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大量农民涌向城市成为流动人口。至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为2.21亿(国家统计局，2012)。那些跟随父母离开户籍登记地到其它地方生活学习0~17周岁的儿童，被称为流动儿童(段成荣，2015)。据调查，全国流动儿童规模为3581万，上海市每10个儿童中就有4个是流动儿童，北京和浙江每10个儿童中有3个是流动儿童(刘维涛，2013)。流动儿童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平均时间已长达3.7年，其中7~14岁流动儿童中约三分之一在城市居住和生活的时间在6年以上，甚至超过半数的流动儿童不知道自己户口登记地乡镇的名称，这些儿童的未来只可能在城市，他们已难以甚至根本不能“回转”成为留守儿童(段成荣，2015)。

所以，流动儿童在城市的适应就成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流动儿童进入城市，虽然经历着相对优越的物质、教育等机遇和优势，但也面临着升学、就业、社交等各种挑战和困难(刘霞，申继亮，2010)。这就意味着流动儿童在城市生活面临着适应问题，尤其是文化适应问题(范兴华，方晓义，刘杨，蔺秀云，袁晓娇，2012)。冯帮(2011a; 2011b)指出流动儿童会在语言交流困难和风俗习惯方面的城乡文化差异造成的不适应。而程建和王春丽(2010)发现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主流文化的不相容主要体现在身份认同、价值观念、情感认知、行为模式及生活方式等多方面。李红婷(2009)认为流动儿童在城市中的不适应主要源于城乡文化、生活环境、生活习惯、家庭教育、学校办学条件的差异等五个方面。徐丽琼(2012)按照系统的观点发现，流动儿童在文化的表层即外貌、饮食消费等方面适应良好；在中层部分儿童学习成绩和人际关系适应较差；但在深层由于城乡差异，他们要改变原有的生活习惯去适应新的环境，因此文化适应困难。以往研究发现，男生、来京时间短、打工子弟学校、父母的教育程度低、家庭经济水平低的流动儿童，他们的文化适应更困难(王中会，孙琳，蔺秀云，2013)。以上的研究似乎证明，流动儿童从农村来到城市，必然会经历文化适应的困难，但也有研究指出部分流动儿童在人际、学习、环境融合等方面适应良好(郑砚，2012)。从积极文化适应的角度看，流动儿童适应良好，对他们的未来发展将非常有力，但如果适应的不好，将可能影响到他们的一生，本文重点关注文化适应困难的影响因素，进而提出促进其积极文化适应的建议。因此，本研究探讨为什么同样的处境，有些流动儿童文化适应困难，而另一些适应良好呢？或许，这与流动儿童的心理韧性有一定的关系。

Anthony(1987a，1987b)的研究发现，尽管一些人经历了严重的压力或逆境，但发展却十分完好，后来研究者们把这种促进逆境适应的因素称为“心理韧性”(Werner，2005; Werner & Smith，2001)。心理韧性的形成过程就是积极特质与环境相互作用达到个体对不利情境良好适应的过程(Howard，Dryden，& Johnson，1999; Wright & Masten，2005)，即遵循“处境不利—心理韧性—适应良好”这一模型。所以，心理韧性是指个体虽然处于压力和逆境中，仍然能促进其适应良好的因素(Bonanno，Westphal，& Mancini，2011; Masten，Monm，& Supkoff，2011)。心理韧性高的流动儿童积极情绪多于心理韧性低的流动儿童(王中会，张盼，Gening Jin，2014)。王中会和蔺秀云，(2012)指出，处境不利的情况下，流动儿童的心理韧性会对其城市适应有积极影响。但是，究竟心理韧性通过怎样的机制作用于个体的文化适应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最近，有关流动儿童的社会认同在他们城市适应中的重要性引起了学者的关注。Deaux(1993)认为，社会认同是一个人对自己归属哪个群体的认知，是自我概念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的文化适应常常面临着在农村和城市两种文化体系中寻找认同，分别对应着两种文化意义系统，同时产生两种社会身份认同，即城市认同和老家认同(倪士光，李虹，2014)。目前，学者们关于流动儿童的社会认同有三种典型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城市认同，如李虹，倪士光和黄琳妍(2012)认为流动人口的自我身份认同是指，在心理上将自己认同为城里人，没有心理隔阂，有心理归属感。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流动儿童的社会认同处于城市认同与老家认同之间的一种困惑和模糊的状态，如史晓皓和王毅杰(2009)认为，部分流动儿童将群体身份定位为“准市民”，而另一部分则定位为“旅居者”；刘杨和方晓义(2011)进一步指出69.9%的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处于不确定状态。第三种观点认为城市认同和老家认同可以整合(倪士光等，2014)。

