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托全球生产分工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充分利用劳动力、初级资源的低成本优势，积极融入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推动了传统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实现了产业升级的初级目标。随着近年来发达国家制造业归核战略的实施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我国原有竞争优势难以为继，遭遇到产业附加值低、缺乏核心技术竞争优势、区域间不协调、不平衡等发展瓶颈。Freund(2016)、梅冬洲、崔小勇(2017)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分工过程中存在逐底竞争的问题，对外部经济具有较大依赖性，容易被卷入世界性的经济波动中。特别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得全球贸易市场严重萎缩，国内很多企业陷入困境。面对当前不确定的内外经济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7月30日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显然，该提法在重申国际、国内市场互动重要性的同时，更是强调扩大和加速内循环是立足于当前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出现的矛盾问题、特点优势以及国际发展大势而作出的重要科学判断和战略选择。

面对发达国家“纵向压榨”和发展中国家“横向挤兑”以及内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三重困境，如何依托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通过全球价值链以及国内融合发展的交互合作实现制造业产业升级，是作为后发大国破解数量增长与升级质量难题的关键突破口。本文提出基于国内区域间经济融合发展的实践性研究，将其作为后进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相对固化前提下实现产业升级的思考，为释放国内经济发展活力、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有益“机会窗口”。以双循环视角为切入点，在厘清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对于我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影响机制的前提下，进一步寻求我国区域内部的合作优势和可能性，最终实现国内外-中国区域间的双向平衡以及协调发展。需要解决以下问题：参与全球价值链、构建国内区域间融合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有何不同？其中的作用机理分别是什么？行业和区域异质性的作用差异是否显著，能否通过区域发展优势的扩散效应以及差异互补效应助推区域间的联动和带动发展，以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最终实现制造业产业的高质量升级。

二、文献综述

中国各地区在嵌入全球价值链与参与国内区域融合发展的互动过程中，如何构建本地化的融合发展竞争优势，为参与全球化分工体系提供保护屏障，以逐步提升本地制造业产业升级能力？对上述问题的解读有利于寻求中国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的国内区域融合路径和内在驱动力。本文的研究与以下两方面文献相关：第一是关于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测算方法。受益于国内外学者对价值链分析方法的关注，已有成果从国家、行业以及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进行了多角度测算。国家层面主要以WIOD数据为依据，Hummel et al.(2001)首先构建全球视角下的垂直专业化指标，Johnson and Noguera(2012)参照此逻辑构建一般化核算方式，Koopman et al.(2014)使用投入产出模型提出基于贸易值分解的KWWP算法，进一步拓展了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嵌入地位的测算规则。中国学者王直等(2015)结合上述研究使用总贸易流量核算法判断了中国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分工地位。也有部分学者从微观视角，利用海关数据对中国在全球的嵌入地位进行测算，如Upward et al.(2013)、吕越(2016)、张杰等(2013)从地区、产业等多重视角展开分析。在此基础上，邵朝对、苏丹妮(2017)、余泳泽等(2019)核算了中国省级层面、230个地级市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为了更准确地把握中国各区域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水平和特征，对中国地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生产分工联系进行内生化处理成为新趋势，倪红福、夏杰长(2016)、李跟强、潘文卿(2016)、李善同等(2018)、黎峰(2020)、高敬峰、王彬(2020)基于WWZ分解方法、从增加值流转的视角，结合MRIOT与WIOT构建嵌入式世界投入产出表(EMIIOT)。

第二是关于国内区域融合发展的研究。国内学界并没有对融合发展这一概念进行明确界定，吴楚豪、王恕立(2019)在国内价值链研究的基础上将经济融合发展定义为不同地区间经济活动相互交叉和渗透的动态演进过程。由此可见，国内价值链(NVC)的构建为试图通过区域融合和扩大内需以解决高质量发展问题提供了思路，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对该NVC开展颇多有益而丰富的理论和经验探讨。刘志彪、张杰(2009)最初从定性的角度肯定了本土企业在国内价值链的中坚力量以及对于产业整合、升级的理论价值，具有属权性质，适合进行案例研究。另一部分学者借鉴全球价值链的测算方法对国内价值链进行定量研究，是基于国内区域间分工角度提出的，强调国家边界要求，具有属地性质。国内价值链的构建作为区域-产业互动的系统工程，会伴随产业属性与区域特性呈现一定差异性(黎峰，2018；潘文卿、李跟强，2018；邵超对、苏丹妮，2019)。袁凯华等(2019)、钱方明、宁自军(2018)证明国内分工格局的形成已成为推动中国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价值攀升的重要动力，高效的市场整合能够改善现有制造业的低值困境。分地区看，总体上形成以东部为主，带动中西区域发展的价值链体系。魏龙、王磊(2017)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研究重点，证明中国作为主导者，可以通过整合国内不同地区的要素资源以强化体内循环、产生促进我国产业向高端化进阶的积极影响。袁嘉琪等(2019)认为中国欠发达地区陷入“双重低端锁定”困境，以产业升级为出发点、聚焦国内市场有利于这一问题的破解。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发挥大国经济的内部融合优势，可以充分挖掘各区域要素禀赋优势和国内需求，是增强中国在新一轮全球制造业产业布局中的竞争优势，实现产业体系向中高端迈进的有效途径。为更直观的反映区域间融合程度，本文欲使用区域间增加值的流动水平来表征，它是国内市场通过充分资源整合后的竞合结果，可以体现当地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综上，现有学者对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主要从国家层面展开，对于各省(市、自治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水平研究文献较少。同时，利用全球、国内投入产出表进行嵌套式研究仍处于摸索阶段，大多成果局限于统计测算、对比描述层面，对于二者互动所带来的产业升级效果并没有深入分析，未形成较统一结论，有互补、替代或者有条件的相互补充等不同断论(张少军、刘志彪，2013；盛斌等，2020；刘景卿、车维汉，2019)。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可能在于：(1)首先探讨了中国30个省市12类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以及国内融合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考察了二者对产业升级的互动效应，不同区域在国外和国内两个市场中的角色嵌入是否联动，试图在区域研究维度上弥补现有文献研究的不足。(2)考虑到各类制造业参与环节的异质性，具有非对称结构特征。本文使用空间计量方法从前向、后向嵌入两种资源统筹方式探讨了两类市场对于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不同溢出效应。(3)为全面揭示嵌入全球价值链、区域融合与产业升级之间的作用机制，本文引入资源配置、技术效率进行中介效应检验。(4)利用非参数模型估计了区域间流入水平对于制造业发展的带动效应，为国内各地区的产业协调发展与升级、国内价值链的合理化构建提供理论支持，加深了国内区域融合作为全球化分工前提下实现本地化升级路径内涵的理解，可为各级政府在双循环政策背景下，制定增强可持续内生经济增长动力的相关政策提供指导。

