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Vol. 32
国家教育部主管、北京师范大学主办。
文章信息
- 袁竞驰, 于芳荣, 田录梅 .2016.
- YUAN Jingchi, YU Fangrong, TIAN Lumei .2016.
- 感觉寻求、同伴压力对高中生烟酒使用的影响
- Effects of Sensation Seeking and Peer Pressure on Tobacco and Alcohol Use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 心理发展与教育, 32(4): 486-494
-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32(4): 486-494.
- http://dx.doi.org/10.16187/j.cnki.issn1001-4918.2016.04.13
近年来,青少年烟酒使用问题愈发严重,并且已经呈现出低龄化趋势(陈丽华,苏少冰,林丹华,2012；夏扉,叶宝娟,2014),一些青少年在13岁左右即开始尝试吸烟、饮酒(Johnston,O’malley,Bachman,& Schulenberg,2013),而高中生烟酒使用则更加常见。国外相关调查指出,高中生有频繁烟酒使用(Fryar,Merino,Hirsch,& Porter,2009)。最近来自中国上海市的调查也显示,约有一半普通高中生在过去一年中有过饮酒行为(唐传喜,汪正园,吴金贵,吴国莉,孙萍,2015)。酒精中毒(Giancola,Duke,& Ritz,2011)和吸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4)均会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发展,例如,早期的吸烟能够预测随后自杀意向(McGee,Williams,& Nada-Raja,2005),慢性酒精中毒能够导致弥散性脑功能损伤(沈珊弘,2012)。因此,鉴于高中生烟酒使用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有必要对其烟酒使用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条件进行探讨,以帮助对其科学预防和有效控制。
诸多研究表明,感觉寻求是导致高中生饮酒(Smorti,2014)、吸烟(Pokhrel,Sussman,& Stacy,2014; Spillane,Muller,Noonan,Goins,Mitchell,& Manson,2012)、烟酒共用的危险因素(Romer & Hennessy, 2007)。感觉寻求(sensation seeking)是一种对多变的、新异的、复杂的、强烈的感觉和体验的寻求(Zuckerman,1979)。作为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高感觉寻求个体偏爱高强度刺激并努力追求新鲜、快乐的体验(Roberti,2004)。烟草中的尼古丁能够刺激中枢神经兴奋(Hukkanen,Jacob,& Benowitz,2005),带来满意、快乐的体验(Shiffman & Kirchnr, 2009),而酒精则具有引起躁动、幻觉等症状的作用(Liappas,Paparrigopoulos,Tzavellas,& Christodoulou,2002),且烟酒共用能够使人更加愉快(Piasecki et al., 2011),因此高感觉寻求个体会偏好烟酒而有更多吸烟、饮酒行为或是烟酒共用。
高中生烟酒使用的另一影响因素是来自同伴的压力。同伴压力(peer pressure)指的是个体在受同龄人的影响下做出非个体意愿行为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压力(Clasen & Brown, 1985)。据此,吸烟/饮酒的同伴压力特指个体因受同伴影响而做出烟酒使用行为时所感受到的压力,而烟酒共用的同伴压力则是上述两种压力的和。有研究者(Clasen et al., 1985; Iwamoto & Smiler, 2013)指出,个体之所以在吸烟/饮酒或烟酒共用同伴压力下更容易出现烟酒使用行为是因为他们想要以此换取同伴的社会接受。另外,同伴规范影响理论(Blanton & Burkley, 2008)也可以解释吸烟/饮酒同伴压力的影响,即同伴的烟酒使用形成了同伴规范,如果个体拒绝遵守同伴规范,则他们会感受到吸烟/饮酒压力并且害怕被同伴拒绝,所以个体倾向于向同伴压力“妥协”,与同伴一起参与吸烟或饮酒。总之,吸烟/饮酒同伴压力和烟酒共用同伴压力是高中生烟酒使用的风险因素,该观点也得到了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Nash,McQueen,& Bray,2005; Studer et al., 2014; 林丹华,方晓义,李晓铭,2008；方晓义,1994)
