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卡西尔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人生活在一个由语言、宗教、艺术等符号之网构成的符号世界，一切文化都是符号形式^[1]33。如此，符号被置于人类文化的核心地位，那么何谓符号？卡西尔认为，符号是人类意义世界的一部分^[1]41。符号学家赵毅衡^[2]给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定义：“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人们通过语言符号系统和非语言符号系统进行交流和理解。尽管语言符号系统在交往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然而非语言符号因其普适性、真实性、直观性等特点而具有语言符号不可替代的价值^[3]。体育运动作为一个主要由非语言符号构成的交流系统，无论是作为整体的体育，还是某一具体项目、某一比赛片段或某一动作都可以成为体育符号，体育符号在现代社会已愈发成为意义生成和传达的重要手段^[4]。一方面，科技的发展使得传统意义体系逐渐解体，人们愈发倾向于通过对身体的反思和控制获得个人意义，体育符号逐渐成为自我认同的基点^[5]89。另一方面，体育嵌入社会文化符号系统当中，成为当今一个经济文化奇观，体育明星、品牌、赛事等符号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消费方式和文化品位^[6]，奥运项目的金牌甚至成为世界各国政治资本和国家软实力的象征。

体育这一社会文化奇观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其中罗兰•巴特对摔角运动进行的文化批判与符号学分析堪称体育符号研究的范本，皮埃尔•布迪厄对体育场域中符号权力的分析也造成了深远持久的影响^[7]。由于体育的开放性和交融性，罗兰•巴特、皮埃尔•布迪厄等体育符号研究的奠基者们在初期就不约而同地关注体育符号在社会文化符号网络中的价值和作用。其后研究者们继续遵循这一命题进行深入，即体育符号系统这一非语言符号系统如何在社会成员的交往过程中与其他符号系统互动而进行意义的生成、传达与再生产。

我国目前的体育符号研究议题集中在民族体育符号与奥运体育符号2个方面。也有学者对国内外体育符号研究的历程进行了梳理^[7-8]。但目前国内还没有研究从体育符号视角揭示个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过程，也没有研究介绍国外学者们近年来在体育符号研究领域有何创新。在我国提出的“文化自信”“体育强国”战略背景下，如何将体育符号融于国家话语体系已成为学界的当务之急，而厘清上述问题将成为我国体育符号研究水平提升的关键。鉴于此，本文选取Web of Science^TM（以下简称WoS）核心合集数据库近20年研究体育符号的相关英文文献，使用科学知识图谱软件CiteSpace V进行文献计量分析，以揭示体育符号的国外研究热点主题，并通过内容分析探索体育符号在意义生成过程中与符号系统及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学者们在研究时采取的视角和方法，以期推动国内体育符号相关研究的进步。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综合使用文献计量法和解读式内容分析法，以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提高分析效率，增强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文献计量法主要以统计学及数学的方法研究文献的外部形式特征，从而掌握文献的数量关系、分布结构及变化规律^[9]。解读式内容分析法则是一种通过精读从整体和更高的层次上把握文本内容的复杂背景和思想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对文本内容及作者意图进行阐释的方法^[10]。本文运用文献计量法对国外体育符号研究的时间和期刊分布概况进行大致描述，统计高频次高中心性关键词以窥探研究热点；借助陈超美开发的CiteSpace V[5.7.R2（64-bit）]软件对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绘制文献关键词聚类图谱以进一步反映研究热点的结构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归纳法确定主题范畴，筛选出代表性文献并对其进行内容分析，在对文献文本内容整体把握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研究的内部架构与逻辑。

1.2 数据来源

本文的主题为体育符号，体育的英文检索词有“sport”“sports”“physical activity”“physical education”等，符号相关英文检索词有“symbol”“sign”“semiotic”“semiology”“semiosis”“signification”“significs”等。在参考符号学专著以及体育符号研究翻译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本文需要，经过多次检索与比较，最终确定检索词为“sport”“sports”“symbol”“semiotic”“semiology”“semiosis”“signification”“significs”。通配符“*”可代表任意多个字符，因此使用“*”将检索词进一步合并为“sport*”“symbol*”“semio*”“signification”“significs”，为尽可能排除干扰项，将injur*（损伤）、test*（测试、实验）从检索词中去除。运用逻辑运算符（“AND”“OR”“NOT”）对摘要（AB）进行检索，选取WoS核心合集数据库，在高级检索中输入如下表达式：AB=（（sport* AND（symbol* OR semio* OR signification OR significs））NOT（injur* OR test*）），设置检索时间范围为2000—2019年，语种为“English”。检索得到409篇文献，从中选定类型为“artical”和“review”的文献，最终得到354篇文献作为数据来源（检索时间为2020年10月13日）。

