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中，老年人经常需要制定许多复杂的决策，涉及到医疗保健、消费、理财投资等，而决策的质量又会影响生活的质量与维持独立功能的能力(Mather，2006)，因而探究老化对于决策制定能力的影响是非常必要的。

关于决策能力是否存在年龄差异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已有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决策结果层面，而没有去检验差异背后的机制。从二十世纪中期开始，信息加工的方法成为许多决策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框架(Payne，& Bettman，2004)。这种方法关注决策是如何制定的，并且使用多种方法追踪决策过程。对于决策过程的探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个体在决策前的信息搜索过程和决策策略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是如何与决策结果相联系的。国内的决策领域也逐渐开始应用过程追踪技术来探讨影响决策过程的因素，如时间压力(陈军，2009)、情绪(梅敏君，王大伟，2009)等，并开始关注职业(梅敏君，王大伟，2009)、配偶选择(刘永芳，苏丽娜，王怀勇，2011)等实际问题的决策过程。余雯，闫巩固和黄志华(2013)系统总结了过程追踪技术，为决策过程的探讨提供了方法上的指引。国外的研究者则开始关注决策过程的年龄差异，以此来更深层面地探讨年龄差异背后的原因(Mata，Schooler & Rieskamp，2007；Hess，Queen & Ennis，2012)。本文以决策过程为切入点，回顾了在决策前信息搜索数量和策略方面的年龄差异，从认知和动机两方面探索了年龄差异背后的原因，重点强调了动机对于认知老化对决策制定消极影响的调节作用，以期更好地理解现有决策领域年龄差异不一致的研究结果。

在老化领域中的决策研究，关注对象一般是60周岁以上，没有认知能力损伤的老年人(Mata，Helversen，& Rieskamp，2010; Mata & Nunes，2010)，以期探索在正常老化过程中决策能力的一般变化趋势。对于决策过程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决策前的信息搜索数量和策略两个方面。决策策略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补偿性策略，是基于选项的搜索模式(Alternative-based search)，使用这种策略的个体会去评估一个选项的所有属性，并乘以相应的权重，计算每个选项总的价值，因而每个选项属性之间的价值是可以相互补偿的；非补偿性策略，是基于特征的搜索方式(Feature-based search)，如果选项在某个特征上的价值不符合个体的期望，则直接去除这个选项，而不管它在其他特征上的价值如何(Johnson，1990; Riggle & Johnson，1996)。这种方法相较于补偿性策略，对于信息的搜索并不透彻，并且所需的认知资源更少。

关于老化与决策制定的综述表明老年人在决策前信息搜索的数量比年轻人少(Mather，2006; Yoon，Cole，& Lee，2009)，也更倾向于依赖简单的策略来搜索、比较信息(Mata，Helversen，& Rieskamp，2010; Mata，Schooler & Rieskamp，2007; Hanoch，Wood，Barnes，& Rice，2011)。比如老年人在购买汽车时，会搜索更少的品牌、经销商与型号(Lambert-P and raud，Lapersonne，& Laurent，2005)，更偏好备选项数量比较少的决策任务(Reed，Mikels，& Löckenhoff，2013)。当要求老年人选择糖果或歌曲时，他们倾向于选择类似的商品，选择的多样性更低，更倾向于使用启发法而不是系统加工的方法(Novak & Mather，2007)。

从这些研究中可以推测，由于认知资源的减少，老年人可能会尝试通过降低任务的认知要求来减少认知努力，表现在决策过程中，即会搜索更少的信息，倾向于依赖相对简单的决策策略，比如非补偿性策略。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年龄差异并不总是存在。Hanoch，Wood，Barnes和Rice(2011)发现老年人在选择处方药时倾向于搜索更多的信息，并经常回顾先前的内容。Mata和Nunes(2010)的元分析研究也表明决策过程的年龄差异并不一定出现。在某些决策任务领域中，比如健康领域(Löckenhoff & Carstensen，2007; 2008)，老年人信息搜索的数量并不一定比年轻人少，这个现象暗示了一个可能调节决策过程年龄差异的重要因素，即任务的领域相关性。健康领域可能与老年人的相关性更大，从而激发老年人去考虑更多的信息，采用补偿性策略，这种作用背后可能反映了老年人在动机方面的变化。

