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体育本质与概念始终是国内体育领域的核心议题，对这一元问题的思考是每位体育学者竭心尽智的思想锚点。尽管在东方语境下体育的历史并不久远，但迅猛的现代化进程使生活中的体育五彩纷呈，体育与人如影随形，同时使体育的全貌"碎片化"。前人的实践经验提供了若干条探索体育本质的道路，但也恰因如此多条"路"的存在，使我们难以窥得体育的本质。体育在现实生活中的迅速扩张与体育元研究的滞后造成了体育本质与概念构建的反复振荡。真义体育论、经典体育论、游戏体育论等对体育本质与概念的解答面临现实世界中体育边界不断拓展而带来的新问题。甚至有学者认为体育概念是一个无穷的意义生成过程，只能是以往各种意义的集合，并且这个集合永远也无法实际地构成^[1]。然而，作为人的一个建构自身的实践场域，体育必有存在的合理性，固有形而上学的困境源于以人的完结状态观察体育——以人的后发性实践成果判断体育。随着人的实践方式与成果不断创新，体育的概念随之改变。这一元问题的抽象性使得关于它的解答应置于哲学的层面上进行思考，对体育的定义必须打破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壁垒。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们首先遇到的就已经是有一定意蕴的有意义之物，我们不是孤立地看到一个事物，事物总是与我与事物的联系方式有关。基于存在主义的视角，对体育本质的探索与概念的构建应剖析体育与人建立联系的先发性原点，而这个答案终将指向"生命"与"存在"。

"生命是最初的东西，也是最终的东西。"^[2]当我们不断追问体育是什么并为它的概念与本质绘上新"颜色"的同时，是否仰望了太久的科学"星辰"而忘却了脚下的生命"大地"呢？从克尔凯郭尔创造出关心人的"存在主义"哲学，到尼采喊出"上帝已死"、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再到胡塞尔的"面向事物本身"、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存在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等，西方哲学在20世纪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向，即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关注^[3]，唯理性的"先验之思"回归到了生命本位。伴随着学界对体育本质与概念研究的深入，对"生命"本体的挖掘意识悄然觉醒。李力研^[4]提出"体育就是人的自然化"，较早地运用现象学方法剖析体育本质；刘欣然^[5]以"生命行为的存在"为线索，构建了生命观体育哲学基础；高强等^[6]捕捉到了体育概念研究从"形而上学式"向"历史主义式"的重大转向趋势。"生命"进入体育"元问题"的研究视野，应当被视为研究纵深化和学科升格的重要里程碑，体育被赋予了新的灵魂，体育的哲学呼之欲出。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基于"生命"与"存在"的视角，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追问体育的本质，厘清我国体育学界关于"体育"元问题的语言学困境与研究范式困境。在分析两大困境并提出解决方案后，以索绪尔的语言学、胡塞尔的现象学、梅洛-庞蒂的生命现象学、海德格尔与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为理论工具，希冀从本体论与认识论层面开拓创新，续写体育"否定之否定"的新思路。

1 体育本质与概念构建的困境与破解之途 1.1 "体育"的语言学困境

众所周知，"体育"一词由日本传至我国。向上追溯，日本的"体育"来自日耳曼语族中的"physical education"，经历了萁作麟祥的"体之教"到近藤镇三的"体育"之流变。同样，"体育"在我国也经历了数次概念变迁，在"中体西用"思想下人们寻求本土文化中与西方事物的相似解，例如，将蹴鞠视作足球、捶丸释为高尔夫球、古代养生之法与现代体育健康关联等都深刻影响了学界对体育的认知与实践。学界曾展开数次大讨论，尽管对"体育是什么"的问题未能取得普遍共识，但无疑推动了对元问题的理论性、科学性、批判性探讨，体育"形而上学式"的思维方式因此形成。不休的争议意味这一问题阻隔着隐性的深层困境，如不将这个关键节点疏通，后继讨论将如隔靴搔痒。当下，不少学者已意识到体育概念变迁中发生的内涵与外延变化，例如乔玉成^[7]运用发生学方法分析了体育概念的发生根源、基础和过程，刘桂海^[8]通过概念史的考察试图回答体育的本质，易剑东^[9]、孙葆丽^[10]等学者亦指出了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中的内涵差异，应站在更高的层次上用发展的眼光研究体育概念。在前人对该现象的认识之上，笔者使用语言学、符号学理论进行解构并提出应对之策，进而为本文所要讨论的"体育"建规立范。

