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利他行为是指对他人有好处且没有明显自私动机的自觉自愿的行为(俞国良，2006)。这种行为一直以来被人类所称赞和宣扬，中国自古也有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研究者们开始探讨网络空间中的利他行为及其积极意义(Amichai-Hamburger，2008; Lewis，Thompson，Wuensch，Grossnickle， & Cope，2004; Wright & Li，2011)。网络利他行为是在网络环境中表现出来有利于他人和社会、且不期望得到任何回报的自觉自愿行为(郑显亮，2010)，是利他行为在网络空间的扩展与延伸。Wallace(2001)认为，与现实世界相比，人们更乐于在网络中帮助他人，网络利他行为要多于现实利他行为。关注网络利他行为既是对网络积极面的重视与肯定，也是对网络世界中美德的呼唤。大学是确立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而关键的时期，研究大学生的网络利他行为有助于更好地发挥网络的积极作用，对提高大学生网络道德水平、引导大学生的积极社会行为和建设文明的网络文化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赵欢欢，张和云，刘勤学，王福兴，周宗奎，2012)。

1.1 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利他行为

友好和支持性的人际环境对于利他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利他行为是否发生与个体感知到的人际氛围和组织归属密切相关，当个体在社会环境中常常得到他人的帮助和支持时，他们更容易认为自己是组织的其中一员，从而更有利于利他行为的发生(Twenge，Baumeister，DeWall，Ciarocco， & Bartels，2007)。Omoto和Snyder(2002)的志愿者过程模型(volunteer process model)认为组织的社会支持可以促进个体的亲社会动机，从而会增加以及维持其利他行为。网络社会支持是指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个体与他人进行情感、信息、物质等的交流和互动，从中体验到的一种归属意识，以及对环境和他人的认同感(梁晓燕，魏岚，2008)。网络交往中的便捷性、去抑制性、高自我暴露和高亲密感的特点，使得通过网络所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和现实世界的社会支持具有很大的不同(Mickelson，1997; 丁道群，2002)。在网络中得到社会支持，可以提升个体在网络空间的归属感，会使个体对网络环境的态度更为积极，从而可能会有更多的网络利他行为。实证研究表明，个体在网络中所感知到的社会支持越多，个体将会表现出越多的利他行为，以及更少的敌意和攻击行为(Scarpa & Haden，2006)。国内以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也发现，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利他行为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郑显亮，2013; 赵欢欢等，2012)。因此，网络社会支持被认为是一个有益于网络利他行为发生的重要环境助力因子。

1.2 自尊的中介作用

尽管网络社会支持与利他行为的关系已经得到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但是，在网络空间中，网络社会支持究竟如何引发大学生的利他行为，其中的影响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本研究认为自尊可能在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利他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自尊是个人基于自我评价产生和形成的一种自重、自爱、自我尊重，并要求受到他人、集体和社会尊重的情感体验(林崇德，2003)。社会计量理论(Leary，Tambor，Terdal， & Downs，1995)也认为，自尊能够反映个体对人际关系融入程度的情绪状态。当个体的人际关系受到威胁时，也就代表他人对个体的赞许减少，自尊水平就会降低，也就会激发个体寻求他人赞许的需求，也就可能出现更多的利他行为。一方面，个体的人际关系和人际支持对自尊具有重要影响(Leary，Tambor，Terdal， & Downs，1995)。在以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中发现，友伴的支持会对大学生自尊产生积极作用(范兴华，方晓义，2004; 张奇，王锦，2007)。社会支持能够增加个体克服困难的信心，形成对自身能力的积极评价，从而提升其自尊水平(Marshall，Parker，Ciarrochi， & Heaven，2014)。

另一方面，Leary和MacDonald(2003)指出自尊是影响个体利他动机和利他行为的重要因素，尽管助人者是出于好心但也容易被他人误解和冷落，自尊较低的个体更加担心自己在利他行为过程中被社会排斥，从而具有更低的利他行为动机和行为。Eisenberg，Fabes和Spinrod(2006)进一步指出，自尊是利他行为发生的动机性因素，只有当个体自我感觉较好、自我价值得到满足时，他们才更可能去帮助他人。而无论在现实情境还是在网络情景中，个体的自尊水平状况都能够显著地预测利他行为的发生(王丽，王庭照，2006; 郑显亮，顾海根，2012)。

因此，基于以上理论及前人研究，本研究认为在网络情境中，社会支持可能会通过自尊来影响个体的利他行为，即自尊在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利他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1.3 网络人际信任的调节作用

