的青少年常常会选择药物滥用、攻击、不良行为等消极应对方式作为压力缓解的途径(Sullivan，Farrell，& Kliewer，2006)。那么同伴侵害作为一种风险因素，能否对青少年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POGU)的发展产生影响呢？Ko等(2008)指出，网络成瘾和多数问题行为具有类似的风险发生机制。在青少年网络游戏使用率不断上升的大背景之下，青少年在遭遇同伴侵害后存在选择沉溺网络游戏这一消极应对方式来释放压力和负面情绪的可能性。不仅如此，同伴侵害极大损害青少年发展过程中的基本心理需要(如，安全需要、关系需要)，而这些心理需要的缺失恰恰是青少年网络游戏使用的重要动机(Ryan，Rigby，& Przybylski，2006; Young-Jones，Fursa，Byrket，& Sly，2014)，可以借以逃避现实和寻求社会联结。同伴侵害的广泛发生会形成一种校园暴力氛围，随着学校氛围水平的下降，安全感、亲密关系、自主发展等基本心理需求无法获得满足，强有力提升了POGU水平上升的风险(朱键军等，2015)。同伴侵害会导致大量的社会情绪调节以及行为问题(Kliewer et al.，2012; Sullivan et al.，2006; 范翠英，王明忠，周宗奎，& 孙晓军，2012; 纪林芹，陈亮，徐夫真，赵守盈，& 张文新，2011)，而这些因素已经被证明是青少年POGU重要的近端风险因素(Gentile et al.，2011)，故有理由推测同伴侵害是青少年POGU发展的重要风险。因此，本研究假设同伴侵害能够显著地正向预测青少年POGU。
同伴侵害影响青少年POGU的具体机制如何，即同伴侵害是否通过某些中介变量进而影响青少年POGU，也是一个亟待探究的问题。学业自我效能感代表了个体对自身成功执行或完成学业任务能力的一种信念，学业自我效能感高的青少年能更好地利用认知策略，也能更有效地学习，并随之操控和调整他们的努力，并从这些任务当中获取成就感(Bandura，1997；Schunk，1991; Chemers，Hu，& Garcia，2001)。阶段环境匹配理论指出，当个体遭受到来自同伴的侵害，环境风险造成个体积极发展的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会导致青少年学业自我效能感的降低(Eccles & Midgley，1989; Eccles & Roeser，2011)。根据自我系统理论的观点，自我系统处于环境风险作用于个体行为的影响核心，大多数外部影响都是通过自我过程间接影响人的机能(Lawrence & Oliver，1999)。大量研究证实，学业自我效能感能够中介学校风险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例如，Graves(2014)发现学业自我效能感能够中介学校风险(如，同伴侵害)对智利青少年学业成就、未来期望、抑郁和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类似的研究结论也在荷兰、澳大利亚等国家的青少年群体中发现(Thijs & Verkuyten，2008; Singh & Bussey，2011)。因此，本研究认为学业自我效能感作为自我系统的重要成分，能够中介同伴侵害对青少年POGU的影响。已有研究证明，同伴侵害会对青少年的学业自我效能感产生直接的消极影响。一项针对荷兰青少年的研究发现，随着青少年同伴侵害经历的增多，其感知到的学习能力在逐渐下降，甚至无法精确调控自己的学习行为(Verkuyten & Thijs，2002)。Thijs和Verkuyten(2008)的研究也支持了同伴侵害是学业自我效能感的风险因子这一观点，认为同伴侵害不仅能够直接作用于青少年学业自我效能感，还可以通过降低个体自尊来削弱青少年学业自我效能感。此外，学业自我效能感与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学业自我效能感的提高，攻击行为、药物使用等不良行为的发生率显著降低(Carroll et al.，2009)。Singh和Bussey(2011)认为，提高个体的应对自我效能可以降低个体的外化问题，同时增加积极行为的发生率。据我们所知，目前已有研究直接考察了学业自我效能感和问题性网络使用的关系，认为学业自我效能感可以显著的负向预测问题性网络使用(Odaci，2011)。在一项针对新加坡青少年的追踪研究中，Gentile等(2011)也发现学业成就和目标设定水平较低的青少年更容易表现出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的倾向。在其他成瘾行为层面，DiClemente等(1995)已经指出提升自我效能感是对烟酒成瘾和饮食障碍进行矫治的有效手段。然而，具体到本研究提出的学业自我效能感能否中介同伴侵害对青少年POGU的影响仍不清楚。因此，基于相关理论和大量实证研究证据，我们假设学业自我效能感能够中介同伴侵害对青少年POGU的影响。
