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底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成为迄今为止传播最广、影响最深、受关注最多的公共卫生事件。截至2020年11月初，全球累计确诊人数已超过4 800万人，死亡超过123万人（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11月6日公布数据）。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中国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防疫、抗疫措施，包括社区封闭管理、居家隔离、保持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ing）等。这些措施一方面控制了疫情的蔓延和发展，将传播和感染病毒的可能性降至最低，另一方面也对原本和谐有序的社会造成了影响，使得个体被局限在孤立的空间中，人际交往的联系性遭到破坏，只能通过线上交往的方式进行沟通，而以家庭为核心的传统社会关系得到加强，形成了疫情期间新的防疫社会资本^[1]。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新的防疫社会资本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何影响？尤其是在居家隔离的背景下，与防疫、抗疫直接相关的体育锻炼、身心健康等指标是否因防疫社会资本的不同而产生差异？

1 防疫社会资本的概念结构

社会资本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要的理论概念，其哲学基础源于马克思的普遍联系思想。对社会资本的理论概念有许多定义^[2-4]，但其基本含义是嵌入人际社会关系网络、为满足行为目标而动员的社会资源^[5]。社会资本提供了联系纽带机制、网络结构机制、关系资源机制等，可以解释宏观经济发展^[6]、企业组织管理^[7]、社会参与动员^[8]、个人地位获得^[9]、身心健康与主观幸福感^[10-11]等许多社会问题。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联系性一直是中国主体话语的社会学理论视角^[12]，也由此概念创立了关系社会学，并产生了“关系社会资本”的概念^[13]。相对于西方社会资本，中国的关系社会资本具有强连带性、功能复用性、频发义务性、超稳关系圈等特征。这些特征越突出，则人际关系越紧密，能动员的社会资本越丰富。最新研究^[14]发现，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市场化、全球化、个体化迅速发展，市场化虽有可能抑制关系社会资本的拓展，但群体维系功能持续存在，同时，友情关系圈和弱关系网络随着联系性需求的增加而得到加强。可以预见，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稳步发展的市场经济推动下，联系性将变得更加重要，社会资本的作用将更加凸显。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带来了新的挑战，尤其是疫情高峰时期在全国普遍推行的居家隔离防疫措施阻断了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联系。现有研究^[15]表明，缺少正式和非正式社会联系会导致个体的社会孤立，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孤立群体的综合幸福感都最低。身心健康研究^[16]证明，处在社会孤立状态下的人极为脆弱，特别是老年群体会产生身体超重、健康恶化甚至精神崩溃等严重后果。因此，在防疫、抗疫过程中，如何既保证物理隔离的效果，又避免社会孤立现象造成的严重影响，是卫生工作者和社会研究者需共同面对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边燕杰等^[1]根据疫情期间的物理隔离特性和个体的联系性需求，提出了防疫社会资本的新概念：在有效物理隔离的状态下，人们对于社会联系性的保持和加强。防疫社会资本包括联系的强度和广度两重含义：一方面是通过亲情交往和网络交流增强的关系交往亲密性；另一方面是通过人与人之间不同的沟通途径实现的资讯来源异质性，从而积极地影响防疫行为和防疫效果。从防疫、抗疫的目标出发，防疫社会资本具有4个显著功能：①信息传递功能，可通过弱关系网络^[9]和结构洞网络^[17]解决疫情期间的信息匮乏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②人情帮扶功能，可通过互惠交往达成资源交换和行为目标^[18]；③社会支持功能，可通过亲密关系纽带和社会交换网络提供情感型与工具型社会支持^[19]；④灾难救助功能，可通过关系网络资源获得正式或非正式支持，从而更快、更好地恢复正常生活^[20]。