在语言学视域下，这一困境可以归纳为：作为研究对象，"体育"概念在汉语语族中所指与能指的混乱导致了意指的泛化。具体而言，在不同的语境下，不同的"体育"所指均被同一的"体育"能指所覆盖，同时"体育"能指的直观特征则指向physical education。例如：在赛场上，"体育"意指竞技(game)；在学校中，"体育"意指体育教育(physical education)；在休闲中，"体育"意指游戏(play)；在物理空间中，"体育"意指肢体运动(movement)等。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体育"所指与相同"体育"能指的相互交叉，使得我们在讨论体育本质与概念的过程中不断产生错位现象。

语言学创始人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指出，语言符号联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所指)和音响形象(能指)……符号的第一原则便是任意性^[11]102。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是指，一个事物的能指与所指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它可以用任何别的所指代替，例如football在英国是足球，在美国却是橄榄球。正是因为符号的任意性原则，以及社会、历史、文化等多方面原因，汉语语族中没有衍生出与日耳曼语族中physical education、sport、game、play等相对应的概念。换言之，汉语社会未能创造新的能指，疏离"体育"向度内的所指，形成独立的符号。所谓"体育"，只是"physical education"从英文到汉字的机械翻译，语言媒介的喑哑导致语义转换的失效，进而分裂了东西方的"体育"。

作为真义体育观的代表人物，韩丹^[12]曾简要论述过这一矛盾，他指出概念的表达式与对象客体的属性并不总是形影不离的，即概念的表达式(词或短语)时刻以脱离对象客体而独立存在，并进而认为体育的表达式脱离了原本的身体教育而进入了社会各种人群的"身体活动"，出现了无限大的"理解空间"，应当把体育还给physical education。这一观点捕捉到了"体育"的语言学矛盾，开辟了概念探骊的新路径。体育之所以能够进入东方生活的各个角落，是因为体育在东方文化语境下已经创造出了紧紧围绕我们的"新所指"，但由于体育语言历史的缺失，我们无法在短时间内实现"体育"能指与所指的准确附着。因此，唯一的能指——体育，承载起无限多的所指。从发展的角度看，现实生活既是历史的过程也是结果，体育的所指变化已成事实，它无法再被压缩到physical education的狭义体育空间中了，体育必将延展为更加包容的概念。

只有揭开"体育"语言学困境的"面纱"后，体育概念方能得到更清晰的解答。从二者的关系看，"所指"是先于"能指"的，因为我们只有先确定了一个事物的概念，即该事物与我们建立起了联系、在人的尺度中确立了意义后，它才会被赋予能指，进而形成符号。能指赋予了事物信息交流与储存的功能，而在语言活动中真正交换的信息是背后的所指。以此为视点，不难对"体育"概念混乱的根本症结有所诊断："体育"能指的同一性造成了解码"体育"所指过程中的混乱。

1.2 "体育"语言学困境的破解

得知"体育"所指的破译过程受制于其单一能指的限制后，那么是否将"体育"能指进行丰富便解决了这一困境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符号具有"不变性"的特点。索绪尔^[11]107说："能指对它所表示的观念来说，看起来是自由选择的，相反，对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却不是自由的，而是强制的。语言并不同社会大众商量，它所选择的能指不能用另外一个来代替。"这便决定了能指的选择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因为符号与人的历史、生活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事物的概念与音响形象之间订立了"契约"，形成了一种集体惰性，抗拒着语言的随意创新，就像"猫"和"马"的能指无法替换。虽然符号亦具有可变性，但是变化需要漫长的时间积累，而且这一变化高度依赖集体生活的演进，因此改变"体育"能指几无可能。这不全然是坏事，因为社会稳态立足于语言稳态。正如谭华^[13]所指出的，与其徒劳地去改变或纠正亿万人已经约定俗成的语言习惯，还不如设法赋予"体育"一词以新的解释，在为数不多的体育界学人中谋求一定程度的共识，总比亿万人与历史对抗要现实得多。

研究认为，作为元研究对象的"体育"应有三大原则。①研究对象必须基于广义"体育"。广义的"体育"是指没有确定形象概念的框架式抽象概念，它与不同的具体概念形成狭义的体育，例如与教育结合形成physical education，与竞技结合形成game，与游戏结合形成play。若从狭义"体育"规定研究对象便会落入以部分代替整体的研究困境，所以确立所要讨论的广义"体育"的先决性，便能够避免不同"体育"所指的干扰。②对"体育"所指的部分进行特别澄清。在不同的语境中，"体育"的所指必然不同，容易造成后继破译的混乱，因此，在非广义"体育"的运用时，可以用英文对应翻译或者汉语词缀限定进行澄清(如竞技体育：game)。③面向"体育"本身。能指的具象特征往往使研究者无意识、先入为主地注入其他概念，产生干扰。"体育"的能指便会干扰研究者，在其观察到现象之前将"育"搁置在了体育事物本身之前。根据胡塞尔式"严密科学"的哲学，对体育本质的认知也要警惕唯科学主义，应超越对体育的认识，达到对体育认识的认识(自我意识)。如此，便需要对体育设置一个科学方法论前提：在最直接显现的东西没有得到澄清之前，不得设定任何间接的东西^[14]。

