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上海大学 体育学院 上海 200444
2.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目标是可持续提高公共体育服务水平，保证群众可持续地参与体育锻炼，提高身体素质。近年来，上海市在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上采取了多种措施，以提高公共体育服务水平为目标，促进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的可持续性。如"上海市全民健身300指数"采取环比年度数据，动态考察上海市在健身环境、群众参与和体质健康上的变化，取得较好的社会反响。当然，效果本身并不只是一个数值，重要的是透过该数值，发现公共体育服务中存在的问题，以此提出服务水平提升的策略。2012年上海市提出的"30分钟体育生活圈"(以下简称"体育生活圈")是指"按时间特性，市民每周3次，每次30 min的日常体育生活时间；按空间特性，中心城区市民步行30 min约2 800~3 000 m的日常体育生活距离(郊区骑行30 min约8 000~10 000 m)；按地理学特性，市民在日常生活的社区30 min内可以抵达一个小型体育中心为基本范围"[1]，旨在从时间、空间和设施上满足市民体育参与需求。按照上海市政府的规划，"体育生活圈"建设的重点任务是提升上海市民的参与度与满意度。参与度既包括上海市民对打造"体育生活圈"的肯定态度，也包含市民实际参与体育锻炼的行为；满意度则是指市民实际参与体育锻炼后的感受及影响他人参与体育锻炼的行为特征。
"体育生活圈"运行以来，市民对"体育生活圈"的认知情况如何？其与体育参与和满意情况是否有效形成了因果关系？"体育生活圈"的建立，有没有或能不能引导市民的体育参与？市民如何看待"体育生活圈"？社区体育设施数量的增加和空间的拓展能不能促进市民的体育参与？"体育生活圈"建设是否提升了市民体育参与的满意度？如果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说明这种做法不仅在形式上得到了认同，同时在效果上也获得了肯定，对其他省市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建立及体育服务水平的提高均具有参考效应。为此，本文对上海市最早开展"体育生活圈"试点的徐汇、普陀、杨浦、静安、嘉定、松江等6个区的居民展开调查，论证"体育生活圈"对市民体育参与的影响与作用。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认知心理学认为，认知对态度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个体态度是在对外界事物不断认识、加工和判断的过程中形成的，同时有正确的认知才能有正确的行动，并产生行动的反应[2]。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体育作为市民生活方式结构升级的"推进器"，已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近年来，上海市在社区培育了多元体育发展模式：在场地建设上，大力兴建百姓健身房、百姓游泳馆、百姓健身步道等；组织上，成立了社区体育俱乐部、社区体育协会、体育社团等；活动形式上，结合社区人员结构和民风民俗特点，开展适合地域特征的社区体育活动，帮助市民提高体育认知，优化生活方式。这些内容为"体育生活圈"的建设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当前城市社区体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社区体育研究成果丰富，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
(1) 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的目标以来，公共体育服务体系问题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学者们开始集中探讨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概念与内容[3-5]。党的十七大以后，政府进一步明确了应将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作为体育强国的重要内容，此时，学者们开始聚焦大众体育强国特征[6]、世界体育强国的大众体育如何开展[7-8]等。这些与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相关的内容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兴趣。党的十八大报告又提出了要"加快建立政府主导、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公共服务体系"，这一论断表明了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与其他领域一样，不仅存在落实的迫切性，而且要保证可持续性。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公共服务水平要不断提高，从体系建设到水平提升是一个从量到质的飞跃。关于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研究开始走向深入，研究热点集中在：公共体育服务应由谁来供给，即供给主体的探讨[9-10]；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指标的构成，即体系的构成内容与评价机制[11-12]；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投入问题，即完全由政府托管投入，还是由政府、社会与企业多元投入[13]；公共体育服务的均衡与平等问题，即如何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最大程度地覆盖全民[14-15]；公共体育服务如何提升水平和质量。
