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国农民的创业史源远流长，纵览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40多年，也是中国农民创业的成长历程。从改革开放初期家庭联产承包制推动下的农村专业户，到新形式下市场与政府所催生的“大众创业”浪潮，中国农村创业人数不断攀升(张玉利、冯潇，2019)，农民创业热情不断高涨(王转弟等，2020)，农民创业也成为中国市场化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然而，由于地处偏远地区，同时受到信贷市场不完善、社会资本缺失以及交易成本巨大等多方面的制约，农村创业困难重重(Zhao，2020)。创业环境的不稳定性(Gurbuz and Ozkan, 2020)导致农民创业面临很高的失败率(Morris et al., 2017)，因而对农村创业者的个体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精英群体因具有独特的优异特质和能力素养成为农村创业的主力军。

许多学者基于社会资本理论与资源基础观，提出精英群体由于所嵌入网络的深度和广度使其更容易获取创业信息与创业资源，比如吴一平、王健(2015)的研究表明，政治精英可以利用其政治网络获取银行信贷、政府资源以及市场信息，而这恰好是激发精英创业的主要动力，也是其创业成功的关键。杨婵等(2017)提出，农村精英创业者往往具有较高的村落威望和资源调动能力，精英身份不仅有助于农民跨越资金门槛，而且在市场准入、税负、土地、信息等方面享受优先待遇，进而提高了农村精英的创业积极性。但也有学者基于前景理论认为，农村精英群体在心理和资源上的丰裕使其长期处于“舒适圈”(万君宝等，2019)，他们在享受“舒适圈”带来的相对收益时会规避创业等高风险行为。而且，与普通村民相比，农村精英创业失败将对其长期建立起来的威信与“面子”产生负面影响(董磊明、郭俊霞，2017)，进而强化了农村精英的风险规避意识，使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留在体制内而不愿意从事冒险的创业活动。还有学者认为精英身份对于创业活动并没有显著的影响(Wu，2002)，比如Walder(2002)的研究发现，党员或干部等精英身份制约了城镇居民的创业概率，但对于农村创业的影响并不显著；李雪莲等(2015)的研究也支持了上述观点，他们认为公务员等精英身份并不能激发个体的创业活力，除非是有职务的公务员才会增加个体的创业概率。

可见，以往研究大都基于精英的资源俘获能力与个人权威分析其对创业决策的影响效应，但精英创业是否是纯粹的逐利行为？众所周知，区别于草根创业者，农村精英一般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良好的经济状况，他们创业的驱动力并非迫于生计，更多的是为追求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等社会性动机(杨婵等，2017)。除了经济目标外，农村精英创业者还会在社会性需求的激励下关注获取外部尊重和认可等非经济回报。当决策环境的复杂性加剧了注意力资源的稀缺性时，身兼村庄“当家人”与企业“理性人”双重身份的农村精英创业者该如何在经济性目标(逐利)与非经济性目标(趋名)之间进行权衡与抉择？如果社会性需求成为农村精英创业者的主要诉求？那么这种“趋名”导向是否会对“逐利”目标产生挤出效应？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本文基于创业动机理论与注意力基础观，利用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的数据，得到以下研究结论：①农民的精英身份，比如担任村干部、拥有党员身份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导致其创业并非纯粹的“逐利”行为，而是为了追随内在的“趋名”导向，即农村精英创业主要是为了实现家庭社会地位的提高、村落人缘水平的改善、村落话语权的增加等非经济目标，这种“趋名”导向使得创业者配置于经济目标的注意力资源相对不足，进而制约了其创业绩效的提升与经济目标的实现。②随着家庭经济资本的增加，农村创业者的精英身份对经济目标的注意力配置不足问题将得到有效缓解，即丰裕的家庭经济资本将弱化精英身份对经济目标的制约效应；同时，家庭经济资本的增加将强化精英身份对非经济目标的提升作用。③随着外部制度环境的完善，精英身份对农民创业经济目标的注意力配置不足问题将得到有效缓解，即完善的外部制度环境将弱化精英身份对实现经济目标的制约效应；同时，外部制度环境的完善将强化精英群体对非经济目标的追求。本文开创性地将注意力基础观融入农村精英理论，分析了经济目标(利)与非经济目标(名)如何在相互博弈与制约过程中构建农村精英创业者注意力资源的配置方向，较好地诠释了精英群体在“名”与“利”之间的权衡与取舍，拓展了农民创业目标与创业动机理论的研究视角；同时，本文基于农民根深蒂固的“家文化”与农村创业环境的不稳定性，将家庭经济资本与外部制度环境纳入研究范畴，构建了一个较为系统的农民创业模型，丰富了农村精英创业理论的研究范式；最后，本文以创业者的精英特质为切入点分析了精英群体与普通农民在潜在价值观和创业追求方面的差异性，将“趋名”导向等非经济目标引入农村精英的创业动机研究框架，不仅有利于剖析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农村精英群体创业行为的深层次动因，而且深入挖掘了农村情境下精英群体创业的社会性目标。