综上，本文所关注的"体育"立足于广义，面向"体育"事物的本身。这个"体育"的框架基础是"人的体能性的身体活动"，因为任何狭义的"体育"都不可能背离这个基本条件。张洪潭^[15]指出，sport一词的拉丁文原意是泛指一切离开工作而从事的身体活动性游戏，如今用来概称体育，恰好符合种类繁多、翻译宽广且相当兴旺发达的体育现状的实际。研究亦秉持前人判断，使用相对广义的sports作为所要讨论的"体育"的符号，希望这一复数形式可以为"体育"能指的继续拓展留"一抹白"。

1.3 "形而上学式"的体育概念"唯理性"困境

高强等^[6]指出，体育哲学论家以形而上学的方式为体育概念作出众多界定，形成一种"围追堵截"的态势。但无论体育概念界定的逻辑多么圆融自洽，貌似坚固的体育概念在日新月异的运动参与方式下，疲于应对由于体育模糊的外延边界带来的种种挑战，精致的理论内核始终无法规避体育概念的无穷性困境。对于体育本质与概念的讨论在很长的时间内只关注没有人的"纯粹"客观之物，对于生命的关注与审视被隔于自觉的理性视野之外，形而上学层面的构建使得立足于日常生活的体育沦为了背景世界。对体育"形而上学式"的观察完全脱离真实的生命，脱离"生活着的人"。"体育"仿佛被视作实验室里的一个新物种，我们不断用科学的术语、概念对其进行理性判断，却忘却了体育印刻在人基因之中，是人类生命觉醒的"钥匙"。若忽视了"体育"源自人的生命活动，那么再缜密、理性的成果也是对人本身的割裂。

纵观对体育概念的众多界定，真义体育论的教育范畴"体育"与经典体育理论的文化范畴"体育"相互争论，随后游戏论"体育"加入了争鸣，关于体育概念的讨论形成"百花齐放"之势。站在更高的哲学视角可以发现这些"形而上学式"的体育概念界定囿于同一种思维范式，即站在后发性的实践成果进行思考，局限于用部分臆断整体，落入了以体育的功能、特征、现象掩盖体育本质的桎梏。例如，教育性固然是体育的重要功能，但教育是人的教育，不是体育的教育，它来源于人的"濡化"需求。因此，体育可以作为教育的一种形式与资源，而非先天便隶属于教育，二者不存在包含与被包含关系。人的"濡化"需求浸润到体育之中，与不同历史时期的宗教性体育、军事性体育、休闲性体育的"寻租"逻辑一致，那我们便可以称体育是仪式、军事、休闲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同样，"形而上学式"体育概念的界定也会陷入认识论困境。学者们如同不断在"体育"的蛋糕中使用各式各样的工具切出自己认为完美的形状，殊不知，下刀之前的思维惯性已注定了对"体育"蛋糕全貌的偏离。因此，教育体育论、游戏体育论、经典体育论等关于体育概念构建与本质解答始终在"形而上学"里不断查漏补缺，看似无懈可击的论述实际上都在唯科学主义的窠臼里不断徘徊，而"面向事情本身"的解答必须跳出认识论与方法论困境，破解之途必将回归于理性科学大厦与感性"生命"土壤的耦合。

1.4 体育概念困境的"历史主义式"思考

"体育没有变，变的是人。"这是"历史主义式"体育概念构建的基本认识。正如胡塞尔所指出的，认识的真正含义在于不是去认识"对象中的本质"，而是去认识"本质性的对象"，研究视角摆脱平行的横断面观察"体育的人"，站在完整的时间线上观察"人的体育"^[16]。因此，解答体育本质的核心问题是解答人的问题，体育势必是人的体育，没有人的体育如同无本之木，它不是仅仅依托于自然的存在物，而是围绕着人展开的经验产物，是后发的、社会的、衍生的。它的存在锚点是社会人对自然人的蜕变，主体人意识的觉醒是体育诞生的前提条件。关注到了主体人的意识觉醒与体育之间的关联，也就能够建立起"历史主义式"的体育研究范式。