(2) 城市社区体育组织建设。组织建设一直是社会体育研究的热点，因为体育组织是体育管理工作的载体，对实现体育发展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2004年前，全国城市社区体育工作基本由街道办事处或社区居委会主管，如上海市城区主要由街道办事处中的社会发展科统管，郊区、县由文化广播站统管。2004年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试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在部分省市有关单位开展创建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试点工作。《方案》虽然规定社区体育俱乐部隶属街道办事处或居委会，但把体育从社区综合事务中剥离开来，形成了独立的运行单位，对社区体育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随后，关于社区体育俱乐部在人才、资金、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内容不断增多[16-17]。伴随经济发展、人口流动加快，上海市的社区体育组织形式开始走向多元，形成了体育俱乐部、体育协会、体育团队等体育组织体系。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基层社会组织建设的重要性。有学者[18]认为，当前社会体育组织建设还存在诸多问题，研究的热点也主要集中在政社管理矛盾、权责关系、社会体育组织的身份识别、组织作用评价等。
(3) 社区体育活动开展形式。社区体育活动开展形式既包括体育活动内容，也包括组织形式和场地设施功能。学者们[19]针对社区体育活动的开展研究大多围绕市民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体育兴趣、体育消费观，探讨如何开展社区体育赛事、体育表演、社区体育讲坛、体育信息传播，研讨促进市民体育参与和改善体质的措施。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城市社区体育功能配套矛盾日益凸显，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的能力、水平与市民的实际需求存在较大的差距，社区体育服务缺乏创新。在提升城市社区市民体育参与的积极性和效果方面，现有研究至少存在以下两方面不足：①从社区体育服务的供给看，由谁供给、怎样供给、供给什么，仍处在矛盾中，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探讨，操作层面还缺乏有效的措施；②从需求者的视角看，社区体育服务的供给能否得到认知，社区市民能否形成积极的体育态度，社区市民体育参与的行为与效果如何，多数研究并未揭示其中的内在关系，多停留在对表面数据的分析。
建设"体育生活圈"的指导思想是"开展身边的体育、生活的体育和民生的体育"。这种指导思想有没有在现实中得到贯彻，"体育生活圈"的建设有没有引起市民的共鸣，有没有实现市民体育参与的便捷化和取得应有的效果，论证这些问题将有助于优化城市社区体育规划，提高公共体育服务水平，同时能够为"体育生活圈"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依据。
行为主义认为，人的行为都是通过一定的学习而获得的，并通过学习又可以对一定的行为进行修正和改变。无论对政府还是对市民而言，"体育生活圈"建设本身都是一个学习、发展和调适的过程。谢弗[20]认为，社会认知是人们关于自我和他人的思维、情感动机和行为的认知加工。随着体育与健康的融合发展，从"都市体育圈"到"体育生活圈"建设，上海市民对体育生活化的认知愈加强烈，由体育认知到健身素养的改善，并积极投入体育参与，是认知行为发展变化的过程。为了满足这一过程，上海市提出"政府、社会、市场"三轮驱动，改善体育服务供给，增强市民体育参与的获得感和满意感。按照班杜拉提出的社会认知理论，影响行为发展的3个因素为个人因素、行为因素和环境因素。"体育生活圈"建设就是要通过改变思维或信念和行为的方法强化市民对体育参与的认知，政府依据社会发展的变化与要求，把体育发展的认知理论和行为理论进行整合。
依据班杜拉社会认知理论的因果逻辑关系，本文提出以下假设：①市民对"体育生活圈"含义的认知及了解情况对市民体育参与行为和参与满意度分别产生了积极正向的影响；②场地设施及功能改善对市民体育参与行为和参与满意度分别产生了积极正向的影响；③市民态度对市民体育参与行为和参与满意度分别产生了积极正向的影响；④市民体育参与行为对参与效果的满意情况产生了积极正向的影响。如果上述假设均能够得到验证，则"体育生活圈"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推广。