根据发展系统理论的观点(Lerner，2002)，青少年的发展是不同环境系统(同伴环境、家庭环境等)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涉及到自我系统(如价值观、态度、气质等)与环境系统间的互动。本研究中，学校系统的关键风险因素——同伴侵害能够以自我系统(即，学业自我效能感)为中介作用于青少年POGU，那么，是否存在其它环境因素能够对这一中介过程产生影响呢？众所周知，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一样，与青少年发展息息相关，父母知情作为家庭环境系统中的重要变量可能对这一过程产生重要影响。父母知情指的是父母对于孩子行踪去向、友谊交往等日常活动情况的了解，它更加倾向于尊重孩子的意愿和心声，而不是用父母的能力和部署来控制孩子，作为一种信任和信赖的亲子互动在青少年发展中起重要作用(Stattin & Kerr，2000; Crouter，Bumpus，Davis，& McHale，2005)。发展心理学、临床心理学中有关家庭研究的领域普遍认为，对青少年来说，父母知情与其问题行为的减少密切相关。那些日常活动、行踪去向以及同伴接触不被父母了解或知晓的青少年存在更大的产生行为不良或者其他类型问题行为的风险(Crouter & Head，2002; Crouter，Bumpus，Davis，& McHale，2005)。例如，一项针对179个家庭为时7年的追踪研究发现，早期的父母知情作为重要的保护措施，能够有效减少青少年17岁时出现烟酒使用、逃学旷课等一系列外化问题的倾向(Crouter，Bumpus，Davis，& McHale，2005)。Li和其合作者(2013)甚至在一项研究中发现了父母对青少年行为的知晓能够显著地负向预测病理性网络使用。考虑到父母知情对青少年问题行为(如，POGU)重要的干预价值(Soenens，Vansteenkiste，Luyckx，& Goossens，2006)，本研究基于发展系统理论(Lerner，2002)，拟建立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考察在同伴侵害通过学业自我效能感影响青少年POGU的过程中，父母知情的调节效应。
事实上，学校、家庭等不同环境交互作用于青少年发展的复杂过程已经引起了发展心理领域的广泛关注(Crosnoe，2004; DeLay，Hafen，Cunha，Weber，& Laursen，2013)。已有直接研究证实父母知情能够调节同伴侵害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例如，Jantzer等(2015)发现，在遭受同伴侵害后，父母知情较低的青少年表现出更高的自杀意念和自杀尝试。不仅如此，高质量的父母知情渠道(如，亲子交流)也能够缓冲同伴侵害对青少年反社会行为的影响(Yang & McLoyd，2015)。遭受同伴侵害的青少年，如果能够获得较多的父母支持，会避免发展出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Stadler，Feifel，Rohrmann，Vermeiren，& Poustka，2010)。因此，本研究假设父母知情能够调节同伴侵害对青少年POGU的直接效应，具体表现为高水平的父母知情能够缓冲同伴侵害所造成的青少年POGU风险。那么，学业自我效能感能否与父母知情交互作用于青少年POGU呢？同样基于发展系统理论(Lerner，2002)的观点，这种可能是成立的，正是由于自我系统和外部系统间的互动才促使了青少年积极发展(Lerner，2002)。据我们所知，目前尚无研究直接考察了父母知情在学业自我效能感影响青少年发展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但是相关近似证据依然能够为作出假设提供支持。例如，近期一项以中国青少年为对象的研究指出，积极的家庭环境(如，亲子关系、父母知情等)能够有效缓冲逃学旷课、低自信、低归属感等低学业参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外部表征)对青少年POGU的影响(朱键军等，2015)。故基于相关理论基础和近缘证据支持，本研究假设父母知情能够调节学业自我效能感对青少年POGU的影响，具体变现为高度的父母知情能够有效减少青少年低学业自我效能感造成的POGU风险。
脱离小学氛围迈入中学环境对青少年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一旦适应不良，将会极大影响其积极发展。Pellegrini和Long(2002)指出，伴随着小学到中学升学过程，初一年级会出现同伴侵害水平的显著提升，当渡过这一阶段后同伴侵害又会呈现出下降趋势。不难看出，初一年级一定程度上是青少年同伴侵害这一校园风险发展过程中重要的转折点。江艳平等(2015)最近的一项研究也指出，初一年级青少年所面临的同伴关系重组过程为研究同伴侵害对青少年发展提供了“天然的条件”。因此，本研究选择初一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图 1)，旨在探讨：(1)同伴侵害对青少年POGU的影响；(2)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同伴侵害与青少年POGU关系间的中介效应；(3)父母知情在同伴侵害与青少年POGU关系间的调节效应。