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第36次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5)，网络游戏网民人数达到3.80亿，游戏用户年龄日趋年轻化，20岁以下网民规模占比增长1.1%，呈现继续向低龄群体渗透的特点。在网络成瘾的中学生中，上网行为排第一位的就是网络游戏(占62.71%)(高何蕊，史平，王丹，2012)。网络游戏对青少年的吸引力特别大，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风险远远大于其他群体(Griffiths, Király, Pontes, & Demetrovics, 2015; Young & de Abreu, 2011)。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不仅会降低情绪智力、损害人际关系、造成学业困难和行为问题，更是焦虑、抑郁、社会功能受损乃至自杀意念及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Griffiths et al., 2015; Young et al., 2011)。

面对网络游戏成瘾的种种危害，父母最为忧心忡忡，对此往往采取的办法是加强网络监管，限制小孩上网的时间和内容，减少或禁止他们与网络游戏接触，甚至有家长将孩子送至网瘾戒除中心等机构，使用军事化管理手段完全将孩子与网络游戏隔离。然而，这些限制禁止或隔离等网络监管方法对网络成瘾的治疗效果却不尽相同(苏斌原，李江雪，叶婷婷，张卫，2014)。父母使用严厉的网络监管特别是各类“戒网训练营”近年来曾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但有关网络监管对网络游戏成瘾影响效果的相关研究却并不多。现有研究较多关注父母对子女行为和心理控制对病理性网络使用的作用。父母行为控制侧重对子女日常行为表现的监督和管理，它能负向预测病理性网络使用(赖雪芬，王艳辉，王媛媛，张卫，杨庆平，2014；Lin, Lin, & Wu, 2009; Van den Eijnden, Spijkerman, Vermulst, van Rooij, & Engels, 2010)；父母心理控制正向预测病理性网络使用，它体现为父母侵扰孩子内心世界，掌控其思想、情感和言语表达等内心活动，包括引发孩子内疚感、爱的撤回和权力独断等方式(李丹黎，张卫，王艳辉，李董平，2013)。父母网络监管特指父母对子女上网地点、时间、频率和内容等方面的知晓和管理程度，与父母行为控制相近但监管内容有所不同，而与父母心理控制的概念更有实质性区别。回顾父母监管与青少年不良行为关系这一领域的研究，结果也不尽一致。一方面，父母监管可有效减少青少年抽烟、酗酒乃至吸毒等不良行为(邓林园，方晓义，李一飞，万晶晶，2006)。另一方面，也有研究发现父母的监管对青少年不良行为没有作用，甚至会增加不良行为的发生(Lipsey，2006; Rodgers, 1999)。上述差异性发现提示我们，父母监管对青少年不良行为的影响可能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网络游戏成瘾作为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典型表现，父母网络监管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是怎么样呢？依据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Bronfenbrenner, 1979)，家庭和同伴是影响儿童青少年发展的两个重要子系统。两个子系统之间并非独立而是相互联系的，一个子系统的风险因素可能会增加青少年暴露于另一个子系统的风险因素之中，进而导致青少年不良行为(陈武，李董平，鲍振宙，闫昱文，周宗奎，2015)；与此同时，近年来大量实证研究者认为亲子关系应纳入教养理论，并指出同样的教养方式可能会因为亲子关系质量的不同而对青少年的发展有所不同(Kim, Kochanska, Nordling, & O’Bleness, 2014)。因此，本研究有理由推测，父母网络监管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等不良行为的差异性影响可能是受到了家庭子系统中重要的调节因素—亲子关系和同伴子系统中重要的过程因素—结交不良同伴的作用。

1.1 结交不良同伴的中介作用

青春期青少年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逐渐减少，而与同伴交往的时间越来越长，这提示我们同伴对青少年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依据社会发展模型(social development model, Hawkins & Weis, 1985)，父母网络监管可能会通过减少青少年结交不良同伴的可能性，进而影响他们的网络游戏成瘾倾向。即结交不良同伴可能是父母网络监管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关系间重要的中介变量。类似地，社会控制理论(social control theory, Hirsch, 1969)也指出，父母监管是青少年重要的社会联结，对青少年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该理论认为受到父母监管的青少年结交不良同伴的机会较少，从而有利于减少其网络游戏成瘾等不良行为的发生。近期的一些实证研究支持了上述观点，如陈武等(2015)研究发现结交不良同伴显著中介亲子依恋与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的关系；宋静静等(2014)研究发现越轨同伴交往在父母控制对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影响中起显著的中介效应。尽管尚无实证研究直接检验结交不良同伴在父母网络监管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关系间的中介效应，但依据如上所述，本研究有理由推测结交不良同伴也可能会显著中介父母网络监管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关系。