2 国外体育符号研究计量分析 2.1 时间分布特征

文献数量的变化是对某一领域研究轨迹、动态和热度进行衡量的重要指标^[11]。因此，对基于WoS的体育符号文献进行时间分布统计（图 1）。

由图 1可知，2000—2006年间，体育符号年度文献量少于5篇，而在2007—2009年爆发性增长，2009年达到25篇。之后年度发文量浮动上升，于2013、2016、2019年屡创新高，2019年达到50篇。根据图 1中反映的体育符号文献的分布特征可知，近20年间国际学术界对体育符号领域的关注度在整体上呈现上升态势，2008、2012、2016年发文量的激增可能与奥运赛事的宣传和举办对体育符号研究具有显著的促进效果有关。

2.2 期刊分布特征

对某个学术领域的载文期刊分析，能够掌握该学科的核心期刊分布情况^[12]。为了解国外体育符号研究的载文核心期刊，将体育符号研究发文量在10篇以上的期刊进行统计如表 1所示。

国外体育符号研究的高频发文期刊以体育史和体育社会学领域的期刊为主。从具体发文量看，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居于首位，发文71篇，占期刊发文总量的20.06%，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与Sport，Education and Society位于第2、3位。其中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是早期介入体育符号研究的重要期刊之一^[7]，现在仍是体育符号相关研究的前沿阵地^[8]。经统计，体育符号发文量排名前6的期刊共发文147篇，占发文总数的41.53%。国际体育符号研究的期刊分布集中度较高，说明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交流平台。

2.3 研究热点及演进趋势

关键词是对文献内容的高度凝练，可以通过对关键词的计量分析较为全面客观地反映研究热点。因此，利用CiteSpace V软件，计算出354篇文献关键词的频次和中介中心性，并提取中心性不小于0.1的关键词（表 2）。由表 2可知，体育符号研究的高中心性关键词所揭示的研究热点涵盖了“politics”（政治）、“identity”（认同）、“consumption”（消费）、“gender”（性别）、“discourse”（话语）、“ethnicity”（种族）等议题，且部分关键词之间出现了概念之间的强相关性，如“national identity”（国家认同），就是“identity”（认同）的一个下属概念，而“gender”（性别）的研究则会包含“women”（女性）和“masculinity”（男性气概）。下文对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直观展现关键词之间的演进趋势和共现关系。

在揭示了体育符号文献高频关键词反映的研究热点后，本文进一步探索研究热点在近20年间的演进路径以及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将WoS数据库的354篇文献导入CiteSpace V软件，节点类型（node types）选择关键词，时间分割（time slicing）设置为2000—2019，时间切片设置为1年，在阈值选项中选择“Top N per slice”，节点阈值设定为50，选择时区视图（timezone view），得到由96个节点156条连线组成的关键词时区图谱（图 2）。

根据图 2中关键词节点的分布特征，可将2000—2019年的体育符号研究演化进程分成3个阶段：①第1阶段（2000—2006年）。体育符号研究处于基础研究阶段，研究热点不突出，原因可能是文献量少，研究议题分散。②第2阶段（2007—2014年）。体育符号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体育符号的研究逐渐与社会系统相结合，议题的广度得到极大提升，认同、性别、政治、媒体、种族等主要热点逐步凸显出来。这个阶段的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考察体育符号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③第3阶段（2015—2019年）。体育符号研究步入深化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热点在上个阶段的基础上更为微观和细化，从对宏观结构的关注转向个体的身体管理、体育消费、运动项目参与等行为层面，更加关注体育符号在人的健康、教育等民生福祉中的作用。总之，从近20年国外体育符号研究的发展看，研究议题不断拓展，且研究呈现从宏观到微观不断细化、深化的过程。

2.4 研究主题

关键词的频次可以反映研究热点的概况和重要程度，时区共现图则历时性展现了研究热点的演进过程，但此时研究热点仍然是零散、不成体系的，关键词之间的结构关系未被揭示，需要对其进行共时性分析以形成研究主题。聚类（cluster）图谱侧重于体现聚类间的结构特征，突出关键节点及重要连接^[13]。因此，对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重复上述时区共现图谱的操作步骤，视图选择聚类（cluster view），使用LLR算法进行关键词聚类，得到由96个节点156条连线组成体育符号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图 3）。图中节点代表关键词，节点越大说明关键词出现频次越高，连线的粗细代表关键词共现程度的强弱。

