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意义上看，体育传播（新闻）研究具有较为明显的边缘属性。它既是体育学研究中的“其他学科”，也是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其他学科”^[1]。但随着21世纪10年代媒介化研究的逐渐兴起，这种状况在国际学术界似乎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体育学的视角考察，与全球化、商业化相提并论的媒介化在体育资本中所占的比重令人刮目相看。以奥运会和世界杯赛的受关注程度和收益为例，根据国际奥委会官方发布的报告，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市场收入中73%来自电视转播权费用，18%来自TOP计划，其他收入和其他权利各占5%和4%；全球电视观众达到19.2亿人次，占世界总人口的28%左右^[2]。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市场收入中74%来自电视转播权费用，18%来自TOP计划，其他收入和其他权利各占4%；全球电视观众达到52亿人次，占全球电视总人口的99%^[3]。如果考虑到TOP计划和其他权利中有相当一部分也来源于泛体育媒介化的强大吸引力，那么体育媒介化在奥运市场收入中的占比将会更加惊人。根据国际足联公布的官方数据，观看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赛的家庭电视受众达到32.62亿人，户外和单一数字媒体受众达到3.1亿人，合计35.72亿人^[4]。如果以单次观赏为单位计算，那么俄罗斯世界杯赛的总观赏量突破500亿人次。

体育媒介化带来的直接和间接效益甚至开始直接提升体育传播（新闻）研究在体育学和传播学研究中的影响力。传播学的三大国际组织——国际传播学会（ICA）、国际媒介与传播学研究学会（IAMCR）、美国全国传播学会（NCA）近几年相继成立了体育小组，国际体育研究组织和体育类学术期刊中体育传播研究的比例也在逐渐提升。2021年5月1日至10月1日，SSCI收录期刊《传播与体育》（Communication & Sport）计划推出“体育与媒介化：环球体育事件与文化”特刊。一方面，体育媒介化理论的提出让体育中的一部分内容能够突破意识形态的壁垒，超越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体育媒介化研究有望逐渐去边缘化，成为体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当代体育也在不断提升媒介化发展的程度，让媒介化研究的重要性得到彰显。体育日益成为媒介化和传播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近半个世纪来，在国际传播学界，实证主义的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占据主导地位。这不仅体现在国际学术期刊和学术会议中实证主义研究占据多数，也体现在这类研究对于世界各国和地区传播学界的深远影响上。但缘起于欧洲的媒介化研究将传播学研究引入另一个轨道：“媒介化转向”正成为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趋势之一，其标志是2008年时任国际传播学会会长的英国学者利文斯通（Sonia Livingstone）所作的题为“万事万物的中介化”（On the Mediation of Everything）的主旨报告。利文斯通^[5]指出，“中介化”（mediation）是“影响现代生活多个层面的新的、互动的、网络化的传播方式”，实际上等同于随后学术界普遍使用的“媒介化”（mediatization），报告的中文摘要便将主题译为“一切皆是媒介化的”。自此，以北欧和德国学者为代表的媒介化研究学派开始登场，媒介化研究成为当前欧洲传播与社会研究中的一门“显学”^[6]。

1 “媒介化”概念辨析

从媒介化研究的进程看，媒介化研究学派比较注重传播学的批判思维传统，与哲学、文化研究的联系较为密切。“媒介化”一词出现的时间虽早，但由于之前的媒介化与今天的媒介化在内涵和外延上有所不同，真正意义上的传播学媒介化转向开始的时间相对较晚。

1.1 “媒介化”的历史变迁

“媒介化”一词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便已出现，但那时的媒介生态显然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全球化与商业化带动起来的媒介环境不可同日而语。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媒介化”研究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兴起的。学者们的研究表明，媒介化研究日趋成为当代传播学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媒介力量重要性的增长点”^[7]，也日益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媒介研究”的新兴力量^[8]。王琛元^[9]认为，媒介化经历了变迁、敏感性概念和范式3个发展阶段。德国学者舒尔茨（Winfried Schulz）^[10]将媒介化与传媒所引发的社会变迁相关联，用延伸、替代、融合和适应4种方式定义媒介化，探究了媒介化在宏观层面的社会影响。丹麦学者延森（Klaus Bruhn Jensen）^[11]用布鲁默式的界定性和敏感性来区隔媒介化理论，从制度化、霸权、社会结构化、技术动量和嵌入式传播等层面探讨了媒介化理论的概念化方式。丹麦学者夏瓦（Stig Hjarvard）^[12]提出，媒介化是一个文化与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和媒介逻辑匹配的过程。德国学者赫普（Andreas Hepp）^[13]将媒介化理论延展到行动者网络理论、现象学社会学、符号互动论和社会建构主义，他认为媒介对于人类传播的作用是塑造性的，由具象化和体制化2个部分组成。挪威学者伦德比（Knut Lundby）^[14]在制度化和社会建构的基础上，将传统的媒介环境学理论也纳入媒介化理论，使媒介化理论成为具有一定时空跨度的系统研究。侯东阳等^[15]在对媒介化理论的梳理中，从物质化、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3个维度展开：制度主义包含媒介作为独立的制度、媒介逻辑、直接与间接媒介化3种类型；社会建构主义包括元过程、塑型力和媒介化对社会的建构过程3种类型。这一系列研究为媒介化的“全面登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2 媒介化与中介化的区隔

