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 产能过剩问题日益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 相关的理论研究随即呈现出一种井喷式的增长趋势, 这从对比程俊杰^[1]、张林^[2]、刘航和孙早^[3]及付保宗^[4]做出的文献综述可见一斑。梳理文献可以看出:当前有关产能过剩的理论研究主要反映了新古典均衡分析的视角, 即产能过剩是与产能产出^{[1](P71)[2](P90-91)}或者均衡产量^[3](P186)相比, 生产能力出现过剩的现象。以此视角, 产能过剩的概念被界定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 其具体成因又涉及企业、市场和政府三方因素, 由此涌现出大量角度和方法各异的文献。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对产能过剩问题做出了积极的、有益的探索, 但是至今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来综合三个层面的解释, 并且仍有一些理论死角无法得到清楚阐释, 如无效供给和产品过剩, 由此造成在治理产能过剩问题上各执一词。

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产能过剩问题时遭遇一些困难源于其遵循索洛式的资本理论来研究资本资源投入和使用问题。与均衡分析相适应, 并顺应边际分析的要求, 索洛(Robert M.Solow)在继承带有客观主义印记的李嘉图式的“财富学(plutology)”思维方式^①的基础^[5](P215)上, 关注资本存量的净增量(即投资)的变化, 由此形成一个本质上是利息理论的资本理论^[6](P16)。与此形成鲜明对比,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拉赫曼(Ludwig M.Lachmann)以反映主观知识变化的过程分析为研究方法, 遵循哈耶克倡导的、后来被希克斯(John R.Hicks)称之为“交易经济学(catallactics)”^[5](P215)的思维方式^①[7](P3), 从制订和执行生产计划的微观层面切入, 将资本现象与企业家^②的个体选择联系起来, 探究市场运行中资本存量数量的变化(包括投资的变化)以及构成的变化, 由此形成一种形态学的资本理论。

① 李嘉图的“财富学”的思维方式, 将资本资源视为像土地和劳动力一样同质的生产要素, 专注于经济财富原因的宏观研究。

① 哈耶克的“交易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将资本资源视为与行为人主观认知有关的异质的资本品, 专注于市场如何运作的微观研究。

② 拉赫曼认为企业家与经理发挥不同的职能。企业家的职能是制订和修正计划, 而经理的职能是执行现有计划。企业家是应对不确定性而存在的。

相比于专注宏观利息理论研究的新古典资本理论, 拉赫曼的资本结构理论成为连接宏观和微观基础分析的重要一环^[8](P40), 能够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之下, 从微观(企业)、中观(产业)和宏观(整个经济)三个层面对资本资源使用中出现的产能过剩现象以及其他经济现象(比如产品过剩及无效供给等)做出合理的解释, 从而能够避免在治理产能过剩问题上出现管中窥豹只见一斑的情况。

二、资本结构理论的假设:资本品的异质性和“万花筒般的”世界

隐含在拉赫曼的资本形态学研究中有两大基本假设:资本品(在用途上)是异质的和我们生活在一个“万花筒般的(kaleidic)”世界^{[9](P186-188)}。

以主观主义为最重要的方法, 奥地利学派创始人门格尔(Anton Menger)指出, 世界上的物品依据人类的主观评价而具有一定的特性。经济财货是相对于人类对它们的需求而言稀缺的物品。由于进入生产过程的时间不同, 经济财货可分为一阶财货和高阶财货。按照是否能够直接满足人类的需求和欲望, 消费品被归为一阶财货, 而生产中所使用的众多中间产品(即资本品)被归为高阶财货^[10](P1-56)。资本品是最重要的经济财货, 具有价值不是因为生产或得到它花费了稀缺资源, 而是因为消费者认为由这些资本品生产出来的消费品对他有用。可见, 在资本品价值决定问题上,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认为价值是向前看的, 这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价值是向后看的(因为生产资本品花费了成本)。