Q值（模块值）和S值（平均轮廓值）是CiteSpace中判断网络结构和聚类效果的依据，Q值大于0.3则意味着网络结构显著，S值大于0.7则意味着聚类的信度较高^[13]。图 3体育符号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中Q值为0.736 2，S值为0.909 7，表示网络结构极好且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是测量节点在知识图谱中的重要性的一个指标，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越强，表示与其他关键词的联系越紧密^[14]。以体育符号领域的关键词聚类图谱显示的聚类模块为基础，结合高中心性关键词，对体育符号研究的热点主题进行归类（表 3）。

如表 3所示，体育符号研究在主题上可归纳为权力、文化、消费、认同4个范畴，其中权力主题包含0、4、6、8号聚类，文化主题包含5号聚类，消费主题包括2、7号聚类，认同主题包括1、3号聚类。分析上述主题范畴的聚类和关键词可以得知在社会结构层面，体育符号系统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符号系统产生联系。同时，在个体层面，体育符号也与社会成员的消费和认同密切相关。但上述文献计量的方法只能从宏观层面粗略地总结体育符号的研究主题，而无法从微观层面挖掘研究主题包含的具体内容和细节，诸如体育符号系统如何与上述符号系统产生关联，以及体育符号在个体的消费和认同中怎样发挥作用的问题依然没有答案。因此，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文献数据进行进一步处理，利用Endnote软件对上述文献摘要逐一阅读，甄选出94篇代表性文献，在精读文献的基础上进行内容分析，探索体育符号如何与上述符号系统及社会成员进行互动。在此基础上再对研究者进行体育符号研究时的视角和方法进行归纳和阐释，为我国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3 国外体育符号研究内容分析 3.1 社会系统中的体育符号

以索绪尔和皮尔斯为代表的经典符号学主要研究符号的内在特征，而作为现代符号学一个新的发展方向，社会符号学则关注符号在社会活动和交际中的功能。具体而言，社会符号学的研究包括符号的生产与设计如何受社会利益和意识形态所塑造，符号在传达与传播过程中如何顺应新的社会发展，社会成员如何接收与解释符号以引起符号意义的再生^[15]。总而言之，社会符号学关注的是符号在社会系统中产生和发展的整个生命历程。社会符号学的符号生命历程研究极具启发性，本文将其作为内容分析时的思考逻辑，从符号生产、发展、再生的过程出发审视体育符号在其意义生成的各个环节如何与社会其他符号系统及社会成员之间产生联结与互动。

3.1.1 体育符号与权力：生产、话语、合法性

皮埃尔·布迪厄强调符号是一种构建现实的权力，尽管人们对社会世界的认知是多元的，但符号赋予的权力可将一种对社会世界的表征合法化为唯一正确的、不言而喻的常识，从而使社会成员自觉服从^[16]。在大众传媒时代，符号的生产由有组织的群体代替个人^[17]，符号的生产集中于权力系统。体育可以超越宗教、种族、国家等障碍在各种跨文化语境中快速、高效地传播^[18]。这使得体育符号的生产和体育意识形态话语的争夺成为各个权力系统进行斗争的焦点。

体育符号与上述权力系统的互动表现在2个方面：①体育符号的生产受到权力系统的形塑，权力系统直接或间接对体育符号的话语产生影响；②符号意味着话语权，体育符号的生产也为权力系统的建构提供合法性。其中，经济、政治、媒体、教育4个权力系统与体育符号的联系尤为密切。

（1）商业资本将自身商业行为与体育明星或赛事符号进行联结来生产其权力话语，进行消费引导。如Duvall等^[19]指出，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足球赛期间，耐克发起的RED公益运动以“红鞋带、系爱心”为口号，将产品营销与艾滋病防治的公益绑定，促进了有意识的消费主义。Deans等^[20]对澳大利亚85个体育博彩广告进行内容分析，发现体育迷群体的行为仪式符号被利用诱导博彩消费。

（2）政党或国家把体育符号的生产视为政治权力斗争和建构的途径，以日益隐蔽的方式达成其政治目的。20世纪70年代末，佛朗哥去世后西班牙高层政府官员为了政权的推广，对一个原本是少数民族体育的摩托车骑行项目进行包装，利用媒体乃至教育机构将这项运动和运动明星打造成为一个代表坚毅意志和英雄主义的体育符号^[21]。在同时期的巴西，足球绿茵场也成为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进行话语争夺的战场，保守派和激进派都力图将自己的政治理想投射于足球符号上^[22]。围绕体育符号进行的政治权力争夺还往往超越体育场域，体育成为政治权力合法性的符号资本，甚至成为综合国力的隐喻和象征。在20世纪50年代的圣地亚哥，男性足球俱乐部将工人阶级群体纳入城市政治，足球符号将他们与政党联系起来，成为左派政党在全国范围内成长的关键^[23]。“金砖”国家和亚洲新兴大国也通过体育赛事进行国家软实力的展演和外交符号资本的获取，大型体育赛事化身为政治想象的象征符号^[24-26]。