一方面，父母控制会影响青少年的同伴选择。这是因为青春期期间，青少年的关系需求、能力需求和自主需求等基本心理需求迅猛增长，然而相对而言，家庭、学校等环境能满足他们基本心理需求(特别是自主需求)的速度往往慢于青少年需求增长的速度；因此，青少年会转向其他环境寻求需求的满足。不良同伴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并且看起来似乎他们拥有更多的自主(平时的生活少许多制约)，因而青少年会主动结交不良同伴以寻求需求的满足。大量实证研究也证实了上述观点。如宋静静等(2014)以703名中国青少年(平均年龄为14.30岁)为被试，研究发现父母控制会影响同伴选择，不当的父母控制(低行为控制或高心理控制)会增加青少年结交不良同伴的风险，父母对青少年的行为控制可以给他们提供恰当的行为规范，培养其自制力，从而有助于减少不良同伴交往，父母的心理控制则会威胁青少年自主需求的满足，使其产生逆反心理，增加结果交不良同伴的风险。类似地，叶宝娟、杨强和胡竹菁(2012)对514名工读生的研究也发现结交不良同伴在父母控制与工读生毒品使用间起中介作用，父母行为控制能减少青少年结交不良同伴风险，越高的父母心理控制能显著预测青少年更多地结交不良同伴。Keijsers等(2012)以497名荷兰青少年(平均年龄为13岁)为被试，研究发现父母对青少年的朋友交往越严厉的限制能显著预测青少年结交不良同伴更高的风险。当前青少年的朋友越来越多地来自于网络或通过网络交往，父母网络监管对青少年结交不良同伴可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另一方面，结交不良同伴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发展成为网络游戏成瘾。这是由于不良同伴群体会通过社会模仿、同伴压力以及各种形式的强化来对青少年产生消极影响(Van Ryzin & Dishion，2014)，使青少年参与到各种不良行为(如吸烟，酗酒，网络成瘾等)中去。不良同伴聚类往往将网络游戏作为社交互动的核心成分。另外，过分沉迷网络游戏反过来又使得他们不被父母、老师和大多数同学所接受。值得注意的是，很多青少年通过玩网络游戏来逃避现实压力(如不被父母、老师、同学接纳)(Brand, Laier, & Young, 2014)。大量实证研究也证实了上述观点(Li et al., 2013; 宋静静等，2014；Zhu, Zhang, Yu & Bao, 2015)。如Li等(2013)以2758名中国青少年(平均年龄为13.53岁)为被试，研究发现青少年结交不良同伴显著正向预测其网络成瘾。类似地，Zhu等(2015)以833名中国青少年为被试，研究发现青少年结交不良同伴显著正向预测其网络游戏成瘾。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H1：不良同伴交往显著中介父母网络监管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关系。

1.2 亲子关系的调节作用

父母网络监管程度相同的青少年发展结果(如结交不良同伴、网络游戏成瘾)存在个体差异，这提示我们上述关系可能受到某些重要变量的调节作用。以往研究发现亲子关系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不良同伴交往关系密切。一方面，网络游戏成瘾青少年更多地报告较差或很差的亲子关系，亲子关系质量显著差于未成瘾组(喻承甫等，2012)。类似地，胡婷(2009)通过对16个网瘾青少年的深度访谈分析发现亲子关系具有暴力、专制、溺爱、忽视等特征时，孩子最易沉迷网络。另一方面，父母监管可以给青少年提供适当的行为规范准则，有助于预防他们结交不良同伴(Soenens, Vansteenkiste, Luyckx, & Goossens, 2006)。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影响问题行为的间接效应模型认为亲子关系是同伴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基础，良好的亲子关系会促进青少年建立并维持积极亲密和广泛的同伴关系，进而影响青少年的问题行为(田菲菲&田录梅, 2014)。当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均较差时，会显著增加问题行为风险。相对于家庭因素的影响，不良同伴对青少年行为的影响更加直接，是导致其问题行为的近端因素。尽管越来越多研究关注家庭因素特别是亲子关系对不良同伴交往的影响，但亲子关系在此过程中所起的调节作用少有研究涉及。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H2：亲子关系是父母网络监管与不良同伴交往的调节变量。综合研究假设1和2，形成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 1)。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心理、神经机制及其干预研究”课题项目组。该项目于2012年10月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广东省、海南省、湖北省13所普通公办中小学的四年级(五所)、初一年级(五所)和高一年级(三所)学生共4105人。其中男生2006人，占比48.9%，女生2099人，占比51.1%；四年级1022人，占比24.9%，初一1365人，占比33.3%，高一1718人，占比41.9%；被试平均年龄为13.68岁，标准差为2.72。

