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体育全球化愈演愈烈的当下，运动员归化现象屡见不鲜，具有“世界第一运动”之称的足球运动更是被许多国家列为归化外籍球员的重要项目。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优秀运动员频频被他国归化，而中国对归化外籍优秀运动员问题一直持谨慎态度。直到2019年1月31日，北京中郝国安俱乐部宣布原挪威籍球员侯永永、英国籍球员李可2位华裔球员加入中国籍，中国足球归化外籍运动员才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随后几个月，德尔加多、艾克森、洛国富、高拉特等一批非华裔球员相继入籍中国，一时间，中国足球界掀起了一股归化热潮。在此之前，学界就已展开了对中国足球归化外籍球员的理论探讨，内容涉及“利弊论证”“路径探究”等方面，略有提及中国足球归化外籍球员的动因和效应，但大多缺乏数据和相关政策支撑，且多停留在从法律角度提出中国足球归化外籍球员的实践路向。本文对中国足球归化外籍球员的动因及由此带来的积极效应进行分析，在厘清其必要性与合理性的基础上，提出中国足球归化外籍球员的实践路向，为未来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1 中国足球归化外籍球员的动因 1.1 建设体育强国的需要

2019年颁布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1]（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到2035年，我国竞技体育更好、更快、更高、更强，夏季项目与冬季项目、男子项目与女子项目、职业体育与专业体育、‘三大球’与基础大项等实现均衡发展，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这一战略目标立足于中国竞技体育项目结构布局不够科学合理的现实，提出了下一阶段中国竞技体育均衡发展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竞技体育取得了非凡成就，但在国际大赛上取得的成绩主要集中在乒乓球、跳水、举重、羽毛球等优势项目，在田径、“三大球”、水上项目等“重金项目”上，中国与美国、英国等竞技体育强国存在较大差距^[2]。“夺金点”相对饱和、金牌增长的瓶颈限制越来越紧是中国建设体育强国过程中竞技体育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3]。世界上公认的体育强国几乎都是足球强国，“无论是在业余时代还是在商业化时代，足球运动都充当了世界体育发展的领头羊”^[4]。中国男子足球水平与世界顶尖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在亚洲范围内亦屡战屡败，且这一局面在短期内仅靠本土人才储备难以扭转，成为体育强国建设中亟待补齐的竞技体育项目结构性短板之一。表 1为2006—2019年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参加国际大赛的成绩，反映了中国足球的竞技状况。

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自2002年进军韩日世界杯决赛圈之后，已连续4届未能进入世界杯决赛圈。2006年德国世界杯、2010年南非世界杯、2014年巴西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中国队在第1阶段即遭淘汰，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中国队凭借最后1轮的“奇迹”进入了亚洲区最后阶段的比赛，但最终铩羽而归，再次无缘亮相世界杯赛舞台。在足球亚洲杯赛中，自2004年在本土获得亚军后，中国队再未进入四强，其中2007年、2011年在小组赛中即遭淘汰，2015年、2019年均止步8强。此外，在一系列热身赛及杯赛中，中国队虽偶有亮色，但总体成绩难以令人满意。2013年，在与泰国队的友谊赛中，中国队以1∶5的比分惨败，引发国人震怒。2019年3月，中国队在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中国杯”赛事中，连续败给泰国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排名垫底，再次凸显了中国足球的颓势。

在国家成年足球队一败涂地的同时，中国国家青年足球队、中国国家少年足球队、中国国家奥林匹克足球队在最近十多年亚洲范围内的比赛中也是屡战屡败。中国国家青年足球队、中国国家少年足球队自2005年分别进军国际足联U-20世界杯赛（简称“世青赛”）、国际足联U-17世界杯赛（简称“世少赛”）后，再无机会“冲出亚洲”亮相世界舞台（表 2、表 3）。中国国家奥林匹克足球队唯一一次突围亚洲区小组赛则要追溯到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2008年作为东道主直接晋级决赛圈除外），而在2020年初进行的东京奥运会足球预选赛上再次提前一轮出局。

