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期是个体的生理心理发生急剧变化，从幼稚走向成熟的重要转折时期。社会变迁与身心发展的双重压力使得当代青少年的社会适应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发展适用于我国青少年的社会适应测评工具，评估当前我国青少年的社会适应状况，系统探讨影响青少年社会适应的个体与环境因素，并揭示其影响青少年社会适应的作用机制，不仅有助于正确把握青少年心理发展的规律，深入理解遗传与环境的关系，丰富和深化青少年个性与社会性发展的理论，还可以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促进民族素质和综合国力的提高提供科学依据。基于此，我们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本文将对我们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整体性回顾，并对未来研究方向做出展望。

国内外不同研究者对于社会适应的研究内容、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均存在争议，这既反映了对社会适应内涵的不同理解，也说明对社会适应的状况和结构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导致人们难以将社会适应的不同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在广泛阅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我们提出，社会适应是指个体在与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中，通过顺应环境、调控自我或改变环境，最终达到与社会环境保持和谐、平衡的动态关系，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心理、社会协调状态的综合反映。基于这一观点，我们提出了青少年社会适应的领域-功能理论模型。首先，从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的关键任务及当前青少年面临的主要适应问题出发，确定社会适应包括人际关系、规范行为、自我认识、学业成就等基本适应领域。其次，在适应功能上，借鉴积极心理学观点，积极功能并不只是消极功能的反面，评估体系应该从积极和消极两种状态对社会适应状况进行评价。积极适应是个体为了满足生存、发展或社会规范的需要，必须达到或具备的与其年龄相符合、与个体的幸福、力量和成长相关联的行为；消极适应是个体个人独立与社会责任不相符合、不利于个体生存、发展和成长的行为(邹泓，余益兵，周晖，刘艳，2012)。

根据社会适应的领域-功能理论模型，设计测评问卷，最终形成自我适应、人际适应、行为适应和环境适应4个领域，以及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两种功能状态的8维度问卷，分别命名为自我肯定、自我烦扰、亲社会倾向、社会疏离、行事效率、违规行为、积极应对和消极退缩。自我肯定反映了个体对于自我满足、自尊、自我价值等积极的自我知觉；自我烦扰反映了个体对于自我的消极评价和情感体验；亲社会倾向反映了个体与他人相处过程中的信任、帮助、分享、支持、共情等亲社会的行为倾向；社会疏离反映了个体人际关系上的疏离、回避、孤独等人际关系不良的状况；行事效率反映了个体在日常生活及学校情境中，有计划的工作、积极的时间管理、高效率地工作和学习等状况；违规行为反映了个体在学校情境中常见的、不符合学校规范的行为；积极应对反映了个体对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挫折和失败的积极认知、情感及行为方式；消极退缩反映了个体对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压力和挫折的消极认知和处理方式。问卷共包含50个题目，采用5级评分。信度效度指标均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