防疫社会资本的概念结构由1个外部条件和2个内部要素构成（图 1）。其中，外部条件是疫情期间不同程度的物理隔离措施，包括社区封闭管理、居家隔离、保持社会距离等。物理隔离衡量的是个人与他人在物理空间中的孤立程度。新冠肺炎病毒通常有2~14 d的潜伏期，且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近距离接触传播。因此，在无预防性疫苗和有效医疗防护措施的条件下，物理隔离是阻止病毒蔓延和传播的最优办法。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更需与医护人员、其他感染者和未感染者之间保持物理隔离，并在适当的社会距离之内维持日常生活。因此，作为一个新生变量，物理隔离在疫情期间对联系性的影响尤为显著，是防疫社会资本产生和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

防疫社会资本的2个内部要素分别是内聚型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和外联型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根据Putnam^[8]的分类：内聚型社会资本是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联系程度，联系程度越紧密，则人际信任程度越高、合作精神越强、公共参与越积极，可形成较强的内聚力；外联型社会资本是群体之间的联系程度，可从信息沟通、合作规范、互惠结盟等维度衡量其质量。

内聚型社会资本包括夫妻关系、家庭成员关系、亲属或类亲属关系以及其他亲密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构成的亲密圈子是个人的核心社会网络。个人的内聚型社会资本越多，则获得的团体内部支持越多，就会有更强的能力面对疫情的挑战。本文主要从家庭成员关系变化、亲属好友交往时间、亲密关系具体表现等3个方面衡量亲密联系的内涵。①家庭成员关系变化体现在夫妻、父母、子女之间关系亲疏远近的变化上，疫情期间家庭成员之间的接触最为频繁，上述关系的变化将直接体现内聚型社会资本的变化。②亲属好友交往时间体现在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2个维度：实体空间主要体现在家庭的交流和互动方面，如是否更多地参与家务劳动、夫妻之间交流频率的变化等；虚拟空间主要体现在线上的交流和互动方面，如与亲属好友线上交流的频率、疫情期间上网时间的变化等。③亲密关系具体表现可通过疫情期间特有的参与行为衡量。例如，居家隔离时会陪同家人参与网课，这种网课的陪同参与经常发生在代际之间，将物理层面、发生在家庭之外的课堂教学转变为家庭之内、人际之间的交往。无论是父母在子女上网课时的陪伴辅导，还是子女对于长辈上网课的文化反哺，甚至是夫妻之间在上网课时的交流互助，都可通过亲情互动的方式增进情感交流、促进社会资本的增长。

外联型社会资本包括亲密圈外的熟人、线上网络以及人们相互交流信息的途径，通常由弱关系构成，能有效地跨越群体结构的边界传递非冗余信息。因此，外联型社会资本可使人们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疫情时获得更多的信息资源，同时保持警觉、镇定。本文主要从不同的信息获取途径衡量这种可传递非冗余信息的弱关系内涵。①传统媒体途径包括电视及广播。有关疫情的官方资讯以及第一手资料均通过电视和广播发布，尤其对于互联网还未普及的地区以及缺乏互联网技能的群体，电视和广播具有不可替代的信息传递作用。②互联网媒体途径包括新闻资讯平台等。可从中获取及时的信息，同时线上信息还具有异质性，对于疫情资讯的全面获取也有帮助。另外，新兴的视频软件平台也是获取资讯的重要途径。③线下资讯途径。由于采取物理隔离措施，居民与所居住社区之间的联系变得紧密，社区发布的实时信息也是获取疫情资讯的重要途径之一。以上获取资讯途径的异质性、广泛性代表了个人所拥有外联型社会资本的质量。

2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防疫社会资本的意义在于影响个人的防疫行为及防疫效果^[21]，因此，本文重点讨论防疫社会资本对体育锻炼和身心健康的影响，其理论模型如图 2所示（该模型首发于边燕杰的英文理论文章^[22]，本文依据该理论进行首次实证研究）。

