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GEM(2016/2017)指出全球约有1.63亿女性创办新企业，增长率远高于男性。然而，男性与女性在创业行业的选择上有较大差异。GEM(2016/2017)指出女性的创业项目在政府、医疗、教育等行业较多，IT行业较少。日本政策金融公库综合研究所(2013)指出日本女性创业者主要在个人服务、医疗服务、餐饮住宿、零售、教育等行业。中国女企业家协会等(2017)也指出我国女性企业家所在行业主要在批发零售、文化、体育娱乐和教育等。为什么女性创业者会更青睐某些行业？从机会识别角度来看，女性创业者如何有效识别机会？

女性可能为解决生存问题而创业，在男性主导的行业里会遇到更多困境(Bowen and Hisrich, 1986)，因此，女性创业者行业选择范围较窄，主要集中在门槛较低的行业(Orser et al., 2006)。从人力资本来看，经验与思维方式的性别差异会影响机会识别与新组织形成(DeTienne and Chandler, 2007)。然而，性别差异与机会识别的关系仍尚待探究。女性的创业行为是嵌入到家庭关系之中的(Aldrich and Cliff, 2003)，她们与男性创业者最大的区别是家庭因素(Ahl，2006)。

与男性相比，女性创业者需应对更大的工作与家庭角色冲突的挑战，事业发展也因此受到阻碍(中国女性企业家协会等，2017)。工作与家庭角色是否能兼得？有研究指出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平衡工作与家庭角色。女性创业者的特质、家庭和社会资源都能促进机会识别(Ahl，2006)。创业者角色能为人们提供自主权，使其更广泛、更灵活地控制生活。女性创业者可使用协同策略，充分利用工作与家庭角色的增益效应，识别机会并促进新企业形成(Powell and Eddleston, 2013)。

随着女性从家庭进入社会带来社会关系、家庭结构、工作角色等变化，社会上涌现出许多新机会、新组织、新行业(Aldrich and Cliff, 2003)。工作与家庭角色冲突是女性创业者面临的主要困境，从角色理论去探究女性创业者机会识别有助于挖掘女性创业行为的独特性。在我们可搜索到范围内，现有文献仍没有从角色冲突与增益的角度来探究女性机会识别的独特性。因此，本文通过长期跟踪一家以女性创业者主导的少儿美育企业，探讨在工作与家庭角色冲突的情境下，女性创业者如何通过角色增益识别机会。本文尝试构建角色理论视角下的女性创业者机会识别研究框架。

二、文献综述 (一) 女性创业者与机会识别

机会发现观认为机会是客观存在的。外部环境、技术、先前经验等印迹过程(Mathias et al., 2015)会提升创业者的警觉性，从而促使创业者发现市场中未被发现的机会(Ardichvili et al., 2003)。从个体层面来说，创业者早期的关键经历会形成路径依赖，创业者会对某些领域特别关注(Mathias et al., 2015)。从制度层面来说，制度改革为创业者提供了机会。创业者通过发现与开发机会来匹配现有的制度(斯晓夫等，2016)。

机会构建观认为机会是创业者在实践中主观构建而成(Alvarez and Barney, 2007)。创业者嵌入外部环境，与外部环境中多主体相互作用形成众迹过程(Suddaby et al., 2015)。从个体层面来说，创业者在时间作用下通过发散途径对众多因素深入分析，形成多因素组合的模式(斯晓夫等，2016)。从制度层面来说，创业并不是制度变革的产物，而是创业者通过与制度环境互动的众迹过程，构建新机会并引发制度变革(斯晓夫等，2016；蔡莉等，2018)。

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机会发现与构建不是对立关系，并从利益相关者理论、资源基础观、学习理论等视角讨论创业者从其他主体获取信息与资源，通过互动学习识别机会的机制(斯晓夫等，2016；蔡莉等，2018)。女性在创业过程中，不仅充任创业者角色，还有可能充任母亲、女儿、媳妇等多重角色。多重角色的充任也是创业者获取信息、资源、社会资本、积极情感的重要途径(Grzywacz et al., 2007)。

