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类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对健康追求也从躯体健康单一维度逐渐转变为社会、心理、生理健康等多维度[1]。在这一观念的转变过程中，社会学家与健康社会学家一起将社会阶层视角引入了健康相关研究，发现体现个人社会地位的职业、教育及收入等因素与健康状况高度相关，从而呈现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健康不平等现象[2]。正是由于这种社会阶层健康不平等现象的存在，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将健康公平作为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取向，并把消除健康的不平等作为卫生改革与发展的重点目标[3]。那么，如何缓解这种健康的阶层不平等现象？这一问题需要从影响健康的重要路径着手解答。从既往研究结果看，存在2条影响健康的路径：一是"结构主义路径"，二是"个体主义路径"。"结构主义路径"关注的是人们因社会地位不同而导致的健康分化，侧重于高层次的社会结构性要素对个体健康的约束；"个体主义路径"关注的是人们的健康认知、行为预期或个体能动性对健康的影响，侧重于个体的行为反应对健康的解释，如参与体育运动、食用绿色蔬菜、避免抽烟酗酒等[4]。如果说"结构主义路径"呈现了健康的阶层不平等现实，那么"个体主义路径"能否使人们在有约束的条件下通过个体能动性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这种健康的阶层不平等？
作为"个体主义路径"中极具能动性的社会行为之一，体育参与不仅提高了人们的生理健康水平，还优化了人们的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及社会资本[5]，成为人们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的重要手段。当然，体育参与给人们带来的健康回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历时态"的发展过程，欲探讨"体育参与能否打破健康的阶层不平等"这一议题就需要引入"生命历程"的视角(一种典型的历时态分析范式)。由于个人的某种特征及其转变是在一生之中进行的，该视角将"时间"作为连接社会意义与个体意义维度的重要变量[6]，这为"结构主义路径"(社会意义)和"个体主义路径"(个体意义)对健康的综合影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鉴于此，本文关注的议题是：在人们的生命历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可能会逐渐出现健康的不平等现象；而在我国，居民体育参与能够打破这种健康的阶层不平等吗？通俗而言，这一议题涵盖了3个递进式问题：①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同社会阶层群体是否出现了健康不平等现象？②随着年龄的增长，居民体育参与是否带来了健康回报？③如果以上2个基础问题均成立，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居民的体育参与是否打破了这种健康的阶层不平等？本文采用健康成长曲线模型方法对这一议题进行验证，并采用具有社会结构性的社会阶层(社会意义)和具有个体能动性的体育参与(个体意义)相结合的方式对其进行阐释。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生命历程理论起源于20世纪20—30年代，并于60—70年代开始兴起，由于它在人们的"生命走向"这一问题上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从而逐渐得到国内外学者的认可与追捧。生命历程指个体一生中的某个生命轨迹既受到由年龄进行分级的事件或角色的影响，也受到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历史变化的影响[7]。由此可见，该理论在强调社会结构对个体的生命轨迹造成影响的同时，也关注了个体随着年龄的增长所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对其的干预。正如Elder等[8]所说，生命历程理论给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将生命的社会意义和个体意义相联系的独特方式。就本文针对的生命健康轨迹而言，人们所处的社会结构(社会阶层)与自身的个体能动性(体育参与)对健康特征的影响是终身的。那么，从人们的生命历程视角出发，探讨"社会阶层分化是否带来了健康的不平等""体育参与是否带来了健康回报""体育参与能否打破这种健康的阶层不平等"这一系列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逻辑范式。
1.1 生命历程视角下健康的阶层不平等 1.1.1 累积优势与劣势效应假说"累积优势与劣势效应假说"是生命理论视角下因社会阶层导致不平等研究的重要假说之一，该假说认为：不平等不是一种静态的结构，而是在人们的整个生命历程中逐步展开的积累过程。它强调某一群体所具有(另一群体不具备)的优势资源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步积累并扩大，意味着优势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差距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大[7]。正是基于这一逻辑，累积优势在增大个人面临的机遇时，累积劣势也增加了个人所面临的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即便起初存在细微的差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处于劣势状态的个人或群体更难赶超起初处于优势状态的个体或群体[9]。就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健康不平等现象而言亦应如此。