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地区就出版了60余部近代体育史专著，专题论文更是数不胜数。时至今日，在近代教育史和近代文学史相关学科的映衬下，近代体育史研究尽管数量不少，但整体的学术发展亟待寻求突破。由此，对既往研究进行回顾，是促进近代体育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依托。前期有关近代体育史的综述性研究大多侧重对近代体育史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存在问题等内容进行列举^[1-2]，而未能上升到研究范式的理论层面。直接触及近代体育史研究范式的郝勤^[3]曾指出，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革命史"研究范式是近代体育史研究的主要范式，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相关研究并未突破"革命史"话语范式；"革命史"范式不能阐释近代中国发展的复杂景况，因而对近代体育史的研究书写仍然是当下体育史学界面对的艰巨任务。尽管笔者同样认同革命史范式是近代体育史研究的主要范式之一，但关于"近代体育史的研究未突破'革命史'研究范式"的观点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基于已有研究，本文从研究问题和研究范式两方面对近代体育史研究进行分析，反思近代体育史研究与时代背景的关系、蕴含的问题意识及其运用的研究范式。这种反思可能有两方面的意义：①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表明史学研究是研究者处在自己的历史时空对历史进行总结和反思的过程，研究者的选题容易受时代背景影响。因此，了解近代体育史研究隐藏在时代背景背后的问题意识，有助于避免被主题潜在的价值预设遮蔽，进而更加敏锐地把握近代体育史研究的发展历程。②受时代背景左右的近代体育史研究，随着研究主题变化，也时常产生范式运用的转换。通过对范式运用转换的分析可揭示制约近代体育史研究的关键因素。

1 新中国成立以来近代体育史研究关注问题的演进

近代体育史研究关注的问题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近代体育史研究关注的问题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具体可以划分为以下4个阶段。

1.1 20世纪50—70年代中后期关注的问题

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政治跌宕起伏，社会运动持续不断，"阶级斗争"成为支配这一时期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环境下，"革命"与"阶级斗争"成为时代的中心问题，近代体育史研究也自觉向这2个问题靠拢，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近代体育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方面，如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体委组织专家搜集和整理的《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共9辑)。当时经历了风云变幻时期的近代人物尚还健在，因此，近代体育史料的搜集多采用口述和回忆的方式，在口述与回忆之时，近代人物多以"革命"和"阶级斗争"为视角对当时的历史进行回顾和描述，体现了时代背景对体育史料组织和整理的影响。如在君由的《谈谈我国网球运动发展概况》中，作者将网球看作资本主义的产物，是与广大人民阶级对立的运动项目，认为："网球运动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典型的游戏，在欧美亦只是贵族、地主、商人们的御用品，在我国旧社会里，更非一般广大人民所能玩得起的。"^[4]郑天立在对近代精武体育会资料进行整理时，视精武体育会为广大劳动人民阶级的对立物，他指出："在反动政权时代，广大劳动人民由于受着帝国主义、封建制度、官僚资本的残酷压榨，正在坚决地进行推翻反动统治的政治斗争，而精武会在当时却以'不问政治'相号召，企图逃避现实，不与当时广大劳动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结合起来，显然对反动统治有利，就难为广大劳动人民所服务，只能局限于几个较大城市和为数极少的一些人。"^[5]这种以"革命"和"阶级斗争"为中心问题的研究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有所改变。

1.2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末关注的问题

随着"文革"的结束，在经历了2年的徘徊期之后，1978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尖锐地批评了"两个凡是"思想，知识分子敏锐地把握住思想解放的脉搏，展开了启蒙话题的讨论。邢贲思^[6]于1978年7月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哲学的启蒙与启蒙的哲学》一文指责了"四人帮"的蒙昧主义，并提出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启蒙运动，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启蒙运动。人们习惯将此时段的思想解放运动称为"新启蒙运动"^[7-8]。在"新启蒙运动"影响下，近代体育史研究关注的问题呈现以下三大趋向：

(1) 对西方体育以及清政府开展的体育运动进行重新评价。在20世纪50—70年代的时代语境下，西方体育以及清政府开展的体育运动一直被视为反动统治的代表，是需要被革命的对象，而"新启蒙运动"开启以来，这种研究思路有所转变。周西宽^[9]的《近代体育运动在中国的兴起》就对西方体育以及清政府开展的体育运动做了一些正面评价，他认为："洋务运动和教会学校开展的体育运动，客观上促进了我国近代体育的发展。"如果说周西宽这篇发表于1979年的文章，还小心翼翼地对以往革命对象做零星的正面评价，那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步伐越迈越大，研究人员对西方体育和清政府开展的体育活动给予了更为客观和正面的评价。熊晓正^[10]的《也论近代体育史上的麦克乐——兼谈体育史上人物评价问题》便对麦克乐做了正面评价。作者首先对既往关于麦克乐的研究注重政治评价的问题做出了批判，认为："过去对麦克乐的否定，是用政治的批判代替历史的批判，用现成的一般社会原则代替具体体育领域里的历史研究。"作者随后从麦克乐在中国的体育实践出发，指出："麦克乐在华期间的体育实践，顺应了体育战线上的反封建主义的斗争，是中国近代体育上一位应予以肯定的资产阶级体育家。"^[10]

(2) 体育文化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国门主动开放，西方各种思想文化开始涌进国内，在为中国传统文化带来新气象之时，也带来了相应的冲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于是，回顾20世纪初在西方体育冲击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如何发展、如何立足的问题成为此阶段近代体育史研究人员关注的焦点。熊晓正^[11]的《传统的批判与批判的传统——略论本世纪初提倡民族传统体育的得失》就讨论了近代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如何发展的问题。作者首先分析了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先决条件，随后回顾了20世纪初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总结其利弊得失，最后在阐述民族传统体育该如何发展时认为："提倡民族传统体育，应该站在时代的高度，以时代精神为指导，对传统进行反思，进行彻底的改造，使它体现新的历史精神，跟上时代的发展。"谭华^[12]的《试论近代中国体育观念的变迁》从中西体育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出发，阐述了近代民族传统体育是如何发展的，认为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体育方式，而中国体育文化正是在这种新的体育方式中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处。

