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伴关系是同龄人间或心理发展水平相当的个体间在交往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是平行、平等的，不同于个体与家长或与年长个体间交往的垂直关系。同伴关系既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重要背景，也是社会性发展的主要内容。由于在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发展和社会适应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同伴关系一直都是儿童社会化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

在这一背景下，自2002年开始，我们与美国孟菲斯大学Cohen和Hsueh教授团队合作创建了“中美儿童同伴关系数据库”，对小学3~6年级儿童的同伴关系、心理社会适应等变量进行了纵向追踪，目前已持续采集数据13年，入库2000余名被试。基于“中美儿童同伴关系数据库”，我们围绕同伴关系的发展特点、影响因素、影响后效等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本文正是对我们团队13年儿童同伴关系研究工作的总结，主要涉及同伴关系的影响因素及影响后效、同伴关系的追踪研究、同伴关系的中美比较和网络同伴关系等方面。 1 同伴关系的影响因素及影响后效 1.1 同伴关系的影响因素

心理学界一般将儿童同伴交往经历的研究分为四个不同的层次，即个体特征水平、人际互动水平、关系水平和群体水平(Hinde，1987)。个体特征水平研究个体的气质、性格、生理特征以及个体的社交知识、技能等与同伴交往的关系；互动水平上的同伴交往经历，是指两个个体在社会交换过程中交织在一起的行为，包括亲社会行为、攻击行为、退缩行为等；关系水平涉及两个相互熟识的个体间持续的互动，是一种双向的关系，反映的是两个个体间的情感联系；而群体常常是儿童出于共同的兴趣或处于相同的环境自发形成，也可以是正式建立的，学校中的班级就是最普遍的例子。这四个层次分别代表了社交复杂性的不同程度。进一步来说，这四个水平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每一水平上的事件和过程都会受其它水平上的事件和过程的限制和影响(Rubin，1998)。

基于上述层次划分，我们对同伴关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基本思路是：个体特征水平和互动水平会影响儿童的同伴关系(关系水平的友谊和群体水平的同伴接纳)。 1.1.1 个体特征水平对同伴关系的影响

首先，我们考察了社会技能对同伴关系的影响。社会技能一般是指个体经过学习获得的、在特定社会情境中有效而适当地与他人进行相互交往的活动方式(周宗奎，1996)。我们的研究发现，不同社交地位的儿童对社交目标的选择并无显著差别，而在发动交往时，被拒绝儿童更倾向于借助他人帮助，被忽视和被拒绝儿童比正常儿童更少选择言语沟通和解释策略，被忽视儿童发动交往的有效性低于其他儿童，被拒绝儿童解决冲突的适当性低于受欢迎儿童和一般型儿童(周宗奎，范翠英，2003)。我们的研究(徐云，周宗奎，2008)也发现，社会技能对四类同伴接纳类型均有显著预测效应。更具体来说，小学生社会交往技能可以显著预测儿童友谊质量中的陪伴与娱乐、帮助与指导和亲密交流三个维度(莫书亮，段蕾，金琼，孙葵，周宗奎，2010)。