自尊的中介作用只能说明自尊是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利他行为的近端因素，网络社会支持通过自尊影响网络利他行为。但是自尊的中介作用可能受到其它因素的调节，即对于某些个体来说，这种效应非常显著，而对于另外一些个体，效应可能不明显。本研究拟考察网络人际信任对“网络社会支持→自尊→网络利他行为”这一中介路径的调节作用。

由于网络利他行为发生的网络环境具有匿名性，相比现实环境中的利他行为，具有更高的风险(Corritore，Kracher & Wiedenbeck，2003)，而在网络环境中，还没有发展出完整的制度来维护网络秩序(孙晓军，赵竞，周宗奎，2015)，因此网络环境中的人际信任对于个体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有研究者发现，信任他人的人比不信任他人的人更容易产生利他行为(Christian & Richman，1996)。Bandura(1977)的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体认知、个体行为和环境三者动态交互，内部认知会影响外部环境与个体行为之间关系的发生。作为认知变量，人际信任能够调节个体感受到的环境因素和社会适应性行为之间的作用，在相同情境下，人际信任水平较高的个体，在社交中更易表现出信任行为(Liu & Rau，2012)，更能感知和充分利用社会支持，对情境和他人产生更多积极的评价，有利于利他行为的表现和实施；反之，信任水平较低的个体会对情境和他人产生较多消极的评价，因而可能会阻碍其对社会支持的感知和充分利用，在不信赖的认知评估下，个体会倾向于将行为指向保护自己。因此，研究者认为，人际信任更可被视作为能够为网络行为的实施提供良好氛围的促进因素(赵竞，孙晓军，周宗奎，魏华，牛更枫，2013)。因而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网络人际信任在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利他行为间起调节作用。

同时，也有研究发现，个体的自尊感会随着个体被接纳或被排斥而发生变化，即人际关系的好坏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个体的自尊水平(张林，李元元，2009)。有研究发现，人际信任与自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即人际信任水平高的学生有更高的自尊水平(刘冉，2012)。Brook，Whiteman，Gardon和Cohen(1986)在研究青少年时提出了一个保护—保护模型，该模型认为，一个保护因素能够增强另一个保护因素对结果产生的影响，不同的保护因素会产生交互作用。该模型得到了许多研究的支持(Brook，Whiteman，Gordon & Cohen，1989; Cohen，Cohen & West，2003)。而Cohen等(2003)又进一步将这个模型细分为增强交互作用模型和对抗交互作用模型。按照该模型的观点，不同的人际信任水平上，网络社会支持对个体感受到的自尊水平的保护作用会有不同的结果。因此，我们进一步提出假设：在网络环境中，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也会影响其自尊水平的变化，网络人际信任在网络社会支持和自尊之间起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在探讨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利他行为关系的同时，考虑自尊的中介作用和网络人际信任的调节作用(如图 1所示)，以期对网络社会支持影响网络利他行为间的内部作用机制有更深入的了解。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武汉三所不同类型(师范类、理工类、综合类)高校的全日制大学生，共发放问卷545份，其中师范类193人，理工类167人，综合类185人，剔除无效数据和缺失值数据，最终回收有效问卷491份，有效率为90.13%。其中男生220人(44.97%)，女生271人(55.03%)；大一124人，大二147人，大三140人，大四80人；被试的平均年龄为20.07±1.39岁。

2.2 研究工具 2.2.1 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问卷

本研究采用梁晓燕、魏岚等人(2008)编制的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问卷，总共有23道题，分为四个维度：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信息支持、社会成员支持，按4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网络社会支持水平越高。问卷的信效度较好，Cronbach α系数为0.93；重测信度为0.87，各分量表的重测信度在0.71～0.82之间，分量表与总表的相关分别达到：0.88、0.81、0.79、0.84(p＜0.01)，各项目和总表的相关均在0.43～0.70(p＜0.01)。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其结构效度良好，χ²/df =1.34，NFI=0.91，CFI=0.97，RMSEA=0.03，Cronbach α系数为 0.88。

2.2.2 自尊量表

使用Rosenberg(1965)编制的自尊量表，按5点计分。根据田录梅(2006)的研究，删除第8题，保留其他的9个项目，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分半信度为0.83，有较好的效标关联效度和结构效度。在本研究中，对该量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其结构效度良好，χ²/df=2.71，NFI=0.98，CFI=0.99，RMSEA=0.07，Cronbachα系数为0.84。

2.2.3 网络空间人际信任问卷

本研究中采用丁道群等人(2005)编制的网络空间人际信任问卷。按5点计分，总共有9道题，得分越高说明个体的网络人际信任水平越高，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9，各维度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82、0.74、0.79。在本研究中，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该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χ²/df =1.04，NFI=0.94，CFI=0.99，RMSEA=0.01，Cronbach α系数为0.74。