以往关于决策年龄差异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可能反映了老化对于决策能力的影响是多方向和多维度的(Bruine de Bruin，Parker，& Fischhoff，2007)。近期关于老化和决策制定的研究领域除了进一步探索了认知能力的影响外(Li，Baldassi，Johnson，& Weber，2013; Zaval，Li，Johnson，& Weber，2015)，也愈发注意动机在老年人决策制定中的作用(Hess，Queen，& Ennis，2012; Samanez-Larkin，Knutson，2015)。本文综合前人研究结果，从动机和认知两个角度对决策过程年龄差异的影响进行了探索。

老化领域的研究已经证明流体认知能力，如工作记忆、加工速度和执行控制等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衰退(Salthouse，2004)，从不同方面影响决策制定过程。例如，工作记忆容量的减小可能会使老年人倾向于依赖更为简单的策略，进行更少的信息搜索和整合(Mata & Nunes，2010；Mata，Schooler & Rieskamp，2007；Mata，Helversen，& Rieskamp，2010)。当决策任务中存在很多可用信息时，老年人在整合信息，以及应用决策规则时会出现更多的错误(Bruine de Bruin，Parker & Fischoff，2007)。Mata等(2007)要求被试根据任务中提供的线索来判断哪一个钻石最为昂贵，发现老年人倾向于使用“选择最佳(Take The Best)”的非补偿性策略，而不管这种策略是否适用于当前的决策任务。表明老年人在依赖高认知要求的策略方面可能存在困难。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流体智力方面的差异能够解释在搜索信息数量、策略方面与年龄有关的差异。Mata等(2010)进一步探究了根据任务反馈选择决策策略的学习能力是否存在年龄差异。结果发现老年人在补偿性策略适用的决策任务中，更加倾向于依赖简单的策略。这种在策略应用方面的错误也同样印证了老年人会倾向于降低决策过程中的认知要求。

与流体认知能力随增龄衰减的趋势相反，一般能力的另外一个成分，晶体认知能力随增龄基本保持，甚至有所改善(Salthouse，2004)，它反映了个体在生命全程中通过生活经历、文化和教育积累的知识和经验。Li等(2013)提出了一个补偿能力假设(Complementary capability hypothesis)，认为生命后期晶体智力的保持甚至改善，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弥补流体智力的衰减对于决策能力带来的消极影响。Zaval等(2015)指出晶体智力可以帮助个体减少信息的使用，更加有效地加工信息，去除无关信息，以及识别冗余信息，从而来改善老年人的决策制定。Meyer等(1995)以一组被诊断为乳腺癌的女性为被试，发现老年人制定决策时搜索更少的信息，并更快地做出选择，表现得更像一个专家。在一个后续研究中，Meyer和Pollard(2004)指出这种现象是因为老年人的知识储备中存在乳腺癌的相关信息。在检验关于非处方药的决策时，Johnson和Drungle(2000)发现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可能关注药物的成分，并更为系统地搜索信息，这可能反映了他们使用这些药物的丰富经验。Stephens和Johnson(2000)也发现老年人比年轻人更有可能关注副作用以及药物间的相互作用。这些结果表明较短的决策时间以及考虑更少的信息可能反映了老年人丰富的知识经验，而不是认知资源的衰减导致的对于简单策略的依赖，此时决策质量应该是有所改善的。但是晶体智力对于流体智力的弥补作用是否有效，还取决于当前的决策任务是否受益于存在的经验知识。如果当前的决策任务依赖于流体认知能力，比如需要个体去同时考虑和比较多个属性或选项，那么老年人的表现可能很差。

然而其他研究发现认知能力的变化并不能完全解释决策过程的年龄差异。Helversen和Mata(2012)使用序列决策任务发现是积极情绪，而不是认知能力的年龄差异，影响了决策前信息搜索行为以及最终的决策质量。老年人良好的情绪体验(Carstensen，2006; Carstensen et al.，2011)可能通过促进个体进行表面思考(Schwarz & Clore，2007)从而减少信息搜索数量，或更为积极地评价选项，从而降低了老年人继续搜索，来寻找潜在更优选项的动机。Löckenhoff和Carstensen(2007)在一个卫生保健决策任务中也发现认知能力衰减不能解释决策过程中的年龄差异，而引发老年人信息收集目标的动机之后，年龄差异消除。