高强等^[6]在英国哲学学者Connor初试了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的构建基础上引入存在主义与现象学理论襄助，依据胡塞尔"意向性"的事情本身区分出作为"他者"与"注视者"的体育，形成了人在体育过程中实践与观察自我的重要认识论突破，以期搭建起完善的理论架构。然而，单一的"意义-意向"结构的历史主义式体育概念构建仍然具有极强的形而上学色彩，或许会导致邓晓芒^[17]所描述的"所有瓦解和否定形而上学的努力都成全了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因此，我们关注到"生命与存在"的层面，为"历史主义式"体育概念的理论架构中补足不可或缺的感性元素，切实从人的生命源头出发探索体育在人的感性与理性、自然性与社会性、主体性与客体性、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互动过程，探寻诞生于人"生存"本能的无目的体能性身体活动如何演变为人"生活"意志的体育行为。

从生命出发探索体育本质，看似空洞，但不可否认的是一切与人相关的事物均不能够脱离生命的考察。既往的理论储备与实践经验不足以认清生命与体育的深层关系，所以我们"绕道而行"去寻找更清晰却离我们更远的东西了。雅斯贝尔斯在《哲学》中指出，他的哲学的基本问题乃是人的问题，具体而言，便是所谓理性与生存的问题。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这二者"不是两个对立的势力，不是两个彼此争胜的对立力量。每一个都是透过另一个才存在的。它们相互展开，透过对方，彼此才获得清晰性和现实性"^[18]。人理性思考的终点仍将返璞归真回到生命的本源，因为生命才是人的本体，生活才是人的意义。周西宽^[19]认为，"体育的本质就是体育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并不仅指体育与其他事物在特征上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它们与人的存在意义之间的区别，即它们与生命建立联系的意义究竟为何。

2 体育的本体论、认识论及其主要矛盾 2.1 "生命"的体育本体论构建

阐释生命本质的体育的首要任务便是要明确此处"生命"的应有之义。①生物性意义的生命是体育最先关注到的层面，它是作为被感知者的身体(肉身)、是人与自然互动过程中的直接通路；②意识性主体意义的生命隐藏在体育之内的层面，它是作为感知者的身体(意识)，是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性环节，也是"形而上学式"思考的主要阵地；③自我与世界共同关系意义的生命是体育作为"注视者"的整体层面即肉身与意识共在的身体，这种层面的生命囊括了历史过程中展开自身的各种生命和经历关系的整体，认识到整体就是世界。我们生活在世界之中，整体生命观下的体育能够遵循"历史主义"的视角，阐述在人从自然性生存发展到社会性生活的过程中，无意识的生命冲动与杂乱的身体活动如何成为如今"体育"的样貌。柏格森^[20]63认为，"生命的诞生其实就是意识的诞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生命就是意识，也可以说生命是一种超意识"^[20]63。

海德格尔说："正是生命，而不是什么‘绝对知识’，才是哲学主要关系的对象。"^[21]"生命"概念是后形而上学的重要关键词，20世纪后的哲学"人类学"转向步入了费尔巴哈指出的阶段，即"真正的哲学任务，不是将无限者认作有限者，而是将有限者认作非有限者"^[22]。生命本位的回归也使体育得以站在更深刻的立场上被讨论。"知性(理性)倾向于意识，而本能则倾向于无意识"^[23]128，不可否认，体育的诞生是意识作用的结果，它的发生学机制牢牢指向人的自然性生命本能。体育的质料由无意识的原始生命冲动与生存目的的社会行为所组成，伴随着人的进化、对工具的掌握、自我意识的觉醒，催生了人的社会组织能力。自此，人有了足够的理性意志去驾驭自然性的生命冲动，体育的"多米诺骨牌"被发动，体育成为了人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正如狄尔泰^[20]248所言："我们不能把生命当成一个简单的实体来看待，也不能单纯地将生命理解成某些身体活动，生命是一种活力、一种冲动、一种创造力量。"当我们通过体育的方式传递知觉与意识、收获经验与思想的同时，体育的过程亦转化为人自身生命前进的一部分。生命在通过我们的自然性身体探索实践性存在的实践过程时，逐步塑造了现今的体育。

