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 人类以更大程度享受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创新带来的发展红利, 财富创造和积累的速率持续加快, 技术创新和传播的速度不断提升, 生活保障和改善的程度大大加强, 环境治理和保护的效果持续彰显, 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变革调整、创新发展的大时代。但同时人类社会亦不断高频次地遭受众多全球性的挑战, 世界经济增长乏力, 传统秩序转型受阻, 贫富差距难以缩小, 地区冲突持续升温, 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 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1]。在此背景下, 结合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的现实, 习近平总书记适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旨在促进经济社会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 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 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 为表现乏力的全球经济注入强心剂^[2]。2014年至2016年, 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中国企业已经在20多个国家建设56个经贸合作区, 为有关国家创造近11亿美元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1]。各方在顶层设计、国际共识、合作协议、建设项目、支撑体系五大领域取得丰硕成果, 有效实现了双赢。但我们仍需清醒地认识到，在避免矛盾冲突、保护生态环境、加强心理认同、风险防控管控等方面依旧滞后, 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为了保证“一带一路”建设顺利进行, 为其提供科学、系统的理论指导, 我们认为有必要创立“一带一路”经济学, 用科学的理论为伟大的实践保驾护航, 进而上升到为新型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发展提供理论解释与指导。

一、问题的提出

为推动“一带一路”经济学的成功创立, 就必须对这一学科的内在机理, 诸如研究对象、研究范畴、研究主线及研究任务等方面进行科学的定位与合理的设计, 以形成严密的逻辑体系与核心话语体系, 从而完成这一项系统性工程。我们在之前的一些文章中已经对“一带一路”经济学的学科定位与研究体系^[3]、理论渊源与研究框架^[4]、学科特点与研究范畴^[5]、可行性研究^[6]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这篇文章我们将着重对“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进行探讨。在学科建设中, 研究任务是指该学科需要完成的使命、需要实现的目标, 即该学科应该担负的责任，它关系到一个学科的生命力与影响力。对于指导“一带一路”建设的“一带一路”经济学来说, 其研究任务便是如何实现为“一带一路”建设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与服务这一目标, 进而形成更具普遍意义的理论体系来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理论解释与指导。只有明确研究任务在学科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才能在创立“一带一路”经济学过程中具有方向性和针对性, 才能在指导“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更具操作性与可行性。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对这一新兴学科各方面的看法依旧争鸣不一, 就“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来说, 更是处于空白状态, 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做一些探索性的工作。

二、研究任务及其在学科建设中的地位

学科建设是指建设主体依据社会发展需要和学科发展规律, 针对学科发展的具体内容要素, 开展学科规划与组织学科实践, 明确学科发展的目标与方向, 提高学科水平和综合实力的学科活动^[7]。“一带一路”经济学的学科建设是按照“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需要和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 逐步优化学科组织结构、完善学科知识体系、提升学科学术水平的系统工程和组织行为。

(一) 研究任务在学科建设中的地位

研究任务是一门学科肩负的使命, 从根本上规定着学科的建设方向; 是学科建设是否成功的主要判定标准, 指导和约束着学科建设的全过程。一方面, 作为学科建设使命的研究任务是一种应然状态, 不但规定着学科应该达到的水平高度, 而且规定着学科应该研究的领域宽度, 从根本上规定着学科的建设方向。另一方面, 作为学科建设判定标准的研究任务, 贯穿学科建设的全过程。学科是“知识形态”“组织形态”“活动形态”的统一体^[8], 研究任务不但指导和约束着学科的知识建设、组织建设和活动建设, 而且作为统一的标准帮助其互相协调、互相促进。所以说, 只有正确认识“一带一路”经济学研究任务的内涵, 才能明确“一带一路”经济学的建设方向, 指导和约束“一带一路”经济学的学科建设。

(二) 研究任务的内涵

学科建设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 那么学科的研究任务应该既能满足实践发展的需要, 又具备一定的理论高度。

首先, 研究任务应该回答实践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并为实践的下一步发展做出前瞻性的指导和安排^[9]。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奠基之作的《资本论》, 写作于19世纪欧洲经济危机、工人罢工等问题日益突出之时。马克思指出, 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的矛盾, 这种基本矛盾的阶级表现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这表明, 经济学理论的生命力同样依赖于其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和预见力^[10]。当前中国建设“一带一路”, 旨在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要素自由流动和市场深度融合, 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政策协调, 是一种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在此背景下, “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应该回答中国与沿线国家为什么要合作, 应该在哪些领域、哪种水平合作以及如何合作的问题, 以指导“一带一路”建设。

其次, 研究任务应该从理论上揭示研究对象内在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本质和运动规律。在经济学中, 这种研究对象内在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本质和客观趋势就是经济规律。马克思指出, 《资本论》的研究任务——“最终目的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11](P8)。实际上, 其研究任务既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又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经济学学科的研究任务正是揭示该学科研究对象的运动规律。“一带一路”经济学研究的是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国际分工合作关系, 那么“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应该是揭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国际分工合作关系内在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运动规律与趋势。

