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后，我们对地震重灾区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抑郁、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简称PTG)、行为问题及其相关预测因素，进行了历时6年的连续7次追踪调查。本文就我们团队在汶川地震6年来的工作进行总结，主要内容涉及创伤后心理反应的理论分析、创伤后心理反应的状况及其发展趋势、影响因素及其机制、干预策略的探究等方面。 1 创伤后心理反应及其理论分析 1.1 重大灾难等创伤事件后的心理反应

一般而言，灾难可分为自然灾难和人为灾难。自然灾难包括飓风、地震、龙卷风等；人为灾难包括核事故、毒气泄漏等技术灾难和恐怖主义、战争等群体暴力事件。不过，经历不同灾难后的人们有不同的身心反应。其中，无预警性、短时间内发生、造成大范围损失和伤亡的重大自然灾难，让灾难经历者瞬间丧失大量资源，失去控制感和安全感，更有可能引发其明显的心理痛苦，给其带来心理困扰，甚至心理创伤。臧伟伟、付芳、伍新春和林崇德(2009)梳理以往关于重大自然灾难后人们的心理反应时，发现受灾人群的心理症状主要表现为PTSD、适应障碍、抑郁以及焦虑等，同时也会出现PTG等积极改变。

与自然灾难后的反应类似，重大人为灾难后，个体也会出现PTSD、抑郁、焦虑和PTG等创伤后心理反应(安媛媛，伍新春，陈杰灵，林崇德，2014)。不过，与自然灾难后人们的身心反应不同的是，人为灾难后人们的行为变化较为突出。例如，安媛媛等(2014)对9·11事件后人们的身心反应的研究进行梳理发现，9·11事件后，人们对外群体有着极强的报复心理和攻击行为，但是对内群体则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

总之，自然灾难和人为灾难的性质不同，对人们身心反应的作用也可能不同，但无论是经历自然灾难还是人为灾难，人们的心理普遍受到重创，较容易出现PTSD、抑郁等心理问题。事实上，灾难一直伴随着人类的进步，危机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创伤，还有与创伤抗争之后的成长。在经历灾难后，大多数人会随时间流逝而心理康复，并可能“化悲痛为力量”，实现创伤后的成长(安媛媛等，2014)。 1.2 创伤后心理反应的理论分析

在Freedy，Resnick和Kilpatrick(1992)提出的创伤后心理反应的“危险因素模型”基础上，臧伟伟等(2009)认为影响创伤后心理反应的因素主要包括性别、人格、年龄等灾难前因素，灾难暴露程度、主观害怕程度等灾难当下因素，应对方式、复原力、社会支持等灾难后因素。在这些因素中，创伤前的因素可能是导致个体创伤后身心反应的易感性因子。以人格为例，PTG的整合模型(Calhoun & Tedeschi，2006)和人格的五因素模型(Costa & McCrae，1985)都认为人格是影响个体心理反应的重要条件，不同人格特征的人在面对创伤时，对创伤的认知和评价、所采取的应对方式不同，从而导致他们出现不同的心理反应。

除了作为创伤后个体心理反应背景性因素的创伤前因素外，作为创伤当下因素的创伤暴露程度则是出现创伤后心理反应的重要前提。不过，创伤暴露后的个体是否会出现消极或积极的心理变化，还与自身的复原力和控制感状况有关。例如，高复原力特征的人群具有灵活的情绪调节，能够整合主观预期与实际需要的关系，能够根据实际需要来调整自己的情绪反应，能够灵活地根据环境进行情绪的生理唤醒和抑制，对一类刺激的反应不会泛化到另一类刺激上，从而减少自身资源的消耗，能够长时间地应对困境，进而减少心理问题的出现(雷鸣，戴艳，肖宵，曾灿，张庆林，2011)；高控制感的个体能够掌控自己所处的环境，采用有效的应对方式来处理创伤及其后果，从而减少个体的消极心理反应，促进积极的心理变化(Wrosch & Schulz，2008)。也就是说，复原力和控制感可能在创伤暴露对创伤后心理反应的影响过程中起着调节作用。

从调节效应的角度来阐释创伤暴露后是否会发生消极或积极心理变化，有助于我们了解在什么条件下，创伤暴露的人群会出现创伤后的一系列心理反应。不过，这一视角并没有解决为什么会发生创伤后的心理反应这一问题。为此，相关的理论对创伤后个体身心反应的发生机制进行了阐释，将创伤暴露后是否会发生消极或积极的心理变化主要归因于创伤后的认知和情绪反应。

