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背景

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国务院副总理、第24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韩正强调：要细化应对措施，全力克服困难，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各项筹办工作^[1]。2022年北京冬奥会自筹办伊始就一直致力于促进奥林匹克运动与城市、区域发展的良性互动，进而实现共赢发展^[2]。2019年，北京冬奥组委发布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战略计划》（下称《遗产战略计划》），以求在体育、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城市发展、区域发展等7个方面创造丰厚的奥运遗产，以推动北京、张家口城市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最终服务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局^[2-3]。

奥运遗产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中的重要环节，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愿景“以体育建设更好的世界”紧密相连^[4]5。国际奥委会^[4]6，^[5]指出：“由于奥运会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国际奥林匹克运动有责任为人类社会带来更多的益处。”《奥林匹克宪章》也把“通过奥运会为主办城市和人民创造积极的奥运遗产”列为自身的使命之一。

体育遗产是奥运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奥委会^[6]12明确提出：“体育是（奥运城市实现主办奥运会的所有目标的）动力，是奥运会期间全世界的焦点。”奥林匹克主义的第2项基本原则也提到：奥林匹克运动的目标是以体育服务于人类的和谐发展^[5]11。体育遗产不仅在《遗产战略计划》中被列为首位，也在国际奥委会近年来发布的奥运遗产相关官方文件中受到高度重视^{[4, 6-7]}。正因奥运遗产对国际奥林匹克运动、2022年北京冬奥会以及我国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有必要剖析新冠疫情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的影响，以求为冬奥遗产利益相关者细化应对措施、推进遗产工作提供理论支持。

综上所述，为有效应对新冠疫情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的影响，并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充分开发2022年北京冬奥会体育遗产以推动冬奥遗产整体工作的发展，进而提升2022年北京冬奥会对北京及张家口城市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局的正面作用，笔者以新冠疫情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体育遗产的影响为研究对象，以北京奥组委在《遗产战略计划》中提出的奥运遗产规划为分析框架，通过访谈北京冬奥组委、河北省冬奥办、国家体育总局以及北京市体育局等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收集质性材料，分析访谈数据，剖析新冠疫情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体育遗产的积极与消极影响的内容、产生路径和作用方式。最后，笔者以数据分析结果、疫情防控常态化发展趋势与对策、北京和张家口两地社会实际情况、国际奥林匹克运动改革方向等为基础，为北京冬奥会的遗产开发工作提出可行性建议。

2 奥运遗产与奥运体育遗产

国际奥委会在最新发布的奥运遗产官方战略《遗产战略方针》^[4]13中明确地将奥运遗产定义为：“所有因举办奥运会和体育赛事而对人民、城市和地区以及奥林匹克运动而产生或加速发展的、可见和不可见的长期效益。”国际奥委会^[4]29将Holger Preuss设计的“奥运遗产综合评估模型”（图 1）作为分析、评估奥运遗产的理论框架，以求从“导因”“变化”两方面分析奥运遗产创造的过程以及奥运会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此后，Preuss^[8]3在对这一模型的分析中进一步探讨了奥运遗产的本质，并指出：虽然每届奥运会都给主办城市、国家乃至人类社会带来了结构性改变，但这种结构性改变本身并非奥运遗产，而是奥运遗产得以产生的“导因”。换言之，奥运遗产的本质是奥运会引发的结构性改变作用于人和空间后产生的结果。

以上述2种奥运遗产的官方定义为基础，笔者如此定义冬奥遗产：所有因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产生的结构性改变作用于不同社会领域后，产生或加速发展的、可见和不可见的、长期的积极影响。简单而言，2022年北京冬奥会遗产是北京冬奥会带来的结构性改变在不同社会领域产生的积极影响。详细而言，对正处于筹办阶段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而言，现阶段的奥运遗产的本质并不是奥运遗产政策、任务或项目本身（例如，“3亿人上冰雪”项目、北京和张家口市的中小学生奥林匹克教育项目），而是奥运遗产任务和项目作用于不同社会领域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因此，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体育遗产（以下简称“冬奥体育遗产”）的本质是《遗产战略计划》中提出的体育遗产的7项重点任务——冰雪运动发展与普及、残疾人冰雪运动普及与发展、体育场馆、办赛人才、赛会运行组织、赛会服务保障、筹办知识转移^[9]作用于我国不同社会领域后产生的积极影响。

3 研究对象与方法 3.1 研究对象

笔者以新冠疫情对冬奥体育遗产的影响为研究对象。如上文所述，冬奥体育遗产的本质是《遗产战略计划》中提出的体育遗产7项重点任务作用于我国不同社会领域后产生的积极影响，故研究对象为新冠疫情对冬奥体育遗产影响的本质，可以理解为一种对积极影响的影响，即新冠疫情在不同社会领域中对冬奥体育遗产7项重点任务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的影响。而且，这种对积极影响的影响兼具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效果。

3.2 分析框架

为系统地梳理这种对积极影响的影响，笔者以2022年北京冬奥组委提出的体育遗产7项重点任务为分析框架，使用该框架剖析访谈材料，厘清新冠疫情在不同遗产领域中对冬奥体育遗产7项重点任务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在说明具体影响内容的同时，剖析这种影响的产生路径和作用方式。

3.3 数据来源

笔者共访谈了26名来自北京冬奥组委（10人）、河北省冬奥办（9人）、国家体育总局（6人）、北京市体育局（1人）的中层管理人员。每次访谈时长40~60 min，将访谈内容录为文字稿后进行数据分析。