一些研究表明，流动儿童社会认同影响其文化适应(王中会等，2014；郑友富，俞国良，2009)。袁晓娇，方晓义，刘杨，蔺秀云，邓林园(2012)认为倾向于城市认同的流动儿童社会文化适应更好，倾向于老家认同的流动儿童社会文化适应较差。但总体来讲，认同整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流动儿童城市社会融合过程中的心理健康等结果变量(曹慧，张妙清，2010)，认同整合的水平越高，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越好(Mok & Morris，2010；倪士光等，2014)。可见，学者们认为流动儿童的社会认同可以分为城市认同和老家认同两种，但两者是相互独立，还是相互整合仍未达成共识。在当今流动儿童数量急剧攀升且有长期居城意愿的状况下(段成荣，杨舸，2008)，深入探讨流动儿童社会认同的机制，对个体的健康发展和社会融入及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Ungar(2006)提出了青少年心理韧性的社会建构模型，认为心理韧性会促进积极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进而会影响个体的文化适应。这一理论强调，自我认同的重要性，它能过滤和限制某些环境因素的消极影响，从而形成个体自我同一性的建构，进而促进个体与环境的互动，最后促进文化适应，即心理韧性可能通过自我认同或社会认同，进而促进个体的文化适应。国内研究发现，心理韧性可以促进其自我认同(王瑛，陈建群，徐学军，包晓红，陈燕波，赵钱雷，2013)，流动儿童社会身份认同能促进他们的社会文化适应(刘杨，方晓义，2013)。所以，有必要研究流动儿童心理韧性如何通过社会认同，进而影响文化适应。总体来讲，要探讨流动儿童心理韧性是分别通过城市认同和老家认同进而影响其文化适应。同样，社会认同整合对个体的文化适应、心理健康等有积极作用(柴民权，管健，2013)。社会认同整合是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关键(倪士光等，2014)。因此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心理韧性如何通过城市认同和老家认同的整合来影响其文化适应？

综上所述，本研究采用横断研究设计，考察不同人口社会学变量上流动儿童文化适应的特点，探讨了流动儿童心理韧性对文化适应的影响，并探究社会认同在其中的作用机制。根据前人研究结果，本文假设(1)男生、来京时间短、打工子弟学校、父母的教育程度低、家庭经济水平低的流动儿童文化适应水平更差；(2)流动儿童的心理韧性能够显著预测他们的文化适应；(3)城市认同和老家认同在流动儿童心理韧性与文化适应之间起中介作用，而且城市认同和老家认同的整合，在流动儿童心理韧性与文化适应之间也起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流动儿童，来自于北京市1所公立学校和2所打工子弟学校。采用班级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先对三所学校中3至6年级的班级进行编号，然后分别从每个学校3至6年级的班级中随机抽取8个班级，对抽到班级的所有儿童进行问卷调查。三所学校3年级到6年级共932名的流动儿童完成了问卷。其中男生480人，女生452人；三年级296人，四年级239人，五年级196人，六年级201人；打工子弟学校682人，公立学校250人；转过学的有412人，未转过学有520人；根据张智勇(2010)的调查发现，北京农民工最低平均工资640元，父母两人都是低工资，则两人工资和低于2000元；农民工平均工资1058元，父母两人工资达到平均水平，则两人工资和高于2000元；同时根据本次调查家庭收入的比例分布，将家庭收入分为三类水平：家庭收入水平低的为2000元及其以下有264人，水平中等的为2001~4000元有292人，水平高的为4000元以上有376人；在父母受教育程度上，父亲受教育水平低的(小学及其以下)有258人，中等的(初中)有370人，高的(高中及其以上)有304人；母亲受教育水平低的有343人，中等的有322人，高的有267人。流动儿童平均年龄为10.06±0.61岁。