我们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用《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评估问卷》对哈尔滨、北京、西安、武汉、昆明、上海及广州七城市共4898名中学生进行施测，考察了我国城市青少年的社会适应总体状况。结果表明，总体而言，七城市青少年的整体社会适应状况良好。4个积极适应维度得分均高于4个消极适应维度。从不同适应领域的比较来看，青少年的人际适应和自我适应状况较好，而行为适应和环境适应相对较差。在社会适应领域中，人际适应和自我适应反映的是青少年在处理与“人”相关的各类问题时的适应状况，行为适应和环境适应则更多反映青少年应对“事务”时的适应状况。近年来，我国心理健康教育也十分关注青少年群体中的人际关系问题、学习压力问题及自我问题。我们研究的被试均来自于直辖市或省会城市，所在学校一般都开设了心理健康课程。这一结果是否表明心理健康教育有效改善了学生的人际和自我适应问题尚有待进一步检验，但提示在未来教育中，应更为注重培养学生在遵守社会规则的前提下，高效率地行为处事，以及有效应对环境变化和挫折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重点学校学生在社会适应各维度都优于非重点学校学生。这说明重点学校更为优越的师资与教学环境对学生的社会适应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是促进学生社会适应的保护性因素。同时也发现，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的青少年相比，家庭经济地位高的青少年在社会适应各维度上都表现出优势。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的青少年更多的在非重点学校学习，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的青少年更多的在重点学校接受教育。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和家庭经济状况决定了父母和家庭所能提供给孩子的教育投入，包括成长环境、生活质量和教育资源等，而教育投入可能进一步影响青少年的社会适应。这提示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快推动教育的均衡发展，尽可能让更多学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探究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中涉及较多的变量是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个体因素(包括人格、情绪智力和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等)会直接影响青少年社会适应的结果。而且，根据特异感受性理论(Belsky，Bakermans-Kranenburg，& van IJzendoorn，2007)，有机体对于保护性因素和危险性因素的感受性存在个体差异，有些个体更易受保护性因素和(或)危险性因素的影响，其他一些个体既不容易受消极因素的影响，也不容易受积极因素的影响。因此，个体因素也会影响环境因素在青少年社会适应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者都是关注于某一两个因素对社会适应的影响作用，很少同时考察多个因素的影响。近年来有研究者将保护性与危险性因素的概念引入社会适应的研究中，提供了新的视角。保护性因素是指那些能够阻止处于危险环境中的个体产生不良后果的个人的、环境的、情景的和事件的特征。从作用上看，保护性因素可能修正、改善或改变个体对具有潜在适应不良的危险性因素的反应(Rutter，1987)。Martinez-Torteya，Anne Bogat，Von Eye和Levendosky(2009)也认为，保护性因素是与弹性结果有关的个体或环境特征。危险性因素是指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中可能导致或加剧青少年社会适应不良或偏差行为的因素以及社会心理事件(Farrington，2000)。我们不仅分别考察了个体、家庭和学校因素对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影响，也进一步探讨了青少年成长的家庭和学校环境中的诸多保护性因素与危险性因素与青少年个体特征如何相互作用、最终影响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复杂过程。既鉴别了影响青少年社会适应的保护性因素和危险性因素，也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青少年社会适应保护性因素与危险性因素的累积效应的不同模型。

在影响社会适应状况的个体因素中，研究主要关注了人格、情绪智力以及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作用。首先从人格因素的影响作用来看，人格的5个因素与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的相关均达到显著水平。开放性、谨慎性、外向性、宜人性与积极适应显著正相关，与消极适应显著负相关，是青少年社会适应的保护性因素；而情绪性恰好相反，是影响社会适应的危险性因素。其中谨慎性和情绪性是对青少年社会适应最为敏感的两个人格特质，谨慎性与积极适应的相关系数达到0.71，情绪性与消极适应的相关系数达到0.72，大大高于开放性、外向性和宜人性与积极适应、消极适应的相关系数(许志星，2011)。

情绪智力是指个体加工情绪信息的一系列心理能力。研究结果表明，中学生情绪智力的不同维度对社会适应所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自我报告的情绪运用、理解和管理维度能够显著正向预测个体积极社会适应，显著负向预测个体消极社会适应，但情绪感知维度对行事效率和积极应对两项反映个体积极适应的指标也具有显著负向的预测作用。说明情绪感知能力一方面能够让个体更为客观、迅速地觉察周围环境变化，但也可能会让个体感知到更多的威胁性信息和压力源，从而产生更多顾虑和挫败感。此外，情绪运用维度的预测作用在情绪智力四因素中最为突出，表明善于运用情绪解决问题的能力可能是情绪智力对个体生活带来积极影响的关键所在，是情绪智力四因素中最具有实际意义的一种能力(刘艳，邹泓，2010)。情绪智力任务测验的结果也较为一致，对于积极适应而言，除情绪感知外，情绪运用、情绪理解和情绪管理三个维度都具有显著正向的预测作用，且情绪运用的预测作用最大；对于消极适应而言，除情绪运用外，情绪感知、情绪理解和管理都具有显著负向的预测作用，且情绪管理的预测作用最强(张冲，2013)。

