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 红柯带着他充满诗意与血性的作品闯入了人们的视野, 给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雄健之风; 与茅盾文学奖的四次擦肩而过让人对其小说充满了好奇与期待; 其小说所构建的世界不仅有苍茫的大地、荒凉的戈壁、散若星辰的绿洲、巍峨的山脉、辽阔的草原, 还有疾驰的骏马、翱翔的雄鹰、野性的狼群、粗劣的莫合烟、锐利的刀锋; 他用这些异域的元素建立了自己的王国, 确立了一个作家的地位。

“早年的阅读生活中, 我总是把梅里美放在巴尔扎克之上……梅里美则是远离尘嚣, 专心于西班牙的走私贩子土匪和吉普赛人, 写这些与世道‘格格不入’的人。用荒蛮之地的血性与个性来反衬巴黎的苍白与无聊。”^[1](P289)红柯所向往的是梅里美所塑造的这个粗犷、豪放, 充满原始野性的“异域”, 带着这份向往, 他在毕业留校一年后, 远赴新疆奎屯, 执教于伊犁州技工学校, 利用带学生实习之机漫游天山南北十年, 正是在新疆的十年生活让他脱胎换骨, 也正是在这充满传奇性的十年中, 红柯获得了其小说所必须的全部元素, 并建立了自己的“异域王国”。然而, 他本人在新疆的十年里到底凝练着什么气质, 赋予了其小说一种与众不同的清新与沉静, 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追求, 让他坚守着这样的创作, 他精神的世界又为其作品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要探讨这些, 我们就需要从红柯的个人经历和小说文本出发去窥探。

一、构筑理想的生命诗境

大漠绝域, 严酷的自然地理环境, 广阔的空间, 决定了新疆人顽强的生存意识, 对弱小生命的呵护形成了现代新疆人的豁达与开朗。1995年冬天, 红柯回到陕西, 但他的精气神已经完全是个新疆人了, 积极顽强的生命意识早已流淌在红柯的血液之中。在辽阔的草原大漠中, 这种生命的独特体验夹杂着异域的文化风土, 不停地改变着红柯, 让他的内心发生一次次裂变, 当生存被环境压榨到极限时, 生命就会呈现出其本相。世界多极, 文化多极, 对生命的豁达态度让红柯对于生命有了另一层理解, 在他的笔下, 死亡只是生命的一部分, 而人的生命将在无限循环中得到永生。活着的时候自然自在, 大胆去爱去恨, 死的时候也没有悲凉之感。在红柯的小说中, 没有都市人的精明市侩, 浮华虚伪, 有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坦诚与亲密。

红柯擅于将笔下的人物与自然融为一体, 让他们在笔下流淌着, 向前发展。人们在苍茫的大漠, 巍峨的雪山, 抑或是荒芜的戈壁, 广阔的草原之中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头顶碧蓝的天空, 飞舞的白云。他们伴着灼热的阳光敢哭敢笑, 沐浴在皎洁的月光中敢爱敢恨, 一切都那么地率性、自然。身边是疾驰的骏马, 充满灵性的奴羊, 抬头看得到天空中翱翔的雄鹰, 远眺望到野性的狼群。这便是红柯谱写的自然与生命的交响曲, 也是他笔下的自然伦理。一切生命诗意地栖居于大地。在《美丽奴羊》《奔马》《金色的阿尔泰》等作品中, 人完全置身于大自然中, 脚下的泥土和植物取代了现代城市的钢筋水泥, 戈壁沙漠的沉静将城市的浮躁和喧嚣摒除在外。个人直面大自然的伟力, 与大自然有着更直接更深刻的交流, 对于大自然的精神内涵也有着更强的感受和领悟能力。

他看到美丽奴羊特有的双眼皮, 眼皮一片青黛, 那种带着茸毛的瞳光就从那里边流出来, 跟泉眼里的水一样流得很远很远。美丽奴羊就用这种青春的泉水般的目光凝注牧草和屠夫, 屠夫感到自己也成了草。人跟草一样, 即使在寂静中, 也会有一种内在的旋律在回荡。^[2](P107)

当去除了现实生活的琐碎细节后, 人与自然回到最原初的状态, 显现出一种未受污染的自然之壮美与人性之纯美, 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 人与各种动物、植物, 动物与植物不再相互对抗, 而是心灵相通, 自然界中的马、羊、狼、树、草, 现代社会的汽车、靴子、猎枪都有着与人一样的灵性, 凝结了天地的精华。人与自然万物能够进行精神交流, 人与自然万物紧紧相连。这种“天人合一”的美好境界凝结成了红柯的小说精华, 也是红柯理想中的精神彼岸。通过构筑人与人、人与自然理想和谐的生命诗境, 建构一个前现代精神的自然伦理来呼唤人的本性, 没有了现代性与人性的幽微复杂, 在他所构建的精神彼岸中重返自由。现实中的矛盾冲突、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也在这样的理想图景中被稀释淡化, 以此来重建自己的精神依托。