二、理论与假设 (一) 创业动机理论与注意力基础观 1. 创业动机理论

创业动机是激发和维持个体创业活动的内在动力，也是引导创业行为指向特定目标的个体心理过程。关于创业动机存在许多不同的理论，较为经典的是Gilad and Levine(1986)的推拉理论，该理论认为创业动机包括推动型与拉动型：推动型创业是指个体在外部消极因素的“推动”下进行的创业；拉动型创业是指个体为了寻求独立与自我价值实现而进行的创业。推拉理论的研究为GEM(全球创业观察)创业动机的界定奠定了基础，GEM认为个体创业包括生存型创业与机会型创业，其中生存型创业是指为生计所迫且没有其他就业选择或对其他选择不满意而引起的创业活动，机会型创业则是为了抓住现有商业机会、追求更大的发展空间而实施的创业活动(Reynolds et al., 2005)。窦大海、罗瑾琏(2011)将创业动机分为经济性动机与社会性动机，经济性动机是指创业者为保障生理和安全等低层次需要而开展的创业活动，社会性动机是指个体为了获取地位、尊重、成就价值等社会性需要所进行的创业。可见，推动型创业与生存型创业大都为满足个体的经济性动机，而拉动型创业与机会型创业则是由社会性动机所激发的创业行为。

不同的创业动机可以实现不同的创业目标，包括经济目标(利)与非经济目标(名)。那些经济状况较差的草根创业者大都进行推动型或生存型创业，他们创业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实现经济状况的好转，因而会在经济性目标的主导下配置企业资源与个体精力。但对于农村精英群体而言，他们通常具有体面的工作和较好的物质条件，并非迫于生计或纯粹的经济诉求去创业，而是为了得到认可、独立以及自我实现，社会性动机在精英群体创业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杨婵等，2017)。在社会性需求的驱动下，农村精英创业者更为关注社会地位的提高、村落人缘水平的改善以及村落话语权的增加等非经济目标。然而，不同的创业目标会在企业内部相互竞争有限的资源并自我强化，从而形成一种张力或矛盾(吴建祖、肖书锋，2016)，农村精英对非经济目标的关注会挤占其用于实现经济目标的资源。

2. 注意力基础观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决策者面临的信息量远超过其能够接受和理解的范畴，决策者的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Kammerlander and Ganter, 2015)。注意力的稀缺性使其成为隶属于资源范畴的主观能力，在有限理性的假设下，决策结果最终取决于个体对注意力的配置方向(Ocasio，2011)，再重要的议题若不能获得决策者的注意力，最终也无法影响到决策制定(吴建祖、肖书锋，2016)。当决策者面对多种渠道来源的刺激因素时，将通过关注、编码、解释和聚焦等过程筛选出主导其意识形态的关键要素，并将有限的注意力倾注于此。当接受到的战略信息量超出个体认知能力时，决策者将通过选择性关注来处理认知超载负荷情况。

农村精英创业者需要在“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之间进行权衡，考虑到注意力资源的稀缺性，农村精英群体只能选择性地将其有限的注意力配置于经济目标或非经济目标。如果社会性需求的满足成为农村精英创业的主要动机，则势必导致其将更多的注意力配置于企业非经济目标，进而对提升创业绩效等经济目标产生挤出效应。另外，由于农村精英创业者兼具政府“代理者”、村庄“当家人”以及企业“所有者”等多重身份(万君宝等，2019)，他们需要同时面对“企业”与“村落”双重决策环境，决策环境的复杂性加剧了农村精英创业者信息处理能力的稀缺性，激化了信息冗余性与注意力稀缺性之间的矛盾。