4 研究结果

通过数据分析发现：虽然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工作，但其对体育遗产的影响兼具消极和积极两方面的效果。下文以数据分析结果为依据，分别论述新冠疫情对冬奥体育遗产的消极影响和积极影响的具体内容、产生路径和作用方式。

4.1 消极影响的具体内容、产生路径和作用方式

通过分析数据发现，其中呈现的新冠疫情冬奥体育遗产的消极影响主要通过2条路径产生：①新冠疫情对冬奥体育遗产的重点任务直接产生了消极影响；②疫情延迟了东京奥运会，进而间接影响了冬奥体育遗产。下文将以这2条影响路径为行文逻辑，分别阐述新冠疫情由此对冬奥体育遗产造成消极影响的具体内容和作用方式。

4.1.1 新冠疫情对冬奥体育遗产的直接消极影响

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新冠疫情对冬奥体育遗产的直接消极影响主要集中在我国冰雪运动发展与普及、赛会运行与组织、赛会服务保障3个方面。其产生方式主要有3种：使中外人员和物资交流放缓，使相关组织与企业停产或无法复工，使相关组织与企业生产和经营异常。下文分别说明新冠疫情对冬奥体育遗产的直接消极影响。

4.1.1.1 中外人员和物资交流因疫情放缓

新冠疫情促使世界各国对国际航空与交通施行严格管制，进而使中外人员和物资交流变得格外困难与缓慢。这一情况对冬奥体育遗产的消极影响主要与场馆建设和国家队备战工作有关。

在体育场馆建设方面，由于冰雪运动专业性较强，国外企业又长期存在技术垄断，故不仅必须进口一些专业设备（例如，国家冬季两项中心的靶子产自芬兰，跳台的助滑道产自斯洛文尼亚，受访者3），设备安装调试和场地认证等工作也需要外籍专家和技术人员（例如，越野滑雪中心和冬季两项跳台等场馆的转播照明设备安装调试工作，受访者5）。但由于疫情影响，无论是专业设备还是技术人员都难以顺利来华，“因此存在由于建设错误而导致场馆无法顺利通过各国际冬季单项体育联合会场地认证（的可能）”（受访者4）。

我国冰雪项目国家队的备战工作受到的消极影响体现在“请进来”和“走出去”2个维度。①境外专家与专业设备无法进入国内。例如，截至2020年5月，各级各类冰雪项目国家队还有100余名外籍工作人员没能随队回到中国（受访者6），专项训练器材的进口也受到全球供应链断裂的影响（受访者1）。②许多国家队的海外训练计划因疫情搁置，致使国家队只能在较封闭的环境下进行训练，且必须调整此前基于国内外赛事制定的赛季科学训练周期、训练方法、训练内容（受访者2）。

由此可以看出，新冠疫情在使中外人员和物资交流变得困难与放缓后，对冬奥体育遗产中的体育场馆和赛事运行组织两方面重点任务产生了直接的消极影响。

4.1.1.2 相关组织与企业停产或无法复工

新冠疫情的暴发使部分与北京冬奥会有关的组织和企业停产或无法复工。这一情况对北京冬奥会体育遗产的消极影响主要集中在体育场馆、赛事运行组织两方面重点任务，与场馆建设和各类测试赛的运行组织有关。

（1）疫情导致的停工与复工难问题既影响了硬件设施的生产，也影响了赛事服务领域。受访者7直言：压雪机、雪地摩托、全地形车和其他一些体育器材的生产厂家大多处于新冠疫情严重的意大利和加拿大，由于当地企业因疫情严重停工，故无法完成生产合同。在国内，崇礼地区餐饮企业和住宿企业员工也在新冠疫情影响下流失严重，而且“即便是在不计算已流失员工的情况下，相关企业到岗率不够，仍不能恢复正常的经营秩序”（受访者13）。同时，场馆建设方面因新冠疫情出现了人力短缺、有效工作时间减少的问题（受访者4）。

（2）在新冠疫情影响下，2020年雪季包括所有冬奥会测试赛、4项国家级赛事和11项省市级赛事在内的多项赛事均告推迟。这不仅影响了我国冰雪运动员备战冬奥会，更影响了冬奥会的赛事服务与组织工作——场地测试、运行测试、雪拉测试等众多环节都留给了2021年唯一一次测试赛，相当于减少了一半的测试环节，不仅使冬奥会的风险容错率降低，甚至有可能使各国际冬季单项体育联合会无法进行场馆认证（受访者4）。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疫情使相关组织与企业停产或无法复工，冬奥体育遗产的体育场馆、赛事运行组织2项重点任务受到了直接的负面影响。

4.1.1.3 相关组织与企业生产、经营异常

新冠疫情的暴发使得部分与北京冬奥会相关的组织与企业的生产经营出现异常。这一情况对冬奥体育遗产的消极影响主要集中在赛事运行组织、赛事服务保障2项重点任务，且较明显地体现出2022年北京冬奥会正处于筹办阶段的阶段特色。换言之，这一部分的消极影响均与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工作有关。

（1）就赛事运行组织而言，由于河北省内全部雪场自2020年1月28日起关闭了2个多月，且测试赛时间未定，严重影响了冰雪企业的市场开发与测试赛赞助招商工作（受访者11）。受访者21直言，曾有意赞助冬奥会的企业“由于利益空间缩减以及举办时间的不确定，在短期内持观望态度，降低了赞助合作意愿”。