对于创伤后的认知反应，破碎世界假设、PTG的整合模型、创伤后应激的心理社会模型等认知理论强调创伤经历之前，人们对世界具有稳定的假设、核心信念、心理模式，个体能够利用这些稳定的心理模式来有效地处理日常生活事件(Janoff-Bulman，1989)。然而，经历创伤之后，创伤这种重大生活事件会挑战个体对自我和外部世界的心理模式，使其对过去事件或未知状况进行重构，迫使其去寻找事件的意义，所以个体往往会陷入不断追寻这些想法之中，以便重新建构自己对自我和世界的认知模式(郭素然，伍新春，2011a)。创伤后个体对创伤事件的反复认知和思考，也会影响到其身心反应。

心理模式受到创伤挑战后的反复思考被称为反刍，它包括消极和积极两个成分。前者被称为侵入性反刍，它是对创伤后相关线索的消极认知，会使个体的认知聚焦于负面感受及其事件带来的消极结果方面，并沉溺于对所烦恼事件及其消极结果的思考，而不采用问题解决的策略来应对所面对的问题，从而会导致其产生消极的心理反应(郭素然，伍新春，2011b)；后者被称为主动反刍，它是对创伤后线索的积极、主动的反复思考，有助于个体重建对创伤事件的理解和意义，促进创伤后个体的积极变化(吴玉飞，2013)。不过，在PTG的整合模型看来，侵入性反刍也会为主动反刍提供线索，促进主动反刍的发生(Calhoun & Tedeschi，2006)。更重要的是，该理论还强调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认为社会支持是一种背景因素，它为创伤后的心理反应提供了一种情境氛围，调节着个体因素特别是认知因素对创伤后心理反应的作用。

上述的理论分析主要是从社会因素、认知因素等方面探究创伤后心理反应的发生发展。实际上，情绪因素尤其是积极情绪也会对创伤后的心理反应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看来，积极情绪可以拓展人们的思维和行动，帮助个体建立持久性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资源，有助于减少创伤后的消极心理反应，促进个体的成长。该理论突出强调了感恩的作用，认为感恩是一种积极情绪特质，可以改善人际关系的质量，增加对自我、他人和世界的积极评价(Nelson，2009)，减少PTSD症状(郑裕鸿，范方，喻承甫，罗廷琛，2011)，促使PTG的出现(伍新春，周宵，刘淋淋，陈杰灵，2014)。 通过对以往理论进行梳理和分析，我们发现影响创伤后心理反应的因素很多，但是主要的因素有人格、创伤暴露程度、核心信念挑战、反刍、社会支持、复原力、控制感、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和感恩等。为了进一步分析这些因素是如何作用于创伤后的心理反应的，我们依据上述理论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一方面检验以往理论在自然灾难后青少年群体的适应性，另一方面也希望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以指导灾后心理援助工作的进行。 2 青少年创伤后心理反应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 2.1 青少年创伤后心理反应的状况

以往研究发现，PTSD和抑郁是创伤后的个体最普遍出现的心理反应，因此我们也重点考察了青少年的PTSD和抑郁等消极心理反应的状况及其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同时，以往研究也发现，创伤不仅会给个体带来消极的身心反应，还可能使个体在与创伤的抗争中发生积极的改变(Joseph & Linley，2005; Tedeschi & Calhoun，2004)，实现PTG(Tedeschi & Calhoun，1995)，因此我们对震后青少年PTG的状况及其发展趋势也进行了考察。 2.1.1 青少年PTSD和抑郁的状况及其发展趋势

汶川地震后1年时，青少年的PTSD平均得分0.89(得分范围为0~3)，总体水平较低，但存在性别和年级差异，男生低于女生，初一学生的PTSD水平低于初二、高一和高二的学生(戴艳等，2014)。同时，结果发现震后1年时，青少年的PTSD发生率为8.6%，抑郁的发生率为42.5%，平均水平为1.23(Ying，Wu，Lin，& Chen，2013)。此外，我们对汶川地震1年后外迁青少年的PTSD发生率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外迁青少年的PTSD发生率为14.79％，男生的发生率(10.00%)低于女生(18.52％)，高二学生的PTSD发生率(24.36%)最高(臧伟伟，张宇迪，伍新春，2009)。外迁学生的PTSD发生率高于非外迁学生，这可能是因为汶川地震后，外迁学生由于受到的创伤暴露程度较高而被外迁，以避免创伤相关线索对其产生消极影响。但是，地震后高度的创伤暴露的作用并不会因为其外迁而消失，它也会影响着其PTSD的发生，导致其有更高的发生率。

