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共同冗思的概念 1.1 概念界定

在友谊对不同性别个体情绪适应的影响上，研究者发现一些似乎矛盾的结果。女性一般比男性友谊质量高(Rose & Asher, 1999)，而高质量友谊有助于个体抵御各种情绪问题(Bukowski, Newcomb, & Hartup, 1996)，因此女性应该比男性存在较少情绪问题。然而研究结果显示，女性比男性存在更多抑郁症状(Hyde, Mezulis, & Abramson, 2008)和焦虑症状(Cole, Martin, Peeke, Seroczynski, & Fier, 1999)。为解决这些结果之间的矛盾，Rose(2002)首次提出共同冗思的概念并与后续研究者对此做了大量研究。

共同冗思(co-rumination)指个体在双向关系(dyadic relationship)中过度讨论自身或对方问题的行为(Rose, 2002)。具体表现为对问题的频繁讨论、对相同问题的重复讨论、对问题因果的揣摩推测、对讨论行为的彼此强化以及对负性情绪的集中关注(Rose, Carlson, & Waller, 2007)。共同冗思普遍存在于双向交流之中，比如个体与朋友反复讨论某玩伴最近的消极态度是否意味着对自己有所不满，常常对玩伴消极态度的产生原因进行揣摩，不断陷入焦虑苦恼之中；再比如，青少年考试失利后课堂参与行为减少，却知觉为老师很少让自己回答问题，之后与朋友反复讨论此事，揣摩老师是否对自己失去信心，思考事件对自己产生的消极影响，由此陷入焦虑失落之中。

共同冗思概念从提出到目前已有十几年，期间多项研究主要考察友谊关系中共同冗思的性别差异及其对友谊质量和内化问题的影响(Bastin, Mezulis, Ahles, Raes, & Bijttebier, 2014; Byrd-Craven, Granger, & Auer, 2011; Calmes & Roberts, 2008; Rose et al., 2007; Rose, Schwartz-Mette, Glick, Smith, & Luebbe, 2014; Schwartz-Mette & Rose, 2012; Smith & Rose, 2011)。内化问题是隐蔽的、指向个体心理内部的问题，以情绪情感障碍为特点，主要表现为焦虑和抑郁(Hughes & Gullone, 2008)。当前更多研究开始关注个体在恋人关系、亲子关系等不同亲密关系中的共同冗思及其对个体适应的影响(Boren, 2013; Ciesla, Dickson, Anderson, & Neal, 2011; Haggard, Robert, & Rose, 2011; Starr & Davila, 2009; Waller & Rose, 2010, 2013)。

1.2 概念辨析

从概念内涵来看，共同冗思与冗思和自我暴露存在密切关系，它同时包含两者的特点，又在多方面与两者相区别。可以说，共同冗思的内涵处在冗思和自我暴露两个构念的交叉处(如图 1所示)。

共同冗思和冗思(rumination)均具有负性关注点(negative focus)，两者均围绕个体的消极事件或消极情绪展开，均属于功能失调行为。相比之下，冗思主要是一种个体性的认知过程，而共同冗思则是一种社会性的人际交流行为(Rose, 2002)。同时冗思行为比较典型地聚焦于个体的消极情感，而共同冗思在关注个体的消极情感之外，也涉及对既往负性事件的回放和讨论过程。

共同冗思与自我暴露(self-disclosure)均属于个体间信息和情感的分享过程。相比而言，个体通过自我暴露与他人分享积极或消极的思想情感，而且一般不会重述已表达内容；共同冗思则是一种极端的过度自我暴露，个体通过共同冗思主要分享消极的思想和情绪体验，并借助同伴的回应与支持，进行反复讨论(Rose et al., 2007)。