(二) 基本假设 1. 农村精英创业：趋名还是逐利？

基于组织生态理论，个体的生存环境将对其决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城镇居民与乡村居民在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与经济环境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相对于城镇，农村地区存在基础设施落后、医疗卫生条件不足、融资渠道不畅、创业培训不足等问题，创业环境的特殊性导致农民创业的失败率比普通城镇创业更高，进而对创业者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农村精英群体可以利用自身较高的个体素质与权威抵御农村创业环境的不稳定性，因而成为农村创业的主要力量。但是作为农村场域中的关键人物，农村精英群体会在给定的框架内发挥村庄“当家人”的作用(仝志辉、贺雪峰，2002)，并利用自身的权威与资源为村落谋发展、为村民谋福利(杨婵、贺小刚，2019)，相对于经济目标，他们更在意村民尊重、村落话语权等非经济目标的实现。根据注意力基础观，创业者的经济目标(利)与非经济目标(名)相互博弈、相互制约，并不断竞争企业内部有限的资源。

一方面，社会性动机将导致农村精英创业者将有限的注意力资源配置到企业经营之外的其他议题。人的理性行为是在动机的刺激下产生并不断强化，动机是支配个体行为指向某一特定目标的重要驱动力(Weiner，1985)。创业动机是构成个体创业行为与后期战略决策的基础，在不同动机的激励下，创业者对客体实施的注意力强度和持续性也截然不同。农村精英创业者通常具有较高的思想觉悟、社会地位和物质条件，他们在创业过程中并不倾向于将经济目标摆在第一位，而是将获取村民尊重、认可等社会性需求作为主要创业动机。以村干部为例，他们兼具国家代理人和村庄当家人的“双重角色”(仝志辉、贺雪峰，2002)，许多村干部的创业初衷是为了在村落中起到示范带动效应，帮助村庄实现脱贫致富，而创业恰恰是保证村民在收入、生活和教育等方面实现多维度减贫的重要手段(袁方等，2019)。精英群体在带头创业的同时还鼓励村民自主创业，并将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和信息分享给其他农户，为其他创业者提供精准服务。可见，创业的社会性动机促使精英创业者将更多的注意力资源聚焦于企业经营之外的其他议题，在把握当下事件、活动、以及制定战略决策时更倾向于将注意力优先配置于有助于为村庄谋发展、为村民谋福利的活动，进而对投入于实现企业经济目标的注意力资源产生挤出效应。由于对经济目标的关注不够，对企业日常经营活动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较少，农村精英创业者无法准确把握企业实际运营状况，难以在关键时刻为企业发展制定高质量的战略决策，进而限制了创业绩效的提升与经济目标的实现。

另一方面，农村精英群体配置于创业企业的注意力更容易受到外界干扰，更具不稳定性和易受干扰性。农村精英创业者具有与生俱来的双重身份，作为村庄当家人，他们需要对村落的发展有所担当，作为创业者又要为自己创办的企业谋发展。精英与创业者的双重身份意味着个体必须面对更多的外部信息，当认知的有限性使农村精英创业者无法准确把握外部环境时，他们将基于社会性动机所塑造的价值追求形成其对外部环境的主观表征(Fiol and O'Connor，2003)。农村精英创业者的社会性动机使其不得不将有限的注意力配置给环境中不同的刺激因素，其注意力配置更具分散性、复杂性、多面性特征，进而不利于聚焦于创业企业的经营。而且，农村精英创业者配置到企业经营上的注意力容易受到外界其他因素的干扰，难以形成持久性，进而制约了创业效率的提高。

可见，区别于普通农民创业者，农村精英创业的驱动力并非迫于生计或纯粹的经济利益诉求，“逐利”的动机较弱；多数农村精英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与党性意识，更愿意在村落建设中作出表率、敢于担当，这种看似“非理性”的创业行为实际上是为了获取村民认可、个体独立以及实现自我价值，因此社会性动机与非经济目标在农村精英创业过程中占有主导地位，其创业的“趋名”导向更强。而创业绩效的提升与经济目标的实现需要消耗创业者大量的注意力，只有倾注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才能更为准确地把握创业环境中所蕴含的盈利机会。在农村情境下，创业者面临更多的环境不确定性，创业成功的关键在于主体心智力量在创业事件与议题上的高度集注。而农村精英创业的社会性动机导致其无法将有限的注意力资源倾注于企业的经济目标，进而制约了经济目标的实现。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农村精英创业的“趋名”效应显著高于“逐利”效应。