其次，我们也考察了性别对同伴关系的影响。在青春期之前的同伴交往中存在着性别疏离(sex segregation)现象——倾向于偏爱同性别同伴并和同性别同伴游戏，而避开异性同伴(Fabes，Martin & Hanish，2004)。由于性别疏离的存在，男孩和女孩在各自同伴群体内可能形成了不同的交往方式，而这些不同的交往方式又为他们提供了不同的社会经验，包括不同的行为模式和互动类型(Rose & Rudolph，2006)。基于这样的理论前提，我们对中国儿童同伴关系中的性别差异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横断研究表明，童年中期的儿童，无论男女，受到来自同性别同伴的积极提名、朋友提名、互选友谊均显著高于来自异性同伴的提名数；而不同性别儿童在消极提名方面存在一致性，男生受到更多的消极提名(吴姝欣，周宗奎，魏华，鲍娜，2013)。赵冬梅、周宗奎、孙晓军、Cohen和Hsueh(2008)对3年追踪数据的分析发现，儿童的男生、女生互选友谊数在3年时间内都有显著的增加趋势，并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儿童与同性互选友谊数显著多于他们与异性的互选友谊数，男生与女生互选友谊数的增加速度比女生与女生互选友谊数增加速度慢，儿童与男生的互选友谊数越多，他/她与女生的互选友谊数就越少，表明了性别疏离现象的存在。 1.1.2 互动水平(社会行为)对同伴关系的影响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儿童同伴关系的研究基本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上进行，即儿童的社会行为会影响其同伴关系的形成(Ladd，1999)。我们使用Masten编制的班级戏剧量表(Revised Class Play)对儿童社会行为进行测量，主要考察了攻击、退缩和受欺负行为对儿童的友谊和同伴接纳的影响。

首先，我们考察了攻击、受欺负行为对儿童同伴关系的影响。儿童的攻击行为对其友谊的数量有何影响？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关系攻击的影响后，儿童的外部攻击对他们在三年中各时间点测得的与女生的互选友谊数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而对他们与男生的互选友谊数影响不显著；在控制了外部攻击的影响后，儿童的关系攻击对他们在三年中各时间点测得的与女生的互选友谊数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对他们与男生的互选友谊数影响不显著(赵冬梅等，2008)。同时，关系攻击对男生友谊产生消极影响，关系攻击高的男生友谊中的冲突和背叛更多；而关系攻击对女生的友谊则产生积极影响，关系攻击越高，其积极友谊质量越高(魏华，范翠英，周宗奎，田媛，亓艳丽，2011)。这些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符合性别规范的社会行为会对儿童适应产生积极影响。

攻击行为对同伴接纳也有影响。我们研究团队的早期研究表明，在1年期间，持续高关系攻击组的儿童的社会喜好得分显著下降(谭雪晴，2005)。新近的研究进一步考察了这种关系的性别差异，结果表明，男生的外部攻击与社会喜好、关系攻击与社会喜好的相关均显著高于女生(孙晓军，张永欣，周宗奎，2013)。

关于攻击和受欺负与同伴关系的研究发现，小学3~6年级的儿童中，各攻击/受欺负组别在自我提名的朋友数量上无显著差异，但在双向互选朋友以及同伴积极提名方面差异显著——没有卷入攻击/受欺负行为的未参与组最高，其余依次为单纯攻击组、单纯受欺负组和攻击-受欺负组(周宗奎，蔡春凤，赵冬梅，2006)。新近的研究表明，在外部攻击模型中，男生的外部攻击对其社会喜好的预测作用显著高于女生，而外部攻击对其受欺负的预测作用显著低于女生；在关系攻击模型中，男生的关系攻击对其社会喜好的预测作用显著高于女生，男生的社会喜好对其受欺负的预测显著低于女生(孙晓军等，2013)。

其次，我们也探讨了社交退缩行为对儿童同伴关系的影响。儿童的安静退缩行为对他们与男生的互选友谊数和所得的男生评定分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而对他们与女生的互选友谊数和所得的女生评定分影响不显著。也就是说，男生在交朋友的时候，不喜欢安静退缩的同伴。 1.2 同伴关系的影响后效

儿童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必然会产生一系列与交往活动有关的评价和情绪体验。对社交活动的自我觉知和情绪体验不仅是对交往活动的主观反应，而且还会影响到后续的交往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儿童的心理适应状况。我们认为，社交自我知觉是自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作为心理适应的指标。而在社会交往中产生的焦虑和孤独感是重要的情绪体验。了解儿童在社交情境中对自己本人社交问题的知觉和感受以及不良情绪体验有着多种意义。 1.2.1 儿童的社会行为、同伴关系对孤独感的影响