2.2 研究工具 2.2.1 人口社会学信息调查表

对被试的性别、年龄、学校类型、年级、家庭收入、父母亲受教育程度等一般人口社会学信息进行初步的调查。其中，学校类型分为公立和打工子弟学校两类；年级从3到6年级涉及4个年级的学生；将家庭收入、父母亲受教育程度分为低水平、中等水平和高水平三类。此外，对流动信息包括在京年数以及转学次数也进行了初步的统计调查。

2.2.2 测查工具 2.2.2.1 心理韧性量表

采用胡月琴和甘怡群(2008)开发的适合我国青少年群体的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量表共有27个题目，包括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5个因子。量表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5点计分，得分越高则心理韧性越好。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5，重测信度是0.83。本研究中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均高于0.82。为了验证心理韧性量表的结构效度，本研究中采用Mplus7.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数据与模型拟合良好：χ²/df=1.67，NNFI=0.93，CFI=0.90，GFI=0.91，AGFI=0.92，RMSEA=0.05。

2.2.2.2 社会认同问卷

基于Tajfel(1986)的社会认同理论，我们编制了流动儿童的社会认同量表，该量表从1“完全不符合”到3“完全符合”进行3点计分。因素分析发现，该量表一共有8个因素，分别是北京归类、农村归类、北京认同、农村认同、与北京孩子比、与农村孩子比、自我肯定、自我否定(王中会等，2012)。8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从0.81到0.92不等。

Tajfel(1986)将社会认同分为三个基本历程：类化、认同和比较。第四阶段是自我认同，根据泰弗尔和特纳的社会认同理论，成为一个群体的成员可以影响个体的自我概念和归属感(沙莲香，2005)。流动儿童同时产生两种社会身份认同，即城市认同和老家认同(倪士光，李虹，2014)。根据上述理论，流动儿童的社会认同可能会有两种倾向，一类为老家总认同，即农村归类、农村认同、与农村孩子比(在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方面更可能获得积极的自我评价)、自我肯定；另一类为城市总认同，即北京归类、北京认同、与北京孩子比(在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方面更可能获得消极的自我评价)、自我否定。为了验证社会认同量表的结构效度，并验证社会认同可分为老家总认同和城市总认同，本研究采用Mplus7.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数据与模型拟合良好：χ²/df=2.23，NNFI=0.92，CFI=0.91，GFI=0.90，AGFI=0.91，RMSEA=0.04。

2.2.2.3 文化适应困难问卷

采用的文化适应困难问卷是根据社会文化适应量表(Ward & Rana-Deuba，1999; Ward & Kennedy，1999)和中国修订的文化适应量表(袁晓娇等，2012)而编制的。问卷编制的思路与过程如下：根据Ward和Kennedy(1999)编制的社会文化适应问卷SCAS(Socio Cultural Adaptation Scale)的41项条目，具体包括交朋友、乘坐公交、购物等；同时根据Ward和Rana-Deuba(1999)编制的文化适应问卷，由21项认知和行为的条目组成，分别是服饰、生活节奏等。以上述两个量表的题目为基础，将两个量表中相类似的题目进行合并，并借鉴袁晓娇等(2012)文化适应量表编制的经验，根据本研究文化适应的维度和流动儿童的特点，向两位资深专家请教并充分讨论，筛选出其中的31项，作为文化适应困难问卷的题目。