考虑到有研究指出，性别、年龄以及社会经济地位(SES)等变量均和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呈显著相关(Kim et al.，2008)，在研究中我们将这些变量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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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同伴侵害影响青少年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的假设模型 (注：POGU=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 |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法选取广东省广州市、佛山市、东莞市四所普通公办初级中学的1401名初一年级学生(平均年龄12.46岁，标准差为0.60)作为被试。其中，男生703人，女生698人；父亲与母亲的受教育水平为“未受过正规教育或小学”水平者分别为9.4%和20.4%，“初中”水平者分别为42.4%和39.4%，“高中”水平者分别为29.5%和22.5%，“大专”水平者分别为7.3%和8.2%，“大学本科/本科及以上”者分别为11.4%和9.5%。被试中家庭人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者为16.8%，“1000~2000元”者为18.5%，“2000~3000元”者为21.5%，“3000~4000元”者为15.0%，“4000~5000元”者为10.6%，“5000元以上”者为17.6%。
2.2 研究工具 2.2.1 同伴侵害问卷采用周莎莎等(2014)研究中使用的同伴侵害问卷，该问卷由6名心理学专业硕博士研究生和2名心理学专业教师在参考现有相关问卷(Crick & Grotpeter，1996; Olweus，1996； Schwartz，Dodge，Pettit，& Bates，1997)的基础上编制而成。问卷共9题，要求被试报告在过去的六个月中所遭受不同类型同伴侵害的频率。其中，6道题反映外部侵害(如“在过去的六个月中你有被同伴故意打、踢、推、撞过吗？”)，3道题反映关系侵害(如“在过去的六个月中你有被同伴孤立过吗？”)。采用Likert 5点量表记分，1表示“没有”，5表示“≥四次”。考虑到本研究中外部侵害和关系侵害高度相关(r=0.75，p<0.01)，故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作为同伴侵害得分，分数越高表明遭受过越多越严重的同伴侵害。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系数α为0.88。
2.2.2 学业自我效能感问卷采用密歇根大学Midgley等(2000)编制的适应性学习模式量表(Patterns of Adaptive Learning Scales，PALS)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分量表进行测量。该问卷经由6名心理学专业硕博士研究生和2名心理学专业教师进行多次直译和回译。问卷共6题，要求被试报告在最近六个月里的一般性学习状况，以此来反映其普遍性的自我效能感水平，如“我确信我能掌握这一年里老师所教的知识和技巧”。采用Likert 5点量表记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计算所有条目的均分，分数越高表示被试的学业自我效能感越高。学业自我效能感问卷整体拟合指数如下：χ2 =209.880，df=9，p<0.001，RMSEA=0.126，CFI=0.958，TLI=0.930，SRMR=0.031，表明问卷结构效度可接受。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系数α为0.90。
2.2.3 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问卷采用Zhu等(2015)研究中使用的专门针对中国青少年的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问卷进行测量。该中文版问卷经由6名心理学专业硕博士研究生和2名心理学专业教师在参考DSM-4病理性赌博标准和Young’s 8项目网络成瘾问卷基础上编制而成，类似的问卷也在其他研究中使用(Gentile，2009; Kwon et al.，2011; Yu，Li，& Zhang，2015)。共8个项目，要求被试报告自己对于网络游戏的沉迷程度，如“你是否感觉需要不断增加玩网络游戏的时间才能得到满足？”。采用Likert 3点量表记分，1表示“从不”，3表示“经常”。计算所有项目的均分，分数越高表明青少年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倾向越强。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问卷整体拟合指数如下:χ2=84.663，df=20，p<0.001，RMSEA=0.048，CFI=0.962，TLI=0.947，SRMR=0.032，表明问卷结构效度良好。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系数α为0.74。