“媒介化”一词在英文中与“中介化”同源，且二者经常混用，导致部分理论在后期的文献梳理中比较容易混淆。媒介化与中介化的差异也是学者们的聚焦点之一。英国文化传播学者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在《论中介与传播的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Mediation and Communication）^[16]中指出：大众传媒的勃兴与大众社会的形成相辅相成，其扭曲了人际交往这一基本社会过程的原有形态；“中介化”与“媒介化”在此基础上意义相通，两者密不可分。他认为，中介化是审视制度化的传播媒介所涉及的符号在社会生活中流通的过程^[17]，其信息传播技术的驯化理论（domestication）实际上成为了媒介化理论的重要支柱。利文斯通^[5]认为mediatization是一个奇怪的词，因此她坚持使用mediation来指代媒介化。她认为，媒介化是日常实践和社会关系日益由中介技术和媒介组织所形塑的元过程，中介化是2个相区分的元素、成分或过程之间的连接。英国学者库尔德利（Nick Couldry）^[18]认为，媒介化是一个更为宏观的概念，但其无法提供长于中观和微观考察的中介化带来的传播的复杂性。唐士哲^[19]认为，中介化仅彰显媒介成为广义上重要的社会环境的代理者，媒介化更集中在媒介形式如何“介入”当代生活的不同层面，特别是建制化的社会实践。他将媒介化与全球化、商业化并举，视之为可影响社会建构的元过程，视角较为宏观。潘忠党^[20]的观点恰恰相反，他认为：“媒介化”是一个单一线性的历史演变机制，突出媒体淡化机制；“中介化”的概念更加开放，更突出多元化非线性的历史演变机制。德国学者杜尔施密特（Jörg Dürrschmidt）^[21]甚至认为，中介化与媒介化之争是英语与德语、北欧诸国语言2个独立的话语社群之间的一场较量。郭恩强^[22]基于西美尔、吉登斯和波斯特中介化思想的相关论述，从社会思想史角度梳理了中介化与媒介化的关联，为之提供了更为宽广的研究视野。徐桂权等^[23]在考察了兴盛于美国和加拿大的媒介环境学、法国的媒介学和欧洲大陆的媒介化研究之后，认为三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可以作为互联网时代“泛媒介”现象的不同理论支撑。综上所述，媒介化与中介化之间并非单纯的线性承继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较于中介化，媒介化的概念更趋于宏观，体现与体制的关联。

1.3 媒介化研究的特性

与实证研究所指代的中观和微观研究相比，媒介化研究一般对应的是社会变迁、全球化和商业化等宏大主题，因此属于宏观研究，且具备跨学科的开放视角。用夏瓦^[24]的话来说，媒介化研究是能使人更深入地理解媒体是如何对文化和社会变迁作出贡献的一种跨学科研究方法。德国学者克洛茨（Friedrich Krotz）^[25]提出，媒介化是以往媒介研究的升级版，因为过去的研究呈现的是一种去情境化的社会现实，忽视了与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关联，不可避免地导向技术决定论，媒介化理论则注重将社会媒介化进程人性化，从媒介伦理层面避免技术决定论。库尔德利等^[26]从媒介考古学的视角，指出了媒介化浪潮的3个阶段：机械化（mechanization）、电子化（electrification）和数字化（digitalization），并提出了深度媒介化和多样化的呈现方式。赫普等^[27]认为，深度媒介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得不借助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型构社会学理论来观照不断变换的媒介环境。赫普进一步系统地阐释了深度媒介化的概念，认为这是数字媒体和社会深层基础设施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与社会无处不连接的媒介化的高级阶段，与它相连的是算法、数据和数字基础设施^[28]6。在深度媒介化时代，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某一种媒介的出现，而是媒介的多样性，即在当前媒介环境中面对的是各种相互关联的媒介^[29]。这些可能是新媒体时代媒介化研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与此同时，戴宇辰^[30]还关注到科学技术研究中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与媒介化的关联性，证实了媒介化理论的开放性。

今天，媒介化研究日趋向纵深化发展，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曲折发展和国际经济、文化发展错综复杂的格局，媒介化研究也开始放低“身段”，从宏观层面逐渐向下延伸。意大利学者马佐莱尼（Gianpietro Mazzoleni）^[31]提出，社会的媒介化进程已经不可逆转，媒介的影响力已经渗透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社会机制，媒介逻辑衍生出的影响力和效果清晰可见。相应地，瑞典学者克里斯滕森（Miyase Christensen）等^[32]提出“去中介化”概念，认为当代社会媒介化与世界主义的重新嵌入是一个曲折演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去中介化乃至去媒介化都是不可避免的。戴宇辰^[33]对欧洲的媒介化研究发展进程进行了批判性回顾，对过分推崇媒介逻辑，以及简化媒介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倾向展开反思。可以看出，媒介化研究既有全球化、商品化、城市化等社会经济文化宏观因素的影响，也体现了媒介技术嬗变和人们在适应这些技术变革过程中的诸多中观和微观因素的流变。因此，研究者不能仅关注不同形式的媒介对于传播活动产生的效力，必须跳出媒介作为一种传播工具的认知范式^[33]，从更全面的跨学科视角考察媒介化进程。

2 初度体育媒介化：从体育媒介到媒介体育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从媒介开始影响体育之时，体育媒介化就开始了。但体育媒介一开始往往只是体育文本的伴随文本，处在体育赛事的框架边缘。如果将体育媒介化分为初度和深度，那么体育媒介可被视作初度体育媒介化的雏形。随着全球化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勃兴，体育与媒介的深度结合滋生了“媒介体育”这一新形态。从历史的维度考察，体育媒介化的肇始——体育媒介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复兴、职业体育的逐渐兴盛有着密切联系。

2.1 体育媒介化雏形：体育媒介

对大众体育媒介的关注是体育新闻学研究的天然起点。因此，在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肇始时，对体育报纸和杂志等平面媒体的研究自然成为核心。19世纪末，新兴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职业体育成为了当时为报纸媒体提高发行量和提升影响力的重要内容。相应地，媒体也拓展了体育赛事的传播范围，彰显了其社会地位。