现有的机会识别理论尚未解释女性创业者机会识别的独特性。家庭角色是影响男性与女性创业活动差异的主要因素(Ahl，2006)。关注家庭角色的动态变化对女性创业者机会识别的影响，有助于拓展对现有女性创业者机会识别过程的解释(Aldrich and Cliff, 2003)。工作与家庭角色之间存在着对抗的张力，女性创业者在平衡两者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现或构建独特的机会。因此，对创业者微观角色交互作用的探究，能够为机会识别研究提供崭新视角。

(二) 工作与家庭角色冲突

角色冲突可能源于对不同角色期待的冲突(Turner，2002)，体现在不同角色间产生的不可调和的时间、行为和压力的冲突(Greenhaus and Beutell, 1985)。工作与家庭角色冲突客观存在，无论“工作干扰家庭”还是“家庭干扰工作”都会带来负面影响。男性与女性创业者都面临着角色冲突，但冲突性质并不完全一样，男性创业者面临更多的家庭角色对工作角色造成的冲突，女性创业者则面临更多的工作角色对家庭角色造成的冲突(田莉、朱雨晴，2017)。女性工作时间越长、创业绩效不佳等情况都会加剧冲突(Grzywacz and Marks, 2000；田莉、朱雨晴，2017)。可以说，女性创业者面临更大的角色冲突，导致她们认为角色冲突是其进一步发展的阻碍。

(三) 工作与家庭角色增益

角色增益是指个体参与某一角色活动获得的资源能够提升其参与其他角色活动的整体效能(Greenhuas and Powell, 2006)。女性对多重角色的投入与整合有利于提高其管理能力。复杂工作会对领导力提升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又能应用于亲子互动。因此，在工作角色或家庭角色上的投入都有助于提升另一个角色的表现。角色边界的灵活性和渗透性是角色增益的基础(Ashforth et al., 2000)。下文尝试从内在的角色内容和外在的角色期待的角度分析平衡工作与家庭角色冲突可能产生的增益效益。

对工作与家庭角色内容产生共情。角色理论认为在角色充任中，共情是匹配个体行为与他人期待的基础能力(Biddle，1986)。如果个体拥有相近的背景或经常与某个角色互动，将更能准确地扮演该角色。研究指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产生共情(颜志强、苏彦捷，2018)。女性创业者在工作与家庭角色之间的充任有助于理解这两个角色的内容。角色内容共情所带来的情绪和需求的感知会促使女性创业者更容易识别机会。

同时满足工作与家庭角色期望。角色理论认为当个体充任某个角色时，对自身和他人的行动都具有一定的期待(Biddle，1986)。期待被认为是角色内容的首要因素，主要包括规范、信仰和偏好。个体通过实践逐渐掌握如何扮演某个角色，并逐渐理解他人对其行为的期待(Biddle，1986；Turner，1990)。角色内容和角色期待在个体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产生并随之变化(戈夫曼，2008)。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的家庭角色期待较高，工作角色期待较低。当代价值主流越来越崇尚男女平等，对男女都有工作和家庭角色期待，尽管女性仍被期待承担更多的家务和育儿任务(杨国枢，2008)。当角色期待未被满足时，个体会产生负向情绪溢出；而角色期待被满足时，个体会产生正向情绪溢出(田莉、朱雨晴，2017)。角色期待满足带来的正面效应会促使女性创业者再识别新机会。角色期待未被满足带来的负面效应会促使女性创业者寻找解决办法，创造性地构建新机会。

因此，本文尝试从角色内容和角色期待的角度，探讨角色增益对女性创业者识别机会的影响。下文首先阐述选择案例研究方法的依据、数据收集和关键构念的提炼。然后，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和与理论对话提出本文命题。最后，总结结论并提出不足和展望。

三、研究方法 (一) 案例研究方法的选用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从研究问题来说，在角色冲突情境下角色增益对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作用，这一问题仍处于理论探索阶段，适合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斯晓夫等，2015)。而机会识别具有时间性，创业者可能会不断迭代初始机会(Suddaby et al., 2015)。案例分析有助于呈现过程。当概念、特征、理论体系仍处于探索阶段，只有置于具体案例情境下的分析，才能把相关研究推向更深入的层面。