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体由于占有的社会资源存在差别，致使他们的健康状况可能也有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优势群体通过优势累积效应逐渐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如社会服务、医疗救治、健康咨询等)，以保持健康或缓解健康状况的下降；而劣势群体由于所占有的社会资源有限，使自身逐渐处于相对弱势的境地，如此便具有了更高的健康风险。最终可能表现为：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这种健康的阶层不平等逐渐呈现扩大趋势。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H1)：我国居民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阶层导致的健康不平等会逐渐增大。
1.1.2 年龄中和效应假说生命历程理论中"年龄中和效应假说"的观点与"累积优势与劣势效应假说"有所不同，该假说尽管也认为不平等不是一种静态结构，但是它强调的是在生命历程中，人体生物性衰老机制对不平等现象具有更重要的影响[10]。就健康的阶层不平等而言，尽管社会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健康，从而呈现出健康的阶层不平等现象，但随着人们的老去，社会阶层对人们健康状态的影响效果逐渐减弱，而生物性衰老机制更能预测人们的健康状态[11]。Christenson等[12]研究发现，人类由于具有相似的生物性功能和衰老机制，健康的阶层不平等并不会随着年龄增长发生变化，甚至出现缩小的趋势。Kim等[13]的研究也指出，随着年龄的增长，健康的阶层不平等在青年、中年期表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但是在老年时逐渐表现出缩小或趋同的趋势。由此，将健康的阶层不平等置于人们的整个生命历程，根据"年龄中和效应假说"可以提出假设2(H2)：我国居民随着年龄的增长，因社会阶层导致的健康不平等会逐渐缩小。
1.2 生命历程视角下体育参与的健康回报目前，人们普遍承认健康主要体现在生理、心理和社会3个维度，而体育正是以生理为基础、以心理为中介、以社会为延伸的重要社会行为之一，它与健康有着相辅相成的深远关系[14]。基于"社会-心理-生理"多维度的健康理论，体育参与对其影响的研究也主要从这3个方面展开。从社会视角看，正如Putnam[15]所说："没有哪个领域像健康这样，与社会资本、社会信任、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密。"Elgar等[16]的研究在邻里、社区及国家层面充分证明了它们对健康的显著正性作用。随着健康中国与全民健身战略的提出，体育这一社会行为也在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17]。如仇军等[18]指出，人们能够通过体育参与提高成员之间的社会信任及个体之间的社会资本等。这从社会学角度回答了体育参与如何带来健康回报：体育参与有利于提高以上社会因素，而这些社会因素又对人们的社会健康有积极影响。
从心理视角看，心理健康是对生活适应的一种良好状态，指具有良好的社会认知、控制不良情绪和很好的社会适应能力[19]。国内学者魏云贵等[20-21]研究发现，体育参与能够显著地优化人们的心境。国外心理学家Csikszentmihalyi等[22]也指出，体育参与在增强体质的同时，能够消除精神紧张与压力、降低抑郁，从而优化人们的健康状态。根据既有研究资料，体育参与对人们生命历程中各个阶段的心理健康均有积极影响，例如：对儿童、青少年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的规避；干预成年人工作所带来的焦虑、敏感、多疑及自卑等不良心理；舒缓老年人的消极情绪，促进他们之间更多的互动、交流、合作。从生理角度看，体育参与能够提高人们的身体健康是一种社会常识，由于篇幅有限，不再赘述。
由此看来，体育参与在提高人们身体健康的基础上，增加人们的社会资本与信任、加深情感交流、扩大朋友圈，从而扩大人们的社会网络，提高适应能力，最终能够从多维度带来健康回报。既往研究在证明了这一观点的同时，也存在一个局限：多数研究主要针对不同群体在同一时间阶段体育参与对健康的影响，少有研究从人们的整个生命历程角度出发给出经验证据。体育参与的健康回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人们的生命历程中逐渐形成与累积的。那么，如果将体育参与带来的健康回报引入个体的生命历程中，就需要根据个体生命历程的健康轨迹建立假设。正如Harman[23]所述，人们通常在年轻时比较健康，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健康水平将逐渐降低。因此，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健康水平逐渐下降，这一健康轨迹是一种普遍共识。基于此，本文结合对体育参与所带来的健康回报理论分析，提出假设3(H3)：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健康水平将逐渐降低，但体育参与对因年龄增长而下降的健康水平有缓解作用。
1.3 体育参与打破健康的阶层不平等设想"社会结构"与"个体能动性"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学领域关注的重点话题。在该领域中，"社会结构"通常是独立于个体并能制约个体的各种外部环境因素，如社会阶层；而"个体能动性"则指个体所拥有的独立自主选择和开展行动的能力[24]，如体育参与。目前，在学者们对社会现象(包括健康不平等)的一系列解释中：一种倾向于突出"社会结构"的观点，如拉德克里夫-布朗[25]和王甫勤[26]认为，社会现象都是与社会结构相关联的产物，而把社会现象的产生归因于个体主观能动性的解释是没有意义的；另一种是倾向于强调"个体能动性"的观点，如奈杰尔·拉波特等[27]、莱顿[28]认为，个体具有极强的反结构性与创造性，这种个体的目的可以批判和改变社会结构。对于本文所探讨的学术问题，体育社会学学者则更倾向于人是能动性的个体，人们的自身行为能够形塑社会结构[29-31]。因此，结合对健康的阶层不平等[图 1(a)]与体育参与带来的健康回报[图 1(b)]的相关理论分析，笔者认为，针对"居民体育参与能否打破健康的阶层不平等"这一问题可能存在如下几种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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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居民体育参与打破健康阶层不平等的设想 Figure 1 Logical assumption of sports participation to break healthy social-class inequality in residents |