2 测量方法 2.1 问卷测评法

截至目前，研究者较多采用问卷调查法测量双向交流中的共同冗思。Rose(2002)编制的共同冗思问卷包括27题，测量个体与同性别亲密朋友的共同冗思。该问卷共测量九个方面：①问题讨论频率；②以问题讨论代替其它活动；③个体鼓励朋友参与问题讨论；④朋友鼓励个体参与问题讨论；⑤反复讨论同样问题；⑥推测问题原因；⑦推测问题结果；⑧思考问题疑点；⑨关注消极感受。问卷项目指向个体较为极端的自我暴露行为而非一般自我暴露行为，比如，“当我和朋友讨论某个我们存在的问题时，我们会每天讨论该问题，即使没有新的进展”。研究支持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指标(Davidson, Grant, Byrd-Craven, Mills, Judah, & Lechner, 2014)。共同冗思发生在两人之间，而项目描述的问题多以“当我们面临……”或者“当我们中的一个面临……”的形式呈现，因而无法辨别讨论过程是围绕谁的问题或谁的消极情绪展开的。问卷法具有短时间内获取大量数据的优势，从而比较适合于筛选存在较多共同冗思的被试，但不能提供更为详细的每个参与者的共同冗思信息。

2.2 观察法

Rose等(2014)通过实验室观察法考察青少年朋友交往中的共同冗思。该方法有利于考察共同冗思过程中彼此激励参与问题讨论的微社会过程(microsocial processes)，包括个体在朋友讨论问题的过程中有何反应，这种反应能否引发更多的问题讨论行为等。他们通过实验室观察发现，共同冗思过程中个体对彼此的反应包括三类，即参与型反应(engaged responses)，幽默和发笑(humor and laughter)，以及脱离型反应(disengaged responses)。实验室观察表明，参与型反应主要包括六类，即支持/同意、提问、分享类似体验、发表观点、给出建议以及认可/鼓励。此类反应传递了兴趣信号，因而能激发对方进一步讨论问题。脱离型反应包括改变话题、非支持性话语、弱化问题(minimizing the problem)和不予回应。这些反应传递出缺乏兴趣甚至敌意性信号，不但不会诱发对方深入讨论问题，反而会导致对方以愤怒方式为自身问题辩护。幽默和发笑在共同冗思过程中较少出现，不利于诱发对方参与问题讨论。

2.3 日常日记法

有研究者采用日常日记法(daily diary)考察朋友间的共同冗思(White & Shih, 2012)，也就是把日常发生在朋友交往中的共同冗思加以记录以便后续分析。研究者把Rose(2002)的共同冗思问卷进行改编，使之用于测量个体在日常朋友交往中的共同冗思(White & Shih, 2012)。比如，把原来的题目“当我们讨论遇到的问题时……”改为“当我们讨论今天遇到的问题时……”。通过在每个项目中添加“今天”二字，使之便于考察日常的共同冗思。实际上，White和Shih的做法仍是问卷法的翻版。为更好地运用日记法了解个体的共同冗思，研究者可以让被试以日记形式记录其日常遭遇的消极事件和消极情绪以及围绕它们所发生的共同冗思，通过分析日记材料把握共同冗思的特点。当然，这可能需要研究者培训被试对自身共同冗思行为的自我意识，以便及时并准确地加以记录。

3 共同冗思研究的重要主题

回顾以往研究发现，研究者主要考察了共同冗思的性别差异、发展特点、在不同亲密关系中的表现以及对个体的适应权衡效应(adjustment trade-offs)等问题。

3.1 共同冗思的性别差异

女性比男性在友谊关系中存在较多共同冗思(Hankin, Stone, & Wright, 2010; Jose, Wilkins, & Spendelow, 2012; Smith & Rose, 2011; Stone, Hankin, Gibb, & Abela, 2011; Tompkins, Hockett, Abraibesh, & Witt, 2011)。这种性别差异在青春期更为突出(Rose, 2002; Rose & Rudolph, 2006)。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参与更多双向交流(Benenson, Apostoleris, & Parnass, 1997)，而男性比女性参与更多群体性活动，比如游戏和运动(Moller, Hymel, & Rubin, 1992)。Cross和Madson(1997)发现，女性比男性具有较高的人际定向性和人际互依性。而人际定向性促进自我暴露等亲密行为(Rose & Rudolph, 2006)。这些可能是女性比男性存在更多共同冗思的部分原因。