2.2.4 父母知情问卷采用修订的父母知情问卷进行测量。问卷是在参考其他父母知情测量工具的基础上，选取了Stattin和Kerr(2000)所编制问卷中最能反映父母知情的四个条目。该问卷经由6名心理学专业硕博士研究生和2名心理学专业教师进行多次直译和回译。问卷共4个条目，要求被试报告在过去的六个月中，父母对他们晚上外出去向、放学后的去处、同伴接触等情况的了解程度，如“在空闲时间里你干了什么”等。采用Likert 3点量表记分，1表示“不知道”，3表示“知道很多”，计算所有项目的均分，分数越高表示父母知情水平越高。父母知情问卷整体拟合指数如下:χ2=18.984，df=2，p<0.001，RMSEA=0.078，CFI=0.983，TLI=0.949，SRMR=0.028，表明问卷结构效度良好。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系数α为0.67。
2.2.5 控制变量鉴于研究表明，性别、年龄以及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与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显著相关(Gentile，2009；Kim et al.，2008)，因此，本研究将这些变量均作为协变量加以控制。其中，性别是二分变量(男=1，女=0)，年龄为被试在参与研究时的实际年龄。参照以往研究(Veenstra，Lindenberg，Oldehinkel，De Winter，& Ormel，2006)，将父母教育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家庭所在地等人口统计学变量标准化后的平均分作为被试在社会经济地位(SES)上的得分。该方法所得SES问卷整体拟合指数如下：χ2 =0.207，df=2，p>0.05，RMSEA=0.000，CFI=1.000，TLI=1.005，SRMR=0.003，表明问卷结构效度良好。本研究中，SES问卷的Cronbach系数α为0.66。
2.3 数据分析本研究中主要研究变量缺失值较少(例如，各变量上的数据缺失仅在5-25名被试之间)，采用极大似然估计的方法处理缺失值是因为这一方法比列删法和其他特定方法，能在尽可能保存现有数据的前提下，获得更好的无偏参数估计和更精确的标准误(Schafer & Graham，2002)。采用SPSS 20.0对研究变量进行简单描述统计(平均数、标准差、相关等)。采用Mplus 7.0软件建构结构方程模型对中介和调节效应进行估计，如果满足χ2/df≤3; CFI≥0.95，TLI≥0.95，以及RMSEA≤0.05的条件则认为模型拟合良好(Hoyle，2012; Kline，2011)。本研究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采用了Bootstrapping 方法(Erceg-Hurn & Mirosevich，2008)，获得参数估计的稳健标准误及置信区间，若置信区间不含零则表示有统计显著性。
3 结果与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法对数据进行搜集，因而，共同方法偏差可能对结果造成一定的干扰。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的方法对共同方法偏差是否严重进行了统计确认(Podsakoff，MacKenzie，Lee，& Podsakoff，2003)。结果发现，未旋转和旋转都得到6个因子特征根大于1，未旋转和旋转得到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分别为21.70%和16.28%，都远小于40%的临界值。因此，本研究暂不考虑共同方法偏差对结果的影响。
3.2 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表 1呈现了本研究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各变量间均显著相关。同伴侵害与POGU显著正相关，随着同伴侵害水平提升，青少年发展为POGU的倾向越强。同伴侵害与学业自我效能感显著负相关，随着同伴侵害水平提升，青少年的学业自我效能感不断降低。此外，学业自我效能感与青少年POGU呈显著负相关，学业自我效能感越低，个体发展为POGU的风险越大。父母知情与学业自我效能感显著正相关，与青少年POGU显著负相关。
| 变量 | M | SD | 1 | 2 | 3 | 4 |
| 1.同伴侵害 | 1.52 | 0.74 | 1.00 | |||
| 2.学业自我效能感 | 3.82 | 0.72 | -0.21** | 1.00 | ||