社会问题解决能力是一种个体正确看待问题、评价自己，并运用各种技能有效解决生活中的真实问题，以促进自身良好适应的能力。中学生社会问题解决问卷共包含5个维度：问题趋近、问题回避、计划制定、人际沟通、支持寻求。结果显示，在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各维度中，问题趋近和问题回避对社会适应的预测作用最为突出，独立解释率分别为50.7%和31.7%。因这两个维度均反映的是个体对生活中所出现问题的定位及对自身解决问题能力的判断，属于动力因素，而计划制定、人际沟通、支持寻求考察的是中学生在解决日常问题过程中所需要的核心技能，可见社会问题解决的动力因素，在社会适应中起着更本质的作用(杨颖，邹泓，余益兵，许智星，2011; 杨颖，程玉洁，邹泓，王莉，2012)。

对中学生亲子依恋与社会适应状况的相关分析显示，亲子依恋中除父母沟通和消极退缩无显著相关外，亲子依恋各维度与社会适应各维度均存在显著相关，其中亲子信任和亲子沟通维度与自我肯定、亲社会倾向、行事效率及积极应对四个积极社会适应维度显著正相关，与自我烦扰、人际疏离、违规行为及消极退缩四个消极社会适应维度显著负相关。亲子疏离维度与社会适应各维度的相关方向恰好相反，其中亲子信任与自我烦扰、行事效率及积极应对，亲子沟通与行事效率，亲子疏离与自我烦扰的相关均在0.25以上(金灿灿，邹泓，曾荣，窦东徽，2010)。

对父母教养行为与社会适应的相关研究发现，除撤回爱护与行事效率之间相关不显著以外，父母教养行为与社会适应各维度相关均达到显著水平。其中规则引导、支持陪伴、自主准予及知晓度这四种积极教养行为与自我肯定、亲社会倾向、行事效率及积极应对这四种积极社会适应显著正相关，与自我烦扰、社会疏离、违规行为及消极退缩这四种消极社会适应显著负相关。强加干涉、撤回爱护和消极控制这三种消极教养行为则正好相反。其中支持陪伴与自我肯定、行事效率、积极应对的相关在0.36以上，知晓度和积极适应的4个维度的相关均在0.36以上(刘文婧，许志星，邹泓，2012)。

父母监控的3个维度与社会适应的各个维度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知晓度、自主准予与积极适应的4个维度显著正相关，与消极适应的4个维度显著负相关。多层线性回归分析表明，知晓度和自主准予显著正向预测积极适应，显著负向预测消极适应；消极控制显著负向预测积极适应，显著正向预测消极适应。虽然父母行为对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有着普遍的影响，但影响力度略有不同：消极控制对青少年的自我适应的影响更为强烈；知晓度对青少年人际适应及其处理社会事务与遵从社会规范方面的影响更大；自主准予则对青少年应对环境变化方面的影响更显著(张文娟，邹泓，李晓巍，2011)。

家庭功能各维度均与社会适应中的人际适应有极其显著的相关。其中，家庭功能的相互关系、沟通、父母关注与人际适应的亲社会倾向维度呈显著正相关，家庭冲突、父母控制与亲社会倾向呈显著负相关；相互关系、沟通、父母关注与人际疏离呈显著负相关，家庭冲突、父母控制与人际疏离呈显著正相关(程玉洁，邹泓，2011)。家庭功能的亲密度能显著负向预测儿童内化问题行为，亲密度与流动儿童的内、外化问题行为均有极其显著的负相关，适应性与内化问题行为显著负相关(李晓巍，邹泓，金灿灿，柯锐，2008)。

金灿灿(2011)对566名犯罪未成年人的调查发现，随着家庭保护性因素数目增多，犯罪未成年人的积极社会适应状况趋好，消极社会适应状况降低，而且家庭保护性因素对犯罪未成年人积极和消极社会适应状况的影响遵循一元线性方程的形式，表现出叠加效应。随着家庭危险性因素数目的增多，犯罪未成年人的积极社会适应状况降低，消极社会适应上升，而且家庭危险性因素对犯罪未成年人两种社会适应状况的影响遵循二次方程的形式，对犯罪未成年人消极社会适应状况的作用更符合饱和模型(叠加性危险因素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力会随着累积数目的增多而减弱；即多重危险因素对存在5个及以上的负面因素的儿童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会逐渐减弱，超过这一阈限后，每个负面因素的影响力开始减小)，而对犯罪未成年人积极社会适应状况的作用模型符合U型曲线。该研究也找到了影响社会适应的关键的家庭保护性因素和危险性因素，父母教养规则和总体家庭功能是积极社会适应的关键家庭保护性因素，父母教养规则是消极社会适应的关键家庭保护性因素。父母冲突频率是积极社会适应的关键家庭危险性因素，亲子冲突频率是消极社会适应的关键家庭危险因素。