2.2 研究工具 2.2.1 父母网络监管问卷

在参考Liau, Khoo和Ang(2008)研究中使用的父母监控青少年网络使用问卷基础上，由2名心理学专业教师和6名心理学硕博士研究生专门针对父母监管子女网络使用的状况编制父母网络监管问卷。共10个题目，要求被试报告近半年内，父母对自己上网情况(包括上网地点、上网周次数、上网周时长、上网内容、网上朋友)的知晓及限制程度。采用3点计分，1=“从不”，2=“有时”，3=“经常”。计算所有项目的总分，得分越高代表父母对子女的网络使用监管越严厉。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89。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该问卷整体拟合指数为：χ²/df=4.57，CFI=0.91，RMSEA=0.073，表明问卷结构效度良好。

2.2.2 亲子关系问卷

采用张婷丹、喻承甫、许倩、魏昶和严金雄(2015)研究中使用的亲子关系问卷，该问卷翻译修订自Stattin和Kerr(2000)亲子关系问卷。共16个项目，分别测量了父子关系(8个项目)和母子关系(8个项目)，要求被试报告最近半年内自己与父母的关系(如“你对父亲感到失望吗”)。采用3点计分，1=“从不”，2=“有时”，3=“经常”，问卷中分别有4道反向题，反向题目进行反向计分，即选择“从不”计3分，选择“有时”得2分，选择“经常”得1分。计算所有项目的总分，分数越高表示亲子关系越好。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83。进行了验证性因素分析，该问卷整体拟合指数为：χ²/df=2.56, CFI=0.97，RMSEA=0.036，表明问卷结构效度良好。

2.2.3 不良同伴交往问卷

采用周莎莎、喻承甫、许倩、魏昶和林枝(2014)研究中使用的青少年不良同伴交往问卷，共16个题目，包括逃学或旷课、考试作弊、吸烟、喝酒、偷窃、身体或言语攻击、沉迷上网、未经允许在外过夜、看色情书刊或影片、抢劫/威胁/勒索他人等。要求被试报告在最近的半年里有多少个好朋友有过上述行为，采用五点评分，1表示“没有”，5表示“≥六个”。计算所有项目的总分，分数越高表示越轨同伴越多。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88。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该问卷整体拟合指数为：χ²/df=5.35, CFI=0.90，RMSEA=0.077，表明问卷结构效度良好。

2.2.4 网络游戏成瘾问卷

采用Yu, Li和Zhang(2015)研究中使用的青少年病理性网络游戏使用问卷。该问卷是在参考Young(1996)编制的网络成瘾问卷和Gentile(2009)编制的病理性视频游戏问卷的基础上改编而成。共11个项目，要求被试报告在最近的半年里，出现对网络游戏过于关注、不断增加网络游戏时间、因网络游戏损害人际关系等症状的频率(如“你是否感觉需要不断增加玩网络游戏的时间才能得到满足？”)。采用3点计分，选择“从不”记1分，选择“有时”记2分，选择“经常”记3分。计算所有项目的总分，分数越高表示被试的网络游戏成瘾倾向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80。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该问卷整体拟合指数为：χ²/df=3.59, CFI=0.93，RMSEA=0.056，表明问卷结构效度良好。

2.3 施测过程及数据处理

在征得学校领导和青少年本人的知情同意后，由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和中小学心理教师担任主试，采用统一指导语，向被试讲明研究结果的科研用途及保密性，要求被试认真且独立完成问卷，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作答完毕后，当场回收，完成时间约为90分钟。