三、“一带一路”经济学研究任务的确立 (一) “一带一路”经济学研究任务确立的背景

二战后，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形成的冷战对峙格局虽然没有完全阻隔投资贸易在世界范围内的进行, 但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作为潜在的壁垒使得国际贸易被严重割裂, 以巩固同盟建设、扩大势力范围、加强价值输出为导向的对外投资也使得资源配置被严重扭曲。因此，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分工合作关系也遭受严重的干扰与破坏。冷战结束之后, 这一现象有所缓和, 但并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改变, 而是以另外的形式依旧存在。国际贸易由过去美苏两国平衡对峙的横向分割转变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纵向分割, 发达经济体一直在谋求建立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排他性的区域一体化、同盟式的经济合作组织, 试图差别化地对待同样处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 将其长期压制在国际分工合作体系中的边缘位置, 无法平等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红利。

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孤立地持续为本国发展提供所需要的全部生产资料, 国家间经济的依赖互补已经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前提条件。然而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传统全球化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一直处于不利地位。许多国家奉行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利己主义等短视行为, 以至于资源的最优配置难以实现。但是我们要清楚地看到, 人类的生产力水平、认知水平、消费需求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过程, 这就客观要求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同时，服务贸易、产权贸易、国际投资对传统贸易内容的极大丰富, 也使得科技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逐渐取代自然资源成为决定国际分工的要素禀赋。另外,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产业的兴起, 也对产业分工的变化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种种变化说明全球性发展问题的出现不是经济全球化所导致, 而是国际分工合作关系没有及时调整的结果。因此，将揭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发展规律作为“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 便是要准确理解新时期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 进而为形成新型全球化的制度安排提供依据。

(二) “一带一路”经济学研究任务的内涵

“一带一路”经济学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的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为研究对象^[3]。因此，我们认为, “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就是揭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的发展规律。通过对二战之后形成的现代国际关系演变历程、影响因素、变化趋势等方面的全面梳理以及对同时期传统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发展变化过程、动力机制、路径选择等方面的深入探究, 准确把脉国际分工合作关系演进的内在机理和世界经济秩序对国际分工合作关系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总结提升“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经验教训, 结合新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经济治理的成效与障碍, 综合分析贸易投资、地缘政治、文化沟通、环境保护等全球性问题对国家间经济发展的影响, 揭示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的规律，它是适用于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间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的普遍规律, 以此有效指导“一带一路”的未来建设, 并为世界各国融入新型全球化提供科学的路径, 努力缩小世界各国间发展的差距。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 就是遵循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 根据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 有意识地消除政治界限在要素流动中形成的天然障碍。站在更高远的层次、以更广阔的视角为全人类的利益进行谋划, 而不是以单个国家或集团国家的利益为目标。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消除不必要的贸易壁垒, 让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能共享发展成果, 推动形成世界经济更稳定、更具规模、更健康的大循环。

(三) “一带一路”经济学研究任务确立的依据 1. 分工合作理论是国家间贸易的基础性理论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史, 其实就是分工合作理论的演变史。自18世纪魁奈(Francois Quesnay)首次提出“普通自由贸易”这一概念, 第一次阐明国际分工的必要性之后, 伴随着国家间贸易往来的深入发展, 有关分工合作的理论也在不断丰富。从以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互相需求理论、H-O理论为代表的古典国际分工理论, 到以外部规模经济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内生比较优势理论为代表的现代国际分工理论, 再到以产业内分工理论、垂直专业化分工理论为代表的当代国际分工理论^[12]都是对同时期国家对外贸易规律的理论性概括。而以“五通”为主要内容的“一带一路”建设归根结底都是要通过国家间的贸易投资来得到实现与巩固的, 而对国家间贸易投资的分析研究则必然落脚到分工合作上来。无论社会发展进步到何种阶段, 归根结底都源自于分工合作的更加科学合理、更加细致深入。只有以“一带一路”现实实践为依据, 不断对分工合作理论加以深入研究, 进行持续的创新、深化, 才能指导“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新型的分工合作关系, 才能促进沿线各国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使“一带一路”经济学更具现实意义。