体育媒介对于奥运会的介入从一开始就广泛而有力。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第二任国际奥委会主席顾拜旦（Pierre de Coubetin）被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称为“为奥运而生的伟大作家和具有天赋的记者”^[34]，他自己创办过月报《运动评论》（La Revue Athlétique），“希望借此提升法国民众对部分体育项目的兴趣”^[35]。深谙新闻报道巨大能量的顾拜旦自然期望有更多的媒体报道新生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为了说服希腊政府举办首届奥运会，当时他参观了许多报纸的编辑部，先后说服了一些有影响的名流。除了希腊《信使报》（Αγγελιαφόρος），几乎绝大多数参赛国，包括部分未参加奥运会的国家和地区都对首届奥运会进行了报道。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也以消息的形式报道了雅典奥运会的赛况^[36]。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第一份体育日报《米兰体育报》（La Gazzetta dello Sport）诞生于1896年4月3日——雅典奥运会开幕前3天。尽管意大利官方未参加雅典奥运会，却有一名业余跑者埃罗尔蒂以个人身份参加了马拉松比赛。埃罗尔蒂传奇的参赛故事就出现在《米兰体育报》对奥运会的报道中^[37]。这使得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从创办伊始就成为媒体的宠儿，一些媒体也因为对奥运会的报道提升了自身影响力。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的现用名就是1897年的法国报纸《小勒阿弗尔报》（Le Petit Havre）用来代替冗长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Olympic Games）的，后被国际奥委会在1901年正式采纳^[38]。

与现代奥运会的报道并行不悖的是，职业体育的发展同样得到了体育媒体的垂青。体育媒体甚至“塑造”了一些具有早期媒介化特性的职业体育赛事。1903年，法国《队报》（L’equipe）的前身《汽车报》（L’auto）为了提升报纸的影响力和专业性创立了环法自行车赛，并建立了较为成熟的媒体与体育赛事的联动机制。20世纪50年代，《队报》聘请了前法国足球队主教练阿诺（Gabriel Hanot）担任专栏评论员。在阿诺的推动和《队报》的直接影响下，法国足球甲级联赛和欧洲俱乐部冠军杯（欧洲冠军联赛的前身）相继诞生。这种媒介与职业体育的共生关系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被学术界关注，其媒介化形式直到21世纪才开始被重视^[39]。其实，当时体育媒介化已具雏形，只是与今天的复杂表现形式差异较大。随着广播电视媒体的涌现并先后成为体育媒体的主宰者，体育新闻（传播）研究逐渐实现研究对象的多元化。

2.2 体育媒介化次级发展形态：媒介体育

“媒介体育”这个概念是1998年文内尔（Lawrence Wenner）在其编撰的论文集《媒介体育》（Mediasport）^[40]中提出的。“mediasport”这个合成词深刻诠释了媒体与体育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较长时间内成为了体育媒体发展的关键词。考察媒介体育这一初度体育媒介化的源头，不难发现部分学者早已预见了其历史形态的变迁。媒介化研究学者普遍公认的重要理论起源是美国学者阿尔萨德（David Altheide）等^[41]提出的“媒介逻辑”（media logic）这一概念。在同名著作中，作者专门撰写了“媒介体育”（media sport）一章，对当时电视开始逐渐主宰体育的现象进行了文化、经济和体育本体论层面的阐释。这是目前可见的最早的有关媒介体育的论述之一，也证明了媒介体育与媒介化研究的深厚渊源。体育似乎是理解媒介化的理想场域，对此澳大利亚学者哈钦斯（Brett Hutchins）^[42]指出，体育领域似乎被初始的媒介化研究遗忘了，考虑到职业体育与大众媒介在20世纪发展出的共生关系，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疏漏。

“媒介体育”的概念自被提出以后，学者即围绕其开展了多层次探讨。郝勤^[43]认为，从早期作为配角和附件，到20世纪60年代东京奥运会的卫星转播、80年代洛杉矶奥运会的商业模式，再到90年代Sky TV收购英超转播权模式，媒介体育已取代体育媒介成为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关键词。郭晴等^[44]提出了媒介体育的生成和生产方式，并指出媒介体育具有的商业性和跨文化性等特征。这些有关媒介体育的论述已初具体育媒介化的特征。

英国文化传播学者迪肯（David Deacon）等^[45]表达了对媒介化研究的忧虑，认为媒介化可能就是一个时尚概念，是一种普遍的、简化的概念框架^[45]。体育传播领域的研究似乎支持了这种论断，因为不断出现的各种概念基本上都是“旧瓶装新酒”。在文内尔“媒介体育”概念的基础上，张德胜等^[46]提出了媒体体育的3种模式，由浅入深分别为媒体建构体育、媒体介入体育和媒体控制体育，并提出媒体体育的终极目标是打造体育——媒体产业链。该研究充分论证了媒体对体育的能动效力，但对于体育对媒体的重要作用（或反作用）言之寥寥。魏伟^[47]考察了电视与体育之间的神话关系、体育的电视化生存和电视的体育化生存，但并未将媒介化上升到社会文化的宏观层面。事实上，媒介化的重要特征正是其与全球化、商品化、城市化、数字化等一系列当代社会发展特性的紧密结合。