(3) 体育学科的构建。随着"新启蒙运动"的日益深入，人们的视野逐渐扩大，体育学科也得以快速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体育教育学科为基础的"体育学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分化为学校体育学、体育史、群众体育学、运动训练学等多门学科，这标志着体育学科日趋成熟。这些分化的学科自然需要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那么近代体育史学科体系的构建，便成为相关研究人员关注的问题。分期问题显然是近代体育史学科构建首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分期问题关乎学科发展水平，影响对史料的解读和历史的呈现，研究人员也对此问题多有讨论。谭华^[13]的《中国近代体育史分期问题之我见》开门见山地强调："历史分期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分支学科的学术水平。"随后，作者根据西方体育的传入以及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形成过程，将近代体育史分为近代西方体育的初步传入期(1840—1902年)、近代西方体育的大规模引进期(1903—1911年)、半殖民地半封建体育的初步形成期(1912—1928年)、半殖民地半封建化体育的稳定期(1928—1937年)、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1937—1949年)的体育等5个时期^[13]。李宁^[14]的《中国近代体育史分期问题试议》根据体育自身在近代的发展阶段，将近代体育分为近代西方体育引进时期(1840—1894年)、近代体育初步发展时期(1895—1914年)、近代体育转折时期(1915—1927年)、近代体育发展不平衡时期(1927—1949年)。不同的历史分期展现了不一样的研究视角，较之于20世纪50—70年代仅仅依据革命斗争分期，近代体育史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面相，史料也获得了更大程度的扩展，体育史学科得到进一步发展。

总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末我国近代体育史研究的特点体现为"冲破网罗"的过程，受思想启蒙的影响，体育工作者逐渐摆脱了革命背景下教条化、公式化和简单化的研究取向，破除了以阶级斗争、继续革命为核心的旧历史观。或许是在思想启蒙的初期阶段，人们往往容易过于兴奋而导致"用力过猛"，在20世纪80年末，伴随着这次新启蒙运动而来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等思潮也达到狂热状态，迫使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分子开始对这次新启蒙运动进行反思。

1.3 20世纪90年代关注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进入反思启蒙时代，西方在东欧进行的"和平演变"使得文化理论界开始对改革开放初期的激进启蒙产生了怀疑。在此时代背景下，对前期的"新启蒙运动"进行反思以及对后继的启蒙该如何进行，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我国近代体育史研究也随即进入反思启蒙时期。在此时期，近代体育史研究人员自觉选择爱国主义的研究主题，以期重燃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郑志林^[15]的《我国近代体育史上的三次爱国主义浪潮》就是反思启蒙时期的产物。作者站在爱国主义角度，解释了近代体育的发展变迁过程，最后以古喻今，强调："历史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在向体育强国进军的征途上，进行自立、自强、自信的爱国主义教育，乃是登上光辉顶点的原动力。让爱国主义永放光芒。"王德峰等^[16]的《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是激于爱国之情》指出："以体育形式激发人民的爱国之情，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作者通过刘长春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史实，论证了刘长春参加奥运会是他本人和中国社会各阶层普遍具有的爱国主义之情所使然^[16]。20世纪90年代的反思启蒙无疑是相当深刻的，这样一种思考方式无疑有助于消除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风盛行带来的思想混乱局面。

在文化理论界展开反思启蒙的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逐步得以建立，体育理论如何适应新的社会变动，成为当时体育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近代体育史研究的问题也自觉转向适应逐渐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 体育文化适应问题。传统体育文化问题仍是20世纪90年代探讨的焦点。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对传统体育文化的探讨是为了回应西方体育文化，努力为传统体育文化找到"栖身之地"的话，那么在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浪潮下，对传统体育文化的讨论则更多强调传统体育文化是如何适应时代变化的问题。如谭华^[17]的《新文化运动中对传统体育的批判及其历史意义》认为，新文化运动时期形成的传统主义体育态度、反传统主义体育态度、兼收并蓄主义体育态度之间的争论，其实是围绕"什么是适应时代需要的体育"的不同回答，并认为："当初(近代)对传统体育的讨论仍然延续至今，继续那场未结束的讨论。深刻认识中、西体育的异同和传统体育的历史地位，为找出一条更适合中国国情的体育发展道路，是我们的历史责任。"王德峰^[18]的《浅论中国近代体育文化的形成》将中西体育文化视为一组异国异级文化，中国近代体育文化的形成是中西体育文化由对抗发展到适应融合的过程。

(2) 体育经济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中国共产党十四大召开为标志，改革重点朝向建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产业结构。1993年4月，国家体委出台《关于培育体育市场，加快体育产业化进程的意见》提出体育要以产业化发展为方向，为迎合这一趋势，近代体育史研究也颇为关注经济论题。杨德俊等^[19]的《刍议中国近代体育经济问题》认为，中国近代体育发展过程中存有大量的经济问题，如运动会筹资、体育用品生产与经营、组团出国参赛、体育场馆经营、体育书刊经营、体育社团经营等，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可为当前我国体育产业化提供历史经验。易剑东^[20]的《中国近代体育经济发展阶段论》将近代体育经济划分为4个阶段，并指出："不同阶段背景下的体育经济有不同的特点，这些可以为中国实现体育产业化的时代需求提供借鉴经验。"

总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前我国近代体育史研究的议题更为理性，文化问题的探索更为深入，近代体育史研究也自觉地加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的行列，研究更加强调为现实服务，更加充分地突出历史研究的社会作用。