（3）经济和政治权力系统对体育符号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于媒体这一中介，媒体通过筛选、剪辑、引导等手段赋予体育符号以不同意义，媒体话语成为体育符号重要的生产与传播渠道。如：Mano^[27]选取曼联足球俱乐部在2018年宣布签下阿莱克西斯·桑切斯时发布的视频进行符号分析，揭露了曼联足球俱乐部如何通过对自己进行同情包装的手法掩饰其逐利本质；Ncube^[28]也指出2013年7月津巴布韦选举期间各政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竞选宣传中通过使用足球符号、隐喻和话语来为自己的政治诉求服务。

（4）不同于前三者，教育系统生产的不是某个具象化的体育符号，而是通过身体教育生成人们对体育这一整体符号的感知和价值。在此过程中学校的体育教育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有研究^[29]表明，不同阶层的学校赋予体育的符号意义和价值大相径庭，如在土耳其体育教育被精英阶层学校用来培育学生未来的文化资本，但在贫困郊区学校只是培养合格公民的工具。也有研究^[30]表明，不同模式下的体育教学实践促使学生形成不同的身体认知，生成对体育符号的不同理解。

在权力系统的影响下体育符号被生产出来之后，通过传播活动进入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成为体育文化的一部分。美国传播学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凯瑞认为，传播活动在本质上是人们以符号为中介的交流和互动^[31]。因此，体育符号在这种互动过程中，其承载的意义也得到进一步发展。

3.1.2 体育符号与文化：表达、传播、变迁

卡西尔认为，人类的一切文化都是符号形式，那么可以说符号是文化表达不可或缺的一个工具和途径，是高度浓缩的文化表征^[32]。同一符号表达的意义在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中千差万别，因此，文化符号研究者试图理解符号所承载的意义，以此来探求不同文化差异和共性的基因编码。

体育作为一个全人类共有的文化载体，蕴含了众多符号^[33]。体育符号承载、表达文化并促进文化传播，其承载的文化意义随时代和社会语境而变化。因此，体育符号的表达、传播与变迁成为文化符号研究不可替代的主题。

（1）部分学者立足于当代，通过大型赛事中的火炬、吉祥物、会徽等符号来阐释文化内涵与时代意义。有些体育符号较好地传达了设计者的意图，如奥运五环寓意五大洲人类的平等与团结，“更快、更高、更强”的口号象征人类对突破极限的追求，这些奥运符号对于奥林匹克价值观的传播有绝佳的促进作用。但也有些体育符号没有表达出设计者的意图，如2012年伦敦夏季奥运会及残奥会吉祥物文洛克（Wenlock）和曼德维尔（Mandeville）的形象就饱受诟病。Griggs等^[34]运用视觉符号分析方法从风格、光泽、颜色、对称性等多方面对其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总结。还有些体育符号的表达甚至给一些少数群体带来了无形的伤害。如Freng等^[35]的实证研究表明，美国运动队使用的某些以印第安土著符号为主题的吉祥物可能加深了人们对原住民负面的刻板印象。

（2）有些学者关注体育符号在全球化传播过程中的符号霸权和符号暴力。现代西方体育文化符号在商业资本和大众媒介的双重加持下以其无可比拟的观赏性席卷全球，但这种扩张也带来了符号意义同质化和符号霸权的问题。如Gilmour等^[36]分析了商业化体育符号的入侵与马来西亚本土体育符号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矛盾有时会激化国内的民族主义。全球化符号与本土化符号之间的冲突并非不可调和，如新西兰原住民毛利人就将地方文化和符号融入现代体育叙事，他们的战前仪式——毛利战舞成为了独特的体育赛场景观^[37]。除了符号霸权外，体育符号在传播过程中还往往伴随着性别和种族的“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女性运动员往往成为媒体强化女性刻板形象的工具。如King^[38]以Powerade的广告中使用的赛车运动员丽贝卡·罗梅罗的裸体照片为案例，指出媒体借用线条美、苗条、健康等身体特质的宣传来达到对女性气质的强调。有色人种则被贴上各种负面的符号，如Lawrence^[39]指出在《男性健康》杂志中，白人男性运动员的身体被描述为理想化的男性类型，而黑人男性运动员在不同程度上被描述为壮观、暴力的超级男性。如此，体育传媒不同程度地再现了性别、种族不平等或歧视性话语^[40]。

