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期一直以来都被研究者们称作“暴风骤雨期”(Casey et al., 2010)，并以青少年较大的情绪波动为主要特征之一。与日俱增的情绪调节需求使得个体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逐渐娴熟，相应地，情绪调节水平也反过来决定了青少年的人际互动、心理健康以及总体幸福感等相关方面的状况(Meeus，van de Schoot，Keijsers，& Branje，2012; Silvers et al., 2012)。学会采用有效的调节策略对自身情绪进行调节是青少年情绪社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Griffith，Dubow，& Ippolito，2000)。因此，通过对青少年情绪调节发展状况的研究，能够加深我们对个体社会性发展的认识。

情绪(Emotion)是个体对外在刺激的一种实时反应，它体现了一种对外部环境的适应，也反映了个体的经验和智慧(Gross，2013)。情绪也是一种最具有主观性的心理现象，体现了个体对不同刺激的价值理解以及自身对刺激反应的差异(John & Gross，2007)。随着情绪的发生，个体的生理激活、情绪体验以及表情行为都会产生相应的改变(Gross & Thompson，2007)。这种基于外在刺激的身心变化对个体的生存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反映了个体是如何克服挑战性刺激以及如何对外在环境中关键信息做出回应的(Gross，2002; Gross，2010)。这种根据外在刺激对个体内在体验、生理反应以及行为表现进行调控的模式就是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

情绪调节的发展是青少年期社会化进程的一个重要体现(邓欣媚，王瑞安，桑标，2011；桑标，邓欣媚，2014)。以往研究指出，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的情绪调节变得越来越娴熟(Hay & Diehl，2011; Larcom & Isaacowitz，2009)，青少年能够越来越有效地使用特定的调节策略对其情绪体验进行调节(Silvers et al., 2012)。这种调节策略使用的发展存在着复杂性和非线性的变化趋势(赵鑫，张润竹，周仁来，2010)。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使用认知调节策略会逐渐增加，然而，对于处于不同应激情境中的个体，其认知风格很可能会影响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罗伏生，王小凤，张珊明，沈丹，2010)。这种由于不同情绪事件类型导致的调节策略使用差异也视年龄而有所不同，表明个体情绪调节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蒋长好，石长地，2009)。然而，纵观这些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以往研究者主要在典型的西方文化背景下对个体的情绪调节发展的特点进行探讨(Langeslag & Van Stien，2010)，国内研究也仅仅以中国青少年被试作为研究样本，很少结合不同文化背景对情绪以及情绪调节的界定去探讨个体情绪调节的发展(姚端维，陈英和，赵延芹，2004；姜媛，白学军，沈德立，2008；罗伏生，王小凤，张珊明，沈丹，2010)。然而，个体发展不是处于真空的环境当中，个体情绪调节习惯的形成是其对社会价值以及文化内涵的内化过程(桑标，邓欣媚，2010)。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其情绪调节发展特点通常与其文化价值、社会规范、调节目标等相联系(Miyamoto，Ma，& Petermann，2014)，因此，探讨中国文化下青少年情绪调节的发展有助于我们理解个体社会化发展的一般模式与独特特点。

情绪发展研究者总是乐于提出何种调节策略在发展过程中更具有适应价值等问题(Srivastava，Tamir，McGonigal，John，& Gross，2009)。按照调节的结果和效果分类，情绪调节策略可分为增强调节(Up-regulation)和减弱调节(Down-regulation)。增强调节是指那些使情绪体验得以增强和最大化、使情绪的行为反应和表达扩大的调节策略；减弱调节是指那些能够使情绪体验减低和最小化、使情绪的行为反应和表达减弱的调节策略(Krompinger，Moser，& Simons，2008)。不同情绪调节策略对不同情绪刺激的调节效果在情绪体验和躯体反应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异(McRae，Ochsner，Mauss，Gabrieli，& Gross，2008; GOchsner，Bunge，Gross，& abrieli，2002)。一些研究发现，习惯性地使用减弱调节策略能够降低由极端情绪所引发的对生理反应的负面影响(Giuliani，McRae，& Gross，2008)，降低负面情绪体验，促进情绪调节技能(Gross，2001)；习惯性地使用增强调节则会使个体的负面情绪体验延长(Rusting & Nolen-Hoeksema，1998)。

当然，这些研究结果都来源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成人研究。近年来，我们课题组关于青少年情绪调节的研究则发现，减弱调节策略的使用是青少年期个体情绪调节发展的主导趋势，并有助于青少年的情绪体验。

