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以下简称“中超联赛”)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俱乐部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2016年，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亏损8.12亿元^[1]；2017年上半年，上海上港足球俱乐部亏损达5.7亿元^[2]，其他俱乐部情况也大致如此。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指出，2016赛季中超联赛各俱乐部总体亏损近40亿元^[3]。财务危机严重影响俱乐部运营的稳定性和联赛的健康发展。基于此，2017年12月，中国足球协会(以下简称“中国足协”)在北京召开了“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财务风险防范国际研讨会”，旨在学习、借鉴世界优秀职业足球联盟和俱乐部在财务风险防范和治理方面的有益经验，为规范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财务运营、制订科学公平的财政政策提供参考。

英格兰足球协会超级联赛(以下简称“英超联赛”)虽在商业价值和全球影响力方面为世界足球联赛之最，但由于过度商业化，大多数足球俱乐部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2009—2010赛季，英超联赛20家俱乐部总收入为21亿英镑，却有16家俱乐部出现了净亏损，亏损总额达4.84亿英镑^[4]。基于此，英格兰足球总会超级联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超联盟”，是英超联赛的组织管理机构，由20家英超联赛俱乐部各占5%股权共同拥有，负责英超联赛的竞赛组织、规则制定、比赛转播和其他商业运营)于2013年在英超联赛中实施了财政公平竞赛规则(Financial Fair Play Rules，以下简称“英超联赛FFP”，区别于欧足联财政公平法案)，旨在规范俱乐部的财务运营，确保俱乐部稳定发展。经过几年实践，英超联赛FFP有效缓解了球员薪酬过快增长的问题，俱乐部的经营状况趋于好转。本文通过对英超联赛FFP进行深入解析，为制订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财务规制政策提供借鉴与启示，以促进中国职业足球健康稳定发展。

1 英超联赛FFP的实施背景

20世纪90年代欧洲足球发生巨大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2个方面。①足球商业化潮流进一步加快，电视转播权费用升高，电视转播权收入成为职业足球俱乐部的重要收入来源。英超联赛成立于1992年，成立伊始就与英国天空电视台(BskyB)签订了5 a 1.91亿英镑的电视转播权合约。从BskyB、BBC和其他电视广播公司获得的巨额利润彻底改变了英格兰足球运动，自此英超联赛俱乐部拥有了惊人的财富，并开始向市场“索要”更高的赞助费和市场推广费^[5]。②1995年，欧盟对“博斯曼案”进行了裁决：有欧盟公民身份的球员在与俱乐部合同期满后，有权在不支付任何转会费的情况下到欧盟任何国家联赛和俱乐部踢球；有欧盟公民身份的球员在欧盟任何联赛踢球时，有关“外籍球员限制”的规定予以废除。欧盟各国家联赛之间的球员流动开始加速，拥有雄厚财力的英超联赛俱乐部开始大量引进优秀外籍球员，联赛中外籍球员比例逐年增加，2016赛季英超联赛外籍球员的比例达66.1%^[6]。借助外籍球员，英超联赛竞赛水平不断提升，并实现了全球化发展，联赛和俱乐部在全球的影响力和品牌价值增加，商业价值一路上扬，成为世界第一职业足球联赛。

欧洲职业足球具有以下特征：实施升降级制度；联赛冠军唯一；实施多级竞赛制度，少数俱乐部在参加国内联赛的同时参加欧洲联赛。现今，在足球运动全球化和商业化作用下，俱乐部所获得的竞赛成绩不同或所处的联赛级别不同，其获得的经济利益有很大差异。如2016—2017赛季，英超联赛排名垫底球队获得多达9 200万英镑的电视转播权收入，而英格兰足球冠军联赛(简称“英冠联赛”，比英超联赛低一个级别)的冠军球队仅获得1 900万英镑的电视转播权收入^[7]。当前的欧洲联赛商业价值一路上扬，俱乐部参加欧洲联赛获得的收入对俱乐部整体财政收入产生了巨大影响。以欧洲足球冠军联赛(简称“欧冠联赛”)为例，在参加2015—2016赛季欧冠联赛的4个英超联赛俱乐部中，曼城俱乐部获得8 380万欧元，切尔西俱乐部获得6 900万欧元，阿森纳俱乐部获得5 300万欧元，曼联俱乐部获得3 800万欧元^[8]。英超联赛各俱乐部为避免降级，享有留在顶级联赛的巨额经济收益，不断争取联赛高排名、获得欧洲联赛参赛资格，加剧对国内外优秀球员的争夺，以获取额外经济收益。俱乐部吸引优秀球员加盟或留住队内优秀球员的2个最根本手段是高额转会费和高额薪酬，而俱乐部投入的大量增加时常超越绝大多数俱乐部的财政承受能力，英超联赛俱乐部普遍亏损严重，负债累累。2010—2011赛季，英超联赛20家俱乐部总收入为23亿英镑，却有14家俱乐部出现了运营净亏损，总亏损额达3.61亿英镑^[9]。高额亏损对俱乐部的运营稳定性和联赛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曾征战英超联赛的利兹联和朴茨茅斯等俱乐部就因财政问题经历过破产重组程序。