汶川地震后2.5年时，青少年PTSD的发生率为6.6%，平均得分为0.79，其中发生率的性别差异不显著，但年级差异显著，小学生的PTSD发生率依次低于初中生和高中生；但在PTSD的平均得分方面，却是男生低于女生，小学生的PTSD水平最低。此外，地震后2.5年青少年的抑郁发生率高达69.5%，平均得分为1.02，其中女生的抑郁发生率和症状水平高于男生，小学生的抑郁发生率依次低于初中生和高中生，且症状水平方面的差异状况和发生率的差异状况相似(林崇德等，2013)。

上述研究虽然是从纵向研究数据库中抽取某一测量时间点的数据所进行的横断分析，但也可以看出震后1年时青少年PTSD的发生率和平均水平要高于震后2.5年，而震后1年时抑郁的发生率却低于震后2.5年，但症状水平却高于震后2.5年。为了明确这一趋势的变化，我们采用追踪研究的方法对震后1~2.5年时青少年的PTSD进行了追踪研究，结果发现PTSD的发生率和水平都有显著的下降趋势(An，Fu，Wu，Lin，& Zhang，2013; Ying，Wu，& Lin，2012)，而抑郁的水平却显著增加(Ying et al., 2012)。对于PTSD和抑郁的性别差异分析表明，女生是PTSD和抑郁的易感人群；而年级方面的差异，则可能与创伤后的时间有关系，创伤后短时内高年级学生的消极身心反应要多于低年级学生，但随着时间发展，这种创伤后的消极身心反应则表现出低年级学生多于高年级学生的状况。不过，具体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究。 2.1.2 青少年PTG的状况及其发展趋势

对汶川地震后青少年的PTG状况及其趋势进行分析，发现汶川地震1年后青少年的PTG的平均水平为2.96(得分范围为0~5)，说明青少年PTG水平较高。对此时PTG的性别和年级差异进行检验，结果发现性别差异显著，女生高于男生；学段差异不显著(安媛媛，臧伟伟，伍新春，林崇德，周佶，2011)。不过，在汶川地震2.5年后，青少年的PTG水平有所下降，此时PTG的平均得分为2.77(Ying et al., 2014)。

汶川地震3.5年后，青少年的PTG平均得分为2.78。性别和年级的差异显著，其中女生高于男生，初一级学生的PTG水平低于高年级学生(周宵，安媛媛，伍新春，陈和琼，龙超敏，2014)。在汶川地震4.5年后，我们再次对青少年的PTG水平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PTG的平均得分为2.68。与震后3.5年的结果类似，此时女生的PTG水平高于男生，初一级学生的PTG水平低于高年级学生(周宵，伍新春，安媛媛，陈杰灵，2014)。

从以上的研究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震后青少年PTG的水平呈下降的趋势。对此，我们认为震后1年时，青少年的创伤暴露带给个体心理压力，可能会促进青少年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来处理创伤给其带来的消极结果(Joseph & Linley，2008)。在这个过程中，青少年可能需要对创伤事件重新界定和理解，这有助于他们实现创伤后的恢复和成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创伤事件对人们的消极影响可能在减少，这不仅降低了个体的心理压力，同时也减少了个体实现PTG的动力。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也发现无论创伤后时间的变化如何，女生较男生更容易实现PTG，高年级学生较低年级学生更容易实现PTG，这说明震后青少年的性别和年龄与PTG之间的关系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 2.2 青少年不同创伤后心理反应之间的关系 2.2.1 PTSD与抑郁的关系

我们对于汶川地震后青少年的心理问题研究发现，PTSD和抑郁是其常见的消极心理问题。此外，其他关于汶川地震后青少年心理问题的研究也证明了PTSD和抑郁在青少年群体的普遍性(Fan，Zhang，Yang，Mo，& Liu，2011; Liu et al., 2011; Wang，Long，Li，& Armour，2011; Ye，Fan，Li，& Han，2014)。两者之所以具有较高的普遍性，可能是因为两者之间存在着较高的共病性特征(Salcioglu，Basoglu，& Livanou，2007)。那么，为什么两者会存在共病的特征呢？Ying等(2012)在总结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两者共病可能是因为PTSD是抑郁的危险因素，也可能是因为抑郁是PTSD的预测因素。由于横断研究的局限性，无法确定PTSD和抑郁的因果关系，也不能有效地明确两者共病的特征。为此，我们采用纵向的研究设计对汶川地震后1年、1.5年和2年的青少年进行了调查，利用交叉滞后模型对PTSD和抑郁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PTSD和抑郁是两个不同但具有高相关的心理变量，并且先前的抑郁是后续PTSD的预测因子。这说明抑郁是PTSD的危险因子，两者的共病主要是因为抑郁对PTSD的影响所致(Ying et al., 2012)。 2.2.2 PTSD与PTG的关系