尽管以往研究已经发现感觉寻求、烟酒使用同伴压力都是高中生烟酒使用的危险因素,但尚存在一些不足。首先,二者对烟酒使用的共同影响少有研究,大多研究仅涉及了其中一个变量(如Harakeh & Vollebergh, 2012; Leeman,Hoff,Krishnan-Sarin,Patock-Peckham,& Potenza,2014; Wilkinson,Shete,Spitz,& Swann,2011),作为个体因素的感觉寻求和作为环境因素的同伴压力是否存在交互作用尚不清楚。从以往有关研究来看,感觉寻求是多种冒险行为的预测因子(Horvath & Zuckerman, 1993),而吸烟、饮酒只是冒险行为的特殊领域,很多情况下高感觉寻求者选择的是其他冒险活动而非烟酒使用(Roberti,2004),这说明在感觉寻求和烟酒使用之间可能存在调节变量。叶宝娟,李董平,陈启山和王艳辉(2011)认为压力性生活事件是感觉寻求预测烟酒使用的调节变量,高感觉寻求个体在面临严重压力性生活事件时会低估烟酒使用风险,并更多通过烟酒使用体验兴奋。还有研究表明,个体在压力条件下伴随更多消极情绪体验(Mawritz,Folger,& Latham,2014; 陈建文,王滔,2012；万懿,张腾霄,杨辉,刘正奎,2014),此时高感觉寻求个体更可能因一时情绪冲动而选择烟酒使用,并且试图以烟酒使用的方式应对压力(Siqueira,Rolnitzky,& Rickert,2001; 柳春红,彭权生,2009),另外压力还可以降低个体对吸烟的抵抗力(McKee et al., 2011),使得高感觉寻求个体在想要吸烟时放弃抵抗,间接增加了吸烟行为。以上研究皆说明较高压力可能会使高感觉寻求者更多地选择烟酒使用。而来自同伴的压力作为高中生当中常见的一种压力来源(Iwamoto et al., 2013),可能是感觉寻求预测烟酒使用的重要调节变量,因此,我们预期感觉寻求、烟酒使用同伴压力对烟酒使用的影响会存在交互作用,即烟酒使用同伴压力会使高感觉寻求高中生有更多的烟酒使用。其次,就同伴压力的概念来看,其外延很广,不仅有涉及吸烟/饮酒的同伴压力,也涉及网络成瘾(张锦涛,陈超,刘凤娥,邓林园,方晓义,2012)、社交行为(聂衍刚,曾敏霞,张萍萍,万华,2013)、学业成绩(Boehnke,2008)等诸多领域。这些领域的同伴压力虽然对烟酒使用不一定有直接影响,却也可能促使高感觉寻求者更多地使用烟酒,即所谓的“借酒消愁”。但以往研究更关注的是烟酒使用同伴压力对烟酒使用的直接影响,其他领域同伴压力的这种可能影响尚缺乏关注。故本研究拟同时考察两类同伴压力以弥补这一不足,并假设：感觉寻求是高中生烟酒使用的重要预测变量,但在高同伴压力(无论来自烟酒使用同伴压力还是来自其他领域的同伴压力)下此预测关系会更强。
最后,以往文献通常对烟酒使用的研究是独立进行或合并进行的,使得对吸烟、饮酒这两种行为的研究结果缺乏可比较性。如夏扉等(2014)、叶宝娟等(2011)的研究都将吸烟饮酒合并为烟酒使用一个变量进行考察。然而,这两种行为的性质是不同的。已有研究者指出,适度饮酒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健康(Di Castelnuovo et al., 2006),而且饮酒还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交功能(Newman,Zhaoqing,Shell,& Qianling,2014),而吸烟则被普遍认为有害身体健康,所以相比于吸烟,饮酒可能是既能满足感觉寻求又较少伤害性的更好选择。按照Bandura(1986)的社会学习理论,个体能够在认知层面根据行为强化结果的预期主动调整自己行为。即个体更倾向于做出具有高强化、低惩罚结果预期的行为。就吸烟、饮酒这两种行为来说,显然饮酒的强化效果相对更强。此外,在同伴压力下,个体为了遵守同伴规范其选择往往会违背个人意愿,这种情况下个体选择饮酒而非吸烟的可能性就更大。据此本研究假设：相对于吸烟,高感觉寻求高中生更可能选择饮酒,在较高的同伴压力下这一效应会加强。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以高中生为研究对象,主要对以下两个问题进行考察：(1)同伴压力(包括烟酒使用同伴压力与其他同伴压力)是否会增强感觉寻求和烟酒使用的关系；(2)上述调节作用是否更适用于饮酒行为或烟酒共用行为而非单独的吸烟行为。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采用整群取样在山东省日照市两所普通高中发放问卷共773份,两所学校分别回收有效问卷300份、389份,总共689份,有效率89.13%。其中被试年龄范围15~20岁,M=16.87岁,SD=0.85,男生280人,占总人数40.64%,女生404人,占总人数58.64%,5人未报告性别。调查对象涵盖了高中的所有年级,其中高一237人,年龄范围15~18岁,M=15.66岁,SD=0.70,男生95人,女生139人,3人未报告性别；高二173人,年龄范围16~19岁,M=16.61岁,SD=0.63；男生85人,女生86人,2人未报告性别；高三279人,年龄范围16~20岁,M=17.56岁,SD=0.85,男生101人,女生178人。
