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以创造社会价值和解决社会问题为使命的社会创业活动在世界各国广泛兴起，逐步成为一种解决市场失灵及政府失灵问题的创新模式(Bojica et al., 2018)。然而，由于兼顾经济利益与社会价值，多数社会创业企业面临“外部资源难以获取、内部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陷入了发展困境(Stephan et al., 2015)。社会创业企业亟需突破资源约束、实现生存与发展的现状迫切需要理论指导(Sanduramurthy et al., 2016; Tasavori et al., 2018; Janssen et al., 2018)。既有研究主要从社会创业的概念、特征、类型、绩效等方面展开探究(Dacin et al., 2016)，相对忽视了社会创业企业资源获取和利用的议题，因此关注社会创业如何突破资源障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创业研究领域新兴发展的重要理论，资源拼凑理论强调审视手头资源价值、利用现有资源解决问题，对资源匮乏情境下的社会创业实践具有重要启发，被认为是突破资源限制的有效途径(Baker and Nelson, 2005)。随后，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资源拼凑展开探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部分学者关注了资源拼凑的后果效应，证实资源拼凑对创业绩效、企业成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Senyard et al., 2014；Tasavori et al., 2018)。与后果效应相比，资源拼凑前置因素的研究较为分散，表明资源拼凑是一个涵盖了宏观环境、组织特征和微观个体等多个层面要素的动态过程，该过程受诸多先发条件的影响(Desa，2013；Hooi et al., 2016；Fei et al., 2019)。就社会创业而言，既有的资源拼凑前因研究涉及了创业导向(张秀娥、张坤，2018)、环境包容性、组织声誉(Desa，2013)等多种变量。总体看来，这些研究主要关注单个或少数几个因素对社会创业企业资源拼凑的影响，忽视了多重影响因素联动匹配的作用。社会创业企业资源拼凑行为是一个受多方因素协同影响的复杂过程，仅关注“自变量——因变量”之间的净效应难以有效诠释多个相关前因变量与社会创业资源拼凑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

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被认为是探索多个因素联动效应的有效方式(Ragin，2009)，其综合了传统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优点，逐渐从一种技术手段变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思想，被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广泛采用(杜运周、贾良定，2017)。因此。本文引入QCA方法，期望通过研究发现导致社会创业资源拼凑行为的不同前因条件构型，完善社会创业资源拼凑相关理论，同时为我国社会创业企业的成长实践提供决策参考。

二、文献回顾与模型构建 (一) 资源拼凑的内涵及类型

Baker and Nelson(2005)率先将“拼凑”的概念引至创业领域，提出“资源拼凑”的概念，并将其界定为“凑合利用手边资源解决问题和开发机会的过程”，旨在概述创业者如何挖掘手头资源价值开发机会。已有研究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对资源拼凑的类型展开了探究。例如，Desa(2013)基于拼凑动机将其划分为需求拼凑和构想拼凑；也有学者依据拼凑频率将其划分为并行拼凑和选择拼凑(Baker and Nelson, 2005)。相较而言，Baker and Nelson(2005)就拼凑对象将其划分为要素拼凑、市场拼凑及制度拼凑的分类方式适用于不同情境(于晓宇等，2017)。有学者认为商业创业与社会创业情境下的资源拼凑方式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创业所需资源对象具有独特性(刘振等，2019)。首先，商业创业以获利为目标能够吸引利益相关者为其提供所需要素资源，而社会创业以社会价值创造为目标往往难以获得外部要素资源的支持(Dacin et al., 2016)。其次，与商业创业追求突破、创新性的需求不同，社会创业企业通常聚焦于市场和政府所忽视的金字塔底层市场，市场机会相对有限(Bojica et al., 2018)。最后，兼顾双重目标促使社会创业企业采用创新方式解决社会问题，而创新的组织形式所造成的信息不对称使其受到公众和政府部门的质疑，外部合法性较低(Tasavori et al., 2018)。因此，本研究选用基于拼凑对象划分的资源拼凑类型，在突出社会创业独特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社会创业企业要素拼凑、市场拼凑及制度拼凑的前因组态。