余益兵(2009)调查了4687名普通青少年以考察影响其社会适应的家庭保护性因素和危险性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结果发现，家庭危险性因素对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的联合解释率分别为7.5%和15.7%，而家庭保护性因素对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的联合解释率分别为27.1%和19.3%，家庭结构变量对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的方差解释率不到3%。对积极适应而言，相对重要的家庭危险性因素分别是：父母冲突、心理控制和亲子冲突等；对消极适应而言，相对重要的家庭危险性因素是心理控制、父母冲突、亲子冲突等。对积极适应而言，相对重要的家庭保护性因素是：规则、家庭功能/互惠型家庭传统、父母监控/自主准予等；对于消极适应而言，相对重要的家庭保护性因素是：家庭功能、母子依恋和父子依恋。

此外，我们也探讨了家庭人际关系、总体家庭功能与青少年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家庭功能在父母冲突和青少年社会适应之间以及父母亲密和青少年消极适应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亲子依恋与积极适应、父母亲密与积极适应、亲子依恋与消极适应、父母冲突与消极适应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而且，亲子依恋和父母亲密对积极适应的预测作用大于父母冲突，亲子依恋对消极适应的预测作用大于父母亲密和父母冲突。由此表明，相对于消极的家庭人际关系，积极的家庭人际关系是青少年社会适应强有力的保护性因素，其中亲子依恋对青少年社会适应的促进作用最强(邹泓，李晓巍，张文娟，2010)。

我们结合同伴特征和问题行为分析了师生关系对中学生学校人际关系的影响，并探讨了师生关系与社会适应的关系。结果发现有不良同伴的学生在师生关系的冲突性和友谊质量的冲突与背叛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无不良同伴的学生，而在除友谊质量上亲密袒露与交流外的其他积极维度上得分均显著低于无不良同伴的学生；问题行为较多的学生在师生关系和友谊质量的冲突性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问题行为较少的学生，同时他们在所有积极维度上得分均显著低于问题行为较少的学生。师生关系与友谊质量的大部分维度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如师生亲密性和支持性与友谊质量的信任支持、陪伴娱乐和肯定价值。友谊质量的肯定价值和师生关系的亲密性与支持性可以有效预测中学生的自我肯定；友谊质量的冲突与背叛、陪伴与娱乐以及师生冲突性、亲密性可显著预测自我烦扰与社会疏离感(曾荣，邹泓，张冲，2010)。

对班级环境和社会适应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班级环境所包含的五个维度对青少年积极社会适应和消极社会适应都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具体来说，班级环境中的竞争气氛可显著正向预测积极社会适应，同学关系和竞争气氛可显著负向预测消极社会适应，其中竞争气氛的预测力较强。这可能是由于较强的竞争氛围容易激发个体的内在动机，个体力求上进，更容易获得积极社会适应，消极社会适应出现的可能性较小(金灿灿，邹泓，2012)。

刘文婧等人(2012)以6个城市17所学校的2288名中学生为被试，探讨了人格类型在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社会适应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同一教养行为对不同人格类型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影响不同。具体分析发现，父母的规则引导只能显著负向预测和谐型青少年的消极适应，支持陪伴只能显著正向预测和谐型青少年的积极适应。父母自主准予能显著正向预测和谐型与情绪型青少年的积极适应，但它对退缩型青少年积极适应的预测作用并不显著；在消极适应上则不同，自主准予只能显著预测退缩型青少年的消极适应，并且是正向的。父母知晓度则只能显著影响退缩型青少年的社会适应，表现为对积极适应的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和对消极适应的显著负向预测。由此可见，父母教养对个体发展的影响会因个体人格特点不同而存在差异，这与生态系统理论提出的“条件化模型”(conditional model of influence)(Gallagher，2002)的内涵相一致。