竞技体育项目均衡发展是衡量体育强国的重要标准之一，实现竞技体育均衡发展需在巩固竞技体育优势项目的同时，做大、做强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影响力更大的基础项目、集体项目，不断补齐竞技体育项目的结构性短板，全面提升竞技水平^[5]。作为中国竞技体育项目的结构性短板之一，足球项目是为建设体育强国亟待提升水平的项目，而在自身现有实力不济且后备力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足球项目欲迎头赶上就需借助“外力”。归化外籍球员是发展中国足球的“外力”之一，是提高中国足球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建设体育强国的现实需要。

1.2 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的需要

2014年10月20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5万亿元，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的发展目标。作为一种朝阳产业，体育产业备受北美、西欧、东亚等区域的经济强国推崇，成为这些国家的支柱产业之一。在意大利，以足球产业为主体的体育产业年产值高达182.5亿美元，位列国民经济十大产业的第3位^[6]。中国体育产业起步晚、底子薄，目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较低。2017年，中国体育产业的总规模为21 988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其中，体育健身休闲活动规模与体育竞赛表演活动规模的比例约为72∶28，体育竞赛表演产业占比偏低，总量不大^[7]。近年来，在一系列国家利好政策推动下，作为“国民经济新增长点”的体育产业呈现蒸蒸日上的良好发展态势，但距离《意见》设定的产业发展目标还有很大差距，需在未来几年加快发展步伐，特别是体育竞赛表演产业还存在“有效供给不充分、总体规模不大、大众消费不积极”等问题^[8]。

作为普及性广、关注度高的世界第一运动，足球运动是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多经济强国呈现迅猛发展势头。2012年欧洲职业足球的年产值为193亿欧元，占全球体育赛事产值的43% ^[9]。2006年、2010年、2014年3届足球世界杯赛，国际足联分别获益20亿美元、36.7亿美元、43亿美元^[10]。中国人口众多，足球运动也一直深受群众喜爱，在理论上具备广阔的市场空间。但由于中国职业足球发展过程中曾出现严重的假球、黑哨等负面事件，且中国足球队在各级、各类国际赛事中屡战屡败，严重挫伤了群众参与足球运动的积极性，也使足球运动未能在推动体育产业发展中作出应有的贡献。经过严厉的“打假扫黑”风暴，当下的中国足球环境已大为改观，发展足球产业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提升足球竞赛表演业产品质量、联赛的精彩程度，从而把曾经被“赶跑”的观众拉回来，并以此带动校园足球、社会足球以及足球关联产业的发展。

“更快、更高、更强”的精神核心要素是提升足球竞赛表演业产品市场竞争力的绝对要素，因此，保障足球比赛的竞技水平是足球竞赛表演业产品存在的根本生命力。足球运动员的竞技水平代表了足球竞赛表演业产品的生产技术水平，足球运动员的竞技水平越高，其可提供的产品质量越高，也就具备了赢得和拓展市场空间的可能^[11]。如前所述，仅依靠本土球员，中国足球竞赛表演业产品质量在短时期内难以提升，联赛的精彩程度亦只能倚仗为数不多的高水平外援勉强支撑，足球产业难以繁荣。欧洲和亚洲诸多国家的足球归化经验表明，归化外籍球员是保障足球竞赛表演业产品质量的有效途径，也是提升联赛精彩程度的重要举措。因此，可借鉴他国经验，通过归化外籍球员，增加联赛高水平运动员的数量，提升足球竞赛表演业的产品质量，充分拓展足球产业的市场空间，助推中国体育产业发展，最终实现《意见》提出的体育产业发展目标。