案例研究的目的是发展理论而不是检验理论，因而本文采用理论抽样的方法。本文选取了少儿美育企业DDX为研究对象。DDX的创业团队与加盟商多数是育儿女性。她们都面临着角色冲突，选择教育行业能缓解工作与家庭角色冲突，发挥角色增益效应，这与研究问题高度相符。并且DDX在同类的企业中表现突出，具有典型性特征。

DDX创立于2013年。创业者A(已下简称A)曾创立过贸易公司，成为母亲后因需要兼顾工作与育儿，便选择了育儿相关的行业，创立了DDX。DDX改良传统的美术培训，把MBA课程融入美术教育，开展“新生代教育”。2014年底，DDX共有10家直营店。在缓慢成长期，DDX开设众筹店、特许加盟以及与地产商合作开店等“店铺+X”模式，吸引全职妈妈加盟店铺，构建“女性轻松创业”业务。靠人员扩张、跑马圈地实现广种薄收。2016年底店铺增至70余家，但因快速扩张，DDX出现资金短缺、发展停滞等问题。A认识到“女性创业不可能轻松”，因此削减直营店，并加强课程体系的研发与加盟店的管理，打造扶持女性创业的平台。2017年，DDX从发展停滞期进入快速成长期。到2018年12月，DDX在全国的加盟店达100余家，其中90%以上的加盟商为女性，累计学员约5万名(表 1)。

(二) 数据收集

本文的数据来源包括：半结构式访谈(F1)；非正式信息获取渠道(F2)，例如朋友圈、微信聊天记录等；企业官网、公众号上的公开信息、企业提供的内部资料(S1)；媒体报道(S2)；文献资料(S3)；参与式观察(F1)。总共获得资料文本约27.5万字。本文通过多样化的数据来源保证数据的相互补充和交叉验证，提高案例的信度和效度。本团队共进行了5次面对面半结构访谈。为了加深对访谈获得的信息理解，本团队也进行了参与式观察, 多次参与加盟商招商活动和培训项目(表 2)。

(三) 关键构念识别与描述

研究成员共同对多种来源的证据进行分析，以提高研究的信度。首先所有成员对案例资料统一整理和分析，并根据研究问题对涉及的相关构念进行界定。然后，对资料进行编码(表 3)，并详细分析文本内容。当发现原有理论中未提及的变量间的关系时，研究成员从新发现的理论视角再次与文献对话，得出新变量间的关系，最终提出相关命题。

四、案例分析

部分女性创业者为了自由地照顾孩子而选择创业(Noseleit，2014)。然而，创业的不确定性使她们更难以有自由时间。女性创业者维持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必然与家庭活动所需要的产生竞争(田莉、秦剑，2013)。本案例中的女性创业者均面临工作与家庭角色冲突。但是，她们将角色冲突视为创业的一部分，通过角色增益来缓和角色冲突，满足工作与家庭角色期待。

角色增益指个体参与工作或家庭角色活动所获得的积极情感、效能感、信息、资源会在角色之间流动，从而提高两个角色的表现(Greenhuas and Powell, 2006)。DDX的女性创业者体会到在传统性与现代性交融时代下工作与家庭角色冲突，反思工作与家庭角色内容与角色期待，发现与构建教育行业的机会，同时通过角色增益提升工作与家庭角色的整体效能。

(一) 角色内容共情与机会发现

机会发现是创业者通过积极搜寻活动，为市场需求寻求新解决方案或为已有供给方案寻求新需求的过程(蔡莉等，2018)。在角色冲突的情境下，女性创业者在不同角色之间的充任会增强对工作与家庭角色冲突的感知与理解，认识到同时实现不同角色内容的困难，因此，女性创业者更有可能产生解决冲突的诉求，更容易发现某些男性难以觉察的机会。

创始团队寻找项目时曾商议过咖啡厅、服装等低门槛机会，但最终选择了教育行业。当时大儿子才2岁的A“希望寻找一份能兼顾家庭和孩子的事业”。在与妈妈们的交流中，她感受到妈妈对孩子教育的重视和焦虑，结合贸易创业的经验，提出“美育是国家的一个痛点，因为我做贸易那么多年，中国的设计师实在是太烂了…所以我说不如做美术吧”这一想法。A通过工作与家庭角色内容共情发现了少儿美育是个可持续发展的机会，但传统美术教育难以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我们经过13、14年创业实践，那我也是家长，你说让一个孩子去向老师学习画画有多像，不是的，在这个时代不需要了…我会觉得有很多工具可以缩短学技巧的时间，但是有什么东西是学不到的呢？我觉得是创造力。”于是A提出了基于全球化视野的创造力培养，逐步取消了书法、素描等在美术教育行业中较为热门的课程，并推出了基于美育和CEO相结合的ARTCEO课程。收到反馈后，DDX进一步打造发现世界课程，提出中国基因、世界公民的美育理念，设计了新生代教育课程体系。