(二) 资源拼凑行为的影响因素

在创业过程中，资源拼凑是连接机会发现与价值创造的纽带，涉及了手头资源识别与获取，资源利用与重构两个过程(刘振等，2019)。就前者而言，其受到外部环境和创业者个体的共同影响。一方面，社会创业双重使命使其面临包容性较低的外部环境，而外部环境资源供给与充裕程度决定了社会创业企业从外部获取资源的难易程度(Desa，2013)。另一方面，由于资源趋利性，社会创业的经济能力先天不足，而社会创业者凭借先前经验和社会网络能够准确识别并吸引外部资源，减轻因经济理性而造成的资源瓶颈(刘振等，2019)。就资源利用与重构来说，组织战略导向具有引导企业配置资源的功能，对企业利用与重构在手资源具有影响(Hooi et al., 2016)。具体而言，其一，不同于商业创业专注于高额回报的市场，社会创业市场导向认为机会存在于被政府和市场忽视的金字塔底层，将服务边缘人群作为企业价值来源(Dess and Beard, 1984)。其二，社会创业在创业导向上显现出与商业创业不同的价值创造思维，其倾向于运用更具创新性的思维深入分析社会问题，率先引入新颖有效的模式解决社会问题(Dacin et al., 2016；Hooi et al., 2016)。因此，本研究选取先前经验、社会网络、创业导向、市场导向及环境包容性五个变量，以探索影响社会创业企业资源拼凑的驱动机制问题。

先前经验。先前经验指的是创业者在以往创业或工作经历中获得的信息、知识或技能，是社会创业企业资源拼凑重要前因之一(汤淑琴等，2014)。一方面，拥有创业经验的个体能够深入理解社会创业的使命目标，进而更好地阐述和展示社会创业的愿景与使命，通过说服利益相关者进行投资以获得资源(Hockerts，2017)。另一方面，社会创业者在社会组织中工作时，能够接触到社会边缘人群，了解更多的社会问题，强化社会创业者对金字塔底层市场需求的理解，提升了创业者在解决社会问题时所必需的的知识和技能，使得资源拼凑行为更具针对性，从而降低其失败的概率(Li and Zhang, 2007)。

社会网络。社会网络指的是组织或个体之间的联结关系，被视为影响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关键因素(Littlewood and Khan, 2018)。社会网络的构建意味着创业者与较多拥有不同资源的网络成员建立了联系，为社会创业者获得多元化的重要资源提供了渠道，弥补了社会创业资源先天不足的缺陷，为企业尝试多种资源的组合提供了可能(Boso et al., 2013)。此外，社会创业者与网络成员会就现存社会问题及企业初衷展开交流，从而刺激网络成员的利他主义精神，加深成员之间资源共享意愿，同时获取网络成员的认可、支持与指导(Folmer et al., 2018)。

市场导向。社会创业市场导向体现在企业需要有效收集与现存社会问题相关的信息，进而做出相应措施以提高边缘人群的满意度(Dacin et al., 2016)。高市场导向的社会创业企业倾向于采取渐进式的发展模式(Fei et al., 2019)，以高效利用手头资源解决小规模社会问题为首要目标，促进了创业者对手头资源更深的理解与认知(Narver and Slater, 1990)。此外，高市场导向意味着社会创业企业对现存的社会问题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应变能力，擅长更迭和完善现有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进而推动企业对现有资源进行调配和重构(Fei et al., 2019)。

创业导向。创业导向塑造了企业致力创新、善于超前行动、敢于承担风险的决策风格，被认为是影响资源拼凑的重要因素之一(姚梅芳等，2018)。盈利要求使得社会创业者需要对有限资源展开创造性利用，开展符合实际的节俭式创新，这促使社会创业者采取拼凑方式对资源进行配置(Beckett，2016)。先动性突出了“即刻行动”的特征，强调创业者在识别社会问题后，快速对资源进行调配和重构，提高了资源拼凑的效率(Baker and Nelson, 2005)。风险承担性能够减小社会创业者试错时的心理压力，推动其对资源的大胆利用和不同组合，提升成员对资源拼凑的积极性(Hooi et al., 2016)。

环境包容性。描述外部环境资源充裕程度的环境包容性被视为影响社会创业企业资源拼凑的重要因素之一(Desa，2013)。据以往研究，在外部环境包容性较低的情况下，社会创业企业从外部获得标准资源时竞争激烈且成本较高，这促使企业采取资源拼凑的策略解决内部资源约束；当环境包容性很高时，社会创业企业内部拥有了较多优质资源，相比于从外界获取标准资源，对手头资源的利用更有利于愿景的实现(Desa，2013)。