伴随媒介技术与组织的不断发展及市场化演进，媒介体育的概念也开始被学者们添加各种元素，成为形态各异的“变体”。美国传播学者贾利（Sut Jhally）^[48]早在1984年就提出了“体育媒介复合体”（sports/media complex）的概念，这个概念虽然较之“媒介体育”更为冗长，但它似乎更明确地指出了体育与媒介之间的融合关系。当然，贾利未预料到体育媒介复合体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发展轨迹。报业集团、广播电视和新媒体巨头的合并浪潮同时带来了媒介资本与职业体育的深度融合。时代华纳公司总裁特纳（Ted Turner）在拥有《体育画报》《时代周刊》《人物》《财富》等顶级平面媒体，CNN、HBO、TNT、TBS等有线电视台和超级电视台的同时，还控股MLB亚特兰大勇士队和NBA亚特兰大老鹰队。媒体巨头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拥有意大利最大的私营传媒集团菲宁韦斯特集团，旗下有意大利5频道、意大利电视1台与4台、蒙达多利出版集团，此外他还长期担任AC米兰足球俱乐部的主席。媒介资本与体育资本的深度融合造成职业体育人和媒体人的双重困扰，他们甚至对自己领域的专业主义开始产生忧虑^[49]。

贾利提出的“体育媒介复合体”的概念还有很多变异体。英国体育学者马奎尔（Joseph Maguire）^[50]根据其商品属性将“体育媒介复合体”改称为“媒介体育产品复合体”（media/sport production complex），这种复合体着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扩大化。澳大利亚学者洛弗（David Rowe）^[51]根据其文化属性将其改称为“媒介体育文化复合体”（media sports cultural complex），这种复合体要从体育中获取物质和文化的双重资本。洛弗^[52]后来又把这个概念改为另一个合成词“媒介体育景观”（mediasportscape），指的是进入21世纪10年代前夕媒介体育呈现的一系列新景观，如西方体育媒介市场饱和后开发东方市场，依靠东方运动员的加盟改变欧美职业体育赛事传统格局的“文化劳动力的新国际分区”^[53]，体育迷群文化的重要变化等。经济和文化利益的双重攫取使研究者不得不从媒介本身的构成和体制等问题出发进行考察，这就回应了前述迪肯等的忧虑。

媒介体育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学者开始思考其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文内尔^[54]运用阿尔都塞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质询”（interpellation）理论反思了自己先前提出的这一概念。“媒介体育质询”是对媒介体育消费叙事的解构，也是其此前十多篇有关“媒介叙事伦理中的肮脏理论”研究的延续。他指出：“在当代超商品化的形式中，媒介体育景观的意识形态轮廓和伦理敏感性主导着与体育相关的文化意义。”他在此处运用了洛弗“媒介体育景观”的概念，实际上是对自己先前提出的“媒介体育”的部分修正。贺幸辉^[55]通过对文内尔本人的访谈，指出文内尔的思想从20世纪80年代的“被媒介化的体育”到90年代的“媒介体育”，再到21世纪的“传播与体育”的演变历程。显然，这里的“被媒介化”（mediated）指的是被中介化的媒介化雏形。鉴于“媒介体育”这一概念已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同，笔者将其视为初度体育媒介化的次级发展形态。值得一提的是，文内尔和比林斯（Andrew Billings）在编纂《体育、媒介与重大事件》（Sport，Media and Mega-events）^[56]一书时，要求每一章的作者都充分考量媒介化进程中体育重大事件更为广泛的影响力，并得出了“以体育为中心的媒体奇观远远不止体育本身”的结论。此书最重要的贡献是让体育媒介化研究与体育重大事件紧密地结合起来。

3 深度体育媒介化：体育重大事件

从体育媒介到媒介体育，体育媒介化的发展凸显出结构上与功能上的双重递进。但媒介体育这个次级发展形态似乎已无法解释21世纪之后出现的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体育媒介化进入了深度发展阶段，其主要表现形态就是体育重大事件。体育重大事件与媒介体育之间虽然不存在逻辑上天然的承继关系，但体育重大事件显然是媒介体育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呈现的更高级形态。

赫普在提出深度媒介化这一理念时，明确指出其远远不止政治经济学这一种研究路径，至少还有作为媒介的过程、型构和重构等一系列研究路径^[28]3-5。体育媒介化概念是在引入“超级媒体”“媒介事件”等先在概念，以及媒介化概念真正成熟之后才被提出的。“体育重大事件”这一概念是在“重大事件”的概念被确定之后体育学者们的自发行为。事实证明，“体育重大事件”很可能是“重大事件”概念中最核心的部分。笔者将其界定为深度体育媒介化，是全球化、商品化、数字化、体育专业主义和新闻专业主义等元素成熟之后呈现的形态。

3.1 超级媒体与媒介事件诸概念的引入

美国学者里尔（Michael Real）^[57-59]是传播学界最早开始关注职业体育现象的学者之一。早在1975年他就对美式橄榄球“超级碗”展开了神话学的研究，提出“超级碗”是“一场集体狂欢的美国意识形态奇观”，1984年他又率领多国学者对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展开跨文化研究，是国际体育传播领域的重要先行者。他在关注到奥运会和奥斯卡颁奖典礼等事件可预知、结果未知、叙事夸张等特性后，通过文化研究的路径提出了“超级媒体”（super media）的概念，开始关注这些超越日常生活常规表现的“超级事件”下媒体如何做出异乎寻常的呈现。这一点从他把奥运会称为“全球奥林匹克事件”（global Olympic event）就可见一斑。超级媒体理念成为里尔和文内尔后期有关“超级碗”的媒介化研究的核心主张。

对于媒介事件的观念问题，美国学者卡茨（Elihu Katz）^[60]从1980年起就开始给予关注。他与法国学者戴扬（Daniel Dayan）合著的《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成为媒介事件理论走向成熟的标志，他们把媒介事件比喻为传播盛大的节日，并提出了加冕、征服和竞赛3种媒介事件的形式。事实上，类似奥运会这样的全球事件，并非仅有竞赛这一种直观形式，也包含了加冕和征服。因此，“崇尚秩序及其恢复”^[61]状态的媒介事件是阐释体育赛事，尤其是奇观体育赛事的重要理论武器。