DDX的女性创业者为了缓和工作与家庭角色冲突，选择了“鱼和熊掌可兼得”的教育行业。她们既感知到作为母亲角色的育儿痛点和望子成龙的焦虑，又认识到业界对美育人才的需求，所以机敏地发现区别于传统美术技法教育的机会，即加入全球化与创造力的美育，发现了现有市场未被满足的需求。

(二) 角色期待与机会构建

女性在家庭角色中被赋予培育下一代的期待。当工作培养的能力能改善女性的育儿行为时，工作角色会更容易被接受。从事教育行业带来的育儿知识与技能有助于满足家庭角色期待。对孩子教育情况的了解也是对客户需求的精准把握，有助于满足工作角色期待。可见，同时对工作与家庭角色期待满足有助于女性创业者匹配合适的机会。

A深感女性对孩子教育的重要性，并希望能帮助全职妈妈进入社会。“因为在中国一般是女性管家…父母有错误的格物致知，那孩子能有正确的格物致知吗…我至少先令到女性强大。”“不与社会、不与人接触的母亲，怎么给孩子人生观？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就是言传身教，是榜样教育。”她们在开发新生代教育机会时，感悟到当今社会对妈妈教育角色期待不仅是高质量陪伴，还需要提升能力。因此，她们开始探索如何帮助“妇女轻松创业”。一开始，她们尝试“店铺+X”模式，但均未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在快速成长过程中，A也深感工作与家庭角色冲突，体会到创业的艰辛，因此否定了“女性轻松创业”。“女性创业是会碰到很多很多阻碍的”，“我生第二个孩子时，是DDX最困难的时候…生完孩子，麻醉药都还没有退的那一刻，我都要看一下公司是怎么样的”。由此，A领悟到“女性创业不可能轻松”，决定构建新机会。

后来A发现大部分加盟店业绩都好于直营店。“这个行业交给职业经理人，真的不一定好，因为他们对孩子没有经验，这也是我为什么决定把直营店全部转掉。因为直营店都是园长在管，加盟店都是妈妈在管。”在参与式观察中，研究者了解到多数女性加盟商“加盟DDX的原因是孩子在DDX学习”，“会让孩子先体验产品给反馈”。一个加盟商说“我以前是做建筑行业的生意，有了小孩之后不可能经常晚上出去应酬，很难兼顾家庭”，加盟DDX后，觉得“自身的工作对家庭也是很好的”。A在与加盟商的交流中，更坚信DDX能为育儿女性提供一个门槛相对低的机会，她们的加盟也能给DDX带来更好的发展。因此，A决定全面采用加盟店的形式，构建帮助女性创业的平台。

一边是现代社会“巾帼不让须眉”的角色期待，一边是传统社会“女主内”的文化认知，我国女性受制于多重角色期望的约束(吴炳德等，2017)。但中国女性既为创新经济注入新力量，又推动着社会秩序的变革。如何协调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关系是女性在创业过程中的主要困境。基于对女性工作与家庭角色期待的深刻理解，DDX的女性创业者构建了帮助女性创业的机会。她们并不是由某个早期关键事件发现了机会(斯晓夫等，2016)，而是在对工作与家庭角色冲突的感知、创业挫折的反思、女性加盟商的沟通交流等众迹过程中，逐步构建机会，为女性搭建同时满足工作与家庭角色期待的创业平台。

五、讨论及命题提出

为什么女性创业有明显的行业特征？本文尝试从角色理论的角度去探究女性创业者机会识别的影响因素。本文基于单案例纵向研究，在工作与家庭角色冲突的情境下，将角色增益分为角色内容共情和角色期待满足，深入探究女性创业者识别机会过程。

