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社会保障系统的内容极为宽泛，涵盖了退休和养老、失业、医疗、生育以及工伤等各方面的救济机制和制度安排。社会保障是针对社会成员可能遭遇的退休、失业、疾病等“特殊事件”而实施救济，通常不受到个人资产的限制(Feldstein，2005)。社会保障具有普惠性质，本质上就是收入再分配，以救济的方式来改进处于弱势的社会成员的抗风险能力，通过个人与社会分担风险，实现总体社会福利水平的增进。社会保障系统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险产品等把社会资金动员和集聚起来，形成蓄水池，用以救济“特殊事件”下的个体；同时，社保产品的设计采取风险分担和成本分担等机制，实现个人与社会的风险共担。社会保障系统在现代社会越发重要，成为公共政策的重中之重。

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家庭自身很难有效地跨期平滑风险，这就需要市场作为自发的风险分担机制来帮助家庭实现个体风险的社会化。通过保险产品的交易，金融系统实际上扮演了一个自发的风险化解助推者的角色。但给定参与人之间存在事前或者事后的信息不对称，保险产品市场就可能会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从而会导致保险产品市场失灵。此时，通过构建一个外在的独立的带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质的社会保障系统，可以有效弥补金融市场的局限。现代社会中，社会保障系统作为政府干预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金融市场一起共同把家庭的个体风险社会化，实现家庭与社会的风险共担，这就大大提高了家庭的抗风险能力，促使家庭走出代际协调困境。现有的研究表明，外在的社会保障系统的建立对就业、消费、储蓄和投资等宏观经济变量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但随着社会保障系统的运行，众多研究也发现，外在的社会保障系统可能同样会面临信息约束，从而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难题无法规避。进一步看，社保机制还可能对就业、消费、储蓄和投资等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养老金制度可能会降低家庭为未来而储蓄的意愿，并激励老年人提前退休；失业保险制度可能会导致失业者的失业期延长；医疗保险制度可能会激励投保人过度使用公共卫生服务资源等等。而社会保障系统的运转本身就需要耗费巨大的资源。迄今流行的社会保障理论目前对这些问题有点束手无策。近四十年，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开始进入社会保障领域，通过有限理性的视角，寻求社会保障困境的解决之道。新的理论认为，社会保障领域出现的各种问题不仅和信息约束有关，更取决于理性约束，给定当事人有限理性，相关公共政策的设计可以通过适当的行为干预来改进社会保障机制的运行效率，其中的关键在于设计有效的助推机制。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为社会保障理论和政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与政策设计思路。助推机制和市场干预机制相辅相成，逐步构成一个更合理且更有效的社会保障新系统。这种新系统还在继续演化，经济学家依旧在努力评估现有机制的效果及其局限条件，并探索更多更好的新机制。

本文将对经济学家在社会保障领域的理论探索进行简略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讨论这些理论探索的分歧与局限，为社会保障理论的创新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全文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对社会保障理论的信息约束视角进行简单梳理和总结；第二部分对社会保障理论的行为与实验经济学视角进行简要梳理和总结；第三部分讨论社会保障制度中各种机制的效果及局限，并给出相应的结论。

二、信息约束、跨期选择与社会保障——流行视角

社会保障为何重要？假定理性预期的当事人配置一生的资源。在其生命周期当中，面临着两个不同的阶段: 一是有收入阶段，该阶段能够获得收入来源，可看作是从成年到退休的阶段；二是没有收入来源的阶段，即未成年时期和退休以后的老年时期。对理性预期的当事人来说，当处于有收入阶段时，需要通过储蓄和转移支付来实现跨期平滑，从而确保无收入阶段也能有相应的收入来源。理性预期的当事人如果要实现这一跨期平滑，仅仅依靠自身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未成年时期，自己还没有经历收入获取阶段，只能通过上一代的转移支付来获得收入。这就有了代际协调问题。也就是说，理性预期的当事人只有依托家庭这一组织，才能够真正实现一生的最优资源配置。在家庭中，处于收入阶段的人口通过储蓄和转移支付的形式来实现无收入阶段的人口的生存与发展。这种资源的跨期配置过程就可以看作是一个自发的风险分担系统，家庭内部通过这种自发的风险分担系统进行有效地协调，从而确保人口生生不息的繁衍。