(1) 居民体育参与未能打破健康的阶层不平等，但对其具有缓解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低社会阶层群体在生命历程中坚持体育运动，减缓了自身健康水平随着年龄增长的下降速度，但仍然无法弥补因社会阶层不同而产生的健康不平等，即尽管低社会阶层群体在生命历程中具有一种良好的体育行为习惯，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所表现出的健康水平仍然低于处于高社会阶层而不参与体育运动的群体，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图 1(c)]。当然，即便人们的体育参与并未打破健康的阶层不平等，但由于良好的体育运动习惯也极有可能缓解这种现象的恶化。
(2) 居民体育参与能够打破健康的阶层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低社会阶层群体由于在生命历程中坚持体育运动，使自身的健康水平随着年龄增长的下降速度得以减缓，导致他们的健康状况在与处于高社会阶层而不参与体育运动的群体比较时出现如下2种现象：第1种是尽管高社会阶层群体具有更高的健康水平，但低社会阶层群体由于在生命历程中坚持体育运动，使他们与处于高社会阶层而不参与体育运动群体的健康状况差距逐渐缩小，最终2个群体的健康状况无显著差异[图 1(d)]；第2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低社会阶层群体由于在生命历程中坚持体育运动，从而突破了高社会阶层群体的健康优势并逐渐优于后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图 1(e)]。
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4(H4)：随着年龄的增长，体育参与并未打破健康的阶层不平等，但能缓解这种不平等现象。假设5(H5)：随着年龄的增长，体育参与打破了健康的阶层不平等，呈现低社会阶层群体与高社会阶层群体健康水平相似的现象。假设6(H6)：随着年龄的增长，体育参与打破了健康的阶层不平等，呈现低社会阶层群体的健康水平比高社会阶层群体更优。
2 研究设计 2.1 变量概念与评价 2.1.1 社会阶层社会阶层是根据个体所占的社会资源将其划分成若干社会等级，从而形成相同或相似社会地位的社会成员组成的相对持久的群体[32]。目前，针对社会阶层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报告是陆学艺[33]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该报告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从职业分类(指示变量)层面划分了五大社会等级与十大社会阶层。由于我国的现实社会背景，职业分化不仅仅反映个人的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及经济地位，还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制度、结构、思想及行动的社会阶层差异，它是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各维度的显现性结果。因此，本文参考了以职业划分社会阶层的逻辑，并结合研究目的与数据资料对样本重新进行阶层划分，将样本中的伐木工、普通工人、农民、渔民、猎人等称为农民与非技术工人阶层，将车间工人、工艺工人、厨师、服务员、理发员等称为技术工人与服务行业阶层，将秘书、办公室工作人员、办事员等称为办事员阶层，将教师、编辑、护士、摄影师等称为初中级知识分子阶层，将教授、医生、建筑师、工程师等称为高级知识分子阶层，将政府官员、司/局长、行政干部、厂长等称为行政官员与企业管理者阶层。同时，由于部分相邻阶层之间的健康差距并不大，为了便于异质性分析，在后续研究中笔者将农民与非技术工人阶层、技术工人与服务行业阶层归为社会下层，将办事员阶层、初中级知识分子阶层归为社会中层，将高级知识分子阶层、行政官员与企业管理者阶层归为社会上层。主要选择的群体为非学生群体，问题是"您目前是否在上学"，回答"是"即剔除样本。
2.1.2 自感健康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健康不仅是躯体的强健，还包括自身心理与精神达到适应社会的良好平衡状态[34]。随着社会的发展，仅从生理上评价健康已不能满足人们对健康的真正需求，健康观念已由原先的"无疾病即健康"向"多元社会健康"的认知转变，即由原先强调"身体的健康"到"社会-心理-生理"的整体健康状态转变。目前，在社会科学领域中通常采用自评健康指标对其进行操作化处理。该指标是指个体在社会中，对自身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客观身体状况与主观心理健康水平的综合感知[35]。它测评的是个体的社会健康、心理健康及生理健康的综合状态，已被国内外研究证明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综合健康测评指标[36-37]。基于此，本文选取自评健康指标对人们的健康状态进行评价。由于在医学社会学、公共健康和健康社会学领域，以自评健康(采用1~5分测评)作为因变量构建模型时，将其视为连续变量和定序变量来处理所得的结果是一致的，并且为了模型的简化与解读方便，通常将其视为连续变量进行处理。我国大多数学者在对居民健康进行相关研究时也延续了这一传统[38]。本文也将其视为连续变量进行操作化分析，问题是"与其他同龄人相比，你认为你现在的健康状态怎么样"，选项为1代表很差，2代表差，3代表中等，4代表好，5代表很好(正向调整后)。