基于英超联赛俱乐部普遍亏损的现状，欧洲足球协会联盟(简称“欧足联”)、英格兰足球总会(简称“英足总”)和一些英超联赛俱乐部投资人等主要足球利益相关者先后表达出英超联盟需要出台财政公平政策缓解英超联赛俱乐部严重亏损现状的意愿。英足总在2009年发布了旨在减轻俱乐部负债和要求俱乐部财务透明的规划，时任英国体育大臣安迪·伯汉姆也表达了对英超健康发展的要求。欧足联于2011年实施了财政公平法案。经过各利益主体的博弈后，在2012年英超联盟股东大会上，一些俱乐部提出在英超联赛规则手册(Premier League Rule Book)中加入俱乐部财务规制的要求(各俱乐部有权在联盟股东大会上提出联赛新规则或规则修正案，20家俱乐部都有一票表决权，联赛所有规则的改变和主要商业合同的签署均需至少2/3俱乐部的支持，即14个俱乐部同意)。因此，英超联赛20家俱乐部和联赛执行委员会在2012年5月—2013年2月先后召开了6次会议专门讨论俱乐部财务监管具体方案。最终，在第6次会议上，英超联赛FFP得到超过14张俱乐部赞成票成功通过，并从2013—2014赛季开始实施。英超联赛FFP的两大核心内容是：①利润和可持续性规则(profit and sustainability rules)；②短期成本控制规则(short term cost control rules)。同时，英超联赛FFP也适用于英冠联赛、英格兰足球甲级联赛(简称“英甲联赛”)和英格兰足球乙级联赛(简称“英乙联赛”)，这一规则目前仍在不断修正和完善中。

2 英超联赛FFP的内容 2.1 利润和可持续性规则

利润和可持续性规则的实质是限制俱乐部的亏损额度，以3 a为评估期评价俱乐部在当赛季的财务状况。例如，英超联盟评价各俱乐部在2015—2016赛季的财务状况时，需考虑俱乐部在2013—2014赛季至2015—2016赛季这3 a中的综合财务表现，以此类推。俱乐部3 a内相关花费和相关收入之间的亏损总额不得超过英超联盟规定的上限，亏损上限依各俱乐部每年竞赛等级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具体而言：如果一家俱乐部在3 a中每年都在英超联赛，俱乐部累计亏损上限为1.05亿英镑；如果俱乐部第1年在英超联赛，第2年降级到英冠联赛，第3年又回升到英超联赛，俱乐部累计亏损额不得超过0.83亿英镑；如果俱乐部前2 a在英冠联赛，第3年升级到英超联赛，俱乐部累计亏损额不得超过0.61亿英镑。由于从英冠联赛升入英超联赛的俱乐部收入相对不足，故亏损上限较低。总体而言，英超联赛俱乐部亏损规定比欧足联FFP“俱乐部3 a累计亏损额不能超过3 000万欧元”的规定宽松许多。这样既能限制英超联赛俱乐部的无节制投入，又能在最大范围内保持股东投资俱乐部追求好成绩的信心，增强联赛的整体竞争力。正如英超联盟总裁斯库达摩尔所说：“我们一直在谋求达到一种平衡，俱乐部仍能通过注入合理数额的资金提升俱乐部的竞赛成绩，但不应在短期内快速提升。”^[10]在英超联赛FFP实施前，3 a累计亏损额超过英超联盟最高亏损上限(1.05亿英镑)的俱乐部只有切尔西、利物浦和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联赛FFP实施后，这3家俱乐部通过球员薪酬体系改革、商业营销和球员交易等途径都将俱乐部的亏损额控制在最高亏损上限以下。现今，英超20家俱乐部各自的亏损额都在其所处的该级别亏损上限以下。

英格兰职业足球实施升降级制度，由于升入高级别联赛能获得巨额经济收益，低级别职业足球俱乐部常常通过过度投资期望升级。然而，低级别联赛受关注度有限，俱乐部收入不足，故遭遇破产危机的概率较高。根据Beech等^[11]的研究，英超联赛发生俱乐部破产事件的概率为20%，而低级别职业联赛如英冠联赛、英甲联赛和英乙联赛发生俱乐部破产事件的概率分别高达46%、54%和62.5%。基于此，欧足联于2011年实施FFP后不久，英格兰足球联赛委员会就开始讨论低级别联赛实施FFP规则的可能性。2012年，英冠联赛制定了FFP规则，核心措施之一也是规定俱乐部亏损上限，但与英超联赛不同的是，英冠联赛每年都对俱乐部的亏损上限做出要求(表 1)。2016年，为了与英超联赛接轨，英冠联赛从2016—2017赛季开始也以3 a为评估期评价俱乐部的财务状况(表 2)。英冠联赛俱乐部亏损上限远低于英超联赛，这是合理的，因为英冠联赛及其俱乐部与英超联赛相比，在各项收入方面存在巨大差距。以电视转播权收入为例，英超联赛2016—2017赛季至2018—2019赛季在英国国内电视转播权合约总额达到51.36亿英镑，而英格兰足球联赛(包括英冠联赛)2012—2013赛季至2014—2015赛季电视转播权合约总价值仅为1.95亿英镑，并有72家俱乐部参与分成^[12]。从英超联赛降级到英冠联赛的俱乐部亏损上限相比其他俱乐部则较高，这是因为从英超联赛降级的俱乐部要负担之前在英超联赛竞争所需的球员薪酬等高额成本，降级后收入则相对不足，所以允许刚降级俱乐部的亏损上限有所增加，给予俱乐部调整的空间。英甲联赛和英乙联赛则对俱乐部没有亏损上限规定。

2.2 短期成本控制规则

Szymanski ^[13]指出，通过球员薪酬花费能有效预测俱乐部的联赛排名(联赛排名反映俱乐部的竞赛成绩)。在英超联赛2002—2003赛季至2012—2013赛季，球员薪酬变化对俱乐部联赛排名变化的解释力达61%。本文进行接续性研究，利用SPSS 22.0软件计算英超联赛2012—2013赛季至2016—2017赛季球员薪酬和俱乐部联赛排名之间的相关关系，发现两者之间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为-0.645(P < 0.001)。之后将球员薪酬作为自变量，联赛排名作为因变量，通过回归分析发现，球员薪酬变化对俱乐部联赛排名变化的解释力达53.5%(图 1)。