2. 家庭经济资本的调节效应

根据资源基础观，个体的决策方式与结果将受到资源禀赋的制约，而在传统的农村社会，根深蒂固的“家文化”与“恋土情结”使得农民创业资源可以拓展到家庭范畴，家庭支持对于农民创业至关重要(杨学儒等，2013)，因而农民的创业行为将受到家庭资源禀赋的约束。广义上的家庭资源禀赋包括家庭人力资本、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文化资本等(罗明忠、罗琦，2016)，而创业启动资金是制约农民创业行为的关键要素(刘冬文，2018)，因而本文重点讨论家庭经济资本对精英身份与农民创业关系的制约效应。

一方面，家庭经济资本的丰裕程度将决定家庭预算约束，家庭经济资本越丰裕，则预算线越开阔，越有能力承担家庭成员创业过程中的经济成本，愿意投入于支持农民创业的资金也越多。农民创业不仅意味着更多的经济资本投入，同时也使家族面临更大的风险，而丰裕的家庭经济资本不仅增加了家庭的抗风险能力，也是创业者应对创业风险、实现创业转移的基本条件。尽管农村精英因配置于创业企业的注意力资源不足而影响了企业经济目标的实现，制约了创业绩效的提升，但较高的家庭经济资本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有效补充创业企业所需的物质资源、提高其抗风险能力，进而弱化了精英身份对实现经济目标的制约作用。

另一方面，家庭经济资本的宽裕程度也会强化农村精英创业者对非经济目标的追求。通常情况下，当创业者经济条件较差时经济性动机会更强，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创业的社会性动机逐步增强(罗明忠，2012)。因此，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则农村精英创业者也无需顾及家庭成员的生计和生活质量去追求创业的经济目标，家庭经济条件的优越性强化了农村精英群体对地位、认可、赞赏、尊重、独立、价值等非经济目标的追求。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家庭经济资本在精英身份与“逐利”效应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即家庭经济资本的增加将有效缓解农村精英身份对创业经济目标的制约作用。

H2b：家庭经济资本在精英身份与“趋名”效应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即家庭经济资本的增加将强化农村精英身份对创业非经济目标的提升作用。

3. 外部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

制度环境是影响企业战略决策的重要外部条件(梁强等，2021)，也是制约农民创业成长的关键影响因素(靳卫东、辛晓慧，2020)。在经济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整体制度环境并不完善，但各地区在政府干预、产权保护等局部制度环境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发达的市场体制下，制度环境能够包容更多由市场力量和企业自身资源驱动的商业活动，市场机制可以发挥良好的功效。这种情况下农村精英创业者无需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嵌入于政商关系之中(李新春等，2016)，市场逻辑成为企业获取合法性的首选渠道，农村精英创业者用于拓展关系网络的注意力将得到有效释放，并使其转而投向企业经营与自身能力建设。而在不发达的市场环境中，企业经营更容易受到制度因素的制约，企业成为关系等非正式制度的产物(Pato and Teixeira, 2019)。制度缺失迫使农村精英创业者为获取组织合法性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构建关系，通过非市场化策略获取创业资源。农村精英创业者配置于企业的注意力资源相对有限，完善的制度环境有助于企业通过正规途径获取市场资源，减少了用于投资关系战略的注意力配置，进而缓解了精英创业者对企业经济目标注意力配置不足的问题，弱化了精英身份对经济目标的消极作用。

同时，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意味着信息的透明与声誉机制的完善，尤其是声誉机制对于“好面子”的农村精英而言具有更强的约束力，相比于经济性回报，农村精英更在乎其个人声誉的维护和职业生涯的发展。在完善的制度环境与声誉体系下，农村精英创业者会更加在意自身行为能否获取村民的认可，如果强调对创业经济目标的追求则容易在村落中形成“唯利是图”的名声，这无疑损害了农村精英群体的权威与声望。因此，制度环境的优化将强化农村精英创业者对非经济目标的追求。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a：外部制度环境在精英身份与“逐利”效应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即随着制度环境的完善，农村精英身份对创业经济目标的制约作用将得到有效缓解。

H3b：外部制度环境在精英身份与“趋名”效应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即随着制度环境的完善，农村精英身份对创业非经济目标的提升作用将得到进一步强化。