各种各样的资本品, 具有不同的物理特性。但是, 在“受自身利益推动”^[11](P87)并且有经济目的^[12]的企业家来看, 资本品用途上而非物理上的异质性才是至关重要的, 故资本品之间彼此不能完全替代以生产消费品。资本品不仅是异质的而且是多重专用的, 即资本品会被不同的企业家用以满足超过一个以上但有限的用途。此外, 资本品的价值是向前看的, 被用于不同生产计划的相同资本品的价值会因企业家们对未来产品价值的不同预期而有所不同。因此, 资本存量是异质的合计, 其价值无法客观测量。用拉赫曼的话说就是:“我们不能把啤酒桶加到高炉上, 也不能将卡车加到几码电话线上。”^[13](P2)资本品(用途上的)异质性以及多重专用性, 意味着资本品的互补性, 即一个资本品必须与其他资本品以及劳动力组合起来才能实现某个生产目的。受到技术和市场因素的限制, 只有某些资本品的互补性具有经济价值, 而在这些具有经济价值的资本品的互补关系中, 企业家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挑选出能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一组关系, 形成资本组合。显然, 资本组合是企业家计划的外在物质表现, 它体现了个体行动的结果。

企业家形成的资本组合可能产出不同构成的产出流, 企业家要做出选择。同时, 形成的资本组合也并非不可改变, 企业家将可能放弃一些资本品, 买入另一些资本品。这些企业家的行动以及反映行动的计划是以预期为基础, 预期的变化是生活在一个充满意外变化的世界—即“万花筒般的”^{[14](P76)[15]}世界—中企业家必须面对的问题。“万花筒”下的时间与意识和经验有关, 因此是主观的、异质的和变动不居的。这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钟表装置”下的客观的、同质的及可被空间化的时间。在“万花筒般的”世界中, “预期反映了经济经验, 并受到经济经验中变化的影响”^[13](P20)。按照是否可预见, 未来的变化可分为可预见的和不可预见的变化, 前者是由主要力量引起, 做出预期的人对它们的起因和方向有一些了解, 能够预测它们的运作结果; 后者则是由一种次要的或者随机作用的力量引起, 做出预期的人并不清楚它们的起因和方向, 因此无论如何不能预测它们的运作结果。

经济经验源于知识。知识是“一个人能够在一个给定时点上准备行动和计划行动中所要求的思想的混合物”^[16](P49), 因此是主观的、分散的、默会的, 不可以被交易且与时间密不可分(即随着时间的流逝, 个人通过学习知道以前不知道的事情)^[17](P36)。它与新古典经济学经常使用的客观的、可被交易的信息不同。在“万花筒般的”世界中, 主观知识以主观预期表现出来。可见, 预期在人际上和时际上都是异质的。

知识以及由其产生的预期对人类行动至关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拉赫曼提出, 应当从资本品的互补性和替代性两方面考虑计划以及作为计划的外在表现的资本组合。“互补性是完成同一个目的或者一组一致目的所使用手段的一种属性。”其“重要性在于‘技术刚性’, 经常使得改变目标而非手段是必要的”。而替代性反映了变化的出现, “表明一个要素能够被转化为计划中的要素的难易”。其“重要性在于用不同的要素组合去追求相同的目标是可能的”^[18](P110)。

资本品的互补性和替代性问题的存在, 使得长期被新古典经济学忽略的三大问题浮现出来。

第一, 资本维护(the maintenance of capital)问题。与预期有关, 不仅涉及未来收入流的大小以及实现收入流的时间模式等一系列决策, 而且涉及支付维护成本的支出流的金融决策, 它明显带有企业家的个性印记, 因此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正确的”折旧和替换的方法, 不能排除资本品在一些经济部门在销蚀而在另一些经济部门在积累的可能性。可是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 由于均衡分析排除了企业家的作用, 这个问题完全被作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会计问题加以对待。

第二, 使用者成本(user cost)问题。使用者成本是指“在当前用途中所涉及的预期未来收益的牺牲”^[16](P67), 它是一个跨期的机会成本, 反映了企业家对不可知未来的态度, 由不同企业持有备用配件和储备资产表现出来。然而, 在对待备用配件和储备资产上, 新古典经济学仅仅注意到交易成本的影响。事实上, 不同企业的个性特征一方面通过资本组合的构成体现, 另一方面通过使用者成本体现。要素的备用配件以及储备资产对于衡量企业的生产来说具有标志性的作用:“它们的量变记录能够被用作成功与否的一个主要测试。”^[13](P42)