1.4 21世纪以来关注的问题

21世纪以来，近代体育史研究继续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繁荣局面，在深化和扩展原有研究主题和内容的同时，也随着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任务展现出更为多姿多彩的样貌。21世纪前10年，中国体育面临的一大任务就是如何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此时代背景下，近代体育史研究也非常重视相关问题的研究，期望从历史中寻找相关经验。如罗时铭^[21]的《奥运来到中国》，作者选择若干个奥林匹克运动与近代中国发展相关的专题，如文化、政治、经济、学校体育和民族传统体育等，通过一些重要的体育人物和体育事件的串联，描绘出一幅奥林匹克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图景。崔乐泉^[22]的《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一)》对奥林匹克运动在近代中国的开展进行了论述，作者高度赞赏奥林匹克运动对近代体育发展的作用，认为，"中国人能够从体育的真义和本质去定义体育，从健身娱乐的角度去真正理解、接受和认识西方体育，则应该说是发生在奥林匹克运动传入中国之后"。这两项关于奥运会研究的共同点在于强调奥林匹克运动对近代中国体育发展的积极意义，为北京奥运会的举办进行预热，也希望通过研讨奥林匹克运动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为中国体育的发展提供借鉴。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国家层面也吹响了繁荣中国文化的号角。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文化问题如此重要，中国近代体育史研究依然延续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文化问题的关注，不同的是：21世纪以来，中华文化开始平视西方文化，开始寻求中华文化的自我方位以及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期望中华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一极，与西方文化共存共荣。付玉坤等^[23]的《中西方教育文化的差异是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问题》论述了传统体育文化对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发展的独特作用。作者认为，西方教育文化与中国教育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发展陷入困境。"中国今后的学校体育的发展应该更多的是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毕竟，我们也同样拥有优良的体育传统，而且也具有本民族的鲜明的特色……无论学校体育如何改革，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应当始终占据一定的位置。"作者表面论述中西方教育文化的差异，其内在理路却是强调中国教育文化的独特性，只有走符合自己教育文化的道路，学校体育才能更好发展，传统体育文化不能丢失。

谭华^[24]的《70年前的一场中国体育发展道路之争》反思了全球化时代如何保持传统文化独特性的问题。文章围绕"中国在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上的失败，中国体育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而展开，作者指出："本文讨论了这场争论的过程和主题，以求揭示中国体育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及其影响"；强调这场争论的实质是"一场关于中国体育要不要融入世界体育的主流和中国体育的目标取向问题的讨论"^[24]；最后作者对这场争论的结果进行了反思，认为传统体育在这场争论中被边缘化了，传统体育在生命和健康认识上的独有价值被抛弃^[24]。作者通过近代传统体育价值的缺失，向人们揭示全球化所带来的弊端，也提醒人们在全球化时代必须保持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独特性。此外，王宏江的《多元世界与世纪中国：百年中国体育文化传播审视》、龚茂富的《近代中国武术文化变迁的文化人类学审视——从文化适应到文化自觉》、律海涛的《近代"洋土体育"论争的文化阐释》等论文主题虽各不相同，但均涉及传统体育文化的问题。这些研究均强调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所应有的独特价值，或者论述了近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世界体育文化的重要一极，在促进世界体育文化多样性方面承担重要作用。

作为当今世界参与人数最多、传播最广的体育项目，足球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这就决定了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体育项目，而是事关国家形象建设和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的系统工程，对此，我国尤为重视。2015年出台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是在国家层面历史上第一次对足球发展进行的顶层设计，足球运动事业也随之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足球运动所体现的价值也愈发重要，相关问题也反映在近代体育史研究之中。崔乐泉^[25]的《中国校园足球发展的历史考察与经验启示》对现代足球进入校园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梳理。作者认为，在近代时期，学校是现代足球的主要传播平台，并为近代的中国校园足球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随后，作者总结了中国校园足球开展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为当前中国校园足球发展的启示。赵宇^[26]的《根基、代表与组织者——近代中国足球的"队"与"会"》，对近代中国足球组织产生的条件、扮演的角色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认为民间球会和校园球队是近代中国足球的根基，球会和球队承担了近代足球国家队的建设任务，也是近代足球取得优异成绩的关键。作者论述近代民间球会和校园球队对中国足球的促进作用，其实也希望当前中国能够注重基层足球的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学校立德树人的教育实践之中，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成为当前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2015年，教育部明确将武术列为"七大校园重点扶持体育项目"之一。2016年，国家体育总局出台的《中国武术发展五年规划(2016—2020)》提出"学校武术教育重点推进，全国中小学、高校广泛开设武术课程"的发展目标。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推进戏曲、书法、高雅艺术、传统体育进校园。"这些政策文件为学校武术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近代武术教育的问题也得到了研究人员的普遍关注。吉灿忠^[27]的《民国〈大中小学国术课程标准〉及其当代启示》对民国的《大中小学国术课程标准》进行了全方位解读，并提出了对当前武术教育的启示。刘帅兵等^[28]的《国立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的产生、发展及启示》对国立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产生的背景和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对当代学校武术教育发展的启示。近代武术教育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传统体育文化的问题之一，但近代武术教育研究是在国家层面持续要求武术进校园背景下而展开的，促发问题研究的时代背景与前文的研究不尽相同。

21世纪以来，近代体育史研究关注的问题还有工匠精神、冰雪运动和马拉松赛事等。如：申国卿^[29]的《近代太极拳家的工匠精神》，分析了近代太极拳家具备的工匠精神，这与近几年国家大力弘扬工匠精神的时代主题密切相关。谢振华等^[30]的《〈申报〉冰雪运动报道历史考察》，从历史角度考察了《申报》对冰雪运动的报道，这契合了"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及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时代主题。李有强^[31]的《近代上海城市马拉松赛事发展史》，描述了近代上海马拉松赛事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与近年来我国火爆的马拉松赛事相关。可以说，这些研究均是时代热点问题在近代体育史研究领域的反映，表明了近代体育史研究者在研究时有着较强的现实关怀。

综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近代体育史研究关注的问题多种多样，其中体育文化问题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从对传统体育文化如何立足的思考到与西方文化并列共存的考虑，并非研究人员随意的改变，而是在我国综合国力持续上升的时代背景下，研究人员对传统体育文化期许的变化。同一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紧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再次证明了时代背景对近代体育史研究问题的影响。

