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职业生涯探索是指个体在一定态度和认知的引导下，通过对自我和环境进行探索，形成探索技能，明确职业生涯目标，并进而实现自我发展和整合的过程(曲可佳，邹泓，2010)。职业发展理论认为职业生涯探索不再是某一阶段的具体任务，而是一种具有终生意义的任务(Super，1990，转自Blustein，1997)。大学是人生发展最为关键的阶段之一，是个体价值观和人生观形成的时期，探索适合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并由此获得一种最佳的职业状态，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

以往研究表明，家庭对个体职业生涯发展具有较大的影响(陈曦，陈光辉，赵景欣，2015)。其中父母教养行为是研究者较为关注的因素。目前已经有很多研究考察了父母教养行为在职业发展中的作用。例如，研究指出，父母教养行为有助于青少年职业选择能力和兴趣的发展，其中，父母的应对方式影响子女的职业生涯探索过程，并间接作用于其以后的职业满意度及工作效能感(Bryant，Zvonkovic，& Reynolds，2006)。此外，研究发现，权威型教养类型正向预测个体的职业生涯探索，父母采用权威型教养类型时，其子女在青少年后期表现出更好的职业探索水平、更高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及更低的决策困难(曲可佳，邹泓，2013；Koumoundourou，Tsaousis & Kounenou，2011)。反之，当父母采取忽视型教养类型时，子女的职业探索行为在频率和广度上都较低(Vignoli，Croity-Belz，Chapeland，Fillipis，& Garcia，2005)。

自主一直是职业生涯探索研究中比较关注的个体影响变量。自我决定理论(Deci & Ryan，1985)指出，职业生涯探索是由内部动机自我决定的自主水平发起的行为。该理论认为，自主是指个体认同自己的行为，认为它符合自身意愿，能够体现自己的价值观念。高自主水平的个体对行为有明确的控制感，在进行决策时，能更好地权衡自我与现实间的关系，做出独立的决断，并能对自己的行为完全负责(李彩娜，张曼，冯建新，2010；Petegem，Beyers，Vansteenkiste，& Soenens，2012)。研究表明，当个体受内在动机驱动进行职业生涯探索时，其探索水平和广度更高，更倾向于目标定向及更高的职业决策制定效能感(Gushue，Clarke，Pantzer，& Scanlan，2006)。此外，高自主水平的大学生，能够更主动而有意识地参与个人发展过程，更容易形成明确的职业自我概念，有更多的环境探索(& Tolentino，Garcia，Lu，Restubog，Bordia，Plewa，2014)。

综上，以往研究存在以下问题：一、虽然明确了父母教养行为在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中的重要作用，然而，不同教养行为在其中的作用如何，哪些教养行为在个体的职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一问题仍有待探讨。二、自主与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的关系仍需进一步明确。研究发现，自主是个体职业生涯探索的重要个体影响因素，自我决定理论甚至提出，职业生涯探索是内部动机自我决定的自主水平发起的行为(Deci & Ryan，1985)。然而，现实中，并非所有个体都处于这种较高层次的自主水平，那么，不同的自主水平如何影响探索状况，目前这一问题尚未明确。三、在父母教养行为与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的影响作用中，忽视了自主这一个体因素可能存在的中介效应。在个体进入大学之后，父母对子女的影响会有何变化？是仍在远距离的“遥控”？还是通过个体因素这一近端的变量在起作用？有研究发现，亲密的家庭环境和接纳/参与的父母教养方式会促进个体自主的形成(李彩娜等，2010; 于凤杰，赵景欣，张文新，2013)，而冲突性的家庭环境则与自主呈负相关(Tung & Dhillon，2006)。此外，父母的接纳/参与通过行为自主这一中介变量影响子女的教育和职业规划(于凤杰等，2013)。可见，在父母对子女职业生涯发展的影响路径中，自主这一个体自身的因素可能起着重要的作用。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拟探讨父母教养行为、自主和职业生涯探索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期揭示职业生涯探索的影响机制，并为个性化的职业咨询和指导提供理论支持。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选取北京市四所高校大一到大四的学生，其中重点校、非重点校、综合性大学和专业性大学各两所。施测被试764名，有效被试676名，被试年龄在18.52±1.73之间，最小年龄16岁，最大年龄22岁。被试的年级、性别和学校类型的人数分布如表 1。