防疫社会资本由物理隔离条件下的内聚型社会资本和外联型社会资本构成。防疫社会资本的变异性受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所在地区等个人特征因素影响^[23]。个人特征作为一个开放的测量谱系，不局限于图 2所示的变量，其他与防疫社会资本相关的变量也可纳入理论模型。社会资本研究^[24]表明，不同群体的社会资本具有显著差异，男性的社会资本普遍高于女性，中年人的社会资本普遍高于年轻人和老年人，受教育程度较高者的社会资本普遍高于受教育程度较低者，收入较高、资产较多、居住在较发达地区者，其社会资本也较高。对于防疫社会资本而言，个人特征是否发挥显著影响需实证分析的进一步验证。

2.1 命题一：疫情期间个人的防疫社会资本将影响体育锻炼

一般而言，不同于专业竞技体育，体育锻炼属于大众体育范畴，既包括室内活动也包括室外活动，特别是在“健康中国”和“全民健身”的大背景下，大众体育锻炼呈现科技化、实用化、多样化、综合化等趋势^[25]。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许多关于社会资本影响体育锻炼的研究认为，社会资本可从个体和集体2个层面影响体育锻炼^[26]，社会资本较高者更可能参加体育锻炼，且影响身边其他人共同参与体育锻炼^[27]。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发展大众体育则需运用网络纽带提高参与度、运用网络资源创新管理策略、运用社交媒体打造体育圈子、运用社会资本发展体育理念^[28]。在疫情暴发之后，物理隔离使得人们难以进行更多的室外活动，但防疫社会资本可继续维持和推动体育锻炼，使个人有更多可能性参与室内体育锻炼。由此提出命题一的研究假设：

假设1-1，疫情期间的内聚型社会资本越多，则个人参与体育锻炼的可能性越高。

假设1-2，疫情期间的外联型社会资本越多，则个人参与体育锻炼的可能性越高。

2.2 命题二：疫情期间个人的防疫社会资本将影响身心健康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社会资本对于身心健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是促进健康、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29]。身心健康可从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2个方面考量。在身体健康方面，社会资本通过网络成员之间的行为互动和行为比拟产生直接影响，也通过网络成员之间的信息沟通、态度切磋、价值观比较产生间接影响^[30-31]。在心理健康方面，个人的主观幸福感是较为稳定、积极的心理状态，社会资本可通过经济扶持、情感支持、强化身份等提升幸福感与心理健康水平^[32-33]。

在疫情暴发之后，社会资本将发挥更大作用。内聚型社会资本产生的亲密圈子是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为参与家务、居家工作和其他活动提供动力，从而有助于人们保持身心健康。外联型社会资本可使人们通过网络与外界保持联系，实现交往的远程化和多样化，人们从中及时获得的非冗余信息越多，则对于疫情的反应越理智，个人保持身心健康的可能性就越大。由此提出命题二的研究假设：

假设2-1，疫情期间的内聚型社会资本越多，则个人的身体健康水平与主观幸福感越高。

假设2-2，疫情期间的外联型社会资本越多，则个人的身体健康水平与主观幸福感越高。

2.3 命题三：疫情期间个人的体育锻炼将影响身心健康

一直以来，“健康中国”是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国家也积极推进全民健身以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34]。生理学^[35]和心理学^[33]研究都表明，体育锻炼可减少个人的负面情绪，同时促进身体健康、提高生活满意度、提升幸福感。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体育锻炼的场地、时间、内容等受到物理隔离的影响，但其效用仍然明显，越是居家隔离的个人越需要更多的体育锻炼增强个人体质、提升身心健康水平，从而降低感染病毒的可能性。对于感染者而言，合理安排体育锻炼一方面可尽早恢复健康，另一方面可产生积极的心态。由此提出命题三的研究假设：