这些结果表明除了考虑认知能力的变化，研究者还应该注意动机的作用，才能更全面地理解老年人的决策制定过程。动机是指参与决策，包括考虑呈现的信息、思考每一个选项以及选择一个最优选项这整个过程的意愿强度。Hess(2006)提出的选择性投入假设(Selective Engagement Hypothesis)较为清晰地阐述了动机对于老年人的作用。随着年龄的增长，参与高认知需求活动的成本增加，比如容易感到疲劳，导致老年人在这类活动中投入认知资源的内部动机减少。而影响投入动机的主要因素是任务的自我相关性(self-relevance)，涉及到个体知觉到的任务对自己的重要性，是否感兴趣，以及在任务中自身承担的责任等。认知投入的高成本增加了任务中自我相关含义的突出性，老年人更愿意在自我相关性高的任务中投入认知资源，这种选择性具有适应意义，使老年人能够保存认知资源，在重要领域维持一定的功能水平。

Hess(2014)指出探究自我相关性对于决策过程，而不是决策结果的影响，可以更为直接地反映认知投入的程度。例如，Hess，Queen和Ennis(2012)直接检验了任务相关性对于决策制定前信息搜索复杂性的影响。结果发现当任务与自己的相关度高时，老年人更有可能使用系统的搜索方式来查看信息；而当这种相关度低时，老年人更多地使用低努力程度的非补偿性策略，如满意策略(satisficing strategies)。年轻人搜索策略的使用对于这些动机因素的敏感度低，任务自我相关性不同并没有带来显著的差异。类似的，当老年人更有意愿和兴趣去学习更多关于癌症诊断和相关治疗信息时，他们会在制定决策前花费更多的时间来系统地分析选项(Meyer，Talbot，& Ranali，2007)。因此我们可能可以通过让老年人知觉到自我与当前决策任务的相关性，来激发他们投入认知资源的动机，以此来提高老年人的决策质量。

从老年人本身的特点来说，积极情绪的维持似乎是与老年人最为相关的。具体来说，社会情绪选择理论(Carstensen，2006)把个体的社会目标分为情绪管理和知识获得。不同目标的优先性会因为知觉到生命剩余时间的长短而有所变化。当知觉到未来时间充裕时，个体以知识寻求为主导目标。相反，当个体知觉到生命有限时，动机发生转变，情绪优化的目标变得更为突出。一般意义上老年人的时间知觉比年轻人更加有限，在生命后期情绪管理的目标变得格外重要。因此如果决策任务是符合或有助于实现情绪管理的社会目标时，老年人会更加有动机去投入认知资源。

对于情绪管理目标的关注会使老年人在决策前信息加工方面出现一定的偏向，比如积极效应(Positivity Effect)，表现为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更加注意，并且回忆和加工更多比例的积极材料(Carstensen & Mikels，2005)。Löckenhoff和Carstensen(2007)在一个医疗决策情境中发现，老年人在控制条件下搜索了更多积极信息。对于情绪管理的关注是老年人的默认目标，因而在没有任何外界指引的情况下会出现信息搜索的积极效应。这种信息加工方面的偏向在老年人为同龄人制定医疗决策时也会出现(Löckenhoff & Carstensen，2008)。

除了在信息加工方面的差异，老年人的这种动机转移也会影响个体比较选项时所使用的策略。已有研究发现老年人更倾向使用基于特征的策略来检验决策选项的信息(Riggle & Johnson，1996; Hanoch，Wood，Barnes，& Rice，2011)。除了从认知资源衰减的角度解释外，还可能是因为老年人对于情绪管理目标的关注。在同一选项的不同特征之间进行权衡，如因为工资高，而接受一个离家很远的工作，这个权衡过程会诱发个体的消极情绪(Luce，Payne，& Bettman，1999，2000)。而基于属性的搜索策略，即比较不同选项的同一特征则有效避免了这种权衡过程，比如根据工资这一个属性，就可以直接去除工资较低的工作选项。有研究表明执行功能良好的老年人更有可能使用基于特征的比较策略(Mather et al.，2005)。相似的，Queen等(2012)发现高的教育水平与工作记忆和非补偿性策略相联系。使用基于特征的比较方式来减少因属性权衡所带来的消极情绪，可能反映了老年人在情绪调节方面的努力，而这种努力可能是需要认知资源的，因此有些研究才会发现认知能力高的老年人反而会倾向于使用非补偿性策略。