经因素分析题目删减后，问卷共保留20个题目，从1“容易”到3“困难”进行3点计分，得分越高则适应越困难。经因素分析得到生活方式适应困难和学习人际适应困难两个维度。生活方式适应困难反应了流动儿童在城市文化生活中需要适应的行为，如“习惯北京的食物”等；人际适应困难反应了流动儿童在城市文化生活中需要适应的人际行为，如“和北京当地的儿童交流”等。两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80和0.68，分半信度分别为0.82和0.71，可见信度在可接受的范围。量表经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生活方式适应困难各题目的因子载荷在0.37~0.73之间，学习人际适应困难各题目的因子载荷在0.36~0.66之间，两因子的累积解释率为33.74%。为了验证文化适应困难量表的结构效度，本研究采用Mplus7.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数据与模型拟合良好：χ²/df=2.37，NNFI=0.92，CFI=0.91，GFI=0.90，AGFI=0.92，RMSEA=0.05。可见，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2.3 研究程序

首先联系各合作学校的心理健康老师，再向各班班主任发送研究邀请函和知情同意书；班主任向流动儿童及其家长发送知情同意书，家长和儿童同意参与后，在教室对流动儿童进行问卷调查。由于3年级同学理解问卷可能存在困难，先对班主任老师进行集体培训，再由班主任老师在班级阅读问卷，同学集体填答，对个别还不理解的同学，班主任老师再进行个别讲解，以保证问卷调查的质量。问卷完成后当场收回，并向学生发放礼品以示感谢。学生完成问卷的时间大约为15分钟。

2.4 数据分析

使用SPSS19.0软件和Mplus7.0对数据进行处理和统计分析。数据分析之前，利用Harman单因素方法(Aulakh，& Gencturk，2000)检验问卷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对所有问卷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所有项目析出的第一个因子只解释了方差的12.62%，小于40%的临界标准。因此，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之后，对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对因变量在流动儿童的人口学变量上进行差异检验(ANOVA)；然后，采用Person相关分析检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最后，采用Mplus7.0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检验流动儿童社会认同在心理韧性与文化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并用Preacher和Hayes(2008)所提供的多重中介效应的SPSS宏进行个别中介效应的对比检验。

3 结果分析 3.1 不同人口社会学变量上流动儿童文化适应困难的特点

本研究以不同人口社会学变量为自变量，以流动儿童文化适应困难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结果如表 1所示，流动儿童男生的生活方式适应比女生更困难(p<0.05)。文化适应各因子在年级上不存在显著差异(p >0.05)。在生活方式适应困难、学习人际适应困难和总分上，公立学校流动儿童的文化适应困难显著低于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p<0.001)。转学的流动儿童文化适应困难显著高于未转学的流动儿童(p<0.001)。流动儿童文化适应各因子在家庭收入上均存在显著差异(p<0.001)，事后分析发现，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家庭比收入在2000以上的家庭，流动儿童文化适应显著困难；而收入在2001~4000的家庭比收入在4000以上的家庭，流动儿童文化适应显著困难。文化适应困难各因子在父母亲受教育水平上均存在显著差异(p<0.01)，事后分析发现父母亲文化为小学及以下的，比文化为初中和高中及以上的文化适应要显著困难。

3.2 流动儿童心理韧性、社会认同和文化适应困难的相关分析

将流动儿童心理韧性、社会认同及文化适应困难三个变量各因子间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相关分析显示，流动儿童心理韧性、社会认同、文化适应困难各个因子相关都基本显著。在各个因子上，除积极认知与情绪控制、人际协助、与北京孩子比，农村归类与情绪控制、家庭支持、人际协助、北京认同、自我否定、生活方式适应困难、学习人际适应困难，北京归类与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人际协助、农村认同、自我否定、生活方式适应困难，与北京孩子比和与农村孩子比相关不显著外，其它都相关显著。

3.3 社会认同在心理韧性和文化适应困难之间的中介作用

依据相关分析的结果，为整体考察心理韧性、社会认同与文化适应困难之间的关系，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分析。为了分别探讨社会认同中老家总认同、城市总认同和两者共同的中介作用，进而分别对模型1、2、3(如图 1、2、3所示)进行检验。使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算法计算中介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与其它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相比，Bootstrap具有较高的统计效力(Preacher，Hayes，2008; 王孟成，2014)。模型的拟合结果如下表 3所示，模型中的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结果如下表 4所示(删除了部分数据有缺失值的被试，在模型分析中的总人数为903人)。