| 3. 父母知情 | 2.54 | 0.44 | -0.17** | 0.23** | 1.00 | |
| 4. POGU | 1.30 | 0.30 | 0.18** | -0.17** | -0.26** | 1.00 |
| 注: POGU=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p<0.01。 | ||||||
如图 2，同伴侵害能够显著地正向预测青少年POGU(β=0.13，p<0.01)，父母知情显著地负向预测青少年POGU(β=-0.21，p<0.01)。与此同时，父母知情能够显著地调节同伴侵害对青少年POGU的影响(β=-0.09，p<0.05)。调节主效应的回归模型的判定系数(R2)为0.19。由于是过饱和模型，所以未呈现各相关拟合指标。为进一步探明父母知情如何影响同伴侵害和POGU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简单斜率检验(如图 3所示)，结果表明，当父母知情水平较低时(均分一个标准差以下)，同伴侵害和青少年POGU显著正相关(β=0.08，p<0.001)；当父母知情水平较高时(均分一个标准差以上)，同伴侵害和青少年POGU之间关系不显著(β=0.02，p>0.05)。简单的说，父母知情缓冲了在青少年POGU发展过程中同伴侵害的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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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父母知情在同伴侵害和青少年POGU之间的调节效应模型 (注：仅呈现显著的回归路径；**p<0.01，*p<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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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父母知情在同伴侵害和POGU之间的调节作用 |
当没有引入中介变量时，同伴侵害能够显著地正向预测青少年POGU(β=0.18，p<0.01)，模型的解释率R2为0.14。在引入学业自我效能感后(如图 4)，中介模型拟合较好(χ2/df=1.29; CFI=1.00，TLI=0.99，以及RMSEA=0.01)，同伴侵害仍然能够显著地正向预测POGU(β=0.15，p<0.01)。同伴侵害能够显著地负向预测学业自我效能感(β=-0.19，p<0.01)，同时学业自我效能感能够显著地负向预测青少年POGU(β=-0.13，p<0.01)。此时，模型的解释率R2为0.16，额外解释了2%的变异。Bootstrapping分析的结果表明，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同伴侵害和青少年POGU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indirect effect=0.03，p<0.001，95% CI [0.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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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同伴侵害和青少年POGU之间的中介效应模型 (注：仅呈现显著的回归路径；**p<0.01，*p<0.05) |
为了进一步考察父母知情能否调节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同伴侵害和青少年POGU之间的中介效应，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 5)，且模型拟合良好(χ2/df=1.45; CFI=1.00，TLI=0.99，以及 RMSEA=0.02)。在模型中对相关变量(如乘积项)进行了中心化处理，以避免多重共线性的出现。其中，同伴侵害显著地正向预测青少年POGU(β=0.11，p<0.01)，父母知情显著地负向预测青少年POGU(β=-0.18，p<0.01)，并且父母知情能够显著地调节同伴侵害影响青少年POGU的残余效应(β=-0.07，p<0.01)。由于父母知情对该残余效应的调节并非本研究考察重点，所以未针对该调节模式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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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父母知情在同伴侵害和青少年POGU之间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注：仅呈现显著的回归路径；**p<0.01，*p<0.05。) |
