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作为一种战略思想与发展理念, 自提出以来即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欢迎, 成为国内经济学界关注与讨论的热点问题。从研究内容来看, 当前学术界研究“一带一路”的文献多集中在“一带一路”提出的背景与战略定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领域拓展与合作方式创新、“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风险挑战及其规避、“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经济政治格局重塑、“一带一路”与中国经济发展等方面[1-7]。此外, 还有一些学者从政治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已有学科的分析视角对“一带一路”做了解读, 代表性的文献有周文和方茜(2015)[8]、张志元等(2015)[9]、李金华等(2017)[10]。这些研究为“一带一路”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
尽管已有经济学科能够为“一带一路”发展的某些环节或内容提供一定理论支撑并据此提出一些可行的对策建议, 但任何单一的经济学科都不能一以贯之地揭示“一带一路”的复杂内涵与多重属性。“一带一路”战略在操作层面与理论层面的丰硕成果预示着建立“一带一路”经济学的内在条件已日臻成熟, 而“一带一路”建设的丰富内涵及其面临的多重风险和挑战构成了创立“一带一路”经济学的客观需求。“一带一路”经济学的创建基于对“一带一路”实践进行理论化改造, 系统性梳理“一带一路”研究成果, 并加以学术提炼与学科改造。基于此, 白永秀和王泽润(2017)[11]、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专题研究组(2017)[12]提出了“一带一路”经济学的整体设想, 扼要阐述了“一带一路”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并且, 白永秀和宁启(2017)[13]、吴振磊和吴丰华(2017)[14]、王颂吉和何昊(2017)[15]对“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理论渊源与研究框架、学科特点与研究范畴及其创立的可行性做了详细论述。
成熟的学科都有其理论体系, 研究主线则贯穿始终, 将学科的研究内容前后贯通, 并使之逻辑自洽(白永秀和王颂吉, 2012)[16]。因此, 研究主线是学科建设的核心要素, 学科研究应围绕其研究主线展开。基于此, 本文确立了“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主线, 详细阐释了该研究主线的基本内涵与确立依据, 并揭示了研究主线与“一带一路”经济学其他研究范畴的关系。
二、“一带一路”经济学研究主线的确立 (一) “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主线:协同发展《说文解字》提到“协, 众之同和也。同, 合会也”。协同发展是指协调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不同主体, 协调一致地完成某一目标的过程或能力。从古丝绸之路到今天“一带一路”战略, 实现互联互通、互利共赢是其目的所在, 其背后的逻辑落脚点也在协同发展。因此, 贯穿于“一带一路”经济学研究始终的就是协调发展这一核心所在。具体来讲, 协同发展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的内涵:
1. 发展理念的协同:开放共赢从历史上看, 丝绸之路是一条连接亚欧非大陆, 沿线各国进行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海陆协同发展通道。各国商人、使者、传教士等沿着丝绸之路往来不绝, 是各国人民开展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当前我国倡议的“一带一路”继承和发扬古丝绸之路开放的发展理念, 不针对第三方, 不搞封闭性集团, 对世界上所有国家或地区、国际组织、区域合作机制和民间机构开放, 只要是有意愿参与的国家或地区皆可自愿成为参与者、建设者和受益者。在合作方式上, “一带一路”没有严格统一的参与规则,本着围绕扩大经贸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需要, 各方可采用双边或多边、本区域或跨区域、金融或贸易等多样化、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方式, 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机制创新, 提高投资与贸易便利化水平, 降低贸易和投资成本, 在相互开放中培育可持续增长的市场。
2. 发展动力的协同:融合互利“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 有着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的需求和愿望。传统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经贸合作往往含有霸权、歧视、剥削因素, 受到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抵制, 不得不代之以保护主义与孤立主义政策。“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 无论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与民心相通等互联互通的具体机制化安排, 还是实现方式、合作内容、阶段目标等, 都需要各方共同商议、共同参与, 共同营建, 寻找各方利益契合点与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在具体项目建设中广泛吸纳沿线各国当地企业、外资企业以及相关国际机构合作开发, 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和潜力。总之, “一带一路”战略由沿线国家共同推动, 立足于各参与方优势互补, 实现利益共享、共同发展。
3. 发展机制的协同:分工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差异较大, 经济合作、互补的潜力巨大, 各国在投资贸易互联互通的基础上, 依托产业固有的关联性、融合性, 逐步推进三次产业、主导产业、高技术产业的协同发展, 通过分工协作, 有利于扩大市场空间, 实现规模经济和成本优势, 增强核心竞争力。通过分工合作有利于区域内经济体的相关产业关联带动, 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否则, 就会出现产业同构和恶性竞争。“一带一路”框架下各国须减少政府行政干预, 打破地方市场分割, 推进市场协同发展,必须逐步消除商品与要素在不同市场中的差别待遇, 特别是制度性壁垒, 不断扩大经济合作, 通过“强强联合”“强弱互补”获得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整体效益”。