2.1.3 体育参与体育参与是指人们为了达到身心健康、活跃文化氛围和加强社会交往等目的，采用体育锻炼、娱乐休闲体育或健美体育等方式进行有意识、有计划的体育行为[39]。因此，体育参与不仅仅是简单地参加体育活动，还强调参与者在体育活动中认知、情感及交流的卷入[40]。由此看来，作为现代社会中人们经常进行的一种社会行为，体育参与既是人们实现社会化的重要途径，也是他们提高自身健康的一种有效手段。本文根据2004—2015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数据资料中的体育行为相关信息，如"您是否每周参加体育活动(选项有功夫、武术、舞蹈、体操、田径类项目、游泳、散步、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网球、乒乓球、太极和其他类项目等)"和"平均每次体育活动进行多长时间"等问题。尽管未涵盖所有体育活动项目，但CHNS调查中设置了"其他类项目"选项，因此，调查数据能较准确地反映个体是否参与了体育活动。基于以上信息，本文将是否进行体育参与的人群进行操作化：将每周至少参与1次体育活动且运动时间在30 min以上的群体设定为体育参与群体，变量赋值1，否则赋值0(剔除了数据缺失和异常样本)。
2.1.4 人口学变量从既往研究资料看，健康的影响因素众多，其中地区、性别、户口、年龄、婚姻、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均是重要的影响因素[41-42]。因此，选取的人口统计学变量(赋值)如下：地区(西部地区=0，中部地区=1，东北地区=2，东部地区=3)；性别(女=0，男=1)；户口(农村=0，城市=1)；婚姻(未婚=0，已婚=1)。需要说明的是，在年龄方面，由于本文是针对群体的追踪调查，在探讨生命历程时需要采用年龄指标与调查年份指标(调查节点)进行表述，因此所统计的年龄数据为调查对象当年的实际年龄。在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方面，由于本文选用职业标准对社会阶层进行划分，而该标准本身是基于教育资本、组织资本及经济资本形成的，故社会阶层指标与受教育程度、收入存在极强的相关性，一同纳入模型将出现较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因此本文的模型中不再包括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指标。还需要说明的是，为了方便社会阶层变量与其他变量(如体育参与、年龄等)进行交互分析、规避解释的复杂性，在模型分析中视为连续变量进行处理。
2.2 数据来源本文采用的数据资料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中心合作发起的对同一群体的追踪调查项目——CHNS。基于CHNS对体育参与指标的添加，选取了2004、2006、2009、2011及2015年的数据。由于该数据库具有非常高的信度和效度，因此得到了国内外各领域研究机构与学者的高度认可，并基于这一追踪调查产生了大量的高质量研究成果[43]。通过数据整理，共获得有效样本28 797人。由于所选个体的调查次数不一(有的个体调查3次，有的4次，有的5次)，因此每年的样本数量有所不同，但针对群体特征的探讨，本文所获得的样本基本能反映这一群体的生命历程相关问题(表 1)。
| 表 1 变量信息情况一览 Table 1 List of variable inform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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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研究问题，构建模型时除考虑年龄与社会阶层、年龄与体育参与对健康的二维影响外，还需重点分析年龄、社会阶层和体育参与对健康的多维度复杂影响。同时，考虑到采用的是CHNS追踪调查数据库，所调查的数据是纵贯数据，即调查对象的资料在不同年份被反复观察与记录，使不同个体在年份节点的调查情况嵌套于个人之中，存在数据的分层结构。因此，本文采用成长曲线分层模型处理纵贯数据中个体数据随时间变动的情况[44]。该模型不仅允许研究者分析个体和个体之间的健康变化，还允许所分析的个体数据是不同次数的观察结果，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纵贯数据资料验证之前提出的研究假设。
模型由1对亚模型构成：第1层模型展示个人的自评健康随着年龄变化轨迹的异质性变化；第2层模型体现个体数据的变化趋势在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45]。
第1层模型具体形式如式(1)所示：
| $ \begin{array}{*{20}{l}} {{\rm{Healt}}{{\rm{h}}_{ti}} = {\pi _{0i}} + {\pi _{1i}}{\rm{Ag}}{{\rm{e}}_{ti}} + {\pi _{2i}}\;{\rm{Spor}}{{\rm{t}}_{ti}} + {\pi _{3i}}{\rm{Sport}} \times {\rm{Ag}}{{\rm{e}}_{ti}}} + \\ {\;\;\;\;\;\;\;\;\;\;\;\sum _{j = 1}^M{\pi _{ji}}{{\left( {{X_j}} \right)}_{ti}} + {e_{ti}}} \end{array} $ | (1) |
第2层模型包括截距参数模型和斜率参数模型。截距参数模型具体形式如式(2)所示：
| $ {{\rm{ \mathit{ π} }}_{0i}} = {\beta _{00}} + {\beta _{01}}{\rm{Stratu}}{{\rm{m}}_i} + \sum _{j = 1}^M{\beta _{0j}}{\left( {{Z_j}} \right)_i} + {\Gamma _{0i}} $ | (2) |
斜率参数模型具体形式如式(3)~(5)所示：
| $ {{\rm{ \mathit{ π} }}_{1i}} = {\beta _{10}} + {\beta _{11}}{\rm{ Stratum }} + {\Gamma _1} $ | (3) |
| $ {{\rm{ \mathit{ π} }}_{2i}} = {\beta _{20}} + {\beta _{21}}{\rm{ Stratu}}{{\rm{m}}_i} $ | (4) |
| $ {{\rm{ \mathit{ π} }}_{3i}} = {\beta _{30}} + {\beta _{31}}{\rm{ Stratu}}{{\rm{m}}_i} $ | (5) |