2.2 研究工具 2.2.1 父母教养行为测量问卷

采用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此量表于1980年由瑞典Umea大学精神病系C.Perris等人共同编制，用以评价父母教养态度和行为(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由岳东梅(1993)修订为中文版，请被试分别对父亲和母亲的教养行为进行报告。对问卷题目进行核对后，发现过分干涉维度的题目更类似于父母的监管，比如“父母关心我晚上干什么”、“父母关注我交什么样的朋友”，因而重新命名该维度为“父亲监控(母亲监控与保护)”。父亲量表由6个因子组成，包括情感温暖和理解(典型题目如“我能感受到父亲对我的喜爱”)、惩罚严厉(典型题目如“父亲曾无缘无故的惩罚我)、父亲监控(典型题目如“父亲关心我晚上干什么)、拒绝否认(如，父亲对我说他不喜欢我在家的表现)、偏爱被试(如 “父亲能让我得到其他兄弟姐妹得不到的东西”)、过度保护(如“父亲过分担心我的健康”)，在本次施测中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5、0.86、0.62、0.71、0.74、0.50，由于“过度保护”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低于0.60，在后面的统计分析中就不再涉及该维度。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χ²/df=3.63(χ²=3735.43，df=1028)，RMSEA=0.06、NFI=0.90，NNFI=0.87、CFI=0.90，各项拟合指数表明该问卷的结构效度较好。母亲量表由情感温暖和理解(典型题目如“母亲尊重我的观点”)、监控与保护(如，“母亲关注我交什么样的朋友”)，拒绝否认(典型题目如“母亲认为她的不快是由我引起的”)、惩罚严厉(典型题目如“母亲以一种使我难堪的方式对待我)和偏爱被试(如“与我的兄弟姐妹相比，母亲更宠爱我”)5个因子组成，在本次施测中，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8、0.70、0.81、0.84、0.71。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χ²/df=3.35(χ²=4259.80，df=1268)，RMSEA=0.05、NFI=0.88，NNFI=0.92、CFI=0.87，模型各项拟合指数表明该问卷的结构效度较理想。

2.2.2 自我调控问卷

采用刘艳根据Ryan(1989，2000)和Chirkov等人(2003)的《自我调控量表》修订的《自我调控问卷》，用于测量个体的自主水平。该问卷包含外部调控、投射调控、认同调控和整合调控4个维度，衡量自主的标准是看其行为控制点是自身还是外界。其中，外部调控是指个体行为由外部因素所调控，如为了逃避惩罚或获得奖励，典型题目如“我总是希望有人能告诉我该怎么办”；投射调控的个体，行为的主要动机在于超越他人，向他人证明自己的能力，并由此获得自我价值感和自尊感。虽然这一水平反映的是动机的内化，但行为的控制点仍在外部，典型题目如“我总是非常希望得到别人对我的肯定”；认同调控指个体采取某种行为的原因是他们认同该行为所指向的目标的价值，自觉发起该行为并依照目标自觉对行为进行调控，典型题目如“我在为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而努力”；整合调控的个体所选择的行为与其整个价值观体系都是协调一致的，对自己的行为有明确的控制感，也能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典型题目如“面临选择时，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怎么做对自己是最合适的”(刘艳，邹泓，2012)。量表采用5点计分，请被试对项目叙述符合自己真实情况的程度进行评判，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依次记1~5 分，共22个项目。本次测验中各维度克隆巴赫α系数为0.63、0.72、0.78和0.65。Chirkov(2003)提出了一种计算个体整体自主水平的加权计算法，即个体整体自主水平=(-2)×外部调控+(-1)×投射调控+1×认同调控+2×整合调控。得分越高，代表自主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χ²/df=3.31(χ²=672.45，df=203)，RMSEA=0.06、GFI=0.89，NNFI=0.90、CFI=0.90，模型各项拟合指数表明该问卷的结构效度较理想。