但是，对家庭内部这种自发的风险分担系统而言，代际协调其实很脆弱。家庭内部转移支付不仅取决于每代人的人口数量和预期寿命匹配，而且还取决于收入段的那一代人的能力与再分配偏好，更取决于外部环境的稳定性。这样三个条件任何一个发生变化，都可能带来代际协调困难。此时，家庭间的转移支付以及金融系统的出现能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代际协调困难。家庭间的转移支付可以通过亲缘关系网络实现，但受制于亲缘关系的软约束以及这类网络的狭窄、资源的有限性等，导致这种转移支付不稳定，且难以持续。金融系统通过市场机制链接不同的陌生家庭，克服了亲缘网络的局限，从而实现了个体风险的社会分担, 这就大幅度提升了单个家庭的抗风险能力。金融系统通过保险产品的供求及保险公司的中介作用将家庭内部社会保障系统外部化，从而实现了家庭私人风险的社会化。

金融系统作为私人风险的社会分担机制，起到自发的社会保障系统的功能。这一功能的有效性依赖保险产品的正确定价。私人保险产品的定价取决于准确的家庭收入、风险偏好及其他个体特征信息。当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出现时，私人保险产品的定价就可能出现错误，私人保险市场上可能会出现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这就可能会导致一些领域私人保险的市场供给不足，从而家庭的代际协调困境无法解决。正是因为信息约束的普遍存在，才使得社会整体上需要有一个外在的人为设计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体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一定程度的强制性，以解决老有所养、幼有所教的基本问题。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就已经发现，保险市场普遍存在逆向选择(Akerlof, 1970；Rothschild and Stiglitz, 1976)和道德风险(Arrow, 1963)，早期的社会保障理论正是基于这些理论发现而发展起来的(Feldstein，2005；Chetty and Finkelstein, 2013)。

如Einav and Finkelstein(2011)所构造的保险市场模型所示，见图 1^①。Q表示市场中投保该合同个体所占的份额，P表示保险合同的价格。投保人的投保成本用成本曲线表示。假设市场上投保人是同质的(效用函数相同，都是风险厌恶型)。假定存在事前的信息不对称，保险公司无法确知投保人的全部信息，只能进行统一定价，结果如图 1所示，竞争性均衡的投保数量必然低于有效的投保数量。阴影部分代表了信息不对称给投保人带来的福利损失。进一步引入市场摩擦因素，比如保险公司收取额外保费，逆向选择仍然带来了福利损失。假如引入道德风险，同样会面临福利损失。

① 该图引自Einav and Finkelstein(2011)的图 1。

因此，信息不对称带来了保险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导致资源配置没有达到最优状态。这意味着自发的风险分担系统因为信息的约束而没有最有效的运转，部分当事人存在福利损失。也就是说，需要保障的人没有得到保障。信息约束的存在不仅仅带来了效率问题，一旦有部分社会成员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公平问题也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建立一个外在的独立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弥补家庭和市场的自发风险分担系统的不足，就能够增进社会福利(Einav et al., 2010；Chetty and Finkelstein, 2013)。例如，Cabral and Cullen(2019)在Einav and Finkelstein(2011)的模型基础上，证明了社会保障系统的引入可以有效弥补私人保险市场的不足，即存在社会保障系统时，有效投保数量与最大投保数量是一致的。但是Cabral and Cullen(2019)进一步发现，外在的社会保障系统同样会面临道德风险问题。道德风险将导致投保人行为发生改变，进而造成社会福利的改变。如图 2^①所示，家庭实际边际成本高于社会边际成本，这两条曲线之间的直线距离代表由于道德风险造成的外部性影响。此时，有效投保数量小于最大投保数量，即引入社会保障体系将导致过度保险问题。

① 该图引自Cabral and Cullen(2019)的图 1-B。

Einav and Finkelstein(2011)及Cabral and Cullen(2019)等人揭示了信息约束对社会保障系统运行效率的影响，其核心意义在于，给定信息约束，无论自发的风险分担系统还是人为的社会保障系统，都可能面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困境。此时，对投保人而言，要么可能投保不足，要么可能过度保险。当然，对于人为的社会保障系统而言，如果秉承公平优先的原则，那么在维系公平的前提下，牺牲一定的效率，可能是常见的做法。但迄今为止，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人为的社会保障系统不仅仅会产生过度保障的难题，而且从宏观层面上看，会因为投保人行为激励的改变而产生复杂的后果。这些后果一部分是积极的，另一部分是消极的。当存在一个人为的外部社会保障系统时，一方面可以弥补自发社会保障系统的不足，从而改进社会福利。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激励当事人的行为偏离最优路径，从而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经济学家开始试图揭示人为的社会保障系统可能带来的负效应，目的是找到更有效的改进机制，以不断矫正社会保障系统本身。这些研究主要从劳动力供给决策、消费-储蓄决策以及投资决策三个方面，探讨社会保障系统对这些领域产生的影响。