人的主体意识觉醒是体育得以诞生的必要与后发条件，同时标志着蜕变于生物人的社会人的诞生。当人在智力与体力层面均具备了改造世界的条件后，本我、自我与超我的意识觉醒使人能够不断审视自己，甚至自身的自然部分也能够被当作客体来看待。在生命哲学的视域下，人在体育之中时，内在的深层自我意识不断绵延，既能够积极地展现生命意志，更能够自由地释放生命能量^[24]。马克思^[25]指出："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界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体育中自身的自然便是作为自然的身体，自然的身体也正是人改造的对象。旧有的学术认识对此论述的理解更多着重于体育劳动论之说，但更具意义的是马克思指出了人改造自然身体的意愿，因此对于体育本质研究而言，重要的不在于体育是不是劳动，而是人将自己对象化进行改造的行为生成。在对自然身体改造过程中，理性与感性、自然性与实践性、人性与动物性的冲突现象形成了我们所观察到的体育现象。当然，体育不是独立存在的，因此社会人与自然人冲突的背景并不以体育为专属场域，而是在整个人类文明进程中普遍存在。这也解释了体育在进步过程中螺旋上升于异化(实践性压倒了自然性)与蒙昧(自然性压倒了实践性)的2个端点，产生了诸多体育现象，例如中世纪欧洲的罪性身体观，中国宋朝后的重文轻武现象，近代的体育政治化、商业化、功利化等。

李力研^[26]较早举起了自然性体育的"旗帜"，运用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挖掘了体育对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并给出了相当多的经典论断："体育的特殊性和本性决定了它永远是世界2""体育的意义就在于保留大自然对人类生命的野化刺激""当你是人的时候，不要忘记自己还是动物"，最后他定义"体育的本质就是人的自然化"^[26]。他生前的研究成果无疑极大地促进了自然体育观的构建，也影响了后人。他在与卢梭、波普尔、康德等先贤"对话"的过程中获取灵感，并通过敏锐的生活感知逐渐生成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他指出，人类的疾病与病态来源于人类自己，人类生活进步的代价必然是"退化"，与马克斯·韦伯对现代性的悲观认知产生了一定的共鸣(马克斯·韦伯把现代世界看成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世界，人们要在其中取得任何物质的进步，都必须以摧残个体创造性和自主性的官僚制的扩张为代价)^[27]。

李力研^[26]认为，身体作为人最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成为了克服文明毒性的解药，可以说这种后现代的思维在当时的体育学发展阶段十分超前，这一出发点关注到了"生命"，但有别于完整的"生命"。①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是一种分类理论，其目的在于观察世界而非规定世界，因为运用科学理论限定生命本身如同用固定形状去描述变化着的水。生命的创造性只能被预测而不能被断定，理论工具有且仅能具备总结生命已创造的功能，正如柏格森^[23]148所说，用科学的语言来理解本能的行径就在于将它拆分开了，就像是一台机器被拆分成许许多多的零件一般，而组装的工作就交给了知性。因此，世界2不能够被视为体育的"真理"，它只是现实环境希冀体育发挥的部分功能，真正的体育身影在三个世界中均有投射。②唯自然性的体育并非完整"生命"本体的体育，作为生命活动的体育包括社会性与自然性两部分特征。自然性的体育更贴近生命，但尚处于前文所指出的第一层面的生命意义，不能够将其与社会性的体育对立起来，这一研究的出发点矫枉过正。③李力研^[26]认为体育是人类迈向"现代化"的一剂"解药"，这一观点着重强调体育具有缓解社会异化的功能，但忽视了体育亦具有帮助人摆脱蒙昧的功能，而只有自然性与社会性相互平衡时，体育才能实现人的存在目的，否则体育只能是人的外化物，而不是人的本身了。本能与社会性对于体育而言是质料与工具的关系，空有质料或工具均不具备意义，二者相互之间不可脱离，只有本能与社会性相互结合时，才是完整的生命样貌，才能创造出源自我们本身的"生命的体育"。因此，李力研关于"体育就是人的自然化"观点的出发点具有颠覆性的创新意义，若能够将感性的自然与理性的社会相平衡，便能够辨证得出"生命"的体育本体。

2.2 "存在"的体育认识论构建

在"生命本体论"对体育的引导下，"存在"之义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因为"生命"与"存在"是关怀人的2个维度，前者讨论人何以来，后者则讨论人何处去的问题。简言之，生命的目的便是存在，"生命本体论"的体育意义中的体育便是如何实现"人的存在"。自我意识的觉醒标志着人的自由，此处的自由不是狭义的社会内自由，而是在自然背景下人成为自我生命的主宰。这种自由需从人与动物之间的比较窥得，人无时无刻不追求着改变，甄审这一区别的原因便是"意识"的介入创新。动物的习性是稳定的，只可以在一定的度内进行拓展，并再度进入稳定期。人的意识介入能够打破这种稳态，并对这种本能进行改造，在这种对本能无休止的改造过程中，人步入了一种自由态，即体验到"我是我自己的主人"，即萨特所说的"人的存在就是人的自由"。