2.2.3 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问卷

由曲可佳、邹泓编制(2010)，用于测量大学生对未来职业生涯发展的探索行为和态度。问卷包括自我探索、环境探索、自我-环境匹配度探索、探索信念和探索意向5个维度。其中，自我探索指个体对于自我内部特征，如人格特征、价值观、兴趣和能力的了解和评价，典型题目如“我会分析自己有哪些方面的优势”。环境探索指个体对不同职业的性质、内容和前景等各方面职业信息的了解和认识，如“我会去了解自己想从事的职业的发展前景”。自我-环境匹配度探索指个体在了解自我特征的基础上，寻找与自我特征、需要和能力相匹配的职业发展方向，如“我加强与理想职业相关内容的学习”。探索信念指个体对职业生涯探索意义和重要性的认识程度，如“对未来职业发展的探索，是大学生活的重要内容”。探索意向指个体对职业生涯探索所持有的态度中具有主动倾向的动机，如“我主动寻找各种机会去锻炼自己的能力”。采用5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记为1~5分。计算各维度项目的平均分为作为各维度得分，各维度均分之和为维度总分。分数越高，表明个体的探索程度越好。各维度及总分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8、0.84、0.83、0.91、0.79、0.85，分半系数为0.74、0.83、0.80、0.86、0.81、0.83。在本研究中，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χ²/df=2.11，RMSEA=0.06、NFI=0.95，NNFI=0.97、CFI=0.97，模型各项拟合指数表明该问卷的结构效度较理想。

2.3 研究程序

采用团体施测，主试由经过统一培训的各年级班主任担任，施测时间大约为35分钟。

2.4 数据处理

采用SPSS16.0进行统计分析，主要包括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采取Harman单因素事后分析检验共同方法偏差，将父母教养行为、自主和职业生涯探索各维度均放到一个探索性因素分析中，结果析出4个因子，且最大的因子解释力为31.48%，低于40%的临界值，因此可判定该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张国华，雷雳，2015)。采用如下方法检测多重共线性问题(梁宗保，张光珍，陈会昌，张萍，2012)，以职业生涯探索为结果变量，以父母教养行为、自主为预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除父亲偏爱与母亲偏爱维度外，其他预测变量的容忍度(Tolerance)在 0.20~0.87之间(>0.1)，方差膨胀因子(VIF)取值在1.14~5.12之间(<10.00)，表明这些变量的多重共线性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对于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的“父亲偏爱”与“母亲偏爱”维度，在后面的统计分析中不再涉及。

3 结果分析 3.1 父母教养行为对职业生涯探索的相关及回归分析

计算父母教养行为与职业生涯探索各维度的相关。结果发现，父母情感温暖和理解与这5个维度均显著正相关；父母惩罚严厉、父母拒绝否认与这5个维度间显著负相关；父亲监控与自我-环境匹配度探索、环境探索以及自我探索间显著正相关。

在相关分析基础上，分别以职业生涯探索各维度为因变量，以父母教养行为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方程(Enter)。结果发现(见表 2)，母亲情感温暖和理解显著正向预测自我探索，父亲和母亲惩罚严厉负向预测自我探索；母亲情感温暖和理解、父亲监控正向预测环境探索，父亲惩罚严厉负向预测这一维度；父母情感温暖和理解、父亲监控正向预测自我-环境匹配度探索；母亲情感温暖和理解、母亲监控与保护正向预测探索信念，父亲惩罚严厉负向预测这一维度；父亲情感温暖和理解、父亲监控正向预测探索意向。父母教养行为对职业生涯探索的解释率在6%到10%之间。