(一) 社会保障系统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社会保障系统首先影响到投保人的劳动决策。一些人专门研究了养老金所产生的激励问题。由于养老金体系会激励年老一代预期有养老金供养，就可能选择提前退出劳动市场，或者部分降低劳动供给。这可能会导致劳动市场配置效率的下降。Gruber and Wise (2004)通过对12国养老金系统进行的调查研究发现，养老金制度对老年人的退休决策产生了显著影响，数据显示，养老金制度激励大批老年劳动者离开市场。这一现象在我国同样存在，蔡亮(2009)发现退休金待遇不仅促进劳动者提前退出劳动市场，同时造成了在职人员工作积极性的降低。石佳弋(2015)则发现，养老金体系影响到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冉东凡、吕学静(2020)的研究发现，养老待遇的提高会明显降低退休人口再就业的可能性。

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同样会影响劳动供给决策。失业保险的目的是给失业者提供部分生活保障，以确保其有重新就业的能力和机会。但众多研究发现，当存在一个人为的失业保险系统时，失业者可能会出现道德风险。就是说，失业者预期到有失业保险，就会延长再就业的搜寻时间，相应地延长了失业时间，换言之，失业保险反而可能加剧失业。张煜、江生忠(2018)的研究发现，失业保险会增加当期失业人数。还有一种情形是来自流动性效应，给定失业保险，失业者会提高再就业的收入预期，从而进行更多的工作机会搜寻，而不是更快地再就业。Chetty(2008)证明，道德风险和流动性效应是两个重要因素，导致失业保险对失业者激励扭曲，失业者的失业时间延长，社会福利水平没有得到有效改进。

医疗保险同样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医疗保险有效降低了个人的医疗费用负担，从而激励了投保人的道德风险行为，投保人会因此夸大对医疗资源的需求。医疗资源需求的价格弹性越大，医疗保险造成的福利损失就越大(Finkelstein, 2014)。医疗保险所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会进一步影响到劳动供给决策。由于医疗费用支出存在不确定性，当医疗保险的覆盖面越宽，申请医疗保险的年龄越早，提前退出劳动市场的可能性就越大。French and Jones(2011)的研究发现，推迟申领医疗保险的年龄将导致退休显著延迟。医疗保险还会影响劳动需求。Sherstyuka et al.(2014)的研究发现，强制要求雇主为所有工人提供医疗保险，会显著降低企业的劳动需求，进而导致失业增加。但医保政策覆盖的增加也对劳动力供给存在积极影响，金洋(2019)发现社会医疗保险覆盖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

(二) 社会保障系统对消费、储蓄和投资的影响

社会保障除对劳动供给造成了扭曲之外，还对消费、储蓄与投资行为产生影响。社会保障系统相当于通过税收或保险实现收入的代际平滑(Sinn, 1996)，这种平滑势必影响到家庭的消费、储蓄和投资决策。Feldstein(1974, 1976, 1980) 的研究发现，美国的社会安全养老金体系显著降低了私人储蓄和国民储蓄，其中每发放1美元社会安全养老金，就会挤出50美分到1美元的私人储蓄；当社会安全养老金收入占总收入的比值增加10%，私人储蓄率将降低大约2-3%。Slavov et al.(2017)通过理论模型估计同样发现了社会安全养老金率对私人储蓄的负向激励。储蓄不足会影响消费。Bernheim et al.(2001)和Blau (2008)等认为，退休储蓄不足或者退休后面临的不确定性导致退休后家庭消费支出显著下降。不过相关的证据可能具有异质性。张川川等(2015)发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家庭的消费；张继海(2008)利用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数据证明这一影响在城镇中同样存在。这种异质性是否持续存在，还有待进一步地研究发现。

失业保险与医疗保险类似预防性储蓄，帮助家庭应对意外冲击。这就意味着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推行会降低家庭的储蓄。Engen and Gruber(2001)的研究结果表明，失业保险替代率下降50%，会导致投保人平均的个人资产持有量增加14%。而Bai and Wu(2014)利用中国新农合医疗保险数据的研究发现，医疗保险覆盖率的提高显著促进了非医疗相关消费的增长。