体育亦在这种存在动机的推动下应运而生。体育实际上是人的众多实践场域之一，这些实践场域的根本目的便是实现人的自为存在。正如海德格尔^[28]所说："探寻存在的意义，即是我自身成为我辛勤耕耘的土地的过程。"根据梅洛-庞蒂的生命现象学认识，身体并非单纯是"一个事物"，而是人生经验的基础条件，是通向世界和建构世界的感受路径，是生命体投身于其生存世界的具有创造性意义的积极行为，是使身体自身以致整个生命活动同其生活世界连接成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决定性条件^[29]。因此，身体便具有了既是感知者亦是被感知者的双重性，例如当我们双手相握时，左手与右手互为感知者与被感知者。在体育中，人的后发性意识作为感知者的身体将自然性赋予的被感知者的身体当作客体，为了实现从"自在的存在"迈向"自为的存在"，我们永远不满足、不停留于现状，不断地改造、展示自己。当海因斯打破了人类百米赛跑成绩不能进入10 s的论断时，我们对自身身体能力的认知得到升华，每个人欢欣雀跃于对自身的存在肯定，充盈着对实现自由的遐想。在体育中，主体人突破自然性身体的限制，成为自己主观意志所要成为的存在。萨特"存在先于本质"的第一原则表明了"对人而言，没有任何决定论"，这一点决定了体育作为人探寻自身存在的外化现象，不为任何作为后来者的"形而上学式"的认识论所改变。人是一种把自己推向未来的存在物，并且意识着自己关于未来存在的遐想。另外，就存在论的顺序而言，人类的生命需要优先于政治需要、经济需要、价值需要、享乐需要和文化需要，在这一语境下，体育的根本目的是人存在的表达方式，它的本质植根于人的生命活动，从人存在的最基本生命需要而展开，伴随着人的意志而不断变动。这种本身便是人的一部分属性，决定了体育永远不应当被作为独立于人的外化存在物去看待，对体育的讨论必须回到对人的关注，遵循着萨特认为的"自为的存在"是第一性的东西，是世界的本原和全部哲学的出发点。

胡塞尔的学生舒兹指出，现象学本身是一种关于生活在生活世界中的人的哲学^[30]，因此，秉持"存在"认识的体育应当置于生命与生活语境中去关怀人。与众多社会活动相比，体育具有鲜明的特殊性，也因此对人产生了独特的存在意义。身体性是体育的第一特征。通过对作为被感知者身体的不断改造，再对外在的世界进行能动性的展示与运用，人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但这种对自然身体的改造并非机械式改造，而是基于对原始力量的向往，正是这种对生活的无限热爱才使得摆脱了生存限制的人开发出了比过去更为强壮、灵活的身体。契约性是体育的第二特征。在体育场上，攻击与克制并行、感性与理性交织、对抗与合作共存，而凝合了这一奇特现象的根本原因便是体育的规则与契约。作为理性人与感性人交互的实践界地，体育有着独立于社会与自然的规则。在此，合理的攻击被倡导，美的暴力取代流血的暴力，通过自然天性的释放，实现了理性人的存在需求，体育独有的契约性如同一个阀门，调节并保护着人从原始的自然天性中安全地汲取存在的能量，生命力在体育之中得以释放。在对自然身体的掌控过程中，人体验到自身的能动性，人改造自然的能力被不断证实，人步入了自为存在之态。独立性是体育的第三特征。独立性是指体育中的人会短暂地进入相对独立的空间，在体育中的时间与空间相对独立于现实世界。体育中的人是消弭了现实世界身份符号的人，只作为体育时空中的主体存在，在场于体育便只有一个目的，便是通过占有身体，以体能性身体活动彰显存在。私人权力在公共性的体育领地上无处遁形，任何被发现的私人权力都会被判定为"违宪式"的亵渎行为。正是因为这3个特征，体育成为了一门独特的"世界语言"。相较之下，没有任何一个实践场域的规则能有体育这般权威，所有主体在这里都是平等的，没有特权。妄图挑战体育规则的人都会成为共同体的敌人，因为"例外者"的介入会破坏共同体寻找存在的道路，否定体育的规则便是否定人本身。

综上，在人寻找生命存在的意义上，体育作为实践的生命活动不再只是一种身体活动、工具、符号了，而是一种思想、生命观、哲学。体育也因此成为实现人生和检验自我价值的重要标尺。