数据录入采用excel进行，数据分析采用SPSS20.0和Mplus7.0软件进行。以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特征根(Eigenvalue)和条件指数(Condition Index)作为指标进行多重共线性诊断，依次将研究中预测变量中的一个作为因变量，其余作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方程。经计算，所有预测变量的VIF均低于1.04，特征根在1.00-1.12之间，条件指数均低于1.21，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采用Harman单因素方法检验发现，单因素模型拟合较差(RMSEA=0.108，CFI=0.254，TLI=0.225，SRMR=0.125)，四因素模型拟合较好(RMSEA=0.073，CFI=0.882，TLI=0.846，SRMR=0.066)，研究中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 结果与分析 3.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其相关分析

对变量进行斯皮尔曼相关分析发现(见表 1)，不良同伴交往与父母网络监管呈显著负相关(p < 0.01)，与网络游戏成瘾呈显著正相关(p < 0.01)；亲子关系与父母网络监管呈显著正相关(p < 0.01)，与网络游戏成瘾呈显著正相关(p < 0.01)，与不良同伴交往相关不显著。

3.2 不良同伴交往的中介效应

参照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介绍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使用SPSS20.0软件采用依次检验法进行回归分析，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计算中介效应95%的置信区间，建立中介模型考察父母网络监管、不良同伴交往和网络游戏成瘾之间可能存在的预测关系和中介效应。由表 2可知，在假设模型中网络游戏成瘾对父母网络监管的路径系数c并不显著(第一步)。不良同伴交往对父母网络监管的路径系数a(第二步)以及网络游戏成瘾对不良同伴交往b均显著(第三步)，加入中介变量后，网络游戏成瘾对父母网络监管的路径系数c’(第四步)变得显著，表明存在中介效应。即父母网络监管通过不良同伴交往影响青少年的网络游戏成瘾行为，不良同伴交往在父母网络控制与网络游戏成瘾的关系中具有“遮掩效应”(suppressing effects):间接效应a(Sa)的符号和直接效应c’的符号相反，总效应c就出现了被遮掩的情况。在传统的中介效应检验中，研究者常常以“自变量显著影响因前提，引入第三方变量来说明“自变量是如何影响因变量”的。这在逐步检验法中就要求中介效应的检验前提是系数c显著。然而温忠麟等(2014)指出，遮掩效应是研究当系数c不显著时，“自变量是如何不影响因变量”的机制，属于广义上的中介效应。变量”为

3.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方法，采用Mplus 7.0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具体步骤如下：第一步，建立模型1:网络游戏成瘾与父母网络监管的简单调节模型，检验直接效应是否受到亲子关系的调节。结果显示模型1为饱和模型，模型1各路径系数如图 2所示，父母网络监管对网络游戏成瘾的效应不显著(c₁=-0.007, t=-0.480, p>0.05)，父母网络监管和亲子关系的交互项对网络游戏成瘾的效应不显著(c₃=-0.025, t=-1.837, p>0.05)。温忠麟等(2014)认为即使c₁不显著也可以继续后续分析，只是解释结果时有所不同。第二步，建立模型2：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父母网络监管经过不良同伴交往对网络游戏成瘾的中介效应是否受亲子关系的调节作用。模型2各项拟合指数如下：χ²/df=1.217，RMSEA=0.007，SRMR=0.005，TLI=0.994，CFI=0.999, 表明该模型拟合良好。如图 3所示，父母网络监管对不良同伴交往的效应显著(a₁=-0.131, t=-8.414, p < 0.001), 父母网络监管与亲子关系的交互项对不良同伴交往的效应显著(a₃=-0.034，t=-2.708, p < 0.01)；不良同伴交往对网络游戏成瘾的效应显著(b₁=0.237, t=11.511, p < 0.001), 不良同伴交往与亲子关系的交互项对网络游戏成瘾的效应不显著(b₂=-0.010，t=-0.433, p>0.05)。第三步，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计算a₁b₂, a₃b₁和a₃b₂的置信区间。系数乘积95%的置信区间为：a₁b₂为[-0.004, 0.007], a₃b₁为[0.003, 0.018]和a₃b₂为[-0.003, 0.001]，a₃b₁的置信区间不包括0，父母网络监管经过不良同伴交往对网络游戏成瘾的中介效应的前半段受到了亲子关系的调节。第四步，重新估计和检验模型，建立模型3整体模型，结果如图 4所示。整体模型各项拟合指数如下：χ²/df=2.05，RMSEA=0.016，SRMR=0.007，TLI=0.993，CFI=0.976。根据候杰泰、温忠麟和成子娟(2004)拟合良好的标准：χ²/df < 5，REMSA≤0.08，NFI、CFI≥0.90，表明该模型拟合良好。