第三, 资本重组(capital regrouping)问题。资本维护和使用者成本问题的存在, 表明资本组合是跨期计划的表现。在“万花筒般的”世界中, 当用备用配件和储备资产难以应对未预料的变化时, 企业家经常改变预期, 做出计划修正, 原有资本组合解体, 资本组合中的一些组成元素转向其他用途, 与此同时, 其他资本资源(未被使用的或从其他企业的资本组合中被抛弃的)被引入, 与剩下的组成要素结合在一起使用从而形成新的资本组合。相比于新古典经济学将资本重组理解为对现有存量资本进行重新配置与组合, 拉赫曼则关注于人类行动影响下所使用资本品的互补模式的变化, 资本重组并不局限于现有资本存量。

组合异质的资本品以及设法解决“万花筒般的”世界中必然出现的资本维护、使用者成本以及资本重组问题, 反映了一个资本使用的真实世界的基本特征^[19]。这个特征提醒我们, 计划的制订、失败和修正对企业家来说是经常发生的且必须面对的事情。因此, 资本损益(capital gains and losses), 作为企业中所使用的计划的有效测验, 不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会计处理问题, 而是一个事关企业生存的重大战略问题。

三、两种类型的资本结构:微观的有计划互补性和中观、宏观的结构互补性

以资本品的异质性和“万花筒般的”世界为假设, 拉赫曼阐述两种不同类型的资本结构:一是生产计划中的资本结构, 反映有计划互补性(plan complementarity), 即一个计划框架之内资本品的互补关系; 二是经济体的计划结构, 反映结构互补性(structural complementarity), 即经济系统之内这些计划的一致性或整个资本品的互补性^[13](P54)。

有计划互补性与微观的企业家行动有关。凭借对价格—成本差异的警觉, 企业家感知到预期利润的存在, 于是通过对多种多样来源的信息流做出主观的解释和判断, 进而确定生产资源并做出投资决策。这些信息流包括:投入和产出的市场价格中反映的信息, 没有在当前市场价格中而是在其他公开资源中反映的信息和预测。例如, 变化的资源供给模式、商品存货, 等等, 以及有关潜在的消费者需求、影响特定产业的当前冲击和有关中间产品生产中的预测和数据。在“万花筒般”的世界中, 要从如此广的范围获得信息, 企业家需要时刻注意变化的影响并及时适应。

由于资本品是异质的且要组合使用, 因此投资不再只牵涉资本组合中资本品数量的增加, 而还要牵涉资本组合的结构改变, 由此, 投入的新资本品与现有资本组合中某些资本品间的关系不同, 投资对现有资本品的盈利能力和价值的影响也就不同:若是互补关系, 影响是有利的; 若是替代关系, 影响则是不利的。这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在处理投资问题上的做法:以同质资本为假设, 故而只关注投资的量而不关注投资类别对产出的影响。可见, 在拉赫曼这里, 投资问题牵涉数量和类别两方面的适当的问题。

除了投资并且生产和出售产品之外, 企业家的典型功能还体现在处理资本替换、使用者成本以及资本重组问题上。与资本替换和使用者成本有关的某些运作要素的备用配件以及多余的产品库存是为应对无法预料的突发事件所准备, 它们因偶然性可能成为资本组合中所剩的实际运作要素的互补品。而一旦无法通过备用配件和多余的产品库存应对未预料的变化, 资本重组便会发生。与投资反映外部的资本变化形成鲜明对照, 资本重组反映内部的资本变化。不言而喻, 在研究资本投入和使用问题时, 无论外部的还是内部的资本变化, 甚至内部的和外部的资本变化间的相互关系都不应当被忽视。