在“超级媒体”和“媒介事件”概念的引导下，学者们开始关注体育中介化（媒介化）的具体表征。美国学者伊斯特曼（Susan Eastman）等^[62]提出了重大体育事件（megasporting event）的概念，着重强调的是体育重大事件具有议程设置的功能，会根据周期预先排定比赛日程。除非出现诸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这类特别重大的突发事件，一般而言，重大体育事件可为媒体提供详细的比赛和转播议程，吸引到访观众和媒体受众的关注。英国学者汤姆林森（Alan Tomlinson）等^[63]在里尔“奇观体育”的指引下，将奥运会和世界杯足球赛认定为“全球体育奇观”（global sports spectacle），他们认为全球体育奇观具有全球影响力、媒介化到达率和重大收益等特征。“重大体育事件”和“全球体育奇观”2个概念常见于相关研究，但其影响力不及“体育重大事件”。

3.2 重大事件概念的引入

毫无疑问，全球化是推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体育高速发展的重要动力。那时体育全球化的表征还未呈现当下的电子化、社交化、移动化、人工智能化等技术特征。澳大利亚学者米勒等^[53]在论述体育与全球化的问题时，曾谈到一个GGATaC的概念，指体育全球化呈现的特点主要有全球化（globalization）、政府化（governmentalization）、美国化（Americanization）、电视化（televisualization）和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在体育媒介化运行中密集呈现与上述特征紧密相关的元素，体现在当代体育媒介生态中，即体育重大事件。

对于重大事件的定义，学者之间存在不少争论。最早由英国学者维特（Stephen Witt）^[64]在1987年卡尔加里冬奥会前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提出“重大事件和重大吸引力”的概念。不过，有关“重大事件”的定义，美国学者毛瑞斯·罗切（Maurice Roche）在《重大事件与现代性》（Mega-event and Modernity）^[65]中的论述得到了广泛认同，他认为重大事件最好被理解为“大规模的文化（包括经济和体育）事件，具有戏剧性张力、大众吸引力和国际影响力”。

在此基础上，瑞士学者穆勒（Martin Müller）^[66]提出了一个重大事件区分表。他运用一系列复杂的指数区分媒介事件，依照媒介事件是否达到百亿美元和十亿美元的影响力进行阐释。媒介事件按照访客吸引力、媒介化到达率、成本和变革性影响力4个变量的大小，被顺次分为巨型事件（giga-event）、重大事件（mega-event）和主要事件（major event）。按其分类，夏季奥运会是当代媒介事件中唯一的巨型事件；欧洲足球锦标赛、足球世界杯赛、世博会、亚运会和冬季奥运会属于重大事件；APEC峰会、“欧洲文化之都”项目、英式橄榄球世界杯赛、美式橄榄球NFL“超级碗”、英联邦运动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和泛美运动会属于主要事件。其中，APEC峰会、“欧洲文化之都”项目等政治、经济、文化事件虽然在某一方面具有非凡的影响力，但无法满足至少在3个指标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标准，因此只能列为主要事件。这一分级可能存在争议，尤其是将足球世界杯赛这一全球收视人数超过35亿人次^[4]的事件排除在巨型事件之外值得商榷。德国学者菲特（Matthias Fett）^[67]指出，足球世界杯赛历史上有两大标志性事件：1990年意大利足球世界杯赛让赛事进入重大事件阶段；2010年南非足球世界杯赛让赛事进入巨型事件阶段。越来越多的有关重大事件的研究趋向于将足球世界杯赛列为巨型事件。不难发现，在3个级别的重大事件中，体育赛事所占比例远远超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件。

3.3 体育重大事件概念的提出

在厘清“重大事件”的概念后，学者们开始尝试界定“体育重大事件”的内涵和外延。美国学者罗伯茨（Kenneth Roberts）^[68]在罗切的研究基础上提出，某些体育项目之所以被定义为“重大”是因为其具有“非延续性”、特殊性、国际性，且组成成分比较庞大。他强调的体育“重大事件”是能吸引数以亿计的国际受众和制作的体育事件。英国学者霍尔内（John Horne）等^[69]提出，衡量体育重大事件的4个特征是“卓越的竞赛、可预见的事件、用于历史性比较机遇和对体育传统意义的超越”，因此“未经中介化（媒介化）的重大事件是自相矛盾的说法”，这充分表明体育重大事件与媒介化的重要关联。正如加拿大学者格鲁诺（Richard Gruneau）等^[70]提出的，体育重大事件“已经常态化，俨然成为当代生活节奏的自然化特征，可谓是现代性节日视野的开拓，正如季节的变化如人预料那样”。几位学者的梳理让体育重大事件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更加清晰，体育重大事件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向纵深方向发展。

也许是对上述概念和界定标准心存疑虑，文内尔和比林斯在编纂《体育、媒介与重大事件》^[56]时又创造出“重大媒介体育事件”（megamediasport event）一词，以此区隔深度媒介化之前“媒介体育”等诸概念。无论文字游戏如何生成，作为深度体育媒介化的体育重大事件的界限和意义是相对稳定的，但不同赛事之间的媒介化差异也十分显著。

无论参照何种标准，夏季奥运会毫无疑问是当代世界最具影响力、层级最高的体育重大事件之一。根据英国学者汤姆林森^[71]的考察，参与报道夏季奥运会的数以万计的记者“全力推动一种全球媒体机器，使奥运会本身在国际奇观舞台上成为与媒体平等的合作伙伴。从这个意义上说，最大的国家和国际体育重大事件已被媒介化了，它与媒体机构一道为跨国、全球体育日程的升级作出贡献”。冬季奥运会这个夏奥会的“表亲”在时间上与夏奥会实现切割之后，通过体育媒介化的不断升级，借助多届奥运会“打包”的电视转播权费用和奥林匹克TOP计划，从业余主义跻身全球重大事件^[72]。