2层模型合并形成健康成长曲线分层模型，具体形式如式(6)所示：
| $ \begin{array}{l} {\rm{Healt}}{{\rm{h}}_{ti}} = \left[ {{\beta _{00}} + {\beta _{01}}{\rm{Stratu}}{{\rm{m}}_i} + {\beta _{10}}{\rm{Ag}}{{\rm{e}}_{ti}} + {\beta _{11}}{\rm{Stratu}}{{\rm{m}}_i} \times } \right.\\ \;\;\;\;\;{\rm{Ag}}{{\rm{e}}_{ti}} + {\beta _{20}}{\rm{Spor}}{{\rm{t}}_{ti}} + {\beta _{21}}{\rm{Stratu}}{{\rm{m}}_i} \times {\rm{Spor}}{{\rm{t}}_{ti}} + \\ \;\;\;\;\;{\beta _{30}}{\rm{Ag}}{{\rm{e}}_{ti}} \times {\rm{Spor}}{{\rm{t}}_{ti}} + {\beta _{31}}{\rm{Stratu}}{{\rm{m}}_i} \times {{\mathop{\rm Age}\nolimits} _{ti}} \times {\rm{Spor}}{{\rm{t}}_{ti}} + \\ \;\;\;\;\;\left. {\sum _{j = 1}^M{{\rm{ \mathit{ π} }}_{ji}}{{\left( {{X_j}} \right)}_{ti}} + \sum _{j = 1}^M{\beta _{0j}}{{\left( {{Z_j}} \right)}_i}} \right] + \\ \;\;\;\;\;\left( {{\Gamma _{0i}} + {\Gamma _{1i}}{\rm{ Ag}}{{\rm{e}}_{ti}} + {e_{ti}}} \right) \end{array} $ | (6) |
在模型中：Health表示个体的自评健康水平；i表示样本调查的个体；t表示调查时间；Age表示个体的年龄(中心化处理，减去平均值42.289 023 1，未取约值)；Sport表示个体的体育参与情况；Stratum表示表示个体的社会阶层；Xj是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如婚姻；j表示第j个控制变量；M表示控制变量个数；Zj是不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如户籍、区域、性别等；βpq(β00、β01、β10、β11、β20、β21、β30、β31等)是固定效应模型参数；0i和1i分别是截距和一次斜率的随机效应，服从平均值为0的正态分布，它们与еti(个体i在时间t的残差)一起组成随机效应方差。
3 结果与分析 3.1 社会阶层的健康不平等现实对各社会阶层群体的自评健康评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 2)显示，在不同调查年份，社会阶层群体之间的自评健康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健康的阶层不平等越来越显著。2011年及以前健康的阶层不平等主要表现在各社会阶层和农民与非技术工人阶层之间(P < 0.05、P < 0.01或P < 0.001)，而到2015年时，各高社会阶层和农民与非技术工人阶层、技术工人与服务行业阶层之间均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自评健康评分显著性差异(P < 0.01或P < 0.001)。由此可见，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的健康不平等现象是一种现实状况。同时，结合图 2所示，随着时间的流逝，尽管各社会阶层群体的健康状况均表现出逐渐降低的趋势，但低社会阶层群体的健康水平下降更为明显，从而使社会下层与中层、上层之间的健康不平等呈扩大趋势。以上结果为本文的议题提供了一个基本前提，即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健康水平在逐渐下降的同时，其健康的阶层不平等呈现一定的扩大趋势。但验证H1或H2，还需要引入人们的生命历程视角，以在控制更多变量的基础上深入探讨社会阶层对健康的独立影响。
| 表 2 各社会阶层群体的自评健康评分比较结果 Table 2 Comparison of self-rated health scores among social-class participa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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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各社会阶层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健康状况与健康不平等的发展趋势 Figure 2 Development trend of health status and health inequality of all social strata over time 注：n=28 797；数据以平均数形式表示；阶层1是农民与非技术工人阶层；阶层2是技术工人与服务行业阶层；阶层3是办事员阶层；阶层4是初中级知识分子阶层；阶层5是高级知识分子阶层；阶层6是行政官员与企业管理者阶层；下层包括阶层1与阶层2；中层包括阶层3与阶层4；上层包括阶层5与阶层6；图中虚线表示健康均值变化，实线表示健康不平等值变化。 |
对非体育参与群体与体育参与群体之间的自评健康评分进行比较结果(表 3)显示，无论在哪一年份的调查中，体育参与群体均表现出比非体育参与群体更好的健康状况，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同时，根据图 3所示，随着时间的流逝，无论人们是否参与体育运动，健康水平均表现出逐渐降低的趋势，但由于体育参与群体的健康降低幅度小于非体育参与群体，致使他们之间的健康水平差异呈现逐年增大的趋势。这一结果为将人们的体育参与行为纳入生命历程视角以探讨其对健康的影响提供了可能，即人们的体育参与极可能在健康水平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降低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验证这一假设也需要在控制更多变量的基础上探讨体育参与对健康的独立效应。