3.2 共同冗思的发展特点

从发展角度来看，个体在青春期中期与朋友的共同冗思多于青春期早期和儿童期(Hankin et al., 2010; Rose, 2002; Rose et al., 2007; Smith & Rose, 2011; Stone et al., 2011; Stone, Uhrlass, & Gibb, 2010)。就不同性别而言，随着女性从儿童期过渡到青春期，她们的共同冗思增多，而男性在这一过渡中共同冗思没有显著变化(Rose, 2002; Rose et al., 2007)。这导致共同冗思的性别差异在青少年群体中比在儿童群体中更为明显。以往研究显示，随着年龄增长，出现在友谊以及情绪适应方面的性别差异加大(Zarbatany, McDougall, & Hymel, 2000)，这与共同冗思的发展趋势存在一致之处。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女性的社交活动更为复杂和充满挑战，导致她们产生更多共同冗思(Rose, 2002)，这体现了共同冗思的发展变化与性别的交互作用。

3.3 不同亲密关系中的共同冗思

研究者越来越关注个体在友谊之外的亲密关系中的共同冗思及其对个体适应的影响(Calmes & Roberts, 2008; Waller, & Rose, 2010, 2013; Boren, 2013)。Calmes和Roberts(2008)考察大学生在亲子关系、密友关系、情侣关系和室友关系等不同人际背景中的共同冗思。结果发现，女性与最好朋友存在更多的共同冗思，进而导致她们更多的抑郁和焦虑症状，但在其它人际关系中，共同冗思不但没有性别差异，而且与大学生的抑郁和焦虑症状不存在显著关联。这说明，友谊可能是共同冗思产生的最佳关系背景，它不仅提供足够的亲密度，而且使得双方地位更为平等。由于共同冗思以聚焦负性情绪为特点，并不以问题解决为导向(Rose, 2002; Rose et al, 2007)。当大学生在亲子关系或恋人关系中因消极问题产生共同冗思时，父母或恋人可能比朋友更关注问题解决，这可能是亲子关系或恋人关系中的共同冗思没有对其内化问题产生影响的原因。室友关系缺乏足够的亲密度，还不足以通过共同冗思对彼此的情绪适应产生影响。

Waller和Rose(2010)分析青少年母子关系中的共同冗思后发现，母亲对女儿比对儿子存在更多共同冗思；青少年母子间的共同冗思一方面增进母子关系，另一方面导致母子关系边界模糊(enmeshment)；此外，母子间的共同冗思与青少年的焦虑和抑郁等内化症状有关，特别是当围绕母亲问题展开讨论时，共同冗思与关系边界模糊以及青少年内化问题的关系更紧密。这些研究结果与Calmes和Roberts(2008)关于亲子关系对大学生内化问题无显著影响的结论存在不一致。仔细分析发现，Calmes和Roberts(2008)主要考察的是大学生针对自身问题与父母的共同冗思，而Waller和Rose(2010)所分析的是母亲就自身问题与孩子的共同冗思。后者可能造成孩子因母亲面临问题而焦虑，缺乏安全感，进而对其情绪适应产生不利影响。

3.4 共同冗思对个体的适应权衡效应

个体的友谊质量和内化问题是共同冗思的重要结果变量。研究发现，共同冗思对个体存在适应权衡效应，它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个体的友谊质量(Calmes & Roberts, 2008; Smith & Rose, 2011)，另一方面增强个体产生抑郁和焦虑等内化问题的风险(Hankin et al., 2010; Rose, 2002; Rose et al., 2007; Stone et al., 2011; Stone et al., 2010; Tompkins et al., 2011)。考察共同冗思对个体的适应权衡效应是以往该领域研究的重要问题。

友谊研究表明，大量自我暴露有助于增进友谊亲密性(Parker & Asher, 1993)。自我暴露增强彼此间的理解和信任，有助于提高人际关系质量(Buhrmester & Prager, 1995)。共同冗思过程中个体对问题的频繁讨论、对问题因果的推测以及讨论过程中的彼此鼓励等行为都反映了个体对朋友的关注和信任。横向和纵向研究均表明，共同冗思与儿童青少年的友谊亲密性和积极友谊属性呈正向关联(Rose, 2002; Rose et al., 2007)。研究者发现，个体不断思考消极问题容易导致情绪困难(Nolen-Hoeksema, 1994)，而以关注消极情绪为特点的冗思过程与青少年抑郁和焦虑(Schwartz & Koenig, 1996)以及儿童情绪失调问题(Broderick, 1998)均存在正向关联。共同冗思既包含自我暴露过程，又包含冗思过程，从而导致它一方面与积极的友谊属性有关，另一方面又与消极的情绪适应问题相关联。