然而，回归分析并不能直接确定俱乐部球员薪酬与其联赛排名之间的因果性。采用格兰杰因果分析法(Granger Causality)对此进行检验：①收集英超联赛2002—2003赛季至2016—2017赛季各俱乐部的球员薪酬和联赛排名的时间序列数据。②利用EViews 9.0软件中的面板因果检验测算球员薪酬和俱乐部联赛排名之间的因果关系。为避免虚假因果关系，先利用面板协整检验测算2002—2003赛季至2016—2017赛季俱乐部的球员薪酬和联赛排名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Pedroni^[15]构造了7个检验面板变量协整关系的统计量，其中Panel V、Panel P、Panel PP和Panel ADF统计量用以联合组内维度描述，Group P、Group PP和Group ADF统计量用以组间维度描述。若每个标准化统计量都趋于正态分布，且在小样本情况下，Panel ADF和Group ADF统计量的检验效果更好。在检验结果不一致时，要以这2个统计量为标准。面板协整检验结果显示，Panel PP-Statistic、Panel ADF-Statistic、Group PP-Statistic、Group ADF-Statistic统计量都具有显著性(表 3)。这表明在2002—2003赛季至2016—2017赛季，英超联赛俱乐部的球员薪酬和联赛排名之间存在较强的协整关系。

如表 4所示，球员薪酬和联赛排名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利用面板数据因果检验测算二者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P_P(球员薪酬)与t_r(球队排名)间的面板协整检验模型为

$ \Delta P_{\mathrm{Pi} t}=\alpha_{1 j}+\sum\limits_{j=1}^{k} \lambda_{j} \Delta t_{\mathrm{rit}-j}+u_{i t} $

(1)

$ \Delta t_{\mathrm{rit}}=\alpha_{1 j}+\sum\limits_{j=1}^{k} \gamma_{j} \Delta p_{\mathrm{pit}-j}+u_{i t} $

(2)

式中：ΔP_P为球员薪酬的一阶差分，Δt_r为联赛排名的一阶差分，j为滞后阶数。原假设H₀：球员薪酬不是联赛排名的格兰杰原因；H₁：联赛排名不是球员薪酬的格兰杰原因。

本文选择1期滞后阶数。职业足球运动员交易市场的开放度非常高，每年有2个交易窗口期，即夏季转会窗和冬季转会窗。每个赛季各俱乐部都有自己的竞赛目标，在2个转会窗购入相应球员以实现竞赛目标。球员因追求更高的工资和职业成就，或寻求主力位置等，也会主动或被动要求交易。每年职业足球运动员的流动性非常大。因此，对于俱乐部和球员而言，每年都是一个新的循环。

通过面板因果检验发现：拒绝原假设H₀，即球员薪酬是联赛排名的格兰杰原因；接受原假设H₁，即联赛排名不是球员薪酬的格兰杰原因。见表 4。综合上述分析可知，俱乐部对球员薪酬投入越高，其获得高联赛排名的概率越大。以英超切尔西俱乐部和曼城俱乐部为例。切尔西俱乐部在2001—2002赛季和2002—2003赛季的球员薪酬花费分别为5 590万英镑和5 440万英镑，薪酬排名分别位列联赛第4、第5，积分排名则分别位列联赛第6、第4(图 2)。2002—2003赛季结束后不久，俄罗斯人阿布拉莫维奇收购了切尔西俱乐部，以高薪酬为主要手段吸引了大量优秀球员加盟，期望俱乐部夺取联赛冠军。球员薪酬迅速增长，2003—2004赛季达到1.15亿英镑，并在此后连续多年薪酬排名位列联赛第1，近几年维持在前3名的水平。高薪酬刺激下俱乐部联赛成绩(排名)明显提升，被收购后的3 a内2次夺取联赛冠军，2007—2017年间又3次获得联赛冠军，且成为参加欧冠联赛的“常客”。曼城俱乐部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2008—2009赛季之前，曼城俱乐部的积分排名一直处于联赛中下游(图 3)。2008—2009赛季结束后，阿联酋阿布扎比财团收购了曼城俱乐部，开始“大手笔”引援，球员薪酬大幅提升。在高薪酬影响下，俱乐部在2009—2017年间2次夺取联赛冠军，且每年都获得了欧冠联赛的参赛资格。

俱乐部在赛场上的竞争遵循“零和博弈”规则，本方的获胜意味着对方的失败。在一些俱乐部对球员薪酬大量投入以争取联赛高排名的情况下，其他俱乐部须迎头赶上，否则将面临很大的降级风险。安德森等^[16]在分析了近20 a英超联赛俱乐部的财务状况后指出，如果仅从数字角度考虑，每个俱乐部降级的概率都是15%(每个赛季有3个俱乐部降级)，但如果1个俱乐部的球员薪酬支出高于联赛薪酬支出的平均值，降级的概率仅为7.2%。如果俱乐部的薪酬开支少于联赛平均值，则降级的概率由15%升至21%。即使当赛季未降级，如果此后每年的薪酬支出都少于联赛平均值，降级的概率就会不断增加。因此，其他俱乐部往往也对球员薪酬过度投资，俱乐部之间陷入军备竞赛的“泥沼”中无法自拔，造成联赛投入的集体非理性。例如，曼城俱乐部在2009—2013年间的球员薪酬/俱乐部营业收入比分别为106%、114%、87%和86%，绝大多数中小俱乐部情况也大致如此。2012—2013赛季，女王公园巡游者俱乐部的球员薪酬/俱乐部营业收入比达到惊人的128%，富勒姆俱乐部达到92%，斯托克城俱乐部达到90%，阿斯顿维拉俱乐部为85.7%，维冈竞技俱乐部为79%^[17]。因此，英超联赛FFP实施之前，尽管各俱乐部总收入逐年增加，但收入增加幅度远落后于球员薪酬增长幅度。在2003—2004赛季至2012—2013赛季的10 a间，球员薪酬总额以年均9%的速度增长，高于20家俱乐部年均7%的收入增幅。在2007—2008赛季至2012—2013赛季的5 a间，英超联赛俱乐部增加的收入中99%被球员薪酬消耗掉^[18]。球员高薪酬是造成英超联赛俱乐部亏损严重的主因。这种情况对联赛的健康稳定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为控制球员薪酬过快增长，降低俱乐部的人力成本，英超联赛FFP中加入了短期成本控制规则(Short-Term Cost Control，STCC)，实质是递增制的软“薪酬帽”制度：要求2013—2014赛季每家俱乐部的球员薪酬总额不能超过5 200万英镑，2014—2015赛季为5 600万英镑，2015—2016赛季为6 000万英镑。每年允许俱乐部在上一年“薪酬帽”基础上有400万英镑的薪酬提升额。但如果一家俱乐部能证明本赛季在自有收入(包括球员交易收入、商业营销和赞助收入、比赛日收入、UEFA奖金等，不计电视转播权收入)方面比上一赛季有所增长，薪酬提升额将允许超过400万英镑，即：如果一家俱乐部在2014—2015赛季比2013—2014赛季在门票收入方面增加了500万英镑，在球员交易收入方面增加了1 000万英镑，在商业营销收入方面增加了1 000万英镑，该俱乐部愿意将自有收入的增加额全部投入到球员薪酬中，该俱乐部在2014—2015赛季的薪酬提升额可比上一年多出2 900万英镑，因此，该俱乐部在2014—2015赛季的球员薪酬总额就是5 600万英镑(“薪酬帽”)+2 900万英镑(薪酬提升额)=8 500万英镑。