机会发现观视角下，警觉性影响机会识别。个体乐观与创新的特质、社会网络和先前知识都会影响创业者的警觉性(Ardichvili et al., 2003)。本文发现女性创业者在角色冲突的感知和角色充任中，通过角色内容共情也会提升创业者的警觉性。首先，情绪共情指对他人情绪的情绪性反应，可以理解为产生和扮演其他角色而带来的相似情绪体验(陈武英等，2014)。从情绪共情的角度来看，如果工作与家庭角色在时间、行为、压力上的冲突越大，女性创业者对两个角色内容所带来的情绪感知越深切，便越能感知到同时执行两个角色内容的困难。这种由角色冲突带来的消极情绪感知促使女性创业者尝试去平衡冲突，从而提升警觉性，如案例的A所说“希望寻找一份能兼顾家庭和孩子的事业”。其次，认知共情指理解他人情绪状态产生的原因(陈武英等，2014)。从认知共情的角度来看，女性创业者在工作与家庭角色充任过程中，逐渐熟知角色内容，理解角色冲突带来的负面情绪的原因，理解执行角色内容的困难。案例中女性创业者能理解现代妈妈的育儿焦虑。对如何能更好地同时执行工作与家庭角色内容的认知和隐性知识能提升女性创业者的警觉性。

最后，创业者的社会关系、工作经验和兴趣爱好等在创业者身上留下印迹，影响创业者机会识别的能力(Mathias et al., 2015；斯晓夫等，2016)。对充任两种角色而产生的焦虑、困惑等内在感知也会在女性创业者身上留下印迹。这些角色内容共情的印迹会逐渐地提高她们的警觉性。虽然角色内容共情容易带来消极情绪，但也会促使她们发现可能存在的未被满足的需求。因此，本文提出命题1。

命题1：在角色冲突情境下，女性创业者越能对工作与家庭的角色内容共情，越有利于在特定行业中发现机会。

机会产生的来源存在多种路径。构建观认为机会产生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Alvarez and Barney, 2007)，由创业者、市场、客户等因素综合作用下主观导向的众迹过程(斯晓夫等，2016)。本文从角色理论的角度，认为个体在充任不同角色的过程中，能够通过换位思考来理解不同角色的期待，并通过对市场需求感知和意义构建，克服社会、文化等制度束缚，引领机会与制度的共同演进。

拟剧理论指出，人在社会中的行为是一种角色扮演，由剧本、导演、观众、其他演员和自身的扮演所共同决定的(戈夫曼，2008)。一方面，角色由社会位置与身份带来的规范和要求所规定。另一方面，角色也随着扮演者与观众、其他演员等互动产生变化。当充任工作与家庭角色时，女性创业者会面临时间、压力和行为上的冲突，还感知到期待冲突。这导致部分女性陷入“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困境。当今社会对女性的期待既有“全心全意照顾孩子的妈妈角色”，又有“经济独立的职业女性角色”。这恰恰体现了传统性与现代性价值的冲突(杨国枢，2008)。案例中的女性创业者提到“在传统男主外女主内家庭成长的我，从小被教育要努力洗碗拖地晾衣服才能成为别人的好老婆…长大后，与DDX的妈妈合伙人们决心创立一个给妈妈创业成长的平台。只有男女同步成长，家族才会进步幸福。”她们感知到角色期待的冲突，并尝试去突破。现有的客观环境中并没有解决方法。女性创业者需要站在时代舞台的大背景下，在执行角色内容、满足不同角色期待过程中，从自身和他人角色去换位思考，创造解决方法。由于角色冲突不仅是时间上的不可调和，也可能是社会价值观上的冲突，因此更需要女性创业者在与利益相关者、社会环境互动过程中重构建对女性工作与家庭角色的意义，构建机会并开发新服务或新产品来满足这些角色期待。因此，本文提出命题2。