三、数据与变量 (一) 数据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上海财经大学2016年的“千村调查”，调查对象包括镇长、村长/支书、村委会班子、村民(包括创业者和非创业者)。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源自创业者问卷，该问卷主要涉及创业者的社会网络、创业者家庭成员社会结构、企业经营状况、创业情况及制度与环境等部分。在剔除了香港地区的调查问卷之后得到4597份有效问卷。样本的区域分布情况如下：华东地区样本1791个(38.96%)；华中地区样本716个(15.58%)；西南地区样本693个(15.08%)；华北、西北、东北、华南地区的样本分别为492个(10.70%)、398个(8.66%)、252个(5.48%)、255个(5.55%)。总体而言调查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通过对调研样本创业现状的描述性分析，本文发现，从企业寿命来看，本次调研样本的平均年龄约为10年，最新的企业成立刚满6个月，创建时间最久的企业已有54年的历史。从企业规模看，调研样本平均员工数量约为23人，最少员工数为1人，最多为150人，说明农村创业多以小型企业为主。从所在行业来看，49.63%的受访企业为贸易类性质，48.95%的受访企业属于制造类企业，只有4.66%的企业为高新技术类企业，可见农民创业依然集中于传统行业，总体技术含量偏低。

(二) 变量设计 1. 解释变量

农村精英通常指那些比普通村民拥有更多资源，并能利用这些资源优势取得成功且为村落发展做出贡献的人士，他们在农村社区生活中发挥着“领导、管理、决策、整合的功能”(杨善华，2000)。农村精英群体包括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体制内精英一般是指村级干部，他们掌握着村庄正式权力资源；体制外精英虽然不掌握村庄正式权力，但在村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比如经济精英、宗族精英、帮派势力等(仝志辉、贺雪峰，2002)。也有学者将非在任的村组干部、村民代表或村民党员纳入农村精英的范畴(吴愈晓，2010)。由于本文主要讨论体制内精英身份的创业效应，因而将创业者担任党员、村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情况界定为具有精英身份(Elite)。该变量数据主要源于问卷第二部分“家庭成员社会结构”中的以下题项：“您是否或曾经是共产党员”、“您是否或曾经是村干部”、“您是否或曾经是人大代表”以及“您是否或曾经是政协委员”，若受访者对上述四个题项中的任何一项回答为“是”，则认为其具有精英身份，此时Elite赋值为1，否则为0。

2.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包括“趋名”与“逐利”，即农民创业的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

① 经济目标(Fortune)，根据以往研究，创业项目大都以企业存活或利润最大化为经济目标(何广文、刘甜，2019)，学者们普遍认为创业绩效是衡量创业者对企业经济目标贡献程度的最好评价，该指标不仅可以表示企业的获利性与成长性，也是判别创业者经济目标达成程度的重要标准(Campbell et al., 2010)。鉴于此，本文拟使用农民的创业绩效来衡量经济目标。考虑到许多学者采用销售额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固定资产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等来测量企业绩效(Casillas and Moreno, 2010)，因此，本文以净利润作为农民创业绩效的衡量指标，并用固定资产作为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净利润与固定资产在进入模型时均做了取对数处理。绩效指标的数据主要源于问卷第三部分“企业经营状况”中的“纯利润数额”与“总资产数据”两个题项。

② 非经济目标(Fame)。借鉴家族企业非经济目标的内涵，本文拟从社会地位、人缘关系与话语权三个方面来分析农村精英创业的非经济目标。社会地位类似于家族企业非经济目标中的家族社会声誉(Berrone et al., 2012)，企业的声誉反映了家族的声誉，良好的企业声誉有助于提升家族的声望与社会地位。人缘关系类似于家族企业非经济目标中的保持外部紧密与持久性链接(Miller and Le Breton-Miller，2005)，重视与非家族成员的团结一致，并与其建立信任关系。话语权类似于家族企业非经济目标中的权威和控制权，进而掌握战略决策权(Carney，2005)。三个指标的测量方法如下：①社会地位(Status)，对应问卷中的题项“您认为您家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属于？”，“下层”赋值为1，“中下层”赋值为2，“中层”赋值为3，“中上层”赋值为4，“上层”赋值为5。②人缘关系(Popularity)，对应问卷中的题项“您在当地的人缘关系？”，“非常差”赋值为1，“很差”赋值为2，“不好”赋值为3，“好”赋值为4，“很好”赋值为5，“非常好”赋值为6。③话语权(Authority)，对应问卷中的题项“村里举办与传统相关的活动，您的意见的重要程度”“村里出现纠纷需要调解时，您的意见的重要程度”“村里需要重大决策时，您的意见对于村委会来讲的重要程度”。本文通过对上述题项做因子分析，提取公因子作为非经济目标的替代变量，结果显示Cronbach's Alpha值为0.864，KMO值为0.731，说明这种情况较适合做因子分析。