研究表明，儿童的孤独感与其同伴接纳水平相关非常显著，儿童的社交地位不同其孤独感也有差异，儿童的社交地位越不利，其孤独感就越强(周宗奎，赵冬梅，陈晶，蒋京川，Hundley，2003)。我们的研究发现，被拒绝儿童的孤独感最高，其次是被忽视儿童(周宗奎，范翠英，2001)。追踪研究表明，在控制了早期的孤独感和其它同伴交往变量的作用后，儿童的互选朋友数和友谊质量对2年后的孤独感都有独特的影响(周宗奎，赵冬梅，孙晓军，定险峰，2006)。另一项追踪研究表明，对于男孩而言，友谊质量的变化对于1年后测得的孤独感有显著影响；对于女孩而言，社交自我知觉的变化对其1年后的孤独感存在显著影响(赵冬梅，周宗奎，2006)。另一项研究也表明，男生的孤独感的主要预测变量为来自男生的朋友提名；而来自女生的积极提名能更好地负向预测女生的孤独感(吴姝欣等，2013)。 1.2.2 儿童的同伴关系与社交自我知觉和情绪问题之间的综合研究

鉴于孤独感是个体对自己社交状况的一种主观体验，客观的同伴接纳水平在预测主观孤独感时可能会存在偏差。例如，有研究发现，一些受欢迎儿童报告了极高水平的孤独感，而一些被拒绝型儿童却报告了极低水平的孤独感(Lau S，Chan，& Lau P，1999)。之所以有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个体内部的主观因素造成的。例如，个体对自己社交状况的评价影响着他们体验到的孤独感。与社会喜好相比，对自己社交能力的评价更能预测孤独感(周宗奎，赵冬梅等，2003)，并且纵向研究也发现，社交自我知觉的上升和下降显著地影响到孤独感的降低和增强(赵冬梅，周宗奎，2006)。

我们把社交自我知觉作为一种主观的自我评价，综合同伴关系的其它变量，考察它们对孤独感的影响。较早的研究发现，不同社交地位的儿童其孤独感也不同，低接纳组儿童的孤独感显著高于一般接纳组和高接纳组；在高接纳组儿童中，社交自我知觉消极的儿童其孤独感显著高于社交自我知觉一般的儿童，社交自我知觉一般的儿童其孤独感显著高于社交自我知觉积极的儿童(周宗奎，赵冬梅等，2003)。

此外，我们还考察了个体对自己社交状况的评价在同伴交往与孤独感之间的中介效应。当综合考察同伴关系(社会喜好和友谊质量)与孤独感之间的联系时，友谊质量主要通过社交自我知觉的中介作用与孤独感产生联系，同时也与孤独感间存在直接的联系；而社会喜好与孤独感间的联系则是通过社交自我知觉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不存在直接效应(周宗奎，孙晓军，赵冬梅，Hsueh，2005)。新近的研究也表明，自我觉知的社会能力在友谊质量与孤独感、社会喜好与孤独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Zhang et al., 2014)。 2 同伴关系的追踪研究 2.1 同伴交往各水平变量的发展 2.1.1 个体水平：社交自我知觉发展

社交自我知觉是指个体对自己社交状况的主观评价。周宗奎、孙晓军、向远明和刘久军(2007)对450名3~6年级儿童进行的为期一年的追踪研究发现，间隔一年的社交自我知觉的相关系数为0.48。间隔两年的相关系数则为0.42(周宗奎，李萌，赵冬梅，2006)。另一项为期三年的追踪研究发现，三年间社交自我知觉有显著的上升趋势，但是，社交自我知觉的增长速度与儿童社交自我知觉平均值的高低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赵冬梅，2007)。 2.1.2 人际互动水平：社会行为的发展