（2）就赛事服务保障而言，河北省冬奥签约酒店受新冠疫情影响不仅难以按期实施改造，而且在员工工资、银行信贷、房屋租金的压力下，企业自身流动资金难以维持3个月以上（受访者16）。即便是在崇礼雪场恢复运营后，2020年雪季群众性冰雪运动参与人数增幅也比上个雪季下降了17%（受访者13）。

此外，新冠疫情导致的冬奥筹备工作在人员和技能储备方面的缺口影响了赛事运行和服务保障。就前者而言，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高校及海外志愿者无法到位、政府“救火”人员难以离岗，导致2022年北京冬奥会出现人员短缺问题（受访者9）。同时，在人员培训方面，拟于2020年第1季度开始的厨政人员、餐饮服务人员和技师（含高级技师）职业资格培训已经全部推迟（受访者16），医疗服务工作团队也错失了2020年雪季的全部滑雪培训（受访者13）。

可以看出，新冠疫情使得冬奥会相关组织与企业生产、经营异常，进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服务运营、技能培训3方面影响了冬奥会赛事运行组织和赛事服务保障2项重点任务。

4.1.2 新冠疫情导致东京奥运会推迟，间接影响冬奥体育遗产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2020年3月24日宣布，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因新冠疫情将延期至2021年举行。这一决定在直接影响2022年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的同时，也间接影响了冬奥体育遗产中赛事运行组织和赛事服务保障2项重点任务。这种间接影响主要包括2种方式：①延期后的东京奥运会与北京冬奥会形成资源竞争关系；②东京奥运会的延期压缩了北京冬奥会总结、借鉴东京奥运会相关经验的时间窗口。

2届奥运会之间的资源竞争首先出现在对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内部资源的竞争方面。这其中主要包括由国际奥委会提供的服务资源和由TOP赞助商提供的服务资源2个部分。就前者而言，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Olympic Broadcasting Service，OBS）须提前1年安排制片协调人与奥组委共同工作。但由于延期后的东京奥运会与北京冬奥会只有半年间隔，OBS工作人员在东京奥运会结束前无法专注于北京冬奥会，使得北京冬奥组委因对接时间过短而可能无法满足一些重要的持权转播商所需的额外专属服务、设施、后勤保障（受访者25）。在TOP赞助商服务资源方面亦是如此。例如，为国际奥委会提供IT服务的源讯团队和计时服务的欧米茄团队虽然有望提前进驻北京冬奥会，但在2021年3月东京奥运场馆化后，则会出现人员和设施难以两面兼顾的问题（受访者19）。

另外，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之间的资源竞争还体现在市场开发与赞助资源方面。暂不论观众在2021年成为体育大年后可能产生的审美疲劳问题，仅以赞助招商而言，受访者21直言：“东京奥运会的延期（不仅）使北京冬奥会火炬接力的营销周期至少缩短了1年，减少了北京冬奥组委会与火炬传递相关营销效果，降低了火炬接力的营销价值，直接影响企业的赞助意愿。延迟后的东京奥运会的赞助品牌营销周期被拉长，导致北京赞助企业需要和东京赞助企业争夺曝光率，TOP合作伙伴资源也将被分散在2个赛事。”

此外，国际奥委会发布《新规范》后在奥运会赛时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而东京奥运会的延期则大大压缩了北京冬奥会总结、借鉴东京奥运相关经验的时间。以成绩服务交付为例，欧米茄和源讯都将从东京奥运会启用新技术，服务于这一关键领域，但“东京奥运会延期使得以上关键服务的判断窗口期大大缩短，东京奥运会的借鉴意义降低，很有可能削弱北京冬奥会的风险预估和响应能力”（受访者19）。

根据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延期后的东京奥运会对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工作产生了一定影响。虽然从科学的论证逻辑出发，不能仅凭现有数据武断地认定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因东京奥运会延期而受到的影响必然会对冬奥的体育遗产造成消极的影响。但是可以说，东京奥运会延期使北京冬奥会的筹备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偏离，进而使得冬奥遗产发生了偏离。这种偏离，正如新冠疫情对冬奥体育遗产的直接影响一样，亦包含了消极和积极2个方面。

综上所述，新冠疫情冬奥体育遗产的消极影响主要通过2条路径产生：①直接对冬奥体育遗产产生消极影响；②通过东京奥运会的推迟间接干扰冬奥体育遗产。直接消极影响主要由减缓中外交流、影响企业复工、干扰正常生产3种方式产生；间接消极影响则主要以引发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之间的资源竞争、降低东京奥运会的可借鉴价值2种方式产生。但正所谓“祸兮福所伏”，以北京冬奥组委为代表的北京冬奥会利益相关者在应对、减轻新冠疫情对北京冬奥会消极影响的过程中通过不同的路径和方式，在体育遗产7项重点任务中创造了积极的遗产。

4.2 积极影响的具体内容、产生路径和作用方式

虽然新冠疫情对冬奥体育遗产造成了消极影响，但北京冬奥组委等冬奥利益相关者在应对、处理消极影响的同时，也通过各种方式推进了体育遗产中不同领域的工作进展，并积累了经验与知识。这种工作进展和知识积累可以被视为新冠疫情对冬奥体育遗产产生的积极影响。通过分析数据发现，新冠疫情对冬奥体育遗产的积极影响主要通过以下3条路径产生：①新冠疫情使利益相关者改变工作模式，进而产生、积累新的知识；②新冠疫情的消极影响产生替代效应，进而推动了其他方面的工作；③在应对新冠疫情消极影响的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了新关系。下文以这3条路径为行文逻辑，分别阐述新冠疫情对冬奥体育遗产造成的积极影响的具体内容和作用方式。