首先检验模型的拟合程度。由表 3可知，模型1、2、3的拟合程度良好。模型1、2分别检验了老家总认同、城市总认同的中介作用，模型3检验了老家总认同和城市总认同的联合中介作用。由表 4可知，Bootstrap的置信区间为非零表示中介效应显著，因此老家总认同、城市总认同的中介效应显著，都可以作为独立的中介变量预测文化适应困难。

但综合比较而言，模型3的拟合指数相对更好，这说明老家总认同和城市总认同共同作为中介变量时，对文化适应困难的预测更好，并且根据理论建构，尽管社会认同可以分为老家总认同和城市总认同，但两者均属于社会认同，因此我们将模型3作为流动儿童心理韧性、社会认同和文化适应困难的拟合模型(由于城市总认同中包括与北京孩子比和与自我否定，“城市总认同”潜变量的得分越高表示越说明他们对自身的条件和自我评价低，因此，“城市总认同”和“农村总认同”的路径系数相反。)。由表 4可知，在模型3中老家总认同和城市总认同的特定中介效应都显著。

根据路径分析效应分解的原理，在模型3中，心理韧性到文化适应困难的总效应等于直接效应加间接效应，心理韧性对文化适应困难的直接效应即心理韧性对文化适应的路径系数为-0.42，总的间接效应等于两个特定间接效应之和为-0.186-0.077=-0.263(见表 4)。间接效应与总效应的比例为-0.263/(-0.263-0.42)=0.385，即心理韧性作用于文化适应困难的效应有38.5%是通过老家总认同和城市总认同这两个变量所起的作用。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中介变量在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所起的作用并不一样，通过Preacher和Hayes(2008)所提供的多重中介效应的SPSS宏对两个变量作为中介变量的间接效应估计值进行比较，将两个个体中介作用的差值(老家总认同的个体中介效应减去城市总认同的个体中介效应)使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算法计算95%的置信区间，结果如表 4所示，发现通过老家总认同的间接效应估计值显著的高于城市总认同间接效应估计值。

4 讨论

为了更好的促进流动儿童的文化适应，本研究考察了流动儿童心理韧性对其文化适应困难的影响，探讨了社会认同(老家总认同、城市总认同)的中介作用。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心理韧性对文化适应有一定的直接影响，同时心理韧性也会通过老家总认同和城市总认同间接影响到文化适应困难。本研究的结果发现了心理韧性通过社会认同的中介作用影响文化适应，而且发现心理韧性通过社会认同整合对文化适应更有益，为促进流动儿童的文化适应指明了方向。但本研究仅用文化适应困难来代表流动儿童的文化适应，未从积极的角度考察文化适应，并未从积极、消极两个方面综合考察流动儿童文化适应的状况，是本研究的一个局限。

4.1 不同人口社会学变量上流动儿童文化适应困难的特点

流动儿童文化适应在人口社会学变量方面的差异研究发现：在生活方式适应困难上，流动儿童男生比女生适应困难，这与王中会等(2013)的研究一致。这可能与同龄的孩子中女生要比男生稍微成熟，因此女生在生活方面遇到困难更有能力去解决。未转学的流动儿童与转学的流动儿童相比，在文化适应各因子上都比较容易。这说明频繁的转学使儿童要不断去适应陌生的文化，容易产生孤独感和疏离感，因此在适应上会更困难。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文化适应的更好，这可能由于公立学校作为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的混合学校，给流动儿童提供的教育与北京儿童是一致的，因此他们融入城市的机会更多一些。其次，家庭收入越高的流动儿童文化适应越好，可能因为父母能给儿童提供良好的物质生活和教育环境，在消费和娱乐等方面与北京儿童更接近，城市认同更多，因而文化适应良好。而具有高等教育程度的父母在对儿童的教育上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使流动儿童接受更全面正确的指导，因而他们的孩子文化适应良好。上述结果与王中会等(2013)、袁晓娇等(2012)的研究结果一致。