2 新中国成立以来近代体育史研究的范式运用

"范式"的概念由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32]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库恩并没有对"范式"的概念进行明确的定义，而是强调凡是称之为"范式"的，应具备以下2个特征：①它们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②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史学研究者在20世纪80年代将"范式"的概念援引至国内，并对其进行了修改，目前，有的近代史研究者将"范式"定义为"学术基础和原则体系"^[33]、有的视作"基本线索、基本框架、基本方法"^[34]、有的认为是"研究视角和方法"^[35]、有的强调是"分析工具和叙事方式"^[36]等。不管如何定义，研究人员均认识到范式关乎学科的整体认识，范式的变更也意味着研究视角、理论、方法、史观等方面的变化。基于已有定义的特点，笔者认为"范式"应具备3方面的特征：①体系性。范式是具有一套成体系的分析框架或学术基础，包含研究视角、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和历史观念等。②多样性。范式容易随着研究视角的变化而变化，总体呈现多样性特点。当然，范式也存在具有普遍认可的范式，但不存在终极的范式。③区别性。无论选择何种研究视角、研究理论和史学观念，每种范式都具有自身的特性，范式与范式之间有显著区别。根据范式的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近代体育史研究常用的范式主要有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和社会史范式等。

2.1 革命史范式

革命史范式是顺应中国革命的发生逻辑与开展路径，并对之进行解释、描述而形成的一种研究范式。它把近代中国视为一个中国人民英勇反帝反封建，推翻旧秩序的革命历程，"革命斗争""阶级矛盾""封建主义压迫""帝国主义侵略""人民群众"等成为革命史范式的叙事主题和研究线索。具体到体育领域，该范式侧重以唯物史观为主要分析方式，围绕革命斗争、革命领袖的思想、重大政治事件等展开对体育的考察和研究。由于革命是近代社会的主题，革命史范式一直被研究人员用来诠释近代体育，并呈现以下3个方面的研究内容：

(1) 注重从革命斗争、阶级矛盾、意识形态、重大政治事件等角度考察近代体育的历史变迁和发展特征。如：周西宽^[37]编的《中国近代体育史》共分12章，章节命名多处使用"资产阶级革命派""五四运动""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战争""苏区""解放区"等字眼，关注革命事件和政治立场与体育发生、发展的关系，强调近代体育的发展变迁是随着这些革命事件和政治立场的变化而变化的。韩之波等^[38]的《近代中国武术发展的双向性》从民族救亡和阶级矛盾角度出发阐释了近代中国武术发展的特征，作者指出："近代武术的发展，一是服从于民族矛盾所激起的反帝救亡任务，二是顺应于被封建压迫这一矛盾所决定的资产阶级文化变革，从而表现出发展的双向性特征。"

(2) 阐释近代体育的兴起注重革命斗争和阶级矛盾的影响，评价近代体育的意义更加强调体育所表现出来的革命和阶级立场。方协邦^[39]的《论体育在我国近代革命史上的重要作用》将体育的作用置于反帝反封建中进行评价，认为："在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体育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以其他任何形式代替不了的特殊作用。"这为研究运用革命史范式进行分析定了基调。王家忠^[40]的《中华武术与中国近代革命的史学研究》将近代中国武术的表现和发展置于革命史中进行考量，作者首先将"中国近代史视为一场革命斗争史"，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武术所展现出来的形态和结果均是为了实现革命的胜利。正如作者最后总结近代武术的意义时强调："武术与近代革命息息相关，武术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一定贡献，具有丰富的武术革命文化色彩。"^[40]

(3) 注重研究革命根据地的体育以及共产党人的体育思想。郑志林^[41]的《杨贤江体育思想初探》，作者从体育目的、体育内容和体育方法3个角度论述了共产党革命先驱杨贤江的体育思想，突出了革命先驱杨贤江体育思想的先进性和前瞻性。党挺^[42]的《中国红色体育的演进与发展》将红色体育的发展分为5个阶段：共产党成立初期(1921—1924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4—1927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6年)、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45—1949年)。从这个发展分期看，作者突出了共产党的发展对体育产生的影响。总的来说，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注重论述体育的红色性与革命性。从革命史范式的学术特点看，它鲜明地抓住了近代体育事业的发展主线，系统地描述了近代体育在革命发展中的作用，宏观地指出了近代体育开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2.2 现代化范式

在中国近代体育史领域，现代化范式的运用与20世纪80年代史学领域兴起的"现代化史学"直接相关，后者积极响应改革开放后国家发展由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建设的主题。为了给这一历史变革提供理论资源和思想基础，研究人员对50年代以来占据史坛的革命史范式进行了反思，并以现代化为视域考察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过程，重新确定了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逻辑主线，为解释中国近代史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正如罗荣渠^[43]指出："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以革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历史定位。"

由此引导，中国近代体育史的研究重点从阐释革命与近代体育之间的关系，转变为把近代体育的历史变迁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结合起来，强调近代体育的发展与变迁其实是不断实现自身现代化的过程。如谭华^[44]的《传统文化和体育的现代化》对近代体育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探索，作者认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大抵经历了3个阶段：洋务运动的物质现代化；20世纪初的制度现代化；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现代化。与此同时，近代体育也跟随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经历了相应的现代化发展^[44]。崔乐泉^[45]的《中国近代体育史话》将近代体育发展视为一个近代化(即现代化，笔者注)的进程，作者认为："中国近代体育，是指1840年到1949年这段时期在中国流行和实施的体育。在这100多年中，西方体育开始传入中国；在这100多年中，中国传统体育在不安定的环境中艰难地奋进；也即在这100多年中，在两大不同体育体系的相互排斥与相互吸收中，中国体育走完了它的近代化(现代化)历程。"丁守伟^[46]的《中国传统武术转型研究(1911—1949)》以现代化为理论，从武术的体育化、武术的科学化、武术的组织化等角度考察了传统武术向现代转型的问题。从这些研究来看，在现代化范式的中国近代体育变迁主要是指几千年来形成的与中国古代文化相适应的传统体育逐步向与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相适应的现代体育转化变迁的历史过程，传统体育的内容、制度和思想努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