1.3 构建中国特色足球文化的需要

体育竞技的比拼最终要从技术层面的竞争上升到文化层面的竞争。提升中国足球的国际竞争力需要强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足球文化作为支撑，不断丰富具有中国特色的足球文化是中国足球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现代足球传入中国的时间短暂，中国足球文化底蕴不足。当前构建中国特色足球文化急需培育两种文化特性，即倡导野蛮性、追求现代性^[12]。这两种文化特性正是目前中国本土球员严重欠缺的。在自身足球文化底蕴不足的情况下，归化外籍球员、以包容之心积极借鉴他人文化便成为丰富自身足球文化的重要手段。“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13]。中国有着深厚的包容性发展的文化根基，并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传承和践行着包容性发展理念。中国历史文化传承千年，在与异质文化的不断激荡中生成了将外来文化纳入自我系统的强大同化功能，强大的文化改造性能够让外来文化烙上中国的“底色”^[14]。中国足球通过归化外籍球员，学习归化球员的足球技术、足球思维、足球意识，以有容乃大的包容性和改造性，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足球文化作出贡献。

1.4 适应世界足坛发展趋势的需要

归化现象在国外体坛屡见不鲜，美国、英国、俄罗斯、德国等体育强国在很多项目上均活跃着归化队员的身影^[15]。作为商业化程度最高的足球运动更是很多国家归化外籍球员的重要项目，法国、德国、英国等欧洲传统足球强国都将归化外籍球员作为发展本国足球运动的重要举措之一^[16]。早在1934年足球世界杯赛中，最终夺冠的意大利队便有4名来自阿根廷的归化球员。20世纪中期，莫桑比克后裔尤西比奥加入葡萄牙队，并带领葡萄牙足球取得成功^[17]。欧洲传统足球强国法国分别在1998年和2018年夺取了足球世界杯赛冠军，其中，归化球员功不可没。1998年法国国家队的齐达内、亨利、特雷泽盖等归化球员均是世界范围内的顶级球星。在2018年足球世界杯赛法国夺冠队伍中，归化球员更是多达17人，姆巴佩、博格巴、坎特均为法国队最终夺冠立下了汗马功劳。德国一直是世界足坛劲旅，同时也是足球归化大国。在2006年足球世界杯赛中，波兰裔球员克洛泽、波多尔斯基表现堪称完美，帮助德国队夺取季军，其中克洛泽以5粒进球荣膺最佳射手，波多尔斯基则获得最佳新秀称号。在2010年足球世界杯赛德国队出征南非的23人大名单中，共有11人拥有外国血统，拿下了该届赛事的季军^[18]。在2014年足球世界杯赛中，德国队凭借归化球员厄齐尔、博阿滕、赫迪拉等人的出色发挥，时隔24年再次夺冠。据统计，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赛的32支参赛队伍中，有多达22支球队引进了归化球员，比例高达69%^[19]，而最终夺冠的法国队更是拥有17名归化球员^[20]。由此可见，归化外籍球员由来已久，贯穿了20世纪的足球发展史。进入21世纪，归化外籍球员更是世界各国发展本国足球的普遍现象，因此，中国足球归化外籍球员既是中国足球与世界足球接轨的表现，也是适应世界足坛发展趋势的需要。

1.5 借鉴亚洲足球强国成功经验、“冲出亚洲”的需要

在亚洲足坛，日本是较早开启归化之旅并获得成功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日本便归化了巴西球员内尔松·吉村，20世纪80—90年代，日本又相继归化了小林·乔治、那城·乔治、拉莫斯·瑠玮、洛佩斯等球员。进入21世纪，三都主、田中斗笠王、铃木武藏、茂怜罗·奥祖等球员相继入籍日本^[21]。在这些归化球员的引领下，日本足球稳步前进，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见成效。1992年，日本国家队在归化球员拉莫斯·瑠玮带领下，首夺足球亚洲杯赛冠军。截至2019年，日本国家队共获得4次足球亚洲杯赛冠军，且从1998年首次进入足球世界杯决赛圈开始，已连续6届闯入足球世界杯决赛圈，奠定了亚洲一流、世界强队的地位。