进一步考察模型中的各项路径系数，发现父母监管对不良同伴交往的影响路径系数显著(β=-0.131, t=-8.414, p < 0.001)，不良同伴交往对网络游戏成瘾的影响路径系数显著(β=0.240, t=11.676, p < 0.001), 父母网络监管对网络游戏成瘾的影响路径系数显著(β=0.036, t=2.630, p < 0.01)，表明不良同伴在父母网络监管与网络游戏成瘾之间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父母网络监管与亲子关系的交互项对不良同伴的影响路径系数显著(β=-0.034, t=-2.707, p < 0.01)，表明亲子关系对父母网络监管与网络游戏成瘾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研究假设1和2得到验证，由此形成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为了进一步揭示交互效应的实质，通过简单斜率检验来分析亲子关系的调节作用。以亲子关系上下1个标准差为界限，将被试分为高亲子关系组和低亲子关系组(见图 5)，低亲子关系组中，父母网络监管对不良同伴交往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b=-0.069, t=3.3789, p < 0.01)，即在低亲子关系的人群中父母对子女的网络监管越严格，不良同伴交往越少；高亲子关系组中，父母网络监管对不良同伴交往的回归系数不显著(b=0.005, t=0.2142, p>0.05)，即在高亲子关系人群中，父母的网络监管并不能显著预测不良同伴交往。

4 讨论与分析

本研究不只关注家庭(父母监管、亲子关系)和同伴(不良同伴交往)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单独作用，更关注这些因素联合作用下对青少年的影响，更具有生态效度。研究结果显示，父母网络监管、亲子关系、不良同伴交往和网络游戏成瘾形成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本研究的结果有力地支持了研究假设，也较好地回答了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父母网络监管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为何事与愿违？”：父母网络监控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干预的效果之所以产生不一致，正是受到了不良同伴交往的遮掩效应以及亲子关系对父母网络监控影响不良同伴交往的关系中起到的调节作用。

4.1 不良同伴交往的遮掩效应

在传统的中介效应检验中，研究者常常以“自变量显著因变量”为前提，要求系数c显著，自变量与因变量在相关性检验中要求相关性显著。在这个定义下，传统中介效应引入第三方变量来说明“自变量是如何影响因变量”的，中介过程提供了“X对Y的影响机制”。然而温忠麟等(2014)指出，即使系数c不显著，间接效应还是可能存在，因为可能存在间接效应(ab)符号与直接效应(c’)的符号相反，出现效应被遮掩的情况，不少文献称之为“遮掩效应”(温忠麟，叶宝娟, 2014; Mackinnon, 2008; Mackinon et al., 2000)。这个时候，中介模型的建模逻辑已从传统中介模型“X对Y的影响机制”转变为“X是如何不影响Y的机制”。本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研究自变量(父母网络监管)如果不影响因变量(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机制，解决的核心问题正是“父母网络监管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为何事与愿违？”。本研究发现不良同伴交往在父母网络控制与网络游戏成瘾的关系中存在“遮掩效应”：父母网络监管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直接效应(c’)与父母网络监管对不良同伴交往的间接效应(a)的符号相反，父母网络监管是通过预防青少年结交不良同伴，从而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产生影响。如果没有引入不良同伴交往这一中介变量，研究结果显示父母网络监管与网络游戏成瘾间的相关系数仅为-0.01且不存在显著相关，系数c也不显著，父母网络监管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之间的关系就被掩盖了。