联动效应。已有研究在不同情境下分别探讨了上述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Kreiser and Davis(2010)证实了环境包容性能够调节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的作用。Boso et al.(2013)研究表明社会网络调节了创业导向与市场导向交互作用对企业绩效的关系。Odorici and Presutti(2013)研究证实先前经验能够影响市场导向和创业导向。由此可知，先前经验、社会网络、市场导向、创业导向及环境包容性五个因素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

综上所述，先前经验、社会网络、市场导向、创业导向及环境包容性5个因素对驱动社会创业资源拼凑行为均存在重要影响，已有研究通过定义中介和调节变量分别将这5个变量纳入分析。然而，传统的统计分析方法往往使得自变量处于替代或累加的关系中，难以清楚阐释多个变量的等效效应(程聪、贾良定，2016)。事实上，社会创业资源拼凑行为是一个受多重因素联动作用的复杂过程，亟需采用多元、整体的视角来审视(邓巍等，2018)。鉴于此，本研究选取社会创业情境下具有代表性的5个变量，探究其对资源拼凑行为的联动效应。具体地，5个前因条件之间如何联动，如何激活社会创业企业资源拼凑行为，还需结合具体案例通过QCA方法进一步探索。本文构建如图 1所示的社会创业企业资源拼凑行为的驱动机制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方法

相较于传统统计学方法，QCA方法更适用于本文的研究问题，理由如下：其一，传统的回归方法专注于探索单个因素的“净效应”，难以诠释本研究所探讨的多因素联动关系，而QCA以“组态理论”为基础，能够通过处理多个前因的互动作用，对引致特定结果的复杂原因作出合理解释(杜运周、贾良定，2017)。其二，传统的回归方法认为变量之间存在对称关系，对非对称的因果关系难以处理，QCA允许且能够很好地处理这种关系。其三，本研究采用文本案例作为样本，难以达到传统定量研究所规定的“大样本”要求。QCA方法结果的稳健性与样本量无关，仅取决于样本的代表性。此外，QCA方法不要求对多层次变量的前因条件做特殊处理，尤其适用于本研究的跨层次探索。

QCA依据变量类型可以细分为清晰集(csQCA)、多值集(mvQCA)及模糊集(fsQCA)三种具体的操作方法。csQCA和mvQCA适用于处理类别变量，其中csQCA适用于处理二分类别变量，mvQCA聚焦于处理多分类别变量(杜运周、贾良定，2017)。fsQCA采用0与1之间的隶属分数表示因果条件发生的可能性，适用于处理程度变化问题和部分隶属问题(Ragin，2009)。本研究涉及的因果条件多为连续变量，存在程度变化及部分隶属的问题，其复杂程度难以用类别变量进行测量，而使用fsQCA能够更为充分地捕捉到变量在不同程度上的变化所带来的细微影响(Ragin，2009)。

(二) 样本与数据

本研究样本筛选遵循理论抽样原则，具体满足典型性、多样性及资料充分性三个标准。依据Marx et al.(2006)及Crilly et al.(2012)的研究，当前因条件为5个时，样本量达到13-16及以上即可清晰地区分随机数据和真实数据。基于此，本研究最终选择国内26家社会创业企业为样本，如表 1所示。

本文选用二手数据作为主要数据来源：首先，通过CNKI等数据库搜集相关文献；其次，将公开发行的专业书籍、新闻报道等纳入数据库；最后，浏览企业的官方网站、宣传报道等作为补充。通过上述资料收集方式，本研究最终构建了80余万字的文本资料库。

(三) 数据处理

鉴于研究样本为26个文本案例，本研究采用直接赋值法对其进行逐一编码打分赋值，因而不涉及校准过程。常见的赋值方法有三值赋值和四值赋值，四值赋值相较而言更为精细(王节祥，2016)，其中“1”代表完全隶属，“0.67”代表偏隶属，“0.33”代表偏不隶属，“0”代表完全不隶属。本研究的第二、四作者分别对样本进行独立编码，变量的具体赋值标准见表 2。

(四) 编码信度检验

按照两位成员对某变量的编码结果一致得1分，否则得0分的方式对编码结果的信度展开验证。基于编码数据的最高一致性得分为208分，第二、四作者初次编码的一致性实际得分为174分，一致性系数为174/208*100%=83.65%，表明编码信度较好(王节祥，2016)。针对不同的编码赋值结果，第一作者参与讨论，最终确定三方一致认可的赋值。