4.2.1 应对新冠疫情过程中产生新的知识

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北京冬奥会各利益相关者积极应对、主动调整，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与方法，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与筹办知识。这正契合冬奥体育遗产中的“筹办知识转移”重点任务。这种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取得的知识与经验属于新冠疫情对冬奥体育遗产产生的积极影响。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新冠疫情在知识方面的积极影响主要集中在我国冰雪运动发展与普及、赛会运行与组织、赛会服务保障3个方面。它们主要通过3种方式产生：①在应对新冠疫情对冬奥筹办工作的消极影响的过程中产生；②在对新冠疫情进行危机管理的过程中产生；③在应对新冠疫情对冬奥备战的消极影响的过程中产生。下文以这3种方式为行文逻辑，分别说明新冠疫情通过不同方式对冬奥体育遗产在知识方面创造的积极影响。

4.2.1.1 新的筹办经验与知识

为应对新冠疫情的影响，北京冬奥组委设计并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总结了大量的经验与知识。这些工作经验与知识主要集中在赛会运行组织、赛事服务保障两方面，其中包括与筹办工作有关的一般性知识和针对新冠疫情的专门性知识。

（1）新冠疫情对冬奥体育遗产赛会运行与组织重点任务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①为赛会运行和组织应用新技术、新手段；②由应用新技术和新手段而产生的对传统赛会运行和组织手段的反思。虽然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北京冬奥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直接联系，但是北京冬奥组委通过工作会议和技术支持的云端化，完成了包括国家（地区）奥委会开放日、世界转播商大会、赞助企业大会、协调委员会会议、专家审议会在内的多项重要工作会议（受访者17）。场馆业主单位也通过外方专家远程视频实时指导，国内技术人员完成相关工作的方式保证场馆建设继续进行（受访者7）。

新型的会议方式也使负责相关业务领域的奥组委部门得到了全新的锻炼。例如，受访者8提出：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北京奥组委的翻译工作不仅利用新技术实现了新的工作方式——任何地点连入会议，也测试了现有技术与工具——翻译机与翻译软件，并针对未来的工作总结出了极具实用性的工作经验——添加语料库和多语种相互转换功能，把传染病防控纳入议题。

也正是因为新技术和新工作方式的采用，北京冬奥组委、国际奥委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传统赛会运行和组织手段进行了反思，并“深刻意识到很多会议完全可以不用召开，很多项目也不必开展……从而提高日常工作效率和筹办工作效率，同时这也符合‘廉洁办赛’的根本要求”（受访者10）。有国际冬季单项体育联合会提出：“若因疫情，下半年仍无法现场考察（进行场地验收），将考虑用视频录像等方式替代现场考察”（受访者17）。

（2）新冠疫情对北京冬奥会体育遗产赛事服务保障重点任务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疫情防控和人才培养两方面。在新冠疫情防控方面，我国在应对新冠疫情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使北京冬奥组委与国家卫生防疫等部门联合制定的防控预案和应急计划更具针对性与可行性，也使得北京冬奥组委在与国际奥委会、国际冬季单项体育联合会探讨冬奥会与测试赛疫情防控和预案过程中更具有话语权（受访者12）。同时，在人才储备与管理方面，北京冬奥组委在新冠疫情之初，就已经组织相关部门评估了新冠疫情可能带来的人力资源流失，并通过积极联系各类冬季项目的外籍专业人才，为后续的工作衔接提供了便利条件（受访者15）。

通过这种积极的准备，北京冬奥组委不仅积累了工作经验，也提升了信心。受访者10总结道：“这次新冠疫情让我们发现，没有外籍人才、没有培训，组委会也会正常照样运转，北京冬奥会也会照样推进。即便没有外籍人才，我们一定也会找到合适的国内人才。就算无法组织培训，也不会对筹办工作产生很大的影响。”尽管以上引语的内容并不能适用于北京冬奥组委所有部门的工作，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北京冬奥组委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通过积累工作经验、完善知识体系而提升的信心。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北京冬奥组委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在北京冬奥会体育遗产中的赛会运行组织、赛事服务保障2项重点任务方面积累了经验、总结了知识，间接促进了北京冬奥在筹办知识方面的冬奥遗产发展，也提升了迎接赛事举办的信心。

4.2.1.2 危机管理政策与知识

为应对新冠疫情影响，与冬奥会筹办和备战相关的各级政府部门设计了一系列与社会治理、冬奥筹办、国家队应急管理有关的政策和应对措施，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总结了大量的经验与知识。

（1）北京市和河北省以及下属各级地方政府为应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冬奥筹办工作的影响，制定了一系列应急管理措施。例如，张家口市崇礼区在关闭境内雪场2个月后，从2020年3月开始对境内雪场实行了以限量为前提、以预约为手段、以错峰为目标的有限开放治理策略。受访者14认为：这种治理策略不仅是张家口赛区滑雪场在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的开放管理指南，也是未来该地滑雪场管理的根本遵循。同时，从长远来看，这一举措更有利于推动张家口赛区滑雪场健康运营，提升游客滑雪体验，维护滑雪场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张家口赛区滑雪品质提升和滑雪场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2）在冬奥会筹办方面，河北省政府与相关部门在新冠疫情暴发后增加了各类协调会、调度会、专题会的频次。分管副省长对冬奥筹办工作实行周调度，每周关注相关工作的进度，将所有逾期3日以上的未完成事项形成清单，直报主要领导，并直接挂钩部分单位年终考核（受访者18）。在具体的场馆建设工作中，张家口市在春节后迅速制定了新冠疫情期间的施工方案，组织企业分批次召回工人，通过严格落实新冠疫情防控措施，确保施工人员安全，并在多方面保障工人生活安全和建筑材料到位的前提下及时复工复产（受访者13）。从长期来看，这一应对举措丰富了河北省在突发事件下恢复、保障生产秩序的经验，并为未来的应急管理提供了实证依据。