结构互补性不是企业家有计划行动的直接结果, 而是市场力量影响下不同企业计划相互作用的间接结果。哈耶克指出, 我们行动的成功取决于其他人的预期的行动^[20], 因此每个企业家的计划都是对资源供应者、消费者和竞争者等的行动以及这种行动反映的预期的一个调整。调整可能失败也可能成功, 从而造成企业之间出现不一致和一致的资本变化。前者意味着结构失调, 表明资本组合带来的服务流从一个资本组合向另一个资本组合, 一个生产阶段向另一个生产阶段流动时, 偏离了预期的路线, 这样就影响了处于某个生产阶段, 已做好准备在其特定的要素组合中接受前一个资本组合所带来的服务流以及向下一个资本组合释放新的服务流的那些企业家的预期。而后者则正好相反。显然, 这样一个“计划”并不像企业水平上的计划那样存在于任何企业家的头脑之中, 而是被企业家基于相同预期而采取的行动构建出来。因此, 结构互补性是中观(产业)和宏观(整个经济)水平上的, 它是人类行动而非人类设计的结果。存在一致的资本变化表明市场经济中存在使预期互相一致的一些经济力量(拉赫曼称其为“稳定器”), 但是这些经济力量并非在真空中运行, 而是经常会遇到阻碍, 甚至遇到使这些力量偏离路线的一些反制力量。

价格体系是最重要的稳定器, 因为价格不仅仅反映了商品和服务之间的交换比率, 更重要的是充当整个市场经济交流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链接, 即将知识在市场参与者之间进行传递, 这是哈耶克著名的知识论的核心观点。然而, 拉赫曼认为, 价格体系并非总是一个理想的通讯网络, 因为市场经济的运转是以需求和供给上的变化转化为价格变化为前提, 若转化没有发生, 市场经济的运转就会受到阻碍。此外, 现实中, 价格传输有时可能延时, 有时可能发生错误, 并且同一价格甚至可能传输若干相互矛盾的信息, 所有这些都会引起一个无功能的价格变动, 这会造成不同企业家的不一致的行动, 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刚性价格。与新古典经济学基于均衡分析而将每一个市场状态当作‘休息状态’不同, 拉赫曼坚持市场是一个不断传递知识的过程, 因此, 刚性价格与垄断无关, 而是刻画了买卖双方之间知识传输受到暂时阻碍的一种市场状态, 阻碍的原因来源于卖方认为对买方以及竞争者隐瞒知识比通过改变价格而使这些人获得知识对自己更为有利。因此, 它是一种“‘被管理’的价格”^[13](P64)。当所有价格都有功能时, 在传递知识方面, 拉赫曼认为不是所有的价格变动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他引入兰格(Oscar Lange)博士的可运行区间(the practical range), 根据价格变动与企业家的预期结构的关系, 划分两个区间来描述两种不同的价格现象:价格落在内部区间, 表明与现有的预期结构相一致, 它无法传输新的信息从而使得计划的可行性不容易理解, 因此仍然是无功能的价格运动。而只有当价格落入外部区间, 表明与现有的预期结构不一致, 这时新的信息得以传输, 计划修正的警铃就会响起。

现实中, 价格变化和预期间的相互作用表现得更为复杂。受预期利润引导, 企业家制订和修正计划, 而利润与价格和成本有关。然而, 价格和成本并不具有同样的弹性, 即使价格和成本灵活变动, 两者的内部区间和外部区间的重要性也不尽相同。例如, 通货膨胀下价格和成本的变化具有明显的时间间隔, 这就会产生一个误导人的现象, 即计划比实际表现还要成功。若已预见成本将上涨的话, 受虚假利润引导, 企业家会开始扩张计划, 这样就会出现不当投资(表现为数量上的过度或者类别上的不适合), 造成资本资源的浪费。

虽然存在刚性价格这样的反制力量干扰价格体系发挥作用, 但是拉赫曼认为, 市场经济已经演化出一些制度—期货市场和股票市场—来应对此问题。与价格体系作为一个交流网络可以传递有关现在及过去的事情的信息不同, 期货市场可以传递人们认为将来可能发生什么的未来信息, 这样便利人们了解彼此的预期并相互协调。而股票市场, 作为最具价值的经济的晴雨表, 倘若能够发挥“连续期货”的作用, 便可作为确保实现预期协调的最佳制度安排。