与之相对应的是，足球世界杯赛因为只有32个国家和地区（2022年卡塔尔足球世界杯赛之后会增加到48个）参与决赛阶段比赛，因此未被穆勒列入巨型事件，但这并不影响其难以匹敌的媒介化进程。这个媒介化特性突出并进而导致消费主义和文化霸权的“漩涡式”媒介事件甚至加剧了整个全球媒介化的进程，因此，媒体在其全球成功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及所发挥的中心作用越发受到关注^[73]。

体育重大事件的媒介化进程同样呈现出类似的样态和发展路径。网球四大满贯赛事中历史最悠久的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即便有相对保守和陈旧的一面，但无论是现场还是媒介传播，都是媒介化的体验，所以它呈现的绝大部分是当代媒介化的逻辑而不是“温网逻辑”^[74]。高尔夫球四大满贯赛中的美国高尔夫球大师赛则“罹患上了奥古斯塔国家高尔夫球场综合征”^[75]，让近乎“完美”的球场与媒介出现了明显的脱节，这实际上是深度媒介化的真实表征。有着“美国春晚”之称的美式橄榄球NFL“超级碗”，用里尔和文内尔的话来说，是“超级语境”下经过“超级炒作”、符合超商品化的“超级逻辑”和具有当代神话色彩的“超级景观”^[76]，它所呈现的一切几乎都符合深度媒介化特性。美国职棒大联盟（MLB）总决赛“世界系列赛”是美国例外主义的表征，它是被贴上“美国国球”“国家消遣”“美式爱国主义”等诸多标签的媒体仪式的另一种深度媒介化形式^[77]。美国大学篮球锦标赛（NCAA）“疯狂三月”的全球化扩张实质上展示的是一种以实现“美国梦”为隐喻的软实力策略^[78]，但它巧妙地利用了全球化带来的世界各地学生球员资源，以美国大学为单位实现了身份认同和深度媒介化。由ESPN一手打造的世界极限运动会（X-Games）更是一个纯粹的媒介化商品。它吸引的是具有高消费潜力的年轻有活力的群体，以搜索和创造“X一代”服务其全球化战略^[79]，从一开始少人问津到全世界众多大城市竞相申办，这是传统亚文化靠近主流文化的体育化再现，是深度体育媒介化的另一种表征。

3.4 深度体育媒介化的引入

基于全球化关联度的不断提升，深度体育媒介化实际上呈现的是体育全球化、商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体育专业主义和新闻专业主义的高度融合和相互渗透。足球欧洲冠军联赛、NBA、MLB等职业赛事不仅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运动员、教练员、比赛官员，俱乐部的资本运作方式也日益呈现多元化。来自汉堡的德国乙级足球联赛俱乐部圣保利队拥有来自世界各地边缘群体的球迷，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概念在职业体育领域真实存在。丹麦学者弗兰德森（Kirsten Frandsen）^[80]可能是体育传播领域较早开始系统关注体育媒介化的学者之一。她坚持认为，体育与媒介之间的关系为整个媒介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必要条件的范例。“体育媒介化必然会受到文化领域的问题和社会文化背景的高度影响。体育媒介化是一个相互关联、全球化和商业化发挥重要作用的特殊问题。”她对于体育媒介化的态度是积极的，因为这场变革“使媒介不仅只是大众消费的内容提供者，同时也成为各种层次的个体运动员和体育组织在公共或半公共空间制造或生产体育实践内容和表征的传播资源，并且与更大或更小的语境的组织活动产生互动”^[81]3。深度体育媒介化塑造了体育媒介化与全球化、商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体育专业主义和新闻专业主义之间高度杂糅的关联，以体育重大事件的形式呈现和再现当代体育媒介景观。

4 后深度体育媒介化：世界媒介体育格局的重构

如果说以重大体育事件为代表的深度体育媒介化是全球化高级阶段的产物，那么随着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发，其对整个世界格局已开始产生深远影响。英国学者霍尔内^[82]根据政治社会学学者帕尔金（Frank Parkin）的三层意义系统理论和霍尔（Stuart Hall）的编码解码理论提出，对于体育重大事件的解读包括相信自己可以从体育重大事件中获利的主导性解读、怀疑体育重大事件的商榷性解读、挑战体育重大事件意识形态修辞的对抗性解读3个阶段。学者们在完成了表层现象的前两阶段解读后，会不由自主地进入第三阶段对抗性解读。加拿大学者格鲁诺等^[83]从新涂尔干主义的社会学观点出发，提出了在社会发生重大变化时，媒介仪式和媒介事件可能会面临激烈的动荡和冲突^[83]，从而刺激新型格局的出现。在整体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当代世界体育格局和世界媒介体育格局可能也会相应地发生重大变革。具体而言，深度体育媒介化在新冠疫情之后可能呈现去全球化、去人格化和高度数字化等一系列特征。

4.1 去全球化

英国政治哲学家格雷（John Gray）^[84]认为，新冠疫情会加速已持续多年的去全球化进程。迅速瓦解的不仅是过去的“超全球化”，还有“二战”后建立的全球秩序和地缘政治格局。去全球化是深度体育媒介化在新冠疫情之后一段时间内的必然走向，甚至在局部可能出现反全球化的极端趋势。去全球化的特征当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在偶然的背后也隐藏着必然性。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加大，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抬头是去全球化发生的重要背景。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全球化的进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不少专家学者认为，这场疫情可能会成为构建世界新格局的分水岭。华裔经济学家文贯中^[85]指出，这场疫情意味着1990年以来的这一轮全球化无法再以现有的国际治理框架继续下去。全球化事实上已经停摆，新冠疫情对经济全球化和地缘政治必定产生重大影响。