2.2 工具 2.2.1 青少年感觉寻求问卷采用张明(2003)编制的中文版青少年感觉寻求问卷。该问卷由两个分量表组成,分别是：兴奋与冒险寻求(TAS)和去抑制(DIS)。兴奋与冒险寻求分量表中的项目测量了中国青少年对各种积极冒险活动的追求,去抑制分量表中的项目则测量了中国青少年为了满足自己的感觉寻求而不惜去违反社会常规的意图。两个分量表各由15个项目组成,共30个项目,采用李克特3点计分(0=“不想做”；2=“若有机会一定去做”)。将所有项目的各个得分相加,即得原始总分。本次问卷调查的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8。考虑到本问卷包含项目较多,若直接使用原始项目进行CFA检验可能存在高估测量误差的问题,若使用问卷的两个维度作为CFA指标,两指标的CFA模型不可识别(见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2004)。因此本研究使用二阶CFA(一阶因子是感觉寻求,二阶因子是TAS和DIS),对两个维度各自包含的15个项目进行打包处理,采用平衡法(吴艳,温忠麟,2011)将每个维度内的15个项目打包成3个项目包,最终形成6个项目包。以项目包为指标的二阶CFA检验发现问卷结构效度良好,χ2/df=3.61、CFI=0.99、TLI=0.98、RMSEA=0.07(Bootstrap=1000,每个样本容量689人)。
2.2.2 青少年烟酒使用问卷采用由王孟成等(2013)编制的青少年健康相关危险行为问卷(Adolescent Health Realated Risk Behavior Inventory,AHRBI),选取其中的吸烟饮酒行为分量表。分量表一共6个项目,分别测查了吸烟和饮酒行为,每种行为用3个项目测查,如“你抽烟吗?”、“你有过饮酒作乐或喝醉酒吗？”等。问卷采用5级计分：“从不”计0分；“几乎不(每个月1次)”计1分；“有时(每个月2-4次)”计2分；“几乎经常(每周2-3次)”计3分；“经常(每周4次以上)”计4分。本研究中对吸烟、饮酒行为各自项目进行分析,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78、0.74,二因素CFA检验发现二因素结构模型与数据拟合较好,χ2/df=3.06、CFI=0.98、TLI=0.97、RMSEA=0.06(Bootstrap=1000,每个样本容量689人),说明吸烟、饮酒行为各自的结构效度良好且二者既相对独立又具有一定相关。
2.2.3 同伴压力问卷采用Clasen和Brown(1985)编制的同伴压力量表(Peer Pressure Questionnaire,PPI)。被试在回答每一个项目时,需先确定其同伴经常鼓励其做的项目是左边陈述的消极事件还是项目右边陈述的积极事件(左右两边事件是对立的,只能选择其一)。然后再根据同伴在鼓励此事件时被试所感受到的压力程度进行勾选。该问卷包括违纪行为、家庭活动、学习活动、课余活动、异性交往、人际交往6个维度,共26个项目,采用-3到3的李克特7级计分的方式,分数越偏离“0”压力越大。正分表示存在消极的同伴压力,负分表示存在积极的同伴压力,零分表示没有同伴压力。由于本研究不涉及积极同伴压力,故参照Baggio等(2013)的做法,将负分转化为“0”,最后计算总分。其中吸烟、饮酒的同伴压力分别采用“我的朋友鼓励我吸烟/不吸烟”、“我的朋友鼓励我喝酒/不喝酒”两道项目测量,其他同伴压力采用剩余项目测量。问卷(包含所有项目)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8,CFA检验发现结构效度良好,χ2/df=8.06、CFI=0.95、TLI=0.92、RMSEA =0.04(以问卷维度均分为指标,Bootstrap=1000,每个样本容量689人)。去除吸烟/饮酒压力项目后,剩余所有项目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7,CFA检验发现结构效度良好,χ2/df=5.78、CFI=0.95、TLI=0.92、RMSEA =0.04(以问卷维度均分为指标,Bootstrap=1000,每个样本容量689人)。