| 表 3 是/非体育参与群体的自评健康评分比较结果 Table 3 Comparison of self-rated health scores between participants with or without spor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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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是/非体育参与群体随时间推移的健康状况与健康差异趋势 Figure 3 Trend of health status and health difference of participants with or without sports over time 注：n=28 797；数据以平均数形式表示。 |
以上结果为探讨"生命历程视角下居民体育参与能否打破健康的阶层不平等"这一议题提供了2个基本前提，并弥补了以往研究仅采用某1年横断面数据进行分析的缺陷。本文进一步将以上现象放入人们的生命历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并通过构建健康的成长曲线模型，在分别添加社会阶层×年龄→健康、社会阶层×体育参与→健康、体育参与×年龄→健康、社会阶层×体育参与×年龄→健康等交互路径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与解答了研究议题，结果见表 4。
| 表 4 健康的成长曲线模型分析结果 Table 4 Analysis results of healthy growth curve mod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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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基础上(此处需要明确的是，年龄对健康状况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10=-0.014 8，P < 0.001，符合人类生命发展规律)，考察了社会阶层、社会阶层×年龄对健康状况的影响。从社会阶层对健康状况的影响看，模型1的结果显示，随着社会阶层的提升，健康状况逐渐改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β01=0.025 9，P < 0.001)，表明高社会阶层群体比低社会阶层群体普遍报告了更高的健康水平，这进一步验证了健康的阶层不平等现象的存在。模型2的结果显示，社会阶层×年龄对人们的健康状况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11=0.001 5，P < 0.001)，而此时，社会阶层仍然对健康状况有显著性影响(β01=0.025 6，P < 0.001)，说明社会阶层为半调节变量。为了明确这一影响效果，笔者绘制了健康水平随年龄增长的阶层不平等变化趋势图(图 4)，结果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健康水平逐渐降低，并且低社会阶层群体的健康水平比高社会阶层群体下降得快，从而表现出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这种健康的阶层不平等呈现扩大趋势。这一结果推翻了H2，验证了H1，即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因社会阶层导致的健康不平等将逐渐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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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健康水平随年龄增长的阶层不平等变化趋势 Figure 4 Trend of social-class inequality of health with age 注：年龄已中心化，其平均值为0，因此图中年龄出现负值，分析时参看正值部分；上、下社会阶层为±标准差(绘制调节变量的调节变化时，采用-1标准差代表社会下层、+1标准差代表社会上层)。 |
在控制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基础上，本文还考察了体育参与、体育参与×年龄对健康状况的解释，结果显示，从模型1到模型3，体育参与对健康水平的影响逐渐从显著变为不显著(β20=0.056 3，P < 0.001→β20=0.001 5，P > 0.05)，但模型4结果显示体育参与×年龄对健康状况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30=0.002 1，P < 0.05)，这一结果表明，体育参与在健康水平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纯调节变量的作用。为了明确这一影响效果，笔者绘制了体育参与在健康水平随年龄增长而下降过程中的调解效应图(图 5)，结果显示，人们在随着年龄增长其健康水平逐渐降低的过程中，体育参与群体的健康水平比非体育参与群体下降得慢，从而表现出人们的体育参与行为调节了其健康水平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幅度，最终缓解了健康水平的下降速度。以上结果验证了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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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体育参与在健康水平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过程中的调解效应 Figure 5 Mediation effect of sports participation in process of health decreasing with age 注：年龄已中心化，其平均值为0，因此图中年龄出现负值，分析时参看正值部分。 |