3.2 自主对职业生涯探索的相关及回归分析

通过表 3可见，投射调控、认同调控、整合调控以及整体自主水平与职业生涯探索5个维度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外部调控与5个维度间不存在显著相关。

在此基础上，分别以职业生涯探索各维度为因变量，以年级、性别和自主4维度为自变量进行多层回归分析。将年级和性别转化为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在第一层进入(Enter)，自主作为第二层变量(Enter)进入。结果发现，在控制个体变量后，投射调控、认同调控和整合调控在不同程度上显著预测探索5个维度，解释率在24%到43%之间，其中认同调控的解释率最高，为23%至42%(见表 4)。

3.3 自主在父母教养行为与职业生涯探索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以职业生涯探索(潜变量)为因变量，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考察父母教养行为与自主(潜变量)的整合作用。结果发现，自主在父、母亲情感温暖和理解、母亲监控与保护与职业生涯探索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总体来说，模型拟合良好，其中χ² =4820，df =2070，χ²/df=2.33，RMSEA=0.04，CFI=0.91，GFI=0.90。母亲情感温暖和理解、父亲情感温暖和理解、母亲监控与保护的间接效应是为0.11、0.08、0.06，自主的直接效应为0.24。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51%。各变量的回归系数见图 1。

4 讨论 4.1 父母教养行为与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的关系

父母教养行为显著预测大学生的职业生涯探索。其中，父亲和母亲情感温暖和理解、母亲监控与保护、父亲监控维度为正向预测，而父亲和母亲惩罚严厉维度是负向预测。从结果可见，大学生从父母那里获得的情感支持、理解与交流，对其职业生涯探索有积极的作用，这样的个体更主动积极地参与到与职业有关的各种探索活动之中。以往研究支持这一结果。李磊琼(2013)的研究发现，父母抚养子女过程中的行为控制、沟通、情感介入等因素会影响到子女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进而影响其职业决策。同样，于凤杰等(2013)的研究也表明，父母对子女的接纳以及对子女教育的参与会促进子女的自我管理水平和独立做决策的能力，进而提高其对未来进行探索和规划的水平。同样，曲可佳、邹泓(2012)的研究也表明，父母的支持、与子女之间的信息分享为大学生提供了安稳的后方基地，会减少个体在探索过程中的负性情绪。可见，在个体职业生涯发展过程中，父母的情感温暖和理解是重要的预测变量。

此外，研究发现，父母对子女行为的监控是子女职业发展的有利因素。反之，父母的严厉惩罚是负向预测变量。监控与惩罚这两种教养行为，虽有相似之处，但却有本质的不同。所谓监控，更强调地是对子女行为的关注、参与和介入，是理性的管教，其目的是为了帮助子女了解适宜的规则，习得良好的行为习惯。研究发现，父亲监控能够有效预测子女在成年后的职业活动，在这些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在成人之后能够更好地制定职业规划活动，并通常能够获得清晰而稳定的职业目标(Hargrove，Creagh，& Burgess，2002)。反之，父母的严厉惩罚则与大学生择业时的动机缺乏、专业限制有负向的相关关系。在父母严厉惩罚的家庭中长大的个体，对职业决策有更多的不确定感，缺乏积极的职业探索，感受到更大的职业决策困难(吕建英，2010)。

4.2 大学生自主与职业生涯探索的关系

回归分析表明，自主是职业生涯探索的有效预测变量。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包括认同调控、整合调控和投射调控三种自主水平。首先，认同调控和整合调控是职业生涯探索的有效预测变量，其中认同调控的解释率最高。认同调控和整合调控是自主的较高水平，其行为的控制点源于个体内部，指的是个体的行为更多是基于个体对这一目标价值的认同或自身的价值体系而引发的。也就是说，个体越认同职业生涯探索的价值和意义，探索目的越明确，其职业生涯探索的水平越高。这一结论得到了Blustein(1988)的支持，他对动机过程与职业探索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当大学生出于内部动机的驱使进行职业探索时，其对自我和外部工作世界的探索行为更多、探索效果更好。Flum等人(2000)把该过程界定为自我内部产生的、与个体自主感相关的过程。当大学生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控制感、并认同职业探索的内在价值时，其表现出更多的职业探索行为。