四、实证分析 (一) 必要条件分析

对单个前因条件是否是构成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展开分析，由表 3可知，各个单项前因条件影响社会创业企业资源拼凑行为的必要性均低于门槛值0.9，表明单个前因条件对社会创业企业资源拼凑行为的解释力度较弱，不构成必要条件(Ragin，2009)。

(二) 组态分析

在充分考虑案例的覆盖率以及降低矛盾组态的基础上，将本文的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78，案例频数阈值设置为1。运用fsQCA3.0软件，经反事实分析输出得到复杂解、中间解和简洁解。简洁解得出与结果变量高度相关的核心要素，而中间解得出与结果变量因果关系较弱的辅助要素(Ragin，2009)。表 4为五个前因要素构成的组态对要素拼凑、市场拼凑及制度拼凑行为发生的结果分析。参照Ragin(2009)的结果呈现形式，用●代表该条件存在，⊗代表该条件不存在，大圈代表该因素为核心条件，小圈代表该因素为辅助要素，空白格表示组态中该条件为无关条件。

如表 4所示，经QCA分析得出推动社会创业企业要素拼凑、市场拼凑及制度拼凑行为的组态各有1组，无论是单个路径还是总体解的一致性均高于最低门槛值0.75(Schneider and Wagemann, 2012)，说明这三组组态分别是要素拼凑、市场拼凑及制度拼凑行为的充分条件。覆盖率指标用以衡量前因组态对结果的解释程度，不存在最低门槛值(Schneider and Wagemann, 2012)。三组前因的覆盖度分别为0.3825、0.4379、0.3658，表明这三组组态分别解释了38.25%、43.79%、36.58%的样本。下文分别对三组组态展开讨论。

1.要素拼凑行为的驱动机制分析。组态1(XQJY*SHWL*~SCDX*~CYDX)表明高先前经验、高社会网络、低市场导向及低创业导向的组态能够推动社会创业企业要素拼凑行为。低市场导向和低创业导向并存的社会创业企业不投入过多资源关注市场需求和追求产品创新，而倾向于对手头资源做到“物尽其用”压低成本，以维持企业生存(Hooi et al., 2016；Fei et al., 2019)。先前经验丰富意味着社会创业者充分了解顾客偏好和市场行情，能够有针对性地对资源进行配置利用(Hockerts，2017)。社会网络丰富表明社会创业者拥有较多资源节点和信息渠道，有更大概率获取异质性资源和信息，为企业尝试各种要素资源的组合提供了可能，无形中推动了企业的创新和先动(Folmer et al., 2018)。总体而言，低市场导向与低创业导向并存直接影响企业的拼凑意向和行动，而先前经验和社会网络为采取要素拼凑提供了基础，弥补了低市场导向和低创业导向带来的弊端，共同推动社会创业者展开要素拼凑。此组态对应的典型案例为“分享收获”，低市场导向与低创业导向使其更为关注手头资源，凭借早期农场实习经验及师友的帮助，对可获得的要素资源展开节俭式创新利用，解决了企业要素资源匮乏的困境。

2.市场拼凑行为的驱动机制分析。组态2(XQJY*SHWL*SCDX*~HJBRX)意味着高先前经验、高社会网络、高市场导向及低环境包容性的组态能够推动社会创业企业市场拼凑行为。环境包容性较低时，社会创业企业难以从外部获取标准资源的支持，推动企业采取市场导向策略寻求盈利机会(Desa，2013)。不同于商业创业拥有稳定的顾客群，社会创业企业致力于开拓被忽视的领域，即通过市场拼凑方式拓展潜在消费群体(Dacin et al., 2016；Fei et al., 2019)。丰富的先前经验和社会网络会强化社会创业者开展市场拼凑的念头，将其转为实践活动。一方面，丰富的先前经验使得社会创业者有针对性地进行市场拼凑，降低其失败概率，提升创业者市场拼凑的信心(汤淑琴等，2014)。另一方面，社会网络为社会创业者提供情感和物质上的支持，极大地鼓励了其开辟新领域的激情(Boso et al., 2013)。总体而言，低环境包容性推动社会创业企业采取市场导向策略求得生存，面临市场的特殊性又促使企业萌生市场拼凑的念头。在先前经验和社会网络共同激励下，社会创业者通常会将市场拼凑的念头转为实践活动。市场拼凑的代表性案例为SHOKAY，创始人乔琬珊基于市场调研认为中高收入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市民对环保十分在意，因此，牦牛绒是值得挖掘的潜在市场。在丰富的先前经验以及利益相关者的支持鼓励下，乔琬珊成功推动了牦牛绒市场从无到有的构建。