卡塔尔也是亚洲国家中归化外籍足球运动员的成功典范，在自身足球人口严重不足、本土球员竞技水平有限的情况下，长期采取大量归化外籍球员的手段提升本国足球的国际竞争力。2004年引发国际足坛巨大争议的“埃尔顿事件”导致国际足联紧急出台了“埃尔顿法则”。卡塔尔在21世纪初实施了“精英学院足球梦”计划，在招收国内球员的同时，还从南美洲、非洲等国招收小球员并对其中的佼佼者进行归化。主要由归化球员组成的卡塔尔国家队的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2014年，卡塔尔国家青年队获得U-19足球亚青赛冠军，获得进军足球世青赛资格。在2019年足球亚洲杯赛上，卡塔尔国家队“高歌猛进”，成为足球亚洲杯赛新科冠军。此外，进入2019年足球亚洲杯赛4强的球队均有归化球员^[22]。日本、卡塔尔等亚洲国家的足球发展经验证明，在本土球员竞技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归化外籍球员不失为一种推动本国足球崛起的合理选择。

中国足球要“走向世界”，首先需“冲出亚洲”。亚洲国家足球水平整体提升迅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亚洲传统强队仍旧强势，在国际赛场具备一定竞争力。在2018年俄罗斯足球世界杯赛，亚洲5支参赛队伍中有4支至少取得1场胜利，其中：韩国队战胜了2014年足球世界杯赛冠军德国队，令人刮目相看；日本队则战胜了当届赛事最终获得亚军的哥伦比亚队，并从“死亡小组”成功突围，进入16强。2019年，在传统国际青少年足球赛事“土伦杯”中，日本队闯入决赛；而在2019年足球世青赛上，韩国队同样进入决赛。韩国、日本、伊朗等亚洲传统强队是中国“冲出亚洲”的强劲对手，如果继续以本土球员出战，中国队战胜的概率则非常小。②亚洲弱旅进步明显。在2019年足球亚洲杯赛上，以往被称为“鱼腩”的越南、吉尔吉斯斯坦、菲律宾、印度等国球队在比赛中体现了较高的技战术水平。此次赛事平均年龄最小的越南队两度领先昔日足球亚洲杯赛冠军伊拉克队，直到最后时刻才被伊拉克队反超，而吉尔吉斯斯坦队、菲律宾队险些把中国队、韩国队“拉下马”^[23]。从足球亚洲杯赛上传统弱队对强队的比赛中可以看出，亚洲足球的整体水平进步明显，强弱队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中国队已无可轻易战胜的对手。③亚洲球员“闪耀”欧洲足球联赛。近年来，大量亚洲球员登陆欧洲足球联赛，日本、韩国等国在欧洲足球联赛效力的球员几乎可组建一支国家队。在2018年足球世界杯赛首场比赛日本队排出的首发阵容中，有10人效力于欧洲五大足球联赛（表 4）。欧洲足球联赛训练科学、比赛质量高，极大地提升了亚洲球员的足球水平，有些亚洲球员甚至成为所属俱乐部的“当家球星”，如近几个赛季效力于托特纳姆热刺足球俱乐部的韩国球员孙兴慜等。反观中国，近10年来登陆欧洲主流联赛的队员寥寥无几，目前只有武磊1名球员在欧洲五大足球联赛踢球。因此，中国足球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依靠常规手段在短期内显然不太现实，归化外籍球员便成为必然。

