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寻寻觅觅中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革命性选择。有了这种选择，才有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伟大成就。党领导我们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就是一个遵循经济规律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过程。这个过程及其成果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习近平，2020)。政治经济学是经世致用之学，是在观察现实、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由于国情不同，一国有一国的具体问题，一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面临不同的问题。一国发展道路的选择是一国多种因素综合考量的结果，这其中不仅有现实因素，也有历史因素，包括历史上的经济发展方式、文化传统等等。

一、社会主义要发展经济，要使人民富裕，要寻找到能够使人民富裕的经济体制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其初心就是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造福人民群众。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两级分化、贫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即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所有制和生产的社会化的矛盾。他“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的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06)。马克思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里，第一，社会将有计划地分配社会劳动于各个部门；第二，实行按劳分配。马克思认为这种大家当家作主，有计划地分配社会劳动予各个部门的经济制度能够充分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解放生产力，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对甲社会以后的乙社会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的有待实践证明的逻辑推理。

前苏联按照马克思的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设想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实行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指令性计划的经济体制。然而这种体制运行情况并不理想，计划手段远远满足不了千差万别、十分复杂的投入和产出，大锅饭式的公平激励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实事求是的列宁被迫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在承认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基础上有限度地恢复了商品、货币关系，经济有了起色。遗憾的是由于列宁逝世的太早，对于新经济政策究竟是经济恢复时期的暂行办法，还是未来社会主义的必然阶段，并未给出明确的结论。斯大林急于实现纯粹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他依靠政治手段急剧推行全国公有制，建立起只有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经济制度。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进入交换；消费资料是商品，可以进入交换。不承认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在此基础上设计并建立起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在短时间内是有优势的，或者说是能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能够建成关键性的产业和比较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长期地看，由于对人的行为假设的误判，即，认为人都是大公无私的，以及在资源配置方面的缺陷，导致了这种体制的低效。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奉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最初的榜样作用，百废待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亦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祈盼计划经济体制能够极大地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然而计划经济在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虽然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但总体看却未尽人意。原因在于：两级大锅饭。传统体制下由于国家对企业父爱主义的保护而约束软化，企业具有强烈的追求数量的欲望和无限的扩张冲动，重数量不重视质量。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只管完成计划，没有面向市场的意识，从来不用担心企业的亏损和破产。此即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对于劳动者个体而言，虽然实行按劳分配，但劳动量的计算却是一个难题。马克思设想的是按自然劳动时间，但前提是商品货币关系的消灭。在商品货币关系下的核算是反复交易过程中的社会核算，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核算只能是会计核算。社会核算具有强制性，马克思说就像房屋倒在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会计核算不具有强制性。为了实行按劳分配，国家一般都规定了各个级别标准工资的对应年限，工资成了年限的函数。在缺乏灵敏的报酬制度的情况下，合作性工作具有对偷懒的激励。此即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加之经济体制在处理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上，往往把终点平等，即平均的公平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这种体制下没有破产，没有失业，没有随着市场价格随行就市的要素流动，谈不上资源的最佳配置。种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最终导致了低效。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邓小平，1993)。他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邓小平，1993)。

那么怎样才能发展社会生产力，摆脱贫困呢？种种迹象表明，这就是体制改革，就是选择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断定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分工加上交易的市场经济是人类富裕的康庄大道。亚当·斯密是对的。从目前情况来看，英国、德国、美国、日本这些较早发展市场经济的国家无疑是经济强国。然而在1700年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经济基本上没有发展，人均收入年增长率只有0.11%，630年才增长一倍，世界上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当人类步入市场经济体制之后，那些率先步入市场经济的国家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从1820年到1990年这171年间，人均收入增长英国翻了10倍，德国翻了15倍，美国翻了18倍，日本翻了25倍。马克思、恩格斯也充分注意到了市场经济体制能够极大地推动经济发展的事实。在《共产党宣言》里，他们生动地写道：“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他们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后来的工业革命也发生在这些市场经济先行的国家。我国周边步入市场经济轨道的国家或地区经济也有让人瞩目的发展。中国自己沿海改革开放的试点地区，同样显示了市场经济的魅力。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经济确实能富其国裕其民。让人民群众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中国要富起来，必须选择市场经济。