笔者进一步考察了社会阶层×体育参与×年龄对健康状况的影响，结果显示，社会阶层×体育参与×年龄对健康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31=-0.0016，P < 0.05)，表明对于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体而言，如果他们的体育参与程度不同，其健康水平随着年龄增长将出现差异性的复杂变化，即存在异质性。由于这种复杂变化难以从表 4中直接获得，笔者将各职业阶层分为3类群体(社会下层、社会中层和社会上层)，并分别对这3类群体构建了健康成长分层模型，结果见表 5(已对控制变量进行了控制，为了使结果简洁、直观，对其进行了省略)。只有在社会下层、社会中层群体中，体育参与×年龄对人们的健康水平有显著影响(β30=0.004 6，P < 0.01；β30=0.004 2，P < 0.05)。
| 表 5 不同社会阶层中体育参与对健康的影响 Table 5 Effect of sports participation on health in different social-class participa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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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表 5的结果，整合分析了体育参与导致健康水平随年龄变化趋势的阶层差异(不包括社会上层，因为在这一阶层，个体体育参与、年龄对健康状况的交互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果见图 6。图 6中存在一个有意义的现象：随着年龄的增长，处于社会下层的体育参与群体的健康水平逐渐优于处于社会中层的非体育参与群体，但前文已经验证随着社会阶层的提升，人们将普遍报告更高的健康水平。这一结果提示，即便人们处于社会下层，如果他们在生命历程中坚持体育运动，那么，他们的健康水平将逐渐优于处于社会中层的非体育参与群体。进一步的证据是：2004年调查时社会下层-体育参与群体与社会中层-非体育参与群体的健康状况对比结果为(4.193 5±0.792 4) vs (3.967 1±0.638 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而2015年调查时的对比结果为(3.876 9±0.769 9) vs (3.640 5±0.769 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以上结果推翻了H4、H5，并部分支持了H6(第2种可能的第2个现象)，即随着年龄的增长，居民体育参与能够打破社会下层与社会中层之间的健康不平等，低社会阶层群体的健康水平显著优于较高社会阶层群体健康状况的现象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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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 体育参与导致健康水平随年龄变化趋势的阶层差异 Figure 6 Class differences of health trend with age caused by sports participation 注：年龄已中心化，其平均值为0，因此图中年龄出现负值，分析时参看正值部分。 |
"生命历程视角下居民体育参与打破了健康的阶层不平等吗"这一议题涵盖了3个递进式问题与多个可能性结果。不同于既往研究结果，本文在肯定了社会阶层之间存在健康不平等现象的同时，发现这一现象在人们的生命历程中呈现一定的扩大趋势。健康社会因素决定理论认为，社会阶层是影响健康的"原因的原因"。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居住隔离论指出，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体会居住在不同类型的社区，而社区为居民提供的健康服务水平是不同的，低社会阶层群体所居住的社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居民的选择权(如公共设施、健康咨询、定期健康检查等)，进而影响了健康状况[46]。阶级区隔论则强调了不同阶层群体的生活方式或工作环境不同[47]，并认为相较于低社会阶层群体，高社会阶层群体的生活方式或工作环境更健康，如购买绿色蔬菜、工作环境宽敞舒适等。Roshchina[48]、Skalamera等[49]和Boghian等[50]研究指出，社会上层群体的生活方式与工作环境更健康，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健康风险、提高了健康水平。社会资本论的观点认为，由于社会阶层的地位差距，人们所占有的社会资源不同，与健康有关的社会资源通常容易被高社会阶层群体所获得，他们利用这些社会资源提高了自身的健康水平[26, 51-52]。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涵盖了以上2种理论观点，使其更具有解释性。以上理论阐释了为什么会存在健康的阶层不平等这一社会现实。目前，针对"在人们的生命历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阶层不同所致的健康不平等是扩大还是缩小"这一问题，业内尚无一致性结论[10]。基于"累积优势与劣势效应"和"年龄中和效应"假说，存在2种相反的观点：Christenson等[12]认为，健康的阶层不平等随着年龄增长无显著的变化；而O’Rand[53]则指出，社会优势群体的健康状况通常会维持一种持久的优势，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优势会呈现长期的累积效应，从而使健康的阶层不平等进一步扩大。其实，针对群体的纵贯追踪调查数据可能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本文通过CHNS追踪调查数据得到的结果支持了"累积优势与劣势效应"假说，得出结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健康的阶层不平等现象呈现一定的扩大趋势。