传统主流经济理论虽然能一定程度上解释社会保障系统的存在原因及其社会经济效应，但实证分析结果与理论模型的推演结论经常不一致(如Blau, 2008; Slavov et al., 2017等)。这说明要么既定的理论存在一些局限，无法得到实证研究的有效证伪，要么现有的实证研究所发现的一些特征事实可能需要新的理论解释。从政策设计的视角看，基于信息约束的社会保障理论强调了逆向选择条件下的说真话机制以及道德风险条件下的风险分担机制的最优设计。但从相关机制的实际运行看，信息约束所带来的投保不足、过度保障、以及针对劳动供给、消费和投资等负效应难题还是难以有效根除。正因为存在这种理论与实践上的困扰，一些经济学家试图从行为与实验经济学中寻求答案。

三、理性约束、行为偏差与助推机制——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对社会保障的新思考

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经济学把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看作是社会保障系统的核心问题，但实际上信息约束仅仅能解释其中的一部分。理性约束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假定当事人是有限理性的，就会面对理性约束，此时，家庭的代际协调困境会更严重。首先，家庭无法理性预期生命周期内各期可能发生的收入与支出；家庭可能出现偏好的时间不一致，甚至出现偏好的逆转，这会导致偏好不稳定，这些都会导致家庭无法做出最优跨期选择。其次，家庭存在亲社会偏好，从而导致家庭内部代际转移支付可能会高于理性预期下的水平，从而偏离最优路径；家庭在跨期决策时，会受到情绪的影响，受到社会网络中其他人的影响。当家庭存在这些行为偏差时，不仅家庭内部和家庭之间的自愿协调机制会失灵，而且即便构建了一个人为的外部社会保障系统，家庭之间的社会协调同样可能运转不灵。

Mullainathan et al.(2012)通过引入当事人有限理性下的行为偏差，分析了存在理性约束时，社会保障系统的福利后果。假设保险市场中的投保人全部受到理性约束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的实际边际成本会进一步偏离边际社会成本，即

实际边际成本-边际社会成本=边际外部性+边际内部性

内部性就是Mullainathan et al.(2012)所定义的理性约束的影响，它可能由现状偏差、参考点依赖、自我控制偏差、确定性偏差、过度自信等多种行为偏差造成，这就导致了家庭实际成本偏离边际社会成本的方向不定，例如，当家庭高估小概率事件发生的概率时，预防性储蓄动机就会更为强烈；当家庭受利他、互惠和不平等厌恶等社会偏好驱动时，家庭内部代际转移支付水平会提升。

我们通过图 3来解释Mullainathan et al.(2012)的观点，图 3在图 2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了理性约束，家庭实际边际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的偏离，即图中两条曲线之间的距离，可以看作是信息约束造成的外部性影响与理性约束造成的内部性影响之和。如果此时家庭实际边际成本高于边际社会成本，即如图 3中的边际成本曲线1所示，那么此时有效的投保数量低于最大投保数量，即理性约束进一步削弱了将全部投保人纳入社会保障系统带来的福利增进；如果理性约束的存在造成了家庭实际边际成本低于社会边际成本，即如图 3中的边际成本曲线2所示，此时有效投保数量等于最大投保数量，即理性约束不会影响社会保险体系带来的福利增进。

理性约束也有可能有利于保险市场上的选择，例如，Koszegi and Rabin(2007)证明，损失厌恶有利于中低风险保险市场中的选择；Aperjis and Balestrieri(2017)认为，参照点依赖是导致损失厌恶的投保人进行有利选择的原因。但是，存在有利选择的保险市场未必会产生合意的结果。这种市场将面临与存在逆向选择的保险市场完全不同的成本曲线(Einav and Finkelstein, 2011)，即支付意愿较高的投保人具有较低的预期成本。如果图 3中的平均成本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为向上倾斜的曲线，那么保险市场的均衡投保数量大于有效投保数量，市场中由于过度投保造成了福利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引入社会保障系统将未投保人全部纳入保险范围会进一步扩大投保数量，加剧福利损失。

理性约束的存在解释了信息约束无法解释的市场失灵。例如，在医疗保险领域，投保人购买了相关保险服务，按照道德风险的解释，肯定会发生激励扭曲，从而过多使用医疗服务，导致该领域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但一些研究者同时也发现，即便在信息比较充分的前提下，投保人也可能出现医疗服务使用不足的现象。这种情况下，信息约束模型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家认为，信息约束仅仅是导致医疗服务领域资源效率配置下降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来自投保人的理性约束。投保人对不同类型的医疗服务价值认知程度不同，通常会高估低价值医疗服务的使用价值，低估高价值医疗服务的使用价值，从而即使在患者全部自费的情况下，依然会出现过度购买低价值医疗服务，而对高价值医疗服务反而使用不足(Baicker et al., 2015)。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考虑到理性约束，社会保障系统对社会成员行为的影响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一) 理性约束下社会保障系统对劳动供给的影响非常复杂