2.3 数据收集与分析数据由经过专业训练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负责收集,以班级为单位集体施测。对问卷进行编号整理后,使用SPSS Statistics 20.0、SPSS宏程序PROCESS V2.12(Hayes,2013)以及Mplus7.0 软件录入分析数据。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由于所有数据来源于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周浩,龙立荣,2004)。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Bootstrap=1000,每个样本容量689人)对所有自评项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设置一个因子且允许所有指标(以问卷维度总分为指标)在此因子上有负荷。结果显示模型拟合很差,χ2/df=23.14、CFI=0.64、TLI=0.54、RMSEA=0.18,故认为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数据可以进行下一步统计分析。
3.2 变量描述统计分析以问卷项目平均得分指标,求取各变量平均数、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见表 1)。参照已有研究(陈武,李董平,鲍振宙,闫昱文,周宗奎,2015；任皓,温忠麟,陈启山,叶宝娟,2013)的做法,对性别采用虚拟编码(1=男生,0=女生)。Pearson相关分析表明,除感觉寻求与吸烟同伴压力相关不显著外,其余变量均有显著相关,且感觉寻求与饮酒的相关显著高于与吸烟的相关(t=2.70,p＜0.01),饮酒同伴压力与饮酒的相关与吸烟同伴压力与吸烟的相关无显著差异(t=0.81,p＞0.05)。此外,参照夏良伟、姚树桥、胡牡丽(2012)的研究,烟酒使用的发生率以问卷平均得分2分(每个月2—4次)及以上为界。发现调查对象中共有132人有吸烟行为,占总人数19.16%,其中男生97人,女生35人；210人有饮酒行为,占总人数30.48%,其中男生132人,女生78人。91人既有吸烟行为又有饮酒行为(烟酒共用),占总人数13.2%,其中男生75人,女生16人。t检验结果表明,男生比女生有更多烟酒共用(cohen’s d=0.14,t=5.26,p＜0.001)、吸烟(cohen’s d=1.12,t=9.14,p＜0.001)、饮酒(cohen’s d=0.55,t=3.51,p＜0.001)。
| 变量 | M | SD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 1.性别 | — | ||||||||||
| 2.感觉寻求 | 1.69 | 0.33 | 0.22*** | — | |||||||
| 3.其他同伴压力 | 0.71 | 0.46 | 0.22*** | 0.12** | — | ||||||
| 4.吸烟同伴压力 | 0.34 | 0.73 | 0.23*** | 0.07 | 0.41*** | — | |||||
| 5.饮酒同伴压力 | 0.53 | 0.83 | 0.18*** | 0.14*** | 0.37*** | 0.37*** | — | ||||
| 6烟酒共用同伴压力 | 0.87 | 1.29 | 0.25*** | 0.13** | 0.36*** | 0.85*** | 0.80*** | — | |||
| 7烟酒共用 | 0.69 | 0.50 | 0.21*** | 0.11** | 0.29*** | 0.32*** | 0.37*** | 0.42*** | — | ||
| 8.吸烟 | 1.41 | 0.68 | 0.38*** | 0.25*** | 0.21*** | 0.21*** | 0.20*** | 0.25*** | 0.16*** | — | |
| 9.饮酒 | 1.61 | 0.71 | 0.35*** | 0.35*** | 0.25*** | 0.20** | 0.24*** | 0.26*** | 0.22*** | 0.54*** | — |
| 注：*p＜0.05, **p＜0.01, ***p＜0.001,下同。相关系数采用Bootstrap偏差校正方法求得。 | |||||||||||