3.制度拼凑行为的驱动机制分析。组态3(XQJY*SHWL*~SCDX*CYDX*~HJBRX)意味着高先前经验、高社会网络、低市场导向、高创业导向及低环境包容性的组态能够推动社会创业企业制度拼凑行为。社会创业企业新颖的组织形式使其通常遭受公众质疑，面临外部包容性较低的困境(Stephan et al., 2015)。此时，低市场导向与高创业导向并存的社会创业企业倾向于忽视现有的社会认知与行业规范，迅速且大胆地投入资源对产品展开创新，由此激发了制度拼凑行为的想法(Salunke et al., 2013；姚梅芳等，2018)。丰富的先前经验能为社会创业者积攒社会网络(汤淑琴等，2014)，而社会网络是获取外部合法性的关键因素(Littlewood and Khan, 2018；程松松等，2019)。一方面，社会创业者可以利用网络成员对产品进行裂变式推广，帮助企业获取认知合法性(Folmer et al., 2018)。另一方面，政府或商业企业等网络成员能够帮助企业尝试构建新的行业规范，同时，政府宣传及倾向性政策能够有效缓解大众认知(Littlewood and Khan, 2018)。总体而言，环境包容性低时，低市场导向与高创业导向并存的社会创业企业易产生制度拼凑的想法，在先前经验与社会网络的辅助下，推动制度拼凑行为。此组态的典型案例为善淘网，外部环境包容性低，高创业导向促使其引入线上线下结合的创新模式，凭借先前经验以及丰富的社会网络，最终获得了大众和利益相关者的认可，突破了传统慈善的捐赠模式。

五、结论与启示 (一) 研究结论

本文以26家社会创业企业为样本，运用QCA方法整合先前经验、社会网络、市场导向、创业导向及环境包容性5个条件因素，探讨影响社会创业企业资源拼凑的因果复杂机制。结果发现，社会创业企业不同类型的资源拼凑行为具有不同的前因组态。高先前经验、高社会网络、低市场导向、低创业导向的联动匹配能够激发社会创业企业要素拼凑行为；高先前经验、高社会网络、高市场导向、低环境包容性的联动匹配能够激发社会创业企业市场拼凑行为；高先前经验、高社会网络、低市场导向、高创业导向、低环境包容性的联动匹配能够激发社会创业企业制度拼凑行为。

(二) 理论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丰富和拓展了社会创业领域的研究成果。现有社会创业研究主要从其概念、特征、类型、绩效等方面展开，相对忽视了资源获取和利用的相关议题。本研究运用fsQCA研究方法对26家社会创业企业进行分析，揭示了社会创业情境下多要素的联动匹配对资源拼凑的作用效果，响应了“社会创业情境下，资源拼凑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的呼吁(Tasavori et al., 2018)。(2)补充和深化了资源拼凑理论研究。现有研究较多关注资源拼凑的后果效应，对其影响因素的探讨较为匮乏。本研究基于fsQCA方法对不同类型的资源拼凑前因组态进行探讨，证实了要素拼凑、市场拼凑及制度拼凑具有不同的驱动机制，对于晓宇等(2017)提出的“关注资源拼凑分类研究，探索其内在机理”进行了回应。

(三) 实践启示

本研究结论对社会创业企业具有以下实践启示：其一，树立资源拼凑思维。社会创业者应转变一味获取标准资源的想法，敢于打破手边被忽视资源的原始属性，对资源展开创造性的利用以把握转瞬即逝的创业机会。其二，注重先前经验积累和社会网络构建。社会创业者应多积累实践经验以提高对资源的敏感度，同时维持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帮助其获取外部信息和支持，为资源拼凑做好准备。

(四) 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本文关注了社会创业企业资源拼凑的前因组态，未来可以探究不同类型资源拼凑行为的联动匹配对社会创业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二是限于研究目标，本文基于社会创业企业样本得出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其他情境还有待进一步检验，未来可以搜集商业创业或其他类型的案例资料作为研究样本展开分析。