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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育部主管、北京师范大学主办。
文章信息
- 侯璐璐, 江琦, 王焕贞 .2016.
- HOU Lulu, JIANG Qi, WANG Huanzhen .2016.
- 真实自豪对人际信任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 The Impact of Authentic Pride on Interpersonal Trust: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 心理发展与教育, 32(4): 435-443
-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32(4): 435-443.
- http://dx.doi.org/10.16187/j.cnki.issn1001-4918.2016.04.07
2.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重庆 400715
2. Faculty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我们还能相信谁?”2013年1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北京发布《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显示:社会信任达到警戒线。社会信任危机使人们不得不从新的角度来思考微观的人际信任问题。人际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是个体将他人的言词、承诺以及口头或书面的陈述认为可靠的一种概括化的期望(Rotter,1967)。人际信任是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基础,是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预测变量(Habibov & Afandi,2015; Poulin & Haase,2015),一般来说,人际信任水平高的人反社会行为如撒谎、偷盗等较少(Rotter,1980),因此,人际信任是亲社会性和社会适应性功能的良好指标。近年来的调查表明,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普遍偏低(井维华,张庆强,2006),且有逐渐下降的趋势(辛自强,周正,2012),因此,探讨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Hardin(1992)认为影响人际信任的因素主要来自信任个体如外倾性、宜人性等人格特征(Schlenker,Helm, & Tedeschi,1973; 丁道群,沈模卫,2005; Evans & Revelle,2008)及幸福、生气等情绪(Dunn & Schweitzer,2005)、关系属性、情境因素如国家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和个体社会支持小环境的影响(Uslaner,2002; 杨菲菲,黄欣,2011)三个方面。
自豪(pride)是一种重要的自我意识情绪,指当人们将注意力指向自我,对事件进行内部归因时对其结果产生的积极主观体验。Tracy和Robins(2007)从语义、人格相关、归因方式等方面发现,无论是作为一种即时的情绪状态,还是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自豪都是一种双维结构,分别被命名为“真实自豪”(authentic pride)和“自大自豪”(hubristic pride)。Cheng,Tracy和Henrich(2009)将真实自豪与自大自豪置于人际环形模型中研究发现,自大自豪在亲和维度上较低,而真实自豪在亲和维度上较高。真实自豪的个体对人际交往的态度比较积极(Tracy & Robins,2007; Tracy,Shariff, & Cheng,2010),长期的真实自豪的体验使个体具有较高的自尊(Tracy & Robins,2007),进而提高了人际信任水平(杨昭宁,贾蕊,陈祥丽,2007; 孙晓玲,吴明证,2011; 杨菲菲,黄欣,2011)。相反,自大自豪的个体则与关系满意度等适应性特质负相关(Tracy & Robins,2007; Tracy et al.,2010),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如果出现问题会有做不可控的内归因的解释偏向,因而导致了较低的自尊水平,进而影响人际信任水平。尽管目前缺乏明确的实证研究证明自豪的双维结构与人际信任的关系,然而,鉴于真实自豪的亲社会功能、与自尊的正相关、人际交往中可控的归因偏向(Tracy & Robins,2007; Tracy et al.,2010),我们推断真实自豪对人际信任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而自大自豪对人际信任具有负向的预测作用。据此,我们尝试提出假设H1:真实自豪与人际信任正相关,自大自豪与人际信任负相关。
为什么真实自豪的人容易相信别人,而自大自豪的人人际信任水平低呢?研究发现,人际信任不仅受到人格特质因素的影响,而且受到环境因素的作用。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是来自于他人的一般或特定的可以提高个体的社会适应性,使个体免受不利环境伤害的支持性行为(Cullen,1994)。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认为社会支持具有普遍的增益作用,无论是在高还是低的压力情境下都可以提高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宫宇轩,1994)。作为心理健康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得到较为一致的结论(杨菲菲,黄欣,2011; 蔡婷,2013)。