4.2 社会认同在心理韧性与文化适应困难的中介效应

流动儿童心理韧性对其文化适应困难的直接效应显著，由图 1、2、3可见，无论中介变量的成分如何变化，流动儿童的心理韧性越高，越能减少其文化适应的困难。尽管流动儿童文化适应面临各种挑战，但这一结果支持了“心理韧性是个体从消极经历中恢复过来，并且灵活地适应外界多变环境的能力”(Lazarus，1993)和“心理韧性是个体能够承受高水平的破坏性变化，同时表现出尽可能少的不良行为的能力”(Werner，1995)的观点。可见，流动儿童尽管在城市生活中面临各种挑战，会有许多消极的经历，但他们的心理韧性能积极促进其文化适应。

根据Ungar提出的青少年心理韧性的社会建构模型，心理韧性会促进积极的自我认同和自我建构，进而会影响个体的文化适应(Ungar，2006)。由于流动儿童的社会认同包括老家认同和城市认同，因此分别检验了老家总认同、城市总认同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流动儿童的心理韧性，可以通过老家总认同或城市总认同，进而减少其文化适应的困难。这也反应了流动儿童社会认同的特点，如同石长慧(2010)的发现，大部分流动儿童认为自己是农村人，既表现出对农村人的积极评价，又表现出对城市的积极评价，因此证明了流动儿童的心理韧性，可以分别促进其对老家认同、城市认同，进而增进其文化适应。

然而根据认同整合理论，尽管流动儿童的社会认同分为老家总认同和城市总认同，但两者并非对立的，而是相互整合的。老家总认同和城市总认同共同具有中介作用，与以前的研究结论相类似，认同整合有利于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曹慧等，2010; Mok & Morris，2010; 倪士光等，2014)。由此可见，流动儿童社会认同中的老家总认同和城市总认同并非是对立的两极，当他们能够整合时，即同时认同两种身份时，有利于他们的文化适应。

但两个中介变量间接效应估计值的进一步Wald chi-square test发现通过老家总认同的间接效应估计值显著的高于城市总认同间接效应估计值。这说明，流动儿童的心理韧性通过老家总认同，比通过城市总认同，更能促进其文化适应。这可以从流动儿童社会认同的实际状况来解释，如流动儿童既欣赏城市的繁华与发展，又对城市严重缺乏认同感(熊少严，2006)，流动儿童群体自我整合程度较高，而与本地儿童之间缺乏足够的认同(周皓等，2003)。这说明流动儿童对老家认同的程度更高，虽然渴望融入城市，但是由于种种障碍，反而对城市认同的程度比较低。因此，基于这种社会认同的现状，即流动儿童心理韧性更多地通过老家总认同，增加积极的自己认同和自我肯定，进而促进其文化适应；而流动儿童心理韧性较少地通过城市总认同，减少消极的自我认同和自我否定，进而促进其文化适应。但本研究仅测量了流动儿童文化适应困难，未从积极的角度考察文化适应，因此，上述结果仍需纳入积极文化适应的指标进行综合考察。

但袁晓娇等(2012)研究发现，流动儿童城市认同对社会文化适应有正向预测作用，老家认同仅对社会文化适应有负向预测作用；城市认同在教育安置方式与社会文化适应、心理适应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而老家认同仅在社会文化适应上起部分中介作用。本研究也得到老家总认同和城市总认同都起部分中介作用，但在预测方向上，老家总认同同样能促进流动儿童的文化适应，这一结果与袁晓娇等人的研究结果相反。两个研究结果的差异，可以用认同整合来解释。由于流动儿童在城市社会融合进程之中，接触和内化了农村人和城市人两种认同身份，即同时对两种身份产生认同(倪士光等，2014)。袁晓娇等(2012)的研究结果，可能是社会认同测量时将城市认同和老家认同看作是对立的两个变量，或者是具体题目涵义的差异，造成了两个研究的结果的分歧，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女生、未转学、家庭收入高、父母受教育程度高、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文化适应更好；(2)流动儿童心理韧性对其文化适应的直接预测效应显著；(3)流动儿童的心理韧性通过老家总认同和城市总认同的中介作用对文化适应产生间接影响，社会认同整合更有利于他们的文化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