（3）还有学者考察历史上体育符号意义的时代变迁，尤其是传统体育文化符号在面临现代化的挑战时如何生存和发展。传统体育符号的兴衰与民族国家的发展阶段息息相关。如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半段（1868—1912年）以相扑为代表的传统体育一度被认为不如西方体育而被边缘化，之后随着现代化转型和文化自信心的增强，日本的传统体育文化重新回到了国家话语中心^[41]。同样的案例还可见于肯尼亚，肯尼亚本土摔跤也经历了英国殖民时期的衰落和独立后复兴成为国民身份符号的过程^[42]。体育符号的意义也与政治政策密不可分，如在种族隔离政策背景下20世纪60—80年代南非的冲浪运动成为种族区隔符号，而随着种族隔离政策的废除，冲浪也不再带有种族区隔意义^[43]。

意义虽然经由符号进行承载和传播，但意义的解释权最终要归于符号的接受者，不同的社会成员以其社会文化语境为基础进行符号意义的解释和再生产，这使得符号意义呈现出多元化的生成态势^[44]。因此，体育符号研究者也关注体育符号在社会成员的社会关系建构中如何发挥作用并被赋予新的意义。

3.1.3 体育符号与消费：区隔、赋权、认同

体育商品的消费，既可通过体育观赏或参与展现与其他商品的差异性价值，也能借助某些区隔性体育项目或特定商品反映社会地位、生活品位等象征意义^[45]。如此，体育作为被消费的符号成为体育符号研究的重要议题。鲍德里亚认为，符号消费是主动建构物质符号所指涉的社会关系的过程^[46]。在社会关系建构中，不管是指向“他群”的区隔关系还是指向“我群”的认同关系，都依赖于符号边界的确定，对体育符号的消费就是在确定符号边界。

（1）由于符号消费具有差异性意义，因此，特定体育符号的消费就构成了特定阶级和人群与“他群”相区别的品位和生活方式的象征。有学者追溯了历史上体育符号与区隔之间的关系。如Ceron-Anaya^[47]通过对苏格兰、英国、美国高尔夫球运动的历史分析指出，高尔夫俱乐部为精英阶级经济、社会资本的转换与再生产提供了绝佳的场域，促进了符号资本的形成。到了21世纪，符号的生产与消费已走向全球化。Kobayashi等^[48]对耐克在日本青年市场的电视营销进行符号学分析，揭示了特定的品位、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如何被由体育符号构成的广告话语而影响和塑造。

（2）在符号边界的争夺上，消费者并不是被动而无所作为的，他们以其消费选择来参与市场博弈。Kolyperas等^[49]揭示了体育符号对体育消费者的赋权机制，研究表明球迷群体在不同的运动环境中评估、定义和重新定位符号价值。如体育明星的越轨行为会引发消费者对时尚品牌的负面态度，进而降低其符号价值^[50]。

（3）体育符号的消费不仅能提供差异性和炫耀性的资本，也可以成为共享群体认同、强化“我群”团结的方式。如许多热衷于Crossfit健身的基督教徒会在进行健身时身穿具有宗教意义的运动T恤衫，Ornella^[51]主张这既是信仰者们的符号消费行为，也是他们的一种宗教仪式行为。再如，每到奥运会期间全球各国的居民都会通过购买奥运会纪念品来获得其承载的奥林匹克精神、国家身份和国家历史成就等象征意义^[52]。

从阶级分层的视角看符号消费是为了获取差异性符号，而从社会关系的视角是为了维持主体安全感建构认同的行为^[53]。事实上，身份认同也是学者们进行体育符号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

3.1.4 体育符号与认同：身份、边界、共同体

不少有关社会性别化认同、种族认同和代际认同的学说都认为身体是承载着身份符号意义的第2层“皮肤”^[5]210。身份是群体划分的标志，也是自我在社会中确定方向感的重要基础^[54]。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对日常生活的深度介入对身份建构的赋权和赋能使得社会成员可以及时性、开放性、互动性地运用各类符号进行群体边界的划定^[55]。在此意义上，体育符号日益成为建构和表达身份认同的重要依托。体育符号研究者从自我、社会、国家、跨国4个层面出发探讨体育符号如何帮助社会成员建构身份认同。

（1）吉登斯^[56]指出，现代化过程使传统意义系统失效，“身体作为一种实践模式，是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性别身份的认同就可通过体育这一身体实践进行建构和表达。如以色列的健身场馆会通过军事图标、身体战斗和声音等符号强化男性气概，以此维持他们在“男性领地”上的统治地位^[57]。但有研究^[58]表明，运动主体对社会预设的性别界限具有转化功能，可调整性别符号边界达成身体理想。如Barker-Ruchti等^[59]对二代移民的瑞士女孩进行访谈后发现，她们普遍将体育运动视为表现苗条健康和女性气质的手段和符号。而以女性为主要参加者的运动项目“轮滑德比”（Roller Derby）就为女性挑战性别霸权提供了身体实践空间，“德比女孩”成为反叛传统女性形象的一个象征符号^[60]。体育还是承载着奥林匹克精神激励人奋进拼搏的精神符号。Shehu等^[61]对博茨瓦纳的17名奥林匹克运动员进行访谈后发现，体育在他们追求自我实现的生命体验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象征意义。