三、理论机制分析

本部分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对价值链分工、区域融合发展与产业升级的研究成果进行解构，为后文的分析提供理论基础。现阶段，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实现产业升级主要包括以下两种途径：(1)中间品进口学习效应。在嵌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本土企业通过引进和使用包涵技术创新和先进生产理念的中间品以及前沿的管理理念，企业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和学习成本，迅速掌握先进技术，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外生性地提高产品质量。在充分激发干中学效应的基础上，通过产学研等模式提升吸收、消化能力，进而促进本土化生产理念的变革和生产效率的显著提升，为推动产业升级奠定基础(Saliola et al., 2007; Basco et al., 2014)。(2)竞争倒逼效应。我国在全球化分工中更多充当的是加工贸易角色，国内市场对全球市场中间品的引进和使用一定程度上会对国内中间品市场产生替代效应。这种冲击会倒逼国内中间品制造商提升创新研发动力，改善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保证产品质量的提升，最终实现产业升级(Sturgeon，2008)。当然，近年来我国在全球分工中所面临的低端锁定困境，让很多学者不得不思考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于产业升级的抑制效应：(1)自主创新替代效应。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将资金更多用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会减少对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关注和投入，在两种技术使用手段之间形成一定的替代效应。同时，国际市场的高水平技术供给会降低国内企业通过自主创新继续开发市场已有、但本土企业并未掌握的核心技术的积极性，导致自主创新机制失灵，不利于保持产业发展韧性。(2)技术封锁效应。发达国家为巩固其链主或者发包方的领导地位，会在核心、关键技术领域实施封锁战略，仅将组装加工等技术含量较低的分工环节发包给中国企业，设置较高的资源互通以及能力互效壁垒，使得中国制造企业被长期锁定在低端环节，陷入自我创新缺失、微利化的被俘获地位(程文先、樊秀峰，2017；Halpern et al., 2015; 任保全、刘志彪，2016)。

区域融合发展是基于国内资源配置和整合概念，把产品生产过程通过区域间流入和流出贸易的有机结合，使得资本、知识、信息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能够沿着价值链在国内不同地区之间进行充分互动、渗透和交融，地区间的知识和技术差距不断收敛，充分发挥技术溢出效应，从而实现产业升级的目标(Taglioni and Winkler, 2016)。由此可以判断以国内融合发展方式实现产业升级的具体路径包括以下两方面：(1)资源流入路径。区域间融合通常会以供需机制为前提，以中间品和资本品在区域间的流动为实现手段，由经济发达地区向相对落后地区提供先进生产设备，并负责对技术落后地区进行培训和指导，使得这些欠发达地区能够汲取技术效率提升所带来的溢出红利(Ivarsson and Alvstam, 2010; Kose and Yi, 2006)。此外，资本与技术相容度较高，在从发达地区引入中间品、资本品以及技术的过程中，同时也提升了落后地区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这两种作用机制可以有效激发具有后发优势的欠发达地区进行知识交换和技术创新，最终实现技术赶超，为产业升级提供可能。(2)转移积累路径。在区域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资源转移和资源争夺的现象，能够激发区域产品创新和学习赶超效应。通过产品生产的投入产出关联模式获取前、后向嵌入的知识技术溢出效应，保证高级生产要素的累积，最终实现规模化生产、技术更新以及产品质量的提升。同时，在提供中间品过程中存在同质化竞争，发达地区对于质量、效率、环保等方面的高标准能够倒逼代工企业改善生产技术，促进产业升级(苏丹妮等，2019)。

根据上述梳理可知，不论是全球分工还是国内区域融合都至少会通过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的提升两个渠道来实现产业升级。当然，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与国内区域融合发展的逻辑是有差别的。前者是利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参与国际分工，通过低端嵌入以汇集全球先进技术和高级生产要素来获取收益，利用干中学以及技术溢出效应实现产业升级。国内区域融合则是通过整合内部资源，加深产业链上下游关联，形成完整的链式循环过程。通过汲取知识、技术和信息的扩散效应为产业升级提供动力源。在面临参与国际分工过程中的产业升级受阻困境时，需要思考“前段-嵌入积累”和“后段-升级重塑”路径的可操作性，即中国通过低端嵌入GVC培育相对完善的中间品生产链条，实现了量的积累。之后以产业升级和中高端化发展为目标，在积累足够的高级生产要素后，借由国内相对完善的分工体系向GVC高端延伸，寻求产业升级的新路径，实现质的突破。