(二) “一带一路”经济学研究主线的确立依据第一, 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战略思想的重要内核。习近平总书记自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 在重要外事活动与国内重要会议上对“一带一路”战略做了详细阐述, 奠定了“一带一路”理论研究、战略实施的基本方向, 强调了协同发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 不是为了另起炉灶, 更不是为了针对谁, 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 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 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 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 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 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 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诚心诚意对待沿线国家, 做到言必信、行必果; 要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同沿线国家开展合作, 让沿线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 要实行包容发展, 坚持各国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共创繁荣; 强调要处理好几对关系:我国利益和沿线国家利益的关系, 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 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的关系, 对外开放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关系, 务实推进和舆论引导的关系, 国家总体目标和地方具体目标的关系。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都充分体现了协同发展这一核心思想。
第二, 协同发展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合作共赢的必然选择。不同国家在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等因素上的差异共同形成其比较优势, 各国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进行分工合作、要素共享, 实现大区域内经济资源利用最大化, 促进区域经济协同演进。“一带一路”包含了新兴经济体、老牌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 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发育程度差异极大。由东亚、东南亚构成的东部板块资金、劳动力资源丰富, 拥有完备的产业体系, 处于工业化中期; 由中亚、西亚构成的中部板块经济发展水平滞后, 产业体系单一, 但能源、矿产等资源储备丰富, 处于工业化初期; 以欧洲为主体的西部板块经济发达、技术先进, 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一带一路”三大板块发展水平的差异, 为不同国家和区域协同发展提出了客观要求。
第三, 协同发展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表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响应倡议提出的一系列规划纲要、联合公报、合作备忘录等政策性文件, 是指导实践的纲领, 也是理论研究的重要素材。这些政策性文件涉及的实质性内容几乎都体现了协同发展。如《中国-东盟产能合作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加强产能与投资合作的框架协议》《中泰铁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中泰农产品贸易合作谅解备忘录》《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欠发达国家或新兴经济体, 均有发展本国经济, 提高人居生活水平的美好愿望, 但限于制度、文化、政策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阻碍, 经贸合作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立即引起沿线国家(地区)的广泛关注与深度参与, 并迅速成为备受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二者相互促进, 极大地丰富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内容。中国已经同30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同2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 与11个国家签署了自贸区协定, 与56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 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蒙古的“草原之路”、越南的“两廊一圈”、柬埔寨的“四角”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实现了有效对接与紧密结合。经济走廊、自贸区、经贸合作园区等为跨国贸易投资搭建了平台,以沿线城市为节点, 公路、铁路、航空、海运、管道等交通设施为连接的“一带一路”的经贸和交通网络初步形成, 以亚投行、丝路基金为代表的金融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毋庸置疑, 上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举措都以加强沿线国家经济合作为目标, 都属于协同发展的范畴。
三、协同发展在“一带一路”经济学研究中的体现“一带一路”经济学是“一带一路”战略深入推进和对其研究不断深化的产物, 它从经济学视角来对该战略进行系统分析, 阐释其在当前新型国际格局下的战略动机、战略意义、主要举措。其研究范畴涵盖“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内容、相关新型组织机构以及经济关系的新变化。笔者认为, “一带一路”经济学的核心研究范畴包括在以上核心范畴中,协同发展作为“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主线贯穿于所有研究范畴中。
(1) 协同发展与“一带一路”经济逻辑从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到今年刚刚闭幕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一带一路”战略受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高度认可, “一带一路”建设逐步由理念转化为行动, 由愿景转化为现实。从经济学视角来看“一带一路”建设, 其核心是改变了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 建立起来一个倡导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秩序。通过互联互通和发展融合, 实现该区域范围内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政治、文明等多个层次的相互促进, 构建培育新型国际化格局下的发展新集群, 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发展注入新活力。在这其中, 协同发展是最大的逻辑, 贯穿于“一带一路”始终。