（2）社会认同被泰弗尔定义为“个人对他（她）从属于特定社会群体的认知，并且群体成员资格对他（她）具有情感和价值意义”^[62]。不同人群在体育运动的参与和观赏中进行符号互动，通过创造、传递和共享不同的符号系统实现群体的类化、区分和认同。Joseph^[63]研究了生活在多伦多地区第一代加勒比黑人移民的社区构建，在那里，板球运动超越了体育娱乐的意义而成为加勒比文化、社区意识再生产的一个体育符号。同一人群内部则通常将体育作为集体情感符号加强群体身份认同并展示团结，创造出一种社区感和忠诚感。Serazio^[64]通过分析费城队球迷在2008年美国职业棒球大赛历史性胜利期间所展示的信仰和行为，探讨了公民集体与球队符号之间的图腾连结，认为体育赛事相伴随的仪式保留了支撑图腾符号的集体记忆。

（3）体育运动在媒介仪式的作用下将国民全体嵌入体育仪式，凝聚民族自豪感与归属感，确认和强化国家身份认同^[65]。如Aguirre等^[66]对2011年新西兰橄榄球世界杯赛期间菲律宾移民莱斯利在Facebook上的观赛话语文本进行了符号分析，发现随着赛事的深入，莱斯利看待新西兰队的视角由“他们”变为“我们”，并逐渐表达出自己身为新西兰国民的自豪与热爱，由此建构了国家认同。

（4）体育还可跨越国家边界，超越时空的局限直接与民族情感联系在一起，成为散居移民群体的民俗文化，建构起“想象的共同体”。活跃在各国的斐济橄榄球运动员^[67]、世界各地华人社区的舞龙舞狮民俗^[68]以及上文提到的加勒比黑人板球社区^[63]等都是由体育符号建构“想象的共同体”的案例。

3.2 体育符号研究视角

在对体育符号意义生成过程的研究内容进行比较后发现，全球化和现代化带来的巨大影响成为研究者们不约而同的研究思路，如现代体育文化模式对本土化传统体育符号的冲击，跨国体育企业的体育符号生产对年轻人消费品位的形塑，现代性语境下体育符号对身份认同的建构等等。鉴于此，从研究视角层面出发，对体育符号研究进行再次梳理，发现研究者主要是从历时性、内部性、整体性视角进行体育符号问题的思考和探究。

3.2.1 历时性视角

体育符号在从生产、发展到再生的整个过程中，其意义是在社会成员的使用和交流中不断变化和生成的，因此，体育符号研究者也采取历时性的视角把握体育符号的意义生成历程。历时性视角强调从事物发展过程的角度看待问题，根据时间流向的不同可以分为逆时间溯源而上的回顾性视角和顺时间潮流而下的前瞻性视角^[69]。

由于体育符号的意义具有很强的历史时代性，因此，学者们对此进行解读时会将其置于连续流动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考查历史的变迁对体育符号意义的影响。Malanski^[70]考查了巴西历史上2次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宣传素材中的体育符号，发现在1950年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巴西政府受右翼政治主义影响，传播的符号意图展现民族主义塑造同质性身份，而在2014年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巴西民主政府遵循自由主义和文化多样性的话语体系设计体育符号。Niehaus^[41]和Carotenuto^[42]也采取历史分析的视角分别追溯了近代日本和肯尼亚传统体育符号随国家发展进程从衰落到复兴的历程。

除了历史分析外，也有学者以历时性视角分析当代体育符号在群体互动中的意义生成过程。研究者们发现不同人群的符号意义生成与符号边界的确定是通过不同方式进行的。如球迷群体通常穿着共同的服装，佩戴同样的徽章，用外在符号装饰身体，以符号消费的方式强化群体团结^[64]。像马拉松跑者对体育符号意义的认知则来源于社会文化和身体实践之间的互动，是心理和社会结构共同塑造的结果^[71]。社区体育组织中志愿者的意义赋予机制则由体育组织的声誉、角色认同、志愿者群体氛围等方面构成。