正是基于个人行动上形成的结构互补性, 拉赫曼主张重新理解庞巴维克的“迂回的”生产方法。他指出, 庞巴维克(Eugen Böhm-Bawerk)作为一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 却致力于探索资本回报率这一李嘉图疑问, 虽引入时间作为资本存量的测量单位, 却忽略了资本现象背后人的“选择”问题, 因此被门格尔视为“曾经有过的最伟大的错误之一”^[21](P847)。但是, 他的“迂回的”生产方法仍然包含着理解“使用资本的经济(the capital-using economy)”^[22](P166)的深刻洞察力。因此, 应当将随时间变化的互补性而非仅仅将时间引入资本理论作为庞巴维克对资本理论的真正贡献。举个例子, 具有大规模存量的毛皮、皮革和皮鞋, 并不仅仅是处于不同时点上的实物上相似的商品, 而是在一个大的“生产计划”存在之下处于不同加工阶段的产品。这样一个“生产计划”反映了经济中跨部门协调的重要性, 是市场力量最终作用的一个结果(尽管这一计划会受到一些阻碍在现实中难以实现)。

企业家行动以及市场的运作共同发挥作用, 产生了有关资本投入和使用的一个从微观到中观到宏观的秩序。显然, 这个秩序是自发演进的结果而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任何影响企业家行动和市场运作的因素都会使得这个秩序在形成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偏离。

四、产能过剩现象:微观和中、宏观的原因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经济一直饱受产能过剩的困扰, 制造业在1992—2002年和2008—2009年期间出现了明显的产能过剩现象, 平均产能利用率分别为69.6%和75.8%。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发布的产能过剩调查数据显示, 在2013—2014年所调查的19个制造业行业大类, 平均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2.0%和72.2%。2015年我国粗钢产能利用率仅为67.0%, 煤炭行业产能利用率为64.9%。水泥行业产能利用率为73.8%, 由于行业新增投资较快, 整个行业的产能过剩仍在加剧。中国水泥协会预计, 如果在建、拟建项目全部建成, 按照需求和产能比例测算, 未来三年水泥产能利用率将进一步降低为62.9%。电解铝行业产能利用率约为75.4%, 平板玻璃行业产能利用率仅为67.99%。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公布:近三年淘汰落后炼钢炼铁产能9 000多万吨、水泥2.3亿吨、电解铝100多万吨^[23]。

产能过剩现象是资本秩序形成过程中出现的结构失调现象, 影响微观的企业家行动以及中观和宏观的市场运作的因素都会造成该现象的出现。而在转型时期的中国, 产能过剩有着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相同和不同的原因。

(一) 从微观的企业家行动角度来看, 造成产能过剩的原因

其一, 企业家的认知局限和错误。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 个人行动者不是具有“闪电般计算能力”的理性人, 而是“受到不确定性困扰的一个笨手笨脚的、犯错的、所知不多的生物”^[24](P521)。因此, 面对既要能够满足消费者需要, 又要使组合中的资本品被用于最好用途的协调难题, 企业家除了需要具备警觉的能力之外, 更需要不断地搜寻或者试错。资本品具有异质性和多重专用性进一步意味着投资具有排他性和不可逆性。一旦企业家实施投资决策时错误地理解消费者需要, 或者错误地详细说明资本资源用途, 被转变为某种资本组合中的一些资本品(如建筑物、机械和设备等等)就不能轻易地被转变为自由资本^①或者其他资本组合中的某些资本品, 由此无效供给和不当投资难以避免, 产品过剩和产能过剩随之发生。显然, 这样的产能过剩远非新古典文献中投资非理性论^[1](P76)所能完全解释。

① 拉赫曼在《资本及其结构》中指出, 任何投资是以企业投入一笔同质资金—即货币资本(money capital)—开始。货币资本是一种准资本品, 因为可以自由转变成其他资本品, 又被称为自由资本(free capital)。