(2) 协同发展与“一带一路”全球化效应“一带一路”根植于新型全球化, 体现了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下的中国担当。相对于原有西方主导和推进的全球化, 新型全球化是包容性、开放性、公平性、共享性更强的全球化表现形式, 克服了传统全球化的排他性问题, 引导更多的国家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国际化合作中。“一带一路”经济学着重于研究新型全球化格局背景下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的演进及其推进模式、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机制、全球经济增长新格局等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都是围绕着协同发展这一主线展开的, 其中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研究侧重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如何在分工链条中协同共进; 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机制则是从机制、制度构建上阐释实现命运共同体的路径与方式; 全球经济增长新格局则是从协同共生的角度对经济格局的变化进行分析, 并分析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3) 协同发展与“一带一路”区域发展效应“一带一路”建设作为区域合作的重要战略, 其目的是促进所在区域内国家在新型合作规则下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从覆盖的范围看, 既包括新的经济区域, 也包括多国经济组织的多边合作机制的构建以及中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合作机制等。从区域经济角度对其研究主要着眼于“二圈五走廊一通道”区域增长效应、区域联动发展研究, 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合作机制构建等研究, 中国西北、东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参与机制与路径、现有经济区域与其对接等问题。研究如何将长期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城市群建设、中心城市建设等与“一带一路”充分对接, 研究其融合机制和助推举措。这其中最核心的是实现区域协同发展, 通过互联互通, 将原本分散的甚至冲突的要素转变为有序的整体合力, 促进商品、要素、资本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 形成区域统一市场, 并作为单一经济系统与其他经济系统进行对接与互动。“一带一路”经济学除了关注“一带一路”这一核心范畴外, 也要关注各沿线国家现存合作机制背景下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其核心要义也是实现协同发展。一是研究与欧盟、北美自贸区、东盟、大湄公河次经济区域协同发展; 二是研究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化旧格局下的金融合作机构的协同发展; 三是研究其与亚投行等组织的互利共赢合作路径; 四是研究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与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的协同性与兼容性。
(4) 协同发展与“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效应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 从总书记发出“一带一路”倡议, 过去四年, 是政策沟通不断深化的四年、设施联通不断加强的四年、贸易畅通不断提升的四年、资金融通不断扩大的四年、民心相通不断促进的四年①。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绩, 其关键在于实现了协同发展。学术界相应的研究也大都从分析中肯定了协同发展的重要性。一是研究如何在基础设施层面实现协同。基础设施是从事经济活动的载体, 决定了经济活动的广度、深度和效率, 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已然构成制约“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短板, 评估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收益, 探索建立相关国家间分工合作与利益补偿机制, 是“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连通的重点研究内容。二是研究如何在贸易层面实现协同。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禀赋和贸易特点, “一带一路”贸易投资便利化的研究视角应着眼于构建基于沿线国家资源禀赋与竞争优势的贸易合作与分工格局, 投资贸易新模式(跨境工业园区、自由贸易区、经济走廊等)的运行机制与经济效益, 企业跨境投资的区位选择、进入和退出及风险管控等内容。三是研究如何在资金融通层面实现协同。“一带一路”国际金融合作旨在建立稳定的金融环境, 通过扩大货币互换、设立跨国融资机构、发展统一债券市场等方式推进货币、信用体系建设, 为项目投资提供多元化的资金保障。对“一带一路”国际金融合作的研究应集中于现有投融资结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各国主权基金等)之间的协调合作。四是研究如何在产业发展上实现协同。产业协同是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1>2”的协同效应的关键, 研究如何依托产业固有的关联性、融合性, 逐步推进三次产业、主导产业、高技术产业的协同发展, 如何通过分工协作, 扩大市场空间, 实现规模经济和成本优势。五是研究如何在市场层面实现协同。“一带一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发育程度、市场环境及其开放度等差异极大, 必须要着眼于构建协同发展市场环境的研究, 分析消除市场壁垒, 实现要素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 形成统一透明、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的路径与对策。六是研究如何在国际产能合作层面实现协同。国际产能合作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 要研究“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际产能合作的区位选择和合作路径, 这些问题从根本上体现了互补共赢、协同发展。
① 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 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515/c64094-29274601.html. 2017年05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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