动机与认知在决策制定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对于动机和认知过程的交互作用的兴趣日益增加(Vastfjall & Slovic，2013)。Roets和Hiel(2011)基于被试完成试次的总数将整个实验分成前后两个阶段，通过给被试施加时间压力或播放噪音来增加被试的认知负荷，发现认知负荷会使被试在任务的后一阶段查看信息的数量下降，加工信息动机减少。虽然认知能力对于动机的这种消极影响仍需进一步的实证支持，但是这种潜在的因果联系对于决策制定中的信息加工有重要的意义。基于年轻人的研究发现，动机对于决策任务表现的影响会受到认知能力的调节。只有当认知能力较高时，强烈的动机才会有益于决策任务的表现；而当认知能力较低时，动机水平维持在较低水平比较合适。在信息搜索方面，高度的动机水平会使决策前信息搜索的数量增加，尤其是当认知能力较低时(Roets，Hiel，& Kruglanski，2013)。这些结果表明，认知能力似乎对于年轻人的决策制定来说更为关键，影响着动机对于年轻人决策表现的作用。

以往的研究主要基于年轻人，那么动机和认知因素是如何共同作用于老年人的决策制定？考虑到在动机与认知方面的变化，老年人应该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有研究者考察了任务复杂度对老年人和年轻人决策的影响，采用了购买医疗保险、基金、酸奶三项决策任务，以每种决策任务中备择选项的属性多少来操纵任务复杂度(Finucane，Mertz，Slovic，& Schmidt，2005)。虽然该研究没有分析决策任务和任务复杂度的交互作用，但从结果来看，却有这样的趋势：在购买基金和酸奶任务中，老年人的决策行为受任务复杂度影响要比在购买医疗保险中更大一些，复杂任务和简单任务之间的错误率差异更大。这也许和医疗保险与老年人自身相关更大有关。根据选择性投入假设，这一趋势暗示了当任务的自身相关性较高，符合老年人的社会目标时，老年人更有动机去投入自身的认知资源来制定有效的决策，以完成情绪管理的目标，因而决策表现受到认知资源的限制较少。一些关于决策偏差的研究支持了这一推测，Mikels和Reed(2009)发现当任务表现与实验报酬相挂钩，以此来增加任务相关性时，老年人的框架效应要小于年轻人。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控制加工速度和短时记忆与否，这种模式都仍然保持。类似的情况也在关注决策过程的研究中发现，即不管控制认知能力与否，那些报告高兴趣度的老年人表现出更多的分析性加工，而兴趣度并不能调节年轻人的表现(Hess，Leclerc，Swaim & Weatherbee，2009)。

老年人面临着重要而复杂的决策。理解在决策过程中与年龄相关的变化，有助于我们理解个体的决策制定过程是如何适应由老化所带来的各方面变化，比如认知资源的限制，以及社会目标的转移等。本文基于选择性投入假设和社会情绪选择理论，从老年人决策过程年龄差异的表现、动机与认知机制几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了论述。虽然关于老年人的决策制定已经获得一些成果，但相比于其它领域，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以下几方面的研究值得加强。

关于动机与认知在老年人决策制定中的交互作用并不明晰。基于选择性投入假设和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结合已有研究的结果(Hess，Leclerc，Swaim & Weatherbee，2009; Mikels & Reed，2009)可以间接推论出，当任务的自身相关性较高，符合老年人的社会目标时，由于认知资源投入动机的增加，认知能力的衰减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可能会得到缓解。然而并没有研究去直接检验这一假设。

回顾已有的研究发现，从认知老化角度出发的决策研究大多采用实验室任务，如依阿华赌博任务(the Iowa Gambling Task)、剑桥赌博任务(the Cambridge Gambling Task)等，或是与老年人生活关联较少的任务，如钻石购买、金钱赌博等。根据选择性投入假设和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的观点，这类决策任务可能不能激活老年人的社会目标，从而使其缺乏投入有限认知资源的动机，决策表现不如年轻人，而关注动机与老年人决策关系的研究，决策任务大多与老年人生活关联密切，如医疗、营养等。但这类研究又较少考虑认知能力对老年人决策的影响，通常只以加工速度、工作记忆、词汇能力等作为协变量加以控制。未来的研究如果能以社会目标和认知资源为自变量，进行实验室研究，应该能更好地理解动机与认知在老年人决策制定中的交互作用，比如通过不同的决策任务情境来操纵相关性，通过任务复杂性来操纵被试的认知负荷等。另外国内关于老年人决策的研究并不多，正如上面所提及的，依阿华赌博任务等实验室任务是不适用于探究动机对于老年人决策影响的，而西方研究中使用的“汽车购买”“医疗保健计划的选择”等与实际生活相联系的决策任务，也同样不适用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老年人。所以未来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决策任务的选择。日常生活中老年人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决策，决策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研究者需要在真正接触老年人的基础之上，搜集他们认为最为相关或最不相关的决策内容，了解他们在制定相应决策时，会考虑哪些因素，以此确定合适于老年人的决策任务。