3.2.2 内部性视角

符号的意义在互动过程中经历了发送者发送符号前的意图意义，符号所携带的文本意义与接受者所理解的解释意义^[72]。由于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性别、种族、社会地位等背景因素千差万别，意图意义转化为解释意义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误识或无法识别的情况。然而，解释者由于受限于自身文化语境，往往将符号的解释过程省略或归于理所当然，这使得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如果仅仅从外部进行符号分析可能无法准确理解符号发出者及解释者的真实意图，因此，需要研究者深入调查对象，了解其符号系统及文化心理倾向，并以内部性视角加以阐释。要获得内部性视角，研究者首先要取得调查对象的接纳和信任。有些学者通过与调查对象进行持久的接触来与其建立深度的联系与友谊。如Koch等^[73]在研究加拿大一个西部城市的贫民区男性居民如何利用体育这一符号展现其男性气概时，在该社区进行了为期3年的田野调查。也有些学者则利用自身的社会资本，如通过群体内部人员的引领进入调查者群体。如Guest等^[74]在对波特兰荆棘女子足球队的女性球迷群体的球迷符号形成机制进行研究时，得到了当地足球社区的支持。

3.2.3 整体性视角

当今时代，社会分工越来越专业化和精细化，事物之间的联系空前密切。体育符号也随着全球化和社交媒介的浪潮早已嵌入社会文化符号系统中，与其他符号系统交织在一起。因此，体育符号研究者在看待问题时需要综合各项事物，从总体性、全局性、整体性的视角进行分析。这种整体性视角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视角、线上与线下结合的视角以及跨学科视角。

全球化背景下许多体育项目已经从民族走向世界，一个体育项目既具有世界性和时代性，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也有其民族性和独特性。如此，体育符号就兼具了同一性和特殊性，研究者们为了把握这种共性与差异，采用整体性的跨文化视角对体育符号的意义进行比较。如：Ceron-Anaya^[47]研究表明，高尔夫球在苏格兰、英国、美国都承担了精英阶级区隔符号的作用；Philippe^[75]则指出，摔跤这一项目在乌兹别克斯坦、法国、亚美尼亚3个国家的风格表现与价值体现呈现很大差异。

信息技术的发展与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人们的线上活动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虚拟体育社区、社交媒体、健身类App等新型媒介为体育符号的生产与传播提供了平行于现实世界的新路径。学者们将虚拟网络与现实世界的体育符号结合起来，考察信息时代体育符号在人的整体生活中的意义。如Hasso^[76]在调查埃及的激进足球迷群体时为了提高材料的完整度，从互联网和现场2个渠道收集了数百张图片、歌曲、视频进行符号分析。

全球化和信息化使得体育符号在当代涉及的问题异常复杂，不仅包括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符号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还与社会成员的交往和活动密切相关。处理这些问题很难依靠单一学科完成，于是研究者采取跨学科的视角，综合运用多个学科的方法进行体育符号的研究。如Desmarais等^[77]在对电视体育解说话语中流露的刻板印象进行分析时，其研究方法来自于社会心理学、传播学、体育学等学科。

3.3 体育符号研究方法 3.3.1 材料来源的多样性

体育符号研究的材料包括媒介资料和原始资料。媒介资料指的是经过他人整理编排后以各种媒介形式呈现出来的材料；原始材料则是研究者从实践现场直接采集的材料。

按照媒介的种类媒介资料可被分为传统印刷类媒介、影音类媒介和互联网新媒介。在传统媒介方面，报纸、杂志、小说、漫画甚至邮票中有关体育的内容都成为资料收集的来源。如Cohen^[78]考证了美国19世纪初出现的以体育为主题的政治漫画，而Osmond等^[79]研究了澳大利亚的板球邮票如何通过板球的历史叙事与国民身份产生联结。之后出现的照片、歌曲、广播、电视节目等影音类媒介则从视听觉角度丰富了体育符号的传播与接收路径，Brayton^[80]、Ferrari^[81]、Kobayashi^[82]等多位研究者都把与体育相关的电视广告作为材料来源进行符号分析。互联网新媒介的爆发式增长不仅进一步丰富了符号的生产与传播形式，还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使体育符号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巨大的提升。人们在互联网虚拟社区中围绕体育赛事、体育明星等话题进行文字、语音、视频的发布与互动，Facebook、Whatsapp、Twitter等社交媒介的用户数据为研究者们的材料来源提供了广阔的新天地。

与媒介资料不同，原始资料是未经他人分析与综合过的资料，需要研究者进入现场，通过观察、测量、问卷发放、访谈等方式进行原始资料的收集。体育符号研究者在进行原始资料收集时会借鉴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方法，较常用的访谈方式包括半结构化访谈、叙事访谈、焦点小组访谈等。原始资料与媒介资料可以互相补充，因此，往往被研究者结合使用以提高材料来源的多元性和数据的可信度。