四、模型构建及变量说明 (一) 模型构建

本文模型的设定是从地区-产业视角展开，以全球价值链嵌入以及国内区域间融合为重点，可以结合地区-产业的前向、后向空间效应更细致解构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本文将区域融合作为突破点，因此选择空间计量方法并将前向、后向增加值流动作为空间权重矩阵来分析变量之间的地域、空间关联性以及溢出效应。本文使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分析，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 indu = \rho \sum Windu + C\beta + \sum WC\gamma + \mu + \omega + \varepsilon $

(1)

其中，被解释变量indu表示分地区-产业的制造业升级情况，C表示包括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以及区域融合水平在内的核心解释变量以及其他控制变量，W为空间权重矩阵。

1.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产业升级指标在传统显性比较优势基础上稍作改进，使用出口的国内增加值显性比较优势(VA-RCA)表征(黎峰，2019)。当VA-RCA大于等于1时，表明该行业具有产业升级潜力；若VA-RCA小于1则表明该行业不具有升级潜力。公式(2)中，vaexp_{c, i, t}是t时期c地区i行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即：

$ VA - RC{A_{c, i, t}} = \frac{{\left({vaex{p_{c, i, t}}/{\sum _{i, t}}vaex{p_{c, i, t}}} \right)}}{{{\sum _{c, t}}vaex{p_{c, i, t}}/{\sum _{c, i, t}}vaex{p_{c, i, t}}}} $

(2)

(2) 核心解释变量。

分析全球价值链、国内区域经济融合与产业升级的关系，首先需建立世界嵌入式投入产出表(WEMIOT)，即将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与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CMRIOT)进行嵌套组合处理。

构建WEMIOT的关键环节包括：①行业匹配。WIOT制造业分为19个行业，CMRIOT制造业分为16个行业。为保持统计口径一致性，本文将行业数合并至12个。将纺织业以及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合并为纺织业，通用设备和专用设备制造业合并为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将化学纤维制造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合并为化学工业。最终选取的行业包括：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1)、纺织品(2)、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3)、造纸印刷和文教体育用品(4)、化学工业(5)、非金属矿物制品(6)、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7)、金属制品(8)、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9)、交通运输设备(10)、电气机械和器材(11)、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12)。②地区合并。本文的研究重点是中国30个省市的区域联系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价值链嵌入水平。为简化计算，将除中国之外的地区合并整理成一个地区，因此流动增加值框架最终会形成372*372的矩阵形式。③嵌入数据处理。以WIOT中的数值为基数，将CMRIOT中的数据比例作为拆分基准。计算出30个省市在世界范围的增加值流动水平。中国各省市分行业对外的进出口标准参照海关进出口数据，计算出分地区-行业的投入、产出比例(Meng et al., 2013)。

在此基础上，假设全球有N(30+1)个地区、每个地区有M(12)个行业，形成N*M阶矩阵。首先，矩阵Ⅴ表示各地区不同行业的直接增加值系数矩阵，表现为NM×NM的对角矩阵。矩阵B=(I-A)^-1，是NM×NM的里昂惕夫矩阵，其中，A为NM×NM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矩阵X为NM×NM的总流出矩阵，参考程大中(2015)的方法，将各地区对应的总流出矩阵沿对角线组合成新的总流出(非对角)矩阵而得。由此流动增加值框架可以表示为：

$ \begin{aligned} &V B X=\left[\begin{array}{ccccc} V_{1} & 0 & 0 & \cdots & 0 \\ 0 & V_{2} & 0 & \cdots & 0 \\ 0 & 0 & V_{3} & \cdots & 0 \\ \vdots & \vdots & \vdots & \vdots & \vdots \\ 0 & 0 & 0 & \cdots & V_{n} \end{array}\right]\left[\begin{array}{ccccc} B_{11} & B_{12} & B_{13} & \cdots & B_{1 n} \\ B_{21} & B_{22} & B_{23} & \cdots & B_{2 n} \\ B_{31} & B_{32} & B_{33} & \cdots & B_{3 n} \\ \vdots & \vdots & \vdots & \vdots & \vdots \\ B_{n 1} & B_{n 2} & B_{n 3} & \cdots & B_{n n} \end{array}\right]\\ &\left[\begin{array}{ccccc} X_{1} & 0 & 0 & \cdots & 0 \\ 0 & X_{2} & 0 & \cdots & 0 \\ 0 & 0 & X_{3} & \cdots & 0 \\ \vdots & \vdots & \vdots & \vdots & \vdots \\ 0 & 0 & 0 & \cdots & X_{n} \end{array}\right]=\left[\begin{array}{ccccc} V_{1} B_{11} X_{1} & V_{1} B_{12} X_{2} & V_{1} B_{13} X_{3} & \cdots & V_{1} B_{1 n} X_{n} \\ V_{2} B_{21} X_{1} & V_{2} B_{22} X_{2} & V_{2} B_{23} X_{3} & \cdots & V_{2} B_{2 n} X_{n} \\ V_{3} B_{31} X_{1} & V_{3} B_{32} X_{2} & V_{3} B_{33} X_{3} & \cdots & V_{3} B_{3 n} X_{n} \\ \vdots & \vdots & \vdots & \vdots & \vdots \\ V_{n} B_{n 1} X_{1} & V_{n} B_{n 2} X_{2} & V_{n} B_{n 3} X_{3} & \cdots & V_{n} B_{n n} X_{n} \end{array}\right] \end{aligned} $