依据班杜拉社会认知模型，在来自上海市体育局群体处、上海市体育局社会体育中心、上海市体育总会、上海市杨浦区殷行街道、上海体育院校等单位的7位专家的共同协商下形成自编调查问卷，专家都参与过"体育生活圈"的设计与建设，专家评定的问卷总体效度达到87.3%。问卷设计内容简单、易填、节省时间，同时又符合"体育生活圈"建设的实际情况。问卷共分为2个部分：第1部分是背景资料，涉及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学基本情况；第2部分为问卷正式内容，共涉及5个方面12个指标，采用李克特5级评分进行程度判断。
3 研究设计与方法 3.1 样本选择调查样本来自上海市徐汇区田林社区、普陀区宜川社区、杨浦区殷行社区、静安区江宁社区、嘉定区江桥社区、松江区泗泾社区等6个街道社区。全部812份有效问卷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男性329人(占40.5%)，女性483人(占59.5%)；18岁以下11人(占1.4%)，18~29岁167人(占20.6%)，30~39岁103人(占12.7%)，40~49岁86人(占10.6%)，50~59岁112人(占13.8%)，60岁及以上317人(占39.0%)，未填年龄信息16人(占1.9%)；小学及以下学历11人(占1.4%)，初中学历23人(占2.8%)，高中(含中专)学历135人(占16.6%)，大学(含大专)学历567人(占69.8%)，研究生及以上学历47人(占5.8%)，未填信息29人(占3.6%)。
3.2 调查过程调查分为预调查和正式调查，预调查的目的是检验问卷的信度和效度，为正式调查做准备。2017年3月在上海市杨浦区殷行社区的国和一村、国和二村及长海二村小区进行预调查，预调查共发放问卷120份，回收107份，剔除无效问卷11份，有效回收率为80.0%。对预调查回收有效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检测，问卷总体Cronbach's α信度为0.877，问卷总体信度较高。然后分别对认知、态度、设施与功能、体育参与和结果满意5个部分进行信度检测，认知α=0.786，态度α=0.886，设施与功能α=0.892，体育参与α=0.893，结果满意α=0.869。正式调查于2017年6月在上述6个社区同时展开，在各社区分别发放问卷150份，合计发放900份，发放地点在社区体育中心、健身步道、社区公园等"体育生活圈"场所，发放对象为体育参与者。调查历时半个月，共回收问卷871份，回收率达96.8%，其中有效问卷812份，有效回收率达90.2%。对所有问卷进行编码和输入，测得正式调查问卷Cronbach's α总体信度为0.810，信度较高[21]。问卷所包含5个部分正式调查的信度分别为：认知α=0.768，态度α=0.831，设施与功能α=0.803，体育参与α=0.826，结果满意α=0.829。
3.3 统计方法和分析思路首先利用SPSS 21.0软件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信度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然后采用AMOS 21.0对"体育生活圈"影响社区市民体育参与的态度与行为构成指标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最后对"体育生活圈"影响社区市民态度、体育参与行为和参与满意感的结构模型进行路径分析，探索其中因果关系是否成立，以此判断"体育生活圈"建设的效果。
3.4 调查指标的定义正式调查指标共分为5个方面12个具体指标，各指标操作性定义见表 1。
| 表 1 调研指标的变量及操作性定义 Table 1 Variables and operational definitions of research indicato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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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成分分析适用性检验显示KMO值为0.701，说明"体育生活圈"影响市民参与的态度与行为构成指标之间存在相关性，样本数据总体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的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迭代，旋转在经过5次迭代后，按照特征值大于1，形成的5个因子可解释的总方差达到72.76%，说明5个因子可以较好地解释"体育生活圈"对社区市民体育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旋转后的成分矩阵如表 2所示。
| 表 2 "体育生活圈"影响市民体育参与的探索性因子分析(旋转成分矩阵a) Table 2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30-minute Sports Life Circle" affecting residents' sports participation(rotation component matrix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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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预设模式，对因子模型进行拟合度检测(表 3)。从拟合度指标来看，预设模式达到理想模型，其中χ2为31.68，自由度(df)为44，比较适合度指数(CFI)为0.91，拟合优度指数(GFI)为0.96，标准拟合指数(NFI)为0.93。上述3个拟合度指数值越接近1，说明模型越合理。平均平方误差的平方根(RMSEA)为0.02，该值小于0.05，说明模型比较理想。P=0.72 > 0.05，说明模型数据的拟合度较好[22]。从上述调研指标模型拟合度各项指数看，调研指标的选取和调研过程符合要求。
