阈下抑郁(Sub-threshold depression)，又称亚综合症性抑郁(Subsyndromal Depressive Symptom)，亚临床抑郁(subclinical depression)或轻度抑郁(Minor depression)，是指具有一定的抑郁症状但不满足重性抑郁障碍(简称抑郁症)诊断标准的一种状态或一类个体(Cuijpers & Smit, 2004; Mackin et al., 2013)。阈下抑郁虽未达到重性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但与重性抑郁障碍一样，给个体的生活和社会心理功能带来严重的影响，且具有比重性抑郁障碍更高的发生率(Judd, Schettler, & Akiskal, 2002)。阈下抑郁被认为是重性抑郁障碍的前驱阶段(Cuijpers & Smit, 2004)，是导致个体发展为重性抑郁障碍的风险因素(Lyness et al., 2006)，并可预测个体两年后重性抑郁障碍的发生(Karsten et al., 2011)。虽有研究认为阈下抑郁不同于其他抑郁状态(Fechner-Bates, Coyne, & Schwenk, 1994)，但目前多数研究认为抑郁的发展是个连续的过程，阈下抑郁同重性抑郁障碍一样均反映了同一个生物心理过程，只是在严重程度上有所不同(Angst, Sellar, & Merikangas, 2000; Cuijpers et al., 2013)。因此，从抑郁发展的连续性角度出发，加深对阈下抑郁这个过度阶段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加深对抑郁发生发展的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可以为抑郁的早期发现和干预防治提供实验方面的证据。

抑郁认知理论(cognitive theory of depression)认为负性加工偏向不仅是抑郁个体的主要认知特征，同时也是导致个体发生和维持抑郁状态的重要易感因素(Beck, 1976; Gotlib & Joormann, 2010)。基于此理论，研究者开始从认知加工偏向的角度探讨抑郁障碍个体对负性刺激的选择性注意(Mathews, Ridgeway, & Williamson, 1996; Everaert, Tierens, Uzieblo, & Koster, 2013; Harrison & Gibb, 2014; 戴琴, & 冯正直, 2008)。Gotlib等人(2004)采用点探测任务考察了抑郁障碍个体对不同情绪刺激的选择性注意。结果发现，郁障碍个体表现出对悲伤面孔的选择性注意偏向。通过诱发健康个体的抑郁心境，研究者同样也发现个体对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向(Koster, De Raedt, Goeleven, Franck, & Crombez, 2005)。从家族遗传的角度出发，研究发现母亲是或曾是抑郁障碍的女性不仅表现出对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向，同时未能像无抑郁对照组一样表现出对正性刺激的选择性注意(Joormann & Gotlib, 2007)。此外，有研究虽未发现抑郁障碍个体对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向，但发现抑郁障碍个体未能像无抑郁对照组一样表现出对正性刺激的注意偏向(Gotlib, McLachlan, & Katz, 1988; Mogg et al., 1991)。

点探测任务是考察注意偏向的经典范式(MacLeod, Mathews, & Tata, 1986; 杨小冬, & 罗跃嘉, 2004; 彭晓哲, & 周晓林, 2005; 戴琴, & 冯正直, 2008)，该任务中屏幕的上下或左右两侧短暂的呈现配对的线索刺激，其中一个为情绪刺激(如：负性或正性)，另一个为中性刺激。配对线索刺激消失后，靶刺激(如：*或：)将出现在情绪或中性线索之后，如果出现在情绪线索刺激之后则为一致条件，如果出现在中性线索之后则为不一致条件。注意偏向的测量主要比较一致条件和不一致条件下个体对靶刺激反应时间的差异(MacLeod et al., 1986)。以往研究发现个体的注意过程至少可以区分出两种操作成分，即注意定向和注意解脱(Posner & Petersen, 1990; Cisler & Koster, 2010)。然而经典的点探测任务不能分离这两种成分，当个体对出现在情绪线索位置的靶刺激反应更快时, 注意快速定向和注意解脱困难都可以解释该现象(Koster, Crombez, Verschuere, & De Houwer, 2004; Clarke, MacLeod, & Guastella, 2013)。如果个体对情绪刺激注意快速定向，那么他可以对靶刺激很快做出反应；如果个体对情绪刺激注意解脱困难，更难对威胁刺激解除注意, 也会导致被试反应更快(Clarke et al., 2013; 张禹, 罗禹, 赵守盈, 陈维, & 李红, 2014)。为了克服经典点探测任务在区分注意快速定向和注意解脱困难的问题，研究者改进了原有范式，增加了中性刺激对(中性-中性)作为基线条件(Koster et al., 2004; Koster, Crombez, Verschuere, & De Houwer, 2004)。既然注意偏向可能是由于个体对靶刺激在一致条件下快速反应(注意快速定向)或不一致条件下的较慢的反应(注意解脱困难)导致的，因此分别比较中性基线与一致条件或不一致条件的反应时差异将能够区分不同的注意偏向成分，即如果在一致条件下被试的反应比中性条件更快，说明其对情绪刺激具有注意快速定向；如果在不一致条件下个体的反应比中性条件更慢，说明其对情绪刺激具有注意解脱困难(Koster et al., 2004; Koster et al., 2006)。