女性比男性存在更多共同冗思(Rose, 2002)，这意味着女性比男性存在更多自我暴露行为和冗思行为，因此共同冗思对个体的适应权衡效应可能存在性别差异。Rose(2002)发现，共同冗思对女性友谊质量的积极影响高于男性，同时与女性抑郁和焦虑等内化问题的关系更紧密。纵向研究显示，共同冗思对男性和女性半年后的友谊质量均存在正向预测效应，然而只预测女性未来抑郁和焦虑水平提高，对男性的内化症状无纵向预测效应(Rose et al., 2007)。Rose等(2007)还发现，抑郁和焦虑等内化症状均预测男性和女性未来共同冗思的增加。因此，对于女性而言，共同冗思与其内化症状之间的关系存在双向作用模式，从而导致共同冗思更容易造成女性内化问题。

4 共同冗思的理论分析

回顾以往研究发现，研究者从理论上分析了共同冗思导致内化问题性别差异的原因，共情痛苦在共同冗思和个体内化问题之间的中介作用，共同冗思在内化问题的同伴传染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本文基于以往相关研究和压力生成理论，进一步分析了共同冗思、人际压力与内化问题的复杂关系。

4.1 共同冗思影响个体内化问题的性别差异

研究表明，共同冗思纵向预测女性而非男性的抑郁和焦虑症状(Rose et al., 2007)。共同冗思对女性而非男性的内化问题存在更为不利的影响。女性比男性对人际过程更为敏感(Flook, 2011)。女性参与更多朋友交往，而男性从儿童期到青春期主要以群体活动为主(Rose, 2002)。由此可见，女性比男性具有更适宜共同冗思的人际背景。较多的共同冗思使她们有机会在朋友支持下频繁讨论和思索消极事件、消极情绪及其因果，这可能是共同冗思给女性造成更多情绪问题的原因之一。

共同冗思过程中，女性与男性会以不同方式思考问题。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为失败经历承担责任(Pomerantz & Ruble, 1998)，即作出内部归因。内部归因与内化问题的加重有关(Stevens & Prinstein, 2005)。共同冗思往往使得问题更为凸显，导致女性更容易作出内部归因，加重其内化问题。认知加工的性别差异可能是共同冗思造成女性更多内化问题的部分原因。

共同冗思正向预测女性友谊质量的改善以及内化问题的增加，而当前友谊质量以及内化问题也正向预测共同冗思的增加(Rose et al., 2007)。共同冗思与女性友谊以及内化问题之间存在双向预测模式，从而造成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由于女性比男性更重视人际关系质量(Cross & Madson, 1997)，共同冗思对女性友谊质量更为积极的促进效应使其参与更多双向交流，从而导致她们进一步陷入共同冗思。Rose等(2007)认为，共同冗思与青少年抑郁和焦虑之间的双向预测效应虽小，但随着时间推移会产生滚雪球效应，即共同冗思越来越多，女性的内化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这些研究结果对于女性情绪问题的干预具有重要意义。

4.2 共情痛苦在共同冗思影响内化问题中的作用

共情痛苦(empathetic distress)由Smith和Rose(2011)提出，指个体对同伴的问题及其痛苦感受的情绪卷入。表现为个体体验他人的情绪痛苦，就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Smith和Rose(2011)尝试通过该构念解释共同冗思影响内化问题的性别差异。

女性存在比较严重的内化问题，部分原因在于她们较强的人际定向及其亲密关系中存在的应激因素(Helgeson, 1994)。当所爱之人或亲密他人遭遇压力时，女性可能会付出“关注代价”(costs of caring)，即遭受更多替代性痛苦(vicarious distress)。Kessler和McLeod(1984)发现，相比男性抑郁症状，女性抑郁症状与重要他人生活中的压力性事件存在更密切的关系。女性比男性更关注他人，更容易倾听朋友存在的问题(Gore, Aseltine, & Colten, 1993)。因此在友谊关系中，女性比男性存在更多共情痛苦，从而对其内化问题产生不利影响。