2.3 体育的主要矛盾

当明确了体育的"生命"本体论与"存在"认识论后，"人的体育"基本视角便得以建立起来。接下来，笔者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剖析体育自身的主要矛盾。作为人的实践活动，体育亦存在着统一于身体内的"主体—客体"互动关系，正是因为矛盾双方的不断互动演变，主客体之间的冲突来回拉锯，形成了体育动态稳定，在螺旋上升中才使得体育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动力。因此，"从统一中把握对立，从对立中把握统一"是认清体育本质的必经之途。

体育的矛盾可以归纳为，在完整的人内部，作为感知者的身体对作为被感知者的身体的改造矛盾。二者之间的统一性在于，感知的身体与被感知的身体均是人的组成部分，任何一方均不可剥离于人而生成，两方面聚合为人的身体。二者之间的对立性则在于过度的理性改造与落后的理性改造，其形成的矛盾两端则分别指向异化与蒙昧。体育异化可被解读为对体育的强势理性压倒了感性自然本质，具体表现为人的资本化、政治化、健康化等工具性现象。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再到马克思，异化理论不断得到完善，异化被作为一种"人寻找存在的非理想状态"为人所认知，同时这也指出了自理性人的诞生起异化便无孔不入，甚至成为了人发展过程中的稳态现象，它是人寻找存在时必然产生的副作用，我们只能警惕并遏制，却难以彻底摆脱。体育蒙昧可以被解读为对体育的弱势理性抑制了感性自然本质，具体表现为中世纪的罪性身体观、汉族古代的重文轻武观等现象。蒙昧的产生是由于人的理性意志被压抑形成了对身体的极度否定。

李力研^[26]、刘欣然^[31]、唐炎^[32]等学者捕捉到了体育对于克服人类异化的重要作用，并以此为出发点，认为体育是一味治疗人类迈向现代化过程中忘却了自然性的"解药"。这一思潮作为针对现代性弊端而对体育进行的积极反思具有高度的创见性。进一步再思考，体育确实能够在有限的度内缓解异化，但无法将之彻底根治。同样是一种人化物，异化作为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副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社会进步的动力。人并非是客观世界的上帝，在面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难以实现个体或集体的意志，而只能够被动适应，即以异化为代表的诸多现实困境不能够轻易地通过体育复归自然化而解决。异化是人需要被动适应并慢慢寻求改变的过程，破除之径只能寻求于整个社会的再觉醒，而不是"体育"这一人的从属物所能够撼动的，因此，体育只能起到"咖啡因"的作用，用以振奋个体或集体的意志力，从而对抗异化与自然世界中的困境。以体育应对异化时，人创造了暂时"忘却"现实的空间，通过对身体的规训而体验到存在，进而汲取生命力，回到现实世界后的人往往能够调动起更高昂的生命力。可以肯定的是，在后现代语境下，较不热爱体育的人，热爱体育的人无疑更具适应性。

异化对人的压制是可悲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走向体育蒙昧的极端，放弃理性对自然身体的改造。如马克思^[33]所说："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对于二者我们既不能留恋于蒙昧，亦要遏制异化，只有人的理性意志最为平衡之时，体育才是最佳的体育。"人是自身目的，而不是工具"^[34]，人生命活动的最终目标始终指向人。体育的主客体互动过程实际上是人的自我对话过程，体育的发展水平由人的觉醒程度所决定，体育伴随着人的进化而不断丰富积淀，是人的外化实践映射。

3 基于"生命"本体论与"存在"认识论下的体育概念

自亚里士多德开始，"属加种差"便成为概念界定的惯常选择，既往"形而上学式"的体育概念界定亦不例外。然而，科学与理性应当只是帮助我们无限接近真知的研究工具，并非是还原体育样貌的必需环节，因此不能僵化地将"属加种差"的概念界定方式奉为圭臬。在过往的研究中强调过于宽泛的属概念容易消解体育的自身概念，因此，游戏、教育、仪式等较为贴近实际的概念成为了体育的属，然而越贴近外部世界的属，离人的内部本质就越远，如黄聚云^[35]所指出的，体育不是实体性存在，它更像是"场"，是各种关系、力量交互作用、延伸更替的结果。随着汉语语境下的体育所指不断拓展与丰富，应持发展的眼光，赋予更适合体育的属。因此，体育应当严格遵循自身的本体论，即生命就是体育的本质，生命活动便是体育的属。无论是哲学家，还是科学家，都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人类是一种有生命的物种；在社会生活的道路上人类生命的进化才能得以完成^[20]19。若想真正拨开体育的迷雾，必须将体育复归生命活动的本位，因为只有在这个本体位置上，体育才能够与人建立起全面的联系，才能够掌握体育与人、人的存在之间的真义。将体育的属上升到生命活动后并不意味着研究的完结，还需要在这块"空地"上修筑起体育的"围栏"，这个"围栏"便是体育区别于其他生命活动的根本目的与特征。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体育的概念是："合感性与理性的人，通过体能性身体活动改造自然身体来寻求自为存在的生命活动。"该概念的构建立足于"人的体育"这一视角，紧紧围绕着"生命"的本体论与"存在"的认识论展开。如前文所述："合感性与理性为一"的人是以"生命"为本体的人；体能性身体活动则对"身体性"这一体育根本特征的边界进行划分，赋予更为精确的体育根本特征；改造自然身体凸显具有了能动性的人将自身的生物部分视为客体进行改造，以此形成了在体育中人具有主客体双重性；自为存在的生命活动则彰显了体育"存在认识论"所希冀实现的根本目的，并指出体育是具有人的理性意志的自为存在物。可以说，体育的行为生成源自人的意识与肉身、理性与感性、人性与动物性、主体与客体、必然与偶然等"对立统一"的交织前进，是充满天性与生命本体意愿的实践活动。