以往的研究也发现PTSD和PTG普遍共存于创伤后群体中(Tedeschi & Calhoun，1996)，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也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之一。Helgeson，Reynolds和Tomich(2006)对77篇关于PTSD和PTG的研究进行元分析后发现，两者的关系不甚明了。导致两者关系不清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是横断研究的方式，而较少采用追踪研究的范式，制约了对其具体因果关系的探讨(陈杰灵，伍新春，曾盼盼，周宵，熊国钰，2014)。为此，我们以经历汶川地震这一自然灾害的教师群体为被试，研究其在震后1年到1年半中PTSD和PTG的关系，同时检验两者在时间进程中的相互作用。结果发现在同一个时间点上，PTSD和PTG的相关不显著；震后1年的PTG能显著负向预测震后1年半的PTSD，而震后1年的PTSD不能显著预测震后1年半的PTG。也就是说，创伤后成长对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降低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陈杰灵等，2014)。

下面重点分析和梳理PTSD和PTG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以便为灾后心理疏导的有效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3 青少年PTSD与PTG的影响机制 3.1 青少年PTSD的影响机制

根据臧伟伟等(2009)提出的创伤后身心反应的影响因素模型，创伤后心理变化的前提在于个体经历了创伤性事件，因此我们首先从灾难当下因子即创伤暴露程度出发来考察PTSD的影响机制。同时，在经过创伤事件后，个体所采取的应对方式、所感受到的社会支持等，也会对PTSD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也需要从灾难后因子出发来考察PTSD的影响机制。当然，对于不同个体而言，灾难当下因子和灾难后因子对PTSD的影响可能有所差异，因此我们最后也将分析人格这一灾难前因子对PTSD的影响机制。 3.1.1 创伤暴露程对PTSD的影响机制

首先，我们考察了汶川地震后青少年的创伤暴露程度、复原力与PTSD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创伤暴露程度对PTSD及其各维度都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复原力对PTSD及其各维度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复原力在创伤暴露程度对PTSD及其回避症状与警觉增高症状的影响上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在创伤暴露程度对闯入性症状的影响上不起调节作用(戴艳等，2014)。

其次，由于创伤暴露程度包括直接暴露程度、间接暴露程度、房屋损坏程度等客观暴露程度和主观害怕程度两个方面，因此我们也考察了客观暴露程度与主观害怕程度对PTSD的影响机制，并探究了社会支持在其中的作用。结果发现，客观暴露程度能正向预测PTSD，也可以经过主观害怕程度对PTSD发生正向预测作用；更重要的是，社会支持在客观暴露程度与PTSD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但不能调节主观害怕程度和PTSD之间的关系。其中，不论支持的性质如何，父母和老师的支持都能在客观暴露程度与PTSD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而同学和其他人的支持不具有调节作用(伍新春，张宇迪，林崇德，臧伟伟，2013)。

最后，我们进一步考察了不同类型的创伤暴露程度、复原力与PTSD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不同类型的创伤暴露程度都对PTSD有正向预测作用，且复原力主要负向调节主观害怕程度对PTSD的影响(Ying，Wu，Lin，& Jiang，2014)。

以上研究结果说明创伤暴露程度是PTSD的危险因素，但社会支持和复原力可以缓冲创伤暴露程度对PTSD的影响，其中社会支持可以缓解客观暴露程度对PTSD的影响，而复原力则可以降低主观害怕程度对PTSD的影响。 3.1.2 控制感、复原力、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对PTSD的影响机制

首先，我们考察了控制感对PTSD的影响及复原力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控制感一方面可以直接正向预测PTSD，也可以通过复原力的中介作用来负向预测PTSD，这说明控制感对PTSD的影响具有“双刃剑”的性质。但是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这种作用仅仅体现在震后1和2年；而在震后1.5和2.5年时，控制感可以直接负向预测PTSD，且复原力不再发挥中介作用(林崇德等，2014)。这一结果说明，控制感与PTSD的关系比较复杂，一方面可能随着时间而改变，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周年纪念活动有关。至于具体的原因，还需进一步的分析。

其次，我们考察了社会支持与PTSD的关系。在该研究中，我们将社会支持分为父母支持、老师支持、同学支持和其他人支持等四个来源以及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陪伴、肯定价值和亲密感等五种不同性质，并进一步探究了这些不同来源和不同性质的社会支持与PTSD的关系，结果发现除同学支持外，所有具体的支持与PTSD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社会支持可以负向预测PTSD(臧伟伟等，2009)。为了进一步考察社会支持与PTSD的关系，我们也将性别、年龄和创伤暴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并纳入了应对方式，采用逐步回归的方式考察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对PTSD的作用，结果发现社会支持各维度对PTSD的预测作用不再显著，仅有应对方式中的逃避应对可以显著地正向预测PTSD(侯志瑾等，2014)。这似乎说明，社会支持对PTSD的预测作用不太稳定，能有效预测PTSD的可能是消极的应对方式。 3.1.3 人格对PTSD的影响机制