假设3，疫情期间的体育锻炼可提升个人的身心健康水平。

3 研究设计 3.1 调查设计与实施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入户调查已无法实现，线上调查成为方便易行的个人数据收集方法。本文使用的“调研家”平台是瀚一数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开发的专业线上调查工具，已应用于多个科研项目。此次调查时间为2020年4月23—24日，彼时中国疫情已趋平稳，且被访者刚经历了普遍的物理隔离，能给出较为准确的答案。2019微信数据报告^[36]显示，微信的活跃账户约为11.5亿个，占全国人口的82%，几乎覆盖了全部成年群体。通过“调研家”平台随机抽取具有代表性的全国微信用户样本框约3万人，被访者通过手机终端的微信软件接收问卷并填答，简便易行。问卷按照男女1:1的比例随机发送，目标问卷3 000份，最终有8 019位被访者填答了问卷，通过技术手段筛除机器人答题、不认真答题的无效问卷，最终收集有效问卷3 009份，通过率为37.5%。

此次线上调查要求被访者填答自己在2020年1月21日至2月29日期间的情况。这个时间段是根据疫情发展的过程确定的（根据《人民日报》、新华网等主流媒体报道整理）：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通过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证实新冠肺炎病毒“肯定有人传人”现象；2020年1月23日武汉市关闭离汉通道，实行社区封闭管理、出行限制、居家隔离等措施；2020年1月24日全国各地陆续响应，不同程度地实行上述措施，直至2020年2月末3月初，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全国范围内开始平稳有序地复工复产。因此，线上调查问卷主要询问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高峰时期，特别是居家隔离时的状况。

3.2 变量设计与描述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1）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主要测量体育锻炼和身心健康水平，其中，身心健康又分为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2个方面，因此产生如下3个因变量。

体育锻炼变量。疫情期间的物理隔离影响了正常的体育运动，如所有运动健身场所暂停营业，居家隔离阻断了参与集体体育活动的可能，戴口罩影响了个人的户外运动。因此，许多体育锻炼由户外转变为室内、由集体项目转变为个人健身、由线下参与转变为线上互动。同时，作为增强自身体质、抵御病毒风险的有效手段，体育锻炼在疫情期间被更多的人重视。问卷中询问“疫情期间，您是否通过增加体育锻炼预防病毒”，得到一个代表体育锻炼的0-1变量。其中：回答1代表参与体育锻炼，占54%；回答0代表不参与体育锻炼，占46%。由此可见，疫情期间的体育锻炼参与度较为平均，主动参与的人数较多。

自评健康变量。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5点自评健康量表（5=很健康，4=健康，3=一般，2=不很健康，1=很不健康）已成为健康调查的标准题器，并多次在大型调查中运用，本次调查亦使用了这个题器。但本文重点不是自评健康的时点状态，而是这种状态在疫情期间是否发生了变化。因此，重新设计了一个5点测量的题器，询问“疫情期间您的健康情况是：显著降低、降低、无变化、提升、显著提升”，初始分析表明“无变化”选项为众数，占58.8%。本文将此结果简化为3点测量的变量，将“显著降低、降低”合并取值为1，“无变化”取值为2，“提升、显著提升”合并取值为3，从而得到取值从1到3的定序变量，该变量的均值为2.01、标准差为0.64。

主观幸福感变量。心理健康变量通常表现在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变化上，能够平稳应对疫情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幸福感保持在原有水平或有所提升，但不降低。因此，调查询问被访者“疫情发生以来，您自己的生活幸福感有何变化”。使用3点测量的题器，分别代表“降低了、没什么变化、提高了”，回答幸福感提高的被访者占41.2%，最终得到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3的定序变量，均值为2.26，标准差为0.70。该变量的取值越高说明疫情期间的主观幸福感越高。

（2）自变量。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主要由两部分组成：①疫情期间的防疫社会资本，拓展为内聚型社会资本和外联型社会资本2个方面；②影响防疫社会资本的必要条件，即物理隔离效果。因此，产生了如下自变量。