二、回归自我的英雄之路

广阔辽远的西部, 宽广的天空, 壮美的山河, 生存环境的恶劣, 强大的自然伟力, 很容易引发苍茫的情义, 高昂的精神意志, 蓬勃的生命力度, 进而氤氲为肆意浩瀚的英雄意识。来到新疆后, 红柯就迷上了《蒙古秘史》《热什哈尔》以及《突厥语大辞典》等少数民族的经典作品, 并且对蒙古族卫拉特部的《江格尔》、藏族的说唱体《格萨尔王传》以及柯尔克孜的《玛纳斯》这三大少数民族的英雄史诗推崇备至, 正如乐黛云所言:“不同文化中文学的接触必然是一个取长补短的过程。”^[3](P14)红柯曾坦言他在建构长篇小说《老虎, 老虎》《大河》《西去的骑手》时, 借鉴了《江格尔》《格萨尔王传》和《玛纳斯》这三大少数民族史诗的写法, 并取得了成功。

红柯笔下的英雄人物既是“巴特尔”“巴图鲁”(突厥语英雄的意思)又是“儿子娃娃”。他们既有英雄般视死如归的铁骨铮铮, 又有赤子般的自然童真和率性单纯。这样的英雄人物不仅完美, 更有一种西部的史诗性, 也许他们会在世俗的纷争中牺牲, 但却维护了精神的纯净和自足, 红柯通过这样的超验之旅, 踏上漫漫的彼岸之路, 向着那遥远的、纯净的精神彼岸迈近。《大河》中有开荒的勇士老金, 《乌尔禾》中有刚强的海力布, 《西去的骑手》中有血性男儿马仲英。作者通过对这些英雄人物以及充满了血性刚烈气息的情节的极力渲染, 融合了神话、历史与现实, 张扬着对于个人英雄和血性刚强的崇拜, 显露出他对于雄强壮美, 英勇无畏的人格意志和人格理想的无限向往, 这是一种趋近于原始、混沌乃至野性(动物性)的精神彼岸。

不难看出, 作者所赞颂的是一种旺盛的生命力和一种强大的生命意志, 一种终极大美, 并且想以此来重塑当代社会日益窄化、萎缩的男性生命, 拯救男性的精神危机。红柯所心仪向往的是那些勇力惊人并且拥有巨大生命能量的原始孤胆英雄, 在《西去的骑手》中, 马仲英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极具浪漫色彩的西部英雄, 盛世才则是城府极深的乱世枭雄, 涉及历史史实的残酷战争被用来展示主人公的彪悍与野性, 个人英雄的魅力被剥去了历史的外衣。纵观当代文学史, 从战争文学中的英雄豪杰到“文革”样板戏中的英雄造型, 这种勇力惊人并带有庄严仪式性的英雄自八十年代后期便开始“隐退”^[4], 到了英雄精神消解的当下, 红柯在精神层面传承了这些英雄的某些特质。他的英雄情结更像是中国民间源远流长的侠客崇拜, 以非凡的武功而非金钱官位傲立于世。在这个英雄荒芜的年代, 红柯通过“复活”这些英雄人物, 构筑起自己的精神乌托邦, 踏上超验的回归自我、救赎自我之旅。

三、跨越生死的宗教神性

由于西部天然的封闭, 加之恶劣的气候和生存条件, 展现在人们面前更多的是广阔和苍凉的本质形态, 人类的渺小更加凸显了大自然的伟力, 卑微的个人生存体验也更容易使人走向精神走向内心, 从而摆脱外化的物质欲望。多民族的杂居、聚居形成了相较于汉民族更为突出的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 这里有两大宗教文化圈:藏传佛教文化圈和以维吾尔族为代表的新疆伊斯兰文化圈。加之藏族又是一个神话民族, 将古老的神话传说保存得非常完整, 可以说是一片纯真的处女地。新疆的十年对红柯而言是宗教与神性笼罩的十年, 红柯以一个新疆人的面目重返陕西, 带着被宗教浸染的灵魂一头扎进小说的世界, 任凭想象力驰骋在这片干净、壮美又充满血性的边疆土地上, 哪怕是灰尘和草屑都会发出钻石之光。红柯用他强力的生命意识和豁达的人生态度, 让笔下的人物打破生死的界限, 超然物外, 即使是生活于俗世的凡人也能在冥冥之中得到点化, 或是通过孩子天真的感悟, 或是藉由睿智老人的指点, 抑或是凭借着神解和顿悟领会神性的天启, 从而挣脱出束缚, 完成一种内在的自我超越, 进入到神性的境界。这在《喀拉布风暴》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主人公孟凯一头扎进沙漠, 用传说中的地精疗愈了自己的情感创伤, 最终走出了阴霾。