小学3~6年级儿童的攻击行为相对稳定(孙晓军，2006)。赵冬梅、周宗奎、范翠英和柯善玉(2009)对小学三年级和四年级儿童的三年追踪研究发现，儿童外部攻击与关系攻击的发展变化趋势不显著，但是高年级儿童的关系攻击增长速度高于低年级儿童，表明儿童逐渐开始使用关系攻击这种比较隐蔽的攻击方法来取代外部攻击行为。研究还发现，外部攻击与关系攻击是一种共生的关系，表现在外部攻击水平高的儿童，其关系攻击水平也较高。外部攻击行为变化较快的儿童，其关系攻击变化也比较快。

社交领导(sociability-leadership)行为也被称为亲社会行为。研究发现，儿童的社交领导行为具有相对较高的稳定性(孙晓军，2006)。三年追踪研究发现，初始社交领导行为水平较高组的儿童，其社交领导行为增长速率较快，表现出典型的“马太效应”发展模式(游志麒，2006)。

社交退缩行为上，三年追踪数据的分析发现，儿童的安静退缩行为的下降趋势不显著，但是这种变化存在着显著的个体间差异。例如，男生的安静退缩水平在三年期间都显著低于女生，而三、四年级儿童的安静退缩水平差异不显著(赵冬梅，2007)。 2.1.3 双向关系水平：互选友谊的发展

对小学三、四年级儿童的三年追踪研究(赵冬梅等，2008)发现，小学儿童与男生、女生的互选友谊数量在三年间都有显著的上升趋势，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他们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朋友网络。同时，儿童与同性同伴的互选友谊数显著多于他们跟异性同伴的互选友谊数，并且两类互选友谊数三次测量的总体均值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这说明，儿童同伴交往中存在着明确的性别疏离现象，即偏爱或倾向于与同性别的同伴进行交往。 2.1.4 群体水平：同伴评定的发展

同伴评定通常采用提名法进行测量，反应的是同伴群体对个体的接纳、喜好程度。三年的追踪研究(赵冬梅，2007)发现，儿童所得的男、女同伴评定分都有显著的上升趋势，且两类同伴评定分三次测量的均值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即受男生喜欢的儿童也受女生喜欢。两类同伴评定分的斜率(随时间的上升速度)之间相关不显著。 2.2 同伴关系发展的影响后效 2.2.1 同伴关系的发展对孤独感的影响

对430名小学儿童的一年追踪研究发现，前测的社交自我知觉和友谊质量均能显著预测后测的孤独感(孙晓军，2006)。而对另一样本(N=274)的小学3、4年级儿童的两年追踪研究(周宗奎，赵冬梅，孙晓军，定险峰，2006)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即互选朋友数量对孤独感具有单向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发现，同伴关系的变化对孤独感的影响因性别而异。对于男孩而言，友谊质量的发展变化对其孤独感影响更突出；而对于女孩而言，社交自我知觉的发展变化对其孤独感影响更甚(赵冬梅，周宗奎，2006)。 2.2.2 同伴关系的发展对学业成就的影响

周宗奎、李萌和赵冬梅(2006)以小学3~6年级的儿童为研究对象，采用为期6个月的追踪研究设计，探讨了同伴交往变量与学业成就之间的相互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前测学业成就后，前测的社会喜好、积极友谊质量、社交领导行为可以分别正向预测后测的学业成就，而前测的攻击行为可以负向预测后期的学业成就。 3 同伴关系的中美比较

近年来，随着生态化运动和跨文化研究的兴起，人们开始突破以往把儿童同伴关系从生态背景中孤立出来考察的研究范式，转而关注在广阔的生态背景下探讨儿童同伴关系的差异及其长期影响(探讨同伴关系对个体适应的作用)，因此，作为儿童所处生态环境中重要的宏观背景因素，文化对同伴关系的影响，以及同伴关系影响儿童行为适应和认知适应的文化特异性及文化普遍性等问题日益受到重视。