在人格的不同类型中，情绪性人格与PTSD之间的关系相对复杂，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情绪性人格与PTSD的关系受到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横断研究设计不能明确因果关系的原因导致的。为此，我们采用纵向的研究设计，对汶川地震1年、1.5年和2年后青少年的情绪性人格、消极应对方式与PTSD的关系进行考察，结果发现在三个时间点，情绪性人格、消极应对方式和PTSD之间的相关均显著；在震后1~2年内，先前的PTSD对后续的消极应对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但情绪性与消极应对之间不存在预测作用；在震后1~1.5年内，情绪性与PTSD具有相互正向预测的特征。也就是说，在震后短时间内，情绪性和PTSD可以相互影响；同时，虽然情绪性与消极应对之间没有直接的预测作用，但却可以通过PTSD对消极应对发生间接的正向作用；更重要的是，无论震后时间的变化如何，经历PTSD的个体都可能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An et al., 2013)。结合先前关于应对方式与PTSD的关系研究结果，我们认为消极应对方式与PTSD之间的关系可能在不同的时间点有不同的表现，另一方面也说明了PTSD不仅仅是创伤后的结果，它也可能是个体应对方式的一种。 3.2 青少年PTG的影响机制

采用与研究PTSD影响机制同样的思路，我们也先后从灾难当下、灾难后和灾难前的视角分别探讨了不同因素对PTG的作用机制。 3.2.1 创伤暴露程度对PTG的影响机制

安媛媛等(2011)和Ying等(2014)在总结以往的研究基础上发现，创伤暴露程度可能与PTG之间关系非常复杂，且具有不稳定性。这种复杂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研究的被试、工具等方面的不同，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创伤暴露程度与PTG之间的关系受到某些因素的调节。根据复原力的情绪应对理论，我们考察了复原力在创伤暴露程度与PTG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不同的创伤暴露中，只有主观害怕程度对PTG有正向预测作用，主观害怕程度越高，PTG的水平越高，其他暴露程度对PTG的影响不显著；复原力对主观害怕程度和PTG之间的关系起增强作用(安媛媛等，2011)。

此外，我们在梳理以往的研究时发现，控制感也可能是调节创伤暴露程度与PTG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于是我们对控制感在创伤暴露程度与PTG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也进行了探究，结果发现在不同的创伤暴露中，只有主观害怕程度对创伤后成长有正向预测作用，其他创伤暴露程度对PTG的影响不显著；控制感中的初级控制和次级控制都对PTG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但是仅有初级控制感调节着主观害怕程度对PTG的影响，主观害怕程度对PTG的正向预测作用随着初级控制感的增加而降低(Ying et al., 2014)。

虽然上述两个研究通过考察复原力和控制感在创伤暴露程度对PTG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说明了经历创伤暴露后的个体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实现PTG，但这两个研究并没有回答创伤暴露后的个体为什么会出现PTG。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也对创伤暴露程度影响PTG的机制进行了考察。通过对以往研究的梳理，我们发现社会支持构筑而成的团体环境是个体创伤后成长得以发生的前提，因为它为创伤经历者提供了一个可以交流观点、获得新的思想和信念以及共享创伤体验的平台，而这些都有利于当事人认知图式的重构和适应(Lechner & Antoni，2004)。于是我们考察了创伤暴露程度、社会支持与PTG的关系，结果发现领悟社会支持在主观害怕程度与PTG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这说明经过创伤暴露后的个体可以通过获得社会支持来促进PTG的实现(张晨光，陈秋燕，程科，伍新春，林崇德，2012)。

以上研究结果说明了经历创伤暴露是个体实现PTG的前提条件，但复原力、控制感和社会支持在创伤暴露程度尤其是主观害怕程度影响PTG的过程中发挥调节或中介作用。其中，复原力在主观害怕程度对PTG的影响中起增强作用，控制感中的初级控制起着缓冲作用，领悟社会支持则是主观害怕程度影响PTG的中介桥梁。 3.2.2 核心信念挑战、感恩对PTG的影响机制