由此，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的指标的测算主要包含IV以及FV两部分。IV作为流入地区的中间产品进行加工再次流出到第三个地区，间接实现的增加值部分。使用FV表示某地区流出产品中包含的来自其他地区的产出增加值，反映某地区-产业进行生产的外向要素需求。以地区1示例：$ IV = \sum\limits_{n \ne 1} {\sum\limits_{p \ne 1} {{V_1}{B_{1n}}{X_{np}}, FV = \sum\limits_{n \ne 1} {{V_n}{B_{n1}}{X_{11}}} } } $。根据上述定义以及本文研究重点最终得到中国30个地区、12个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NVC)中的嵌入水平，反映不同地区、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参与程度。即：$ N{P_{ci}} = (\frac{{I{V_{ci}}}}{{{X_{ci}}}} + \frac{{F{V_{ci}}}}{{{X_{ci}}}}) $。

关于区域融合水平的测算，国内学界并没有对这一概念进行明确定义。本文借鉴吴楚豪(2019)的方法运用中国30个省际间的投入-产出数据，从增加值流出和流入视角界定了区域融合水平。具体测算方法使用Koopman et al.(2014)分析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思路、立足国内市场需求形成的内生增长能力对国内各地区流出产品的价值来源进行分解。

在此基础上，根据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的定义，对总流出增加值分解矩阵VBX的横向加总表示为不同地区分行业的总流出方向，即本文定义的流出性融合(LC)。纵向加总为对应地区分行业总流入来源，即本文定义的流入性融合(LR)。

(3) 控制变量。

① 资本密集度(K)以资本-劳动比来衡量，资本用一个地区某个产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表示，劳动则以一个地区某个产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表示。②劳动生产率(L)用地区-行业的总产值与对应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的比值表示。③专业化集聚水平(AGG1)：参考杨仁发(2015)的做法用区位熵指数来表示产业专业化集聚水平，该指数能够有效消除区域规模异质性的影响，更为客观地反映要素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特征。其计算公式为:agg_1ic=(Y_ic/Y_c)/(Y_i/Y)，Y_ic表示c地区i行业工业产值，Y_c为c地区总产值，Y_i为全国i行业总产值，Y为全国总产值。④产业多样化集聚(AGG2)：该指标的测算用某地区某行业就业人数占该地区就业的比例与该行业全国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比例的绝对值偏差之和的倒数表示。即：$ ag{g_{2ic}} = 1/\sum\limits_{I'} {\left| {\left({{Y_{ic}}/{Y_c}} \right) - ({Y_i}/Y)} \right|} $，数值越大，表示行业多样性集聚水平越高。

(4) 中介变量。

① 资源配置效率(AER)：本文使用Hsieh and Klenow(2009)提出的以全要素生产率的离散度来刻画。其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使用Malmquist-hs指数。其中投入变量包括资本和劳动投入，资本投入用固定资产(即固定资产合计与累计折旧的差值)和流动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之和表示，并且使用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换算成以2000年为基期的实际值。劳动投入用各行业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表示；产出为中国各地区不同制造业的销售产值，以2000年的价格指数为基准，进行平减处理。②技术效率(TE)使用上述Malmquist-hs指数分解的TE指数表征。

(二) 空间权重矩阵设定

空间计量方法的发展为本文检验地区-产业间的GVC以及国内区域融合的溢出效应提供了思路，能够准确捕捉变量之间的空间关联性。为反映在分工网络和融合发展前提下，不同参与环节所决定的不同溢出效应，本文构建前向和后向溢出矩阵，前者可以通过蕴含在研发设计、原材料供应中的知识、技术等要素产生扩散和溢出效应；后者则可通过市场需求及反馈进行生产规模、技术及流程的改善和精进，最终实现产业升级。由此，本文空间权重矩阵设定如下：第一类是基于地区间在地理上的邻近性而设定的0-1邻接矩阵W1，无法反应行业间的价值增加值流动以及链式循环过程所产生的影响。由此，本文借鉴苏丹妮(2019)的方法设置了反映国内融合前向增加值流动以及后向流动的空间权重矩阵，在揭示流动规模的同时也体现流动方向。即NVC条件下的静态前向溢出矩阵W₂，本文将测度NVC前向溢出效应中的空间权重矩阵(W₂)设定为：

$ W_{2}=\left[\begin{array}{cccc} V_{1} B_{11} X_{1} & V_{1} B_{12} X_{2} && \cdots & V_{1} B_{1 n} X_{n} \\ V_{2} B_{21} X_{1} & V_{2} B_{22} X_{2} && \cdots & V_{2} B_{2 n} X_{n} \\ V_{3} B_{31} X_{1} & V_{3} B_{32} X_{2} && \cdots & V_{3} B_{3 n} X_{n} \\ \vdots & \vdots & \vdots & \vdots & \vdots \\ V_{n} B_{n 1} X_{1} & V_{n} B_{n 2} X_{2} && \cdots & V_{n} B_{n n} X_{n} \end{array}\right]^{T}-\left[\begin{array}{cccc} V_{1} B_{11} X_{1} & 0 && \cdots & 0 \\ 0 & V_{2} B_{22} X_{2} && \cdots & 0 \\ 0 & 0 && \cdots & 0 \\ \vdots & \vdots & \vdots & \vdots & \vdots \\ 0 & 0 && \cdots & V_{n} B_{n n} X_{n} \end{array}\right] $

即从供给者角度追溯了某一地区-产业与所有下游地区-产业之间的前向增加值联系程度。后向溢出效应中的空间权重矩阵(W₃)设置为:

$ W_{3}=\left[\begin{array}{cccc} V_{1} B_{11} X_{1} & V_{1} B_{12} X_{2} && \cdots & V_{1} B_{1 n} X_{n} \\ V_{2} B_{21} X_{1} & V_{2} B_{22} X_{2} && \cdots & V_{2} B_{2 n} X_{n} \\ V_{3} B_{31} X_{1} & V_{3} B_{32} X_{2} && \cdots & V_{3} B_{3 n} X_{n} \\ \vdots & \vdots & \vdots & \vdots & \vdots \\ V_{n} B_{n 1} X_{1} & V_{n} B_{n 2} X_{2} && \cdots & V_{n} B_{n n} X_{n} \end{array}\right]-\left[\begin{array}{cccc} V_{1} B_{11} X_{1} & 0 && \cdots & 0 \\ 0 & V_{2} B_{22} X_{2} && \cdots & 0 \\ 0 & 0 && \cdots & 0 \\ \vdots & \vdots & \vdots & \vdots & \vdots \\ 0 & 0 && \cdots & V_{n} B_{n n} X_{n} \end{array}\right] $

即从使用者角度追溯了某一地区-产业与其所有上游地区-产业之间的后向增加值联系程度。本文研究样本主要涉及三套数据：第一套为2002、2007、2012年中国30个地区间的投入产出表。第二套是统计年鉴数据，取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第三套为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库两类微观数据，借鉴Yu(2015)的方法进行数据处理。由于数据的大量缺失，本文选取剔除西藏、中国港澳台地区之外的30个省市作为研究样本。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 空间计量基准回归结果

表 1汇报了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区域融合对我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其中，模型(1)、(2)是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模型(3)~(5)分别列示了在空间权重矩阵W₁(0-1)、W₂(前向)以及W₃(后向)条件下的回归结果。根据回归结果可知，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在加入空间效应显著性得到明显改善，证明空间计量模型设定的合理性。为更清晰的展示嵌入全球价值链与国内区域融合对产业升级的交互影响，模型(6)、(7)为W₂、W₃情形下含交互项的回归结果。从空间集聚角度分析，因变量空间滞后系数ρ值在三种权重矩阵设定下在1%的水平上均显著为正，表明我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存在明显的空间维度协同相关性和溢出效应。根据R²、Log-L以及ρ值判断，在W₃矩阵条件下，即后向嵌入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最显著。

就核心解释变量而言，GVC的估计系数均为正值，在至少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明我国制造业产业在嵌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可以获得产业升级红利，且在W₃条件下的积极影响要大于W₂，即后向嵌入相较前向嵌入更有利于中国产业升级。可能存在以下原因：在全球化分工中，中国主要参与关键性的原材料以及零部件供应，此类前向要素产品市场具有一定的行业垄断、区域分割特征，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参与前向嵌入企业技术研发、知识信息要素的吸收、传播与扩散，不利于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实现。后向嵌入通常为下游产品市场，同质竞争特征明显，市场反馈机制较完善，能够及时对生产工艺、产品技术进行调整和完善，会带动产业升级。在模型(2)中，二次项(GVC²)的系数为负值，即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表明当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会对产业升级产生一定的抑制甚至阻滞效应，印证了持续性的低端锁定可能不利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W*GVC的系数为负值，表明参与全球化分工可能会占用周边地区资源，产生以邻为壑的负外部性，下游产业更加明显。

在区域融合发展过程中，整体上区域流出型融合对产业升级具有明显抑制作用，流入型融合能够促进制造业产业升级，证明国内各地区增加值流出较少的省份在制造业竞争中往往也更具优势。理论上讲，一个地区流出的增加值是该地区的生产总值的一部分，是该地区的直接福利，会影响该地产业竞争力。由此，国内融合发展情形下增加值的流出实质上是一种福利的损失，流出型融合水平越高的省份，其省内将面临更多的内部消耗和资源转移，即某一省份更多的资源、中间品会转移至省外区域并投入到生产建设中，从而导致流入地区的产能扩张，产出增加，有利于产业升级的实现。关于全球嵌入程度与国内融合发展的交互项而言，GVC*LR对产业升级的拉动效应显著，产生一定的区域溢出效应。GVC*LC估计系数(-0.050)相较LC(-0.001)，负面效应得到收敛，表明前向流出型融合方式结合参与全球分工有利于产业升级的实现。究其原因，在产业分工中，嵌入位置与区域主导环节越契合，越有利于推动产业升级，偏离竞争优势以及传统主导环节一定程度上会制约产业升级(黎峰，2020)。本文流出型比重较高的样本集中于中西部地区，不论在国内分工还是国际分工中，参与环节均为前向资源主导型产业，客观上会打破国内区域分割的负面影响，这种沿着价值链单一方向持续扩张的发展模式也不失为平稳实现我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有效手段。W*LC系数显著为正值，表明流出型融合可以通过资源溢出型共享模式带动周围地区产业升级，进一步证实上述观点。

就控制变量而言，劳动生产率、资本深化均表现为稳定且显著的正向效应，技术投入在空间计量模型中显著为正，较OLS回归结果有较大改善，表明技术投入具有空间相关性，能够产生跨区域-跨行业的正外部性，符合理论预期。多样性集聚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而专业性集聚在后向嵌入空间计量模型中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产业集聚作为国内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本地化路径，生产要素易于形成内部聚集并转化为增长极，在溢出效应的作用下依托人才、技术、信息等高级生产要素优势带动周边地区，凭借规模经济的正外部性，扩大生产范围和区域联系，为实现产业升级创造条件。特别在下游产业发展过程中，要注重区域产业布局的多样性，通过行业间的技术关联性提升产业升级潜力。

(二) 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地理条件、要素资源禀赋和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差异，不同区域以及不同制造业发展存在一定异质性，本文将分区域分产业运用空间计量方法深入研究全球价值链嵌入、融合发展对于产业升级的不同影响(见表 2)。本文根据WIOD的划分标准将本文涉及的制造业类型分为中低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两类。其中，中低技术制造业包括：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1)、纺织品(2)、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3)、造纸印刷和文教体育用品(4)、非金属矿物制品(6)、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7)、金属制品(8)。高技术产业包括：化学工业(5)、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9)、交通运输设备(10)、电气机械和器材(11)、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12)。