“万花筒般的”世界表明不确定性问题包含信息完备和时间两个维度^[25](P87-88)。这样, 企业家的认知局限和错误变得异常突出:企业家除了在某个时点上会遭遇信息不完备的难题, 更重要的是, 他必须面对不可知的未来。林毅夫等关于投资上的“潮涌现象”导致产能过剩的分析只是基于前者展开^{[1] (P76) [2](P92)[3](P189)}。退一步, 仅从某一时点来看产能过剩现象的产生, 没有充分的证据显示:企业仅在确知行业内企业数目上而没有在形成前景产业的共识上会遭遇信息不完备的难题以及可以脱离具体的经济形势, 各企业做出不同的投资风险评估来谈论信息不完备问题。因此, 林毅夫等阐述的产能过剩现象是一种非常极端的情况。事实上, 造成产能过剩以及产品过剩更为普遍的原因在于企业家难以应对来自消费者需求或资本资源供给方面的意外的(或与原有预期不同的)变化, 从而做出不当投资和无效供给。资本品是一种“非永久性资源”(non-permanent resources)^{② [7](P51-52)}, 即为某些有限的计划设计的资源, 故而资本品越耐久, 就越可能受到意外变化的影响, 其价值越易遭受损失并且越容易过剩。“在现代工业经济中, 快速的技术进步和耐用的资本设备不断增加的主导地位, 已经把资本资源中的很大一部分置于我们所说的现象之内”^[13](P38)。钢铁、煤炭、平板玻璃、水泥等资本品行业为代表的过剩现象印证了这一点。

② 哈耶克在《纯资本理论》中区分了永久性资源和非永久性资源。两者的主要区别不在于在任何绝对意义上的资源用途的永久性, 而是经济主体关于他所掌握的特殊资源的用途将是否在他感兴趣的整个时期持续, 或者是否它们在比这个时期更早被耗尽或用完。

其二, 企业家本身的行动。面对资本品的异质性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 企业家依赖于知识和预期做出有关未来收入流时间模式的选择, 备用配件和产品库存的决策。这样的选择和决策, 基于不同个性的企业家对掌握的各种各样来源的信息流质量做出的判断, 其中包含着对自己以及对可理解的其他人(包括消费者、竞争者、合作者以及政府等)的经验的理解, 当然也源于企业家对变化(可预见的和不可预见的变化)的判断以及对未来(悲观或乐观)的想象。这样, 企业家可能会出于一种应对不确定未来自保的考量, 抑或是出于某种策略性竞争的考量, 从而保有一定的过剩产能。而对国有企业中的经理们来说, 争夺资源或者经理人效用最大化等目标远比追求利润最大化或规避风险的目标更具吸引力, 故而保有过剩产能是一个自然的选择。这些造成产能过剩的原因在新古典文献中被归为微观企业的“窖藏”行为、“在位企业”的可置信威胁策略行为及国有经济主导的经济体系^[2](P93)。而在拉赫曼看来, 为了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而保留的部分过剩产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其三, 政府对企业家行动的干扰。尽管企业家并非全知全能, 但是“在能够从市场中‘攫取市场含意’上, 他要比其他人装备得更好”^[26](P102)。可以想象, 凭借警觉和不断的试错, 企业家能够选取最佳的手段—目的框架(即计划), 实现适当投资和有效供给, 并与此同时保持企业的适当产能。但在经济正处于转轨阶段的中国, 产权不明、政企关系不清, 企业家的行动常会受到地方政府的间接甚至直接干扰。例如, 有的地方政府在土地、环评、融资、税收、电价等某些方面给予企业优惠照顾, 或者在投资上给予企业补贴, 使得具有公共属性的投入品的“内部成本外部化”^[3](P190), 造成企业盲目扩大生产或者发生亏损后拒绝退出。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虑, 不惜牺牲经济效率以维持过剩产能。这些在当前新古典经济学文献中被归为特殊体制或者体制扭曲方面的原因^{[1](P76-77)[2](P92-93)[3](P189-191)}。而与此同时, 为保护国有企业, 地方政府又在行业的进入和退出上设置许多障碍, 这样不仅严重干扰了企业中过剩产能的化解, 甚至还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理们形成保有闲置产能的乐观预期, 从而使得产能过剩现象进一步恶化。

最明显的体制扭曲表现在资本资源价格的形成上。价格体系是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通讯网络, 是企业家攫取市场含意并进行资本投资、替换以及重组的最重要的依据。然而, 由于政府的不当干预, 资本资源的价格并未反映真正的市场供求, 并且长期被低估。低的资源投入成本会带来高投资回报率的预期, 这样企业会进行不当投资, 忽视资本替换以及推迟资本重组, 从而将资本资源长期用于效率较低的资本组合中, 由此造成产能过剩。例如, 长久以来, 货币严重超发带来利率的扭曲, 阻碍其知识传播和扩散功能的发挥, 使企业家受到不当的激励, 进而导致投资不当和产能过剩。此外, 在我国, 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尚未完全实现, 而股票市场则主要作为一个融资而非知识传递的市场而存在。可以说, 现阶段弥补某些反制力量造成价格体系失效的制度安排还不完善。