Smith和Rose(2011)同时考察社会观点采择和共情痛苦对青少年友谊质量以及内化问题的影响。结果发现，共同冗思在社会观点采择能力与青少年友谊质量以及内化问题之间起中介作用。青少年的社会观点采择能力越强，在朋友交流中存在越多共同冗思。因为他们更善于理解朋友所面临的问题及其造成的消极情绪，并倾向于推断问题的因果；而共同冗思预测个体积极的友谊质量和内化问题(Rose, 2002; Rose et al., 2007)。相比男性，女性较强的社会观点采择能力导致她们更多的共同冗思，进而为其带来更为积极的友谊质量和更多的共情痛苦。因此，共情痛苦的性别差异可能是共同冗思对内化问题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的前因。

4.3 共同冗思促进内化问题的同伴传染

同伴社会化(peer socialization)在青春期对个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Brechwald & Prinstein, 2011)。随着青少年独立性和自主性不断发展，他们花费更多时间与朋友交往。然而，朋友的某些非适应性特点对青少年发展存在消极影响(Vitaro, Boivin, & Bukowski, 2009)。比如，同伴抑郁水平的提高预测个体自身抑郁水平的上升(Conway, Rancourt, Adelman, Burk, & Prinstein, 2011; Schwartz-Mette & Rose, 2012)。因此，需要重视个体适应不良特征借助友谊等亲密关系传播的危险。

同伴传染(peer contagion)是指在个体和同伴之间的一种相互影响过程，包括可能会危害个体自身发展或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一些行为和情绪，例如攻击行为、药物使用、抑郁等(Dishion & Tipsord, 2011)。研究显示，个体自身的消极情绪和行为不仅损害自身发展，也给同伴造成损害(Dishion & Tipsord, 2011)。Stevens和Prinstein(2005)发现，即使控制青少年初始抑郁水平，朋友的抑郁症状仍然预测青少年未来的抑郁症状。Stevens和Prinstein(2005)提出，共同冗思可能是抑郁传染的潜在机制。在人际背景中过度讨论问题可能会增强消极情绪体验。Rose等(2007)通过纵向研究发现，共同冗思与青少年的抑郁和焦虑等内化问题存在双向关系。Dishion和Tipsord (2011)通过成对数据分析发现，共同冗思在成对朋友的内化问题之间起中介作用，或者说，共同冗思容易造成抑郁等内化问题在朋友之间相互传染。

共同冗思在内化问题的同伴传染中起中介作用的方式可能包括以下几种。首先，朋友的内化问题通过共同冗思导致青少年自身出现更多内化问题。青少年通过共同冗思过程了解到朋友所面临的困扰后容易产生“共情痛苦”反应(Smith & Rose, 2011)，而这种反应与内化问题紧密相关。其次，青少年与朋友讨论自身问题时，朋友的悲观看法会导致问题严重化和难以解决，进而诱发或加重内化问题。再次，共同冗思减少了青少年参与积极活动以缓解负性情绪的时间，使他们过多关注负性事件和负性情绪。最后，同伴之间的情绪模仿(emotional mimicry)也会造成情绪适应问题(Hatfield, Cacioppo, & Rapson, 1994)。青少年通过共同冗思会无意间模仿朋友对消极情绪的表达，并渐渐内化朋友的痛苦感受，进而造成情绪困扰。

研究者进一步发现，共同冗思作为抑郁传染中介的作用存在发展变化(Schwartz-Mette & Rose, 2012)。尽管共同冗思在青少年的抑郁传染中起中介作用，但同一中介效应在儿童群体中并不存在。在青春期，朋友之间的共同冗思可能更具有同步性。童年期的共同冗思更类似于平行游戏，某个孩子对其问题的过度讨论只造成自身问题，而另一孩子因卷入程度不足而不会受到消极影响。此外，儿童对问题的表述不如青少年清晰，他们可能无法清晰表达引发痛苦的问题细节，不能描述消极情绪的强度，而这些是产生抑郁传染的必要条件。