2016年，英超联赛俱乐部投票通过继续实施STCC规则，最新规则于2016—2017赛季执行(图 4)。英超联盟也开始执行未来3 a 82.43亿英镑的电视转播权合同，“薪酬帽”和薪酬提升额都有所增加。2016—2017赛季俱乐部“薪酬帽”限额为6 700万英镑，2017—2018赛季为7 400万英镑，2018—2019赛季为8 100万英镑。同时，新的STCC规则为俱乐部提供了2种薪酬总额提升方案供选择：①在3 a评估期内，每年允许700万英镑的薪酬提升额；②以2012—2013赛季的“薪酬帽”和薪酬提升额为基准，未来3 a每家俱乐部的薪酬提升额分别不能超过1 900(6 700-5 200+400)万英镑、2 600(7 400-5 200+400)万英镑、3 300(8 100-5 200+400)万英镑。但只要俱乐部能证明自有收入比上一年有所增长，STCC规则依然不对该俱乐部产生效力。大俱乐部增加上述收入的能力更强，有利于继续维持其在英国国内和洲际联赛中的竞争力。另外，在新的STCC规则中，英超联盟允许新升入英超的俱乐部立即将球员薪酬总额提升到当赛季“薪酬帽”上限。这一规定能帮助新升级的俱乐部购入好的球员，短时间内提升俱乐部在顶级联赛中的竞争实力。由上可知，英超STCC规则同时兼顾了大俱乐部和中小俱乐部的利益。

英格兰低级别职业联赛也实施“薪酬帽”制度，但内容是薪酬/收入额定比例规则，称为薪酬管理协议(Salary Cost Management Protocol，SCMP)。英冠联赛俱乐部球员薪酬花费不能超过俱乐部总收入的60%，球员薪酬形式界定和俱乐部总收入内容界定如表 5所示。英甲联赛和英乙联赛也分别规定，球员薪酬不能超过俱乐部总收入的60%和55%。且从2018—2019赛季开始，英乙俱乐部的薪酬/收入比由55%下调到50%。

2.3 其他措施

除了实施俱乐部亏损总额限制和“薪酬帽”制度外，英超联盟也施行了其他相关配套政策监督俱乐部的财务运营，确保俱乐部财政稳定。具体措施包括：①提交年度税务报告(HMRC Reporting)。英超联盟要求每家俱乐部每年向英超董事会报告税务细则，审查俱乐部是否拖欠其他俱乐部债务，是否拖欠政府机构的收入所得税和保险费用。②俱乐部控制权变更审查(change of control)。俱乐部控制权如若变更，英超联盟会通过独立审计流程确定新拥有者是否有“继续经营企业”的能力，并要求俱乐部提供能证明可支持俱乐部未来12个月运行的商业计划。例如，2016—2017赛季一个中国财团计划收购英超赫尔城俱乐部，英超联赛聘请了一家独立调查公司严格审查该财团的背景，审查内容主要包括潜在投资人(收购者)是否是“合适和恰当”的组织者、是否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和运行俱乐部、资金的来源渠道是否合法等。③俱乐部公开财务报表(financial disclosure)。所有俱乐部必须向英超联盟提供未来财务信息(future financial information，FFI)，以证明俱乐部能够还清未来12个月到期的所有负债。④俱乐部所有权透明度(ownership transparency)。对于拥有俱乐部10%以上股权的股东，英超联盟向社会公开其信息。

2.4 处罚办法

英超联赛俱乐部若违反联赛FFP规则，英超联盟执行扣除积分、限制球员交易和罚款等处罚措施。俱乐部亏损额超过联赛规定上限，将扣除1个联赛积分；俱乐部超过“薪酬帽”最高提升额，将限制俱乐部的引援，在下一赛季转会窗期间受到“同等薪水球员卖出1个才能买进1个”的处罚，直到俱乐部的财务状况达标。对于已经升入英超联赛的俱乐部，如果升级赛季俱乐部的亏损超过英冠联赛上限，英超联盟将强制征收“公平竞赛税”，对俱乐部进行罚款，罚款以俱乐部超出亏损上限金额的相应比例进行征收(表 6)。所罚款项全部捐给如英国足球基金会之类的慈善机构。如某俱乐部超过了亏损上限30万英镑，那么罚款金额为10万×1%+20万×20%=4.1万英镑。英冠俱乐部如违反英冠联赛FFP，英格兰联赛委员会除实施扣除联赛积分和限制引援的处罚外，还会将英冠俱乐部的直接升级英超资格降级为升级附加赛资格，情节严重的甚至不予升级附加赛资格。