3.3.2 研究方法的适用与创新

对于媒介资料和原始资料2种类型的材料分析，需要应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媒介资料将体育符号通过技术手段呈现为符号系统，研究者要做的是对符号系统的结构进行细致剖析以揭示出符号背后所隐藏的文化内涵与权力关系，而作为人文社会学科公分母的符号学为文化批判提供了一个具体可行的剖析范式。罗兰·巴特开创的结构主义经典符号学分析模式依然被研究者沿用，但符号学已经发展到后结构时代，作为符号学分支学科的社会符号学在新媒体时代更具适用性^[15]。在传统印刷媒介向互联网新媒介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符号逐渐由视觉或听觉的单一感知模式扩展为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多个感知模式于一体的符号系统，这被符号学家称之为“多模态化”（multimodality）^[83]。媒介话语的多模态化促使社会符号学家将对单一语言文本的符号分析扩展为对多个模态符号系统进行综合分析的多模态话语分析法^[84]。Mano^[27]、Hasso^[76]、Hovden等^[85]多位研究者在对互联网媒介素材进行话语分析时都应用了多模态话语分析法进行文化反思和社会批判。

原始资料往往反映的是一个群体在互动中对体育符号的意义进行认知、协商进而达成认同的过程。研究者为了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该群体的符号意义系统，需要获取内部人的视角，于是深度访谈和民族志的方法得到广泛应用。在民族志法的应用中，既有传统的民族志，也涌现出一些在议题和视角上进行拓展的新型民族志。如以互联网为“田野”对社交媒体上的体育符号互动进行分析的虚拟民族志^[28]、对国外移民群体的体育社区的身份认同进行考察的海外民族志^[63]以及对体育用品的社会生命历程进行研究的物的民族志^[86]等。

研究方法的创新除了多模态话语分析的应用和民族志的更新外，还表现在研究者对多种方法的综合使用。如Kobayashi等^[48]在研究耐克的广告如何影响了日本年轻人的文化品位时，不仅对耐克的广告进行了多模态话语分析剖析体育符号影响消费的作用机制，还深入访谈了广告的编辑及创作人员，从符号的发送意图和文本意图 2个环节进行了考察。也有研究者采用了定量和定性结合的方法，以平衡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之间的矛盾。如Deans等^[20]对85个体育博彩的广告进行符号话语分析时，先对符号范畴进行了定性编码，又对每个范畴的数量占比进行了定量统计。上述研究方法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近些年体育符号研究在技术层面的进展和研究者们的努力。

4 结论与展望

回顾近20年的国外体育符号研究，年度发文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奥运会赛事的宣传和举办对体育符号研究的热度有显著促进作用。发文期刊以体育史及体育社会研究领域期刊为主，期刊的集中度较高。体育符号研究的热点主题贯穿于体育符号生产、发展、再生产环节中的意义生成过程。体育符号的生产受到经济、政治、媒体、教育等权力系统的形塑，其表达的文化意义在全球化的传播及时代变迁中不断变化和发展，并最终融于日常生活的符号系统成为社会成员消费关系和身份认同建构的重要途径。在对体育符号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时，研究者们采取了历时性、内部性和整体性的视角进行多角度的阐释。在材料收集时研究者会选取传统印刷类媒介、影音类媒介和互联网新媒介等多种媒介形式作为材料来源。随着媒介形式的不断丰富，媒介资料的分析方法也从单模态分析发展到了多模态分析。研究者还借鉴人类学的新型方法（如虚拟民族志、海外民族志、物的民族志等）进行现场资料的获取与分析。研究方法的运用呈现出综合化、创新化的特点，如定量和定性2种不同范式的方法被搭配使用。

近20年的国外体育符号研究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快速发展、深化发展3个阶段，目前研究议题不断拓展，研究的精细化程度逐步提升。展望未来，体育符号研究将会继续关注世界各国体育符号意义的共性与差异，但应增加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研究的数量。互联网的体育符号研究还将进一步深入，随着5G与人工智能的发展，体育符号的人机交互可能会成为议题拓展的新方向。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与其他学科的合作和交流也是大势所趋，但不应仅停留在单向借鉴的层面，也应积极思考体育如何能够促进符号分析方法的更新，如目前的多模态分析尚未涉及的触觉分析能否通过体育学科的独特方法实现。中国体育符号研究者应当积极吸收国际体育符号研究的优秀成果，更好地开展我国体育符号研究，在与国际学术界良性对话的同时，为体育强国和文化自信的建设提供方案与建议。

作者贡献声明：

黄美蓉：提出论文选题，设计论文框架，撰写论文；

吉振峰：检索、收集文献，计量与分析文献；

房纹萱：提出论文选题，筛选文献，指导、修改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