| 表 3 "体育生活圈"模型验证各项拟合度指标 Table 3 "30-minutes Sports Life Circle" model to verify the various fitting index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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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模型变量间未标准化回归路径系数(表 4)可以发现，总体上潜在变量间的路径关系均呈现积极正面的影响。特别是市民体育参与行为已经为他们带来了参与的满意感，两者之间表现出高度显著相关性，说明"体育生活圈"建设取得了成效。另外，"体育生活圈"的认知结果也积极影响了市民体育参与的行为以及所获得的满意感，对"体育生活圈"构建的态度同样积极影响市民体育参与的行为。同时，从路径关系上也可看出，市民对"体育生活圈"构建的态度并未提升其体育参与的满意感，路径关系不显著，"体育生活圈"设施功能对参与的满意感产生显著影响，却未对体育参与的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
| 表 4 研究模型变量间未标准化回归系数 Table 4 Unstandardized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model variabl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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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察变量与潜在变量间未标准化回归系数上，研究发现所有观察变量均与所在的潜在变量呈积极有效的正向关系。在"体育生活圈"认知变量上，对"体育生活圈"目的认识重于对概念和意义的认识；在"体育生活圈"态度变量上，市民对"得到实惠"的选择显著高于"赞成"和"徒有虚名"；在"体育生活圈"设施功能上，对设施丰富程度的肯定高于对功能的肯定；在"体育参与行为"变量上，由社区体育环境改善推动的自我参与高于参与人数的增多；在"体育参与的满意感"变量上，对社区体育健身环境的珍惜与推荐家人共同参与体育锻炼表现出了同等重要的感受程度。
在标准化路径回归系数中，"体育生活圈"设施与功能的建设对市民体育行为的形成具有积极的影响，但并不正向(t=-2.12，P < 0.05)，说明市民认为体育设施与功能建设对体育健身行为产生了积极影响，但这些设施和功能对市民的体育参与行为尚未发挥出应有的效应。市民对"体育生活圈"的认知对市民体育参与行为产生积极正向的影响(t=4.20，P < 0.001)，说明如果市民充分认知了"体育生活圈"建设的概念、目的和意义，感受到政府实事工程所创造的条件，市民的体育参与行为将会得到改善。市民对"体育生活圈"的态度对体育参与行为产生了积极正向的影响(t=3.91，P < 0.001)，说明市民对"体育生活圈"建设的态度是积极的，这种态度也直接促进了市民体育行为的产生，具有积极的效应。另外，"体育生活圈"设施与功能的建设对市民体育参与的满意感具有积极正向的影响(t=2.45，P < 0.05)，说明"体育生活圈"的设施与功能符合市民的参与需求。市民"体育生活圈"认知对体育参与的满意感产生积极正向的影响(t=6.08，P < 0.001)，说明市民一旦认知了"体育生活圈"建设的目的意义，满意度会大大提升，政府实事工程便能发挥效应。市民"体育生活圈"的态度对市民体育参与的满意感未产生影响(t=-1.82，P=0.07)，说明满意的本身相对于体育行为而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另外，市民的"体育参与行为"与他们"参与的满意感"形成了积极的正向关系(t=10.30，P < 0.001)，说明市民在融入"体育生活圈"的体育参与中，伴随体育行为的变化，获得感和幸福感增强。
在针对上述5个方面的7条路径假设中，有5条路径得到了验证(图 1)。然而，调研对象认为场地设施功能的完善能够积极促进市民的体育参与行为，目前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另外，市民对"体育生活圈"形成的态度并不会积极正向地影响市民参与的满意感，这一点需要政府加大宣传力度，鼓励市民把体育态度变成现实的体育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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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体育生活圈"模型构建路径关系 Figure 1 Path diagram of the "30-minute Sports Life Circle"model construction |
