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先生学术事业的高峰是他总主编的大型《中国通史》的撰著完成。这部巨著在1999年春全书出版之时, 就被誉为“中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此书为什么能获得学术界如此高度评价呢?用最简单的话来回答就是:内容贯通上下囊括全面, 体裁形式令人一新耳目!全书贯彻了白先生“通古今之变”的宗旨, 叙述从远古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千年历史。而在编纂形式上一改以往史著的旧观, 创立了“新综合体”。全书由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种体裁构成, 各种体裁之间互相配合, 从而使丰富、详实、科学的内容与优长的编纂形式相得益彰。以往100年间, 无论是通史, 或是断代史、专门史著作, 其体裁、体例几乎无一例外地使用“章节体”, 人人习以为常。至此却陡然出现了新的局面, 学者们佩服白寿彝先生的创新气魄, 同时自然要追问:这种创新的目标追求和学理依据是什么?白先生为了实现这一编纂的重大革新, 又经过哪些艰苦的探索呢?

一、站在历史新起点上

把握“新综合体”的灵魂, 正如白先生所说, 一种单一的体裁很难从多维视野反映中国历史丰富的内容, 而应以多种体裁互相配合, 实现“立体式著史”。“新综合体”的设计, 虽然是白先生在1979年《中国通史》决定正式启动之时所决定的, 但这一创意可以追溯到1946年白先生所作的一次讲演之中。

1946年9月，白先生在昆明五华书院作了《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的讲演，当时年仅37岁, 但当我读到此文时, 却不由得被他表达的深刻思想和树立的高远目标所震撼!讲演别开生面, 把中国传统史书体裁的演变按照时间顺序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第一时期自春秋至东汉建安五年(200), 是编年、纪传两种史书体裁相继确立的时期; 第二时期自建安六年(201)至唐贞观十九年(645), 是断代史著述普遍发达的时期; 第三时期自贞观二十年(646)至明末, 可以看作是通史撰修的时期; 第四时期为清代, 是专史撰述的时期。研究社会史或学术史, 要有贯通上下的眼光, 在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 把握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 这是白先生治学的一贯风格, 这篇讲演中对此有鲜明的体现。关于史书体裁演变过程中一些重要问题, 讲演中都有独到见解。如《汉纪》一书, 是东汉末年汉献帝因感到《汉书》“文繁难省”, 命荀悦进行删削、改写而成的, 因它内容上采用《汉书》, 很少补充史实, 因此长期不被看重。但白先生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他认为荀悦采用类举的办法将许多无年月可考的史事, 或因事以及事, 或因人以及人, 因而得以记载下来。可以说, 荀悦的《汉纪》使编年体活动的领域得以大大地拓展, 从此形成编年、纪传二体角力争先的格局。又如, 《史记》和《汉书》同是产生于汉代的纪传体史著, 有人喜欢“扬马抑班”, 白先生却认为, 《汉书》有许多自己的特点和创造, 这表现在:《汉书》列传的编次较之《史记》更趋合理; 《汉书》的“十志”比《史记》“八书”的规模更加完备。此外, 班固的《汉书》继承了司马迁在构建史学体系上的创造精神, 使西汉一代史事首尾具备, 对于后来史书的编纂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篇讲演最具超前性意义的论述是提出了“立体式著史”的设想:“以前, 人与社会的关系不很显著, 所以平面的, 甚而至于是点线的写法已可以使人满意。现在, 人与社会的关系日见复杂, 非用立体的写法不能适应大家的要求。”试想, 自从晚清起, 西方近代史书体裁章节体传入中国, 立即被普遍采用, 各种领域的史著都广泛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人们由此形成了惯性, 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了。但白先生却站出来说, 体裁问题目前是“艰难万状”, 令人极不满意, 所以非变革、创新不可!这篇讲演作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年, 中国人民经过十四年浴血奋战, 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抗战的胜利标志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开始。白先生对时代变迁有敏锐的观察, 意识到学术工作已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今后人民的活动将占据重要的地位, 历史著作要有新内容、新目的, 再不能用平面的、点线的写法。白先生所高悬的目标就是“立体式著史”, 要求历史著作要符合新时代的需要, 从内容和体裁都要大力革新。从那时起, 他就不懈追求, 直到多卷本《中国通史》编纂完成, 走过了半个世纪的探索历程。

二、深入发掘总结传统历史编纂学优秀遗产

20世纪50至60年代初期, 白先生以巨大的心血总结传统历史编纂学的优秀遗产。任何创新都不能凭空而得, 中国古代史家撰写了大量史学名著, 创造了多种史书体裁, 积累了丰富的编纂经验。对于这些经验的总结, 就是当代实现体裁创新的基础。白先生在这一时期撰成的论文《谈史学遗产》《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和著作《史学史教本初稿》就是有关这一领域的重要论著。