《西去的骑手》虽是一部歌颂英雄的史诗, 但主人公马仲英与坐骑大灰马的生与死都充满了传奇性与神性, “大灰马从青纯的大海上喷薄而出, 它的光芒超过了太阳”。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死而复生, 最终跨越时空, 穿越了生死, 人与动物一同成为天地间的精灵：“海底全是马骨头, 千年万年了, 骨架不散, 依然保持着奔跑的姿势……官兵们眼睁睁看着马骨长出肉, 长出筋络和血; 它的皮毛竟然是灰色的, 跟蒙了灰尘的白雪一样, 跟祁连山的雪峰一样, 从头到脚散发着苍凉和悲怆。”^[5](P22)马仲英生命的高贵和美被镀上了神性的光芒。英雄骑手不灭的灵魂是红柯所憧憬的生命状态。一切的生命形象都能幻化为人, 万物都具有意识与灵魂, 他们能够毫无障碍地与大自然进行对话, 甚至精神上的交流, 人的生命恢复到最本初的状态, 与自然融为一体, 自然的神性推动人物建构出自我的神性。遍布红柯小说的想象和隐喻,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人神合一的, 在神性与灵性的控制下, 自然界的种种奇观和救赎与人物自身命运转折点的契合, 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冥冥之中神的暗示了, 这让那些令人一时难以接受的情节有了回旋的余地。

“韦勒克所谓的‘文学性’从文学的‘想象性’、‘虚构性’和‘创造性’出发, 他认为文学中所创造的那个想象世界建立在真实世界的基础上, 但却不是真实世界的摹本, 而是创造和想象的产物。”^[6](P23)十年后, 红柯再寻新疆, 经过记忆与想象的“篡改”, 这个新疆已经成为一个跨越时空的新疆, 而非一个真实的新疆, 是他所有想象力的依托。

可以说, 红柯的小说背景不是新疆, 就是历史。他将空间上的新疆转变为心中的精神彼岸, 将时间的远方转变为历史。《西去的骑手》在少数民族的传奇历史中, 用史诗般的浪漫情怀塑造了马仲英这个英雄人物, 谱出了一曲辉煌的对血性与雄强气质的礼赞。作品所建构出来的是一个遥远的背景, 是一个供英雄人物驰骋的平台, 一个精神乌托邦。写于1992年的长篇小说《百鸟朝凤》, 从孔子、朱熹、岳飞、崇祯、袁世凯、溥仪写到改革开放, 从金兀术、成吉思汗写到佛门, 一气呵成。这样大的历史跨度完成了时间上的隔绝, 跨越重重的沟壑与壁垒, 留给我们的是历史中的奇峰异彩。红柯将小说的世界从我们的生活世界中隔绝出去, 他需要一个跨越时空的精神彼岸, 即使不是空间上的边疆, 也会是时间上的远方。红柯的小说用生命诗境塑“精”, 英雄回归塑“气”, 宗教信仰塑“神”, 这三者就这样在时空的远方构成了其精神归宿。

四、历史定位与民族精神的重构 (一) 独特的民族精神

在读大学之前, 红柯一直生活在关中农村, 他的家乡岐山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发祥地之一, 具有儒家独尊的中原文化, 然而红柯生活了十年的新疆, 自古以来就是几大文明的交融之地。中原农耕文化、西部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埃及和两河流域文化、古希腊和罗马文化在此交融, 儒道文化与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也在此交汇碰撞。比起保守的儒家独尊的中原文化, 这里散发出来的是一种深沉而青春的活力, 自然的天性没有被封建阶级整套的伦理道德观念浸染, 呈现出一种原始质朴、神秘瑰丽、诗意浪漫的文化氛围。农耕文化的自足保守、游牧文化的粗犷野性、宗教文化的神秘崇拜、道家文化的“天人合一”在红柯的身上达到了一种看似矛盾的统一, 红柯用他充满着蓬勃张力的热情与激情裹挟着这些矛盾一路前行。