防疫社会资本。通过理论分析将防疫社会资本分为内聚型社会资本和外联型社会资本2个维度，在调查中使用若干题器测量，并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法得到这2类社会资本的预测值。其中，内聚型社会资本由家庭成员关系变化、亲属好友交往时间、亲密关系具体表现等3个方面组成，包括疫情期间参加家务劳动的时间、夫妻交流频率、夫妻关系变化、其他家庭成员（父母、子女等）关系变化、与好友线上交流频率、参与网课频率、与疫情前相比上网时间变化等7个变量。外联型社会资本由疫情期间获取资源的途径变量组成，包括电视和广播电台、新闻资讯平台（如今日头条、网易新闻等）、视频软件平台（如抖音、快手、哔哩哔哩等）、社区宣传等4个变量。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 2所示，其中，KMO值为0.75，加入模型的变量的拟合值均较高，符合理论预设，因此得到内聚型社会资本和外联型社会资本2个变量。为方便理解和运算，将其全部转化为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10的定距变量。其中，内聚型社会资本变量的均值为8.41，外联型社会资本变量的均值为5.50。

隔离效果。根据防疫社会资本的概念结构，物理隔离是疫情期间最显著的特点，也是形成防疫社会资本的必要条件。与疫情暴发前的联系性相比，疫情期间的隔离效果通常指出行、交流、工作等活动减少的程度。因此，调查分别询问被访者在疫情期间聚会的频率、参加社区义工的频率、其他活动（如散步、遛狗等）的频率。每道题都采用5点测量法，分别为“每天、每周、每月、更少、从不”。将这3个变量加总，得到代表隔离效果的连续变量，其最小值为3、最大值为15、均值为12.29。该变量的取值越高，说明疫情期间的隔离效果越好，造成个体社会孤立的可能性越大。

（3）控制变量。由于线上调查没有访员现场指导被访者，问卷长度和填答时间有限，无法加入太多控制变量，因此，此次调查选取最能代表个人特征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的6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年收入和所在地区。其中：为观察年龄是否存在非线性影响，纳入年龄平方项变量；为消除家庭年收入偏态分布造成的影响，使用家庭年收入的分组变量。所在地区变量将湖北省单独列为一类，与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对比，因为湖北省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最早和最严重的地区，在此次调查中所占比例为12.56%，将其作为参照项具有现实意义。

4 实证分析结果 4.1 防疫社会资本对体育锻炼的影响（命题一）

防疫社会资本对体育锻炼的影响效应分析结果如表 3所示，分为3个模型。①考察防疫社会资本对体育锻炼的直接影响，在未加入任何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用模型1完成。②在加入控制变量，尤其是疫情期间的隔离效果变量后，继续观察防疫社会资本对体育锻炼的影响是否发生变化，以及其他变量对体育锻炼的影响，用模型2完成。③将隔离效果作为防疫社会资本的调节变量，由于物理隔离是疫情期间最重要的特征，故须考察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互动效应，用模型3完成。因变量体育锻炼是0-1变量，因此均使用Logit模型进行统计分析。

模型1显示，防疫社会资本的2个变量（内聚型社会资本和外联型社会资本）对于体育锻炼都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①在疫情期间，被访者的内聚型社会资本通过线下、线上2种途径提升交往紧密性，从而提升参与体育锻炼的概率。个人与核心网络成员之间的交往越紧密，如家庭关系越融洽、网络交往越频繁，则其内聚型社会资本越高。这种紧密的联系性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个人参与健身运动的意愿，提升参与体育锻炼的概率。模型系数显示，内聚型社会资本每提升1个单位，则参与体育锻炼的概率提升29.7%（℮^0.26-1）。②在疫情期间，被访者获取信息的途径越多，预示着交往越广泛，可获得更多的异质性信息，能够提高体育锻炼的参与度。模型系数显示，外联型社会资本每提升1个单位，则参与体育锻炼的概率提升13.9%（℮^0.13-1）。以上结果支持假设1-1、假设1-2。