加入中介和调节变量的整体模型(见图 4)直接效应显示父母网络监管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父母越严厉的网络监管反而会增加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风险。这与以往有关父母行为控制能够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病理性网络游戏成瘾的结果不一致(赖雪芬等，2014；宋静静等，2014；Li et al., 2013; Van den Eijnden et al., 2010; Lin et al., 2009)。这种差异性发现可能是由于行为控制与网络监管虽然都是有关对子女日常行为的知晓和控制，但测量的内容却是不一样的，网络监管更加强调父母对子女上网行为的监管。此外，这种差异性和现有父母监管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研究结果不一致性类似：有研究发现父母监管可有效减少青少年抽烟、酗酒乃至吸毒等不良行为(邓林园等，2006)，也有研究发现父母监管对青少年不良行为不但没有作用，甚至会增加不良行为的发生(Lipsey, 2006; Rodgers, 1999)。这也正反映了父母网络监管对孩子的网络游戏成瘾事与愿违的现实困境。父母监管下青少年沉迷网络一般都经历早期不良亲子关系、亲子对抗、矛盾激化等过程(胡婷，2009)：当父母发现孩子有沉迷网络的苗头时，父母采取训斥、惩罚、限制等方式加以管教；当这些管教无效而孩子又多次与父母对抗冲突时，父母面对失控的场面更加气急败坏，进而选择暴力行为或对孩子上网变本加厉的苛刻监管，个别家长甚至将孩子推向各种网瘾戒除中心；孩子被标签化后更容易激发逆反心理，双方矛盾进入激化阶段；当严厉管教没收到预期效果父母被折腾得身心俱疲后父母又容易陷入对孩子放任自流或麻木不仁的状态。另一方面，过高的网络监管剥夺了孩子独立思考自主选择的权利，不利于青少年在青春期日益增长的自主性心理需求的满足，容易引起孩子的负面情绪产生逆反心理。当这些低自尊和负面情绪又无法在亲子沟通中得以表达时，孩子就往往会逃避家庭关系而追寻具有更高自主性的同伴关系，结交更加“自由”的同伴群体，进而模仿该同伴群体的网络游戏行为。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家长将孩子送往封闭式的网瘾戒除中心或“戒网夏令营”等机构，通过一段时间的隔离治疗和行为训练后效果看似不错，但一两个月后部分孩子的网络游戏成瘾症状却呈现报复性增长的现象。在高强度的网络监管下孩子没有条件也不可能玩网络游戏，但这样高强度甚至是粗暴的网络监管方式会激发孩子的逆反心理，甚至对父母产生报复的愤怒情绪，对亲子关系是很大的破坏。更糟糕的是，被送往此类机构治疗的孩子们往往是同质性非常高的群体，几乎个个都是网络游戏高手。他们在严格的管理下容易抱团取暖、闲时切磋技艺分享心得，形成非常强的情感联结，甚至结下深厚的“革命情谊”，一旦“放虎归山”离开高强度的网络监管环境，他们必然更加疯狂地投入到网络游戏中。在一项有关青少年犯罪干预项目的元分析中，研究者发现把不良同伴聚集在一起进行教育管理的效果比单独进行的干预效果要减少三分之一，有三分之一的集体干预效果不仅无效反而可能会加重他们的犯罪行为(Lipsey, 2006)。同伴聚集理论认为不良同伴间形成的规范促进了青少年不良行为的发生和持续发展，为了获得同伴群体的接受和认可，青少年会进一步强化他们的问题行为(Dishion & Tipsord, 2011)，不良同伴交往在青少年不良行为的发展中起了一个“放大”效应(Van Ryzin & Dishion, 2014)。因此，对青少年的网络监管，不应只是禁止、限制或隔离，重点应在于防止他们由此结交不良同伴，从而放大网络游戏行为的影响。

4.2 亲子关系的调节效应

研究结果显示，亲子关系在父母网络监管影响不良同伴交往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在低亲子关系的人群中父母对子女的网络监管越严格，不良同伴交往越少；在高亲子关系人群中，父母的网络监管并不能显著预测不良同伴的联结。对于结交不良同伴问题而言，只有在低亲子关系时，增强父母的网络监管可以有效减少青少年结交不良同伴的风险，从而减少他们网络游戏成瘾的可能性。当亲子间缺乏沟通和信任，甚至关系淡漠时，孩子会认为父母并不在意自己，不能从家庭享受到安全基地的保护，他们就可能通过结交不良同伴来引起注意或进行反抗。