理性约束下，当事人的行为容易受到他人行为的影响，会表现出显著的同伴效应。这是因为当事人会通过社会比较来形成参考点，并基于参考点下的相对损益进行决策，同一群体中的其他伙伴的行为就会构成当事人决策所依赖的参考点。并且当事人在退休决策时，同样也会表现出框架效应、损失厌恶和现状偏见等。Chalmers et al.(2008)以及Brown and Laschever(2012)认为家庭的退休年龄决策存在同伴效应，他人对退休年龄的选择会影响自己的选择。这就有可能导致同群的人或者前后脚提前退休，或者相继延迟退休。Behaghel and Blau (2012)在退休决策模型中引入框架效应，发现参照点依赖与损失厌恶对退休年龄决策的影响。Merkle et al.(2017)利用一个实地实验证明退休年龄决策中存在禀赋效应。还有许多实地实验证明，劳动力市场中年龄歧视会影响退休年龄的决策。Carlsson and Eriksson (2019)进行了一项虚拟简历匹配的实地实验，实验结果显示，越接近退休年龄的求职者的简历通过初筛的比率越低。简历中年龄大于40岁的工人接到雇主回拨电话的比例开始大幅下降，女性受到的影响更明显。Neumark et al.(2019)通过修正的简历匹配实验研究发现，接近退休年龄的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的年龄歧视更严重。这些实验研究发现，年龄歧视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人们对年纪大的人的刻板印象等行为偏差，本质上属于框架效应。

不过，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的研究也发现，假如适当的施加某些行为干预，会有助于改进当事人的就业激励。例如，奖励那些快速回归劳动力市场的失业保险申领人(Robins and Spiegelman, 2001)；强制要求失业者求职(Graversen and Ours, 2008)；惩罚消极求职者(Graversen and Ours, 2008)等。Robins and Spiegelman (2001)系统总结了1980年以来美国各级政府所开展的多种再就业政策实地实验。

(二) 理性约束与消费、储蓄和投资决策

都有限理性的当事人而言，自我控制偏差会影响到人们为未来而储蓄的决策。假定家庭是理性预期的，在育儿养老问题上就不会出现普遍的储蓄不足问题。但事实上研究发现，企业中大量雇员都没有为未来进行足够的储蓄(Thaler and Benartzi, 2004)。Shefrin and Thaler (1988)构建了一个行为生命周期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决策者在“双重偏好结构”下进行短期消费和长期储蓄的选择，当多储蓄带来的总效用大于或等于意志力带来的成本时，决策者才会自我控制。社会保障系统的引入会加剧家庭的行为偏差。养老金增加了家庭的选择，反而激励家庭不作为(Sethi-Iyengar et al., 2004)。Tse et al.(2016)的资产配置实验结果表面，投资组合的复杂性增加了投资者的决策错误。

消费、储蓄与投资决策中同样会出现同伴效应。美国社会保障系统的改革过程中，试图在401(k)计划中加入Roth式税收激励，以激励雇员更多地为未来储蓄。Beshears et al.(2017)的实验研究发现，Roth式税收激励条款的引入并没显著影响总的401(k)缴款率，究其原因，可能是同群效应的影响，以及投保人对条款描述的内容和形式的行为偏差。同样，为激励中低收入家庭储蓄，政府或雇主向这些家庭提供与储蓄额相匹配的补助。相关实地实验结果表明，匹配补助这种助推机制的确有效促进了特定账户的储蓄(Duflo et al., 2006)，但过半数的家庭同时也取出资金，并随意消费(Mills et al., 2008)。由此可见，必须充分考虑投保人的理性约束，才能合理设计一组干预机制，来弥补单一机制的不足。