另外,对自豪的功能进行研究发现,真实自豪具有适应性(Carver,Sinclair, & Johnson,2010; Damian & Robins,2013; Weidman,Tracy, & Elliot,2015),真实自豪的个体有从社会交往中获得支持和肯定的意愿,因而具有较高的社会支持水平(Tracy et al.,2010);而自大自豪个体在群体中采取反社会的策略保持优势地位(Kiesler,1983; Carver et al.,2010; Tracy et al.,2010),不关心不恰当的行为造成的人际问题,也不关心良好的人际关系可能给自己带来的益处和支持,因而社会支持水平相对较低(Tracy et al.,2010)。鉴于上述研究,我们认为在社交情境中,自豪、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密切相关。真实自豪的个体由于获得了较高的社会支持水平,在人际交往中这种支持为个体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进而提高其人际信任水平;而自大自豪的个体,则会由于社会支持水平较低,人际问题的出现和人际关系的恶化进一步导致了较低的人际信任水平。据此,我们尝试提出H2:社会支持在自豪对人际信任的作用中起中介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发现在同样的社会支持水平下,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如Grace和Schill(1986)发现虽然个体可能拥有相同的社会支持,但是一部分个体把家人和朋友看作是更具有支持性的,其人际信任水平较高,另外一部分个体则相反。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有一些因素在其中起调节作用造成的。拒绝敏感性(rejection sensitivity)是指个体在人际关系中对他人的拒绝信息的焦虑性预期,以及对人际拒绝线索的注意偏向和过度反应倾向(Mehrabian,1970; Downey & Feldman,1996)。已有研究显示,拒绝敏感性影响着个体对社会支持的感知和领悟(李霞,2007),而对社会支持的感知和领悟则影响了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张静敏,2011)。Downey和Feldman(1996)发现,相对于拒绝敏感性低的个体,具有高拒绝敏感性特质的个体在社交中更容易将模糊情境知觉为敌意的、不友好的。这种敌意解释偏向会使个体将一些可以为其提供社会支持的人际关系知觉为不友好的,不值得信任的。孙晓玲和吴明证(2011)的调查研究显示,高拒绝敏感性的个体更容易产生社交焦虑,拥有更多的人际困扰,这些都将会影响个体社会支持的维持和利用,进一步破坏其人际信任。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预测作用与拒绝敏感性关系密切。拒绝敏感性较高的个体由于对社会支持不恰当的感知与应用,对社会排斥的敏感性知觉,人际信任水平较低;反之拒绝敏感性较低的个体可以充分利用社会支持,发挥社会支持的增益作用,提高人际关系的质量,因此随着社会支持水平的提高人际信任水平不断提高。据此,我们尝试提出H3:拒绝敏感性水平在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根据自豪的双维结构以及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等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本研究拟对自豪、社会支持、拒绝敏感性与人际信任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探讨并将上述3个假设整合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 1)。即社会支持在自豪与人际信任之间起着中介作用,且该中介过程的后半部分路径受个体拒绝敏感性水平的调节。该研究既可以为提高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提供理论依据,又可以丰富自豪的功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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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构想模型 |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式以班级为单位抽取四川某医科大学与重庆某综合类大学共700名大学生作为被试,回收592份,回收率为84.57%。剔除部分回答不完整、答案全部一致或者具有明显规律的虚假作答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578份。剔除各变量3个标准差以外的个体,最终获得进入分析的问卷为553份。其中,男生125人,女生427人,一人未注明性别;大一316人,大二193人,大三44人;被试年龄在16~24岁之间,平均19.74±1.41岁。
2.2 研究工具 2.2.1 真实自豪与自大自豪倾向量表采用Tracy和Robins(2007)编制的真实自豪与自大自豪量表。该量表由真实自豪分量表和自大自豪分量表 2个部分构成。真实自豪量表包含7个项目,量表的α系数为 0.88;自大自豪量表也包含7个项目,量表的α系数为 0.90。2个量表均采用Likert5点计分,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计为1~5分,真实自豪或自大自豪的分数均在7分到35分之间,分数越高,代表真实自豪或自大自豪倾向越高。本研究中,由三位英语专业本科生对其量表原版进行修订,修订后量表两维度的α系数分别为0.75和0.81。
2.2.2 社会支持问卷(SSRS)采用肖水源(1994)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该量表有10个条目,包括客观支持(3条)、主观支持(4条)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3条)三个维度。总得分和各分量表得分越高,说明社会支持程度越好。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重测信度为0.92,各条目的一致性在0.89~0.94之间。在本研究中,根据被试特点,对量表的一些内容进行了修改,将“同事”改为同学,将配偶改为“男/女朋友”,去掉“从家庭成员得到的支持和照顾(在合适的框内划“√”)”一题中“儿女”一项。经检验,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59。