Deng等人(2013)通过体验取样法，从青少年日常情绪生活出发，探讨中国青少年在不同情绪事件发生时的情绪调节策略使用倾向，以及使用不同调节策略对所感受到的情绪体验带来的累积和滞后影响。研究发现，在日常生活中，中国青少年更倾向于使用那些降低其情绪体验的调节策略，比如转移注意力、重新对问题做出思考、压抑情绪带来的影响等。使用减弱调节频率较高的青少年，比使用增强调节频率较高的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更多的正性体验。另外，对正性情绪进行有意识的压抑与降低虽然减少了青少年在短时间内的正性情绪体验，但更符合中国文化的调节需求，后续会导致长期的正性体验。

Sang等人(2014)使用追踪研究法，从青少年长期的发展趋势出发，探讨中国青少年在成长的过程中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习惯是否产生了变化，并重点探讨使用不同的调节策略是否会对其日常情绪体验状况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在发展过程中青少年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减弱调节策略应对自己的情绪。在遇到带来正性情绪体验的事件当中，那些能够有意识地对其正性情绪进行减弱调节的青少年，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更为积极的情绪。从对负性情绪的调节和应对来说，负性情绪的减弱调节习惯与青少年日常负性情绪体验的减少密切相关。这反映了青少年情绪调节发展过程中减弱调节策略对个体情绪的适应价值。

另外，有关青少年对即时情绪刺激调节效应发展的研究也指出，成年人对即时负性情绪刺激的在线减弱调节效应显著优于早期青少年(桑标等，2014)。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在更短的加工进程内对即时情绪体验的在线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日益娴熟，能够按照调节目标产生更大的调节效应量。即时减弱调节策略使用效应的递增发展趋势是个体即时情绪调节发展上的主导特征。

上述几个研究，分别从情绪调节发展的不同侧面(情绪调节习惯与特质、调节策略使用频率、在线情绪调节效应)，验证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青少年情绪调节发展变化的确是一个以减弱调节策略发展为主导的过程。

青春期个体逐渐提高的情绪调节需求促进了其情绪调节技能的提高，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发展趋势反过来说明了何为有效的调节策略(Casey et al., 2010; Casey，Getz，& Galvan，2008)。减弱调节策略使用的日益增加以及在早期青少年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其适应价值(邓欣媚等，2011)。那么为什么减弱调节策略在中国青少年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讨论。

首先，减弱调节策略的使用符合中国文化价值对情绪调节目标的设定(Yeh & Inose，2002)。在中国文化背景中，在情绪事件中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是情绪调节的最主要目标之一。例如，随意在公众场合表露自身的情绪感受会被视作是不成熟的表现(Butler，Lee，& Gross，2009)，因而在涉及情绪的表达时，人们通常会考虑到情绪表达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倾向于选择使用减弱调节策略减少情绪表达所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比如影响他人)。另外，文化对情绪表达的认同程度决定了情绪调节策略的有效性。例如，西方文化鼓励个体自由地表达自身的情绪感受，认为宣泄表情有助于身心健康，抑制情绪表达则通常会导致其他心理机能的失调。然而，这种由减弱情绪表达引发的心理问题在中国被试的身上并不存在(Soto，Perez，Kim，Lee，& Minnick，2011)。相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较多减弱调节策略的个体能够体验到较高的正性情绪体验(Deng，Sang，& Luan，2013)。

其次，减弱调节策略的使用与中国文化对不同情绪调节策略的态度相一致。以往研究指出，情绪调节的态度对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以及调节的效应有很大的影响(刘俊升，桑标，2009；马伟娜，桑标，2011)。那些认为情绪需要被减弱和控制的个体，在情绪加工中更倾向于选择使用减弱调节策略对其情绪体验进行调整，而这种调节策略的选择有时候甚至是一种无意识的自动化加工；相反，那些认为增强调节策略是一种较为有效调节策略的个体，在面对情绪刺激时则更倾向于对其情绪体验进行宣泄和表达(Mauss，Cook，& Gross，2007)。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情绪增强调节往往被认为是非理性的和不合时宜的(Mauss，Evers，Wilhelm，& Gross，2006)，例如，在很多中国历史和文学作品当中，能够掩饰自身的强烈情绪感受并保持冷静是一种能力，也是获得成功的前提，诸如“泰然自若”和“荣辱不惊”等词足以表现中国文化中对减弱调节策略的推崇。