以往研究虽然探讨了重性抑郁障碍个体的注意偏向，但目前仍未有研究考察阈下抑郁个体注意偏向以及其注意偏向的内在机制。阈下抑郁作为个体由无抑郁发展为重性抑郁障碍过度阶段，从抑郁发展的连续性角度出发，加深对其注意加工特点的研究将有助于加深对抑郁发生发展的理解与认识，同时也可为抑郁的早期发现和干预防治提供证据。其次，本研究采用改进的点探测任务同时考察了阈下抑郁个体的负性注意偏向及注意偏向的内在机制。以往研究认为，抑郁障碍患者的负性注意偏向是因为个体在负性刺激加工时，注意控制的执行能力降低或无能，使其难以从负性刺激上解脱(De Raedt & Koster, 2010; Disner, Beevers, Haigh, & Beck, 2011)。因此，从抑郁发展连续性角度出发，该研究假设阈下抑郁个体将表现出对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向，其内在机制可能为个体对负性刺激的注意解脱困难。

阈下抑郁个体48人(女44人)，年龄在18~24岁, 平均年龄20.33±0.88岁。无抑郁对照组32人(女28人)，年龄在18~24岁，平均年龄20.41±1.37岁。见表 1。

采用2(组别：阈下抑郁组，无抑郁对照组)×2(一致性：一致，不一致)×2(线索情绪类型：正性，负性)三因素混合设计，组别为被试间变量，一致性和线索情绪为被试内变量。

根据以往研究，阈下抑郁和无抑郁对照组被试的筛选采用标准的二次筛选法(Gotlib et al., 1988; Spek et al., 2007)。首先，选择均等的文理学院学生，向其发放贝克抑郁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BDI)，根据该次问卷的得分，预约BDI得分大于等于14分或小于等于6分的自愿参加的被试进行第二次测试。以往研究认为，BDI得分大于等于14分即达到了轻微抑郁状态，BDI得分小于等于6分表示个体几乎无抑郁状态，该筛选方法是基于以往文献(Gotlib et al., 1988; Beck, Steer, Ball, & Ranieri, 1996)。大概一周后，再次施测BDI问卷，同时有一位经过训练的心理系研究生根据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的结构性访谈(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SM-IV -TR Axis I Disorders) (First, Spitzer, Gibbon, & Williams, 2001)对个体排除访谈。根据访谈结果，排除满足(1)重性抑郁障碍；(2)双向障碍、恐慌障碍和精神分裂障碍；(3)服用任何抗精神类药物的被试。进行排除操作是为了保证当前被试未患有任何精神类疾病。最后预约第二次BDI得分大于等于14分或小于等于6分的被试1周内到实验室完成问卷测查及点探测任务。所有被试者皆报告没有任何生理或心理疾病史，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在实验前告知被试该研究的实验过程和具体实验细节，在了解实验内容后，被试自愿签订知情同意书。实验结束后给予一定的报酬。