对于情绪管理目标的关注会影响老年人的注意和记忆(Mather，2005)，如搜索和查看更多选项的积极属性(Löckenhoff & Carstensen，2007; 2008)。追踪决策过程可以很好地揭示老年人的决策特点，比如信息搜索和比较的模式(基于选项vs.基于属性)，更能反映出老年人认知投入的程度，从而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层面探讨年龄差异背后的原因。

过程追踪包含许多具体的技术来分析个体使用的决策策略。早期过程追踪研究使用的是口语报告法(Verbal Protocol Analysis)。得益于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一些能够更为直接观察决策制定者信息搜索模式的技术，如鼠标实验室技术(Mouselab; Norman & Schulte-Mecklenbeck，2010)、眼动技术、事件相关电位等。利用这些技术收集过来的过程数据，可以用来证实和扩展口语报告所揭示的信息。未来研究可以将多种技术整合起来，弥补单一方法所存在的缺陷，提供更为全面丰富的过程数据，来更好地理解老年人的决策过程。

认知老化对于老年人的决策会有消极的影响，而生命后期动机的转变，即对于情绪管理目标的关注，会影响老年人对于最终决策结果的自信心和满意度，即决策主观质量。

以往大部分的研究都是用一些外在于决策制定者的客观标准来衡量决策质量，比如药物计划的成本(Hanoch，Wood，Barnes，Liu，& Rice，2011)、选项积极属性与消极属性的比例(Mikels et al.，2010)。经典的实验室任务对于决策质量的衡量则更为客观。然而这种客观测量通常忽略了个体对于决策的感受，并且客观上完美的选项并不总是在主观上令人满意(Iyengar，Wells，& Schwartz，2006)。考虑到老年人和年轻人在社会目标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情绪满意vs.知识获取)，两者决策质量的衡量标准应该有所不同。主观的决策质量对于老年人来说似乎更为重要。因此当评估决策质量时，除了考虑客观的质量，还应该去注意在偏好和目标方面的年龄差异，在客观质量和主观的满意度之间取得一个合适的平衡。

生命后期从知识寻求目标逐渐转移到情绪管理目标，这种动机的转变是因为老年人有限的时间知觉(Carstensen，2006)。未来的研究可以测量未来时间知觉，来进一步揭示其与老年人决策过程中行为表现的关系。未来时间知觉是可以通过实验条件进行操纵的(Fung & Carstensen，2003; Fung & Carstensen，2006)，那么如果延长老年人的未来时间知觉，他们的行为表现是否会和年轻人相似，即在不相关的决策任务中，老年人也会和年轻人一样系统地搜索信息，使用补偿性策略来制定决策。同样的，缩短年轻人的未来时间知觉之后，其在决策过程中的表现是否和老年人相似？对于两年龄组时间知觉的操纵可以进一步印证动机背后，即未来时间知觉在老年人决策制定中所起的作用。

毕生发展观认为生命全程中资源的分配逐渐从促进成长的目标转移到维持现有水平的目标(Baltes，Staudinger & Lindenberger，1999)。老化带来认知资源衰减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保护性的补偿机制。认知能力只是决定行为的一个因素，从动机与认知相结合的角度出发，探讨社会目标和认知老化对老年人决策的共同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老年人的决策行为特点，而探讨老年人的社会目标是如何弥补认知能力的衰减，可以预期老年人的决策表现并不一定比年轻人差，甚至有时优于年轻人，从而改变对于老年人决策行为的刻板印象，增加老年人独立生活的自信心，也有助于设计更符合老年人社会目标的决策情境，以此提高老年人的决策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