再者，减弱调节策略的使用除了符合中国文化价值观对情绪和情绪调节的认识以外，它甚至能够避免由强烈情绪体验所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Giuliani，McRae，& Gross，2008)。在情绪事件中个体体验到的强烈情绪感受以及伴随而来的生理反应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发展进程中都对个体有巨大的影响。例如，习惯性使用减弱调节策略能够降低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极端正性和负性情绪体验的频率以及情绪事件发生时个体生理反应的水平(Giuliani et al., 2008)。另外，习惯性使用减弱调节策略对降低个体日常情绪体验波动以及将情绪状态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范围内具有重要的作用(Kuppens，Oravecz，& Tuerlinckx，2010)。在无情绪事件诱发时，个体的情绪状态存在着一个基线，一旦遇到情绪刺激的激发，其情绪会随着内在和外在事件的发生而产生变化。除了基线状态以外，个体亦存在着一个使情绪恢复到基线状态的情绪调节拉力。情绪调节的拉力使个体的情绪变化和波动维持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不同的情绪调节模式对情绪体验和情绪拉力有不同的作用，习惯性地使用减弱调节策略能够增强拉力(Gross，2001; Rusting et al., 1998)。尽管有研究指出，在短期使用增强调节策略并不会对情绪调节拉力产生影响，但从长期来看习惯性地使用增强调节策略会使个体的情绪调节拉力降低(Kuppens et al., 2010)。因此，使用减弱调节策略有助于个体在情绪事件中恢复到其感觉最合适的情绪状态，这使减弱调节成为在发展过程中更具有适应价值的调节策略。

因此，从降低由情绪表达所带来的潜在人际关系危机、符合中国文化对情绪调节策略的认识和态度、对个体身心功能的促进作用来看，减弱调节策略在青少年发展过程中具有较高的适应价值。

情绪调节存在着不同的目标和功能。例如，满足个体的享乐需求使正性情绪最大化、负性情绪最小化、促进短期和长期目标的实现以及乐观的人格特征(Koole，2009; Novin，Rieffe，& Mo，2010)。从传统意义的情绪调节研究来说，个体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倾向于使自身的正性情绪体验得到最大化，以达到趋利避害的目标(Carstensen，Mikels，Mayr，& Nesselroade，2000)。然而，个体的情绪调节并不总是由趋利避害的短期享乐目标所引导。实际上，个体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甚至会牺牲当下的正性体验以实现某些长期的、功利性的目标(Tamir，Mitchell，& Gross，2008)，例如，适当增强考前紧张的情绪以达到更好的备考状态。

正如有关中国青少年情绪调节特点的研究所指出的(Deng et al., 2013)，早期青少年若以牺牲短期的正性情绪体验为代价，对正性情绪采取减弱调节，他们就能够在之后的情绪采样时刻中体验到更高的正性情绪。这种对正性情绪体验的短期削弱虽然暂时降低了个体的愉悦感受，但是能够为他们日后带来更高的正性体验。与此相一致的是，从长期的发展趋势来说，正性情绪的减弱调节习惯与个体日常正性情绪体验的增加有联系(Sang，Deng，& Luan，2014)。无论是之前提到的Sang等人(2014)追踪研究中所反映的正性情绪减弱调节习惯形成趋势，或者是Deng等人(2013)体验取样研究中所体现的正性情绪减弱调节滞后效应，二者均反映了在发展的过程中青少年正性情绪调节的一种非享乐主义调节模式(anti-hedonic regulation)。