研究人员不但运用现代化范式探索了近代体育的现代化变迁之路，还立足于体育本身，强调体育对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作用，着眼于近代体育在哪些方面推动了现代化的发展，彰显了体育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枢纽的理念。同时，研究人员还十分注重运用现代化范式评价和解释体育人物和事物的思想及意义。徐沛^[47]的《清末民初画报中的体育图像及其教育功能》论述了体育画报对近代中国现代化产生的影响，认为："现代性质的民族身份想象和国民意识培养需要通过体育图像这个展示与扩散过程加以实现，而体育画报因为自身的现代特质而承担了展示场所与催化剂的角色。"贺幸辉^[48]的《〈良友〉画报体育报道(1926—1945)对中国人现代文化身份的建构》论述了体育新闻媒介对中国人现代文化身份建构产生的影响，指出："民国时期，中国开启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良友》画报的体育报道成为建构中国人现代文化身份的重要载体。"刘启超等^[49]的《近代中国"武侠"再造与"武德"型塑之研究》将梁启超的"武侠观"置于现代化语境中进行评价，作者指出，梁启超对武侠的认识经历了一次由传统到现代的内涵转变，梁氏对"武侠"的再造与"武德"的型塑，是将传统的武侠形象和武德精神改造为现代的武侠形象和武德精神的过程。从现代化范式的学术特点看，无论是宏观上还是微观上对近代体育史的研究，都不是为了考证某一史实，也不仅仅是单纯地描述一个问题，而是力图揭示中国近代体育在世界现代体育坐标系中的位置，阐释体育对近代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意义。

2.3 社会史范式

社会史范式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如果说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分别抓住了近代"革命"与"现代化"两大中心线索，并通过这两大线索纲举目张，将纷繁复杂的近代史串联起来，那么社会史范式则试图追求一个总体的历史，它将构成社会的每个要素都看作研究对象，积极探寻这些社会要素的历史或探索各社会要素对历史产生的影响，即"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人口、社区、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为研究范畴，揭示它本身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进程的作用和地位"^[50]。历史研究从关注政治人物和重大政治事件对历史产生的作用开始转向全面研究社会结构、组织及其下层群众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具体到近代体育史领域的运用，社会史范式的内涵启发近代中国体育史研究在解释体育事件之时，注重探索体育与政治、文化、经济等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关系。由于社会史范式关注的是社会要素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这就导致社会史范式的叙事方式和研究内容极易受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随着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区域社会学理论、身体社会学理论、国家-社会理论和公共空间理论等社会科学理论在史学领域内的运用，社会史范式在近代体育史研究领域的运用也一直保持着兴旺发达的态势，近代体育史的研究内容也日益多元化。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的系统，社会各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互相关联，对社会整体形成必要的功能。该理论在近代体育史领域中运用，就是把体育事件与更为广阔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探索社会结构与体育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体育对社会产生的功能与作用。谷世权^[51]的《试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体育》着重分析了北洋军阀时期，国内外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社会因素共同对体育发展的影响。吉灿忠等^[52]的《中央国术馆馆刊及其社会功能》对中央国术馆馆刊的社会功能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央国术馆馆刊推动了社会尚武思潮、倡扬了'国术救国'思想、宣扬了'国术精神'功能以及推介了'国术知识'研究。"中国土地广袤，不同地区的社会状况也千差万别，区域社会学理论也被研究人员引入到近代体育史研究之中。顾名思义，运用区域社会学理论研究近代体育，就是将近代体育置于一种区域背景之中，考察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社会诸要素与体育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揭示中国地方体育发展的生态状况与运作方式。马廉祯等^[53]的《广州近代体育文献与出版研究》就是一例，作者从广州区域特点出发对广州近代体育文献与出版的情况做了研究，指出："西方体育活动在广州的迅速发展、广州学校体育与民众体育的兴起、传统广州出版业的发达等因素，促进了广州近代体育文献和出版的繁荣。"郎净^[54]的《近代体育在上海(1840—1937)》从上海区位特点出发，梳理了近代体育在上海的传播情况。从区域角度进行分析，可以让读者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近代体育"一体多元"的特征及发展过程，揭示中国体育发展的独特性，从而更加全面地展示中国近代体育史的概貌。结构功能主义和区域社会学理论在近代体育史研究中所占比例最高，谭华的《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与武术的进步》、李岩的《近代武术价值观的变迁与思考》、关文明的《广东记近代体育的兴起》等都属于相关理论的研究。

身体社会学理论以身体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分析身体的社会象征、社会生产及文化意义，国家、权力、制度对身体的管控，另一方面则强调身体实践对社会的建构意义。体育是一种可以集中反映身体的领域，通过体育透视身体的发展与变化似乎是一条可行的路径。研究者也热衷运用该理论分析近代社会力量对身体的管控，以及将身体作为观测点对中国体育史的发展与变迁进行考察。潘丽霞^[55]的《权力、身体与性别：中国近代女性学校体育实践》以近代女性身体为研究对象，从学校体育的政治诉求、政策规章、时间制度、空间领域等角度，分析了这些力量对身体的管理产生了什么样的规训效用，以此反映中国近代女性学校体育实践的方式、特色和意义。程卫波等^[56]的《中国近代体育发展阶段的历史审视——一种身体社会学视角》以"身体"为观测对象，对近代体育的发展变迁进行了考察，作者依次将身体在近代体育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变化概括为身体的国家化生成、身体的法权化洗礼、身体的时间化建构，通过这3个阶段身体变化的呈现，展示了一幅以身体变化为主的近代体育史图景。