模型2的因变量仍是体育锻炼，但增加了控制变量。结果显示：隔离效果越好，参与体育锻炼的概率越低，说明物理隔离显著阻碍了体育锻炼的开展。同时，根据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可知，相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高中及以下）者，受教育程度较高（大学或大专）者参与体育锻炼较多，说明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更注重通过健身和锻炼的方式增强自身体质、抵御病毒侵袭。以湖北省为参照项，东部地区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一方面，居家隔离措施对经济较发达地区有更大的影响，人们参与体育锻炼的概率更低；另一方面，在疫情较严重的湖北省，人们有意识地增加体育锻炼，从而有效抵御病毒，提升防疫、抗疫能力。

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防疫社会资本2个变量与隔离效果的互动项。结果显示：内聚型社会资本与隔离效果的互动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疫情期间更严格的物理隔离措施可增加紧密联系性对体育锻炼的影响。当隔离效果上升时，更多内聚型社会资本带来更多紧密联系，相较于内聚型社会资本较低的群体，内聚型社会资本较高的群体参与更多的体育锻炼，进一步说明联系性在疫情期间促进体育锻炼的重要性。然而，外联型社会资本与隔离效果的互动项系数不显著，说明信息途径等广泛联系特征对于体育锻炼的提升具有独立性，与隔离程度无关。

4.2 防疫社会资本对身心健康的影响（命题二）

防疫社会资本对身心健康的影响效应分析结果如表 4所示，分为4个模型。将身心健康分为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2个方面进行分析：①考察防疫社会资本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使用自评健康变量进行测量，用模型4完成。模型5在模型4的基础上加入防疫社会资本与隔离效果的互动项，以考察是否存在调节效应。②考察防疫社会资本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使用主观幸福感变量进行测量，用模型6完成。模型7同样在模型6的基础上加入防疫社会资本与隔离效果的互动项，以考察是否存在调节效应。2个因变量均是定序变量，因此全部使用Ologit模型进行统计分析。

模型4显示，防疫社会资本的2个变量（内聚型社会资本和外联型社会资本）对自评健康都有显著正向影响，隔离效果变量对自评健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说明：①防疫社会资本对自评健康有积极影响，在疫情期间，被访者与家庭成员的关系越紧密、与线上好友的正式或非正式交往越频繁、获取信息的途径越多、交往越广泛，越能提升自评健康的水平。②隔离效果会抑制自评健康水平，由于此处的因变量为主观的健康水平，而非客观的健康指标，人们在疫情期间由于物理隔离更多地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变差，对于疫情可能带来的影响有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了自评健康水平。通过控制变量的结果可知，疫情期间的自评健康水平表现为女性高于男性，年龄呈非线性趋势，小于67岁（0.12×100÷2÷0.09）的群体年龄越大自评健康水平越高，而大于等于67岁的群体年龄越大自评健康水平越低，说明整体上人们对于自评健康较为乐观，而老年群体会由于年龄和身体原因出现健康水平下降的趋势。收入水平越高则自评健康水平越高，说明经济能力可提升身体健康水平。湖北省的自评健康水平显著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说明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其居民的身体健康水平也相对较差。

模型5在模型4的基础上加入防疫社会资本与隔离效果的互动项。结果显示，无论是内聚型社会资本还是外联型社会资本，与隔离效果的互动项系数均不显著。这说明防疫社会资本对于身体健康存在独立影响，联系的紧密性与广泛程度可提高身体健康水平，且并未受到疫情期间物理隔离的影响。

模型6显示，防疫社会资本中的内聚型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外联型社会资本和隔离效果变量对主观幸福感无显著影响。这说明在疫情期间，内聚型社会资本可使被访者与其核心网络成员之间形成交往紧密的圈子，这种紧密的联系性将提升个人的主观幸福感。通过控制变量的结果可知，在代表心理健康的主观幸福感方面，女性显著高于男性。无业群体和年收入6万~20万元的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最低：一方面说明来自现代社会的压力降低了底层群体的幸福感；另一方面说明依赖工资收入维系生活的中等收入群体受到疫情的影响最大，物理隔离、停工停产等措施降低了这部分人的主观幸福感。