3 英超联赛FFP的功能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具有两面性的，因此要辩证地看待英超联赛FFP。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提出了社会事物的功能分析范式：功能指在一个系统中某个部分所发挥的作用，即某一部分的存在和变化对整体及其他部分所发挥的作用。从呈现的方式看，功能分为显在功能和潜在功能；从某一现象所起作用的基本性质角度看，功能分为正功能和负功能。所谓正功能指所发挥的正面的、积极的作用；反之，为负功能。笔者运用罗伯特·默顿功能分析范式对英超联赛FFP政策的实施作用进行解读。

3.1 显在正功能 3.1.1 球员薪酬过快增长得到有效控制

由图 5可知，2007—2008赛季后，英超联赛的球员薪酬/俱乐部收入比逐渐增加，2009—2010赛季更是达到76%，远高于欧足联提出的财务健康警戒线70%。2013年英超联盟实施FFP规则后，球员薪酬/俱乐部收入比有所下降，实施的第1年2013—2014赛季比例为58%，低于欧足联警戒线70%，与上一赛季相比球员薪酬总额只增加了5.5%。虽然在2014—2015赛季和2015—2016赛季球员薪酬/俱乐部收入比又有所上升，但俱乐部增长的收入中只有44%被球员薪酬消耗掉(FFP政策实施之前是99%)^[18]，球员薪酬增长率低于俱乐部收入增长率。2016—2017赛季，英超球员薪酬/俱乐部收入比更是降至55%，仅有一家俱乐部的球员薪酬/俱乐部收入比高于70%^[19]，英超联赛FFP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球员薪酬增长率过高的问题。

3.1.2 俱乐部运营状况趋于好转

1997—1998赛季，英超联赛20家俱乐部总共创造了4 900万英镑的税前利润^[20]，但1998—1999赛季至2012—2013赛季的15 a间，英超联赛总体上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2009—2010赛季的亏损总额更是达到4.84亿英镑，为历年之最。由图 6可知，在英超联赛FFP首次生效的2013—2014赛季，20家俱乐部就创造了1.98亿英镑的税前利润，自1999年之后15 a来首次盈利。到了2016—2017赛季，英超联赛创造的利润高达5.5亿英镑，无一家俱乐部发生运营亏损^[19]，连续4 a实现盈利。可以看出，2012—2013赛季后，英超联赛俱乐部的运营状况趋于好转。对此，除了英超联赛新的3 a电视转播权合约金额不断增长给俱乐部带来巨额收入(2016—2017赛季至2018—2019赛季，英超3 a的电视转播权合约高达82.43亿英镑，比上一轮3 a高出约51.8%^[12])外，英超联赛FFP规则对球员薪酬等俱乐部开支形成了有效约束(如STCC规则不允许俱乐部将电视转播权收入用于球员薪酬的提升)，让俱乐部达到了一定范围内的“收支平衡”。因此，英超联赛FFP政策对俱乐部财务健康状况的好转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3.2 潜在正功能

英超联赛俱乐部的营业收入主要源于3个方面：比赛日收入、电视转播权收入和商业营销收入。电视转播权收入不受俱乐部控制，且不计入俱乐部自有收入。在“亏损上限”要求下，俱乐部若想通过高额转会费和高额薪酬引进优秀球员以提升俱乐部的排名，必须想方设法将更多精力用于俱乐部的商业开发、球迷体验改善、社区服务和青训建设等工作中，提升俱乐部的商业营销收入和比赛日收入。因此，英超联赛FFP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俱乐部的经营管理能力，加强足球基础工作。

以曼城俱乐部为例，在英超联赛FFP规则实施之前，2011—2012赛季和2012—2013赛季这2 a的亏损总额高达1.49亿英镑^[21]。为减少俱乐部亏损，达到英超联赛FFP政策的要求，2012年8月，曼城俱乐部聘请职业经理人索里亚诺担任首席执行官(CEO)，在任命公告^[22]中指出：“寻找俱乐部CEO是一个深思熟虑、影响深远的过程，索里亚诺先生在足球领域、电信领域、消费品和航空领域拥有超过20 a的商业开发和行政管理经验，是曼城俱乐部CEO的首选人，能领导曼城俱乐部转变发展方式，实现持续发展。”曼城俱乐部此后执行了多个商业开发战略：①由CEO提出并主导建立了“城市足球集团”，在海外收购多家足球俱乐部，如澳大利亚超级联赛的墨尔本城俱乐部、美国足球大联盟的纽约城俱乐部等，旨在通过利用不同俱乐部在各大洲的影响力，将各大洲的俱乐部球迷整合在一起，建立一个全球性的足球网络。这一模式提升了曼城俱乐部在全球的品牌知名度，对赞助企业更具吸引力，俱乐部的商业开发空间进一步扩大。②对主体育场进行扩建，并改善球迷比赛日体验，如在体育场内设置无线网、增设儿童设施、增强手机信号等。俱乐部的比赛日收入增加。③加大社会发展活动的推广实施力度，聚焦在教育、健康和融入等3个方面。社会活动项目包括Premier League Works、Built for Business、City Cooks、City Play、One City Disability、Play the Game等。俱乐部实施社会发展活动有助于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同时当地社区居民由于受惠于俱乐部所提供的各种帮助，更有可能成为该俱乐部的忠诚消费者，产生观看比赛和购买俱乐部相关商品的消费意愿，进而提升俱乐部的销售业绩^[23]。因此，2012—2013赛季后，曼城俱乐部的营业收入增加，在2014—2015赛季首次实现盈利，达到2 050万英镑^[24]，至2016—2017赛季已连续3 a盈利(图 7)。对于俱乐部财务表现的好转，曼城俱乐部在2016—2017年度财务报告中指出，这既有英超电视转播权合同金额提升的影响，也有俱乐部自身良好经营的促进作用^[25]。