金灿灿、邹泓和侯珂(2011)以上海和昆明未管所的499名未成年犯为被试，考察了情绪智力和父母社会支持对犯罪未成年人社会适应影响的交互作用，结果发现，父母社会支持在情绪智力预测积极和消极社会适应时起调节作用，父母社会支持增大了情绪智力对积极社会适应的正向预测作用及对消极社会适应的负向预测作用。这一结果支持了社会支持的缓冲效应模型(Cohen & Wills，1985)，在某种环境之下，个体社会网络的特性和从网络成员处获得的社会支持的质量能够减轻人们的压力体验，从而促进良好的社会适应。

陶宇和李彩娜(2009)在西安两所中学6个年级的966名中学生中开展研究，探讨了父母教养方式、自我控制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自我控制在母亲消极控制和网络成瘾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这表明，母亲越是倾向于采用命令式的、强制性的、过分严格的教养态度，子女的自我控制能力越低，进而更可能导致青少年网络成瘾。因此，我们应探查导致父母教养方式中的缺陷和不足的原因，使青少年正确面对网络，有效控制青少年网络成瘾。

蔡迪、邹泓和刘艳(2012)调查了上海市和云南省未管所516名犯罪未成年人的友谊质量、支持性父母教养方式和情绪智力，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它们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情绪智力在支持性父母教养方式和友谊质量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这可能是由于支持性父母教养方式中的陪伴与支持对于青少年在调节焦虑情绪时采用的成熟型和不成熟型的情绪调节策略都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贾海艳，方平，2005)，而青少年将这些技能运用到和同伴的交往过程中，进而增进了友谊质量。

张文娟等人(2011)考察了情绪性人格特质在青少年的父母监控状况与社会适应的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多层线性回归分析表明，情绪性在自主准予与消极适应之间的调节效应显著，对于情绪性低的个体来说，自主准予越高，消极适应越低，但情绪性高的个体就很可能会将父母高水平的自主准予解释为父母忽视自己的存在，从而导致不良的社会适应。因此，父母在反思自己的管教方式时，需要同时考虑青少年自身的个性特点，对于敏感、多虑的青少年，父母既要给予他们适宜的自主发展空间，同时还要让他们切实地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支持和关注。

屈智勇和邹泓(2009)以740名问题少年为被试的研究也发现，随着父母监控水平的提高，青少年出现违法犯罪的可能逐渐减小。除此之外，低自我控制是预测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的重要个体因素，且自我控制对家庭氛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家庭氛围可能先影响青少年自我控制的发展水平，青少年自我控制能力不足容易导致违法犯罪行为。

程玉洁和邹泓(2011)探讨了家庭功能和情绪智力对中学生人际适应的影响。结果发现，情绪智力在家庭功能与人际适应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这一结果证明了家庭功能对青少年人际适应的影响，是通过影响青少年的情绪智力而起作用的，在家庭人际互动的过程中，孩子通过观察，获得感知理解他人情绪、运用情绪促进协调人际交往等能力，并将这些技能运用于和他人的交往中，进而影响其人际适应，这一过程成为家庭功能预测青少年适应性行为的重要途径。

与此相对应，李晓巍等人(2008)以北京市806名流动儿童和319名城市儿童为被试，探讨了人格和家庭功能对流动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人格与家庭功能中的亲密度维度均能显著负向预测流动儿童的问题行为，且人格在亲密度与内化问题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亲密度与外化问题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这提示我们，家庭功能的发挥需要考虑个体人格因素的特点，家庭中的亲密关系可通过影响人格因素进而起到减少问题行为的作用。

犯罪未成年人个体、家庭保护性和危险性因素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情绪智力在家庭环境对积极社会适应的预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但不能中介家庭环境对消极社会适应的预测。社会问题解决技能在家庭环境对积极社会适应和消极社会适应的预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社会问题解决技能在情绪智力对积极社会适应的预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情绪智力对消极社会适应的预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进一步检验个体、家庭危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相结合对社会适应的影响符合哪一种效应模型，结果表明，个体和家庭危险性因素相结合对犯罪未成年人社会适应的影响较为符合中介模型，而家庭保护性因素和个体危险性因素对犯罪未成年人积极社会适应影响符合补偿模型，即在控制了个体危险性因素的消极作用的情况下，家庭保护性因素可以促进积极社会适应；家庭危险性因素和个体保护性因素对犯罪未成年人积极社会适应的影响符合保护-反应性模型，即个体保护性因素能够改善和降低家庭危险性因素对积极社会适应的负面影响，但两者对消极社会适应的影响符合补偿模型。个体和家庭保护性因素结合对犯罪未成年人积极社会适应的影响符合线性模型，即两类保护性因素对积极社会适应的影响方式是相互独立的，不存在交互作用(金灿灿，2011)。