命题2：在角色冲突情境下，女性创业者越能对工作与家庭角色期待满足，越有利于在特定行业中构建机会。

六、贡献及未来展望

较多研究认为女性创业具有不利性(Bowen and Hisrich, 1986)。但也有研究开始关注女性创业者的优势，认为不同的性别特征能发挥不同优势(Hmieleski and Sheppard, 2018)，例如性别对机会识别存在差异(DeTienne and Chandler, 2007)。以女性创业者视角来重新定义企业家精神，将“创业作为积极的经济活动”重新定义为“社会变革活动”，有助于拓展创业理论和研究的边界(Byrne et al., 2018)。本文通过对一家女性创业企业的分析，探究在角色冲突的情境下角色增益对女性创业者机会识别过程的作用机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一定的贡献。

(一) 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

在理论上，首先，本文立足于家庭角色嵌入的特征，运用角色理论，从角色冲突与增益视角来探讨女性创业者机会识别的影响要素。区别于机会识别的现有研究成果，本文从角色内容共情和角色期待满足的崭新角度，探究工作与家庭角色增益所带来的情绪、知识和认知等影响机会识别的过程。尽管不少研究指出工作与家庭角色冲突是制约女性发展的最大困境，但是本文发现女性创业者可通过角色增益去识别机会。本文结论解释了“女性创业者具有一定的行业特征”等现象，在理论上丰富了女性创业研究。

其次，本文从角色理论的角度，通过对机会识别过程的详尽分析，探究了影响机会发现与构建的要因，丰富了现有的机会理论。现有研究强调了创业者的警觉性、利益相关者互动带来的信息、资源对机会识别的作用(蔡莉等，2018)，本文则从角色理论的角度，通过探究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角色微观管理对机会识别的作用机理，提出角色内容共情与角色期待满足分别对机会发现与构建的作用，丰富了机会理论研究。

最后，本文发现在机会识别的过程中，工作与家庭角色增益作用能促进两个角色的表现，缓和女性创业者的工作与家庭角色冲突，丰富了角色增益理论。现有研究多把角色冲突作为角色增益的对立面进行研究。本文发现在角色冲突情境下，女性创业者能通过角色整合来获得角色增益效益。学者对工作与家庭增益过程的发生机理仍存在一定的争议。Grzywacz et al.(2007)从社会系统角度解释了在不同子系统(工作、家庭)中资源的获取、消耗与增加能促进整个系统的增益。Greenhuas and Powell(2006)从工具型增益与情感型增益梳理了角色a对角色b产生增益作用的机理。本文从角色内容共情与角色期待满足两个方面分析角色增益对角色冲突的缓解作用和增益机理。通过对在创业过程中工作与家庭角色相互作用的分析，发现女性创业者可以在角色冲突中发现和构建适合女性的机会。本文将角色增益拓展到机会识别理论，丰富了角色增益的研究领域。

在实践上，本文为女性创业者带来一定的启发。第一，通过充分发挥角色增益作用，角色冲突也可能对创业产生积极作用。有研究指出女性创业是为了更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庭角色冲突(Noseleit，2014)，也有研究指出工作与家庭角色冲突与平衡问题始终约束着女性的行为与决策(Tigineh and Ven, 2018等)。本文进一步提出角色冲突会促使女性创业者去思考选择合适的机会来解决问题。女性创业者应立足于自身优势，通过对工作与家庭角色内容、角色期待的综合分析，充分发挥角色增益效应。第二，灵活地管理多重角色。角色冲突可能会带来消极情绪，但是女性创业者可通过对角色内容共情，尤其是消极情绪的感知与理解，识别独特的机会。第三，创造性地开发能同时满足多种角色期待的产品或服务。角色冲突可能来源于对角色期待的冲突。女性创业者可从同时满足工作与家庭角色期待等角度构建有利于平衡工作与家庭角色冲突的产品或服务。

(二) 不足与展望

本文也存在不足。首先，本文仅选取了具有角色冲突和角色增益等明显特征的教育行业中的案例来进行探究，具有典型性；但受到案例企业数量和调研过程中的局限，抽象归纳出的理论深度和效度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其次，本文尝试从内在的角色内容和外在的角色期待的角度来探讨其对机会识别的影响机制。本文对这两者的关系、对机会识别的影响程度等仍没有深入讨论。未来需要结合角色在创业过程中的动态发展关系，进一步探究角色模糊、角色显著等作用下角色增益对机会识别作用机理。最后，本文仅是一项探索性研究，命题的普适性和解释力仍难免有所不足，还需在未来开展更为充分的大样本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