为了体现前向以及后向嵌入的不同影响机制，在异质性分析中本文使用W₂和W₃两类矩阵。表 2中模型(1)~(6)是地区异质性回归结果，(7)~(10)为行业异质性回归结果。

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在后向嵌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可助推产业升级，中部样本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西部估计系数为正值。表明直接参与全球化分工有利于相对落后的西部省份实现产业升级。东部和中部的流出型融合方式不利于产业升级，而西部在参与流出型融合中，却表现出积极的正向溢出效应。流出型融合水平高的省份多为中西部省份，而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和山东等沿海发达省份的流出型融合水平远低于中西部地区省份，沿海区域更多扮演加工制造和组装的角色，具有较强的“体外循环”特征。在国外、国内两个中心-外围格局中，西部不论在国际分工还是国内区域中均扮演原材料、初级产品供给者的角色。进一步证明在参与不论是全球化分工还是国内竞争，产业发展模式、产业布局与本地要素禀赋契合度越高越有利于产业升级的实现，在西部地区尤其明显。东部地区在国际市场的外围地位以及国内市场的中心地位，导致在两个市场中的主导角色有所区别，下游环节加工制造者的竞争优势在逐步弱化。在流入型融合中，东中西三区域的估计系数均为正值，但显著性差异较大。可能的原因包括：东部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水平相对较高，能够通过中间品效应、链中学效应等实现技术积累，促进转型升级。但对进口中间品的严重依赖使得产业升级潜力有限，应积极促进国内配套能力的提升和产业链的完善，逐步摆脱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形式，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逐渐向中端攀升。西部地区主要依托资源禀赋优势，在分工中多为自然资源与初级产品的输出地，近年来通过承接东部地区失势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部分过渡到下游产业。会受到国际市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双重控制，产业升级效应显著但边际效应较低，升级效率亟待提升。同时，受制于人才流失、信息技术发展缓慢等劣势，西部地区对于新型技术的学习、吸收和消化能力也有限，后向升级略显乏力。

分行业类型看，高技术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整体为正，后向嵌入的正向效应更显著。前向嵌入主要负责技术信息要素、原材料供应以及关键零部件生产，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复杂度较高，存在一定垄断和扩散阻隔现象，可能不利于发挥对产业升级的溢出效应。高技术产业在国内市场的参与水平相对更靠近后向嵌入，主要负责装配加工以及制造业终端环节，能够通过进口中学、干中学的技术溢出效应来逐步实现产业升级。对于中低技术行业，前向嵌入在全球竞争中面临低端锁定的困境，主要通过后向嵌入获取国际化分工的升级红利。国内从事中低技术产业生产的企业对于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相对较低，难以进行技术更新和再创新。若一直主导后向装配环节，最终会陷入升级悖论的恶性循环，不利于实现产业升级。国内融合的估计系数均为正值，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嵌入全球价值链受阻的情况下，关注国内市场的内部循环是一种合适的解决方案。

(三) 稳健性检验以及内生性问题

1.稳健性检验

(1) 指标变换。一方面，本文使用传统的显性比较优势(RCA)对因变量进行替代。另一方面，借鉴Upward(2013)、张杰(2013)等学者的研究使用微观数据测算的国外增加值比率(FVAR)来表征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计算公式为：

$ FVAR = \frac{{{I^p} + {E^o}\left[ {I_{bec}^o/\left({D + {E^o}} \right)} \right]}}{E} $

(3)

其中，I、E和D分别表示进口额、出口额以及国内销售额，上标O、P分别表示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I_bec^o表示考虑中间品投入的进口额，其中国内销售额是根据海关数据与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匹配后的测算结果。回归结果见表 3模型(1)、(2)。

(2) 估计方法变换。使用SEM、SAR两种空间方法进行分析。回归结果见模型(3)~(6)。上述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与前文基准模型保持一致。

2.内生性问题的解决

本文通过添加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利用动态杜宾空间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弱遗漏变量的影响，矫正静态空间面板模型的估计偏差，使回归结果更加准确、可靠。表 3模型(7)~(8)中产业升级一阶滞后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从时间维度上看，当期的产业升级确实会受到上一期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也进一步表明我国产业升级是连续的动态过程。此外，考虑到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区域融合以及产业升级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造成估计结果的偏差性。根据现有文献的通常做法，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Ⅳ)处理内生性问题，以滞后一期的产业升级水平作为工具变量进行2SLS回归。根据表 3模型(9)，结果依旧稳健且符合预期。

(四) 中介效应分析

前文已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参与全球价值链与国内流入性区域融合对于我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那么这两个解释变量究竟通过什么机制提高产业升级能力？根据前文的理论机制分析，本文提出了上述两个解释变量会通过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以及技术效率提升来推动产业升级这一命题。为验证这一理论命题，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可能存在的传导机制进行检验。借鉴Baron and Kenny(1986)的逐步检验法，本文设定的中介检验模型见式(4)：

$ \begin{array}{l} ind{u_{ic, t}} = {\alpha _0} + {\alpha _1}gv{c_{ic, t}} + {\mu _1}{C_{ic, t}} + {\varepsilon _{ic, t}}\\ ae{r_{ic, t}} = {\beta _0} + {\beta _1}gv{c_{ic, t}} + {\mu _2}{C_{ic, t}} + {\varepsilon _{ic, t}}, t{e_{ic, t}} = {\beta _2} + {\beta _3}gv{c_{ic, t}} + {\mu _3}{C_{ic, t}} + {\varepsilon _{ic, t}} \end{array} $