本文结果显示人们的体育参与在带来健康回报的同时，在健康水平随年龄增长而降低过程中也起到了缓解作用。体育运动能够提高人们的综合健康水平应该是一种社会共识[54]，且这已在各个领域的研究中均得到了证实。如：在心理学领域，蔡赓等[55]通过社会心理调查发现，体育参与在使人们获得运动愉快感的同时，还能够改善紧张、抑郁、疲劳、焦虑及愤怒等不良情绪，从而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在体育学领域，周洁友等[56]研究指出，体育参与可以通过直接效应提高人们的身体健康水平；在社会学领域，Frey等[57]认为，体育参与在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的同时，可以通过提高社会资本、社会信任及社会支持提升人们的健康水平；在医学领域，Khan等[58]研究发现，体育参与能够产生特殊的健康效应，降低了20%~40%的死亡率。笔者在借鉴以上研究结果的同时，发现既往研究主要采用单年度的横断面数据对其结论予以支持，本文则与之不同，采用针对同一群体的追踪数据为结论提供经验证据。此外，笔者还进一步将体育参与和健康的关系引入了生命历程视角，发现其在健康水平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的过程中还起到了纯调节变量的作用，缓解了健康水平的下降率。之所以会产生这一现象，正是由于它能够从身体健康、社会健康和心理健康等多维度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如：它不仅能够促进儿童、青少年良好的身体发育，还能够避免亚健康状态的出现；它不仅能够使成年人具有强壮的体魄，还能够缓解工作所带来的焦虑、敏感、多疑及自卑等心理压力；它不仅能够使老年人保持充沛的体力，还能够促进他们之间更多的互动、交流、合作，从而舒缓消极情绪。从以上人们各阶段的生命历程看，它正以独特的魅力影响着人一生的健康。
最为关键的是，生命历程视角下居民的体育参与能够部分打破健康的阶层不平等。既然结构主义路径中社会阶层所造就的健康不平等是一种社会现实，那么个体主义路径的个体能动性将成为人们打破这一处境的重要选择。正如赵玉友[59]所言："最重要的不是自己的处境如何，而是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处境，能够在既定的框架限制中实现寻求自由"，这一人生哲理正是对人的能动性打破劣势处境局限的一种肯定，而本文给出的体育参与能够部分打破健康的阶层不平等也为其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证据。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3个：①从健康维度看，健康是"生理-心理-社会"多维度的综合体现，而当社会阶层主要从社会、心理等维度对健康产生影响时，体育参与则从更多维度出发对健康产生影响，如周洁友等[56]、Burnet[60]的研究相继证明了体育参与在提高人体生理健康水平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拓展社会网络、增进相互信任提高社会、心理健康水平。由此来看，体育参与能比社会阶层影响更多维度的健康表达。②从作用路径讲，体育参与是对健康具有直接性影响的重要社会行为之一，它可以通过更直接的内显机制影响人们的健康，即直接通过提高人们的代谢水平、肌肉力量及心肺功能提升健康水平[61]。在人们的生命历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机能衰退、肌肉萎缩及心肺功能下降等问题逐渐凸显，而体育参与的内显机制正与其相反，其对健康的影响将比社会阶层仅通过中介机制发挥作用更直接。③从身份转化说，体育参与也是人们进行身份转化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方式。社会流动论指出，个人或群体需要一系列的途径实现从一个社会身份到另一个社会身份的转变，而体育参与正是社会下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重要途径之一[62]。例如，在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许多工人阶级、小职员等通过体育运动成为专业运动员。当然，在现代社会，体育参与促进这种身份转变的事例更为普遍，且已延伸到各个群体，如残疾人群通过体育运动成为专业运动员，这不仅减缓了他们的疾病痛苦，还实现了自我价值，从而得到了社会认可，最终提高了身心健康水平[63]。综上所述，在人类的生命历程中，体育参与正是由于更多维、更直接、更有意地影响着人们的健康，从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打破了健康的阶层不平等。尽管这一结果仅在社会下层与社会中层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仍然能够为"生命在于运动"这一体育哲学生命观贡献一个有力"支点"，从而督促人们在生命历程中形成良好的体育运动习惯。
5 结束语当今时代体育正以自身独特的魅力影响着人们的健康，而在面对我国日益分化的社会阶层所带来的健康不平等时，人们不得不追问：在人们的生命历程中，体育参与能否打破健康的阶层不平等，从而再塑这种健康不平等的阶层结构？笔者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这一结论不仅弥补了经验性证据的缺失，还为国家推进"全民健身计划"提供了新的依据，从而有利于促进人们形成良好的体育习惯。更重要的是，本文还通过结构主义理论与个体主义理论相融合的方式完善了健康社会理论体系。本文也存在一定局限：①由于从生命历程视角出发探讨体育参与和健康不平等关系的研究较少，因此理论分析仍然薄弱。②由于数据资料与以往社会阶层的划分体系不能完全对应，因此，本文所命名的社会阶层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但对各职业的阶层划分基本符合各自阶层的特点，能够满足本文的目的需求。③限于笔者自身能力，对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深入对比研究有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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