在中国选择市场经济需要政治智慧，需要把市场经济和反映国家性质的制度分开。邓小平同志以高超的政治智慧，高瞻远瞩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1993)。为了发展生产力，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然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二、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

如同此前所论，中国选择市场经济，是因为迄今为止的历史证明市场经济是可以富其国裕其民的。然而，我们所要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而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不仅要富裕，而且必须是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因此，我们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改造，创造出我们自己的市场经济。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虽然可以富裕起来，但却存在着两极分化问题。马克思认为，收入分配是由社会性质决定的。他说：“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资料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资料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06)。在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的生产条件，例如资本和土地，掌握在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手里，而人民大众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家得到剩余价值，劳动者仅仅得到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是规模扩大再生产，资本可以积累、集聚、集中、继承，能够推动发展，长期如此，必然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托马斯·皮凯蒂把马克思的描述称之为“资本无限积累原则”。解决日益扩大的分配差距的最终方式，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即剥夺剥夺者。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所著的《21世纪资本论》里，以18世纪以来的20多个国家的历史资料向人们证明，由于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资本收益高于劳动收益，加上继承，大量金融新贵和大企业高管天价的年薪，资本主义世界两极分化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扩大，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平等。他认为，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使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10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达不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穷问题。我们说的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要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市场经济的普遍特征：具有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提供经济社会运行所必须的公共产品，并对经济发展实行规划和引导。

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具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外，所以加了社会主义的前缀，还在于它的特殊性。这就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8月17日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10次会议上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公有制与共同富裕紧密相连。

公有制是共有的财产，共有的财产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只要是坚持劳动价值论的按劳分配，尽管有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之分，在公平透明的情况下，差别还是有限的，起码不会是天价的差别。公有制下的政府为人民提供的公共福利应当是均等的，特别是畅通向上流动的渠道。公有制下的宏观调控见效快，因为国有企业通常会带头执行宏观经济政策。公有制条件下在特别的时期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中央财经委员会第10次会议指出，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以提高总体社会福利水平。公有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可以有效地实现政府与市场的结合。虽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劳动力价格，即工资随行就市的波动是一种正常现象，政府依然要进行保护性干预，因为作为个体的劳动者在谈判中较之于资本处于弱势地位。

本次疫情抗击，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面对疫情，一批一批医务工作者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不讲条件不计报酬，星夜驰援武汉，成为感动全国人民的“最美逆行者”。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医疗卫生机构大多数是公有的，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是医疗卫生机构和广大医务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又如口罩的生产。口罩在疫情期间成了短缺的战略物资。解决口罩短缺问题有两种办法：一是走纯市场道路，但受到产能、保护、抢购等因素影响，口罩在短期内必然价格升高，导致很多人买不到或买不起，从而影响疫情防控。二是通过政府干预快速组织生产，增加口罩供给，同时按照不同岗位的需要合理分配口罩，尽可能有效地利用口罩资源。在疫情防控的紧要关头，第二种方法更有优势。这再一次说明我们是用市场机制解决发展，解决效率问题，用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二者有机组合，比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纯粹的计划经济效果要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当今中国的有效的市场经济。

三、路径依赖和历史沿革：选择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经济体制与一国历史密不可分，是一国历史演绎的结果。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无疑是中国的志士仁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同样重要的是中国有接受社会主义的似曾相识的经济基础。中国历史上是个体私有制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个体私有制在理念上和实践上追求终点平等，即所谓的大同世界，在政治制度上与中央集权相伴随，就人的发展而言则难以摆脱人身依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私有制是对个体私有制的一种辩证的否定，是更高层次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从世界历史上看这种现象发生在典型的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产权明确，推崇自由、平等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被马克思称为亚细亚社会的国家则很难过渡到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种周而复始的伴随着“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等均之”的周期性农民起义，使这种社会始终处于一种超稳定的状态，实现了对个体私有制辩证否定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有制，也追求平等，但不是终点平等，而是机会均等。拒绝人身依附的是一种现代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本来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平等，但由于这是一个肯定、否定、再否定的范式，范式中的第一个环节和第三个环节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都追求给定条件下的不同层次的共同富裕，于是处于第一环节的社会形态接受了第三环节的社会形态的蓝图，并将之付之实践。