对“中国形象”与“民族精神”的持续建构是近百年中国文学的一个显著表征, 而我们对于“民族精神”的建构就要依靠近百年来中国文学所呈现出的文学精神和创作精神。纵观中国当代文学史, 通过对边地和民间文化资源的重构来重建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文化的努力从未间断过。沈从文以自在、野性的乡土小说讥讽了现代城市的污秽与喧嚣, 实现了从地方特色到民族象征的转换,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寻根思潮到新世纪的重述神话, 仍然在完成着对民族形象的重构。“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血性刚烈的英雄之气、无处不在的神性之光, 三者在时空的远方形成的精神归宿里透露着原始、混沌的生命原力, 红柯追求一种纯粹的自然生命形式, 并不断拷问生命的合理存在方式, 他敬畏生命, 赞美生命, 崇拜生命, 从而将这种生命原力在他的笔下升华成了一种生命力, 在作品中表现为一种强大的生命意志, 变成了红柯小说独特的民族精神, 将生命与自然融为一体, 自我的生命本相在这里得以呈现。

(二) 纯粹与救赎

红柯的小说在呈现西部民族特色的同时, 表现出对现代性的质疑与反叛, 他从个体经验的角度去发现“绝域的大美”, 创造出一个充满自由与温情的精神依托。红柯自己也说“新疆就是生命的彼岸世界, 就是新大陆, 代表着一种极其人性化的诗意的生活方式”^[1](P326)。在某种程度上, 红柯构筑的这个精神彼岸成为了他对抗占据主流文化地位的中原世界的栖身之地。这个彼岸不仅是红柯的建构对象, 也是作家安身立命、对抗世俗的精神归宿。在人类科技文明、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当代, 人们的心灵困乏, 无所皈依, 红柯的小说所建构的精神彼岸无疑为当代人提供了一个值得栖身的精神高地。他淡化了人性在荒原情境中的变异, 回避了那些粗蛮、残暴与野性的丑恶, 不愿意让那些丑恶来冲淡甚至遮蔽了记忆中的美好诗意。他更愿意用诗意的笔触重构我们的民族精神, 红柯笔下的荒原散发着“绝域的大美”, 充满了雄浑之气与生命之力, 彰显了西部人诗意的生存意识。在红柯目前所出版的小说中, 不论是构筑的生命诗境还是英雄的回归拯救, 都与其双重的生命体验密不可分, 在个人化的书写中, 小说文本散发着原始的生命之美, 充满血性与诗意, 作家所描绘和期待的精神彼岸给他带来了寻根与救赎的超验体验。

红柯在太阳底下, 试图用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来干预现实, 对抗现实生活中人的异化。其小说充溢着诗意与美感, 遥远的彼岸是红柯的精神寄托。也许这种边地的乌托邦叙事难以企及现实的生存困境, 也许有论者认为近几年红柯的创作没有大的突破, 但是, “文学从来不是纯粹的, 自柏拉图开始, 文学就已经涉及对当代审美结构的塑造”^[7]。红柯以其清新、雄健的文风, 对原始生命力的赞美, 对当下精致孱弱的个体化书写潮流进行反拨, 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审美经验和范式, 让我们不禁对红柯所塑造的民族精神充满更高的期待。

(三) 重复的呐喊, 孤独的坚守

从《乌尔禾》《生命树》到《喀拉布风暴》再到《少女萨吾尔登》, 它们都有着相同的故事模式:在世俗中遭遇了各种挫折和失败, 偶然中进入到了具有神性的自然之中, 冥冥中顿悟了自然的伟力, 身心获得了解脱, 终得救赎。作者以一个诗人的姿态复归了其对于乌托邦的想象, 作出形而上的思考, 给生活在这个物质时代的人们提供了一种诗意答案。这便是红柯的乌托邦叙述模式, 他不断地通过这种方式讲述着相近的人和事, 以一种诗意和理想的姿态来介入现实, 启迪现实, 这种遥远的民间理想主义, 是红柯自救的精神归宿, 也是救赎他人的一种执着坚守, 这样的精神尤为可贵。

红柯用辉煌的历史和强大的精神力量观照现实, 注入充满血性的阳刚之气, 建立起对现实生活的信心。这条道路无疑是艰辛而孤独的, 在当下的喧嚣和浮躁中, 他真诚地面对写作, 坚守着这一份净土, 用小说锻造出一个穿越时空的精神归宿, 对生命、人的生存方式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出了积极的探索。这种为文学事业而能甘于清贫的姿态, 也为当代作家如何调整深层心理结构提供了极宝贵的经验。红柯曾说过:“我很早在外地的世界失去自由与自在, 我沉迷阅读与写作, 在语言中获救, 我如此执迷于语言, 是我的天性与成长结合在一起的。”^[1](P267)在红柯的精神归宿中, 万物皆有其自身的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 他像秃鹰一般自由自在地翱翔在天地之间, 执着而单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