熊斗寅^[36]、张洪潭^[15]、陆作生^[37]等学者认为体育是文化活动，这一判断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待商榷。根据定义，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因此可知文化是作为人的发展结果而呈现的。作为结果的呈现并不能够入主为体育的本质，因为文化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它的不稳定也会导致体育的波动。当然，体育与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这个联系在于体育活动的最终产物属于文化的范畴。既然文化作为人类发展的结果，那么人类发展同样具有源头，这个源头便回到了人的生命活动，体育亦应当顺理成章地追根溯源。

梳理我国学界关于体育本质与概念的演进史可以发现，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的关注导致了体育关注的变化。处于变化之中的体育被不同时代的人用思想按下了一个个"快门"，我们习惯于此，使体育的概念变成了一个个具体而不连续的形象。如果"照片"上前后相连的几个形象看起来非常相似，我们便会将它们看作是同一个形象上在不同方向上的调整，因此对体育本质的探究往往指的就是这种平均形象。古代仪式、军事、劳动等体育与现代休闲体育的对话看起来如同夏虫语冰，实际上未将它们串联起来，而仅仅以古代体育与现代体育将二者区分，将一个事物割裂成了数段。以"历史主义式"研究范式，运用发展的、直觉的、历史的视角从"人"这一基本主体、"生命"这一基本动力出发，将体育还原到最源初的存在意义中，有助于我们更为恰适地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中分析并回答体育是什么、体育从哪里来、体育向何处去等问题。

4 结束语

柏格森^[20]19说，哲学家在从事哲学活动时总是会经历这样的过程：他先是从生命的冲力中获得直觉，然后利用逻辑的力量把概念不断向前推，从而完成整个哲学活动。在此过程中，他会逐渐放弃直觉，而当一切结束之后，他意识到他所依托的一切丧失了根基，并立刻又开始寻找直觉。在对体育进行探索时亦是如此，我们从自然的、原始的生命冲动中获得灵感，并日渐窥得背后的理性意志，在对其进行深入思考时不断加入新的因素进行甄别，却渐渐地抛弃了这种对原始生命的关怀。虽然构建出了无比宏伟的形而上学大厦，回头望时，生命的土壤已然被我们制造的概念"云雾"所遮蔽。我们需要将体育从科学世界带回到生活世界，"生命表现为社会的、历史的实在，正是由于生命的经验和意义的存在，才使得社会、历史成为可能；只有通过生命的客观化，才能洞察社会和历史的本质。"^[23]249

自此，对于体育已经不能够仅仅依据固有的思维进行讨论了，探索体育的过程实质上是理解我们自身的过程，这或许是体育哲学最根本的问题。基于"生命"本体论与"存在"认识论的体育本质与概念的提出，仅仅是体育回归日常生活语境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后续研究将在廓清身体、体育、人三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体育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三重语境中的"本质性对象"。即：体育如何在人不同的发展阶段中，面对不同的社会文化诉求虽开辟了不同的实践路径与功能，却万变不离其宗地指向生命自为存在的根本要义。对该问题的探索将夯实生命观体育，实现体育的"生命"本体论、"存在"认识论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转变。因为"脱离了生命关怀的体育生活不值得体验，脱离了主体人的体育本质不值得讨论，脱离了人之存在的体育目的不值得追寻"。

作者贡献声明：

于思远: 提出论文选题，设计论文框架，调研文献，撰写、修改论文；

顾帅: 指导、修改论文；

刘桂海: 指导、修改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