2.2.4 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量表

采用郑显亮(2010)编制的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量表。按4点计分，共有四个维度：网络支持、网络指导、网络分享和网络提醒，问卷共有26道题。个体得分越高，说明其网络利他行为越多。量表的信效度较高，重测信度为0.86，各维度的重测信度在0.71～0.81之间。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其结构效度良好，χ²/df=1.24，NFI=0.91，CFI=0.98，RMSEA=0.03。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 0.90，各因子与总量表之间的相关在0.82～0.89之间，各因子之间的相关在0.59～0.69之间。

2.3 程序及其数据处理

采用SPSS17.0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

2.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采用同一种形式(都是问卷调查)对同一批被试进行考察，有可能会产生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故首先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本研究根据前人研究建议(Richardson，Simmering， & Sturman，2009; 熊红星，张璟，叶宝娟，郑雪，孙配贞，2012)，采用了Harman的单因素因子分析来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表明未旋转时，共生成17个因子，解释了67.76%的变异，第一个因子解释了18.87%的方差变异，远小于Harrison Mclaughlin和Coalter(1996)推荐的50%的判断标准，表明本研究中共同方法偏差并不严重。

3 结果与分析 3.1 各主要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矩阵

由表 1可知，网龄与网络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p＜0.01)，说明大学生网龄越高，其获得的网络社会支持越多。其他变量与网龄之间未发现显著相关。

研究结果也显示，网络社会支持、自尊与网络利他行为呈显著正相关；网络人际信任与自尊相关不显著，与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利他行为虽然相关达到显著水平，但相关系数较低，分别为0.24和0.13，表明调节变量与自变量、因变量、中介变量存在相对独立性，较适合后续的调节效应检验(温忠麟，侯杰泰，张雷，2005)。

由于网络社会支持与网龄相关显著，网络利他行为在性别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t=2.43，p＜0.05)，为了更深入探讨网络社会支持、自尊对网络利他行为的独立效应，在后续的回归分析中本研究将网龄和性别作为控制变量进行控制。

3.2 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利他行为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本研究根据Muller Judd和Yzerbyt(2005)关于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观点，通过对三个回归方程的参数进行检验，构建以下3个回归方程：

(1)

(2)

(3)

满足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存在的条件如下：(1)在回归方程1中，β₁₁显著，同时β₁₃不显著；(2)在方程2和方程3中，β₂₃ 或β₃₅显著，或者两者都显著；且β₃₄或β₃₅、β₂₁显著。

在以上3个方程中，X 、M_e 、M_O 和Y分别代表网络社会支持、自尊、网络人际信任和网络利他行为。本研究在结果分析的过程之中，将网龄和性别作为控制变量，并且对预测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各预测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低于2，因此在本研究中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根据表 2的数据显示，在回归方程1中，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利他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人际信任的交互作用项对网络利他行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在方程2中，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人际信任对自尊的交互作用显著。在方程3中，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人际信任的交互作用，以及自尊与网络人际信任的交互作用对网络利他行为回归系数不显著。自尊对网络利他行为的主效应显著。根据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存在的满足条件，本研究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网络社会支持、网络人际信任、自尊与网络利他行为四者之间构成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与此同时网络人际信任仅仅在网络社会支持与自尊的关系间起调节作用，即在网络社会支持对自尊的影响方面存在着网络人际信任水平的个体差异。

为更清晰地显示网络人际信任在网络社会支持和自尊间所起的调节作用，将网络人际信任按正负一个标准差分出高低组，作简单斜率检验，考察网络社会支持对自尊的影响在不同的网络人际信任水平上有何差异，并画出简单效应分析图(图 2)。检验结果显示，在高网络人际信任组，网络社会支持能显著预测自尊，B_simple =0.32，t=4.23，p＜0.01；在低网络人际信任组，网络社会支持不能显著预测自尊，B_simple=0.09，t =1.18，p＞ 0.05。在本研究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中，自尊在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利他行为间起的中介作用受到网络人际信任的调节。即，对于网络人际信任水平较高的个体，自尊在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利他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量为4.03%；相对总体变异，通过自尊路径的效应量为5.73%。对于网络人际信任水平较低的个体，自尊在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利他行为间不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网络社会支持直接作用于网络利他行为。