(三) 理性约束下的社会保障系统对公共卫生服务的作用

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家通过大量的实地实验研究表明，社保系统会显著影响公共服务水平。这是因为社会保障系统的引入能在一定程度上矫正当事人的行为偏差，从而弱化Mullainathan et al.(2012)所讲的边际内部性。社会保障系统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并且是公平导向的设计，这就可以弱化当事人的自我控制偏差，并激发正向的同伴效应，激励社会成员总体上改进自身的公共卫生服务参与率和健康活动参与率。例如，有关医疗保险的实地实验研究发现，医疗保险的推广能够显著提高投保人的健康水平，投保人的健康活动参与率也显著提升，相关公共卫生服务的资源利用率也得到显著改进。Finkelstein et al.(2012)基于2008年美国俄勒冈州开展的医疗补助实验，实验中未参保的低收入成年人通过抽签获得申请医疗补助(MedicAid)的资格，研究发现，实验组的公共卫生服务利用率(包括初级和预防保健以及住院治疗)显著提高，自我报告的身心健康状况也优于对照组。社会安全残疾保险(SSDI)的受益人在申请医疗补助(MedicAid)时，会面临为期两年的等待期。一项社会实验要求向等待期内的受益人提供医疗福利援助。Weathers and Stegman (2012)基于这项实验进行研究，发现这项助推机制能够显著改进被试的身心健康。Asuming et al.(2018)基于加纳北部的一项健康保险补贴实验研究发现，通过向被试提供健康保险的一次性补贴，短期内显著提高了被试的参保率和医疗服务利用率。

四、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从干预市场到助推市场

传统的社会保障理论立足于信息约束，相关政策设计的核心在于设计出一些机制，意图在于激励投保人主动显示私人信息，或者通过成本分担或风险分担等机制来抑制道德风险。无论是养老、失业还是医疗保险，或者其他社保机制，目的都是为了治理因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带来的市场失灵。即传统社会保障问题的核心是：“什么是最优的政策干预水平？”(Chetty and Finkelstein, 2013)。通过人为设计的社保系统的建立，政府可以通过社保系统来弥补市场的不足，通过干预来获得合意的消费、储蓄、投资和就业等社会经济后果。社会保障系统通过部分强制，部分自愿分担，寻求最优的政府干预机制，以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难题，帮助家庭走出代际协调困境。不过，迄今相关的研究也发现，虽然这些机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也存在诸多局限。社会保障机制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比如降低劳动供给和储蓄等。行为与实验经济学正是认识到传统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的这种局限性，才开始寻求新的解决之道。

行为与实验经济学不仅关注信息约束，更重要的是关注理性约束，在当事人有限理性的条件下，即便信息约束不存在，也仍然会出现不合意的后果。就社会保障而言，相关的政策设计核心就是通过制度设计来有效矫正投保人的行为偏差。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家提出了“助推”导向的政策设计新理念，试图通过低成本的助推政策来引导投保人自主矫正其行为，从而客观上实现资源配置的合意结果。正如Mullainathan et al.(2012)所强调的，给定投保人的行为偏差具有很强的异质性和不确定性，理性约束带来的内部性影响大小和方向均无法确定，通过税收或调整价格等传统干预手段无法有效应对，此时，助推是一种合适的补充机制，它能够有效地增进社会福利。刘欢等(2018)结合中国养老储蓄三大支柱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也认识到行为助推手段对养老体系改革的重要意义。

助推机制是通过行为干预来矫正有限理性的当事人可能出现的各种行为偏差，从而有效解决Mullainathan et al.(2012)所讲的内部性难题。这些助推机制主要包括默认设置、信息干预、社会比较等等，默认设置可以克服当事人的自我控制偏差；信息干预很大程度上能够通过框架和启发式来改进当事人的决策效率；而社会比较可以通过引导同伴效应向好的方向扩散，来改进个体和群体的行为。这些代表性的助推机制都是针对当事人的某些突出的行为偏见设定，并通过干预来矫正这些偏见，从而起到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家在社会保障领域进行了不同的助推机制实验，众多证据表明，助推机制在社会保障领域确实有一定的效果。Benartzi et al.(2017)专门比较了养老储蓄、教育、能源和医疗等方面的传统干预机制和助推干预机制，发现助推机制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相较于传统干预机制，助推机制的实施成本低很多。并且一些实验研究发现，助推机制具有显著的长期效应。例如，瑞典政府自2000年起开始实施的新养老保险体系，Cronqvist et al.(2018)对此进行了长达16年的追踪研究，发现助推的长期效应显著存在。这就意味着和传统干预机制相比，助推机制不仅实施成本低，而且还同样具有短期和长期效应。在养老储蓄领域，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家发现，默认雇员自动加入储蓄计划的助推机制能够显著提高计划参与率，并显著提高养老储蓄(Thaler and Sunstein, 2003；Choi et al., 2001；Choi et al., 2004)。默认设置助推的有效性被反复检验，瑞典自2000年起施行新的养老保险体系，其中设置了两种类型的助推手段：默认式助推，即投保人使用默认的给定投资组合；DIY式助推，即投保人从456种基金中自选5种构建组合。Cronqvist et al.(2018)的追踪研究发现，新体系推行的首年(2000年)，由于瑞典政府大力推广DIY助推方案，有66.6%的瑞典公民选择DIY式助推，但随着推广活动因成本而锐减，选择这种方案的比率也随之大幅度减少。这说明昂贵的大力度推广只有短期效果，而默认设置走得更远。Beshears et al.(2015)通过控制默认存款率的实验，对不同收入水平人群选择主动退出的速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默认设置存款率的助推干预效果具有收入水平上的异质性，低收入群体更容易被动接受默认的存款率目标，即当目标存款率接近默认值时，低收入群体选择退出的速度要慢得多。即适当调高默认存款率可能会进一步促进财富积累。