3.3 显在负功能

英超“薪酬帽”制度属于软性措施，俱乐部只要在自有收入(球员交易收入、商业营销和赞助收入、比赛日收入、UEFA奖金等，不计电视转播权收入)方面比上一年度高，理论上可把这部分增加的收入全部用于球员的薪酬提升。英超联赛大俱乐部在媒体曝光率、当地城市人口、体育场容量和参加欧洲联赛频率等方面占据优势，因而增加自有收入的能力普遍强于中小俱乐部。在STCC规则限制下，大俱乐部的球员薪酬提升额普遍高于中小俱乐部。例如，2016—2017赛季，曼城俱乐部在商业营销收入方面比上一年度增加了4 210万英镑，球员薪酬由2015—2016赛季的1.98亿英镑提升到2016—2017赛季的2.25亿英镑，提升额为2 700万英镑，球员薪酬总额位列英超联赛第1。薪酬总额倒数第1的伯恩茅斯俱乐部仅为3 400万英镑，略高于曼城俱乐部的薪酬提升额。因此，鉴于俱乐部球员薪酬花费对其联赛排名的高预测性，长期来看STCC规则可能使英超联赛出现“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局面，“马太效应”加剧，不利于联赛竞争平衡性的改善。

3.4 潜在负功能

英超联赛FFP规定，俱乐部对青年球员的投资不计入俱乐部财政收支平衡表，但在青年球员交易中获得的盈利可纳入收支平衡表。因此，俱乐部在青年球员交易中的利润不仅能改善俱乐部收支平衡，减少亏损，也可将该利润投入球员的薪酬增长，提升俱乐部在竞赛场上的表现。因此，一些俱乐部采取“低吸高抛”策略增加俱乐部财政收入。以切尔西俱乐部为例，其与他国联赛俱乐部展开合作，将他国俱乐部作为其“卫星俱乐部”，然后在世界各地搜罗有潜力的青年球员，充分利用租借体系将球员租借到“卫星俱乐部”，“卫星俱乐部”对租借球员的培养出现效果后，切尔西俱乐部再将其“回收出售”以获得利润。2013—2014赛季，切尔西俱乐部向其他俱乐部输送了30名外租球员。虽然“低吸高抛”策略有利于一些青年球员得到更多的比赛锻炼机会和比赛经验，促使其快速成长，但也存在一定的争议：①财力雄厚的俱乐部以低价从其他俱乐部购买青年球员，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这些俱乐部培养青年球员的积极性，且“卫星俱乐部”租借体系也阻碍了其他俱乐部购买有潜力的球员；②一些青年球员像股票和债券一样被俱乐部频繁外租，在某种程度上打击其自信心，并要不断适应新国家、新文化、新队友，缺乏稳定的生活环境，不能完全专注于足球技能的提升，影响其职业发展前景。因此，这一策略如运用不当，可能对一国的青训带来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英超联赛FFP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球员薪酬的过快增长，通过“收支平衡”要求“鞭策”俱乐部改善经营管理，增加商业营销收入和比赛日收入，在促使俱乐部运营状况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同时，也夯实了足球基础。虽然该政策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英超联盟也在不断地修正，查漏补缺。

4 对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的启示 4.1 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财务运营现状

中超联赛成立于2004年，发展初期由于腐败、假球、黑哨等现象的出现，观众人数锐减，赞助商撤资，成为社会的“痰盂”。2009年以来，公安部和司法部等部门联合行动对中国足坛进行了“反赌扫黑”，在很大程度上净化了中超联赛的竞赛环境，社会公众开始重新关注足球，并吸引了投资人的目光。同期，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表达出对中国足球的重视和期望。紧接着国家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以提升中国足球水平，如《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等。在社会关注度提升和足球政策持续利好的情境下，大量资本涌入职业足坛，投资或控股职业足球俱乐部，投入大量资金，希冀取得好的竞赛成绩作为宣传企业的广告平台和获取政府政策支持的杠杆。因此，中超各俱乐部对优秀球员的争夺加剧。优秀球员属稀缺资源，故吸引其加盟的2个最根本手段是给予球员高薪酬和原俱乐部高额转会费。中超联赛球员的转会费和薪酬逐年高涨，呈现出非理性态势。在球员转会费方面，由图 8可知，中超联赛各俱乐部转会费总额由2009赛季的4 747万元快速增加到2016赛季的29.7亿元。在球员薪酬方面，2012赛季中超俱乐部薪酬总额超过10亿元，2013赛季增加到14亿元，2014赛季近18亿元^[26]，2017赛季更是突破33亿元^[27]。因此，中超球员高转会费和高薪酬现象使中超各俱乐部亏损严重，2016赛季亏损总额达到40亿元。中甲俱乐部情况也大致如此，2016赛季亏损总额达到9亿元。

目前，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股权结构普遍单一，运营资金严重依赖背后“母企”的持续“输血”，收入来源不足，做不到自负盈亏。根据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在“2017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财务风险防范国际研讨会”上公布的数据，在中超俱乐部收入构成中，商业赞助收入(赞助企业多为俱乐部“母企”及关联企业)的比例为64%，赛事收入(主要指电视转播权收入)占14%，门票收入仅占3%。因而，在俱乐部股权结构单一、俱乐部严重亏损和财政收入来源有限的现实情况下，俱乐部“母企”的投资热情和投资力度的可持续性值得怀疑。如果“母企”运营出现困难、俱乐部成绩持续下滑或当地政府的政策红利消失，投资人可能会停止“注血”俱乐部，俱乐部经营将无以为继：俱乐部股东更替，名称随之更改；俱乐部解体消失，成为“过眼云烟”。这明显不利于俱乐部的品牌建设，所谓的“百年俱乐部”成为空谈，也不利于联赛的健康稳定发展，联赛商业价值和品牌影响力的收益无法最大化。