2.2.3 拒绝敏感性量表(RSQ)采用Downey和Feldman(1996)编制,朱伟(2012)修订的拒绝敏感性量表(Rejection Sensitivity Questionnaire,RSQ)。量表共设18个情境,每个情境回答两个问题,被试通过设想身处于这样的情境里,按真实想法和感受回答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关心或者在意别人的回应(对此情境的焦虑程度),以及认为对方同意自己要求的可能性。根据自己在意的程度从“完全不在意”到“非常在意”分为6级,同样根据对别人预期如何回答从“极不可能”到“极有可能”分为6级。每个项目的得分=对情境的焦虑、在意维度得分×(7-预期对方同意要求的可能性的维度得分),而计算18个情境项目得分的平均分作为量表得分。该量表分为同伴拒绝敏感性、亲密拒绝敏感性和师长拒绝敏感性三个维度。朱伟(2012)修订后全量表α系数为0.81,同伴拒绝敏感性、亲密拒绝敏感性和师长拒绝敏感性分量表α系数分别为0.68、0.63、0.53。经检验,本研究中全量表和三个分量表的α系数分别为0.84、0.75、0.66、0.56。
2.2.4 人际信任量表(ITS)采用Rotter(1967)编制的人际信任量表(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ITS),该量表经中文版的修订后(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共25个条目,采用Likert5点自评式量表,从“完全不同意”至“完全同意”分别评定为1~5分。分数越高,人际信任程度越高。人际信任量表的分半信度为0.76,平均间隔7个月的重测信度为0.56,而间隔3个月的重测信度为0.68。经检验,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56。
2.3 施测过程与数据处理采用统一指导语,由经过专业培训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对调查对象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并向被试说明问卷的保密性、填写的真实性、填写的注意事项以及填写方法,在被试理解后单独作答,完成后当场收回问卷。整个测试流程大约20分钟。对不符合条件的被试进行剔除,然后用SPSS17.0和AMOS17.0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和主要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3.1.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由于问卷数据是通过集体施测和自评的方式收集的,因此,在此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es)。为此,除了需要对问卷的设计和整个实测过程进行严格的控制外,还需要在统计上对数据进行Harman 单因素检验,具体来说,就是同时对所有变量的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检验未旋转主成分分析的结果,如果只析出一个因子或某个公因子解释力特别大,即可判定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Eby & Dobbins,1997; Livingstone,Nelson, & Barr,1997; 周浩,龙立荣,2004);如果得到了多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不超过40%,则表明共同方法变异不严重(Ashford & Tsui,1991)。检验结果表明,未旋转主成分分析共有21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仅为10.18%,鉴于此,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严重。
3.1.2 主要变量间的相关分析采用斯皮尔曼(Spearman)相关分析对主要变量间的相关进行分析(见表 1),结果发现,除自大自豪外,主要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具体而言,真实自豪与社会支持各维度、人际信任呈现显著正相关,与拒绝敏感性各维度呈负相关;社会支持各维度与人际信任呈显著正相关,与拒绝敏感性各维度呈显著负相关;同伴拒绝敏感性、师长拒绝敏感性、拒绝敏感性与人际信任呈显著负相关。鉴于自大自豪与本研究中其他变量不存在显著相关,本研究主要运用结构方程技术考察真实自豪与人际信任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支持与拒绝敏感性的作用。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
1自大自豪 | 1.00 | |||||||||||
2真实自豪 | 0.25** | 1.00 | ||||||||||
3自豪 | 0.78** | 0.81** | 1.00 | |||||||||
4客观支持 | 0.03 | 0.20** | 0.15** | 1.00 | ||||||||
5主观支持 | -0.02 | 0.23** | 0.14** | 0.35** | 1.00 | |||||||
6对支持的利用度 | -0.02 | 0.18** | 0.11** | 0.24** | 0.23** | 1.00 | ||||||
7社会支持 | -0.01 | 0.28** | 0.18** | 0.70** | 0.86** | 0.55** | 1.00 | |||||
8同伴拒绝敏感性 | -0.02 | -0.27** | -0.19** | -0.13** | -0.18** | -0.08 | -0.19** | 1.00 | ||||