新冠疫情沉重地打击了体育重大事件。哥伦比亚学者托巴尔（Jorge Tovar）^[86]指出，即使是“二战”期间仍有部分职业体育比赛持续进行，但新冠疫情让全世界的职业体育赛事几乎完全停摆，这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一次。如此的破坏性对体育全球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延期1年举行，对于世界各地其他体育赛事的影响不容小觑。许多重大体育事件和主要体育事件不得不随之调整赛程。足球欧洲冠军联赛和各国足球联赛、北美四大职业联赛、网球大满贯赛和众多ATP、WTA巡回赛的延迟或取消，让历久不变的全球体育赛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就连2021年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也被迫推迟1年举行。冲击带来的结果是部分媒介化程度较低的体育赛事可能直接面临生存危机。始创于1984年的瑞士女排精英赛在2020年2月突然宣布永久停办，与其说是组委会宣布的竞技水平和财政状况欠佳使然，毋宁说是因为其无法适应深度体育媒介化的需求，影响力日渐下滑，甚至无法跻身主要体育事件行列。这一赛事的突然“断档”可能会引发多米诺骨牌式的崩塌效应。网球四大满贯赛事之一的温网2020年因新冠疫情被迫取消，大量中小型赛事或被取消，或限制参赛规模及观众入场。新冠疫情对体育迷、体育组织及社会3个层面都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也对学界的研究提出了很多新课题^[87]。2022北京冬奥会无疑将由于东京奥运会的推迟受到影响，这是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提出“高峰到高峰”的重要原因。当然，并非所有影响都是负面的。过往OBS数十辆大型奥运数字转播车要从欧洲分别开往举办城市，现在却因东京奥运会与北京冬奥会时间接近而不必再往返于欧亚之间^[88]。

另外，目前重大体育事件的全球化和媒介化进程已接近顶峰。随着新冠疫情期间出现的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因应对措施和信息沟通方面产生的各种“误会”甚至“对抗”，“西方文明的面纱正被无情地掀开”，高度融合和杂糅的体育媒介化进程也难免受到冲击。例如，由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精英组成的奥运会电视转播团队和足球世界杯赛转播团队可能因为成员国的断航，以及信任度和依存度降低而变成由极少数甚至单一国家组成的团队。已签订的巨额电视转播权合同可能由于赞助商的业绩下滑遭受沉重打击。从美国部分职业联盟在新冠疫情期间降低运动员薪金已可看出事态前景。网球巨星费德勒和WTA的创始人比利·简·金在2020年4月提出将ATP和WTA合并为一个统一的网球组织，响应者寥寥；以德约科维奇为首的部分球员还伺机成立了新的球员工会组织^[89]。这一系列行为并未让网球世界在短期内复苏，反而加剧了分裂。不少学者分析认为，德约科维奇在2020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期间因将球击中司线员被直接判负，就与他的“叛逆”行为有直接关联。全球市场“一荣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可能会面临空前挑战。在这种前提下，世界媒介体育格局将迎来重新“洗牌”。从目前的情况看，体育媒介化程度高的重大事件受到的冲击相对有限，体育媒介化程度低的体育事件可能将不得不直面生存危机。

4.2 去人格化

去人格化并不是新冠疫情之后出现的新格局，而是随着新媒体技术和媒介融合程度的深化而不断提升的“赋魅”景观。去人格化的出现实际上是体育赛事本身以追求“公平”“公正”为由提出的。但技术取代人来执法甚至参与比赛却正在超出公正性的本意。NFL前教练唐·舒拉（Don Shula）提出，只要电视观众愿意看到一次判罚是不正确的，总有镜头会支持他们的意愿^[90]。这其实隐喻了追求绝对公平公正的传播技术只能是一种理想。

随着VAR技术在2018年俄罗斯足球世界杯赛的全面启用，电子技术，尤其是电视转播技术反哺体育赛事的电子技术已司空见惯，并日益成为当代体育赛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习惯于接受鹰眼、门线技术和VAR技术带来的“上帝”式审判，甚至反过来将其用于评判裁判员和司线员的表现^[91]。过往比赛中裁判员享有的“绝对”权威早已被电子技术所取代，这几乎成为了当代媒介体育赛事的一个“终极”神话^[92]。裁判员、运动员、教练员和体育迷之间的传统关系由于电子技术的介入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人格化和人本主义越来越淡漠。

与此同时，随着媒介化的不断深入，体育赛事本身也在发生质变^[47]。网球迷有节奏地鼓掌来等待鹰眼判罚的结果；排球比赛中冗长的鹰眼判罚时间可能让随后的发球和攻防都受到影响；VAR技术的使用基本上摧毁了传统足球在时间上的线性发展，使比赛被切割为各种情绪弥漫和节奏失控的碎片。媒介化技术的运用会让体育赛事去人格化的特征愈发明显。在高额利益的驱使下，运动员和教练员不惜以身试法，这使得兴奋剂检测和性别检测成为过去几十年国际重大体育比赛中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在后深度体育媒介化时代，佩戴电子表和通话耳机的裁判员已率先成为半人半机器的“赛博人”，植入各种医疗器材和辅助提升运动成绩的装置或设备让部分运动员也成为事实上的“赛博人”。今后，对运动员的“赛博人”检测有可能成为现实。去人格化可能使体育赛事本身和媒介体育都陷入主体模糊甚至主体沦丧的困境，作为传统体育比赛意义中绝对主体的人和人格化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4.3 高度数字化