2 中国足球归化外籍球员的积极效应 2.1 提升中国足球国际竞争力，逐步补齐体育强国建设中竞技体育项目的结构性短板

中国竞技体育发展迅猛，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但竞技体育的基础项目和“三大球”、冬季项目整体水平仍然较低。中国在国际大赛上取得成绩主要依赖有限的几个优势项目，以2016年伦敦奥运会为例，中国代表队在跳水、乒乓球、举重、体操、羽毛球、射击等6个项目上共获得26枚金牌，约占金牌总数的68% ^[24]，夺奖项目非常集中，而在一些“重金项目”上难有收获，反映出中国竞技体育项目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短板。体育强国的建设目标之一是推动竞技体育项目“均衡发展”，这就需要逐步补齐竞技体育项目中的结构性短板。足球是中国竞技体育项目的结构性短板之一，可通过归化外籍球员的“非常规”手段加快发展。外籍归化球员是经过各级足球俱乐部长期考察并最终认可的球员，在足球意识、技战术水平、身体素质等方面具有优势，他们的到来能带动中国球员整体水平的提升，增强国家队的国际竞争力。于中国足球而言归化球员属于新兴事物，其对提升中国足球国际竞争力的效果虽还未得到检验，但从欧美国家及日本、韩国等长期归化外籍球员的经验看，归化球员确实能在短期内提升归化国的足球国际竞争力。以日本为例，日本队能够在1992年足球亚洲杯赛上首获冠军，归化球员拉莫斯·瑠玮厥功至伟。足球亚洲杯赛夺冠后，日本媒体认为，以拉莫斯·瑠玮为代表的归化球员至少使日本足球少走了10年弯路^[25]。因此，归化球员能为中国国家队提升国际竞争力，逐步补齐竞技体育项目中的结构性短板，推动中国体育强国建设。

2.2 助推中国联赛繁荣，加快中国体育产业发展步伐

在2019年4月举行的“中国足协职业俱乐部准入会议暨准入信息系统使用培训会”上，中国足协副主席李毓毅提出：“提升中超影响力，要朝着把联赛办成亚洲一流、世界第六大联赛的方向努力。”^[26]球员表现、比赛质量是联赛的基础，没有优秀球员的支撑，联赛水平和联赛影响力难以提高，“世界第六大联赛”的目标难以达成。近年来，伴随大量资本涌入中国职业足球市场，奥斯卡、保利尼奥、胡尔克、费莱尼、登贝莱、哈姆西克等欧洲五大足球联赛的“当打球星”在高薪吸引下，相继加入中超联赛。这些高水平外援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中超联赛的技术提升，繁荣了联赛市场，提高了中超联赛的关注度与影响力。但中国联赛长期实行“3+1”的外援政策，最近几个赛季为了大力培养本土球员更是实行了“注4上3”的外援政策，导致高水平外援在整个联赛队伍的比例十分有限。同时，由于中国足球的青训体系较弱，足球后备力量严重不足，本土优秀球员稀缺，为数不多的高水平外援仍难以保障联赛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就联赛质量而言，中国足球联赛与欧洲五大足球联赛无法相提并论，距离欧洲二流足球联赛也有不小的差距。优秀外籍球员一旦被归化，便完成了身份转换，不占用外援名额。他们分散到各职业俱乐部，以中国球员身份出战联赛，辅以高水平外援及优秀本土球员，将提高俱乐部的竞争力以及中国联赛的质量、影响力，推动中国联赛朝着“世界第六大联赛”的目标前进，中国足球市场的巨大空间也将被充分挖掘，这对加快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步伐将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2.3 产生“鲇鱼效应”，刺激和带动本土球员成长

在2019年足球亚洲杯赛上，中国队平均年龄为28.74岁，位居24支参赛队伍之首，其中30岁以上的队员达8人之多，而队长郑智已经38岁^[27]。一支成熟、可持续发展的国家队必定有着合理的年龄结构，即“老、中、青”结合，但近年来，中国国家队成员年龄普遍偏大，陷入了“青黄不接”的窘境。为促进年轻球员成长，中国足协在联赛中推出了“U23政策”，但并未取得理想结果，在联赛成绩压力下，各俱乐部“灵活”应对“U23政策”，年轻球员不管是在出场时间还是出场人数方面均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实际上，年轻球员的成长不能仅依靠政策保驾护航，要在联赛和国家队站稳脚跟最终倚仗的是自身的“硬实力”。归化球员的到来可在一定程度上带动本土年轻球员的成长，提升年轻球员的“硬实力”，因为高水平的归化球员拥有先进的足球理念及技战术水平，年轻球员长期与归化球员同场训练、比赛，通过对归化球员的模仿以及归化球员的言传身教，不管是基本技术还是“阅读”比赛的能力均可在耳濡目染的过程中得以提升。