这种非享乐主义调节模式如何形成的呢？这很可能源自于情绪调节过程中个体所设定的实用性调节目标。个体在特定情况下会牺牲短期的享乐而指向长远的功利性目标。这种实用性的调节目标反映了个体在特定的情绪事件和环境背景中对享乐需求和实用得益的权衡(Tamir，2005; Tamir，Chiu，& Gross，2007)。情绪的享乐需求和实用得益是可以分离的两个部分，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都可以是一种有价值的体验。这种情绪的价值体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在情绪事件中所处的位置(Frijda，1988; Novin，Rieffe，& Mo，2010)。在情绪事件中，如果个体的调节是以满足其情绪的享乐需求为首要目标，他们会倾向使用增强调节策略调整其正性情绪体验。相反，如果个体的调节并非简单地想要扩大其正性情绪体验而是希望达到某些长远的功利性目标，而这种长远的功利性目标又和其享乐需求相冲突时，个体很可能会通过增强其负性情绪体验来达到实用得益(Tamir，2005; Hackenbracht & Tamir，2010)。在个体发展的历程中，家长和老师对儿童从小就灌输“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观念，故而与学业相关的正性情绪(如，骄傲)被认为是一种会妨碍日后成功的体验，需要被减弱。这反映了中国文化下对正性情绪的一种非享乐主义的调节原则(Deng et al., 2013)。这种对正性情绪的减弱调节符合中国人对正性情绪的辩证观点(例如，乐极生悲)，在某种程度上非享乐主义的情绪调节具有一定的适应价值(Miyamoto & Ma，2011)。例如，在日常情绪生活中，当青少年把其调节目标设定为获得更好的成绩时，尽管他们在情绪事件中获得了正性体验，他们也倾向于使用减弱调节来维持其目标的实现。在与学业有关的情绪事件当中，无论青少年体验到正性情绪还是负性情绪，他们都更倾向于使用减弱调节。这种由实用性目标驱使的情绪调节表现了青少年对正性情绪的一种特定的表征——正性情绪体验与实用性目标相冲突。

非享乐主义调节模式的存在体现了中国文化价值系统中对正性情绪的一种辩证的理解(Miyamoto et al., 2011)。普遍来说，人们都想要经历更多开心的事情，尽量让自己处于高兴的情绪状态当中(Carstensen et al., 2000)。然而，在不同的文化下，人们对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的看法有很大的差异。例如，在西方主流文化下，正性情绪体验被认为对个体的身心健康大有裨益。表达自身的正性情绪或者是勇于追求愉悦的感受是一项基本的权利和自由(Brans，Koval，Verduyn，Lim，& Kuppens，2013; Oishi，Graham，Kesebir，& Galinha，2013)。然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正性情绪则被认为是一种需要小心处理的感受。强烈的正性情绪更被看作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感受，甚至能够引发潜在的灾难(Uchida & Kitayama，2009)，如“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过度表露正性情绪也会为人际关系的和谐带来负面的影响，比如，引发嫉妒或被认为不顾及他人感受。因此，在正、负情绪当中寻求一种平衡和中庸是中国最为主流的文化价值观(Miyamoto et al., 2011; Peng & Nisbett，1999)。

而实际上，在发展过程中，文化价值对情绪的界定随着个体社会化进程的深化而逐渐深入人心。不同文化价值观对情绪的不同界定很多时候通过上一辈的言行身教传递给儿童青少年。例如，在教导孩子时，美国母亲更倾向于关注孩子在各个领域的表现与成就，而中国母亲则认为让孩子学会如何守规矩更为重要(Miler，Wang，S and el，& Cho，2002)。实验室研究也发现，当孩子面对成功时，美国母亲更倾向于增强其正性情绪体验，关注成功的体验，而中国母亲则倾向于降低其正性体验，削弱成功体验带来的影响(Ng，Pomerantz，& Lam，2007)。比如，当孩子成功完成要求的任务时，美国母亲更多地给以孩子积极的评价和反馈(例如，表扬)，而中国母亲则倾向于和孩子讨论一些与任务相关的内容(Ng et al., 2007)。这种基于家庭教养的差异使得个体关于正性情绪方面的不同价值逐渐内化，在社会化进程中逐渐形成。由此，在发展过程中青少年通过文化的影响逐渐形成了这种符合中国文化的调节模式——对正性情绪表现出非享乐主义的调节模式。

青少年的发展受个体内在因素和外在环境的共同作用(Monahan & Steinberg，2011)。从个体内在心理发展而言，青春期激素水平的变化、持续的大脑发育、个体独立性的形成都对青少年的情绪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使得青少年情绪调节的需求日益增强(Brown，2004; Dahl & Spear，2004)。从外在环境的作用来说，个体对社会环境的适应是心理能力形成的一个重要过程。中国文化价值以及社会规范是个体情绪调节及其社会适应的重要影响因素。个体不同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习惯及其发展反过来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对个体情绪调节的影响(Lee，Okazaki，Yoo，2006)。从本土价值意义上探讨中国青少年情绪调节发展的特点能够为相关领域的科研工作者提供关于个体社会情绪发展的实证支持，也能够给广大家长与一线教育工作者提供教育实践方面的帮助，从而针对中国青少年情绪的特点，促进青少年情绪发展，预防和减少情绪问题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