近年兴起的累积风险模型(cumulative risk)和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个体发展往往对单一风险因素不敏感，而是各种个体因素、近端人际过程和远端情境因素间的交互作用的结果，不同风险因素之间并非独立作用而是协同发生、交互作用的。有研究者提出“风险缓冲”模型解释个体资源因素在减弱生态风险因素与个体发展之间的负向联系，俗称“雪中送炭”的调节作用模式，即个体资源因素可以缓冲或削弱生态风险因素的不利影响；对个体发展而言，增加个体资源最能使生态风险偏高者从中受益(李董平，2012)。根据该模型，个体资源因素是个体发展的保护性因素，保护性因素仅在高生态风险时起作用，随着生态风险水平的下降，其保护性作用消失(鲍振宙等，2014；王艳辉，2010)。在本研究中，亲子关系对交往不良同伴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符合“风险缓冲”模型的调节作用模式，父母网络监管对不良同伴交往的作用仅在低亲子关系时起作用：在低亲子关系的青少年群体中，低父母网络监管会显著增加青少年结交不良同伴的风险；但高亲子关系可以有效缓冲低父母网络监管对青少年结交不良同伴的风险效应。这一风险缓冲效应表明良好的亲子关系是预防青少年结交不良同伴的保护性因素。“风险缓冲”模型认为在实践工作中培养保护资源尤其重要(鲍振宙等，2014)。这启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培养良好的亲子关系，是阻断青少年结交不良同伴预防网络游戏成瘾的“心理疫苗”。

5 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得出本研究结论：(1)父母网络监管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干预的效果之所以产生不一致，是受到了不良同伴交往的遮掩效应作用以及亲子关系的调节作用；(2)父母网络监管通过影响不良同伴交往对网络游戏成瘾产生影响，父母越严厉的网络监管能显著预防青少年结交不良同伴，越高水平的不良同伴交往会增加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风险；(3)亲子关系在父母网络监管影响不良同伴交往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在低亲子关系的人群中父母对子女的网络监管越严格，不良同伴交往越少。

根据研究结果，对父母的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问题的预防和干预上提出以下教育建议：

(1)父母网络监管不如营造好孩子的朋友圈。本研究最重要的发现在于不良同伴交往在父母网络监管对网络游戏成瘾的影响中起了独特的“遮掩效应”，这也较好地回答了为何父母孩子进行严厉的网络监管防止他们陷入网络游戏、有时效果却事与愿违的现实困扰。父母在孩子青少年时期应当扮演的角色之一就是降低孩子受不良同伴交往的影响。家长对孩子的网络监管，不应只是禁止、限制或隔离，重点应在于防止他们由此结交不良同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青少年处于一个对同伴归属感的敏感时期，他们渴望并寻求加入同伴群体，特别是进入初中后同伴关系对青少年变得日益重要。父母给孩子营造怎么样的生活环境、养成什么样的生活态度对小孩结交什么样的朋友有直接的影响。很多网瘾青少年在学校常被视作不良少年，在学校中难以发展健康的同伴关系或在同学中容易不受欢迎，这往往与他们缺乏社会技能有关。父母和老师都应注重教给他们如何加入一个群体，如何专心且友好地倾听，学会以正面形象吸引他人的注意、学会与他人沟通的技巧和原则。具体到父母身上，母亲营造温暖、支持的家庭环境，及时回应孩子的情绪诉求，有助于孩子交往能力的提高；父亲则更侧重提供行为准则和需遵守的社会规范，树立榜样。

(2)良好的亲子关系是预防网瘾的“心理疫苗”。本研究发现亲子关系在父母网络监管影响不良同伴交往关系中起着调节作用，只有在低亲子关系时父母对子女的网络监管对于预防他们结交不良同伴交往才是有显著效果的，当亲子关系良好时父母的网络监管对孩子结交不良同伴的影响不显著。当亲子关系具有暴力、专制、溺爱、忽视等特征时，孩子最易沉迷网络。父母应注重多与子女沟通互动，尊重他们的思想和意见，这样不但能获得他们的理解和信任形成良好的亲子关系，也有助于解决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碰到的其他困扰。一旦发现孩子沉迷网络游戏，不妨淡化孩子的网瘾身份，渐进式地限定上网时间和内容，不要让孩子独自承担各方压力而感到压抑苦闷，从而转向不良同伴进而增加网络游戏成瘾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