4.2 建立和完善职业俱乐部财务运营政策

针对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财务严重亏损的现实，国家有关部门一直予以高度关切。从国务院发布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制定俱乐部人才引进和薪酬管理规范，探索实行球队和球员薪金总额管理”要求，到国家体育总局发言人“抑制联赛非理性投入”的讲话，再到中国足协发布《加强管理与引导促进职业联赛健康稳定发展》，无不体现了相关部门促进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和俱乐部稳定健康发展的决心。2018年5月，中国足协在乌鲁木齐举行“2019年职业足球俱乐部财务监管工作研讨会”，提出2021年将正式对俱乐部进行财务监管，2018—2020年成为俱乐部财务监管过渡期，初步提出了以下2个讨论方案：①设置俱乐部亏损上限。2018—2020年俱乐部3 a累计亏损额不能超过4.5亿元，中甲俱乐部不能超过1.35亿元。②薪酬/收入额定比例。从2021年起，所有中超和中甲俱乐部一线队球员薪酬不能超过俱乐部总收入的75%。不难发现，中国足协财政公平政策的具体举措与英超联盟实施的财政公平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处。基于英超联盟财政公平政策已执行多年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中超管理部门应予以借鉴，不断完善财政公平政策，确保联赛的稳定健康发展。

4.2.1 取消“引援调节费”政策

为抑制俱乐部非理性投资，2017年5月，中国足协颁布了“引援调节费”政策：俱乐部引进外籍球员资金不能超过4 500万元/人，引进中国国内球员资金不能超过2 000万元/人；超过上限的，俱乐部要缴纳与引进球员金额相等的调节费给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用于中国青少年足球发展。然而，由于没有具体界定引援的适用形式以及制定相应的监督措施，出现了多种规避“引援调节费”政策的途径。①转会费转薪酬形式。球员自己出资买断与原俱乐部的合同或激活违约金条款，然后自由转会到新俱乐部，新俱乐部与该球员签署合同时会给予其远高于合理价格的薪酬，对球员进行补偿；或买家俱乐部通过第三方公司支付给卖家俱乐部转会费，买断球员的合同，球员以“自由身”加盟买家俱乐部。②分期付款形式。新俱乐部引进球员时，转会费以分期付款形式支付给原俱乐部，这样球员转会费总额以每年均摊的方式计算，达到规避的目的。③球员“互换东家”形式。买家俱乐部和卖家俱乐部各送出1名或多名球员彼此互换，互换球员身价不等值的，有时要加上少数转会费，但不会超过“引援调节费”上限。

由上可知，“引援调节费”存在重大漏洞。除此之外，该政策也不利于中超联赛影响力的提升和品牌的打造。经济学“后发优势理论”认为，引进技术是后发国家获得高速发展的首要保障因素，后发国家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设备可以节约科研费用和时间，快速培养本国人才，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推进工业化进程^[28]。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体育领域，中超联赛起步较晚，并在初期动荡不堪，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因此，在中国国内球员竞技水平普遍落后于足球发达国家的现实下，中国职业足球联赛想要成长为世界上有重大影响力的联赛，就必须引进高水平优秀外援(相当于经济学中的“设备”“技术”)，提升联赛的整体技战术水平和吸引力。

引进高水平外援也确实提升了联赛的整体竞赛水平。以中超联赛为例，2009赛季外援进球数占中超总进球数的44.2%，而2015赛季这一比例达到64.34%，中超总进球数逐年增加。且优秀外援带领中超俱乐部在亚洲冠军联赛中取得了好成绩，广州恒大淘宝俱乐部两夺亚洲冠军联赛冠军。因此，优秀外援对中超竞赛水平的提升增强了中超的品牌价值和影响力。在2015赛季世界各国联赛价值增幅排行榜中，中超联赛位居第1，联赛总价值达到2.77亿英镑，较2014赛季增幅达81.33%；而西甲联赛和英超联赛的增幅分别只有10.11%和6.85%^[29]。2016年，全球已有51个国家和地区转播中超比赛^[30]。然而，由于中超联赛在世界上影响力尚偏弱，中超俱乐部吸引优秀外援加盟可能会付出高于市场合理价值的薪水和转会费。2017赛季，占中超球员数量10%的外援分走了中超16家俱乐部33亿元薪水总额中的75%^[27]。在中超俱乐部财政收入来源单一、收入不足的情况下，高额亏损在所难免。因此，“引援调节费”的实施可能使中超各俱乐部引进的外援水平下降，降低中超联赛的吸引力，不利于中超品牌打造。英超联赛正是依靠高水平外援的引进实现了全球化发展，联赛的商业价值和品牌影响力较强。

基于上述分析，“引援调节费”政策存在的合理性值得商榷，这一政策并不能抑制俱乐部过度投资的冲动和减轻俱乐部的严重亏损，因为除了高额转会费外，球员高薪酬也是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亏损严重的一大原因。例如，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发布的2016年度财务报表显示：俱乐部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61亿元，支出13.73亿元，亏损8.12亿元；亏损原因主要为引进的教练员和球员的薪酬成本较高^[1]。因此，联赛管理部门应取消“引援调节费”政策，将“引援调节费”计为俱乐部的开支，纳入俱乐部财政收支平衡表中，通过“收支平衡”要求促使俱乐部的引援行为理性化。这样，收入高的俱乐部可高价引入高水平外援，收入低的俱乐部则低价引入水平较低的外援，给予俱乐部很大的引援自由度；同时，刺激俱乐部改善经营管理，以增加俱乐部收入来源。但在“松绑”引援限制后，也应警惕“后发劣势”，不能因“后发优势”所取得的一些成就而对有利于联赛长久发展的基础性制度改革有所懈怠，从而错过最佳改革“窗口期”并增大改革成本。这些基础性工作才是提升一国足球运动水平的根本，包括职业联赛的法制建设、文化建设、道德建设、裁判员和教练员队伍建设、青训体系建设、不同主体利益关系和权利的重构等。否则，制度的缺陷助长各种投机行为，最终巨大的投入在一阵“热闹”过后得不到回报。因此，怎样将外援引进与联赛基础制度改革更好、更快地结合起来，共同促进我国足球运动的发展，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4.2.2 俱乐部亏损上限实行分级制