9亲密拒绝敏感性 | -0.05 | -0.28** | -0.21** | -0.14** | -0.17** | -0.08* | -0.19** | 0.62** | 1.00 | |||
10师长拒绝敏感性 | -0.00 | -0.30** | -0.20** | -0.12** | -0.14** | -0.11* | -0.18** | 0.60** | 0.44** | 1.00 | ||
11拒绝敏感性 | -0.03 | -0.33** | -0.24** | -0.16** | -0.20** | -0.11* | -0.22** | 0.90** | 0.83** | 0.79** | 1.00 | |
12人际信任 | 0.02 | 0.21** | 0.15** | 0.14** | 0.28** | 0.17** | 0.29** | -0.15** | -0.02 | -0.13** | -0.12** | 1.00 |
M | 15.81 | 21.97 | 37.78 | 9.30 | 20.76 | 7.68 | 37.74 | 66.38 | 59.76 | 42.13 | 168.27 | 71.76 |
SD | 4.11 | 4.45 | 6.77 | 2.11 | 3.37 | 1.58 | 5.22 | 22.52 | 21.56 | 18.69 | 53.55 | 7.01 |
注:“*”表示p<0.05,“**”表示p<0.01。 |
由相关分析的结果得出自大自豪与各主要变量之间相关均不显著,因此本研究中仅探讨真实自豪对人际信任的预测作用。为了进一步探讨变量之间的预测关系,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技术,以真实自豪为预测变量,人际信任为因变量,探讨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并考察整个模型的拟合情况。结果表明,整个模型拟合指数良好:χ2/df=1.90,RMSEA=0.04,GFI=0.995,AGFI=0.980,IFI=0.984,CFI= 0.984。
真实自豪、社会支持和人际信任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见图 2。结果显示,真实自豪对社会支持的路径系数显著(β=0.38,t=5.81,p<0.001),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路径系数显著(β=0.35,t=4.94,p<0.001)。由此可见,社会支持在真实自豪和人际信任间起完全中介的作用(中介效应值ab=0.13,Z=2.6,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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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模型 |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就是同时包含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一种常见模型,这种模型意味着自变量通过中介变量对因变量产生影响,而中介过程受到调节变量的调节(温忠麟,张雷,侯杰泰,2006)。在本部分研究中自变量为社会支持,调节变量为拒绝敏感性,因变量为人际信任。为了免受多重共线性的影响,首先将自变量与调节变量中心化,以此为基础计算社会支持与拒绝敏感性交互项对人际信任的预测作用是否显著,从而检验调节作用是否显著。结果表明,模型各项拟合指数分别为:χ2/df=2.41,RMSEA=0.05,GFI=0.993,AGFI=0.974,IFI=0.989,CFI=0.989。该结果显示,社会支持与拒绝敏感性的交互项对人际信任的路径系数显著(β=-0.11,t=-2.66,p <0.01),说明拒绝敏感性在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预测作用中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即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影响会因个体拒绝敏感性水平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3.4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以上结果发现,社会支持在真实自豪与人际信任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而拒绝敏感性对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这意味着在真实自豪、社会支持、拒绝敏感性、人际信任的关系中,社会支持可能是有调节的中介变量。为此,我们进行模型整合检验。
根据有调节的中介作用的检验方法,采用结构方程技术进行整合模型的检验。结果显示,整合模型拟合结果良好,其主要拟合指数分别为:χ2/df=2.01,RMSEA=0.04,GFI=0.983,AGFI=0.965,IFI=0.973,CFI=0.973。如图 3所示,具体来说,真实自豪与社会支持之间(β=0.33,t=5.12,p<0.001)、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之间(β=0.38,t=5.47,p<0.001)路径系数显著且社会支持与拒绝敏感性的交互项与人际信任间的路径系数显著(β=-0.09,t=-2.28,p<0.05),这一结果验证了真实自豪对人际信任是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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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 |