学业自我效能感和父母知情均能够显著地负向预测青少年POGU(β1=-0.09，β2=-0.18，ps<0.01)，并且二者能够显著地交互预测青少年POGU(β=0.07，p<0.05)。回归模型的判定系数(R2)为0.20，在中介模型的基础上额外解释了4%的变异。为进一步探明父母知情如何影响学业自我效能感和POGU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简单斜率检验(如图 6所示)，结果表明，当父母知情水平较低时(均分一个标准差以下)，学业自我效能感和青少年POGU显著负相关(β=-0.07，p<0.001))；当父母知情水平较高时(均分一个标准差以上)，学业自我效能感和青少年POGU之间关系不显著(β=-0.00，p>0.05)。可以看出，低父母知情放大了低学业自我效能感对青少年POGU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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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 父母知情在学业自我效能感和POGU之间的调节作用 |
最后，为进一步明确性别对本研究提出的有调节中介模型的影响，我们将性别作为调节变量进行了补充分析。根据双重交互(如，同伴侵害 × 性别 → POGU/ 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业自我效能感 × 性别 → POGU)和三重交互(如，同伴侵害 ×父母知情 × 性别 → POGU/ 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业自我效能感 ×父母知情 × 性别 → POGU)的结果，加入性别后所有调节效应均不显著，所以在讨论中并未对性别的角色进行深入分析。
4 讨论 4.1 同伴侵害和青少年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的关系本研究发现同伴侵害能够显著地正向预测青少年POGU，证实同伴侵害经历是影响青少年POGU形成的重要风险因子。以往已经发现同伴侵害会提升药物滥用等其它问题行为的发生水平(Sullivan，Farrell，& Kliewer，2006)，本研究结论进一步验证并拓展了Ko等(2008)的观点，即问题性网络使用和其它问题行为(如，酒精滥用)有着相似的风险发生属性。同伴侵害的发生不仅会给青少年带来身体伤害(被击打等)以及社交关系损伤(被孤立等)Kliewer et al.，2012; Sullivan et al.，2006)，还会导致青少年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基本心理需要理论能够使两者间关系获得较好的解释。同伴侵害所带来的身体和社交的损伤会导致安全、亲密等青少年发展过程中关键的基本心理需求均得不到满足(Young-Jones，Fursa，Byrket，& Sly，2014)。Ryan等(2010)同时认为，正是基本心理需求的缺失奠定了个体发展为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的基础，导致个体产生对于网络游戏强烈的渴求。当被侵害的青少年投入到网络游戏之中，不仅能够回避现实生活中“望而生畏”的同伴侵害(周莎莎等，2014)，还能够在网络游戏虚拟的世界中通过“建立帮派”、“组队”等特有方式构建起新的同伴关系，享受快乐的同时使亲密、安全等心理需要获得补偿(Swickert，Hittner，Harris，& Herring，2002)，这种补偿可能会进一步正强化个体的网络游戏行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量，遭受同伴侵害的青少年会倾向于选择网络游戏作为纾解压力的方式(Lazarus & Folkman，1984)。但是，随心理需要的补偿而来的还有青少年POGU的风险。
4.2 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Badura(1997)指出，环境风险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人的内部因素发挥作用。本研究进一步考察了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同伴侵害影响青少年POGU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其中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不仅支持了阶段-环境匹配模型和自我系统理论(Eccles & Midgley，1989; Eccles & Roeser，2011; Lawrence & Oliver，1999)，还证实了学业自我效能感的降低是同伴侵害影响青少年POGU的重要过程。究其根源，青少年在遭受同伴侵害后不仅产生孤独、焦虑等内化问题，同时出现以自责、自我价值感缺失、习得性无助等为代表的自我认同危机(Graham & Juvonen，1998；Steca et al.