信息干预是另一类重要的助推养老储蓄的手段。众多实验研究结果显示，信息干预有效提高了雇员为未来而储蓄的意愿和水平(Clark et al., 2017, 2019)。但信息干预的有效性随着性别、年龄、入职时间等的不同而出现差异(Clark et al., 2011；Clark et al., 2014)。由于决策的程序和描述影响到决策本身，因此，信息干预的内容和形式会影响到干预的效果。信息干预的内容不同，干预的效果也会存在差异。Choi et al.(2017)向被试发送定点储蓄率、储蓄率目标设定以及储蓄门槛设置等信息，这些信息显著改变了被试的储蓄行为，且具有长期效应。Goldin et al.(2017)的实验中向被试发送强调低缴款率和高缴款率的信息，发现前者更容易激励被试参与储蓄计划。向储蓄者提供专家建议比提供同群信息更能促进退休储蓄(Gunaratne and Nov, 2015a)。信息干预的形式也影响了干预效果，Gunaratne and Nov(2015b, 2017)进行的多轮退休储蓄决策实验证明交互式信息干预能够促进退休储蓄。首先，能够改善行为偏误交互式储蓄界面能够促进储蓄，其中针对参与者禀赋效应设计的，向被试展示预期退休金总额的交互界面有最明显的改善效果，这一界面帮助被试专注于长期储蓄目标而非短期投资收益；另外，在可选的投资组合上附加关键信息标签也能够促进储蓄。随外在环境变化的动态信息标签比使用静态信息标签更能够促进被试达到退休金储蓄目标。

助推同样也广泛应用于医疗保险领域和失业保险领域，Howell et al.(2017)随机向选择低质量医疗保险的投保人发放了包含多种保险质量的信件，结果表明收到信息助推的投保人更有可能转而购买更高质量的医保。Domurat et al.(2019)发现向低参保率人群提供有关购买医保信息的提醒能够显著提高参保率，并降低医疗保险交易的市场风险。Cox et al.(2015)通过医疗保险的线上销售界面向投保人提供有针对性的保险信息，显著提高了投保人的参保率。Darling et al.(2016)发现，向失业保险申领人发送包含就业市场信息、再就业服务信息以及申领人近期求职活动的邮件能够有效地促进他们参与并完成再就业资格评估项目(REA，Reemployment and Eligibility Assessment)。Markussen et al.(2018)发现，与长期请病假的员工进行定期会面能够有效缩短他们离开岗位的时间。

助推机制并不是一直有效。由于助推机制的设计通常采取低成本的极简的形式，面对复杂的决策情形，就可能产生模糊的效果，甚至起不了效果。首先，助推手段在某些情况下并非最优的选择，纠正内部性的助推干预手段可能产生外部性，进而影响社会福利，比如，当市场中存在多种决策者时，助推干预的效果较为模糊(Mullainathan et al., 2012)。以养老储蓄为例，Beshears et al. (2015)的实验研究发现，同群效应可能会对养老储蓄造成负面影响，同群信息的披露产生的标签效应降低了目标人群401(k)计划的参与率和储蓄率。Galle(2013)的研究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当干预机制的后果具有正外部性时，助推机制优于传统干预机制；但如果干预手段会产生负外部性，或产生的外部性影响与内部性影响互相作用时，使用助推机制会带来高昂的成本，此时传统干预手段占优。以墨西哥养老金市场信息披露方式的改革为例(Duarte and Hastings, 2012)，墨西哥政府要求基金公司将基金经理佣金和管理费用合并为一个指数。这一助推手段确实提高了投保人对信息的敏感度，但也促使基金公司在减少佣金的同时提高管理费用，间接造成低收入群体分摊管理费用比例的升高，削弱了助推的效果。