4 讨论 4.1 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利他行为的关系

由分析可知，网龄与网络社会支持存在显著正相关的关系，性别与网络利他行为也显著正相关，在研究网络社会支持、自尊对网络利他行为的效应时，将网龄与性别进行了控制，结果发现，大学生的网络社会支持能显著正向预测网络利他行为，与已有研究结论相一致(赵欢欢等，2012; 郑显亮，2013)。一方面，在网络情境中，个体所获得的社会支持将起着缓冲器的功能，在面对生活事件时通过增进个体的身心健康和幸福感，会促使个体产生更多的积极认知和积极情感，在这种积极情绪和信念的推动下，个体将更易于实施利他行为。另一方面，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际交往遵循“社会经济学”的原则，只有当个体在人际互动中获得的益处大于付出的成本时，个体才会愿意帮助他人(Lawler & Thye，1999)。获得更多网络社会支持的个体将会从网络人际交往中得到更多的益处，因而在面临他人需要帮助的情境时，也更愿意提供自己的帮助。除此之外，拥有较强网络社会支持的个体，出于稳固和维护这一关系的目的，也更愿意向给自己提供支持的他人提供有效帮助。

4.2 大学生自尊对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利他行为关系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的自尊在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利他行为的关系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网络社会支持既可以直接预测个体的网络利他行为，也能通过自尊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对个体的网络利他行为产生影响。

根据自尊的恐惧管理理论，自尊是个体对自我价值的评价和体验，其作用是帮助人们减缓焦虑，降低恐惧(Greenberg，1986)。获得来自网络中他人的社会支持将有助于个体有效应对生活事件，降低焦虑情绪，增强控制感，进而肯定自我价值，体验到较高的自尊水平。以往研究均发现了个体的社会支持水平与自尊水平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张奇，王锦，2007; 彭欣，马绍斌，范存欣，武晓艳，2003; Goodwin，Costa， & Adonu，2004)，个体获得的社会支持的增加，能够提高个体对自我的价值的评价，也就是能够提高个体的自尊水平(Brown，Andrews & Harris，1986; Leary，2005)。Eisenberg(1986)的亲社会行为理论模型也认为，自尊是激励助人动机、影响个体助人意图的人格因素，亲社会行为的产生过程包括对他人需要的注意、确定助人意图、意图和行为相联系三个阶段。因此，个体由于自尊水平的提高，会产生较强的自我价值感，较少担心自我会受到威胁，因而不会过多地沉浸于自我关注中，而是会产生对他人的积极关注，并能对他人需要的细微线索进行敏锐觉察。这种对他人需要的觉察和注意将会有助于个体移情能力的提升，较易体验他人的情绪情感，并做出助人行为。虽然从数据结果来看，自尊的中介效应不是很高，但是自尊对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利他行为的作用不容忽视。自尊作为个体对自我状态的感知与评价，被认为是许多行为的影响因素或相关因素(Donnellan & Trzesniewski，2005)，更是影响个体产生利他行为的重要因素(Leary & MacDonald，2003; Eisenberg，2006)。Turowska(2010)提出，自尊作为一种个性倾向，在个体与他人关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个体的利他行为以及个体的合作倾向等，都与个体的自尊水平有关；高自尊的个体拥有更好的自适应功能，从而更愿意为他人提供帮助(Butler & Gasson，2005)。

根据利他行为的互惠理论(Trivers，1971)，人们之间的利他行为是相互作用的，所以说个体获得的社会支持会对其利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而自尊是个体的内在体验与评价，受到外部支持的影响。社会支持水平会影响个体的自尊水平，从而影响个体利他行为的发生，这之间是一种正向的预测关系。这一中介模型的意义在于，它说明在网络环境下的利他行为也是在一定的人际互动、社会支持中产生的，且受到个体自身自尊水平的影响，表明网络利他行为与现实利他行为的发生机制存在共通性(Twenge，Baumeister，DeWall，Ciarocco， & Bartels，2007; Eisenberg，2006)。

4.3 网络人际信任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提出了两个调节作用，但是研究结果只支持网络人际信任在网络社会支持与自尊之间起调节作用，即对中介效应的前半路径进行了调节，而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利他行为的直接作用中的调节效应不显著。本研究将分别进行讨论。