，2014；Thijs & Verkuyten，2008)。这种危机进一步具体到学业上，就是针对自身学业能力的过低评估，学业自我效能感大打折扣(Flook et al.，2005)。McLaughlin及其合作者(2009)在近期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同伴侵害会造成个体情绪失调。这种失调会进一步降低青少年学业过程中的认知加工能力，同时破坏其自主独立的学习行为，阻碍个体在学业上多方面的发展(Paulo，Rachael，Susan，& Susan，2007)。低迷的学业表现不可避免促使青少年将精力转向学习以外的方面，通过网络游戏获取虚拟世界的满足感和成就感，来弥补自己在学业上的茫然和挫败感，这样的恶性循环加剧了青少年POGU的发生风险(Odaci，2011; Gentile et al.，2011)。不仅如此，学业自我效能感低的个体可能向外界寻求支持，结交大量越轨同伴(Simons，Whitbeck，Conger，& Conger，1991)，而越轨同伴恰恰是青少年POGU的最近端风险因素，通过对越轨同伴过度网络游戏行为的模仿学习，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青少年产生了更高的POGU风险(Zhu et al.，2015)。综上，本研究探讨了学业自我效能感的重要中介价值，为进一步理解同伴环境对青少年POGU的影响提供了宏观上的依据和支持。当青少年遭受到同伴侵害后，其安全、关系、自主等基本心理需求无法获得满足(Young-Jones，Fursa，Byrket，& Sly，2014)，出现了和青少年时期主要的社会情感需求的不匹配，造成了个体学业自我效能感的降低(Thijs & Verkuyten，2008)，促使其转向网络游戏寻求需要的满足，进而发展成为POGU。
4.3 父母知情的调节效应本研究还考察了同伴侵害通过学业自我效能感这一中介，作用于青少年POGU的条件，即直接效应以及中介效应的后半段(学业自我效能感→POGU)是否受到父母知情的调节。结果发现，父母知情不仅能够显著负向预测POGU，而且还能够和同伴侵害交互预测青少年POGU。随着父母知情水平的不断提升，青少年POGU水平显著下降，这和以往研究结果一致。父母知情有助于帮助青少年在父母的引导下“明辨是非”，表现出更多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控制过度沉迷网络游戏等风险行为的出现(Parker & Benson，2004)。父母知情不仅是青少年攻击、物质使用等风险行为的保护因子(Gaertner et al.，2010; Westling，Andrews，Hampson，& Peterson，2008)，同时也能够有效减少青少年POGU的发生。进一步地，父母知情调节了同伴侵害对POGU的主效应，当父母知情水平较低时，同伴侵害能够显著地促使青少年POGU水平的提升，而当青少年处于高父母知情的家庭时，同伴侵害对青少年POGU的影响不显著。也就是说，与Jantzer等(2015)针对德国青少年的研究结论类似，高父母知情缓冲了同伴侵害在青少年发展过程中的消极影响。Dick等(2007)在一项关于青少年吸烟行为的研究中也发现了，随着父母监督水平的提升，环境对青少年的影响同时随之下降。研究进一步发现，父母知情在中介效应后半段(即学业自我效能感影响POGU的过程)中也存在调节效应。当父母知情水平低时，随着同伴侵害造成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下降，青少年发展为POGU的风险显著上升，而在父母知情水平较高时，尽管同伴侵害造成了学业自我效能感的降低，但是青少年POGU水平却没有明显的提升。尽管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下降可能带来学业参与程度的降低和越轨同伴结交水平的上升(Paulo，Rachael，Susan，& Susan，2007; Simons，Whitbeck，Conger，& Conger，1991)，但是随着父母知情水平的适度提升，父母通过对青少年的监控以纠正不良交友行为，同时进行正确交友的引导(Pettit，Bates，Dodge，& Meece，1999)，能够有效的切断青少年和越轨同伴的联结，降低问题行为的发生风险(Reitz，Prinzie，Dekovic＇，& Buist，2007)。不难发现，在同伴侵害直接或间接影响青少年POGU的过程中，父母知情都扮演了重要的保护角色。
以往研究往往只是单独考察家庭、学校、自我等系统对青少年问题性网络行为的影响(van Den Eijnden et al.，2010; Wang et al.，2011; Yang et al.，2008)，这种模型无法解释不同系统共同作用于青少年POGU的复杂机制。为深入探讨同伴侵害对青少年POGU的影响，本研究基于阶段-环境匹配理论、自我系统理论和发展系统理论(Eccles & Midgley，1989; Eccles & Roeser，2011; Lawrence & Oliver，1999; Lerner，2002)，提出了一个以学业自我效能感为中介、以父母知情为调节的“有中介的调节模型”。当青少年遭受到同伴侵害后，会导致个体学业自我效能感的降低，进而促使其发展成为青少年POGU。在这个过程中，父母知情不仅能够调节同伴侵害影响青少年POGU的主效应(即，缓冲同伴侵害对青少年POGU消极影响)，还能够调节中介路径的后半段(即，缓冲了低学业自我效能感对青少年POGU的消极影响)。该“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一步证实了青少年发展并不仅是某个系统单独作用的结果，学校系统(同伴侵害)、家庭系统(父母知情)和自我系统(学业自我效能感)能够通过复杂的联结共同影响青少年POGU。