3. 调节变量

本文的调节变量为家庭经济资本与外部制度环境。①家庭经济资本(Famincome)。借鉴罗明忠、罗琦(2016)的做法，同时考虑到家庭成员数量将影响家庭经济状况对创业者的支持力度，本文采用人均家庭收入水平作为家庭经济资本的测量指标，单位为“万元”。②外部制度环境(Institu)。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指数是体现区域制度环境的重要指标，该指标包括投资者保护、合同执行、办理破产、开办企业、申请许可、电力获取、注册资产、获得信贷、缴纳税款及跨境贸易等数据。借鉴董志强等(2012)的方法，本文采用营商指数作为地区制度环境的测量指标进行检验。

4. 控制变量

基于以往的研究文献，本文还在模型中进一步控制了个体层面、企业层面以及区域层面的多个变量。个体层面：①性别(Gender)，男性则赋值为1，否则为0；②年龄(Age)；③婚姻状况(Marriage)，已婚则赋值为1，否则为0；④个体人力资本(HmnCapital)。本文采用“受教育年限(年)”作为人力资本的测量指标，受访者若为小学学历，则赋值为5，初中学历为8，高中/中专学历为11，大专学历为14，大学本科学历为15，硕士研究生学历为17，博士研究生学历为20。⑤宗教信仰(Religion)，有宗教信仰则赋值为1，否则为0；⑥个人技能(Handicraft)，用“是否有某种手艺、技能”来衡量，有则赋值为1，否则为0。家庭层面：①家庭总人数(Faminum)；②孩子数量(Kidnum)；③老人数量(Oldnum)；④单亲家庭(Sig_family)，是则赋值为1，否则为0；⑤人均耕地数量(Farmland)。企业层面：①企业寿命(Firmage)，以企业从创立至今的年限来衡量；②企业规模变化(Size)，以问卷中“2016年的企业员工数与2012年的比较的变化程度”来测量企业规模变化程度，计算公式为：(2016年员工数-2012年员工数)/2012员工数。③创业模式(Inherit)，若为继承模式，则Inherit赋值为1，否则为0；④治理模式(Bod)，若设立董事会，则Bod赋值为1，否则为0；⑤所属行业(Ind)：问卷中有关行业的分类包括高新技术产业、贸易业、制造业以及其他行业等，本文以其他行业为基准，在模型中控制了高新技术产业(Hightech)、贸易业(Trade)以及制造业(Manu)三个虚拟变量。最后，本文还控制了区域的关系文化强度(Relation)。借鉴李新春等(2016)的做法，本文采用同一省份样本的关系投入强度平均值来反映不同地区的关系文化指数。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四、实证分析 (一) 回归模型

为了考察农村精英身份所产生的经济效应与非经济效应，同时考察家庭经济资本与外部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本文设定了以下待检验模型：

$ \begin{array}{*{20}{l}} {Fortun{e_i}/Fam{e_i} = {\alpha _0} + {\alpha _1}Fa\min com{e_i} + {\alpha _2}Instit{u_i} + {\alpha _3}Elit{e_i}}\\ { + {\alpha _4}Elit{e_i} \times Fa\min com{e_i} + {\alpha _5}Elit{e_i} \times {\rm{ }}Instit{u_i} + {\alpha _6}{C_i} + {\varepsilon _i}} \end{array} $

(1)

(1) 式中的Fame_i和Fortune_i为被解释变量，分别表示农民创业的经济目标(逐利)与非经济目标(趋名)；Famincome_i为调节变量，表示农民创业者i的家庭经济资本；Institu_i为调节变量，表示农民创业者i所在区域的制度环境；Elite_i为解释变量，表示农民创业者i是否具有精英身份；C为控制变量；ε为残差项。