模型7在模型6的基础上加入防疫社会资本与隔离效果的互动项。结果显示，内聚型社会资本与隔离效果的互动项显著为正，说明更好的物理隔离效果可提升内聚型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亲密圈子在隔离条件下能更好地提升个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同时，外联型社会资本与隔离效果的互动项系数不显著，说明信息途径和交往范围并不影响疫情期间的主观幸福感。综合表 4的结果可知，防疫社会资本对身心健康的影响主要来自内聚型社会资本，外联型社会资本的影响较不稳定。此结果支持假设2-1，不支持假设2-2。

4.3 体育锻炼对身心健康的影响（命题三）

体育锻炼对身心健康的影响效应分析结果如表 5所示，在表 4的基础上加入体育锻炼作为自变量，分为4个模型。同样将身心健康分为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2个方面进行分析：①考察体育锻炼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使用自评健康变量进行测量，用模型8完成。模型9在模型8的基础上加入防疫社会资本与隔离效果的互动项。②考察体育锻炼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使用主观幸福感变量进行测量，用模型10完成。模型11同样在模型10的基础上加入防疫社会资本与隔离效果的互动项。2个因变量均是定序变量，因此全部使用Ologit模型进行统计分析。

模型8、模型9的结果显示，体育锻炼对自评健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疫情期间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可提升身体健康水平。同时，加入体育锻炼变量后，防疫社会资本2个变量对自评健康的影响仍显著为正，相较于表 4的结果，仅是系数略有减小，可判断体育锻炼在防疫社会资本对自评健康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在交互模型中，体育锻炼的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并无太大变化，说明体育锻炼对自评健康存在独立影响。

模型10、模型11的结果与模型8、模型9的结果相似，一方面支持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存在独立的正向影响，另一方面可以判断体育锻炼在防疫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此结论支持假设3。

为了进一步检验体育锻炼变量在防疫社会资本和身心健康之间存在中介效应，采用Bootstrap法（自助法）^[38]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通过对原有样本进行1 000次重复再抽样，计算体育锻炼作为中介变量时的中介效应系数，以及中介效应所占总效应的百分比，并通过95%置信度的置信区间检验中介效应的系数是否显著（表 6）。

如表 6所示，将身心健康分为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2个模型，其中，体育锻炼作为中介变量均在95%置信水平上显著（置信区间不包括0）。因此可判断，体育锻炼在防疫社会资本和身心健康之间具有中介效应。对于身体健康，体育锻炼对内聚型社会资本的身体健康效应解释比例达10.49%，对外联型社会资本的身体健康效应解释比例达28.49%；对于心理健康，体育锻炼对内聚型社会资本的心理健康效应解释比例达7.29%，对外联型社会资本的心理健康效应解释比例达54.53%。总之，疫情期间的防疫社会资本越多，则个人参与体育锻炼越积极，身心健康水平越高。

5 结论

防疫社会资本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提出的新的理论概念，它扩展了一般社会资本的理论范畴，以疫情期间普遍的居家隔离作为必要条件，承载了代表关系交往亲密性的内聚型社会资本和代表资讯来源异质性的外联型社会资本。其中：内聚型社会资本是指加强个人所依附的亲密圈子，包括线下的家庭联系和线上的好友交往，是个人行动和获得社会支持的来源；外联型社会资本是通过线上通信、远程联系等不同渠道获得的及时、多样、非冗余的信息，可帮助行动者做出理性、明智的反应。

本文聚焦于防疫社会资本对体育锻炼和身心健康的影响。从疫情暴发前的社会资本理论出发，个体之间的联系性是促进体育锻炼的有效途径，丰富的社会资本也会提升个人的身心健康水平。在疫情暴发之后，加入物理空间隔离的因素，原有的社会资本与体育锻炼、身心健康之间的关系是否维持不变？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回答了该问题。①防疫社会资本对体育锻炼有促进作用，防疫社会资本越高则参与体育锻炼的概率越高；②防疫社会资本对身心健康存在显著的提升效果，其中内聚型社会资本的作用较为稳定；③体育锻炼在防疫社会资本对身心健康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即防疫社会资本通过推动更多地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身心健康水平，中介效应得到了模型的检验。综合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防疫社会资本影响体育锻炼和身心健康的3个结论。