其次，投射调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大学生的职业生涯探索。虽然这一水平反映的是动机的内化，但行为的控制点仍在外部。也就是说，大学生进行职业探索的动机并不完全是自我决定的，也可能是外部调控的。这样的个体对自己的探索行为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性，也未曾意识到这一行为的内在价值和意义，更多是为了证明自己、超越他人而被动地进行探索。以往有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对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影响因素的研究表明，家庭期望、同学压力等因素会促使大学生进行职业探索(曲可佳，邹泓，2012)。该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Flum等人(2000)的研究，即重要他人的赞赏或职业发展任务的紧迫感，都增加了个体参与职业探索的几率。这一动机类似于本研究中的外部调控，即个体的职业生涯探索行为由外部因素所调控。

这一结果既为我们在职业咨询中注重个体之间差异提供了支持，也为干预和指导个体职业生涯探索活动提供了可行的出发点。一方面，在高校中开展职业生涯活动，帮助大学生认同探索的价值和意义，可以有效地从个体内在的角度促进其职业生涯探索行为。另一方面，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还应对那些出于外部动机进行职业探索的个案保持敏感性的态度，为他们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指导，促使其逐渐进入到自主的探索之中。

4.3 父母教养行为、自主与职业生涯探索的关系

研究发现，父母教养行为，尤其是父亲情感温暖和理解、母亲情感温暖和理解、母亲监控与保护会影响到大学生的自主发展，进而影响到子女对未来职业的探索和寻求。可见，父亲和母亲教养行为对子女职业探索的影响路径是不同。这一结果与Paquette(2004)的研究一致。具体来说，当父亲在教育过程中对子女表现出较多的情感温暖与理解时，子女会有较高水平的自主性。同样，当母亲不仅对子女有情感关怀，也予以适当的监护和保护时，子女的自主水平会更高。这样的个体在职业发展过程中也会表现得更为积极主动，探索水平更高。反之亦然。此外，对三者间关系的研究结果也得到了以往研究的支持。研究表明，功能良好的家庭模式和健康的亲子关系会促发个体建立积极的自我模型，形成良好的自主性(李彩娜，刘佳，黄凤，2012)。于凤杰等人(2013)的研究同样证明，父母的接纳、参与促进了青少年行为自主的发展，进而提高了其对未来进行探索和规划的水平。可见，良好健康的教养行为为个体自主发展提供支持，进一步促进了个体的职业生涯发展，是其职业发展和获得的重要影响源。

这条路径为我们理解家庭及个体因素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更多的信息。研究发现，家庭变量可以显著预测大学生的职业生涯探索(曲可佳，邹泓，2013)，然而其中的关系模式并未得到明确的解释。由本研究结果可知，家庭对大学生的职业发展仍具有显著的预测性，但这种作用的直接性逐渐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将这种影响力内化为个体品质与特征，个体开始以独立的自我形象进入新环境中。因此，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与家庭的分离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改变，也包括与父母关系的变化。进入到大学阶段后，个体与家庭的联结有所变弱，而个体因素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因此，与干预童年期父母教养行为相比，帮助个体在大学期间进一步发展健全的人格特征同样重要。

5 结论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为：

(1) 父母教养行为显著预测大学生的职业生涯探索。其中，父亲和母亲情感温暖和理解、母亲监控与保护、父亲监控维度为正向预测，而父亲和母亲惩罚严厉维度是负向预测；

(2) 自主对大学生的职业生涯探索有明显的预测作用。投射调控、认同调控和整合调控在其中起着主要的作用，且认同调控的解释率最高；

(3) 父母教养行为通过自主间接影响大学生的职业生涯探索，其中，自主在父母情感温暖与理解、母亲监控与保护与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的关系间起完全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