4.4 共同冗思与人际压力和内化问题的关系模型

根据压力生成理论(stress generation theory)(Hammen, 2006)，与无抑郁史个体相比，有抑郁史个体会面临更多由自身行为导致的压力性生活事件。研究发现，有抑郁症状的个体面临更多人际压力(Chun, Cronkite, & Moos, 2004)。Conway，Hammen和Brennan(2012)在扩展该理论后发现，个体的内化问题越多，面临的人际压力越多。个体面临压力性事件及其诱发的消极情绪时，可能会寻求朋友或亲密他人的支持，压力由此成为共同冗思的动因。共同冗思又会进一步增加个体内化问题的风险(Hankin et al., 2010; Tompkins et al., 2011)。因此，人际压力、共同冗思和个体内化问题三者之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考虑到个体内化问题与人际压力(Kim, Conger, Elder, & Lorenz, 2003)以及与共同冗思(Rose et al., 2007)之间的双向关系，本文尝试用图 2所示模型来反映人际压力、共同冗思和内化问题之间的关系。

从单方面来看，当朋友A面对人际压力及其带来的消极情绪时，A可能期望在与朋友B的共同冗思中宣泄情绪并寻求支持，而共同冗思会加剧A产生抑郁和焦虑等内化问题的风险。根据压力生成理论，内化问题会进一步给A造成新的人际压力，由此构成一个恶性循环。共同冗思起到了强化人际压力与内化问题之间关系的作用。White和Shih(2012)发现，共同冗思强化日常压力与抑郁心境之间的关系，从而支持恶性循环模型。

当同时考虑朋友A和朋友B所面对的人际压力和内化问题时，情况变得比较复杂。首先，A和B其中一方的人际压力不仅直接影响自身的内化问题，还通过共同冗思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自身以及朋友的内化问题。A的人际压力要对B的内化问题产生影响，可能需要B对A所面临的压力产生“共情痛苦”。其次，双方的内化问题可以通过共同冗思的中介实现相互传染。再者，一方人际压力可能通过共同冗思和内化问题给对方带来更多人际压力。由此可见，如果把朋友讨论的消极事件和消极情感表述为模型中的压力因素，就可以把共情痛苦和同伴传染等理论整合进同一模型，从而提高对共同冗思的解释效力。

4.5 共同冗思影响个体内化问题的生理机制

研究者把女性大学生分为共同冗思组和控制组，要求前组被试选择一个问题性事件进行讨论，控制组被试则自由交流(Byrd-Craven, Geary, Rose, & Ponzi, 2008)。结果表明，在控制被试共同冗思和皮质醇的初始水平，共同冗思组被试经过15分钟讨论后，皮质醇激素明显上升。由此得出结论，共同冗思与压力激素的上升存在关系。研究表明，对个体注射中等剂量的皮质醇会提高个体回忆事件细节的能力(Abercrombie, Kalin, Thurow, Rosenkranz, & Davidson, 2003)。然而，对消极事件细节的过度关注会放大问题并增加其解决难度，导致个体产生抑郁和焦虑症状(Rose, 2002; Rose et al., 2007)。因此，共同冗思过程中皮质醇水平的提高可能是导致个体内化问题的生理机制之一。

Byrd-Craven等(2011)发现，共同冗思同时激活肾上腺系统(HPA)和交感神经系统(SNS)两个应激系统，共同冗思中对消极情绪的关注导致皮质醇和α淀粉酶水平上升。HPA和SNS的同时激活过程有助于揭示共同冗思对个体适应的权衡效应：HPA的最初激活有助增强个体的趋近倾向，从而有助于加强关系纽带(比如提高友谊质量)(Taylor, 2006)，但HPA和SNS双系统的高激活状态预测个体的内化问题(El-Sheikh, Erath, Buckhalt, Granger, & Mize, 2008)。此外，双系统激活也会启动社会信息加工过程，导致个体过度关注社会线索的威胁性和压力因子的不可控性(Le Masurier, Cowen & Harmer, 2007)。因此，个体在共同冗思过程中双系统激活及其产生的激素变化和信息加工偏差可能是抑郁和焦虑等内化问题的风险因子。