根据PTG的整合模型(Calhoun & Tedeschi，2006)，我们发现创伤暴露后个体之所以发生PTG，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创伤事件挑战了人们的核心信念，诱发了人们的认知反刍，并且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支持也可能发挥调节作用。为了验证这一理论在汶川地震青少年群体的适应性，我们对核心信念挑战、反刍、社会支持与PTG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核心信念挑战可以直接正向预测PTG，也可以通过侵入性反刍对PTG起负向预测作用、通过主动反刍对PTG起正向预测作用、通过侵入性反刍经主动反刍正向预测PTG；社会支持在侵入性反刍经主动反刍对PTG的间接路径上起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侵入性反刍对主动反刍的正向预测作用随着社会支持的增加而降低(周宵等，2014)。

PTG的整合模型强调创伤暴露后个体的认知和社会因素在PTG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却忽略了情绪因素的作用。在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看来，感恩是一种积极情绪特质，可以改善人际关系的质量，增加对自我、他人和世界的积极评价(Nelson，2009)，也可以促使PTG的出现(伍新春等，2014)。为此，我们对感恩、社会支持与PTG的关系进行了探究，结果发现感恩和社会支持可显著地正向预测PTG，社会支持在感恩与PTG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这表明，感恩可以直接正向预测PTG，也可通过社会支持正向影响PTG(周宵等，2014)。随后，我们也在上述的研究基础上，加入了主动反刍这一认知因素，结果发现感恩不仅对PTG具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而且还可以通过社会支持和主动反刍正向预测PTG，也可以通过社会支持经主动反刍的多重中介来正向预测PTG(伍新春等，2014)。

以上研究主要从认知和情绪的视角考察了PTG的发生发展过程，研究结果一方面说明了积极的认知因素和情绪因素是导致PTG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也说明社会支持虽然有助于PTG的实现，但是过多的社会支持却不利于个体对创伤相关线索的积极思考，这可能会降低PTG的实现水平。 3.2.3 人格对PTG的影响机制

在经历不同创伤的人群中，人格的开放性、宜人性以及外向性与PTG的关系相对稳定，而谨慎性和情绪性与PTG的关系可能随研究对象的不同而不同(安媛媛，伍新春，刘春晖，林崇德，2013; 吴玉飞，安媛嫒，伍新春，林崇德，2014)。基于此，为了进一步明确震后青少年的人格与PTG的关系，我们先后考察了谨慎性人格和情绪性人格与PTG之间的关系，并探究了其中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谨慎性人格不仅对PTG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也可以通过积极认知的应对方式对PTG发挥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但不能通过寻求帮助的积极应对方式对PTG发挥作用，也不能通过消极应对方式间接地影响PTG。这说明了积极认知的应对方式在谨慎性人格与PTG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寻求帮助的应对方式以及消极应对方式都不起中介作用(吴玉飞等，2014)。

在考察情绪性人格与PTG的关系时，我们不仅纳入了应对方式这一变量，同时根据社会支持的缓冲模型，我们也纳入了社会支持这一变量，来考察社会支持在人格、应对方式影响PTG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积极应对方式在情绪性人格与PTG之间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情绪性人格可以通过积极应对方式对PTG发挥正向预测作用，消极应对方式则不起中介作用；情绪性人格与PTG之间的中介效应还受到社会支持的调节，低社会支持组的个体，如果其情绪性人格越高，则越容易采取积极认知、寻求支持等积极的应对方式，从而产生更高的PTG(安媛媛等，2013)。

通过对人格与PTG之间的关系研究，我们发现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谨慎性和情绪性人格可以通过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来促进PTG的实现，但是过高的社会支持反而可能降低情绪性人格的个体采取积极应对方式来处理创伤及其影响的可能性，不利于实现PTG。

总之，通过对PTSD和PTG影响机制研究的比较可以发现：首先PTSD和PTG产生的前提是经历创伤事件，但是经历创伤事件后个体是否会出现PTSD和PTG，则主要受到个体复原力和控制感的影响，高复原力的个体倾向于有较少的PTSD，更容易实现PTG，但拥有高度初级控制感的个体在经历创伤事件后，却难以实现PTG。其次，适度的社会支持对于创伤后个体PTSD的发生有着缓冲作用，对于PTG的实现有着促进作用，但是过多的社会支持却不利于PTG水平的持续增加；主动反刍、积极认知等认知因素可以促进个体PTG的实现，消极应对方式对PTG没有显著预测作用，却可以增加PTSD的水平；同时，侵入性反刍可以负向预测PTG，感恩等积极情绪则可以缓解PTSD(郑裕鸿等，2011)，对PTG具有促进作用。最后，不同的人格类型对PTSD和PTG的作用也不同，其中情绪性人格的个体更倾向于出现PTSD，但也可通过采取积极应对方式来促进PTG的实现，而人格的谨慎性却更能促进PTG的实现。这说明了创伤暴露程度、情绪性人格对创伤后的心理反应具有“双刃剑”的作用；谨慎性人格、复原力、社会支持、积极应对方式对创伤后的心理反应发挥着积极作用，而消极应对方式则发挥阻碍作用。 4 青少年创伤后心理反应的干预对策研究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我们对灾区中小学生开展了询证(evidence-based)的心理干预。当然，我们实施的心理干预不仅根据创伤后心理反应的发展阶段、影响PTSD和PTG的因素及其机制而进行，也充分考虑了灾区中小学校心理援助的主观需要，并合理借鉴了国际上已有的成熟经验和模式。