首先，网络人际信任在网络社会支持与自尊之间起调节作用，具体来说，对于高网络人际信任水平的个体而言，网络社会支持能显著预测个体的自尊，而对于低网络人际信任水平的个体而言，网络社会支持对自尊的预测作用不显著。这支持了Brook，等(1986)的保护—保护模型，并且是属于增强交互作用模型，即网络人际信任的存在促进了网络社会支持的作用。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Ho，Ahmed和Salome(2012)将网络人际信任区分为认知型和情感型，并且认为在网络人际信任中，认知信任占主导地位。因此网络人际信任水平较高的个体，在感知到网络社会支持时，其认知信任将会促进个体提升个体对于自己的感知和评价(Donnellan & Trzesniewski，2005)，从而产生较高的自尊感。第二，人际信任是人际交往的一方在“或合作或竞争”的不确定条件下，预期另一方对自己做出合作行为的心理期待(Zhang，1993)，研究者认为，人际信任水平高的个体与他人交往时更容易表现出信任行为(Fukuyama，1995; Rotter，1967)。在网络情境中，人际信任水平对个体是否采用他人意见有重要影响(Casaló，Flavián & Guinalíu，2011)。即在高网络人际信任条件下，个体会更取信于网络信息，也就更相信他人的社会支持是真实的，因此社会支持的高低就会对个体自我评价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个体自尊水平。而在低网络人际信任条件下，个体对网络信息的真实性，包括网络社会支持的真实性都会存疑，因此网络社会支持的高低与否可能都对个体自尊的影响不大。

其次，本研究的直接效应的调节作用并没有得到支持，即个体的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利他行为的作用不受网络人际信任水平的调节。其可能原因是：第一，利他行为的发生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其产生不仅需要个体所感知到社会支持，更需要个体的内在动机(Deci & Ryan，1980)。而网络人际信任和网络社会支持均是建立在对个体和他人关系的感知之上，缺少内在动机的参与。即便是利他行为的互惠理论，也可能欠缺了对个体内在因素尤其是动机性因素的考量(Segal & Sobel，2008)。而本研究中自尊的中介作用正好回答了这一问题。第二，社会支持是持续的社会集合，该集合为个体提供有助于认识其自我的机会，并使个体对他人的期望得以维持，构成这个集合的具有支持性的他人会在个体需要的时候，向他提供信息或认知指导，以及实际的帮助和情感支持(Caplan，1974)。社会支持作用机制存在主效应模型，即社会支持具有普遍的增益作用，无论个体目前的社会支持水平如何，只要增加社会支持，必然导致个体身心健康状况的提高(宫宇轩，1994)。这一模型在许多研究中都能够体现( Danielsen，Wiium，Wilhelmsen， & Wold，2010; Sakiz，Pape， & Hoy，2012)。在这种作用机制下，只要增加社会支持，可能就会产生积极的结果。

总体上来看，高水平的网络人际信任能够促进其社会支持对自尊的作用，并进一步促进网络利他行为的发生，但是却不能直接影响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利他行为的作用。

4.4 本研究的意义和局限

本研究根据个体—环境交互作用观以及Bandura(1977)三元交互理论，从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两个视角对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的内部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深入探索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利他行为关系的内部作用机制，考察了网络社会支持如何影响网络利他行为，以及网络社会支持在何种情况下起作用，提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为促进个体的网络利他行为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照和有效依据。在实践方面，本研究聚焦于大学生的网络利他行为，对于发挥网络对大学生的积极作用、使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能够产生一定的实际意义。提示教育工作者应使学生形成积极客观的自我评价，增强自我价值感的体验；积极倡导大学生在网络环境中给予他人支持，通过网络让更多的人获得支持，营造温暖、支持性的网络人际环境。此外，对于网络人际信任水平较低的个体，需要给予他们更多的网络社会支持，减少退缩行为，增强开放性，以此促进他们的网络利他行为。

同时本研究仍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第一，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无法对事物间的关系进行因果推测。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借鉴线下利他行为的一些研究方法，尤其是可以结合网络情境的特点，设计相关实验，进一步探索网络中个体的行为表现。第二，采用横断设计模式，对于变量间的关系的动态变化缺乏掌握，横断设计与纵向设计的结合可能会给出更好的阐述。第三，本研究的被试是大学生群体，无法反映全体网民的网络行为状况，因而所得结论在应用于其他群体时应慎重。第四，本研究中网络人际信任量表的信度较低，这可能与问卷项目较少和内容涉及较广有关，在今后的研究中，可能还需进一步内容细化和信效度检验。第五，网络情境与现实情境有相似之处但仍有所差异，本研究的模型与现实情境是否一致，有何特定差异，这仍需在今后的研究进行深入比较。最后，本研究中自尊的中介效应量并不大，以后的研究可以尝试去探索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利他行为之间其他可能的中介机制。

5 结论

网络社会支持不仅直接正向影响网络利他行为，还会通过个体自尊水平影响个体的网络利他行为。同时，网络人际信任水平能调节网络社会支持对自尊的影响，具体来说，高网络人际信任水平下，网络社会支持能正向影响个体自尊水平，而在低网络人际信任水平中则不存在这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