采用点探测任务(MacLeod, Mathews, & Tata, 1986)来测量阈下抑郁个体的注意偏向。E-prime软件被用于刺激的呈现，刺激呈现的背景为灰色，正性、中性和负性面孔图片(正性：高兴面孔；中性：中性面孔；负性：悲伤和愤怒面孔)选自NimStim情绪面孔图片库(Tottenham et al., 2009)。对正性、中性和负性图片的效价和唤醒度进行7点评定(n=23)。结果发现，效价上三类刺激具有显著差异，F(2, 29)=152.40;p < 0.001，进一步的比较发现负性图片(2.18)被认为比正性(5.95)和中性(4.03)更负，正性图片(5.95)比负性(2.18)和中性图片(4.03)图片更正；唤醒度上三类刺激具有显著差异，F(2, 29)=49.04;p < 0.001，进一步的比较发现负性图片(5.49)和正性图片(5.13)的唤醒度均强于中性图片(2.57)，但二者之间无显著差异。面孔刺激的视角约为5.8°× 6.5°, 配对面孔刺激中心相距约11°。实验流程为，首先屏幕中央呈现500ms注视点“+”, 然后是呈现500ms同一个体不同类型的情绪面孔配对(负性-中性、正性-中性、中性-中性), 最后是呈现于屏幕某一侧的靶刺激(:或..)，被试的任务是判断靶刺激是垂直排列还是水平排列，垂直按“1”，水平按“2”。被试间做好抵消平衡。靶刺激的呈现时间最长为2秒，2秒内未按键自动跳转至下一试次。

该任务共有160个试次，分为两个组块来呈现，每个组块包含5类刺激，分别为：负性一致(靶刺激与负性-中性配对中负性刺激在同一位置)、负性不一致(靶刺激与负性-中性配对中中性刺激在同一位置)、正性一致(靶刺激与正性-中性配对中正性刺激在同一位置)、正性不一致(靶刺激与正性-中性配对中中性刺激在同一位置)、中性-中性刺激配对。每个组块每个条件各有16试次，其中中性-中性条件作为基线条件。注意偏向的测量是通过比较不一致条件和一致条件下反应时的差异。被试之间试次随机呈现，情绪面孔、靶刺激类型、左右视野之间做好平衡处理。

为了排除两组个体智力水平上的差异对完成任务潜在的影响，联合型瑞文量表(Combined Rave’s Test，CRT)被用来测量个体的一般智力水平(Sun, Wu, Wu, & Xu, 1994)。该测验共包含6个单元72个条目，每单元12个条目。该测验的题目由标准型瑞文测验的C、D、E三个单元和彩色型瑞文测验的A、B、AB三个单元组合而成。测验总分等于被试在规定时间内正确完成的题目个数。

贝克抑郁量表(Beck, Steer, & Brown, 1996)。共21个项目，分4级评分，总分范围为0~63分，得分越高表明抑郁水平越高。该量表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应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95。

艾森克人格问卷神经质分量表(Eysenck & Eysenck, 1975)。共24个项目，被试回答“是”记1分，答“否”不计分，部分项目进行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明神经质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97。

特质焦虑问卷(Spielberger, Gorsuch, Lushene, Vagg, & Jacobs, 1983)，选自Spielberger状态-特质焦虑问卷，共20个项目。采用4级记分，从“几乎没有”计1分到“总是如此”计4分。分数越高，表示特质焦虑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93。

两组个体人口统计学变量及各问卷上的得分见表 1。两组被试在年龄和瑞文智力上无显著差异。阈下抑郁个体的BDI得分显著高于无抑郁对照组，t(78)=12.81，p < 0.001；此外，阈下抑郁个体在特质焦虑得分t(78)=8.18，p < 0.001，和神经质得分，t(78)=9.82, p < 0.001，显著高于无抑郁对照组。

因两组个体男女比例相差较大，对各量表得分与性别进行卡方检验，结果发现两组个体在一般智力得分，χ²(21)=22.27, p=0.38，贝克抑郁得分，χ²(29)=37.10, p=0.14，特质焦虑得分，χ²(35)=44.11, p=0.14，和神经质得分，χ²(25)=34.43, p=0.10)，上均不存在与性别的显著交互效应。

参照以往研究(Bradley et al., 1997)，首先对点探测任务数据进行预处理，删除错误反应的试次，删除反应时小于200ms和大于1200ms的试次，以及反应时超出平均反应时2.5个标准差的试次。按照以上标准整理后，如果剩余试次所占比例小于70%，删除该被试。