5 研究意义

从理论角度看，共同冗思为友谊等亲密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提醒研究者要同时关注特定人际关系对个体适应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社会性发展领域的构念往往在内涵界定上存在两极化，要么是积极的，要么是消极的。比如，同伴接纳对同伴拒斥，安全依恋对不安全依恋。这种界定方式导致某一构念仅仅具有积极的或消极的前因变量(或结果变量)。与之相比，共同冗思对个体的影响较为复杂，一方面有利于增强友谊亲密性，另一方面又容易导致内化问题。这也解释了Rose发现的似乎矛盾的研究结果：女性比男性具有的更多共同冗思一方面通过自我暴露过程增强了女性的友谊质量，然而通过其中的冗思过程又增加了女性的内化问题。这种复杂性可能恰好反映出现实社交互动和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共同冗思为澄清人际研究领域出现的某些看似矛盾的结果提供了可能。研究者发现，离异家庭儿童的支持寻求预测其内化症状(Sandler, Tein, & West, 1994)。考虑到社会支持一般与积极的适应变量相关，以上结果出人意料。然而离异家庭儿童面临众多生存挑战，他们在寻求支持过程中的共同冗思可能是其内化症状的影响因素。

从应用层面看，共同冗思可以作为个体是否存在抑郁和焦虑等内化问题的危险信号，有助于教育工作者提前预防。友谊领域研究一直关注友谊对个体的保护功能(Parker & Asher, 1993)，忽视了友伴不良特征对个体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外化问题是表现在外的，以行为调控障碍为主要特点的行为问题，如违法犯罪、攻击等(Hughes & Gullone, 2008)。以往研究发现，偏常训练(deviancy training)是外化问题的同伴传染机制(Dishion & Tipsord, 2011)。所谓偏常训练指个体对其他同伴的偏常言论和行为(deviant talk and behavior)作出积极反应的过程。Rose等(2014)通过纵向研究发现，共同冗思可能是儿童青少年抑郁等内化问题的同伴传染机制。由此，关于外化问题和内化问题的同伴传染机制相互补充，从而能够全面分析问题行为在友谊以及同伴群体中的传播渠道，从而为全面预防和干预孩子的问题行为提供了理论导向。

首先，与独立冗思者(isolated ruminators)相比，共同冗思者的行为表面上类似自我暴露过程，从而较少受到关注(Rose, 2002)。但由于它是个体情绪适应问题的风险因素，因此可以通过青少年朋友交往中的共同冗思了解其产生内化问题的风险。纵向研究表明，青少年共同冗思越多，抑郁障碍(depressive disorders)发作越早、持续时间越长、严重性越强(Stone et al., 2011)。教育工作者要清楚认识到共同冗思对个体情绪适应的负面影响，关注儿童青少年在朋友交往中是否存在此类行为模式。当儿童青少年面临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指导他们主动求助经验更为丰富的老师或家长等成人，而非仅仅求助同伴。要培养青少年提高对共同冗思行为的敏感性，指导他们正确应对。比如，一旦意识到共同冗思的出现，大家自觉去参加更为积极的活动，这样不仅能维系与朋友的情感纽带，也回避了共同冗思情境。

其次，探索共同冗思对个体适应的风险，并非引导青少年回避对个人问题的讨论。自我暴露提供了自我表达和探索的渠道，能增进关系亲密度，获得社会支持(Buhrmester & Prager, 1995)。如果个体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而不让他人了解，这对其影响更严重。教育工作者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朋友交往中节制对消极问题和消极情绪的讨论。在围绕负性事件的朋友交流过程中，要避免双方滞留于消极情感的现象。要引导青少年理智冷静地分析朋友遭遇的消极问题，不要夸大渲染，积极帮助朋友寻求解决途径，并提供积极的情绪支持，而不要宣泄消极情绪。因为负性情绪可能通过同伴传染影响同伴，致使朋友产生情绪问题。也可以引导他们通过认知重评等手段调节消极情绪，并积极引导同伴情绪。

再次，家长需要加强亲子交流，及时了解孩子在学业和人际等不同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和压力，并进行有效指导或帮助解决。同伴之间在身心发展水平上相近，他们可能无法提供真正有效的问题解决途径。如果孩子带着很多问题与朋友讨论，这些问题不但不会得到有效解决，反而可能在反复讨论和推测思索中放大问题严重性和危害性，导致青少年产生无望感和焦虑感等内化症状。此外，亲子间的共同冗思影响青少年与朋友的共同冗思(Waller & Rose, 2013)。因此父母与孩子讨论负性事件时，要积极思考对策，而不是与孩子反复讨论事件的因果或仅仅关注自己的消极情绪，要避免与孩子共同冗思。