此外，归化球员的“鲇鱼效应”可刺激本土球员的“求生”本能。目前，无论是俱乐部，还是国家队，担当大任的球员大多已年近30岁或30岁以上，这些球员长期占据俱乐部和国家队的主力位置，享受高额年薪。在年轻球员难以构成威胁的情况下，这些“高龄”主力在训练与比赛中危机感不强。归化球员的到来能够加剧球员在俱乐部和国家队的竞争，刺激本土球员成长，并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本土球员欲在俱乐部获得稳定的上场机会，进入国家队，就必须面对归化球员强有力的挑战。本土球员利用本地化知识和对归化球员技术的模仿，缩小与归化球员的能力差距，迫使归化球员不断提高训练质量和技术水平，归化球员技术水平的提高又进一步迫使本土球员更加专注于训练和比赛，两者相互竞争，在技术水平上“你追我赶”，推动双方足球技术水平的升级和发展。

2.4 推动足球运动的普及，夯实中国足球青训体系

足球运动的普及和竞技水平的提高始终是辩证的统一体，只有形成“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基础上普及”的良性循环，足球运动方可健康、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如果拥有完善的青训体系，青少年愿意并有机会走向绿茵场，足球人才自然会涌现。201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青少年足球注册人口只有9万多人，而同期日本青少年足球注册人口近70万人^[28]，这巨大的数字反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日两国足球水平产生差距的原因。当前中国足球的普及程度很低，青训体系较弱，这是多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国家队的大赛成绩不佳毫无疑问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各级足球代表队在国际赛场长期表现不佳，严重挫伤了青少年投身足球事业的热情。因此，亟待提升国家队成绩，提振中国足球信心，把青少年吸引到绿茵场上。当中国队在归化球员带领下实现“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足球梦想并呈现可持续性发展状态时，足球项目必能引发更多社会关注，吸引更多青少年人才投身足球运动，这对夯实中国足球青训体系具有长远的意义。此外，日本的足球归化经验表明，归化球员退役后还能为归化国的足球青训作出巨大贡献。日本足球的第一个归化球员内尔松·吉村退役后在日本积极推广巴西足球理念与文化，直至2003年去世，其间培养出了森岛宽晃、大久保嘉人等日本球星。拉莫斯·瑠玮退役后在日本开办了足球学校并亲自撰写青少年足球训练相关教程，致力于推动日本足球青训发展。因此，尽管就目前而言，归化球员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本土球员的位置，似乎伤害了本土球员的利益，对中国青训体系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从长远看，归化球员可推动中国足球的普及，夯实中国足球青训体系。

3 中国足球归化外籍球员的实践路向 3.1 维护《国籍法》的安定性，坚持“一人一籍”原则

中国足球在归化外籍球员的过程中，首先要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以下简称《国籍法》）的安定性，坚持“一人一籍”基本原则不动摇，这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1）对国际公约的尊重。1930年，海牙会议签订了《关于国籍法冲突若干问题的公约》，提出“以消灭无国籍和双重国籍”为奋斗目标。1933年，美洲国家签订了《美洲国家间国籍公约》《美洲国家间关于妇女国籍的公约》。联合国成立后，相继签订了《已婚妇女国籍公约》《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等国际公约。从这些条约的内容看，其体现了国际公法的“国籍唯一原则”，国际公约号召各国在制订《国籍法》时尽量避免双重国籍和无国籍现象产生。“人人都有国籍且应只有一个国籍”是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如果中国从“不承认双重国籍”变为“承认中国公民可拥有双重国籍”，则是一种倒退行为，也违背了国际法所确立的原则^[29]。