(4)

$ ind{u_{ic, t}} = {\lambda _0} + {\lambda _1}gv{c_{ic, t}} + {\lambda _2}ae{r_{ic, t}} + {\mu _4}{C_{ic, t}} + {\varepsilon _{ic, t}}, ind{u_{ic, t}} = {\lambda _3} + {\lambda _4}l{r_{ic, t}} + {\lambda _5}t{e_{ic, t}} + {\mu _5}{C_{ic, t}} + {\varepsilon _{ic, t}} $

资源配置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如表 4所示，模型(1)~(3)探讨全球价值链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渠道，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产业升级、资源配置效率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在模型(3)同时加入核心变量和中介变量后，GVC和AER的系数均有所下降，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可以通过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促进了制造业产业升级。模型(4)~(6)为国内流入型融合影响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检验，模型(6)回归结果显示AER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区域融合对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效应仍有待验证。

技术效率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如表 5所示，模型(1)~(3)、模型(4)~(6)分别探讨了技术效率在全球价值链、国内流入型融合对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技术效率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在加入中介变量后，核心变量GVC以及LR的估计系数均有所下降，表明技术效率对于产业升级中介效应的存在。即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流入型区域融合通过技术效率的改善实现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事实上，两类中介效应是相互融通、相互促进的，市场主体通过参与全球化分工和区域内融合可以促进资源禀赋合理流动，在各类资源充分流动和融合作用下，最大限度的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为技术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奠定基础，在两种机制的共同影响下实现产业升级。

六、区域融合及带动的进一步探讨

前文已经对流入型融合水平与产业升级的关系做了深入分析，但实质是研究整体范围内省际间增加值流动对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缺少了省际增加值流动对区域内部产业发展更加深入的认识，无法具体描述省市间的实质联动和带动作用，对于政府制定科学合理发展政策的意义有限。本部分试图探析区域流入增加值与产业升级的带动协同关系，为各级政府制定更为准确有效的对内融合政策提供可行的事实依据。

本文运用非参数分析省际区域流入对制造业发展的带动系数：其中，indu_ict为地区i产业c年份t的实际产出水平，V_ijct为地区j对地区i在第t年的实际增加值流入融合水平。indu_ict'为已有增加值流入水平下所应该或者要求达到的地区产业发展水平(对发展水平的预测或者理想水平)，用于描述增加值流入型融合对制造业产业发展的带动水平。用实际产出水平与理想水平的差值(sti_ict)比率表示增加值流入对省域产出水平的带动系数。如果系数为正值，说明两省域之间存在带动效应。绝对值越大，带动水平越高。

$ \begin{array}{l} ind{u_{ict}} = ind{u_{ict}}^\prime + {\varepsilon _{ict}} = f\left({{V_{ijct}^{in}}, i, c, t} \right) + {\varepsilon _{ict}}\\ st{i_{ict}} = f\left({V_{ijct}^{in}, i, c, t} \right) - {\rm{exp}}(f{\left({V_{ijct}^{in}, i, c, t} \right)^\prime }) \end{array} $

(5)

为了准确识别省际增加值流入对各省制造业产业发展的带动或联动作用，需要对中国30个省份所处的产业发展地位进行分类。本文参照《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发布的省域产业竞争力进行样本划分，第一梯队(大于平均值)地区包括11个：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河南、湖北和广东，多为东部沿海地区；第二梯度包括8个：内蒙古、吉林、安徽、江西、湖南、重庆、四川、陕西；第三梯度包括11个：山西、辽宁、黑龙江、海南、广西、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表 6的结果展示了第一梯队以及第二梯队省市对于其他地区不同制造业的产业发展带动效应^①。根据产业性质的差异性，列示了纺织业、化学工业以及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区域带动结果。整体上，第一梯队省市间的经贸往来较密切，相互之间的带动性较高。作为产业竞争力较高的核心地区，能够发挥明显的核心“节点”溢出效应，特别是广东、浙江、江苏为核心的珠三角以及长三角地区的引领作用尤其明显，对周围二、三梯队省份的发展产生辐射效果。第二梯队联结了西北-华北-东北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华北地区的河北、西北地区的内蒙古、陕西之间有较强的产业联动效应，能够相互合作和带动。沿长江经济带的上游西南地区以及中游华中地区区域内部的带动作用较明显，对整个经济带的辐射能力弱于下游长三角地区。西南地区的四川和重庆除了彼此间的联动水平较高外，也辐射包括贵州、云南、广西等周边地区，作为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大门”，四川和陕西合作水平的不断深入能够为西南和西北地区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机遇。