国家与社会理论是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主要理论，是指在批判单向性以"国家"观念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将"社会"或"市民社会"的观念引入研究之中，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是一种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的关系，中国社会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因素推动下发展的。国家与社会理论在21世纪被研究人员引入近代体育史研究领域，用来指明近代体育的历史进程和生成发展是在国家与社会双重因素作用下完成的。陆小聪等^[57]的《体育与民情：国家与社会视角下近代中国体育进程的再思考——兼论对体育社会组织改革的反思》认为："近代体育的生成过程不单是国家的建构力量，体育的生发更多是受社会'倒逼性'力量的影响。依此分析框架提出我国近代体育总体上经历了社会倒逼下的萌芽、国家建构中进一步发展的体育传播进程。"刘帅兵^[58]的博士论文《民国时期武术教育的历史诠释》运用国家与社会理论分析了"国家"与"社会"2个因素是如何相辅相成地推动民国时期武术教育的生成与发展的。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理论由哈贝马斯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该理论被运用至体育领域，研究人员往往将社会空间作为影响体育生发与发展的重要因素或场所，探索了体育公共领域的生成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公共领域中体育的表现形式、特征及意义，研究了体育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的交往活动并以此构成的交往空间。王颢霖^[59]的《晚清体育知识群体的公共交往(1890—1912)》就运用了公共领域理论，考察了体育翻译界、体育学术思想界、体育留学界这三类体育知识群体在晚清是如何通过报社、书局、革命团体、学校等公共领域进行交往的，并以此建构起学缘、业缘、地缘等错综复杂的公共交往网络。在此过程中，晚清体育知识群体获得了身份认同和价值归属。倪京帅等^[60]的《近代上海体育文化空间的生成、建构及特征》考察了近代上海体育的公共空间，作者认为近代上海的体育公共空间主要由"公园、跑马场、学校和报刊等"场所建构，同时强调："这些空间具有开放包容性、创新示范性、社交商业性、政治启蒙性等特征。"

心态史和日常生活史是社会史范式下的2个专题。心态史将人们的精神活动纳入研究范畴，聚焦历史上各类人物的观念、意识、情感、欲望和精神等，注重分析这些因素对历史产生的影响。心态史研究虽然注重探索个人的心态，但没有割裂其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们的心态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进行心态史研究时须注重分析社会因素对心态的影响。运用心态史研究近代体育就是将人们的意识领域和情感世界作为阐释体育的基本角度，探索体育事件的生发与时人的心态互动，或立足于人的心态通观体育的发展变迁。陈晋璋^[61]的《从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谈古近代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演进历程的异同》从心理角度分析了近代中西方体育之间的冲突，认为："中西体育冲突的原因有二：第一，唯我独尊的大国地位和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造就了我们民族强烈的自尊心和优越感，这种心理态度和'发扬基督精神'的西方文明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系列的冲突；第二，伴随武力侵略而对西方体育的逆反心理，导致中西体育之间的冲突。"王广虎等^[62]的《民族国家建构中民族传统体育形成的心路历程》引入心态史分析民族传统体育形成的心路历程，认为："民族传统体育形成的心路历程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以'强兵强种'的'制夷'心结与军事诉求为阶段特征；以'救国救民'的'变革'心志与政治诉求为阶段特征；以'忧国忧民'的'启蒙'心态与文化诉求为阶段特征。"

日常生活史通过具体、细微的人或事描述作为社会普通人的历史，因此，日常生活史尤其关注边缘群体和下层群众，关注他们的私人生活，探索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日常生活，及其日常生活与历史事件的关系。具体运用到体育领域，生活史则是注重叙述普通民众的体育观念和行为，并通过对具体史实的微观分析，透视特定时期人们的体育生活、精神世界与特定区域体育发展之间的关系。翁信辉^[63]的《村角武术的统一——新垵村"五祖拳"的文化变迁》从福建侨村新垵村习武的客观需求出发，围绕五族拳第二代传人沈杨德的个人习武经历，讨论了沈杨德凝聚、团结新垵村村民的行为，将高度聚焦的生活史与更大武术发展进程相结合，揭示了沈杨德与福建新垵村武术统一之间的关系。龚茂富^[64]的《民俗生活中民间武术的权力实践与狂欢精神——基于民国青羊宫会"打金章"的历史人类学考察》，运用了生活史理论，以青羊宫会"打金章"的武术实践为例，对融入民俗生活的民间武术进行考察，揭示了民俗生活与民间武术互动过程中的权力实践与精神实质。体育生活史的叙事方式无疑是十分特别的，它将体育史研究内化于文化经验和生活情景之中，通过对某个体育人或体育事件的故事性叙述来显示其学术内涵。心态史和日常生活史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微不足道的细节事务进行描绘，而是在细节的探索中发掘体育人物或事件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时空交错，展现出一幅"以小见大"的历史图景。

从社会史范式的学术特点看，近代体育史研究不再如革命史范式那般强调国家层面与体育之间的关系，而是同时强调了国家与社会2个层面与体育之间的关系；不再如现代化范式那般将体育事件置于时间序列中展开，以发生在前面的体育事件为后面的体育事件提供解释来理解体育事件，而是一同理解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体育事件的形成，及社会各因素对体育产生的影响。社会史范式既能视野宏通又能深入机微，大可以从政治格局、社会思潮的角度阐述体育现象，小则可以通过一个意象(身体)或人们的心态、生活窥探体育在历史中的演化。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开放多元的体系，它可以不断吸纳新的社会科学理论扩展自己的研究内容。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近代中国体育史研究概括为以上3种主要范式，并不意味着一项研究只能对应一种范式。有些研究可以采用多重范式，所谓多重范式是指在研究某一历史问题时同时运用多种范式进行解释和描述。如倪京帅的《公共领域视角下近代上海体育文化的空间建构与文化转型》、李兆旭的博士论文《民国时期体育学校研究》、王妍的博士论文《远东运动会与近代东亚社会的发展》等研究就是多重范式运用的代表。倪京帅^[65]的研究运用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分析了近代上海跑马场、公园和商务印书馆等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在此基础上，作者还认为："近代上海体育文化的空间建构在一定程度促进了中国封建传统体育文化价值观向现代的转化，推动和加速了中国现代化文化的转型。"李兆旭^[66]的研究也运用了多重范式，尤其是第4章和第5章，通过对体育学校的传统体育和女子体育内容的论述，一方面强调了体育对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作用，另一方面从体育视角分析了对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轨迹。王妍^[67]的研究论述了远东运动会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强调了远东运动会对推进近代东亚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意义。可以说，这3项研究同时运用了现代化范式和社会史范式对近代体育现象进行描述和解释，这种多重范式的运用可以突破单一范式在解释力上的局限性，拓宽近代体育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2.4 近代体育史研究范式评析