（1）在疫情期间，物理隔离措施可有效保持身心健康。居家隔离、增距交往等方法作为防疫、抗疫最有效的应对手段，却对社会的正常运行提出了挑战，使人们容易成为社会孤立个体。社会资本作为嵌入社会网络的资源，也因网络结构的变化而得到重塑。这种能改变网络结构的力量就是普遍的物理隔离，它将广泛连接的网络切割成以家庭为核心的分散小型网络，使个人的日常联系只剩下距离最近的亲密圈子。同时，物理隔离使得原本已普及了的线上交往方式变得更加频繁，社会交往的方式从实体空间转移至虚拟空间，社会交往的距离从被物理隔离阻断变为被线上网络拉近。因此，物理隔离不仅未切断联系，反而提升了关系的紧密性和获取信息的异质性。在物理隔离条件下，人们通过与家人的亲密交往、与好友的线上联系进一步提升防疫的信心，通过外联型社会资本带来的疫情信息进一步增加防疫知识，这对自评健康水平、幸福感的保持和提升都有显著帮助。

（2）在疫情期间，增加体育锻炼可实现平稳过渡。疫情的平息虽须通过公共卫生部门的宏观控制和预防，但其有效性仍须全社会每位成员通过一系列具体防护方法和自觉行为才能实现，其中包括加强体育锻炼，以强健的体质有效地防疫、抗疫。本文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疫情期间的体育锻炼虽受物理隔离的影响，但内聚型社会资本和外联型社会资本越多，人们参与体育锻炼的概率越高，进而保持和提升其身心健康水平；特别令人欣慰的是，物理隔离越严格，内聚型社会资本的作用越大。这说明体育锻炼从疫情前带有健身性质的活动，在疫情期间已转化为具有直接防疫效果、受社会资本积极影响的一种社会行为。

（3）在疫情期间，保持人际联系可提升防疫效果。在2类防疫社会资本中，能维持关系紧密性的是内聚型社会资本，其对于体育锻炼、身心健康的影响效果都要强于能获取异质性信息的外联型社会资本。这说明防疫社会资本的重要作用是维持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联系。这种联系可传递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使得像体育锻炼这类日常活动可在亲密的关系圈内进行，同时加深关系圈的亲密程度，维持并提升防疫社会资本的质量。本文实证结果表明，保持这种人际联系不仅能加强体育锻炼的意愿，也能提升身心健康水平，且体育锻炼还存在一定的中介效应。可以说，在疫情期间，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水平的维持与提升是人们积极面对疫情、渡过难关的必要条件。防疫社会资本的人际联系性内涵可以很好地提升防疫效果，值得国内外研究者和社会工作者在面对疫情风险时予以重视。

本文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实证分析的基础性参照，但也预示着关键变量的测量亟待加强。限于线上调查的时间和主题约束，防疫社会资本的微信用户调查仅设立了较少的体育锻炼和身心健康指标，限制了本文的实证分析。在以体育锻炼为中心的数据收集中，这一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加深对相关问题的分析。这不仅涉及体育锻炼的测量，也涉及身心健康指标的测量。例如，除了自评指标之外，身体健康还应纳入体质量、体质、行动、能力等多方面的客观指标，才能充分验证本文的相关理论命题。在心理健康指标方面，本文使用的主观幸福感只是一个在有限数据条件下的总体性、综合性、替代性指标，心理健康研究领域所使用的抑郁、焦虑、失眠、身体化等心理健康量表是未来相关研究必须采纳的测量工具。

作者贡献声明:

缪晓雷：完善防疫社会资本的理论模型，参与设计调查问卷，采集、整理和分析数据，撰写、修改论文；

边燕杰：提出防疫社会资本的概念结构及理论模型，主持设计调查问卷，审阅、修改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