根据温忠麟、侯杰泰和张雷(2005)的建议,当自变量和调节变量都是连续变量时,用带有乘积项的回归模型,若乘积项回归系数显著则交互效应显著。另外,根据方杰、温忠麟、梁冬梅和李霓霓(2015)的建议,在生成乘积项之前对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以减小调节变量和乘积项的多重共线性。控制性别变量后,分别以吸烟、饮酒、烟酒共用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方程Y=a0+a1X+ a2M+ a3W+ a4XM+ a5XW+e,其中Y表示因变量、X表示感觉寻求、M表示烟酒使用同伴压力(包括烟酒共用同伴压力、吸烟同伴压力、饮酒同伴压力)、W表示其他同伴压力,XM、XW分别表示两类同伴压力调节效应的乘积项,e表示残差项。结果(见表 2)发现,感觉寻求、烟酒使用同伴压力都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吸烟、饮酒、烟酒共用。其他同伴压力能显著预测饮酒行为但不能预测吸烟和烟酒共用行为；感觉寻求与饮酒同伴压力的交互项能够显著预测饮酒,感觉寻求与烟酒共用同伴压力的交互项也能够显著预测烟酒共用,其余交互项对各自因变量无显著影响。
| 因变量 | 预测变量 | β | t | 95%CI | ΔR2 |
| 吸烟 | X感觉寻求 | 0.27 | 3.44*** | [0.11,0.42] | — |
| M吸烟同伴压力 | 0.14 | 2.81** | [0.04,0.23] | — | |
| W其他同伴压力 | 0.11 | 1.69 | [-0.02,0.25] | — | |
| X×M | 0.08 | 1.67 | [-0.01,0.17] | 0.004 | |
| X×W | -0.01 | -0.28 | [-0.09,0.06] | 0.000 | |
| 饮酒 | X感觉寻求 | 0.23 | 3.84*** | [0.11,0.35] | — |
| M饮酒同伴压力 | 0.13 | 3.20** | [0.05,0.22] | — | |
| W其他同伴压力 | 0.12 | 1.98* | [0.00,0.24] | — | |
| X×M | 0.22 | 4.94*** | [0.14,0.31] | 0.029 | |
| X×W | 0.05 | 1.21 | [-0.03,1.13] | 0.002 | |
| 烟酒共用 | X感觉寻求 | 0.30 | 2.28* | [0.04,0.56] | — |
| M烟酒共用同伴压力 | 0.20 | 4.23*** | [0.10,0.29] | — | |
| W其他同伴压力 | 0.04 | 0.37 | [-0.19,0.28] | — | |
| X×M | 0.19 | 4.02*** | [0.09,0.28] | 0.021 | |
| X×W | -0.07 | -1. 61 | [-0.15,0.01] | 0.005 |
为进一步揭示饮酒同伴压力对感觉寻求和饮酒关系的具体调节作用,参照Aiken和West(1991)的建议,采用选点法进行简单斜率检验(见图 1)。将低于饮酒同伴压力平均分1个标准差的得分划为“低饮酒同伴压力组”,高于饮酒同伴压力平均分1个标准差的得分划为“高饮酒同伴压力组”。如图 2所示：在“高饮酒同伴压力组”,感觉寻求对饮酒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45,t=6.28,p＜0.001)；在“低饮酒同伴压力组”,感觉寻求对饮酒无显著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01,t=0.05,p＞0.05)。这说明只有在饮酒同伴压力较高时,高感觉寻求的高中生才会有较多的饮酒行为,而在饮酒同伴压力较低时,感觉寻求即使较高,饮酒行为也并不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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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饮酒同伴压力对感觉寻求和饮酒关系的调节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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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烟酒共用同伴压力对感觉寻求和烟酒共用关系的调节作用 |