经过近70年的筚路蓝缕，近代体育史研究的范式运用获得了长足发展。研究人员能运用多种范式对近代体育的发展和变化进行解读。这些研究范式也在母学科研究中居于主流地位，表明了近代体育史研究能不断向母学科寻求滋养，完善和充实自身的理论体系，也反映了近代体育史的研究把握住了史学理论发展的变动脉络。研究人员运用研究范式的视角多样，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和社会史范式从不同角度展现了近代体育史的历史图景，揭示了近代体育史发展规律，丰富了人们对近代体育史的认识。单一研究范式的运用也能不断地层层深入，现代化范式一直处于近代史研究的重要之位，从20世纪80年代注重论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隔阂，即"传统与现代对峙"的现代化范式，再到20世纪90年代，强调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中国体育的现代化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与近代西方体育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果，即"本土"现代化范式。可以发现，现代化范式运用的不断进化，后一观点往往是对前一观点的扬弃，本土现代化范式是对单纯将中国视为传统、西方视为现代的反思。在社会史范式中，社会科学理论的运用极大扩展了社会史范式的研究视域。国家与社会理论从国家与社会互动角度出发，对近代中国体育的生成与变迁做出诠释，使原来社会史范式中统一的"国家"与"社会"有了区别，社会因素也因此变得更具层次性，近代中国社会对体育影响的认识也更为深刻和精细。"公共领域"理论使原本分散在各处的社会空间，如报刊、学校、书局、公园、体育场等具有了相对统一的理论指引，拓展了近代体育史的研究视野。中国近代体育史的研究范式正是在这种深化和扩展方式下不断获得进步和发展。

虽然我国近代体育史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①研究成果同质化。研究成果在选题、思路、框架、方法、主旨等方面多有雷同，只是具体论述的内容稍有变动，对于学术创新意义不大。如在社会史范式中，有关"社会思潮对体育产生影响"的问题，多数研究似乎围绕着军国民思潮、自然体育思想、民族主义等思潮的作用进行反复论述，或者重点论述某一思潮对体育产生的影响。当然，适当的对同一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可以深化对该问题的认识，但对同一问题在相同思路、框架、方法、主旨上研究得过多，则有同质化之嫌。②研究范式的简单移植化。近代中国体育史的研究范式有简单移植的迹象，如社会史范式中的"公共领域"理论的运用。所谓"公共领域"是指自发的、有组织的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这些场所包括报刊、书局等大众传媒，基于各种兴趣和目的而组成的私人社团、宗教团体、阅读小组，以及为私人对话提供公共空间的公园、博物馆、剧院、沙龙、茶室、音乐厅等。在运用这个基于西方经验的"公共领域"对近代体育史进行研究时，且不论近代中国社会是否具有这些公共领域，而研究中缺乏对农村空间领域的探讨确实有失偏颇。从中国共产党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实践看，似乎农村社会是理解近代中国历史的关键因素，而我国近代体育史涉及农村空间的研究十分稀少，如果不假思索地单纯移植西方理论，恐怕会有"郢书燕说"之弊。

3 近代体育史研究的未来展望 3.1 继续强化近代体育史研究的问题意识

史学的主要功能之一在于推动历史进步，关注人类命运。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这个时代的特定主题，而史学的任务就是要回答这些时代主题，围绕时代主题进行史学选题就是问题意识之所在。英国史学家卡尔^[68]认为："历史就是现在与过去永无休止的对话"，道理就在于此。历史研究要联系过去与现在，要从时代出发回答当代问题。20世纪50—70年代中后期，近代体育史均侧重谈论体育的革命问题或论述革命对体育的影响。

今日之中国，处于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时代，中国体育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体育在新时代国家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价值，体育系统内的整合发展和体育系统外的联动发展，构建多元平等、交流互鉴的世界体育共同体，体育发展方式改革和体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等^[69]。这些问题应该在近代体育史研究中有所反映，应该成为近代体育史研究人员问题意识的来源。研究人员需要站在新的时代高度评判和辨别近代体育的利弊得失，通过探索近代体育的发展路径，近代学人利用体育促进中国国际化的历程，体育在近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和意义等问题，为当前体育问题的解决提供历史资源。没有热点问题，近代体育史研究容易出现极大的盲目性，近代体育史将失去充当当前社会体育导向的功能和使命。近代体育史研究获得的关注与重视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回答体育现实问题的能力。

3.2 加强近代体育史自身理论范式的建设

新中国成立以来，近代体育史研究范式的运用往往借鉴史学的研究范式，近代体育史研究人员较少对体育理论范式进行反思，致使近代体育史研究的话语权处在"低音"或"静音"的状态。近几年来，伴随着近代体育史学危机的高涨，当前相关研究人员要加强学科总结，着力建设本学科的理论体系。具体而言，除了要阐明近代体育史的学科性质、学科功能、研究方法、体育史料的类型与范围等基本理论问题外，还应重点关注近代体育史学科的理论范式建设问题。以"项目活动"为方向的研究范式应受到关注，这是因为，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文化实践活动，体育在很大程度上表现的是人与体育活动之间的关系，而这个体育活动无疑是人们参与运动项目实践的活动。以"项目活动"范式为导向的近代体育史研究，应关注近代历史上人的体育活动，以人的体育活动为理解近代体育史的基点，以近代史上人们参与各种运动项目的过程与结果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当代体育实践，从"对历史负责、为现实服务"的视野构建体育活动的发生和发展过程。