已有大量研究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下儿童的发展模式并不一致。作为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人际的合作与集体的和谐，鼓励人际交往；而作为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的代表，美国的传统文化则强调个人定向，鼓励儿童与他人竞争，争取自己的权力，努力满足个人的需要(Bergmüller，2013; Imada，2012; Lau et al., 2013)。如，Bergmüller(2013)的研究发现，在同伴冲突和攻击行为上，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儿童得分低于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的儿童；Lau等(2013)则发现，中加儿童在道德判断上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儿童将集体利益放在个体利益之上，而加拿大儿童则与之相反，认为个人利益比集体主义更重要；中国儿童对于身边出色的同伴，往往表现出尊重的态度，期望能效仿他们，而美国儿童则常表现出消极的行为(Li & Wang，2004)。

我们基于中美比较的跨文化研究，试图从多个层面揭示儿童同伴关系领域的文化特异性。 3.1 中美儿童的社会行为、同伴关系与孤独感的关系

孙晓军(2006)进行的一项中美跨文化研究，考察了儿童社会行为、同伴关系、社交自我知觉和孤独感的中美跨文化差异及各变量间关系的跨文化差异。研究采用心理测量法，对595名中美3~6年级小学生(其中中国儿童430名，美国儿童165名)进行了测量，测量工具包括同伴提名问卷、友谊质量问卷、儿童社交自我知觉量表和儿童孤独感量表。

各变量的中美跨文化差异比较发现，中美儿童在友谊质量、社交自我知觉和孤独感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中国儿童在友谊质量各个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美国儿童，而美国儿童的社交自我知觉和孤独感得分则显著高于中国儿童(表 1)。

各变量间关系的中美跨文化比较发现，中美儿童的社会行为、同伴关系对其孤独感具有同样的预测模型(形态等同)，即两种文化背景下，儿童的社会行为均通过同伴关系(社会喜好和友谊质量)、社交自我知觉的多重中介作用对孤独感产生影响。其中，社会喜好只通过社交自我知觉的中介作用与孤独感产生联系，而友谊质量与孤独感既存在中介的联系，也存在直接效应。同时，形态等同基础上的路径系数比较发现，中国儿童友谊质量对社交自我知觉的预测力和社交自我知觉对孤独感的预测力均显著高于美国儿童(图 1)(Sun，Zhou，Zhao，Cohen，& Hsueh，2008; 孙晓军，2006)。

图 1 中美儿童社会行为、同伴关系和孤独感间关系的模型比较(孙晓军，2006)(注：括号内为美国儿童数值，其它为中国儿童对应数值)

图选项

Hsueh，Zhou，Cohen，Hundley和Deptula(2004)进行的一项关于儿童尊重观念的中美跨文化研究发现，中美儿童在对尊重行为的理解上存在差异，中国儿童所理解的尊重包括钦佩和相互性两部分，美国儿童理解的尊重仅包括相互性；同时，中国儿童认为刻苦努力是尊重老师的典型表现，而美国儿童则认为对老师的服从是典型的尊重教师。

我们的另一项中美比较研究考察了儿童同伴尊重、同伴喜欢和社交技能关系间的跨文化差异。研究采用心理测量法，对815名中美3~6年级小学生(其中中国儿童580名，美国儿童235名)进行了测量，测量工具包括同伴提名问卷(尊重提名和喜欢提名)、社交自我知觉问卷、孤独感问卷、同伴乐观问卷和友谊质量问卷。研究结果发现，中美不同文化背景下，同伴尊重与同伴喜欢间均呈现显著正相关，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相关系数显著高于美国(表 2)(ΔZ_r=4.01，p<0.001)。同时，进一步的SEM分析表明，相比于“社会技能—同伴喜欢—同伴尊重”的关系模型，“社会技能—同伴尊重—同伴喜欢”的中介作用模型在两种文化下均具有更好的拟合度(Cohen，Hsueh，Zhou，Hancock，& Floyd，2006)。

互联网引发了人的社会交往方式的改变，网络交往为个体交往提供了新型交往媒介与途径，亦使得交往形式与过程更加多样化(Franzen，2000; Fine，Sifry，Rasiej，& Levy，2008)。网络已经成为儿童青少年成长的重要环境，网络交往更是受到广大儿童青少年的钟爱。同时，由网络引发的青少年问题行为及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受到研究者、家长和教师的广泛关注。