从发展目标看，提供有保障的、均等化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是建立"体育生活圈"的根本目的，如果把这种根本性的目的落实到市民，体现的就是体育参与权利的公平与便捷。管理心理学认为，对目的的正确理解有助于唤起积极的行动。2013年初，"体育生活圈"(2018年开始逐步在各区贯彻和实施《上海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将30分钟体育生活圈变化为15分钟体育生活圈)建设写进了当年的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电视、报纸和网络向广大市民积极宣传"体育生活圈"建设的目的。试点区结合本区人口特点，因地制宜，从时间、空间和政府职能的变革上纷纷谋划"体育生活圈"建设内容，把原先非体育用途的楼宇、绿地、公园、景观带、会堂、办公室等区域通过创新设计，融入体育元素，大大拓展了市民体育参与的空间，延长了体育参与时间。同时，政府体育主管部门会同企业、专业体育服务机构、高等院校等社会力量共同建设"体育生活圈"，体现了公共体育服务的"公共性"特征。
本文调查结果显示，"体育生活圈"建设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使得因为体育环境的变化市民体育参与的积极性得到提升，并通过体育参与获得了充分的满意感。这说明"体育生活圈"的建设内容符合不同层次居民体育参与的需求，体现出体育参与的差异性。如上海市松江区举办的首届村级运动会，把各种农耕活动设计为比赛项目，吸引上千农民踊跃参与，农民在体育参与过程中得到极大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再如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成立了首个"上海市农民跳绳运动基地"，引进体育院校专业的跳绳教练员，指导农民开展花式跳绳。目前很多农民都把跳绳当作每天的"必修课"，不仅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同时丰富了业余生活。调研数据显示，市民十分珍惜由"体育生活圈"带来的体育参与环境变化。
如图 1所示，市民对"体育生活圈"的认知积极推动了体育参与行为并提升了满意感，说明认知在主导体育参与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证明伴随上海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健身与健康的融合得到了市民的高度重视。有学者[23-24]指出，部分省市在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上不重视与市民的交流与沟通，把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当作硬性任务来完成，这种脱离以人为本的体系建设目的，最终成为一种形象工程，效果自然不好。上海市在"体育生活圈"建设上，成功创造出一批贴近市民的健康词语，如"健康银行""健康里程""健康财富""365百姓健身服务站""体育活动菜单""绿色有氧基地"等，这些词语丰富了"体育生活圈"的内容，提高了市民体育参与的认知效果。例如，从2016年启动的"上海市民体育大联赛"运动项目社会征集活动开始，市民在积极推荐项目的同时，也强化了体育参与认知，使体育大联赛更贴近市民的需求。在市民对"体育生活圈"建设的态度上，从体育参与中得到实惠是这种态度的基本反映，而这种实惠又与体育场地设施的完善呈现紧密的关系[25]，路径系数表达了这种态度的构成及其与体育参与行为的因果关系。但是，现有研究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场地设施数量和功能的提升并不直接导致人们体育参与行为的改善，需要通过态度的变化，才能促进体育参与行为的产生。这一点要引起重视，当投入没有转化成实际的体育参与时，投入就会变成一种浪费。同时，对"体育生活圈"所形成的态度本身也无法引起满意感，需要通过实质性的参与和体验才能体会参与满意感。
总体而言，从参与市民的视角看，"体育生活圈"建设改善了体育民生，注重市民体育参与环境的优化。市民通过一系列的体育参与活动获得了体育参与的满足感，反映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满足了不同层次、背景市民的体育参与需求，对后续"体育生活圈"建设以及其他省市公共体育服务的优化均有较好的借鉴作用。
5 结论(1) 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形式多样，作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市"体育生活圈"彰显了服务特色，营造出了符合国际化大都市特点的社区体育发展新模式，并满足不同层次背景市民的多元体育需求。
(2) 体育场地设施、功能改善与市民对"体育生活圈"建设的态度息息相关，但场地设施与功能改善的本身并不直接导致市民体育参与行为的产生。同理，市民对"体育生活圈"建设的态度也无法直接产生体育参与满意感。本文发现有5条路径关系呈现显著的因果关系：①市民通过体育参与获得了参与的满意感；②市民对构建"体育生活圈"的充分认知与体育参与行为之间存在积极正向的因果关系；③市民认知结果与参与满足感之间存在积极正向的因果关系；④市民对"体育生活圈"建设的态度是产生体育参与行为的重要原因；⑤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与市民对"体育生活圈"建设态度存在较高的依存性。
作者贡献声明：
王健清: 设计论文框架，采集资料，统计数据，撰写论文；
刘兵: 提出论文选题，核实数据，修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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