最后，对于内化问题较为严重的儿童青少年，由于他们在人际交往和其它领域可能存在问题，致使他们体验到更多挫折或人际压力。比如，高焦虑水平个体可能缺乏有效的人际交流技能而在社交场合感到焦虑。因此，根据特定内化问题所伴随的外部行为表现，有针对性地进行训练，提高他们的适应能力才是有效之道。

6 研究展望

从Rose(2002)提出共同冗思之构念到现在已有十几年，在这期间研究者考察了性别因素、发展阶段以及不同人际关系对共同冗思的影响，揭示出它对个体的适应权衡效应。然而对本主题的研究正处在不断丰富完善阶段，作为基础研究，尚存在很多空白，作者将在总结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未来可以探究的几个主题。

首先，在生态系统理论框架下更为深入地探索共同冗思的影响因素。当前研究主要考察了性别、发展阶段以及不同人际关系对共同冗思的影响(Rose, 2002; Rose et al., 2007)。未来研究有必要考察导致儿童青少年共同冗思的其它个体因素。比如人格和社会技能。共同冗思者是否存在人格上的相似性，从而导致两人对负性事件的讨论和负性情绪的处理等具有相似性；共同冗思者也可能缺乏必要的人际交往技能和问题解决能力，从而面对压力时寻求与自身认知发展水平相近的朋友的支持。因此研究者也可以考察人际技能对个体共同冗思的影响。此外，当前研究更是缺乏探索环境因素对共同冗思的影响。由于共同冗思受到个体压力事件的影响，因此可以考察个体在家庭、学校等不同环境下的压力源及其应对方式对共同冗思的影响。

第二，要格外关注儿童青少年共同冗思时所围绕的交流主题。青少年如果围绕一些难以解决的人际问题展开讨论，由此带来的痛苦体验可能会加剧内化问题的传染。研究表明，恋爱中的青少年存在更多的自我暴露行为(Kuttler & La Greca, 2004)。随着恋爱成为青少年经历的一部分，对失恋体验的共同冗思可能会造成情绪痛苦。因此，有必要通过访谈或日记记录的方式了解青少年经常在一起讨论的消极话题，并进一步分析它们对个体适应的不同影响。

第三，共同冗思对个体的适应权衡效应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检验。在Rose等(2007)的研究中，共同冗思对青少年半年后抑郁症状的预测效应虽然显著，但效应微弱(β=0.07, ΔR²=0.0046)。然而，Starr和Davila(2009)在其研究中并没有发现共同冗思对一年后抑郁症状的预测效应。因此，随着时间跨度增加，共同冗思对内化问题的预测效力在降低，这说明共同冗思可能不会对内化问题造成长久影响。但在以上研究中，共同冗思对友谊质量均存在纵向预测效应，说明它可能是一种有助于个体人际适应的积极行为。

第四，丰富该主题的研究方法。以往研究者使用的问卷法和观察法的基础上，采用更多渠道收集信息，以便增强聚合效度。为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设计上多利用纵向设计，而数据分析上多采用配对数据分析法(Smith & Rose, 2011)以便分析朋友之间的相互影响。为揭示共同冗思的生理机制，研究者分析了共同冗思过程中个体应激系统的激活和特定激素的变化(Byrd-Craven et al., 2008)，但要分析共同冗思诱发这些生理变化的过程可能还需要分析共同冗思的认知神经机制。比如通过fMRI考察共同冗思状态下个体大脑皮层的激活模式，争取把行为数据、生理指标以及脑活动数据进行整合，加深对共同冗思的认知。

最后，共同冗思可看作亲密关系中双方的一种交流风格，其特点是聚焦消极问题和消极情感的反复性讨论。那么，作为共同冗思的对立面，亲密关系中是否存在两人聚焦积极问题和积极情感，而反复讨论它们的交流风格呢？从生活经验来看，这种推测是合理的，你会经常看到朋友一起反复讨论开心之事的行为。如果这种一起反复讨论积极事件的行为与个体积极的情绪适应相联系，那么就可以利用它有效遏制共同冗思对内化问题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