(二) 基本模型检验

考虑到数据中可能存在异常值，在正式检验前本文对存在极端值的主要连续变量在1%水平上进行Winsorize缩尾处理(Flannery and Rangan, 2006)，并对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方差膨胀因子(VIF)诊断，结果显示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表 2列示了精英身份与经济目标(逐利)及非经济目标(趋名)之间关系假设的回归分析结果，其中模型1-4的因变量为经济目标(逐利)，模型5-8的因变量为非经济目标(趋名)。

表 2模型1的结果表明，农村创业者的精英身份与经济目标之间显著负相关(beta=-0.1372，p < 0.01)，说明农村创业者的精英身份并不能产生积极的经济效应，反而由于对企业经济目标的注意力配置不足而恶化了经营绩效。表 2模型5的结果表明，农村创业者的精英身份与非经济目标显著正相关(beta=0.1825，p < 0.01)，说明农村精英群体的创业行为大都出于“趋名”导向，精英创业主要是为了获取村民认可、个体独立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等非经济目标。可见农村精英创业的“趋名”效应显著高于“逐利”效应，本文假设1得到支持。

模型2的结果表明，家庭经济资本与精英身份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beta=0.0106，p < 0.01)，说明家庭经济资本在精英身份与经济目标之间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即家庭经济水平的提升将弱化精英身份对经济目标的制约作用，假设2a得到支持。模型6的结果表明，家庭经济资本与精英身份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beta=0.0026，p < 0.05)，说明家庭经济资本在精英身份与“趋名”导向之间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即家庭经济水平的提升将强化农村精英创业者对非经济目标的追求，假设2b得到支持。模型3的结果表明，外部制度环境与精英身份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beta=0.0533，p < 0.05)，说明外部制度环境在精英身份与经济目标之间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即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善将弱化精英身份对经济目标的消极作用，假设3a得到支持。模型7的结果表明，外部制度环境与精英身份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beta=0.0217，p < 0.1)，说明外部制度环境在精英身份与“趋名”导向之间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即制度环境的改善将强化农村精英创业者对非经济目标的追求，假设3b得到支持。

(三) Heckman检验

鉴于影响精英身份获取的其他未观测因素也可能影响到农民创业效应，本文拟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来纠正这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该方法也被许多学者所采用(比如Wang and Qian, 2011)。在第一阶段probit模型中，本文控制了性别、年龄、教育背景、个人网络、收入水平等可能影响精英身份获取的变量，同时控制了创业者精英身份省际均值这一外生变量。本文认为，创业者精英身份的省际均值与农民个体创业者的精英身份正相关，但与农民创业效应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是一个较为有效的工具变量。通过第一阶段的probit回归可以计算得到逆米尔斯比率(Inverse Mills Ratio，IMR)，本文将其作为误差调整项加入第二阶段方程中，以便进行更为准确的估计，估计结果见表 3。

表 3模型1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IMR之后，农村创业者的精英身份与经济目标显著负相关(beta=-0.1708，p < 0.01)，说明农村创业者的精英身份并不能产生积极的经济效应，反而由于对经济目标的注意力配置不足而恶化了经营绩效。表 3模型5的结果表明，农村创业者的精英身份与非经济目标显著正相关(beta=0.1629，p < 0.01)，说明农村精英群体具有较强的“趋名”导向，其创业主要是为了获取村民认可、个体独立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等非经济目标。可见农村精英创业的“趋名”效应显著高于“逐利”效应，本文假设1得到支持。

表 3模型2的结果表明，家庭经济资本与农民创业者精英身份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beta=0.0107，p < 0.01)，说明家庭经济资本在精英身份与经济目标之间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即家庭经济水平的提升将弱化精英身份对实现经济目标的制约作用。模型6的结果表明，家庭经济资本与农民创业者精英身份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beta=0.0026，p < 0.05)，说明家庭经济资本在精英身份与“趋名”导向之间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即家庭经济水平的提升将强化农村精英创业者对非经济目标的追求。模型7的结果表明，外部制度环境与农民创业者精英身份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beta=0.0535，p < 0.05)，说明外部制度环境在精英身份与经济目标之间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即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善将弱化精英身份对经济目标的消极作用。模型7的结果表明，外部制度环境与精英身份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beta=0.0223，p < 0.1)，说明外部制度环境在精英身份与“趋名”导向之间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即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善将强化农村精英创业者对非经济目标的追求。