数字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是深度体育媒介化的另一个重要特质。弗兰德森^[93]曾经专门探讨过技术不断提升的数字化带来的体育机构的媒介化进程，这种媒介化进程呈现由上至下和由下至上2种不同途径。深度体育媒介化在进入后疫情时代后，数字化程度将会不断加剧，算法、大数据、全息化甚至人机合一等技术的运用会逐渐主宰原有体育媒介化进程，深度影响重大体育事件的形态。AI技术的不断升级使得人机之间的学习从人向机器流动变为双向甚至反向。AlphaGo在先后击败李世石和柯洁2位世界顶尖棋手之后，其进阶产品AlphaGo Zero不再学习人类下棋的思维，而是直接通过研究围棋基本规则，创造出了大量职业棋手无法想象的棋路，反而成为指导棋手对弈的“阿尔法狗流”，但职业棋手普遍很难理解它的棋路，因为其“已经完全超越了人类的知识和想象”^[94]。这种趋势在AI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可能会越来越普遍。

与此同时，深度体育媒介化将使受众的体育观赏体验不断得到提升。以波德里亚“超真实”和“内爆”的理论考察，媒介和真实都发生了“内爆”。虚拟现实的广告板甚至可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上映不同语言文字的版本。游泳、田径等项目中的世界纪录实时动态线，VR转播中的360°视角沉浸式体验^[95]，以及云端转播甚至让不少转播人员不必亲临现场。以跳远比赛的转播为例，通过媒介技术可以让观众看到运动员是否踩线、起跳脚与踏板的距离，听到运动员进入沙坑后与沙接触的声音。这是现场观看比赛的观众甚至记者都无法体验的“超真实感”，深度体育媒介化让这种体验不断升级。

另外，深度体育媒介化也会加深体育受众对于电子化和数字化的依赖感。这种依赖感出自当代媒介体育赛事的“终极神话”，但这层神话其实是脆弱的。足球世界杯赛主转播商——瑞士盈方公司旗下的HBS在转播中不断增加的反向机位呈现了越来越多与过去转播“同轴”原则下截然不同的效果；位于新泽西的NBA视频回放中心经常要在数十台机位提供的画面中反复选择，因为不同机位提供的影像有可能是相互矛盾的。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电子技术本身的无力和“无能”，深度依赖解读的特性其实折射出的是电子化和数字化“神话”的脆弱^[96]。

弗兰德森^[81]100-134认为，以社交媒体App形式出现的休闲体育和曾经一度被边缘化的电子竞技都将在深度体育媒介化时代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体育媒介化发展的高级形态。新媒体和融合媒体形式的多样化，以及在深度体育媒介化时代新媒体和融合媒体融合程度的加深或降低都会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1]。这种高度数字化的进程不会受到去全球化和去人格化等特质的影响，其发展趋势是不可逆的。

随着后深度体育媒介化时代的逐渐来临，全球化的消散似乎很难避免，世界媒介体育格局重构的可能性在增大。一些低级别的非主要和主要媒介体育事件可能就此走向衰亡。重大体育事件和巨型体育事件可能面临重新“洗牌”。一些国家和区域内的职业体育赛事的重要性可能会更加突出，过往国家和地区之间关联度强的国际重大体育事件可能由盛及衰，各区域和国际体育媒介组织内的对抗和冲突也可能加剧。《欧洲体育社会学学刊》社论指出，在新冠疫情之后，至少有五大方面的议题需在短时间内得到讨论^[97]，几乎涉及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绝大部分议题。大量体育学术期刊开始以专刊的方式探讨可能出现的各种新局面。在后疫情时代，体育媒介化的格局面临重新“洗牌”，有关体育重大事件和体育媒介化的研究，甚至包括整个体育传播学研究都不可避免地需要重新展开。

5 结束语：中国体育媒介化研究的发展前景

体育媒介化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虽然以“媒介化”为主题词的研究早在20世纪末就已出现，并在21世纪初达到第一个巅峰期，但由于那时的“媒介化”概念与今天意义上的“媒介化”有较大出入，所以需要严格进行区分。真正意义上的体育媒介化研究直到2010年之后才开始，到2015年之后迎来兴盛期。今天，以德国和北欧学者为主的媒介化研究在中国传播学界也开始拥有相当数量的拥趸，中国学者不仅积极推介媒介化研究学派的各种学说，还在此基础上推动媒介化在中国语境下的分析和研究。

国际体育传播学界对于体育媒介化的研究在2015年之前量小力微，几乎找不出比较有影响力的作品^[98]。2015年之后，相关研究才开始逐渐勃兴。除了弗兰德森的研究之外，德国学者伯克纳（Thomas Birkner）等^[99]在对德国和英国足球运动员进行考察后发现，体育媒介化一方面带给球员收入、财富和曝光率，另一方面也令他们对无处不在的媒体怨声载道。英国学者斯凯（Michael Skey）等^[100]从自下而上的视角展示了足球被哪些媒体平台所关注，同时又是如何被更广泛的全社会所认知。这些研究是对媒介化基础理论的具体情境化。当下，国内体育传播学界对于体育媒介化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尽管有部分研究被冠以“体育媒介化”的名头，但不过是媒介体育和体育中介化时代留下的印迹。有关体育媒介化的研究不仅在数量上寥寥无几，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更是乏善可陈，存在大量的学术空白点。如果说国内学者对媒介体育、体育媒介复合体还有部分研究涉猎的话，那么对于体育重大事件的媒介化研究才刚刚起步。有关体育媒介化中国特色发展的研究有望成为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传播学、体育学、社会学等领域学者需要关注的重要课题。

作者贡献声明：

魏伟：提出论文选题，设计论文框架，撰写论文;

尚希萌：核实数据，修改论文框架，撰写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