第一、根据创伤后心理反应的发展阶段进行心理干预。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发现，青少年在灾后不同时间点的心理反应水平不同。实际上，灾后不同阶段不仅心理反应水平不同，甚至其心理反应的类型也不同。为此，我们提出了灾后不同阶段的心理干预模式(付芳，伍新春，臧伟伟，林崇德，2009)。根据灾后身心反应的特征，我们提出灾后心理干预可分为急性应激(灾难后1~2天内)、慢性应激(灾后2天到3个月左右)和心理恢复重建(灾后3个月到几年的时间)等三个阶段。在急性应激期，心理干预可以通过满足其基本的生理需要、帮助其建立社会关系、提供其陪伴等方式来稳定情绪、消除焦虑和恐惧，帮其进行心理宣泄；在慢性应激期，心理干预可以通过营造一个有安全感的环境、开展情绪疏导和心理教育的工作、帮助其直面问题，引导他们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等来缓解认知上出现的否认、麻木和情绪上出现的恐惧、悲哀、无助、愤怒、罪恶感等反应；在心理恢复重建期，首先需要进行精神障碍的识别、评估和治疗，其次需要对一般性问题的持续干预、预防症状的恶化，最后尽量减少精神病理症状的危险因素，以减少受灾人群的心理问题，促进其积极变化(付芳等，2009)。

第二、根据影响创伤后心理反应的因素进行心理干预。基于以上的研究发现，我们认为对于灾后青少年的心理援助应该特别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应提升个体的复原力，增加他们在面对创伤时的韧性，从而有效地抵抗创伤带来的消极影响，并促进积极的变化；其次，应营造支持的氛围，理解并接纳青少年的情绪体验，鼓励其表达对创伤的感受和想法，促进其积极地认知和思考创伤给其带来的意义；再次，在聚焦消极情绪的缓解的同时，应关注到积极情绪，如提升个体的感恩体验，由此拓展对创伤事件的认知重构，促进积极的变化；最后，应关注到个体的不同人格特点，对创伤后青少年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林崇德等，2014)。

第三、根据当地心理援助工作的现状及其需要进行心理干预。在对灾后中小学生进行心理干预之前，我们也对灾区中小学校的心理援助现状与需求进行了了解，结果发现灾区中小学接受心理援助的需要和内心的排斥以及繁重的工作相矛盾；整体外迁学校的学生适应问题突出；教师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大多数教师尽职尽责，极少数教师出现了价值观上的消极转变；教师渴望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地震的影响还在持续，长期、专业的心理援助实有必要。因此我们提出灾区中小学校需要专业和长期的心理援助，心理援助要同时关注地震带来的特殊问题以及被地震激化的固有问题、教师应成为心理援助的重点实施对象、心理援助者制度的建立非常重要、心理援助需要照顾到整体外迁的学校等对策(伍新春，侯志瑾，臧伟伟，张宇迪，常雪亮，2009)。

第四、根据国际上比较成熟的经验和模式进行心理干预。在对灾区中小学校心理援助的现状和需要进行了解的基础上，我们充分借鉴了教师作为治疗师(TAT)和学生帮助计划(SAP)这两种国际上比较成熟的学生心理援助模式。其中，前者的理念是把教师当作一个提供支持的资源，帮助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后者的理念是调动学校领导、负责培训的心理咨询师、教学支持小组教师、班主任以及学生家长来减少学生的心理问题，促进学生的发展。在借鉴了这两种学生心理援助模式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适合我国的心理援助模式：专家组和教练组相结合，为教师量身定做培训体系；TAT和支架式教学相结合，促进专业力量的提升；TAT与朋辈咨询相结合，增强专业力量的合作；培育学校内部力量，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有效保障；学校和家长共同工作，以发挥家长的重要作用；行政力量和民间组织相结合，有效利用外部资源等(林崇德，伍新春，侯志瑾，付芳，臧伟伟，2009; 林崇德等，2014)。该模式实施后，我们发现不仅教师心理问题得到了缓解，也促进了中小学生创伤后的心理康复和发展(林崇德等，2014)。