其四, 特殊类型的企业家行动。一方面, 企业家保有闲置产能(idle capacity)会导致一种企业有形的产能过剩。闲置产能是基于对未来价值可能实现的乐观预期而以实物保有的形式。因为企业家的“新的投资只不过是重组现有资本资源的副产品”^[27](P133), 所以当新投入的资本品不能与现有资本组合互补时, 现有资本组合难以维持, 资本损失和不当投资就会出现。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或者当企业家没有进行新的投资, 并且又无法用备用资产应对意外变化对现有生产计划的扰乱时, 企业家就会进行资本重组, 放弃一些资本品, 引入新的资本品。然而, 如果企业家认为将来能够获得要被放弃资本品的互补品时, 他们就更喜欢等待而不是将它们废弃, 因为现代社会中耐久资本品(比如机械设备)普遍存在, 每年花费在它们身上的维护、维修费相对其价值要小得多, 这意味着即使存在一个小的利润都可能足以使它们不被废弃。因此, 这些资本品就会以一种“闲置产能”的形式存在。在新古典经济学中, “闲置产能”一直被认为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 但是在拉赫曼看来, 这个解释只答对了一半, 问题的另一半应当是:为什么这种资本品的替代用途没有被找到?拉赫曼认为, “在一个动态的世界里, 以实现一个给定情况所固有的资本重组的实际可能性为基础, 成功履行资本重组这个功能是企业家精神的一个真正测试”^[28](P131)。在我国, 政府不当干预经济, 给企业家发出错误信号以及实施产业补贴和产业管制, 都是造成“闲置产能”的原因。因此, 毫不奇怪的是, 当产能过剩出现, 政府出台多项去产能、去库存的措施, 但却导致“越管制越过剩”现象出现, 政府不得不采取行政手段。

另一方面, 资本品次优用途的中断会引起一种无形的企业产能过剩。由于资本品具有多重专用性, 因此当某些资本品因资本重组被放弃时, 为了减轻在这些资本品上的投资损失, 企业家会将它们用于次优用途, 并以有利的条件诱惑其他资本组合中的一些资本品与其互补。而当市场环境发生变化, 这些资本品可用于最优用途的互补资源出现时, 这些资本品的次优用途就会被中断, 与其已形成互补关系的资本品就会闲置下来, 从而形成过剩产能。

(二) 从中观和宏观的市场运作的角度来看, 造成产能过剩的原因

其一, 行业的技术水平。当行业技术水平低下时, 意味着行业的进入门槛较低, 企业家的投资行为便会受到扭曲, 从而造成重复建设以及不当投资。与此同时也会造成企业家盲目或者重复引进低端的技术和成套设备, 导致产能过剩。

其二, 行业的资本深化进程。企业家引入具有先进技术的资本品会带来资本深化(deepening of capital), 不同行业资本深化的进程不同。资本深化进程越缓慢的行业, 越容易出现产能过剩。由于资本的异质性, 投入具有先进技术的资本品, 并不仅仅增加了资本组合中资本品的数量, 而更为重要的是牵涉现有资本品的完全的重新安排, 包括特定资本品的折旧, 甚至可能牵涉到最终产品特性上的变化, 这种改变生产条件的不可逆的过程被拉赫曼称之为“资本深化”或“资本强化”(capital intensification)^[29](P272)。资本深化的进程越是缓慢, 所引起的特定资本品之折旧的变动就会越频繁, 企业保有的产品库存以及资本品的备用配件的变动就会越多, 因此以一个“新熊彼特”模型来看, 就是渐进式工艺创新比裂变式工艺创新更容易造成产能过剩^[3](P189)。