（3）国家体育总局也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运动队应急管理模式。以各支国家集训队在新冠疫情暴发后的训练与转移战略为例，自2020年1月下旬新冠疫情暴发至2月底，国内疫情比国外疫情更加严重，国家体育总局在确保各支国家集训队成员健康的前提下，为降低新冠疫情对备战效果的影响，采取了国家集训队尽可能不移动的策略——将有外训外赛计划的队伍提前送至国外相对安全地区完成赛、训任务，并要求当时有计划回国队伍尽可能延长在外训练时间（受访者23）。

随着新冠疫情在国内得到控制、在国外暴发后，国家体育总局又紧急调整策略，将停留在国外的各支队伍以最短、最安全的方式调运回国。在国家体育总局和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的安排下，相关部门确认了各集训队所在国的出入境政策和要求，安排各队就近前往机场，尽快乘机回国。此后，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又迅速联系入境地当地体育局，为运动员安排当地的训练基地作为隔离点，并尽可能提供训练条件，以减少新冠疫情对训练计划的干扰，保证运动员训练状态。通过应对新冠疫情，国家体育总局提升了危机应对的能力，各个部门的协调和沟通能力也得到了增强（受访者20）。

由此可以看出，各级政府部门通过规划、执行各类应对新冠疫情消极影响的危机管理政策，积累了一系列与冬奥体育遗产有关的经验与知识。与此同时，国家体育总局在应对新冠疫情对国家队训练的消极影响的过程中，还在具体训练措施与技巧层面积累了具有实效的经验与知识。

4.2.1.3 冬奥备战操作与知识

为应对新冠疫情对国家集训队备战工作的消极影响，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国家集训队不仅成功地应用了上文所述的国家队应急管理模式，亦设计出一系列适用于疫情情况的训练模式、训练方法、评估方式。

（1）就国家队训练模式而言，如上文所述，大量外教因新冠疫情滞留国外，仅有少量国家队专项外教在新冠疫情期间仍随队训练，故冬季运动管理中心要求无法与集训队一起移动的外教及团队做好专项训练的视频教学和讲解，并在训练中采取中方教练团队实地监督与外籍团队视频监督结合的模式。受访者2指出：这种被命名为“天眼”的训练模式使更多人参与到监督工作中，这项工作反而由于新冠疫情而事半功倍。

（2）就训练方法而言，由于前往南半球国家进行反季节训练已不现实，于是国家各集训队一方面集中在秦皇岛、坝上、首钢等基地，利用2020年雪季提前结束后的延长夏训期进行全封闭训练以强化体能，另一方面则通过滑轮、滑草、旱雪、跳水、气垫训练、水上拖曳等替代性训练补短板或利用专项训练器械保持训练强度（受访者1和24）。这种训练方式不仅满足了新冠疫情防控要求、保证了运动员竞技状态，“同时也为我国冰雪运动的‘南展东扩西进’总结了实际经验”（受访者2）。

（3）在训练效果评估方面，部分国家集训队为防止国际赛事不能正常举办，以队内赛事、国家队与省市队之间的视频赛事等方式为运动员提供比赛刺激，进而评价训练效果（受访者1）。同时，境内外专家团队也通过线上平台继续监督科技服务，并进行绩效评估，以将新冠疫情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受访者24）。

简言之，新冠疫情虽然对北京冬奥会产生了一定消极影响，但北京冬奥会各利益相关者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制定了详细的应对政策、方案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知识，形成了奥运知识遗产。就冬奥体育遗产而言，这种奥运知识遗产主要和与冬奥筹办、备战工作有关的利益相关者（如奥组委、各级政府、体育总局）有关。这一特点充分反映了北京冬奥会现阶段的工作重点，同时也反映了奥运体育遗产领域的特征——以具体的竞技体育和赛事活动为中心，向群众体育和知识积累2个领域扩散。

4.2.2 新冠疫情产生了替代效应推进其他工作

新冠疫情所产生的替代效应指：与北京冬奥会相关的组织与企业在生产停滞或工作受阻的情况下通过在其他相关或相似的工作领域发力，并取得相应的进展。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新冠疫情替代效应的积极影响主要集中在我国冰雪运动发展与普及、办赛人才两方面，并主要包括2种表现形式：①可见的工作进展；②不可见的知识积累。

4.2.2.1 替代效应的可见积极影响

新冠疫情替代效应对冬奥体育遗产的可见积极影响主要包括硬件建设、活动规划两方面。

以硬件设施建设为例，在新冠疫情暴发前，青少年体育部一直致力于在中小学普及冰雪运动，但由于疫情期间中小学学生全面居家在线上课，冰雪运动普及受到阻碍。于是青少年体育部借助复课延迟的机会，大力修建冰雪运动设施。目前，已经有成熟的迷你冰壶场地在中小学校建成（受访者2）。又如，负责生产跳台中心的防风网设备的奥地利公司国外复工延迟，所以将此设备中体积最大、加工运输最为费时的支撑塔交由国内企业在外籍专家的指导下生产，而由原厂家负责生产电子控制系统。这一安排不仅将设备生产工期缩短1个月以上，也使得国内生产厂家有机会通过替代部分国外企业的生产任务获得先进的生产技能与经验（受访者4）。