（2）对中国法律的尊重。《国籍法》明确规定外国人或无国籍人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后“不得再保留外国国籍”。《国籍法》属于基本法律，其基本体系不应随意更改。“作为一种秩序，法的安定性需要得到尊重与维护，甚至高于合正义性”^[30]。贸然修法会破坏法的稳定与权威，更何况归化问题亦不具有足够的合正义性动摇《国籍法》的安定性^[31]。

（3）应对国际反华势力的需要。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迅猛，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全面提升^[32]，然而，中国的和平崛起引发了西方国家的惊恐和担忧。“中国威胁论”“替代论”“新殖民主义”等成为西方国家攻击中国的“伪理论”，他们本能地将中国的发展置于其臆想的政治话语体系之中，将中国视为颠覆现有国际秩序、取代其霸权地位的强劲对手加以诋毁。如果中国政府承认双重国籍，势必会在管辖权问题上导致国家间的矛盾，有关国家特别是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便会增加，国际敌对势力又会平添一个反华的借口。

（4）对中国国情和现实的尊重。中国人口众多，人口密度特别是城市人口密度较大。改革开放后，中国综合国力与日俱增，中国国籍的吸引力日渐增强，试图入籍中国的外籍人士越来越多。目前，在中国长期居住的外国人已突破百万，如果中国承认双重国籍，降低入籍难度，势必会有更多外国人入籍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在2015年的全国“两会”上，有政协委员提交了“修改《国籍法》，大力引进归化球员，振兴中国足球”的议案^[33]；近期也有学者提出“特事特办，对国家急需的国外优秀运动员实行规定年限的双重国籍制度”^[34]，或“降低外籍球员的入籍难度，对《国籍法》第七条的入籍条件进行扩张解释，默示容忍或者有条件承认归化的特殊人才具有双重国籍”^[35]，但不管是从遵循国际公约，还是从中国现实国情考量，都应维护《国籍法》的安定性，坚持“一人一籍”基本原则不动摇。

3.2 多种归化模式协同并进，培养归化球员的文化认同

目前，世界足坛主要存在血缘模式、联赛模式、青苗模式3种基本归化模式。从中国足球现有归化球员看，中国目前主要采用的是血缘模式和联赛模式。血缘模式主要针对华裔球员，如北京中赫国安俱乐部的侯永永、李可，广州恒大淘宝俱乐部的蒋光太等球员。血缘模式是广大人民普遍能够接受的一种归化模式，因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源于民族自强意识，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烙印^[36]。华裔球员具有中华民族血统，有着相近的肤色，具备一定的中华文化基础，国人在情感上容易接受，对于他们的入籍，舆论普遍表示支持，所以，血缘模式应成为中国今后归化外籍球员的主要模式。此外，也可考虑联赛模式，适当吸收中超联赛中的外籍精英。外籍优秀足球运动员在中国联赛连续踢球5年以上，长期在中国生活，对中国文化有较深的认识，能够较快融入中国社会生活，同时国人对联赛精英也普遍存在认同感，因此可以适当吸收。基于民族情感考虑，采用联赛模式归化外籍球员必须控制好“度”。青苗模式主要针对从小生活在中国的外籍球员，是一种长远考虑，也更能培养一批真正懂得中国文化、有中国足球情感的归化球员^[37]。中国足球归化外籍球员尚处于尝试阶段，并不具备收获青苗模式成果的基础，但如果中国足球确定长期走归化路线，则应将眼光放长远，推行青苗模式。3种外籍球员归化模式一旦形成协同并进的态势，必将极大提升中国足球未来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足球不管采用哪种归化模式，如何培养归化球员的文化认同这一核心问题不容忽视。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38]。归化球员不同于外援，他们并非仅是球员时代在中国短暂逗留，而将长期生活在中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因此必须培养归化球员的文化认同，帮助他们完成从“法律上的”中国人到“完全的”中国人的转变。中国足协已出台了《中国足球协会入籍球员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要求俱乐部“对入籍球员进行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制订中文学习计划，培养爱国主义情怀。入籍球员应能识国旗、认国徽、唱国歌……”。《规定》对归化球员文化认同的培养问题高度重视，并提出了具体培养要求，因此，各俱乐部应严格执行，为归化球员专门配备中文教师，让归化球员在训练、比赛之余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中国足协等相关部门应不定期地深入各俱乐部检查学习计划执行情况，督促归化球员加强中华传统文化学习。归化球员只有对中华文化产生了认同，才能在中国找到归属感，真正成为中国足球的一部分并长期为中国足球服务。