为了进一步分析拒绝敏感性的作用,即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影响“何时”更强。我们进行了简单斜率检验,具体来说就是以平均数加减一个标准差将调节变量分组,平均数加一个标准差为高分组,平均数减一个标准差为低分组,从图 4可以直观地看出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如何受到拒绝敏感性的调节。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可以直接看斜率,它衡量了社会支持每变化一个标准差,人际信任变化多少个标准差。简单斜率检验结果表明,当个体的拒绝敏感性水平较低时(Z拒绝敏感性≤-1),随着社会支持的增加,个体的人际信任表现出上升的趋势(β=0.35,t=6.64,p<0.001),社会支持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人际信任增加0.35个标准差;当个体的拒绝敏感性水平较高时(Z拒绝敏感性≥1),随着社会支持的增加,个体的人际信任也表现出上升的趋势(β=0.18,t=3.12,p<0.01),然而社会支持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人际信任只显著上升0.18个标准差。所以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影响会因个体拒绝敏感性水平的不同而表现出强度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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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拒绝敏感性调节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
以上结果均发现,社会支持在真实自豪和人际信任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而拒绝敏感性对社会支持和人际信任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这预示着在真实自豪、社会支持、拒绝敏感性和人际信任的关系中,社会支持是有调节的中介变量。
4 讨论 4.1 自豪与人际信任的关系本研究运用问卷调查法将真实自豪与自大自豪作为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探索其与人际信任的关系。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真实自豪与人际信任呈显著的正相关,而自大自豪与人际信任相关不显著,部分支持了我们的假设。根据相关分析的结果,我们将真实自豪作为自变量进一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技术探讨真实自豪与人际信任的关系。与国外类似研究不一致的是,本研究未能检验出自大自豪与人际信任之间存在显著相关,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一方面,虽然自豪的表达和识别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Tracy & Robins,2008; Shi et al.,2015),但是也有差异性。如Eid和Diener(2001)发现自豪在集体主义文化下是不受社会赞许的,而在个人主义国家自豪却被认为是受社会赞许的情绪。因此,以中国大学生为样本的研究出现自大自豪与人际信任相关不显著的现象很有可能是因为自大自豪比起真实自豪更受社会赞许效应的影响,这一点也可以通过真实自豪与自大自豪得分的差异看出(t=-27.55,p<0.001)。另外,国内有研究者将“pride”译作“骄傲”,并从语义分析、个体一贯性倾向和对某一骄傲诱发事件的特定反应的角度证明了骄傲的两维结构——自大和自豪,并且自豪多与积极、适应性的人格变量相关,而自大则基本上相反(石艳,2010)。结合现当代生活中,中国人常将自豪作为褒义词使用并且没有自大自豪的用法,我们提出“pride”和中国背景下的“自豪”是否完全等价还有待考证。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已有的一些研究中发现真实自豪对亲社会行为存在正向预测作用,而自大自豪对亲社会行为则没有明确的负向预测作用。如Damian和Robins(2013)的研究发现,真实自豪可以通过内归因的中介作用影响个体的创造力,但是自大自豪只与外归因存在相关关系,却对创造力没有预测作用。所以,我们推测真实自豪的亲社会功能可能更具有稳定性,而自大自豪与社会行为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文化差异性,至于这一点,我们也需要通过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进一步进行探讨和研究。
4.2 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基于已有的一些相关研究,我们纳入社会支持这一变量以深入探讨真实自豪对人际信任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将社会支持引入结构方程后,真实自豪对人际信任的直接效应不显著,社会支持在真实自豪与人际信任中间起完全中介的作用(温忠麟,刘红云,侯杰泰,2012),部分支持了我们的研究假设。关于这个结果,我们可以作以下解释:首先,根据Bandura(1978)的交互决定伦,环境是决定行为的潜在因素,真实自豪对人际信任的影响通过社会支持而发生作用,也证实了人这一因素需要通过环境作用于行为,环境是影响行为的潜在变量。第二,目前关于社会支持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模型:主效应模型与缓冲器模型。主效应模型认为,社会支持的增加具有普遍的增益作用,可以提高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缓冲器模型认为,社会支持仅在应激条件下发挥作用,缓冲压力事件对个体心理健康造成的影响(宫宇轩,1994)。本研究的结果基本支持了主效应模型的假设,甚至在引入调节变量后,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无论调节变量的水平如何,随着社会支持的增加,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都会相应地显著增加。第三,根据真实自豪的亲社会功能,真实自豪的个体在人际交往中,通过知识、技能和助人行为获得群体内其他人的认可(Tracy et al.,2010),而群体内其他人的认可为其提供了较多的客观和主观支持,另外,由于真实自豪的个体对事情的发生做可控的归因(Tracy & Robins,2007),在社交情境中,如果遇到困扰,也能通过主动的寻求支持、利用支持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和社交困扰,因此,真实自豪可以预测社会支持。当个体的社会支持水平较高时,倾向于将社交情境知觉为安全的、可信任的,进而促进人际信任的产生。综上,本研究得出了真实自豪可以通过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影响人际信任的结论。