现今，在不同等级联赛中竞争的俱乐部其在比赛日收入、电视转播权收入和商业营销收入等方面大不相同。2016赛季中超俱乐部平均收入4.43亿元，中甲俱乐部平均收入仅0.68亿元^[3]。基于此，中国足协在制订俱乐部亏损上限时可参考英超联盟实行分级制，在3 a评估期内依俱乐部每年竞赛等级的不同对俱乐部的亏损上限有所调整：①低级别联赛俱乐部升入高级别联赛后，俱乐部在球员转会费和薪酬等人工成本方面大幅提升，而财政收入相对不足，俱乐部运营负担加重。因此，对刚升入高级别联赛的俱乐部其亏损上限应低于常年在高级别联赛中竞争的俱乐部。②高级别联赛俱乐部降入低级别联赛，由于短期内无法调整在高级别联赛中竞争时球员高薪酬合同和高转会费等所带来的高额人工成本，降入低级别联赛后收入又大幅降低，俱乐部的运营负担也加重。因此，对刚降入低级别联赛的俱乐部其亏损上限应高于常年在低级别联赛中竞争的俱乐部，给予降级俱乐部调整的空间。通过对各联赛俱乐部实行亏损上限分级制，合理引导俱乐部的财务运营，实现俱乐部和联赛的稳定有序发展。

4.2.3 严格界定球员薪酬支出形式和俱乐部收支范围

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中国足协针对球员高薪酬问题和俱乐部严重入不敷出问题多次实施球员限薪令和俱乐部财务审计措施，但最后都“不了了之”，很大原因在于对“薪酬”和“收支”的界定模糊，指标不明确，使各俱乐部有众多应对之法，中国足协也不能依相关标准进行监督。因此，中国足协今后在制订“球员总薪酬/俱乐部总收入比”这样的限薪令时，可参考英超联盟对球员薪酬支出形式和俱乐部总收入内容的严格界定(表 5)，使之规范化、标准化，让管理者和俱乐部有明确的比照标准，防止俱乐部“合法不合理”地“钻空子”。

另外，鉴于中国国情，中国足协应对诸如球员高额签字费和奖金之类的薪酬支出形式加以重视，这些在目前中国国内俱乐部薪酬体系中占据很大比例。据报道：目前入选过国家队的中国国内球员签字费可达1亿元^[31]；2016赛季广州恒大淘宝俱乐部共支出1亿900万元比赛奖金，位居联赛第1，第2名天津泰达俱乐部支出了6 060万元^[32]。因此，可将球员签字费以分年均摊方式以及将球员奖金以年度汇总方式纳入俱乐部的薪酬体系中。通过对俱乐部薪酬支出形式和总收入进行严格界定和规范，在“薪酬帽”和“收支平衡”要求下可有效缓解当前中国球员薪酬不断升高的现状。同时，由于球员薪酬对俱乐部竞赛成绩具有高预测性，对于想依靠高薪酬吸引优秀球员加盟以追求好成绩的俱乐部而言，其必须在“分母”即俱乐部总收入上下功夫，例如，通过各种营销手段增加俱乐部的营销收入和赞助收入，推行社区发展活动以增加比赛日收入等。这实际上改善了俱乐部的经营管理，加强了俱乐部的运营稳定性。

4.2.4 完善相应配套措施

中国足协制定财政公平政策后，应通过相应的配套措施予以完善。具体包括：①俱乐部财务公开制度。英超联赛FFP的实施，建立在俱乐部财政信息公开透明的基础上。中国足协必须强制性要求每家俱乐部每年向其上报财务报表，并向社会公开各俱乐部的财政收支细则，接受公众监督。②金融、审计、税务和司法等部门介入，严格审查俱乐部财务报表和球员工资合同。俱乐部财务报表和球员工资合同复杂，单独依靠中国足协的力量并不能让财政公平政策有效落实。中国足协需与其他有关部门共同协作、多管齐下，对于财务报表的指标统计口径、财务报表的呈现方式、球员的合同形式、合同签订过程、球员工资的支出途径等进行规范，制订量化标准，并出台监督和处罚措施，确保联赛财政公平政策的有效实施。③俱乐部所有权透明制度。中国足协应向社会公开俱乐部各股东的信息，有利于社会公众、媒体等监督，防止关联交易。

5 结束语

英超联赛财政公平政策具有全面性(主要措施与配套措施并举)、渐进性(考虑不同级别联赛和俱乐部的情况)和灵活性(根据联赛整体发展状况对政策加以调整)的特点，因而政策可执行性强，并得到了有效贯彻实施。中国足协在实施财政公平政策时应不断查漏补缺，定期更新财政公平政策细则，完善配套措施，取消或修改与联赛发展相违背的政策，以保障中超财政公平政策的科学性和可执行性，真正保障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的健康稳定发展。

作者贡献声明：

刘飞：设计论文框架，调研文献，核实数据，撰写、修改论文；

龚波：提出论文选题，审核、指导修改论文；

田凤琴：收集统计数据；

李丰荣：指导修改论文；

谢松林：指导修改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