在活动规划方面，由于2020年雪季提前结束，河北省相关部门已经开始利用雪季空窗期和空余人力，超前谋划2020—2021年“健康河北欢乐冰雪”系列活动和“冰雪河北快乐你我”残疾人冰雪运动季活动（受访者11）。同时，大众冰雪部也将线下推广活动的人力与物力资源尽可能转为线上，通过制作冰雪运动技能宣传片等一系列线上推广活动，推进冰雪“南展西扩东进”战略（受访者2）。

4.2.2.2 替代效应的不可见积极影响

新冠疫情替代效应对冬奥体育遗产的不可见积极影响主要指由替代效应所产生的知识与经验的积累，体现为各利益相关者在原有工作任务因新冠疫情影响而难以完成的情况下，将工作转移至在相近或相似领域后产生的知识或经验积累。

（1）在冰雪运动发展方面，由于多支国家集训队在疫情期间必须长期固定于某个训练基地进行训练，因此，国家队科研团队顺势而为，利用这个宝贵机会对国家队进行连续、系列性的跟队科研服务。例如，竞速类项目利用风洞测试风阻，耐力类项目形成连续的生理生化分析，技巧类项目通过视频分析软件逐帧剖析难度动作，等等。这种蹲点式、复合型、多目标的跟队科研服务不仅节省了科研团队的交通时间，也为国家集训队提供了复合型的科研服务，更为科研团队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数据资源，使得国家队的科研工作“以数百个项目齐头并进的趋势进行，并迅速结合到日常训练中”（受访者2）。

（2）在冬奥会筹办工作方面，北京冬奥组委一方面利用云端会议的方式确保外国专家的技术支持，为筹办工作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则充分利用这一机会总结知识、培养人才。例如，在延庆高山滑雪世界杯赛因新冠疫情取消后，组委会首先在最短的时间内召开了一次全委层面的经验交流大会，并邀请测试赛各业务领域代表总结经验，以争取最大限度归纳测试赛筹办经验，使全委各方面都能从这第一场测试赛的筹办工作当中获得宝贵的养分。同时，为最大限度保留测试赛运行的核心团队，组委会安排大部分参与到本次测试赛筹备的工作人员参与冬奥会赛时的高山滑雪项目的赛事运行工作中，参与测试赛筹备的延庆区政府的优秀人才也会被最大限度地吸纳到未来赛事运行中。组委会还设立了一系列的人员激励计划，尽可能使参与到测试赛筹办中的工作人员增强荣誉感。这一系列的工作对冬奥组委稳定队伍、总结经验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受访者15）。与此同时，北京赛区在国外制冰专家不能到场指导的情况下，一方面通过线上沟通，确保制冰机组调试、盘管施工等工作可以得到有效的专业指导，另一方面也在聘请国内制冰专家的同时，大力培养一批我国的制冰团队参与后续的工作。这一措施不仅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施工质量，同时也培养了国内专业制冰与场地建设团队（受访者5）。

如上所述，新冠疫情在这一领域的积极影响的基础是各利益相关者在原有工作因疫情难以完成的情况下，在相关或相似领域完成的工作成果或知识积累。同时，由于工作领域的转变，各利益相关者不仅需要调整工作方式，还会与新工作领域的利益相关者发生互动，并在互动过程中形成新的跨部门的遗产治理关系。

4.2.3 应对新冠疫情利益相关者建立新的互动方式与关系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到，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北京冬奥会各个利益相关者通过调整工作方法、转化工作领域，利用替代效应在与原有工作任务相关或相似的领域产生了工作成果并完成了知识积累。与此同时，北京冬奥会不同利益相关者还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新的互动方式与关系。

在这种新的互动方式与关系中，有2种新的关系可以被视为新冠疫情对冬奥体育遗产的积极影响：①公、私部门组织之间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形成的新型治理关系。这种新型治理关系一方面契合我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化改革总目标^[10]，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体育体制改革中提出的管办分离目标。②北京冬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在应对新冠疫情过程中形成的新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不仅体现了国际奥委会在发布《2020议程》后不断强调的灵活性原则，同时也契合《遗产战略方针》对遗产治理本地化的要求^[11]。这2种契合我国改革方向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改革动向的新型治理关系，可以被视为新冠疫情对冬奥体育遗产的积极影响。

4.2.3.1 国内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与新关系

通过分析数据发现，我国公、私部门组织在应对新冠疫情对冬奥会消极影响过程中形成了新的治理关系。公、私部门以购买服务和认证背书为互动方式的治理与互惠就是这种新型治理关系的典型案例。例如，由于国内目前训练场地条件较好的冬季体育设施多为民营资本投资和经营，因此，国家集训队在新冠疫情期间难以实现跨国训练的情况下，采取了政府采购的方式租用私营场地进行训练。同时，为鼓励民营资本的参与，国家体育总局亦将服务保障到位的部分高水平训练基地命名为国家级冰雪项目训练基地（受访者23）。在这种互动关系中，公部门借由政策激励和引导而非行政命令对私部门实施影响，私部门则通过出售服务与公部门合作、互惠。这一过程正契合经典体育治理理论中的政治治理概念^[12]。