(四) 稳健性检验 1. 替换因变量测量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创业领域的实证研究表明，除了采用利润指标外，固定资产、总资产等也是测量新创企业成长的重要指标(Casillas and Moreno, 2010)。因此，本文采用固定资产作为经济目标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本文使用社会地位、人缘关系以及话语权对应题项得分的均值作为非经济目标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原文并无显著差异，详见表 4。

2. 替换调节变量测量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除了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指数以外，樊纲的市场化指数也是反映区域制度环境的重要指标，该指数给出了各个省份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以及“制度环境改善”等方面的得分以及综合得分，得分越高则说明当地的制度环境越好。鉴于此，本文拟使用市场化指数作为地区制度环境的替代性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与上文并无显著差异，详见表 5。

五、结论与启示

农村创业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农村地区缺乏稳定的社会结构，使农民创业存在较高的失败率，进而对农村创业者的个体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村精英群体因为在经济、能力、社会关系等方面的优势而成为农村创业的主力军，但这种精英身份能否让创业者“名利双收”？身兼村庄“当家人”与企业“理性人”双重身份的农村精英创业者该如何在经济性目标(逐利)与非经济性目标(趋名)之间进行权衡与抉择？鲜有学者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本文基于创业动机理论与注意力基础观，利用上海财经大学2016年“千村调查”的数据，得到以下研究结论：①农村精英难以通过创业实现“名利双收”，农村精英群体创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家庭社会地位的提高、村落人缘水平的改善、村落话语权的增加等非经济目标，这种“趋名”导向使得创业者配置于经济目标的注意力资源相对不足，进而制约了其创业绩效的提升与“逐利”目标的实现。②随着家庭经济资本的增加，农村创业者的精英身份对经济目标的注意力配置不足问题将得到有效缓解，即丰裕的家庭经济资本将弱化精英身份对经济目标的制约效应；同时，家庭经济资本的增加将进一步强化精英身份对非经济目标的提升作用。③随着外部制度环境的完善，精英身份对农民创业经济目标的注意力配置不足问题将得到有效缓解，即完善的外部制度环境将弱化精英身份对经济目标的制约效应；同时，外部制度环境的完善将显著强化农村精英创业对非经济目标的追求。

本文的研究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理论贡献：①学术界关于精英群体的研究大都关注其所内含的优异特质与再分配权力，比如精英循环论、精英再生论等，但却忽略对精英群体是否愿意利用再分配权力为自身谋取私利的主观意愿的探讨。本文通过创业动机理论分析了精英群体与普通农民在潜在价值观和创业追求方面的差异性，将研究视角从再分配权力的客观存在性转移到利用权力的主观意愿性，是对精英理论的一个重要补充。②以往研究大都基于精英群体的资源俘获能力与个人权力威望等角度分析其创业优势及其对创业决策与意愿的影响(比如万君宝等，2019)，但值得注意的是，精英身份能否为农村精英创业者实现“名利双收”的愿望？鲜有学者对该问题进行研究。本文开创性地将注意力基础观融入农村精英理论，分析了农村精英群体在“名”与“利”之间的权衡与取舍，拓展了农民创业目标与创业动机的研究视角。③考虑到农民根深蒂固的“家文化”与农村创业环境的不稳定性，本文将家庭经济资本与外部制度环境纳入研究范畴，构建了一个较为系统的农村精英创业模型，丰富了创业理论的研究范畴。本文的研究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创业者的精英特质为切入点分析了精英群体与普通农民在潜在价值观和创业追求方面的差异性，将“趋名”导向等非经济目标引入农村精英的创业动机研究框架，不仅有利于剖析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农村精英群体创业行为的深层次动因，而且深入挖掘了农村情境下精英群体创业的社会性目标。

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有待完善：比如囿于数据限制，本文仅能考察体制内精英的创业行为，在未来数据可得的情况下可以进一步分析体制外精英的创业效应；同时，由于千村调查问卷中缺乏对农民创业动机的直接考量，本文主要通过创业绩效与社会地位等题项间接反应农村精英创业的“逐利”动机与“趋名”导向，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完善农村精英创业动机的测量方式，以便对本文的研究问题作更为直观地探讨；最后，农村精英创业的动机除了“逐利”与“趋名”以外，还可能存在追求“名利双收”的情况，未来研究可以针对这种农村精英创业模式展开讨论，进而更为全面地呈现农村精英创业动机的总体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