同样,对烟酒共用同伴压力调节感觉寻求和烟酒共用关系也进行简单斜率检验(见图 2)。如图 2所示：：在“高烟酒共用压力组”,感觉寻求对烟酒共用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35,t=2.84,p＜0.01)；在“低烟酒共用压力组”,感觉寻求对烟酒共用无显著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02,t= -0.15,p＞0.05)。以上结果说明,只有在烟酒共用同伴压力较高时,高感觉寻求的高中生才会有更多的烟酒共用行为,在烟酒共用同伴压力较低时,感觉寻求对烟酒共用行为并无明显影响。综合以上分析,饮酒同伴压力或烟酒共用同伴压力调节了感觉寻求和饮酒或烟酒共用间的关系,而吸烟同伴压力没有对感觉寻求和吸烟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
4 讨论 4.1 高中生烟酒使用的特点本研究首先对高中生烟酒共用以及吸烟、饮酒的发生率进行考察。数据显示,高中生吸烟发生率为19.16%、饮酒发生率为30.48%、烟酒共用发生率为13.2%,(以每个月2—4次及以上为标准),饮酒发生率较高且高于吸烟,烟酒共用发生率最低。对于高中生更多饮酒行为的结果,可能是因为相比于吸烟,高中生更有理由把饮酒合理化,如Newman等(2014)的研究表明,约20%的中国青少年饮酒的理由是社交需要。而对于高中生烟酒使用的性别差异,与先前研究数据结果(Cicognani & Zani, 2011; 夏良伟等,2012)一致,男生有更多吸烟、饮酒行为以及烟酒共用。这可能是因为男生受父亲吸烟(Gilman et al., 2009)、饮酒(Van Der Vorst,Engels,Meeus,& Dekovi c ’,2006)的影响更大,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吸烟或饮酒被认为是具有男性气质的体现(Liu & Iwamoto, 2007; O’Neil,2008),使得男生比女生更加偏好烟酒使用。
4.2 感觉寻求、同伴压力对高中生烟酒使用的影响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感觉寻求正向预测高中生的烟酒使用行为,无论是共同使用还是单独使用,这与以往对感觉寻求和吸烟(Pokhrel et al., 2014; Spillane et al., 2012)、饮酒(Smorti,2014)以及烟酒共用(Romer et al., 2007)关系的研究结果一致。如前所述,高感觉寻求个体偏爱高强度刺激并努力追求新鲜、快乐的体验(Roberti,2004)。烟草中的尼古丁能够刺激中枢神经兴奋(Hukkanen et al., 2005),带来满意、快乐的体验(Shiffman et al., 2009),而酒精则具有引起躁动、幻觉等症状的作用(Liappas et al., 2002),且烟酒共用能够使人更加愉快(Piasecki et al., 2011),因此感觉寻求是高中生烟酒使用的危险因素。另外,吸烟/饮酒同伴压力可以分别正向预测吸烟、饮酒,烟酒共用同伴压力可以正向预测高中生烟酒共用行为,这些烟酒使用的同伴压力也是高中生烟酒使用的危险因素,这与高中生同伴的重要性有关。相比其他年龄段,青少年更加依赖同伴,更加需要同伴支持(钟歆,刘聚红,陈旭,2014),因此高中生行为更容易受同伴影响。Borsari和Carey(2001)曾指出青少年饮酒的同伴压力影响有三种表现形式：提供酒类物品、角色示范、社会规范遵守。本研究对同伴压力的作用机制侧重于高中生对同伴群体规范的遵守。这种对同伴群体规范的遵守实质上是一种典型的从众行为,即个体为了使自己行为符合群体规范与他人期望、避免偏离惩罚而表现出与他人一致的态度或行为(Cialdini & Goldstein, 2004)。
非常有趣的是,感觉寻求与饮酒比与吸烟的关系更密切,而且除了饮酒的直接压力,其他同伴压力也能显著预测饮酒行为却不能预测吸烟或烟酒共用。这基本支持了我们的假设,说明相比吸烟,饮酒由于更容易被社会所宽容和接纳(林丹华,方晓义,冒荣, 2008,方晓义,1994),因此更容易被合理化,而吸烟有害健康的观念深入人心,这种行为更可能被拒绝。同样,除了来自饮酒的直接压力,来自其他领域的压力也会促使高中生去“借酒消愁”而不是“借烟消愁”。
4.3 感觉寻求对高中生烟酒使用的影响：同伴压力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假设同伴压力(无论烟酒使用同伴压力还是其他同伴压力)会增强感觉寻求和烟酒使用的关系。与该假设相一致的是,数据结果表明饮酒同伴压力和烟酒共用同伴压力均起到了调节作用,即只有在饮酒同伴压力或烟酒共用同伴压力较高时,高感觉寻求才能导致较多饮酒或烟酒共用行为。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高压力事件会占用大量自我控制资源,致使个体自我控制能力下降(Baumeister,2002; Baumeister,Bratslavsky,Muraven,& Tice,1998),从而使高感觉寻求个体容易表现出烟酒使用的冲动行为；另一方面,高中生易于受同伴的影响,为了遵守同伴群体规范,高中生在面对同伴压力时往往会放弃坚持自己的意愿转而认同同伴的行为。因此,当高中生有高的感觉寻求又面临高的烟酒使用同伴压力时,烟酒使用的行为就会明显增多。