以"项目活动"为方向的研究范式并非主观臆造，而是有理可循。早在20世纪10年代，徐一冰在上海《体育杂志》发表的《体育史》和郭希汾的《中国体育史》就呈现"项目活动"的研究取向，二者都是以运动项目为篇章对各历史时期体育史的发展与表现进行叙事，在每个章节中，作者都十分注重对人们参与具体运动项目活动的叙述。郭希汾^[70]参考了《宁波府志》的资料，叙述了内家拳代表张松溪的体育活动经历。当代学者也对运动项目史关注有加，卢元镇^[71]和郝勤^[72]都强调了"运动项目史"研究在体育史上的重要意义。近代中国处于中西方文化交汇时期，西方体育运动项目也随着西学东渐浪潮传入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梳理运动项目的传入情况，生动再现国人积极参与各种运动项目的历史，总结近代各时期国人参与体育活动的规律和特点，挖掘其中的体育思想和意义，可以呈现一个较为动态和完整的近代体育史。当然，这类研究的史料搜索相对繁琐、困难，研究工作量较大，但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方向。以"项目活动"为方向的研究范式也迎合了当前"回到历史现象"和"视野下移"的史学研究趋向："回到历史现象"要求回到体育史发生的运动项目场域理解体育史；"视野下移"也就是要求体育史更加关注普通群众的体育活动。当然，"项目活动"史的研究范式只是为建设具有自身特色体育史的研究范式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并非是有一个完整框架的具体研究准则。我们应该清楚，建构一个具有体育学自身理论特色的研究范式绝非易事，但它无疑是近代体育史研究人员所应思考的学术问题，理应是近代体育史研究人员未来的努力方向。

3.3 深化和开拓近代体育史的研究范式

在建设新的研究范式之时，深化和开拓已有的研究范式也是推动近代体育史研究未来健康发展的关键。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近代体育史研究范式的总结可以发现，每个范式都有其优长，又皆有其局限。革命史范式的优点在于抓住了近代中国是革命的时代基调，为解释近代体育的起源、变迁和发展等问题提供一个宏大的分析框架，凸显了阶级、革命、政治等因素对近代体育的特别影响；局限在于研究容易成为政治的附庸，由于过分强调革命、阶级和政治因素作为推动近代体育发展的动力，势必会忽视其他因素对近代体育发展所产生的作用，这难免造成认识的局限和失误。现代化范式的优点在于擅长对近代体育发展的趋势进行把握，同时，现代化研究范式将中国近代体育的变动纳入全球范围内进行考察，扩展了解释近代体育变迁和发展的视野；局限在于容易将中国自身体育现代化的过程视为对西方国家的仿效，存在着较为根深的"西方中心论"思想，同时，以"传统向现代转变"概括近代体育的变迁过程，有着简单化和绝对化之弊，忽视了近代体育变迁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社会史范式的优点在于能较为明显地突出时代变动与近代体育发展之间的交互关系，擅长阐释社会剧烈变动对近代体育产生的影响；局限是过于注重外部因素对近代体育发展产生的作用，难免会忽略近代体育自身应有的发展逻辑。

针对各研究范式的优点和局限，只有做好继承，方能开新。关于革命史范式，虽然以革命、阶段斗争和重大政治事件作为唯一阐释近代体育发展的思维方式应当抛弃，但从阶级视角分析不同人士的体育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以及政治如何运用体育来建构国家与塑造国民仍有进一步讨论空间。关于现代化范式，近代体育发展的进步观念已经确立，但传统体育自身具有的现代属性，其与西方体育相互融合等问题仍值得继续探讨。关于社会史范式，社会变迁对近代体育的影响已有所研究，而近代体育兴起和发展的社会因素，社会变迁如何影响近代学人的体育认知等复杂问题尚需进行深入研究。除了扩展已有研究范式之外，探索多重范式的运用也是拓宽近代体育史研究的方式之一。前文提及，所谓多重范式就是在研究某一历史问题时同时运用多种范式进行解释和描述，它可以突破单一范式在解释力方面的局限，近代体育的发生和发展涉及面广，它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教育等领域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运用多重范式能够更全面地反映近代体育的发展变迁过程，更好地解释近代体育与其他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3.4 恪守近代体育史研究的学术规范

学术规范是保证学术范式成立并长久的重要因素。在体育学界，一般认为学术规范是一种行文格式上的规范以及学术道德上的规范，甚少讨论选题与论证时的学术规范。其实对于提升近代体育史研究的学术品位而言，选题与论证时的学术规范显然是更为重要的问题。

近代体育史研究的创新主要体现在观点解释和史料扩充方面，这需要恪守一定的学术规范。近代体育史所需恪守的学术规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要把握当前研究现状，全面系统梳理近代体育相关的学术史，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②要清楚自己的研究与已有研究之间的差异性，确保研究具有创新性；③要有高度的方法论自觉，要明确自己研究所应运用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④要重视与已有相关研究进行对话，切忌"自拉自唱""自说自话"。具体而言，就是在选题研究之时，研究人员要知晓前人已经做了哪些研究，提出了什么样的观点，研究达到了何种程度；前人运用了哪些研究范式做指导，占有了哪些史料，在史料发掘上是否全面；前人的研究还存在哪些问题，哪些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深化研究等，针对这些问题研究人员都必须了然于胸。在真正了解学术史状况之后，后续研究才能推向纵深，了解学术史状况其实也是为自己的研究找到立足点。学术规范绝不能认为是形式上的要求。做不到对学术史的全面梳理和考察，研究只能处于一种盲目的状态。做不到学术范式的自觉，学术研究状况容易陷入混乱，也就谈不上进一步深化和开拓研究范式。不能明确把自身研究与前人研究进行比对和对话，学术研究的整体品位便难以提升，研究则难称之为创新性研究。

4 结束语

近代体育史研究的选题是一定时代的产物，与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密切相关。这表明我国近代体育史的研究人员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和时代情怀，他们期望通过史学研究探寻问题的历史因果，从而为时代主题提供历史资源。新中国成立以来，近代体育史研究人员所运用的研究范式主要包括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社会史范式等，这些研究范式观察视角各异，分析层面多样，有助于认识近代体育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展现丰富的近代体育面貌。回顾是为了更好的发展，通过对新中国近代体育史研究的回顾，认为继续强化研究的问题意识、加强自身理论范式建设、深化和开拓已有研究范式、恪守学术规范是近代体育史研究未来发展的活力源泉，有此源泉，近代体育史研究必将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