自然经济的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私有制，是两种不同的私有制，一种是弱私有制，即私有制的发展程度不够，容易发展公有制。一种是强私有制，即法律高于一切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制。国外学者也注意到了这种影响。H·登姆塞茨在讲到前苏联和中国的革命时曾经指出，“可以肯定，这些革命的成功，是由于这些国家先前的制度化刚性会使得这些国家大部分人口的私人进步途径很少，由此所产生的这些刚性在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缺乏，与先前进行了共产主义革命的俄国和中国的刚性特征相比对它们更为有利”(H·登姆塞茨，1994)。私人进步的途径很少，就是更容易改变为公有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

路径依赖使得一国的现实体制必然深深打上历史烙印。英国率先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强调产权、平等、自由、法制，于是有了亚当·斯密的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法国的市场经济模式既有坚持私有制、分散决策、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等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同时又有实行计划指导等特点。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国历史上长期实行重商主义，主张在国际贸易中多卖少买，为此还建了大量的国家工场，推崇国家干预。这样的历史传统使得法国并不像英、美那样对自由市场充满信心，并因此发展出了实行计划指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并强调国家干预和公共所有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德国则因为在古典经济学时代比较落后，典型自由竞争和不加保护的国际贸易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德国选择了有国家干预，适度贸易保护的经济体制。继之又遵循弗莱堡学派的学说，实行用竞争解决经济效益，用政府调节解决社会公正的社会市场经济。日本是社团式资本主义，日本企业家总是把自己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合而为一。日本员工忠实于公司，为了公司而牺牲家庭利益，在日本人眼里是一种忠诚的象征。日本公司也像家庭一样爱护员工。日本实行终生雇佣，把员工和国家的利益紧紧绑在一起。日本政府在社会经济活动里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中国曾经选择计划经济体制的经历，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如下特点：国有企业比重比较大，政府管事的能力比较强，政府管的事情相对多一点，家族式企业比较多，存在一定程度的哥们义气、信任熟人，信任范围比较小。由于政府动员力量强，经济周期具有人为因素。

最终的体制选择是各种因素互相博弈的结果，是一个历史的、平行四边型的对角线。马克思认为，作为历史必然性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显然是不以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恩格斯在介绍马克思这一思想时写道：“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整个历史进程——指重大事件——到现在为止都是不知不觉完成的。也就是说这些事件引起的后果是不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事件的参与者要么直接希求的不是已成之事，要么这已成之事又引起完全不同的未预见的后果”(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76)。他认为“人们的意向是互相交错着的，因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76)。各国的历史的平行四边型的对角线，就是各国现实体制的历史烙印。

四、正确的选择来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来研究和解决问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来制定和形成指导实践发展的正确路线方针改革，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习近平，2012)。邓小平同志也曾经深刻地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邓小平同志强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种模式解决，中国有自己的模式”(邓小平，1993)。优秀的都是有条件的，在此一条件下优秀，在彼一条件就不一定优秀。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以及对未来社会模式的推导，是以英国为研究对象的。他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特点是英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06)。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时刻，应当倾听这样一个人的声音，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06)。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以英国为典型研究对象的，虽然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但对到底怎么搞社会主义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苏联实行的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后来的改革又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指导下搞了休克疗法。

中国一开始照搬斯大林模式，但这显然不适合中国国情。邓小平同志指出，“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邓小平，1993)。汲取教训以后，我们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坚持从我国经济社会的实践出发，坚持改革开放，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借鉴世界上一切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措施，摸着石头过河，逐渐认识到商品经济不可逾越，先后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个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的过程，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永远没有完结。

经济学知识的丰富也助力于我们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例如认识到市场经济并非社会制度，市场经济并非资本主义所专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等等，都使我们眼界大开，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用市场解决效率问题，用社会主义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路径依赖使这种体制深深地留下我国自己的历史、文化的烙印。我国经济的快速的，高质量的发展证明这种选择是成功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贡献，是给定条件下的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