2. 新型全球化对分工合作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

20世纪70年代以来,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再伴随着西方模式的扩张, 以东亚“四小龙”的东亚模式、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模式、南美国家的拉美模式等为代表的本土化模式以及新世纪以来以五个金砖国家为代表的个性模式不断出现。这些模式有别于西方模式, 它们以自身或相近的文化认同、价值理念、行为准则等为基础, 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国家运行机制。然而传统全球化带有明显的对于“国家属性”的歧视与偏见, 始终戴着有色眼镜、怀着警惕心态看待采用非西方模式的其他国家, 难以做到一视同仁、公平公正, 从未真正考虑过人类整体的利益诉求, 造成许多难以调和的全球性问题。不同于零和博弈、你死我活的传统全球化, 新型全球化是互利共赢的, 是以开放、包容、均衡、普惠为宗旨的全球化。它将摈弃差别对待和歧视行为, 以谋求全人类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不受政治制度、经济体制、价值理念等的影响。这就要求对目前有差别的国际分工合作关系进行调整与变革, 而作为新型全球化先试先行的“一带一路”建设更要注重打造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13], “一带一路”经济学更要将研究普适性的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放在学科研究的突出位置。

3. “一带一路”倡议下分工合作的内涵更加丰富

一方面, “一带一路”倡议所涵盖的地域范围之辽阔、人口数量之庞大、资源禀赋之迥异、文化习俗之多样、国家发展之悬殊, 在以往的经济合作组织中都极为罕见。任何生产要素都可在区域内通过自由流动寻找到自身的最优配置, 社会分工的专业化程度将大大提高, 生产活动的无限细分、产业链的无限延长都将成为可能。“五通”建设也使得区域内分工合作能够在深度与广度上得到有效发展, 为区域内货物、资金、服务、劳动力、信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提供广阔的空间, 大大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 “一带一路”的目标又是多维的、立体的、综合的, 不仅要达成经济融合这一目标, 还要实现政治互信和文化融合, 不仅要打造利益共同体, 还要建成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就意味着“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分工合作关系不仅仅是一般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和产业体系中的分工合作关系, 还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链、价值链的分工合作关系, 更包括国家发展、地区事务、全球治理等方面的分工合作关系^[5]。内涵的丰富性使得分工合作关系的发展规律难以捉摸、无法把控, 对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难以判断, 但同时也为分工合作关系质的改变提供了可能。因而这也成为“一带一路”经济学研究任务的落脚点。

4. 重塑全球价值链对分工合作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信息技术革命开展以来, 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速率不断加快, 经济转型需要经历的时间也被不断压缩, 新兴国家不断涌现。但发达国家对于核心技术的垄断以及对于全球价值链的控制, 使发展中国家始终难以突破发展瓶颈, 长期陷入“低端锁定”的困境^[6]。产业链中产品研发、核心部件生产、产品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被发达国家牢牢把控, 发展中国家仅能承接中间低附加值环节, 长期被置于金字塔的底端、价值链的边缘, 由此也形成了国家间的阶层固化。“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重塑全球价值链提供了平台支撑和载体选择, 它将推动我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众多发展中国家国际分工合作地位的提升, 跳出陷阱, 平衡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 缓解目前存在的全球性问题。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的全球价值链重塑将对传统全球化下的规则制度做出深刻调整, 将打破由霸权主义和保护主义所制造的制度壁垒, 同时改变传统技术支配下分工合作所产生的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状况, 创新和实施包容性制度安排^[7]。对此, “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将会在实践上回答中国与沿线国家为什么要合作, 应该在哪些领域、何种水平合作, 以及如何合作的问题, 而且会在理论上预见这种国际合作的产生、发展和运动的趋势。

四、“一带一路”经济学研究任务的作用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发展规律的研究、认识、揭示以及掌握, 能够准确定位不同时期“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 能够有效避免“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风险，能够大量减少“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重复建设, 能够清晰看到“一带一路”未来的发展态势, 能够为“一带一路”经济学的创立及后续发展提供核心支撑。

(一) 理论层面的作用

“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是“一带一路”经济学的核心所在。“一带一路”经济学的整个框架结构就是围绕“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所搭建, 以期能够及时、准确、全面地发现、掌握、运用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的发展规律。研究任务的明确界定能够加速“一带一路”经济学的创立; 对研究任务的不断钻研探讨并取得新进展、新发现, 则是推动“一带一路”经济学向前发展的基础性条件; 研究任务在理论层面的完成并在经过现实实践的检验后不断修改完善直至最终被验证, 则代表着“一带一路”经济学的最终成熟与完备。“一带一路”经济学既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又是“一带一路”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而对于“一带一路”经济学任务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带一路”理论本身的丰富与完善, 对其科学性与理论性有着深层次的影响。

(二) 政策层面的作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的发展规律被科学地揭示，将使“一带一路”经济学更具有普适性、指导性与解释力。系统、科学的理论将被普遍接受成为共同知识并形成具有约束力与强制性的制度，将有利于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形成高度共识, 被沿线国家或承担建设任务的主体单位结合现实基础, 落地运用形成可操作实施的具体政策, 推动经济政策的协调与发展战略的对接, 实现协同联动发展。通过开展“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际合作, 形成政策协调、规划对接的合力。在今后的建设过程中将加强宏观政策协调, 共同营造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 以加速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 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同时为重塑全球价值链、推进新型全球化进程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