对点探测任务反应时进行2(组别：阈下抑郁组，无抑郁对照组)×2(一致性：一致，不一致)×2(线索情绪类型：积极，消极)的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一致性主效应显著，F(1, 78)=6.30;p < 0.05, η²=0.08，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显著快于不一致条件。组别，一致性和线索情绪类型的三因素交互作用显著，F(1, 78)=4.15;p < 0.05, η²=0.05。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阈下抑郁个体在负性不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显著地长于负性一致条件, F(1, 78)=6.01, p < 0.05，表明阈下抑郁个体表现出对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向；而无抑郁对照组个体的正性不一致条件与正性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差异显著，F(1, 78)=4.65, p < 0.05，表明无抑郁对照组表现出对正性刺激的注意偏向。此外，未发现其他显著性的结果(见表 2)。

为了检验阈下抑郁个体对负性刺激注意偏向的具体成分，进一步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比较了负性一致和负性不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与中性-中性基线条件的差异。结果发现，阈下抑郁个体在负性不一致(629.44ms)条件下的反应时显著的长于中性-中性(621.23ms)基线条件, t(48)=2.20, p < 0.05，而负性一致(620.05ms)条件与基线条件之间差异不显著, t(48)=0.74(见表 2)。

最后，进一步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比较了无抑郁对照组在正性一致和正性不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与中性-中性基线条件的差异。结果发现，无抑郁对照组在正性不一致(656.38ms)条件下的反应时显著的长于中性-中性(645.03ms)基线条件, t(31)=2.46, p < 0.05，而正性一致(646.36ms)条件与中性-中性基线条件之间差异不显著, t(31)=0.78(见表 2)。

本研究采用点探测任务及不同情绪内容的面孔刺激(高兴、中性、悲伤和愤怒)，考察了阈下抑郁个体的负性注意偏向及其内在机制。问卷测试结果发现，阈下抑郁个体在智力水平和年龄上与无抑郁对照组无显著差异，在焦虑和神经质水平上显著高于无抑郁对照组。研究结果支持先前假设，行为反应结果发现，阈下抑郁个体表现出对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向，通过与中性基线条件的比较发现阈下抑郁个体的负性注意偏向表现为对负性刺激的注意解脱困难。同时阈下抑郁个体并未像无抑郁对照组个体一样表现出对正性刺激的注意偏向。

本实验采用标准的二次筛选法，从大基数样本中筛选出阈下抑郁和无抑郁对照组个体。虽然以往大量研究探讨了抑郁与焦虑(Balazs et al., 2013)和神经质(Abela & Hankin, 2008)的关系，但并未有研究考察阈下抑郁个体与无抑郁对照组在焦虑和神经质上的差异。该实验表明阈下抑郁个体具有较高的焦虑和神经质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阈下抑郁虽未达到重性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但同样给个体的生活和社会心理功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如果持续的处于阈下抑郁的情绪状态，将有可能增加个体发展为重性抑郁障碍的可能性(Cuijpers & Smit, 2004; Cuijpers, Smit, & Van Straten, 2007)。