4.4 教育启示本研究的结果具有一定的教育启示。首先，研究结果提示家庭、学校、社会要重视青少年同伴关系的发展。通过多种渠道教育并帮助青少年构建良好、积极的同伴关系，尽量减少同伴侵害的发生，从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减少青少年POGU的发生。其次，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同伴侵害和青少年POGU之间的中介作用提示了教育工作者要多方面、多途径提高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家长也应该对青少年多鼓励、多帮助，尤其对于有同伴侵害经历的青少年，增强他们学业自我效能感的获得，从而降低POGU的风险。最后，父母知情作为调节变量在同伴侵害影响青少年POGU的过程中起作用，更对家庭教育产生了重要的警示意义。父母知情往往出现在那些亲子间彼此相互信任的家庭中(Stattin & Kerr，2000)，尽管同伴侵害造成了青少年无法从友谊中获得亲密、安全等基本心理需求的发展逆境，但是当父母通过合理的方式知情、了解到孩子的心理状态变化后，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增加与孩子共处的时间，并建立起良好的亲子关系，则能够在一定程度补偿青少年在同伴侵害中丢失的温暖，降低其通过网络游戏进而寻求心理需要满足的风险(Shek，2006; Dorius，Bahr，Hoffmann，& Harmon，2004)。父母应该多角度、高水平地对青少年的日常活动、同伴交往进行了解、交流和监督，这样才有利于预防青少年POGU的发生。在今后青少年POGU的预防和控制工作中，要注重学校、家庭等方面的多管齐下。
4.5 研究局限尽管本研究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研究结论，但仍然存在一些局限。第一，本研究数据均采用自我报告法获得，可能存在一定的社会赞许效应。未来研究有必要采用教师报告、父母报告、同伴提名等多种手段收集数据，以进一步提升研究的效度。第二，本研究是横断研究，无法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明确的因果推断。未来有必要采用纵向追踪研究的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进一步的验证。第三，本研究被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尽管初一年级是青少年发展的关键时期，但是青少年的发展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因此有必要针对分布地域更广泛、年龄层次更均匀的被试群体进行研究，以得到更具代表性、广泛性的结论。与此同时，本研究中绝大部分被试未被诊断出网络游戏成瘾的临床症状水平，仅是代表了痴迷于网络游戏的问题性使用。未来有必要针对临床诊断为网络游戏成瘾的青少年进行研究，使研究具有更强的临床意义。
5 结论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同伴侵害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
(2) 同伴侵害不仅可以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还可以通过影响学业自我效能感，从而间接影响青少年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这一结果说明，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同伴侵害影响青少年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的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3) 当父母知情较高时，可以缓冲同伴侵害在青少年POGU发展过程中的消极影响。而当父母知情水平低时，随着同伴侵害造成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下降，青少年发展为POGU的风险显著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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