但上述调节作用仅适用于饮酒行为或烟酒共用行为,同伴压力对感觉寻求和吸烟的关系并没有调节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同样是满足感觉寻求,在有同伴压力尤其是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饮酒被认为是比吸烟更好的选择。首先,少量饮酒对身体健康的伤害性较小(Di Castelnuovo et al., 2006)；其次,我国社会和文化习俗普遍对青少年饮酒持宽容和接纳态度(林丹华等,2008),而对青少年吸烟并不认可,“吸烟有害健康”的观念已经广为人接受。另外,为了限制青少年吸烟,相关部门也提高了烟草类商品的售价(季成叶,陈天娇,宋逸,胡佩瑾,星一,张琳,2009),吸烟的成本增大,因此即使在较高同伴压力下,高感觉寻求个体对吸烟也可能倾向于拒绝,而对于饮酒则有可能接受。
与本研究假设不一致的是,数据结果并未发现其他同伴压力对感觉寻求影响高中生烟酒共用的调节作用。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与来自烟酒使用的直接压力不同,其他同伴压力为个体提供了不一样的行为线索(如破坏公物、去网吧、欺负同学等),导致高感觉寻求个体有可能参与其他类型的冒险行为而不一定是烟酒使用。当然,对于这一可能的解释尚需要未来研究的进一步验证。
4.4 贡献与局限以往国内研究比较关注同伴压力对青少年吸烟(林丹华,方晓义,2003；林丹华等,2008)、饮酒(陈丽华等,2012；林丹华,范兴华,潘瑾,2010)的直接作用。对此本研究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不仅考察了同伴压力对高中生烟酒使用的直接作用而且考察了同伴压力与感觉寻求对高中生烟酒使用的共同影响。结果发现,较高的感觉寻求和同伴压力对高中生烟酒使用都有不良影响,且烟酒使用同伴压力还作为调节变量,能够增强感觉寻求对烟酒使用的影响。这为高中生烟酒预防控制的工作提供了一定实证支持。研究结果提醒我们：一方面要注意个体特征(感觉寻求)的影响,对于高感觉寻求者来说,首先要减少他们接触烟酒物品的机会,其次,引导他们以相对健康的途径(如体育运动)满足其感觉寻求的需要。另一方面更要关注同伴的不良影响及其推波助澜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不良同伴不仅可以直接导致高中生烟酒使用而且作为调控感觉寻求影响烟酒使用的“开关”,决定了高感觉寻求高中生在“何时”会出现较多的烟酒使用。换言之,当高中生面临高烟酒使用同伴压力时,烟酒使用的风险将大幅增加,因此如何减少高中生同伴的不良影响是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首先父母和学校应关注高中生的同伴交往状况,避免高中生结交不良同伴,尤其是校外的不良社会青年,其中建立“家校联盟”是一种有效的办法；其次,有关机构和教育者可加强高中生的社交技能培训,尤其是针对有烟酒使用的高中生开展同伴压力抵抗训练,教会他们积极正向地和同伴交往并学会拒绝同伴的不良建议。并且未来工作尤其要关注高中生的饮酒行为,出台相关政策(如限制未成年人饮酒等)和加大“饮酒有害健康”的宣传力度以加强对高中生饮酒的控制。
本研究还存在几个局限。首先,研究采用的是横断设计,存在一定程度的代群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推断变量间因果关系的可信度。其次,同伴压力的范围很广,本研究仅区分了来自烟/酒使用的同伴压力和来自其他领域的同伴压力,并未对其他领域的压力进行更具体划分,此外,除消极的同伴压力外,青少年烟酒使用还涉及到积极同伴压力或常规同伴压力,即同伴不赞成烟酒使用的程度(方晓义,1994),本研究并未对其进行考察。未来研究可以考虑更细致更具体地区分同伴压力的类型并进行更深入探讨。最后,本研究关注的是高中生群体的烟酒使用问题,而对于初中生、大学生来说,同伴压力是否也会增强感觉寻求和烟酒使用的关系,或者说这种增强效果是否存在发展阶段差异？这些问题在本研究中都未得到检验,未来研究可以尝试探讨这些问题。
5 结论(1) 感觉寻求、烟酒使用同伴压力能正向预测高中生吸烟、饮酒行为,其他同伴压力也能预测饮酒行为。
(2) 较高的烟酒共用同伴压力对感觉寻求和高中生烟酒共用的关系有增强作用,较高的饮酒同伴压力对感觉寻求和高中生饮酒的关系也有增强作用,但这一增强效应不适用于高中生吸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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