我们在建设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过程中，正式确立了儿童青少年网络社会行为作为重点研究方向之一。在这一背景下，围绕儿童青少年网络交往中的网络交往使用偏好、网络自我表露、网络欺负、网络关系成瘾等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4.1 网络交往的使用偏好

网络具有匿名性、继时性和超越时空性以及可存档性和可弥补性等特点(Christopherson，2007; Lapidot-Lefler，& Barak，2012)，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人际交往环境(Walther，2007)。相对于传统面对面交往，网络交往具有虚拟性、开放性、多样性、高效性、弱联系性、平等性等特点，受到儿童青少年的广泛青睐(平凡，2014)。

平凡(2014)的研究发现，越内向、孤独感水平越高的个体越是更多地寻求网络交往，在网络交往过程中，个体会在网络上表现出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网络自我。较之面对面的现实社交，非面对面的网络社交有较小的社交压力，存在较低的社交焦虑水平(贺金波，陈昌润，贺司琪，周宗奎，2014)。互联网的这些特点为羞怯和社交退缩者提供了较为舒适的交往情境，可以降低个体的羞怯和焦虑水平(罗青，周宗奎，魏华，田媛，孔繁昌，2013; 田媛，2012)。 4.2 网络自我表露

作为自我表露在信息化时代的新形式，网络自我表露正逐渐取代传统人际互动中的自我表露，成为自我表露的主要方式。谢笑春、孙晓军和周宗奎(2013)经过对以往研究的梳理发现，网络自我表露作为个体向他人传递信息、表达情感和分享经验的一种途径，它和线下自我表露一样都对人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有积极作用。谢笑春(2014)探讨了自我觉察对社网站中自我表露的影响，结果发现，自我觉察对大学生QQ空间网络自我表露的数量无影响，但对自我表露深度有影响——高私我觉察大学生的QQ空间网络自我表露深度多于低私我觉察大学生，高公我觉察大学生QQ空间网络自我表露深度多于低公我觉察大学生。此外，鲍娜(2014)探讨了社交网站中的自我呈现对自尊的影响，结果发现社交网站中的积极自我呈现策略能提升个体的自尊水平，这种作用主要通过积极情绪的中介作用及积极情绪和社会支持链式中介作用实现；而真实自我呈现策略则主要通过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提升自尊。 4.3 网络欺负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在个体的网络同伴交往中，网络欺负(cyberbullying)这一问题逐渐凸显。网络欺负是指在网络环境下具有相对优势的个体或群体借助于网络交往方式或媒介(如电子邮件、即时通信、博客等)有意实施的指向特定对象的可能产生持续性伤害的一系列侵犯行为的总称(Kowalski，Limber，& Agatston，2012; Patchin & Hinduja，2012)。我们针对1438名中学生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56.88%的中学生经历过某些形式的网络欺负，同时有34.84%的中学生曾经在网上对他人实施过某种形式的欺负行为(Zhou et al., 2013)。经历网络受欺负的青少年更可能具有较高的抑郁水平，网络受欺负通过压力感对青少年的抑郁水平产生影响，而压力感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随网络社会支持水平的提高而降低(胡阳，范翠英，张凤娟，谢笑春，郝恩河，2014)。此外，同伴支持对网络欺负具有显著影响，同伴支持、学校联结在亲子关系与高中生网络欺负、网络受欺负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翟紫燕，2013)。 4.4 网络关系成瘾