白先生提出“史学遗产”这一命题, 在当时就显示出其独到的眼光和鲜明的学术取向。在当时条件下, 研究者大都将传统史书作为史料看待，少有考虑从深层阐发其意义。正如《谈史学遗产》一文中所言:中国史学源远流长, 存世典籍浩瀚, 其间蕴涵着丰富的史学遗产, 但我们史学工作者“注意史学遗产还很不够”。提出“史学遗产”这一命题, 就指明要重视传统史学中大量的有宝贵价值的东西, 要认真地发掘和总结, 自觉地继承发扬, 在今天的条件下发挥作用。白先生深刻地阐明发掘、总结史学遗产的指导思想, 与以往那些要一脚把遗产踢开和死抱着遗产不放的立场卓然有异。处在新的时代, 我们对待史学遗产的正确态度, 应是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 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要敢于打破传统, “创造出宏大精湛的新的史学规模”。白先生出语掷地有声, 目标十分明确：要重视继承遗产, 同时要改造它、超越它, 创造出符合社会主义时代要求的宏大精湛的史学规模, 实现著史体系的重大创新。

白先生在文章中强调要百花齐放, 他举出尤要重视开辟四个大的花圃, 包括“对历史观的研究”“史料学遗产的研究”“历史编纂学遗产的研究”“历史文学遗产的研究”, 此后即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建设中国史学史“四个部分”的学科架构。对于总结历史编纂学遗产，白先生尤多精辟的阐发，如认为《史记》是在综合已有的各种体裁的继承上撰成的, 实质上是综合的体裁。又如论述史书体裁并非一成不变, 应当以发展的、动态的观点研究它。以编年体为例, 孔子修《春秋》, 只记载有年月可考的史事。《左传》不仅记载史事, 而且记载人物言论, 就记事的层面来看, 它除了记载当年的事, 有时也原其事之始, 或要其事之终。到东汉时期荀悦撰成《汉纪》, 采用了“通比其事, 例系年月”的编纂方法, 表明不仅要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将史事记载下来, 还包含有类比的办法, 这是对编年体的一个重要发展。

继承优秀的史学遗产, 自觉地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 同时高扬勇于创造的精神, 三者缺一不可——这是白寿彝先生鲜明的学术特色和成功的奥秘。随着我们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白先生迎来了一生学术工作最辉煌的20年。他的思想空前活跃, 对于继承、改造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成果思考更加深刻, 与此相伴随, “创造出宏大精湛的新的史学规模”的构想也越来越成熟了。1981年, 白先生在《史学史研究》上相继发表了《谈史学遗产》《谈历史文献学》《谈史书的编撰》《谈历史文学》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的系列文章, 成为他探索工作臻于新境的标志，由此而产生了很大影响, 香港近现代史学史专家许冠三即在其所著《新史学九十年》一书中, 称白寿彝为“史学遗产继承派”。

在白先生的构想中, 对史书编纂工作最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是关于“综合体”史书体裁的阐释。他强调:“历史现象是复杂的, 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 显然是不够的。”“今天我们要采用综合的体裁来写历史。”1983年4月, 白寿彝先生应邀到陕西师范大学作学术讲演, 他更明确地提出, 创造新的史书体裁是“建设新的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他说:“我认为, 我们应该总结过去写书的经验, 创造新的体例。”针对长期流行的章节体, 他指出：章节体具有系统比较分明的优点, 但是对于典章制度却无法进行比较详细的论述, 这是章节体最大的缺点; 历史是人物活动的历史, 历史上, 有杰出的人物, 有人民群众, 但在我们近些年出版的史学著作中, 却很难看见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人物形象, 这也是章节体史书很大的缺点。白先生也指出，章节体晚清由西方传入并广为流行, 是历史编纂的巨大进步；它利于叙述历史的演进趋势, 同时可以根据需要灵活设置章节, 也可以用于撰写专史或人物传记。因此, 20世纪中章节体的流行和对“新综合体”的探索, 是史学发展的两大趋势, “新综合体”中也可以大量吸收分章节叙述的定法。白先生的讲演为什么如此胸有成竹?这是因为, 此时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纂工作已经富有成效地向前推进了。