阈下抑郁个体在负性不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显著地长于负性一致条件，说明阈下抑郁个体存在对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向。进一步比较发现，负性不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显著的长于“中性-中性”基线条件，说明阈下抑郁个体负性注意偏向的内在机制为对负性刺激的注意解脱困难；未发现负性一致条件与“中性-中性”基线条件下反应时的显著差异，说明阈下抑郁个体的负性注意偏向并非由注意快速定向所致。该结果得到了以往研究的支持，Gotlib等人(2004)采用点探测任务考察了抑郁障碍个体对情绪信息的注意偏向。结果发现，抑郁个体表现出对悲伤面孔的注意偏向。另有研究者从心境一致性角度发现，负性情感诱发后抑郁易感人群(母亲是或曾是抑郁症病人)表现出对负性情绪的注意偏向，而无抑郁对照个体则表现为对正性面孔的注意偏向(Joormann & Gotlib, 2007)。研究认为抑郁个体对负性刺激加工的抑制控制能力受损，导致其很难将注意从负性刺激中解脱出来，使得个体对负性刺激进行深度的精细加工，进而维持抑郁个体的负性情感状态(De Raedt & Koster, 2010; 戴琴, 2008)。最近研究也发现从工作记忆中移除负性刺激将更高的激活抑郁障碍个体的背侧前扣带回和顶叶皮层(Foland-Ross et al., 2013)。背侧前扣带回和顶叶皮层主要负责注意控制和情绪调节功能(Peelen, Heslenfeld, & Theeuwes, 2004; Etkin, Egner, Peraza, Kandel, & Hirsch, 2006; Carlson, Cha, & Mujica-Parodi, 2013)，这些区域的异常激活说明抑郁障碍个体在注意控制和情绪调节上存有缺陷，导致其出现对负性情绪刺激注意解脱困难。此外，该研究未发现阈下抑郁个体对负性刺激的快速注意定向，可能是因为抑郁个体的负性注意偏向主要集中于注意的后期加工阶段。有研究认为抑郁个体对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向不同于焦虑个体(Gotlib et al., 2004)。焦虑状态使个体对威胁刺激具有更高的唤醒水平，对威胁刺激进行快速的自动加工，在信息加工的早期阶段即出现注意偏向(Koster et al., 2005)；抑郁个体可能对负性刺激的早期注意定向上不存在异常，更可能是当负性刺激捕获个体注意后其很难从负性刺激或负性刺激所在位置解脱(Bradley, Mogg, & Lee, 1997; Foland-Ross et al., 2013)。

此外，该研究还发现阈下抑郁个体并未像无抑郁对照组个体一样表现出对正性刺激的注意偏向。以往研究发现抑郁个体不仅表现为持续的负性情感，同时还表现为正性情感的降低(Joormann & Quinn, 2014)。与该结果一致，以往抑郁障碍个体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McCabe & Gotlib, 1995)。研究者采用注意分配任务发现，抑郁障碍个体未表现出对正性、中性和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向，但是未像无抑郁对照组一样表现出对正性刺激的注意偏向(McCabe & Gotlib, 1995)。同时，进一步比较发现，无抑郁对照组在正性不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显著的长于中性-中性基线条件，表现为对正性刺激的注意解脱困难。这可能是因为无抑郁个体对积极刺激分配了更多的注意资源，使其对正性刺激具有更长时间的注意卷入和维持，进而导致在反应时上表现为对正性刺激的解脱困难。这与以往研究发现的抑郁障碍个体缺乏类似于健康个体的积极认知偏向也是一致的(Deldin, Keller, Gergen, & Miller, 2001)。此外，无抑郁个体可能通过更多的将注意维持在正性刺激的加工上进而来影响其对负性刺激的防护性加工，研究发现将注意远离负性或转向正性的能力与个体更好的情绪调节能力有关(Posner & Rothbart, 2000)，通过训练个体对正性刺激的注意分配可以降低个体的负性情感状态(Wadlinger & Isaacowitz, 2008)。因此，无抑郁对照组更多的将注意分配和维持在正性刺激的加工上(反应时上表现为对正性刺激的解脱困难)，反应了无抑郁个体相对于阈下抑郁个体具有更高的情绪调节能力，对负性刺激具有更高的防护性加工(Posner & Rothbart, 2000; Joormann & Quinn, 2014)。

同时，本研究仍有不足之处需要注意。首先，被试的选择上男女比例差异过大，难以探讨阈下抑郁个体负性注意偏向的性别差异。然而，以往研究发现抑郁和焦虑障碍的发生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要比男性更易患抑郁和焦虑障碍(Kessler et al., 1994)。因此，未来研究应尽量选择性别匹配的被试。其次，当前研究的对象为阈下抑郁个体，都是只具有一定的抑郁症状但未达到临床重性抑郁障碍诊断标准的正常个体。因此，当前研究的结论是否能够完全推广到临床抑郁症患者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验证。

阈下抑郁个体表现出对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向。阈下抑郁个体负性注意偏向的内在机制为对负性刺激的注意解脱困难。阈下抑郁未能像无抑郁对照个体一样表现出对正性刺激的注意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