来自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的受访者23充分肯定了民营场地业主的作用：“没有他们的参与……无法完成工作。”“（他们）克服……困难，虽然资源并不充足，缺乏相关工作经验，但是不惜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正因如此，公、私部门通过相互支撑，在应对新冠疫情的同时实现了正向发展，也搭建了新的治理关系：民营冰雪场地通过为国家集训队提供服务得到了官方认可与授权；国家体育总局则在为部分高水平训练基地进行背书的同时，获得了训练服务和对社会的影响力与控制权。这一关系正契合法团主义理论中公、私部门之间的互动与授权关系^[13]。

与此同时，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政府部门也为与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有关的私部门组织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例如，在2020年雪季惨淡收场、冰雪器材和装备生产企业经营举步维艰的背景下，河北省政府一方面通过减税免税、进出口便利化等相关政策，完善了针对冰雪企业特别是崇礼雪场发展的帮扶机制，另一方面也建立了推动冰雪装备器材产业发展的联席会议制度（受访者11）。同时，河北省政府还发布了以《关于减免餐饮住宿百货业中小企业房屋租金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开展抗疫情金融支持服务业专项活动的通知》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14-15]，通过减免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延长企业亏损结转年限、加大水电费补贴、为企业争取金融支持等措施，有效解决了住宿餐饮企业因疫情导致的现金流断裂问题（受访者16和26）。

在政府帮扶冬奥相关企业的过程中，虽然部分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有所上升，但它们得以在困难时期维持经营，进而为服务冬奥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这种以降低新冠疫情消极影响为直接目的而形成的新型治理关系有利于提升我国冰雪产业发展水平，增加冬奥体育遗产。

4.2.3.2 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的互动关系

通过分析数据发现，北京冬奥组委在应对新冠疫情的消极影响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与国际奥委会的互动关系。例如，北京奥组委应对新冠疫情的成功经验使国际奥委会等奥林匹克利益相关者开始反思传统的赛会运行和组织模式，实现了对国际奥利匹克知识库的反哺。

同时，北京冬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在部门层级的互动也出现了变化。以知识与信息管理领域为例，依照常规北京冬奥组委知识与信息管理团队需要与国际奥委会信息、知识与奥运学习团队定期进行例会，研究未来工作及风险挑战。而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北京冬奥会较之以往历届冬奥会在时空环境和条件方面产生了明显差异，故北京奥组委在具体筹办工作方面的灵活性有所提升，而更可以根据冬奥会筹办工作实际，“结合自身需要灵活处理（国际奥委会的）部分要求”（受访者10）。

北京冬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之间的关系调整正契合国际奥委会^[16]在改革过程中不断强调的灵活性原则。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2020议程》中明确指出：“每一届奥运会都必须是东道主文化、社会、环境与体育背景的忠实显现。”因此，国际奥委会将以《2020议程》为蓝本，在奥运会的组织与内容层面创造更大的灵活性，以拓展和支持奥运会的灵活性^[16]。正因如此，国际奥委会^[17]提出：“（奥运主办工作）最重要的革新就是（奥运主办的）观念变革，其方向是（制定）一套由奥组委、相关利益集团以及国际奥委会共同创造的更加合作化、更加因地制宜的（奥运主办）方法。这种方法使得每届奥组委（的主办工作）……最大程度上适应当地的文化背景和实际情况，并与他们在申办文件中所描述的愿景规划相一致。”故此，国际奥委会在2018年发布的《新规范》^[18]中将增加主办奥运的灵活性设定为审视奥运会主办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图 2）。我国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的丰富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北京冬奥组委在筹办工作中的话语权，也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的灵活性进行了合理化背书。

北京冬奥会的利益相关者在应对新冠疫情消极影响的同时，与来自不同社会部门的利益相关者形成新的互动与关系。其中，我国公、私部门之间的新型治理关系和北京冬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之间的新互动关系正契合了我国深化改革总目标和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改革方向，因此，可以视为新冠疫情对冬奥体育遗产的积极影响。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笔者以《遗产战略计划》中的体育遗产7项重点任务为分析框架，剖析了新冠疫情对冬奥体育遗产的积极与消极影响的具体内容、产生路径和作用方式。消极影响由2条路径产生：①新冠疫情直接对冬奥体育遗产产生了消极影响；②新冠疫情通过使东京奥运会推迟而间接干扰了冬奥体育遗产。新冠疫情的直接消极影响由3种方式产生：①使中外人员、物资交流放缓；②使相关组织与企业停产或无法复工；③使相关组织与企业生产、经营异常。新冠疫情通过东京奥运会的推迟而产生的间接影响则通过2种方式产生：①延期后的东京奥运会与北京冬奥会形成资源竞争关系；②延期后的东京奥运会压缩了北京冬奥会总结、借鉴东京奥运会相关经验的时间窗口。就具体影响内容而言，新冠疫情的负面影响覆盖了除筹办知识转移以外的全部重点任务，尤其突出表现于运动普及与发展、体育场馆、赛会运行与组织、服务保障4项重点任务。

新冠疫情对冬奥遗产的积极影响由3条路径产生：①利益相关者在应对新冠疫情过程中积累了新的知识；②新冠疫情的替代效应推动了其他方面的工作；③利益相关者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形成了符合发展趋势的新关系。

利益相关者在应对疫情过程中获得的新知识主要由以下3种方式产生：①以北京冬奥组委为代表的利益相关者，在应对新冠疫情对冬奥筹办工作的消极影响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的经验与知识；②以各级政府为代表的利益相关者，在对新冠疫情进行危机管理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的经验与知识；③以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为代表的利益相关者，在应对新冠疫情对冬奥备战的消极影响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的经验与知识。