其三, 行业的生产迂回程度。依据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 生产耐用资本品的行业总是处于生产结构的上游阶段, 其生产的迂回程度很高, 与处于下游阶段的资本品行业正好相反, 更容易受利率而非价格变化的影响而寻求进行扩大生产, 这被加里森(Roger W.Garrison)称之为跨期协调中的时间贴现效应^{[30](P475-479)}。这与拉赫曼提到的“伦德伯格定理(Lundberg Theorem)”^[31](P474)的内涵^①是一致的。一方面, 由于耐用资本品投资的收入流要持续许多年, 这些资本品每一年的需求变化就变得相对无关紧要, 只要投资者能够做出一个令人满意的预期平均产出的估计, 企业便乐意进行投资和保有产能, 这是耐用资本品行业相较于非耐用资本品行业更容易出现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 由于耐用资本品对利率反映极为敏感, 长久以来国家的低利率政策(由利率管制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造成), 无疑会刺激对耐用资本品行业的投资。

① 伦德伯格定理是指对利率变化最敏感类型的投资品可能最不易受对消费品需求的变化的影响, 反之亦然。

其四, 市场需求的疲软和其变化的滞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国际和国内市场需求疲软, 造成企业和行业的生产能力出现暂时的过剩, 这是一种周期性的产能过剩现象。不过依据“伦德伯格定理”, 由于非耐用资本品行业对需求变化反应敏感, 这些行业能够较迅速地调整生产, 其产能过剩状况可很快得到改善。但是, 由于耐用资本品行业对短期的需求变化反映迟钝, 难以做出及时的生产调整, 加之还要借由资本替换和维持以及产品销售建立起来的结构性互补网络受到非耐用资本品行业生产调整的影响, 其产能过剩状况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存在。此外, 企业家错误的行动、政府对企业家行动的误导以及以技术进步为典型的意外变化又会加剧产能过剩的情况。此时, 倘若需求结构没有发生相应的及时变化, 必然会出现新古典经济学文献中所言的结构性的产能过剩^[2](P93)。

其五, 周期中的资源使用状况。以希克斯的弱繁荣和强繁荣概念弱繁荣是指由于消费不足造成的并且可自行消散的繁荣, 而强繁荣是由于生产性服务的稀缺造成的, 达到资源使用的上限就会结束的繁荣。为基础, 拉赫曼指出, 在弱繁荣结束时, 由于尚未达到资源使用的上限, 所以获得互补要素形成组合并且使得组合不被拆散很容易, 这样投入新的资本资源可产生大量产出。大量产出必然又会产生新的消费需求, 倘若一些企业发现无法应对, 价格就会趋于下降, 就业也可能下降, 从而过剩产出和过剩产能同时出现。这样, 一个消费不足的危机就会恶化为一个累积性的萧条。在强繁荣中, 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成为影响商业周期进程的关键因素。投资品包括工业原料和固定资本品两大类, 两者在达到资源使用上限的时间明显不同。若工业原料的上限首先被达到, 就会出现固定资本品因缺乏互补的营运资本品而无法以事前计划的方式充分运转的情况, 由此一种特殊类型的动态产能过剩就会产生^[13](P101)。显然, 此处的分析既考虑了有效需求的问题, 又考虑了资本资源变化的一致程度的问题。遗憾的是, 经济周期背景下的这两种动态产能过剩问题并没有受到新古典经济学界的关注。

五、拉赫曼视角的启示

由以上论述可见, 产能过剩现象是资本秩序形成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失调现象, 这种失调现象与“万花筒般的”世界中企业家组合异质资本品的行动以及众多这样的行动在产业和整个经济体系内如何由市场加以协调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我国的情况来看, 产能过剩现象集中出现在受政府干预较多、企业家精神相对缺乏的国有企业, 其所依赖的资本资源的市场化程度比较低, 而这些企业所在的行业多是生产迂回程度较高, 具有渐进性工艺创新特点, 属于耐用资本品, 易受危机影响的行业。因此, 在对待和治理产能过剩时要从便利企业家行动和市场运作的思路着手。具体来说就是: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在资本投资, 特别是在资本替换和资本重组方面的作用, 提高企业家对市场需求和资本资源供给的信息攫取能力。完善市场运作, 减少政府对资本资源市场和企业家行动的干预, 完善企业家行动依赖的制度环境, 依据行业和空间上的异质性正确对待企业家的产能决策以及依据由资本资源供给和产品销售建立起来的互补性结构网络处理不同企业家产能决策间的关系。此外, 还要关注商业周期中商品需求和资本资源供给中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