4.3 拒绝敏感性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受到拒绝敏感性的调节作用,也就是说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影响会因个体拒绝敏感性水平的不同而表现出强度上的差异。以往研究也发现,即使在相同的社会支持水平下人际信任程度也存在差异(Grace & Schill,1986)。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高拒绝敏感性的个体往往具有神经质倾向和消极的问题解决方式,其社交焦虑程度相对较高,也相对拥有更多的人际困扰(孙晓玲,吴明证,2011),这会影响其社会支持的获得和维持,而社会支持的缺少又影响了人际信任。其次,拒绝敏感性不同的个体对社会支持的领悟和利用程度存在差异。高拒绝敏感性的个体对自己可能获得的帮助和支持的预测和设想远远低于实际可能得到的帮助和支持,因此导致了其较低的人际信任水平(李霞,2007; 张静敏,2011)。第三,由于童年早期养育者的拒绝行为或者家庭暴力等导致高拒绝敏感性个体在成年后对拒绝产生焦虑预期的稳定的人格特质,在社交情境下,高拒绝敏感性个体存在对社交拒绝的加工偏向(Downey & Feldman,1996; Brendgen,Vitaro,Tremblay, & Wanner,2002),对周围的环境及人物都抱有怀疑的态度,影响了人际信任水平。
4.4 研究价值及展望古希腊哲学家认为自豪是“美德的王冠”(Aristotle,1925),基督教哲学家则认为自豪是“七宗罪之首”(Alighieri,2003)。中国古人认为自豪不是一种具有适应性的情绪,如明代方孝孺在《象山王府君行状》写道“府君家素多赀,至府君赀益赢,然不以此自豪”,其中就把“不以此为自豪”作为应该赞扬的事情。现代社会中,我们通常又把自豪当做褒义词使用,如为祖国自豪、为奥运健儿感到自豪等等。自豪是一种适应性的情绪还是一种非适应性的情绪,一直备受争议。将自豪引入心理学的研究之后发现,自豪可以分为具有亲社会意义的“真实自豪”和具有反社会意义的“自大自豪”两个维度,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自豪有时是适应性的,有时又是非适应性的。人际信任是心理学和社会学关注的热点问题,从理论上来讲自豪的双维结构对人际信任具有相反的预测作用。因此,开展自豪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就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
理论上,有助于理解大学生真实自豪“怎样”影响人际信任,以及“何时”影响更强,进而丰富特质水平上自豪的适应功能的理论研究。实践上,有助于理解为何真实自豪水平不同的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有所不同,并对如何提高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由于真实自豪对人际信任具有预测作用,在日常的学习和工作中,教师应对学生的表现进行合理的评价和适当的赞赏并引导其进行正确的归因,以期提高其真实自豪水平,进而提高人际信任水平。其次,社会支持在真实自豪与人际信任之间起中介作用,我们可以考虑从学校与家庭两方面为其提供较多的社会支持,鼓励其参加有益的社会实践活动和团体,并引导他们合理有效地运用社会支持,改善人际关系,提高人际信任水平。再次,拒绝敏感性调节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预测作用。我们可以考虑从控制个体拒绝敏感性的角度来增加个体的人际信任,进而改善其人际关系质量。如已有研究中通过放松训练的方法有效地降低了初中生的拒绝焦虑性、愤怒性、预期性水平,其人际交往中被拒绝的焦虑性、愤怒性情绪得以缓解,被拒绝的预期性认知得以改变(刘玉娇,2012)。
然而,由于条件所限,本研究尚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其一,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尚不能确定因果关系,因此,后续研究需要结合实验研究和具体的干预训练效果进一步验证变量之间的关系。其二,由于本研究尚具探索的性质,因此,自大自豪是否真的无法预测人际信任,还需要运用更好的方法排除社会赞许效应进一步探讨其与人际信任的关系。此外,本研究虽然探讨了社会支持对真实自豪和人际信任的完全中介作用,以及拒绝敏感性所起到的调节作用,但是除此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可能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这也是以后需要进一步探讨的。
5 结论(1) 真实自豪与社会支持、拒绝敏感性、人际信任显著相关,自大自豪对人际信任没有预测作用。
(2) 真实自豪对人际信任的预测作用通过社会支持的完全中介实现。
(3) 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受到拒绝敏感性的调节。即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影响会因为拒绝敏感性水平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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