3.3 加强顶层设计，谨慎选择归化对象

归化外籍球员的短期目标之一是快速提升国家队的竞技水平，尽早实现“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足球梦。但目前的归化球员并非都具备进入国家队的水平，有的甚至在俱乐部都无法获得充足的上场机会，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有的外籍球员已丧失为中国队效力的资格竟然也被归化。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足球归化外籍球员的顶层设计存在纰漏，若无科学的顶层设计，归化行为必将“野蛮生长”。作为主管足球行业发展的中国足协须尽快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完善中国足球归化外籍球员的顶层设计，其中应重点考虑以下几点。

（1）归化球员能否服务于国家队，这涉及归化球员是否具备代表中国队参赛的资格和水平。如果球员已丧失为中国队效力的资格，则不予考虑。归化球员的水平应在欧美主流联赛得到证明，具备为国家队服务的能力。如果球员的竞技水平略高于本土球员，只能立足联赛而无法给国家队带来实质性提高，则归化意义不大。

（2）归化球员能够服务国家队多少年，这指向归化球员的年龄。归化球员的年龄最好在23~25岁，这一年龄段球员的技术基本定型，对其发展空间基本可做出科学评估，避免年龄问题导致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同时，这一年龄段的球员如果不出意外，至少可为国家队服务1~2届大赛，使中国足球的国际竞争力具有延续性。

（3）归化球员能够服务中国足球多少年，这涉及归化球员的长期效应。在此方面可向日本学习，日本归化外籍球员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归化球员在球员时代为日本足球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其退役后还继续为日本足球的发展“添砖加瓦”。内尔松·吉村退役后致力于在日本推广巴西足球理念，培养出多名日本球星。拉莫斯·瑠玮则长期在日本足球俱乐部担任主教练，并成为日本沙滩足球国家队主教练，率队获得2019年亚足联沙滩足球锦标赛冠军。因此，应采取措施让归化球员真正成为中国足球的一部分，长期为中国足球服务。

（4）严格控制归化球员的数量。北京中赫国安、上海绿地申花、山东鲁能泰山、江苏苏宁是中国足协确定的归化外籍球员试点俱乐部，每家俱乐部目前已归化或正在归化中的运动员还不多。一旦归化行为由试点转为推广，部分俱乐部难免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忽视甚至放弃青训，走大量归化外籍球员的捷径，中超联赛的竞争平衡也将随之被打破。如果中国联赛沦为外援和归化球员的舞台，国家队则难觅本土球员的身影，这样民众必定无法接受，且会严重损害中国青训体系。因此，必须对各俱乐部归化球员的人数予以限定，或对联赛的归化球员人数进行整体控制。

4 结束语

归化外籍运动员对中国体育领域而言是一项新兴事物，足球在中国率先开启归化之旅，对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由于属于开创性工作，中国足球归化外籍球员广受关注并饱受争议，又由于缺乏本土经验，中国足球归化外籍球员在摸索中前行。对中国足球归化外籍球员的动因与效应进行分析，可在一定程度上明晰中国足球归化外籍球员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为归化行为提供一定支持；此外，提出中国足球归化外籍球员的实践路向可为理性归化提供参考。必须强调的是，促进中国足球的可持续发展最终还需依靠本土力量，归化外籍球员适应度，更重要的是应合理规划未来，建立科学、完善的青少年足球培养体系。

作者贡献声明：

海宛平：设计论文框架，搜集相关数据，撰写、修改论文；

梁朱贵：提出论文选题，提供资料，核实数据，修改论文；

陈志斌：搜集统计数据，提出修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