其次，助推机制可能因为面对多重动因而影响其效果。例如，在促进退休储蓄的助推手段方面，尽管研究表明默认设置增加了退休储蓄计划的参与率(Madrian and Shea, 2001), 但默认储蓄率设置可能带来储蓄不足(Choi et al., 2001；Choi et al., 2004)。Bronchetti et al.(2012)的储蓄实地实验研究发现，默认设置对目标人群的储蓄行为没有实质性影响。Tasneem et al.(2018)的多轮储蓄与消费线上实验研究表明，自动储蓄的助推设置没有显著改进被试的养老储蓄选择。De bresser and Knoef(2019)发现，默认存款率的有效性取决于不同的动因。默认设置对由自我控制问题引起的储蓄不足有效，对拖延导致的储蓄不足效果不佳。由于行为偏误的异质性特征，Mullainathan et al(2012)建议针对不同种类的行为偏误需采取不同的助推手段。

最后，助推机制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信息约束的影响。考虑到社会保障系统同样会面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此时，相关的助推机制可能会产生异质性效应。Kowalski(2018a, 2018b)基于美国俄勒冈州和马萨诸塞州的一项健康保险实验，其中俄勒冈州的助推机制是随机抽取部分未投保人群并向其提供医疗援助计划，而马萨诸塞州的助推机制是直接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研究发现，两个州的急诊利用率存在显著差别。并且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率先投保人(always taker，即率先加入援助医疗计划的人)、依从投保人(complier，紧随前者随后加入计划的人)和拒绝投保人(never taker)等三类群体中存在异质性分布，其中率先投保人使用急诊服务的频率最高，后两类人依次降低，他们的道德风险水平也同样依次降低。作为“金标准”的兰德健康保险实验在1974至1981年间展开，该实验为来自美国6个不同地区约2000个家庭的5800多人提供医疗保险。Lin and Sacks(2019)利用兰德健康保险实验数据研究发现，人们对医疗价格的长期和短期变化有不同的反应，表现出差异化的医疗服务价格弹性。Devereux et al.(2019)同样基于兰德健康保险实验进行研究，发现了“最后期限效应”，即投保人的医疗支出在项目结束前的一年激增。道德风险的异质性分布也体现在医生的激励上。Lu(2014)的实验研究表明，医生受药品回扣激励，会给投保患者和未投保患者开出不同的处方，医生给投保患者开出的处方比给未投保患者开出的处方贵43%。公共卫生服务制度的差异也会带来影响。与国有医疗体系相比，公私混合的医疗体系会带来更高的医疗价格，降低弱势群体的治疗机会(Buckley et al., 2012)。Janssens and Kramer(2016)利用坦桑尼亚的一项信贷实验进行研究，发现医疗保险设计为团体保险而非个人保险，能够显著提高医保参保率。因此，即便是助推机制同样也需要充分考虑到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约束。

所以，对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家而言，助推机制同样有利有弊。助推机制的主要缺陷在于依赖对参与人行为的激发，而不是约束。假定社会成员存在行为偏差，理性不足，那么强制性约束可能是必要的。比如在缴纳社保方面，如果缺乏强制措施，仅仅依靠助推激发可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传统干预机制的好处在于带有不同程度的强制性，这是助推机制所缺乏的。Campbell et al.(2011)建议在向投资者提供信息披露和默认设置等助推手段的同时出台法规保证投资方案与投资者需求保持一致。如Benartzi(2017)说的，助推是传统干预机制的辅助。当然，反过来，在另一些领域，传统干预机制也可以作为助推机制的辅助。实际上，助推机制和传统干预机制并非替代关系，而应互为补充。Bubb and Pildes(2014)指出，在大部分针对助推机制比较优势的研究中，都暗含着支持传统干预机制的逻辑。Goldin and Lawson(2016)在Mullainathan(2012)的模型基础上，将市场中的决策者分为了消极决策者和积极决策者，讨论了同时使用传统干预机制和助推机制的可能性。他们发现，可以使用默认设置优化消极决策者的行动，同时使用传统税收手段优化积极决策者行动，通过合理地综合使用多种干预，获得更好的政策效果。总之，社会保障系统的演进将在传统干预机制和助推机制各自改进和创新的基础上，寻求两者的合理搭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