三、“立体式著史”的宏大规模

多卷本《中国通史》正式启动于1979年, 至1999年初全书出版, 共12卷22巨册, 总字数约1 300万字。这是一项浩大的史学工程, 由白先生总主编, 全国500多位学者参加编纂, 历时20年完成, 被王毓铨称誉为“积一代之智慧, 备百世之长编”。1989年, 《中国通史·导论卷》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白先生在书中第八章专门阐述了史书体裁的继承、改造和创新, 阐明编纂《中国通史》综合运用“多体裁配合、多层次地反映历史”的总的著述宗旨, 这是他对1946年讲演中所设想的“立体式著史”的直接发展, 经过几十年的探索至此达到了成熟的境地。

《中国通史》除第一卷“导论”和第二卷“远古时代”以外, 各卷皆分为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个部分, 互相配合阐述各个时期的历史。“序说”置于各卷卷首, 开宗明义地论述基本资料、前人的研究成果、本卷编撰要旨和编纂上的具体问题。“综述”是全书的主干, 从宏观上论述各个时期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典志”包括典章制度、民族状况、经济社会生活、地理环境、科学技术等内容, 是对历史发展过程中若干侧面的剖视。“传记”在各卷中占有较大的篇幅, 用以反映人物对创造历史的作用, 同时又通过他们的活动表现时代的特点。

“多体裁的综合”“多层次叙述”, 就是为了做到“立体式著史”, 真正改变平面式或点线式叙述的缺陷。作为《中国通史》主体部分的三大部件, “综述”是发扬“通古今之变”的优良传统, 以时间为线索叙述政治、经济、军事、民族等大事; “典志”是论述各时期典章制度、社会生活等; “传记”记载在历史上留下鲜明印记的人物的性格、思想、行动。多种体裁互相综合，能够多维度地考察和再现客观历史进程, 从而有效地改变史书中不能详细论述典章制度和缺乏完整人物形象的旧貌。曾经有人担心采用这种“新综合体”会不会搞成“新纪传体”, 白先生的实践证明, “新综合体”是根据新的时代需要、综合吸收古今中外之优长而取得的重大创新成果。《中国通史》曾两次登上北京海淀风入松书店畅销书排行榜, 开始我对此感到不解, 像这样厚重的学术著作, 何以能列入“畅销书”呢?后来经过了解, 才知道书中的“序说”部分尤其受到青年研究者和大学生的欢迎!《中国通史》的综述部分, 从其作为全书的纲领而言, 是继承纪传体的“本纪”而来, 但其内容、面貌和作用又决非“本纪”而能相比；“典志”部分比旧的“典志”囊括更丰富，论述更充分、系统；“传记”要写的是在历史上起到显著作用的代表性人物, 中国古代后期把列传变成人物仕途履历表的纪传体史书与之相比, 不可同日而语！

四、大好春光中的学术盛会

《中国通史》全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齐之时, 恰逢白寿彝先生90华诞和从事学术研究70周年。1999年4月26日, 北京师范大学隆重举行“祝贺白寿彝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七十周年暨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大会”。这次学术盛会实在令人难忘, 时间已过去了18年, 但当日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容纳300余人的会场座无虚席, 有的来宾只好站在会场边的过道上。

这次学术盛会记载着中央领导同志对白寿彝教授学术成就的关注和高度评价。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李瑞环、李岚清等分别发来贺信、贺电表示祝贺。会议宣读了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贺信, 信中说, 白寿彝教授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您)在耄耋之年, 仍笔耕不辍, 勤于研究, 可谓老骥伏枥, 壮心未已。对您和您的同事们在史学研究上取得的重要成就, 我表示衷心的祝贺!”“我相信, 这套《中国通史》, 一定会有益于推进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出席大会的贵宾中, 有著名学者季羡林、钟敬文、刘大年、何兹全、王钟翰、齐世荣、戴逸、田余庆、金冲及、蔡美彪、林甘泉、朱绍侯、高敏等。学者们热情洋溢, 从各个方面高度评价白先生的道德文章, 赞誉《中国通史》的巨大成就, 议论精彩, 感情真挚, 令人感奋!中国人民大学戴逸教授说:“这是一部空前的巨著, 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的压轴之作。”“这部通史最全面、最详尽、最系统, 是真正的通史。”

社会公众的检验, 恰与领导人的祝贺、专家学者的赞誉相印证。至2003年, 多卷本《中国通史》在短时间内共发行了3万余套, 共计66万余册。在这里, 数字不再枯燥而显得有热度、有感情。厚重的学术著作有如此出人意外的发行量, 这说明白先生运用“立体式著史”的指导思想, 著成内容系统、丰富、科学的《中国通史》获得了巨大成功!

[责任编辑 刘炜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