李彩娜和邹泓(2009)以北京和西安两所城市四所中学1592名学生为被试，探讨了师生关系对中学生学业行为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师生关系的亲密性和冲突性维度可以显著预测学业行为，但内在机制并不相同。师生关系的亲密性只有通过学生人格的谨慎性因素才能正向预测个体的学业行为，人格谨慎性在师生关系亲密性和学业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因此，在学校教育中，如果不考虑学生的人格因素而一味强调建立亲密的师生关系，不会对学业行为产生积极有效的影响。而师生关系的冲突性则可直接预测学生的学业行为，不论学生人格特征如何，师生冲突均会影响个体的学业行为。邹泓、屈智勇和叶苑(2007)对665名中学生的调查研究也发现，师生关系对学校态度、学业行为和亲社会行为均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并且学校态度在师生关系与学业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但在师生关系与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由此可见，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利于学生喜欢学校，对学校有一个积极的态度，从而才可能对学习有兴趣、有信心。

金灿灿和邹泓(2012)调查了6个城市25个班级1082名中学生的友谊质量、班级环境和社会适应状况，运用多层线性模型探讨它们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班级环境中的竞争气氛可以增强友谊质量对积极社会适应的正向预测作用，师生关系可以显著增强友谊质量对消极社会适应的负向预测作用。由此表明，竞争气氛具有良性作用，同学间友谊越深厚，相互吸引力就会越强，双方有着更多的相似性和趋同的价值观，越容易激发互相的竞争意识，尤其好朋友间的竞争有相互促进和监督的作用，学习成绩和社会适应性会得到极大的提高；另外，良好的师生关系提供了一种和谐的人际氛围，让学生们效仿和迁移到同伴友谊之中，提升其友谊质量，并影响其社会适应。

我们以现代整体观为核心理念，以社会生态学理论和生命全程发展观为指导，将青少年的社会适应放在广阔的社会环境网络系统中，从动态变化的角度加以研究，重视把握影响社会适应的多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从当前我国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实际情况出发，采用文献调研、访谈、问卷调查等多种方法，建构、验证了社会适应评估的领域-功能理论及测量工具，系统探查了影响青少年社会适应的重要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将这些影响因素进一步区分为保护性因素和危险性因素，并对二者的叠加效应进行了分析概括。相较于以往只关注青少年消极适应、忽视积极适应，只探讨环境因素的正面或负面影响，忽略危险性因素与保护性因素同时存在、共同作用的研究，该研究对个体因素、环境因素相互作用影响青少年社会适应的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持，同时也为家庭和学校教育实践提供了更加系统全面的科学依据。

青少年的社会适应是人格与社会性发展领域最为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未来的研究将以我们前期所获得的成果为基础，更深入探讨关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发展规律和影响机制。具体而言，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展望：

第一，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青少年社会适应的有效评估工具。测查工具不能仅限于自我报告问卷，应考虑发展其他形式的多种评估工具。

第二，扩展研究对象群体。我们在普通青少年群体之外，也对犯罪未成年人群体社会适应的危险性与保护性因素进行了考察，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发现。未来研究中，一方面，可以将研究对象扩展至其他特殊人群，如留守儿童等；另一方面，可系统展开针对特殊人群与普通儿童群体的比较研究，揭示相同因素对于不同群体可能的不同影响作用。

第三，目前，关于青少年社会适应过程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尚处于空白状态。未来研究可发展出适宜的实验范式，考察与青少年不同社会适应状态相关联的认知神经过程。

第四，描述、解释、预测和控制人类行为是心理学研究的4个层次。该项目前期研究我们只涉及了前3个层次，未来研究可基于已有研究成果，设计合理的培养或干预方案，通过影响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相关联的保护性因素与危险性因素，促进青少年社会适应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