网络交往对个体的心理社会适应有着积极的作用，但过度依赖网络交往，陷入网络人际关系成瘾，会损害个体现实中的人际关系，也会给个体的身心健康带来极大的危害(Chen & Peng，2008; Stepanikova，Nie，& He，2010)。有关网络关系成瘾的研究表明，作为网络成瘾的一种亚型，影响网络成瘾的因素如环境(家庭教养方式、亲子关系、社会支持等)和个体(人格、自尊、自我控制等)因素，也会影响网络人际关系成瘾(Weinstein & Lejoyeux，2010; Flisher，2010)；但是人际困扰如社交焦虑和孤独对网络人际关系成瘾有着更直接的影响(Lee & Stapinski，2012; Odac & Kalkan，2010; 平凡，周宗奎，潘清泉，2011)。田媛2012)的研究发现，社交退缩水平越高的人越倾向于在网上发展低频互动，此外，社交退缩还会通过网络交往动机和网络交往行为预测个体的网络交往依赖。李菲菲、罗青、周宗奎、孙晓军和魏华(2012)的研究也表明，羞怯对网络交往依赖具有显著影响，且这种效应是通过人际交往困扰的完全中介作用实现。 5 总结与展望

经过10余年的系统研究，我们团队明晰了个体特征(社交技能、性别)、个体互动水平特征(攻击和/或受欺负、社交退缩)对同伴关系的作用，以及其对个体的心理社会适应(孤独感、社交自我知觉)的影响，探讨了不同水平同伴关系的发展变化；就同伴关系的中美文化差异进行了分析，并初步探讨了网络同伴关系的发展特点及其影响。基于这些工作，我们对同伴关系的基础性理论问题已经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从横向和纵向层面，为同伴关系的一般发展规律及其与心理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证据。同时，未来的研究还有许多方面可以推进。

例如，随着移动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交往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越来越细致和深入，线上交往与线下交往已经融为一体，尤其是线上熟人互动和交往，已经是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交往的一部分。虽然我们已经开始了本领域的相关工作，但仍处于起步阶段，后续工作中需要继续深入考察网络的独特性，以及网络交往的独特性对线下交往的影响，在多个层面考察更加丰富的交往结构、交往层次对个体发展的意义和作用。这些研究也可以为指导儿童和青少年的网络使用提供理论依据。

又如，进一步探讨在社会性发展进程中同伴关系网络的直接作用，以及关系网络中的个体与个体间的相互作用。近年来兴起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正为解决这样的问题提供了途径(Westaby，Pfaff，& Redding，2014)。在以往的社会科学的绝大多数领域，都假定行为人做出的决定和所采取的行动，均是基于个体自身的知觉与判断，并不考虑其他人的行为。这些分析方法对于事物的解释主要考虑了个人的特性，然而却忽略了社会行为人所嵌入的更为广泛的互动背景，也就是环境的作用。实际上，在社会环境中，每个人都参与到了社会系统之中，均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员，而这个系统则将每一个行为人按照一定的规则联系在一起。在这个系统中，每个行为人都将受到这个系统中行为人之间关系的影响(游志麒，2014；Knoke & Yang，2008)。因此，未来研究中我们将更注重社会关系网络的特征(行为人之间的关系)对于个体行为和认知的影响。

再如，从变量中心的分析向个体中心的分析的转变，这对揭示个体同伴关系发展的异质性也有重要的意义。以往大量的以变量为中心的研究揭示了同伴关系及心理社会适应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描述的是某些变量在个体发展中的一般规律和作用，而实际上，我们发现不同的个体群组遵循不同的发展路径或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比如，性别隔离和性别差异的一系列研究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至少在不同性别群体内，个体的发展不仅存在不同的路径或规律(吴姝欣等，2013; 游志麒等，2013; 赵冬梅等，2008; 赵冬梅，2007)，一些变量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魏华，范翠英，周宗奎，田媛，亓艳丽，2011; 孙晓军等，2013; 赵冬梅等，2008)。而个体中心的分析正是对个体发展过程的主要特征进行分析，保留了大量宝贵的个体信息。以个体为中心的分析方法为以变量为中心的分析方法提供了有益的补充，能使研究者在分析数据时具有更广阔的视角，得到更精确全面的结果，并极大地提高教育实践和教育干预的针对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