通过对以上心理干预实践的研究，我们也提出了建立灾后学校心理危机干预体系的设想，强调完整而系统的学校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应包括危机发生前的预防和准备、危机发生后的心理危机处理以及心理危机干预的有效性评估三个方面；为了确保这一体系的良好运行，需要建设学校内部的心理危机干预团队和学校内外联动的心理危机干预队伍，从而保证学校心理危机干预体系的有效运行(伍新春，林崇德，臧伟伟，付芳，2010)。 5 总结与展望

经过6年多的研究，我们已经对汶川地震后青少年的PTSD、抑郁和PTG的状况及其随时间变化的趋势、PTSD和PTG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等有了比较深入细致的认识和了解，并就有关震后青少年的心理援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干预实践。但是，毕竟创伤心理研究在我国还刚刚起步，我们的研究也还有待精细化和系统化，未来的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化：

第一、创伤后心理反应与创伤后行为变化的关系研究。事实上，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并未把PTSD、抑郁和PTG看做是创伤后心理反应的“终点”，这一观点也与以往理论强调PTSD和PTG也可能是个体对创伤事件的应对的观点一致(Hobfoll et al., 2007; Joseph & Linley，2008)。因此，我们也对PTSD与自杀意向(Ying et al., 2014)、PTSD与攻击行为(程科，周宵，陈秋燕，张晨光，伍新春，2013)、PTSD与睡眠障碍(Zhou，Wu，An，& Fu，2014)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不过，为了进一步考察创伤后青少年的心理反应与其行为变化的关系，未来的研究可以就PTSD、抑郁、PTG与学业倦怠、物质滥用、饮食障碍、学业投入等效果变量进行更深入的考察。这样，一方面可为我们深入理解创伤后的心理反应和行为变化提供重要的参考，另一方面也可为促进震后青少年健康行为的发展提供帮助。

第二、影响PTSD与PTG机制的比较研究。作为普遍存在于创伤后个体身上的消极和积极心理反应的代表，PTSD和PTG具有共存的特征，那么这种共存的特征是否由于两者分享着共同的影响机制所致呢？客观地说，虽然学者们也对PTSD或PTG的发生过程进行过理论阐释，也对PTSD或PTG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得出了有价值的结论，但这些理论或研究主要是从单一的视角来分析PTSD或PTG的发生机制，忽视了PTSD和PTG之间的共存特征，难以有效地比较两者发生机制的差异。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将PTSD和PTG同时纳入到一个模型之中，以便在比较的基础上来考察两者发生机制的异同，从而确定两者共存的原因。

第三、影响PTSD和PTG的情绪机制研究。当前关于创伤后心理反应影响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认知机制的考察，大量的研究发现认知活动是导致创伤后心理反应的主要因素。然而，临床实践却发现，创伤后的个体也会出现诸如恐惧、羞愧、愤怒、乐观、感恩等情绪体验，并且这些体验也会影响创伤后心理反应的出现(Foa，Riggs，Massie，& Yarczower，1995; Van der Kolk，2006)，但是以往研究忽视了情绪在创伤后心理反应发生中的作用(Dalgleish，2004)，并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未来的研究在考察创伤后心理反应的认知过程的同时，需要加强对情绪因素的研究，需要将认知和情绪因素综合起来考察创伤后心理反应的发生过程，以便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

第四、从缓解PTSD和促进PTG整合的角度出发开展临床干预研究。以往的创伤心理学主要关注个体PTSD的缓解，并且发展了相关的干预方法，也通过实证研究对其效果等进行了检验。然而，对于PTG的促进，尽管西方的研究者和实践者积累了一些临床实践经验，也提出了一些具体应用的指导原则和方法，但目前整体上关于在创伤治疗中促进PTG的临床实证研究仍十分罕见。因此，从缓解PTSD和促进PTG整合的角度出发开展创伤后心理反应的心理干预研究，是未来仍需探讨的一个重要议题。

第五、丧亲儿童的哀伤与心理辅导研究。汶川地震导致了许多儿童青少年失去了父母，对于这一群体而言，他们不仅仅经历了地震这一事件，还经历了丧亲这一重大创伤事件。两种创伤事件的累加，可能导致其更多的心理问题，他们不仅仅会表现出PTSD、抑郁、焦虑等问题，还有可能出现长期哀伤的心理状况。仅仅对这一群体的PTSD、抑郁、焦虑等消极心理问题进行研究，并不能有效地缓解他们创伤后的消极心理反应。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针对这一群体的特点，在关注其PTSD、抑郁、焦虑等缓解的同时，也应该关注丧亲儿童的哀伤心理研究及其干预，从而全面而系统地缓解他们创伤后消极的心理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