① 篇幅受限，正文只展示了各省市增加值流入带动系数排名前五的地区，如有兴趣，可向作者索取包括具体系数的完整结果。

表 7展示了第二、三梯队省份的被带动效应以及联动效应，即产业发展条件较完善的地区可以带动周围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从该路径中可以发现省际间的带动效应受地理位置影响比较明显，内蒙古和山西的情形较相似，对其带动作用最强的省份均包括天津、上海，河北、安徽则可以实现联动发展。东北地区省份相互之间的联动效应相对有限，可以通过加强与山东、江苏的联系，通过区域间的带动效应实现产业能力的攀升；对西南地区而言，第一梯队地区的带动效应远不如区域内部的联动效应显著，因此，四川和重庆要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需要加强区域内部的合作、推进分工协作程度，区域融合是打造川渝经济圈的一条可行路径，同时需要发挥四川和重庆在西南区域内部的头部引领作用，成为对接广东、江苏等发达省份与以陕西为核心的西部地区、第三梯队省份的纽带；中部地区的湖南和江西，对其区域带动效应最强的省份为浙江、广东，而周边湖北、安徽的地理优势可以使中部地区更深层次、多产业融入到彼此发展过程中。对于福建、广西和海南而言，广东对其的经济带动可能比其他区域都要重要，广西、海南由于其地理位置和产业基础劣势，与其他区域联动效应微乎其微，导致其在融合发展过程中难以获得更多的合作机会，这就要求欠发达地区寻求与区域内的头部地区进行产业对接的潜在合作可能。西北部内陆地区多为制造业发展较落后的地区，产业基础较薄弱，城市间横向联系和分工协作还不密切，整体发展程度远不及沿海地区。甚至第一梯队各省对其发展都表现出一定带动乏力的特征，依托发达省份对西北省份的精准“扶助”效果十分有限，重庆、湖北、陕西与其联动或带动水平更高。随着陇海兰新经济带以及“一带一路”经济带的建设，会打通与关中地区、中部平原以及东部沿河的横向区域联结方式，为西部地区工业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契机。

分产业看，纺织业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区域融合发展过程中跨区融合现象不太显著，基本形成了以江苏、浙江、山东、安徽、广东、河北为核心的纵向圈层渗透模式，对江西、安徽、四川、内蒙古的带动效应比较明显。当然，随着劳动成本的上涨，纺织业向东南亚地区外移已成为趋势。中国则应根据地区发展情况，确定纺织业的定位，要结合区位、原材料资源、劳动力、产业基础等方面的优势和特色，选择差别化的错位发展战略。化学制品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区域带动、扩散效应较明显，除江苏、浙江、广东传统制造业大省外，以湖北和辽宁为核心对周边辐散效应明显，能够形成跨区域、协调带动产业升级路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作为高技术产业，对于区域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有较高要求，主要集中在广东和江苏两地，产值占全国50%以上，其次为上海、北京、山东等发达地区。由于关键技术能力缺失、相关配套设施建设不完善、高端技术人才总量短缺，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的限制，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产业却难以在欠发达地区实现带动或者联动效应。通过上述分析，技术要求较低的产业类型区域带动或者联动效应明显，可以通过省际扶助实现产业能力的提升，对于高技术产业而言，前期投资和建设的高成本、后期运营维护以及自主研发的高消耗使得区域间带动略显乏力，呈现出区域集中布局特点，需要重点突破。例如西北和东北地区，盲目追求固定资产投资显然是不适宜其发展现状的，需要挖掘区域内部的独特优势，加大区域内部分工协作的深度和广度，是形成区域内部新经济增长点的长久之计。

七、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全球投入产出表、中国30个省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探讨了地区-产业双维度下GVC分工水平以及国内区域融合发展对于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通过构建前向嵌入和后向嵌入空间权重矩阵，使用SDM计量方法进行了地区间产业升级溢出效应的检验，并解构了不同情形下的溢出机制。在此基础上从技术密集性以及地域差异两个角度展开地区-产业层面的异质性分析。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检验了资源配置效率以及技术效率对于产业升级的中介效应。最后，利用非参数分析方法进一步讨论了中国区域间产业带动的扶助路径。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通过GVC联结分工网络以及国内区域融合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后向嵌入更有利于中国产业升级的实现。表明我国各地区在全球分工中参与下游生产环节是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在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过程中，高技术制造业对产业升级的拉动效应显著优于中低技术制造业，间接说明高级生产要素升级红利要优于传统生产要素。分地区看，东部沿海地区“加工装配”定位的产业升级效应被逐渐弱化。西部地区无论在国际分工还是国内融合中，均表现为显著前向嵌入特征，虽然分工环节相对低端，但嵌入位置与该区域主导环节的契合度较高，有利于产业升级目标的达成，表明适度遵循要素禀赋优势有利于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对于国内区域融合发展而言，流入型融合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显著为正，而流出型融合则不利于正向溢出效应的释放。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区域流入型融合会通过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的提升路径来促进制造业产业升级。最后，在四大板块协同三大支撑带战略布局的基础上，分析了流入型融合对于制造业发展的带动效应，为我国区域间带动、扶助政策提供了数理支持。

政策建议：(1)在全球化背景下，要实现产业升级、取得产业发展韧性。需准确把握当下“双循环”模式的核心脉络，重点要立足内循环，不断畅通国内各区域经济活动的联动，打通需求和供给的内部良性循环。在寻求体量扩大的同时不断实现循环质量的优化，更主动、稳健地嵌入全球化体系中，逐步迈向全球价值链上游，重塑全球竞争优势。(2)要结合区域比较优势，适当加快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全球化升级，在前向嵌入升级潜力有限的情况下，识别后向嵌入需求结合高级生产要素的培育不断提高中国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分工地位。各级政府继续加大国内区域融合发展规模，激活国内区域间的市场供需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构建国内相对完整的制造业经济地理格局。(3)我国以“飞地模式”为抓手，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建设等重点发展规划作为引领，提升东北老工业区、中部经济圈、川渝经济圈、陇海兰新经济圈的产业竞争力。通过产业转移利用利益共享机制、资源整合机制来实现产业升级与经济协调发展。其次要在飞出地以及飞入地分别构建中心-腹地协同融合发展路径，由中心区域带动周围腹地落后区域进行产业升级，在此过程中要注意控制单核式发展和极化效应的产生，实行差异化发展，促进产业链延伸。将重点置于发挥中心地区的辐散、引领作用，纵横融合，保证地域间的协调发展。最后要着眼省际间的比邻发展模式，这适用于产业发展具有关联性和相似度、同步性的区域，能够有效降低合作中的交易以及磨合成本，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可以通过共同开发周边区域的优势资源，最终实现产业升级以及整体效益提升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