新冠疫情的替代效应产生推进作用的主要方式是：与北京冬奥会相关的组织与企业在生产停滞或工作受阻的情况下选择其他相关或相似的领域为发力点开展工作，并取得了可见的工作进展和不可见的知识积累。

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新关系主要的产生方式是：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共同目标的利益相关者由于拥有的资源（人力、财力、知识、话语权）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产生了变化，因而形成了新的互动方式和权力关系。这种符合改革和发展趋势的新关系在国内层面主要体现在公、私部门之间，在国际层面则主要体现在北京冬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之间。

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在下文以疫情防控常态化趋势、北京与张家口两地社会实际和国际奥林匹克运动改革为基础，为北京冬奥组委等冬奥遗产利益相关者提出建议。

5.2 建议

无论是国际奥委会或是国内外学术界都一直认为：由于奥运城市在筹办（甚至是申办）奥运会的过程中就会因奥运会而产生改变，故此奥运遗产之滥觞远早于奥运开幕之时，而且奥运遗产也会在奥运闭幕之后在社会中持续发酵，进而延续其长期积极影响^[8]。胡孝乾等^[11]根据奥运遗产的时空两维度特性将这一特点总结为奥运遗产的广泛性和延续性。

就本文而言，新冠疫情全方位影响了冬奥体育遗产。同时，新冠疫情与冬奥体育遗产叠加后，亦引发了新的社会结构性变化，并产生了具有广泛性和可延续性的新冬奥遗产。换言之，新冠疫情的消极与积极影响会通过与冬奥遗产的叠加，对我国社会产生广泛且延续的影响。这一特点正符合后新冠疫情时期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特征与要求。因此，有必要思考：如何持续地将新冠疫情对冬奥遗产的消极影响中性化，并在此基础上广泛地开发积极的新冬奥遗产？

2020年4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精准研判国内疫情形势，提出要坚持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19]。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张建东亦提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奥组委接下来将及时研判形势、调整策略，加强工作创新，妥善应对风险挑战^[20]。其中：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是最高要求也是最终目标；常态化疫情防控是一切工作的基础保障；及时研判形势是坚持不懈的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必要条件；妥善应对风险挑战是中和、控制新冠疫情消极影响的基本方法；调整策略、加强工作创新则是开发新冠疫情对冬奥体育遗产的积极影响的路径与方式。根据以上对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的分析，结合上文的数据分析，下文从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必要条件、中和消极影响的基本方法、开发积极影响的路径与方式3个维度对北京冬奥遗产的利益相关者提出建议。

（1）常态化意味着我们要珍视来之不易的防控成绩，巩固防控战果，坚持不懈地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21]。就冬奥体育遗产领域而言，这要求我们在充分关注国内、国际疫情发展动向并保障冬奥筹备与备战工作有序进行的同时，抓紧、抓实、抓细冬奥会各项工作中的各项防疫措施^[22]。换言之，坚持不懈的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及时研判形势是中和新冠疫情消极影响的基础。

（2）常态化也意味着要长期保持警惕，并妥善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挑战。在此过程中，以危机管理理论为基础，科学、系统地处理危机，避免误操作，降低对舆论的二次影响就显得尤其重要。著名危机管理、战略传播学者赫里奥·加西亚在最新中文译著《从危到机：危机中的决策之痛与领导之术》中提出了危机处理中常见的10个错误，其中包括：对问题不重视，否认问题严重性，切割责任，公开误导性、真假参半的消息，说谎和欺骗、仅公开部分信息，让坏消息自己疏散，推卸责任、埋怨别人，过度坦白、过度忏悔，恐慌、瘫痪、不作为，攻击上报问题者的动机不正确^[23]。了解并规避这些错误，有利于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应对风险，并化解舆论对危机的叠加影响。就冬奥体育遗产领域而言，这要求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以不同遗产重点任务的特点为基础，根据危机管理或公共关系理论体系，设计具有针对性的疫情危机管理预案，进而将因突发事件而产生的舆论危机影响降到最低。

（3）常态化还意味着我国疫情防控已经进入新阶段，疫情防控需要新思维，工作需要新部署^[24]。换言之，这要求通过调整策略、加强工作创新，实现从“危”到“机”的转化。以新冠疫情对冬奥体育遗产影响的分析为基础，建议北京冬奥组委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在辨析新冠疫情积极影响的基础上，将筹办知识转移作为北京冬奥体育遗产的积极影响开发重点，并大力开展相关工作。①在国际奥林匹克改革的大环境下，东道主城市在主办奥运中的灵活性体现了现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中的政治正确^[18]。②由于国际奥委会对奥运遗产本地性的强调，东道主国家的利益相关者在奥运遗产开发领域拥有比在奥运主办工作的其他领域更强的话语权^[11]。③新冠疫情的暴发尽管使各类奥林匹克运动利益相关者都陷入一场史无前例的“遭遇战”中，但我国在抗疫过程中取得的成功经验增加了北京奥组委以及国内其他利益相关者在筹办知识（尤其是与新冠疫情相关的筹办知识）方面的合理性与权威性。故此，建议北京冬奥会遗产各利益相关者以筹办知识转移为重点，在总结现有经验的过程中注重知识架构的系统性和理论性，并在知识呈现过程中理解、使用西方式的思维逻辑表达，以期更好地实现对国际奥林匹克知识体系的反哺，并提升北京冬奥遗产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中的历史价值。

作者贡献声明：

胡孝乾：提出论文主题，设计论文框架，收集数据，撰写论文；

吴楚楚：收集数据，修改论文；

邓雪：参与主题讨论，修改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